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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日本战后借助日美同盟得以快速发展，美国则企图通过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增强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但是，在和平发展的国际新形势下，以武力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崇拜强者——追随强者——争做强者，这似乎是日本人思维的固有模式。发动二战时的德国十分强大，这个一战时曾经的宣战对象国成了日本的同党，一起成为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二战结束前，美国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老大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战后又对日本实施了占领。但美国是战后日本最依靠的盟友，日本依靠日美同盟得以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中国实力的快速增强，使得亚洲出现了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这种局面对于近代以来没有现在也不愿意在中国面前认输的日本当权者，选择的是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紧张，不仅反映了美国更加忌惮中国的强大，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心理。

日美同盟建立之初，美国的意图主要是为其冷战服务。一方面在东亚把日本作为前沿以抗衡苏联和中国，另一方面为其掠夺各国的资源打开通道。日本听命于美国，对内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又把建立美日军事同盟视为亚洲政策的基石，为此实行在政治上、经济上扶助日本的政策。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日本的经济产值在1950年便超过100亿美元而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1970年更超过2000亿美元。因此，日本当局和相当多国民对打败自己并得到其扶植的美国，怀有仇恨、敬畏、感激的复杂情结。

然而，作为二战时期日本的敌对国家，美国对日本的强大并非出于真心，因为珍珠港的惨痛教训美国是不会忘记的。看到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放弃发展军事而全力发展经济并取得显著成果时，美国一些政治家也有一些怨言。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尼克松回顾了自己1953年以副总统身份访问日本时的讲话：“美国在二战后以宪法的规定限制日本的防务开支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当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心中的敌人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中国等，日本不仅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马前卒。尼克松的想法是希望日本更多地发展一些军备，以减轻自己在东亚过多投人的压力。而且，日本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正逐渐变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人不高兴了。尼克松下面这段话更能说明问题：“日本不愿重建军备是由于战败的创伤所致，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同情他们。但这种不情愿又是一种借口，使他们能在享有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又无需承担军事超级大国的责任。这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人不愿重建军备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靠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确使日本能舒舒服服地将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经济建设，现在同我们进行经济竞争，且在某些领域的竞争中超过了我们。”尼克松接着威胁道：“除非日本切实履行它作为大国的义务，否则它便无望得到真正的安全。”这些言论清楚地暴露了此后美国助推日本恢复军事强国的政策核心之所在。

1951年9月8日，包括日本在内的48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和约”或“旧金山和平条约”），这是大部分同盟国成员与轴心国成员之一的日本所签订的和平条约。由于签订这份合约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所以这是一份片面的对日合约，是为美国的国际战略服务的。该和约主要是为了解决战败国日本的战后地位问题与厘清战争责任所衍生的国际法律问题。按照和约的内容，同盟国长达七年军事占领日本的状态从形式上结束了。

就在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5小时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国代表D.G.艾奇逊在旧金山美国陆军第六军司令部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此条约不仅构成了规定日本从属于美国的法律依据，而且使美国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条约由前言和5条正文组成。其要点是：美国有权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驻扎陆海空军；根据日本政府的请求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发生的暴动和骚乱；美军驻扎条件由两国间的行政协定另行规定。1952年2月28日，日美两国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3条规定，在东京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详细规定了驻日美军的地位及特权。这份协定的内容包括：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承认美国使用、管理和保卫这些基地及设施的权利；美国军人及其家属犯罪，日本无审判权；日本每年向美国支付1.55亿美元的防卫经费等。

在岸信介这个亲美反华的首相任内强行通过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受到日本人民的反对。而日美当局不顾高涨的反对声浪，于1960年1月19日又在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了新的安全条约，全称为“日美相互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有：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使用军事基地；日美两国将通过“有效的自助和互助”，“维持并发展他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日本领土上，日美任何一方遭受武装攻击时，双方将“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日本人民为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行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加阶层之广泛，在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

1972年5月美国把冲绳归还日本，该条约让给日本的还包括中国的钓鱼岛。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外公开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此举进一步表明了美日同盟的针对性。

美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可以让人们看到两个基本的意义：第一，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究，把日本当作了反共反华的炮灰，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第二，日本依靠强大的美国发展壮大自己，其目的是为了重现昔日的辉煌，恢复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地位。美日两国沆瀣一气企图在东亚地区称霸的意图尽人皆知。但是，新的国际秩序正在逐渐建立，中国快速崛起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企图依靠日美同盟阻挡中国的发展，甚至以武力称霸亚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提要：日本为其成员的G7的作用正在下降，而中国在包括G20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发言权不断扩大，这一态势也将对中日两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较量产生重大的影响。

日本是个国土面积较小的岛国，国内资源贫乏，能源和矿产资源等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经济又受到严重破坏，1950年其工业产值仅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4%。但是，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于1952年和1955年就已分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55到1973年是日本经济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其经济发展的速度显著高于同时期美国与西欧各国。到六十年代末，日本就已经成为除美国和苏联之外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七十年代末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国际环境看：第一，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时期，世界市场上的石油，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产量激增，供应充足，且价格低廉，这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原料条件；第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工业也迫切要求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各种机器设备，使日本的工业产品有了广阔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日本利用其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暇东顾之机，其经济势力首先占领东南亚市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大其世界市场；第三，战后初期美国的给予的大量扶植，其间各种形式的“援助”和“贷款”成了日本发展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加上美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中的需要，对日本的军事订货骤增，这对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积累了资金；第四，战后适逢世界性第三次科技革命，日本工业设备虽在战时受到破坏或已十分陈旧，但战后积极引进欧美先进技术，迅速更新设备，从而可以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日本经济能够顺利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条件。首先，日本原有经济基础较强，战前其经济发展速度就高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日本一贯重视人材开发，重视教育，充分发挥本国拥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素质高的人材资源优势，以及工资较欧美国家为低的优势，使其产品质量高、成本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第三，日本发挥其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优势，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重大动力。尤其利用岛国位置和太平洋沿岸的优良港湾，填海造陆，新建大型工业基地，挖筑深水港，广建专业码头，使大型油轮、矿料专用船等能长驱直人，为以低运费从国外大量运人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提供了方便条件，这对日本这个加工贸易型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一般认为，日本人民生活勤俭，储蓄率极高，为国家经济发展积累了资金，也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第五，战后日本军费开支少（仅占其财政支出的不到1%），有利于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发展经济。此外，战后初期，日本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历届政府对科学管理经济的重视，各项开发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公共设施的修建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日本自觉已经成为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并加人了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产生于二十世纪70年代后半期，是西方七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的机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与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是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其次，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西方阵营内部美日欧“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关注国际经济事务上。发达国家认为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共同面对各种危机，解决面临的政治经济等诸多课题。例如，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政治风波以后，G7巴黎会议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统一行动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

1994年7月俄罗斯正式加人该组织，改称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简称G8。近几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除讨论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成为会议的议题。不过，G8经过20年的和平相处，却因乌克兰发生的变故而重回到G7的老路。2014年3月12日，美国白宫发表由七国集团成员领导人共同签字的声明，称即将在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举行的全民公投没有“法律效力”，七国领导人将不承认公投结果。2014年6月4日，七国集团（G7）在布鲁塞尔开会，17年来首次把俄罗斯排除在外，不让普京参加会谈，以此报复克里米亚人俄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动荡局面中的角色。今后是G7还是G8，这尚需观察事态的后续发展。

对日本而言，G7是其抬高国际身价和借以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当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引发的东海危机严重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日本也借助G7来施加政治影响。2014年6月4日，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撺掇下，西方七国集团（G7）领导人发表声明，表示“对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深感关切，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不过这种表态让日本多少有些失望。日本本来希望通过G7牵制中国，但此时西方的注意力正放在乌克兰。G7声明多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话，日本并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关于声明中提及东海、南海问题，西方只有极少数媒体做了简短报道。法国媒体称，声明没有提及任何具体国家，只是呼吁各国根据国际法解决主权声索冲突问题。

其实，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7的作用正在下降。1999年6月，G7的财长们在德国科隆提出创立20国集团（G20）的建议，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20国集团由所谓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和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一个实体欧盟组成。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为40亿。20国集团属于非正式论坛，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对话，并通过对话，为有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合作并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而且还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中国在包括G20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发言权不断扩大。此种形式的发展变化，也将对中日两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较量产生重大的影响。

提要：战后依靠美国得以发展的日本，在经济最为繁荣的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美国说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又借助于美日同盟对中国说不。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是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器产业雄霸全球。相反，美国沦为了世界最大债务国。这令美国的经济界人士和政治家们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一些人提出要向日本学习，另一些人则嚷着要对日实施贸易制裁，迫使日本开放市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在1989年推出了在全世界颇有影响的一本书——《可以说不的日本》。该书的核心意思就是要向美国老大说“不”。

二战结束前，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失败。战后美国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是给日本提供了政治上的提携、军事上的保护、经济上的帮助。几十年后日本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很快发展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强国。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羽翼丰满的日本对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地位日益不满。日本不会忘记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更不会甘愿永远做美国的马前卒。正如《可以说不的日本》一书中表明的那样，日本应该在包括经济和外交的各个领域提高自主地位，尤其是相对美国的自主地位。石原慎太郎在书中指出：日本已从战后事事依从美国的小弟弟，变成可跟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强国，日本掌握最尖端的半导体和物理技术，可左右军备发展，日本应善用这张牌向美国说不。

日本之所以要对美国说不，是要成为不依附于美国的“正常国家”。日本的另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就是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小泽在书中提出，在冷战结束后，日本只有“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才有出路”，真正的国际国家就是成为“正常国家”。而成为“正常国家”，就要“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做出国际贡献”。小泽的雄心很大：“日本与欧洲、美国并立，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小泽的设想就是通过联合国，使日本成为可以像英、美、法那样向海外派遣军队，参与国际冲突的“正常国家”。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对美国说不，在所谓正常国家的路上走得很远了。政治上，早在6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了“过渡到政治大国”的口号。进人80年代后，日本便着手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创造条件。1982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同时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提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1987年日本政府又宣称“我们必须发挥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作用，日本不要辜负世界的期望”。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在多元化世界格局中，不失时机地跻身于几个政治大国之列，以提高其自身的国际地位，使之从经济大国发展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开创“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使日本成为支配世界的强者之一。军事上，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就积极扩充军事力量。1987年1月24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废除1976年三木内阁制定的军费开支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日本突破宪法规定不能向国外派兵的限制，向波斯湾派出扫雷艇，后来又派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防务上，日本正由“专守防卫”向“海外防卫”转变，武器装备质量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2014年，日本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和“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还跃跃欲试地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经济上，日本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日本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改变过去只与美国发展经济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转而立足亚太，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希望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经济圈。

然而，面临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日本开始惊呼“中国威胁论”。多数日本人还是认为，没有美国的撑腰日本很难成为真正的强国。同时，美国也十分需要在亚洲有日本这样的角色来牵制和遏制中国。在中国经济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和日本更是需要紧紧地抱在一起。于是，日本人又对中国说“不”了。

2006年第一次任首相时打破常规到中国寻求缓和中日关系的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后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极端强硬态度。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日本人的这种转变，就是最早对美国说不的石原慎太郎一反常态地在美国宣布购买钓鱼岛，此后日本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并使事态不断升级。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为了迎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之后，为了与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相呼应，日本又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进行挑衅。而当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站出来为日本打气加油，第一次由总统出面宣布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显而易见，美日在亚太地区强化美日同盟，沆瀣一气对中国说不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遏制。

日本为什么依靠美国对中国说“不”呢？1960年代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苣尔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在《日本人》一书中说：只有正确了解了日本的过去，才可能准确地预测日本的未来。日本选择“盟友”，实际上是要以该外国为支点，日本作为杠杆，撬动一个日本单独无法撼动的“重量”。很显然，这里说的“盟友”是美国，而那个无法撼动的“重量”就是中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战后日本依靠美国得以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最为繁荣的时候开始对美国说不，二十一世纪初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日本又借助于美日同盟对中国说不。但是，日本一些人可能打错了算盘。因为中国的发展强大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代和二战时期的中国。中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轻易撼动的。地处亚洲的日本，要想得到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安宁，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只有与世界人民为善，与中国人民为伴，才能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

提要：“南京大屠杀”是铁的历史事实，是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今天，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已经成为衡量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标准之一。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事件，就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中国的首都南京后，指挥攻打南京的“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庆功会上狂呼：“陆军大元帅陛下万岁”！随后，占领南京的日军对南京城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南京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日军将所俘的中国军民按性别、年龄分类，凡疑为军人的青壮年男子用绳索、布条捆绑以来，进行集体枪决，或用刀刺、砍头、活埋等方式进行疯狂残杀。对妇女不管是老人、中青年还是儿童，则禽兽般地对其进行凌辱和摧残。此时，日本国内一片欢腾，人们纷纷上街庆祝，标语、彩带、号外漫天飞舞，日本国内民众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实施着的暴行，人们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挂起的“祝南京陷落”的大标语下，举行了灯笼游行，京都议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战胜祝贺文”。

时至今日，因为秉持的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还存在着广泛不同的观点。尤其是日本部分极右分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200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部分这样写道：“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认定，日军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资料上有很多疑点，事实究竟如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有关争论至今仍在继续。”这样对下一代误导的危害作用非常之大。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死伤人数的部分，在日本有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等各种说法。一些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上纠缠，其目的是要混淆概念，最终达到否定的目的。中国政府和学界坚持采信30万的遇难人数，这是国民政府在战后军事法庭的相关审判中提供的。早在战后进行的国际审判中，远东国际法庭就认定被杀害者为二十万人以上。在《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判决书中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人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2014年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发表演讲时，专门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指出：“7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人中国南京市，制造了屠杀30多万中国军民的惨绝人寰的血案。”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妄称：“在第三国提及日本的历史并做出如此发言，令人极为遗憾。”菅义伟就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表述是：“不否认旧日本军在南京进行的杀伤及掠夺行为，但关于死难者人数存在各种意见，日本政府未予断定。”这也代表了当今日本政府的官方态度。对于中国来说，30万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大于统计意义。这个数字在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造成深切苦难的象征。在中国警惕日本右翼美化战争和否认侵略的背景下，来自日本的对这一数字的质疑，就会被中方理解为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认，从而激起中国人的愤怒。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如果安倍真心想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他就不应该去靖国神社，而应该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重申：“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定论。日本国内极少数人试图抹杀、掩盖、歪曲这段历史，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

在中日关系处于极度对立的时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 年2月以立法形式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公祭仪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

“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众多罪行之一，但这是一块“试金石”，可以用来判定日本是否对战争罪行有了真正反省；这也是一根历史的“标尺”，可以用来衡量中日是否能够真诚友好。今天，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标准之一。

提要：重庆和广岛的记忆，应该成为中日两国追求世代友好和人类和平的精神财富。因为这关系到对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历史认识问题，也是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能否真正友好的重大问题。

重庆——中国西部的重镇，今天已经成为全国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这个现代化的特大城市，也见证着七十年前那场战争的惨烈。从1938年春到1943年夏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本企图通过对重庆的轰炸，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动摇国民党抗战军心，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轰炸中，日军对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中枢机关及市街、学校、商店、居民住宅进行长时间、无区别的狂轰滥炸。据统计，在此期间日机空袭重庆的次数为218次，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下炸弹共21593枚，炸死炸伤市民两万多人，财产损失难以统计。重庆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遭受日军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城市。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8月6日上午8时15分，美国的一家轰炸机在广岛市中心的上空投下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瞬间死亡十几万人、城市化为灰烬，许多原子弹幸存者战后几十年一直在后遗症的痛苦中煎熬。几天后，日本天皇发表广播讲话，宣布“终战”。

几十年过去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中心建成了“和平公园”。习习微风佛来，无数只鸽子围着市民飞舞、觅食，相处得十分和谐。和平公园中央有一团恒久燃烧的火焰，它象征着对和平的希冀，直到世界真正实现和平之日才会熄灭。透过袅袅燃烧的火焰，看到的是用白灰色花岗石刻制的原子弹死亡者“慰灵碑”，碑上用日文刻着一行寓意深刻而略显含混的碑文：“安息吧，因为错误不会重复了”。这里的“错误”一词不知是指日本发动战争的错误，还是美国投下原子弹的错误，或者兼而有之。

1986年10月23日，重庆和广岛两个战争受害城市缔结成了友好城市。在友好城市的交往过程中，所有来自重庆的访问者都会被安排到和平公园为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凭吊。在“原爆资料纪念馆”看到核战争带给人类的惨状和恐怖情形后，每个人都会受到一次难得的战争与和平的教育，都会更加切身感到和平的珍贵。然而，来到重庆的广岛使者和其他日本朋友，没有机会完整地了解重庆大轰炸的真相，没有机会接受如此重要的战争与和平的教育。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重庆至今没有“大轰炸纪念馆”，也没有“抗日战争死难者纪念碑”。只是在重庆市中心的磁器街上有一处大轰炸时留下的防空洞遗址，那是一个规模极小而十分简陋的纪念地。这里曾发生了日军大轰炸时造成大量市民伤亡的“十八梯隧道惨案”。一位叫铃木元的日本学者在其所著《国际协力的时代》一书中写到参观重庆防空洞遗址后的感想：“日本自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持续五十年单方面进行对中国侵略的军事行动，……凡日军所到之处，几乎找不到一个家庭没有远近亲人成为牺牲者。这种分量不是一百年就能轻易消除的”。

当然，广岛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的确值得同情，广岛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也可以得到理解和尊重。正如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所指出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战后几十年里，广岛以“国际和平城市”为建市目标，向全世界呼吁和平，反对发展核武器，这种努力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宣传原子弹的可怖、宣传和平的珍贵，这是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都不会反对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首先认识到另一个事实，就是日本当时的统治者和军国主义者是致使更多人遭受战争惨祸的加害者。只有对加害者进行鞭挞、深切痛恨，才能聚集反对战争的力量，才能维护和创造恒久的和平。原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指出：“仅仅对自己的被害加以绝对化和美化，这样的‘广岛’是根本不会被中国所接收的。……（广岛）还需要打开胸襟直率地反省自己的原罪。”在日本，一些仍然抱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和右倾学者，极力美化和否定侵略战争，致使当今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罪行了解得并不完整，对“重庆大轰炸”的历史事实更是知之甚少。“重庆大轰炸”之所以在日本被遗忘，原因之一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判决。东京审判的起诉书上没有提到日军的轰炸行为，虽然其附属文件当中提到了南京和广东有很多平民在空袭中死亡，但是规模最大的“重庆大轰炸”却根本没有提到。但谁都无法否认，“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众多罪行中的重要事件，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伤害非常之深。如果日本不能正视这些历史，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只能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两国关系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

战争结束六十年后的2005年6月18日，是重庆直辖8周年纪念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设有一个《抗战岁月》展厅，它用一系列照片和图画，真实再现了60多年前重庆抗战岁月中的血火洗礼。展厅的核心部分的重庆大轰炸半景画由两幅画构成，一边是未遭轰炸前宁静的重庆夜色，另一边则是重庆大轰炸之后19条街道被毁，41条街道烧成火海的悲惨场景。坐在展览厅内的动感座椅上，凄厉的警报声会如实地响起，只见报警灯笼升起，人群开始奔逃。日机的轰鸣声，航空炸弹的剧烈爆炸声随之而来，安装了低频振动器的动感座椅，能够精确地随飞机、轰炸、房屋倒塌、大火燃烧等场景同步震动，观众在座椅上同步感受到大地震动和气浪冲击。半景画之后是一个狭窄的隧道，隧道里主要陈列的是重庆大轰炸群雕，它再现了1941年6月5日，在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的惊世大惨案。该雕塑作品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被称为“生死之门”的部分，一扇木制的栅栏门，无数的人头欲从中挣扎而出。那些扭曲的身体、绝望的眼神、挣扎的姿态，撕裂人心。

在广岛市政府大楼的市民厅里，有一幅巨大的中国画，画面上一只巨鸟从熊熊燃烧的烈火中腾起，整幅画的色调以红色为主，十分抢眼。这幅作品名为《凤凰涅槃》，是八十年代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赠送给广岛市的，作者是著名的画家黄永玉先生。王震战争时期是中国抗日军队的指挥官，和平时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对战争与和平有着深切的感受。同样经历过战争岁月的黄永玉先生的作品自然深刻领会并出神反映了王震将军的意图。这幅寓意深刻的作品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示广岛从原子弹爆炸的烈火中从新崛起，获得新生，成为著名的“国际和平城市”；二是暗喻“玩火者必自焚”，以表达对战争发动者的憎恨。广岛市政大楼旁边的市议会大楼进厅的整面墙上，也有一幅巨大的中国画，这幅画与《凤凰涅磐》风格迥异，色调以淡雅的青绿为主，画面上无数涓涓细流汇成一条大江，缓缓流向远方。这幅画取名《源远流长》，是重庆已故著名画家杨鸿坤先生为纪念重庆市与广岛市结为友好城市而创作的。这幅寓意中日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的画作，不仅倾注了一个老画家几十年艺术生涯的精湛技艺和对近邻日本人民的深情厚意，更代表重庆人民寄望今后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友好下去。

在广岛看到的出自中国人笔下的两幅巨画，正是中日关系的形象写照，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凤凰涅磐》和《源远流长》正好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象征和缩影，反映出的是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希冀友好的良好愿望。重庆和广岛的记忆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写真，更应该成为中日两国追求世代友好和人类和平的精神财富。时至战争结束七十年后的今天，对历史的认识问题，特别是对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认识问题，仍然是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能否真正友好的重大问题。

提要：靖国神社问题关系到日本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问题，不能以两国民族不同的“生死观”来加以解释。这个问题不解决，两国间就随时有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

2013年12月26日，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履行上任时的承诺参拜了靖国神社。在这一次担任首相前，他对自己六年前担任首相时没有亲自去靖国神社参拜表示很遗憾。他的前任小泉纯一郎在五年半的首相任内，共六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2006年第一次接任小泉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为了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在其一年的任期内没有去靖国神社。“后悔”了六年之后，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陷于更加严重的困难时期，他却执意进行了参拜，使得中日关系进一步陷于恶化。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关系到对日本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

关于“神社”，日本的权威辞书《广辞苑》解释为：“把神代的神，或者死去的皇室祖先以及对国家有功之人作为神来祭祀的地方”。日本有大小8万多个神社，而靖国神社与一般神社不同的是，这里专门祭祀死在战场上的军人，具有独特的地位。“靖国”，即“镇护国家”之意。靖国神社里供奉有明治维新以来约250万军人的亡灵，大多是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侵略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其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因此，说到神社必然联系到生死之事。

中国人非常看重“生”和“死”的意义。在《论语》先进篇中，弟子子路问孔子死是怎么一回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生的事情都没有弄懂，怎么知道死是什么。“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司马迁的名言。中国人的观念中这种对生与死的轻重之分，其实质是对一个人活着时人生意义的考量。“生”得有意义，死后才值得人们纪念。所谓“盖棺定论”，就是在人死的时候对其活着时的一生作出结论性的评价，确定其是“好人”或“坏人”。南宋宰相秦桧害死爱国将军岳飞，成了世人唾弃的奸贼的代表人物，而岳飞则以英雄的形象为后人世代颂扬。在中国，能够象神佛一样供奉在庙子里的只有孔子、关羽、张飞、岳飞等极少数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题写的碑文中写道：“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他对英雄刘胡兰的题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也就是说，中国人非常看重人生的意义和死的意义。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死观。

而日本人有着与中国不同的生死观。在武士作为领导地位的时代，日本就传承着一种精神：“以死谢罪”。武士道的要义“就是要知道死的事”。日本传统观念认为“过于执著于生是丑恶的”，因而一旦遇到大的挫折或名誉受到污损时，他们就以死来收拾事态、解脱罪责。死者用死来表明他们竭尽了自己的责任，或祈求人们结束对自己罪责的追究。日本民族意识中本来就缺少绝对正义观，加上神道教文化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好人”或“坏人”，人死了都是“神”或者“佛”。亦如小泉纯一郎所说：“恨罪不恨人”。在日本，许多历史上作恶多端的反面人物，目前也会祭祀在神社里。比如：日本有专门祭奠“稀世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另外，象安土桃山时代的“强盗将军”石川五右卫门、世人憎恨的江户时期的“高家”（幕府时期的一种官职）吉良义央、奈良时期的朝政叛逆僧人道镜等，在日本一些地方都作为神来供奉。许多日本人希望死后能够将自己的灵位供在神社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生死观其核心意义在于人要敢于去死，因为死可以赎罪，还可以成佛、成神，所以不要怕死。

小泉纯一郎在国会回答在野党代表质询其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时，竟然强硬地表示：“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追悼战死者的心情。以什么方式进行追悼，别国不应该干涉。不明白对全体战死者表达敬意和感谢之诚有什么不对”。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对参拜的理由表示：“为在战场中死去的、包括其他国家的所有英灵祈求昊福”。并称此举作为国家首脑并无不妥。而针对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与中韩各国关系的提问，安倍称其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并没有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的意图”。他还诡辩道，战后日本多位首相曾在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也成功建立了与中韩各国的关系，因此他也将寻找机会向相关国家的首脑“做出说明”。

但是，中国等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受害国家的人民绝对无法理解的是，把侵略战争中的甲级战犯供奉在神社里，而且作为国家代表的首相和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的国会议员前往参拜。而且，日本人也不应该以所谓生死观去理解这件事。因为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战犯的战争罪行不仅导致了几千万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失去生命，也使日本普通百姓饱受战争之苦，并有数百万日本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是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

今后两国关系也许会出现各种情况的变化，也许会时常出现冷暖变化。因为两国关系中许多客观存在的矛盾和民族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就是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一大障碍。因为这个问题里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因素：有民族传统观念的问题，有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也有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现实问题。尽管两国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死观，但这并不能掩饰一部分日本人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错误。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两国间就随时有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

提要：美日等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必然会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加以遏制。钓鱼岛问题事关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钓鱼岛之争随时可能成为两国纷争甚至爆发冲突的诱因。

钓鱼岛列岛共有8个大小不等的小岛，统称为钓鱼岛，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通常把这些岛屿称为钓鱼台、日本称为“尖阁列岛”。

中国从明朝初期开始，包括明、清两朝均将钓鱼诸岛划为本国的海防管辖范围之内。研究日本问题的台湾学者何思慎的研究表明：远在15世纪初的明朝时所著《顺风相送》一书中，就首度出现“钓鱼屿”一词。而日本著名的海防论者林子平早在1785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中也将“钓鱼台列屿”明确标明属中国领土。1885年后，当时的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没有作出答复。1891年和1893年，冲绳县知事又两次以管理水产、建设航标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将钓鱼岛等岛划归冲绳县管辖，仍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双方实力发生变化，清政府战败。日本内阁在1895年1月21日的会议上正式批准了冲绳县知事管辖钓鱼岛等岛的要求。日本侵吞了钓鱼岛后，日本人古贺辰四郎于1897年招募了一些季节性工人前往，在岛上建码头、修水库、试行农耕、设立鲣鱼罐头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钓鱼岛上就无人居住了。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窃据自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福摩萨（台湾）和澎湖列岛，都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又宣布：“《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贯彻。”据此，钓鱼岛等岛自然在“必须归还”之列。但是，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了琉球群岛，并于1951年9月8日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钓鱼岛一带海域发现石油后，美国开始在钓鱼岛问题上明里暗里偏袒日本。1970年9月10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声明，表示按照1969年11月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的协商，于1972年将西南群岛（含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等岛）的行政权归还日本。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中国政府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决定对钓鱼岛问题予以搁置，双方同意留给后人解决。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张香山在《日本学刊》上发表《中日复交谈判回顾》一文，披露了谈判时的对话内容。据张香山回忆，田中在谈判结束前说：“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钓鱼岛’的态度如何？”周总理回答道：“这个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周总理指出：“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见此，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周总理补充道：“以后再说。”田中也表示：“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就这样，双方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

在之后中日两国进行的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向中方明确提出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致使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最后邓小平提出相信后代比我们更聪明，表示钓鱼岛问题可留日后慢慢解决。直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才得以签订。邓小平在日本向所有的记者表示：“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就这样，钓鱼岛主权争议再次搁置起来。

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把钓鱼岛问题称之为中日两国间的“麻烦”事之一。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领土与主权，难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处理不好，则随时可能成为两国间产生现实冲突的导火索。事实上，许多年来由钓鱼岛之争引起的事端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新旧世纪之交，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出现危机，以前搁置的争议问题也浮出水面。

1996年10月15日，日本外相声称日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并否认曾和中国达成任何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协定。2003年1月1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已经与“拥有尖阁诸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了正式租借合同。2006年新年伊始，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对日本国内使用的高中地理教科书进行修改，要求更加明确地标明钓鱼岛属于日本。

2012年4月16日，日本右翼政治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宣称：东京都将购买“尖阁列岛”。石原进而表示在中央政府与土地“所有者”的租借合同期满后东京都政府即能获得“尖阁列岛”所有权。4月27日下午石原慎太郎宣布，为了筹措购买“尖阁列岛”的资金，东京都政府今日正式开设一个募捐银行账号，呼吁日本民众捐款支持东京都购岛计划。7月8日，执政的民主党党首、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政府将出面“购买”钓鱼岛，最快9月底完成对钓鱼岛的“国有化”。7月24日，日本启动钓鱼岛“国有化”程序。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24日举行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上称“已与美国国务院希拉里确认，“尖阁列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今后一旦“尖阁列岛”发生什么事情，美日将可联合进行应对。”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于9月11日上午举行内阁会议，最终通过了从2012年度国家预算中支出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的决议，正式将三岛“收归国有”。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有化”的消息一出，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强烈回应：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主权。中方表示“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决不让步！”紧接着，中方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钓鱼岛的所有权，警告日方“悬崖勒马”。之后，中国方面采取了一些列的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对东海领空、领海及防空识别区划定区域的巡逻等。日本也加强空中和海上力量予以应对。双方陷人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危险境地。至此，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关系倒退至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未有的冷冻状态。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石原慎太郎是以反美著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此次风波的起源来自石原高调宣布购买钓鱼岛，而他宣布购岛的地点却是在美国；二、时间上来看，出现此次危机正值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进行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时期；三、日本政府态度强硬，事态不断升级，而日本舆论和国民却反常地保持一种沉默甚至附和；四、美国除国务卿等高官外，奥巴马总统也表态反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且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作这样的表态。对这几点稍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日本的支持，甚至有可能是幕后操纵者；二是日本从上到下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不友好甚至敌对。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崛起具有的深深忧虑感，以及他们希望通过挑起事端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

中国走向强大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其意志是坚定的。同样，美日等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必然会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加以遏制。因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所引发的危机，只是矛盾冲突的一个事件。不管这次危机最终如何收场，钓鱼岛问题终究是事关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颗埋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定时炸弹，随时有被引爆的可能。特别是在两国政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钓鱼岛之争就有可能成为两国纷争甚至爆发冲突的诱因。

提要：日本人的“嫌中”是基于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和对中国发展的担心，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则来自于被侵略历史的深刻教训。能否消除这种情绪，也是能否实现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

其实“反日”与“嫌中”这两个词都是来自于日本，前者表示中国国民反对日本或对日本人的反感，后者表示日本国民对中国人的反感。两国国民何以有反感呢？看看历史就知道。

日本从甲午战争开始就侵略中国，尤其是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罪行，造成中国军民伤亡几千万、经济损失不计其数。关链是日本政府和一些日本人缺乏对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的深刻反省，反而对中国的发展予以指责，妄图加以遏制。日本领导人反复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将中日间有争议的钓鱼岛“国有化”，这些举动自然使中国人的感情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以至于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愈发高涨。

而日本人的“嫌中”情绪又来自哪里呢？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让不久前还强于中国的日本人心理有了一种不平衡感以及对未来的危机感。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关战争认识的问题。十年前日本国内销量最大且具有保守色彩的《读卖新闻》曾以《“爱国”教育催生的反日民族主义》为题发表社论称，中国国内的反日情感高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中国政府借1995年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爱国团结”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活动”，当时媒体大量报道旧日本军队的侵略及残忍暴行，并以此将“反日”作为爱国教育的基调。社论还尖刻地指出，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缓解国内矛盾”。《读卖新闻》的这个论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想法。此外，由于日本对中国日用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依赖程度很大，而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出现的问题让日本人颇为担心和不满，加上日本人担心中国的环境问题对日本产生了不良影响。由此，日本人的“嫌中”情绪不断扩大。

关于两国国民感情问题，各种所谓的民调难辨真伪。虽然很难说出其中哪个最为权威，但参考以下数据似可以管窥一斑。

关于中国国民的情况：英国BBC在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4月28日询问了全世界24个国家的24542名受访者，调查发现，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负面和正面看法分别为90%和5%。而日本共同社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66%的中国人表示“将不购买日本产品”，95%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反日情绪高涨”。

关于日本国民方面，以2012年到2014年这三年的民调为参考：2012年，美联社和德国的民调机构GFK发表了对10000名日本人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八成四的日本人心目中对中国人持反感的态度，其中年轻人所占比例更高。2013年，日本内阁发布了关于日本外交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0.7%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创下自1978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2014年，日本《读卖新闻》与韩国《朝鲜日报》进行了一项民意舆论调查，据《读卖新闻》报道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受访者中82%的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军事威胁。

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化方面的相互融合度极高。然而这些并不能代替两国之间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许多不安定因素和潜在的危机并没有消除，包括战争认识问题、领土问题、资源问题等等。不言而喻，过去那场战争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战争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好，就会加深国民间的不信任，甚至对立和仇视。日本的政治家究竟是如何看待过去那场战争的，日本普通国民又是如何看待那场战争的，日本国民和政治家到底怎样认识当前的现实，包括如何看待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亚洲地区形势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对战争的看法，中日两国国民有着不同的心态。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日本人对历史认识的总体状况并不乐观。当今许多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加害于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巨大灾害既不完全知晓，更无切身体会。他们认为日本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祸，而战争已成过去，所以今天的日本人不应背上历史之罪的重负。日本的政治家和政府缺乏真诚的反省态度，一些右翼分子一直在进行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鼓动和宣传，部分学者、媒体进行着不负责任的错误引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就战争问题表态时竟然说：“可以让历史学家去决定历史”，“日本没有必要再为过去的战争行为道歉”。安倍的这种心态其实反映了相当部分日本人的历史观。

在中国，曾遭受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历史，以及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刻骨铭心，他们不可能忘记。中国人民认为要追求发展、渴望和平，就希望日本真诚反省历史。特别是在国家快速崛起的今天，更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问题上退让，也决不能容忍否认历史甚至为侵略罪行翻案的举动。如果说日本人的“嫌中”情绪是基于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和对中国发展的现实担心的话，那么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则是来自于对被侵略历史灾难的深刻教训。而能否消除现实存在的所谓“反日”和“嫌中”情绪，也是能否真正实现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

提要：世界格局正处于调整过程之中，但中日互为邻国的现状和中国实现强国的“中国梦”的趋势是不会变的。希望日本与中国一道创造和平发展的东亚新格局。

中日关系在世界格局中是一个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两国自身利益，也牵动着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神经。中日关系究竟如何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的调整直接相关，中日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两国政治关系由“热”变“凉”，由“凉”变“冷”，又由“冷”转“暖”，再由“暖”到“冰冻”。这反映出后冷战时期世界形势的变化给中日两国关系带来的不稳定性。有专家指出，中国和日本处于东西方阵营的东亚边缘地带，是东亚冷战的交汇处，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敏感性。而两国的近代史经历以及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冷战思维的影响，中日两国在世界格局调整过程中所处的角色，决定了调整过程的艰难性。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全方位交流，为两国带来的是文化的深度交融和经济的高度融合。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而近代以后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优秀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设备、优质的汽车家电产品、众多的影视作品以及经久不衰的动漫游戏等等，已经源源不断地大量涌人到中国。在经济方面，中日贸易额已达三千多亿美元。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直接投资国，同时又是中国政府间资金合作的主要伙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仅为1400万美元。截至2006年12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590亿美元，约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9%左右。中日在生产领域分工合作进展也非常迅速，这种进展不仅体现于数量上的变化，也体现于质量上的变化。80年代以加工贸易为主，90年代开始向电器、电子和机械行业发展，之后又扩展到信息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中日经济关系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但是，中日两国不是生活在真空，两国关系纵向来看受到历史和发展两个因素的影响，横向来看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别关系的制约。这两年，中日之间除中国赴日进行一般观光的游客外人员往来骤减，许多文化交流项目中断，经济方面的投资与合作项目大量搁浅，双边贸易额在2011年达到历史高峰以后，近年连续出现下降。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二是受到两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就国际环境而言，美国依旧以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领跑，依然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由于近几年美国卷人多场战争和面临经济下滑，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显现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发展很快。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世界9%，综合国力极大提高，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话语权越来越大。由此，美国为了继续维持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必须把更多的重心用来对付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为此提出了“重返亚太”的口号。如此一来，亚太地区就成了矛盾集中的地区，而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大的亚洲两强——中国和日本便成了漩涡的中心。

就中日两国关系而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合作非常深人和广泛，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原则问题所指为何？主要是两点：第一是历史问题，第二是领土主权问题。在处理战后问题的《开罗宣言》中对这两个问题都有明确规定：对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的定性问题，宣言中写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宣言对领土问题的表述是“（自近代以来）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近年来，日本政府以钓鱼岛“国有化”挑起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的争端，日本首相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进而又接连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最终达到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是中国方面所坚决反对的原则问题。日本方面此时采取这些行动，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企图通过协助美国完成重返亚太战略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美国研究中日关系和东亚问题的著名学者本·塞尔夫直言不讳地说过：“现在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只有中国能与美国对抗”。显而易见，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要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向世界施加霸权，日本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振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令日本十分不安，也令美国心存忧虑。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这是因为，如果日本经济实力下降，那么，军事和经济两方面实力都在增强的中国就会单方面扩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美国要掌握和控制亚太事务主导权，就需要日美同盟关系的支撑。回顾过去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冷战时期中美对抗，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七十年代初尼克松总统访华改善中美关系，结果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这几年中美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矛盾，则美日同盟得到强化，中日关系也出现倒退。由此可见，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起到的连动作用十分明显。

说到底，问题的根本是：中国要强大，美国不愿意，日本很担心。这就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中日关系。但是，第一，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不会动，破坏两国关系的任何举动都不能改变这种双边关系的现状；第二，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的趋势不会变，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的方向不会改变。所以，希望日本方面认清形势，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争取与中国一道创造和平发展的东亚新格局。

提要：在中日关系中，既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消极因素，又有着能够友好合作的积极因素。关键是如何努力化解矛盾和排除消极因素的影响，使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时期的总理周恩来曾经用“两千年友好，五十年战争”来概括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从总体上审视历史，此话不无道理。因为从两千多年前日本就开始与中国交往，由此开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之路。直到1894年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开端，中日两国成为战争对象，而这种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就是所谓的两千年与五十年的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之间从来就没有友好过，日本一直是从中国获取，甚至是用武力的手段强取豪夺。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应该容许各种观点的存在，也可以展开争论。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教会我们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分析判断历史问题。

千百年来，日本广泛而全面汲取了中国文化的养分。日本与中国的这种交流，带来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中华文化对日本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怀有无限的敬仰之情，对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羡慕不已。以至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企图通过战胜中国以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希望以征服中国、超越中国来获得民族意识深处的快感。一个多世纪前，日本开始对华扩张，通过甲午战争掠夺了中国的领土和银子，进而在七十多年前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制造出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空前灾难。这段灾难的历史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的是难以忘却的记忆，至今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设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当然，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开展了充分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因此而得到了更多的发展与进步。这就是历史，就是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史。

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我们对双方关系得到的总体印象亦充满矛盾：一方面两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世代传承；另一方面残酷的侵略战争给人们留下的是深重的灾难和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痕。战争不仅是对人类物质上的毁灭，也是对人类心灵的重创。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不仅在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在日本人民心里留下了难以挥去的阴影。在人类社会已经进人到新的世纪之际，在历史的伤痛仍然时时在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时候，人们应该深思的是中日两个亚洲强国应该如何面向未来。

而现实的情况是，中日两国间却麻烦不断。日本领导人和政治家时常参拜供奉有二战时期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连续审定通过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日本将本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实施“国有化”而引发了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剑拔弩张；日本借日美同盟关系把涉及中国主权的领土领海纳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畴……以上情况一件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在世界经济强国纷纷陷人经济发展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独树一帜，呈现出快速崛起的态势。这种态势一方面增强了中国人洗刷被侵略历史耻辱的自信，另一方面也致使一些日本人心理失衡。而近年来日本民族主义和右倾化的抬头，不断对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产生刺激作用，更加激起中国国民对日反感情绪的不断上升。

有一本书，书名叫作《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该书认为“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的确，中日能不能友好相处，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观点，没有理由去强加给任何人一定要怎么想、怎么做。但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必须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做出理性和睿智的决策，而不能为情感所驱动。我们没有必要去找理由，但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中日两国关系中所存在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由此去寻找一种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在中日两国的关系中，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深层次的矛盾或消极因素：

1.中国和日本是同处东亚的两个大国。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正在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正变得愈加明显；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正极力寻求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国，争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然而，这样两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在民族特质方面都有着极大的不同。这必然导致两国在国际问题的价值取向和国别关系上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性。

2.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性比较突出。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的经济体，又处在同一地域，其经济竞争性是难免的。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中日两个经济大国间在产品市场的占领上、在科学技术的研发上、在能源和原料的争夺上都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利害关系。这些矛盾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不仅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两国在经济领域里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甚至可能变得愈发难以调和。如果处理不好，这种矛盾就会成为两国关系的破坏性因素。

3.历史认识问题根深蒂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留下的创伤是很难抹去的。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对战争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算，日本一些国民和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还存在错误的认识，这对两国关系来说是极大的隐患。近些年中国的快速崛起，而日本经济却长期疲软无力，这一方面激发着中国人的极大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强意识，另一方面也刺激着一些日本人的敏感神经，导致右倾政治势力不断抬头，国民民族主义思潮日趋高扬。在此情况下，日本的一些右倾的政治家必然会为了迎合国内政治风潮，做出一些刺激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国民之间的不信任乃至民族间的仇恨情绪，就有可能更趋深沉。

4.两国关系时时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当今世界，旧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可变因素还很多。中日关系在国际关系处于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必定受其影响。特别是中美关系、日美关系对中日关系起着极大的连带作用。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存在意识形态差异、经济利害关系、地区利益冲突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就日美关系而言，日本需要依靠美日同盟来为其国家安全与发展保驾护航，美国则需要日本在亚太地区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在此复杂的关系中，中日两国间当然存在许多潜在的对立因素。

除此之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中日关系的材料还有很多，例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贸易摩擦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从发展和辩证的角度看问题，矛盾的存在是绝对的，而矛盾也是会因为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一些主要矛盾可能会变成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同时，不能排除有些矛盾在一定的情况下得到化解，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两国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也是很正常的。既然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使矛盾走向发展和激化，而应该去努力化解矛盾、破解难题。

二、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其中有一些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因素。对此，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有效利用。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发生着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各国人民更加珍惜和平的生活。越是经济发展，人们越是希冀和平安宁的生活，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中国一直宣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仅中国发展的目的是要和平富强，而且中国发展的过程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日本人民对战争也有切身之痛，更尝到了战后和平发展的甜头。和平力量的上升，就是阻止战争的最强力量。此外，随着中国的发展，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将趋于平衡。平衡的结果就是各种区域合作逐渐形成，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在2014年APEC峰会上中国提出的“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构想，也将在亚太各国之间形成和平发展的积极力量。尽管地区性的局部冲突依然存在，但国与国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纷争很难再依靠武力简单解决问题。

2.中国和日本有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化上有许多相似性。特别是经过邦交正常化以后四十多年的友好交往，使两国人民之间具有了相当的文化认同感。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中日两国老一代友好人士，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执着地发展两国关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经验教训。因此，两国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具有特殊的睿智和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这是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特有的优势，是中美、中欧交往中所没有的。

3.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经过战后双方的经济贸易合作，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四十多年中日双方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两国间形成了难以割断的经济联系和互利共赢的局面。中日经济合作的成果已经渗透到了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使两国人民得到实惠。这将继续成为推动两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动力。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以及旅游客源，对日本来说仍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日本在科技创新、社会管理、环境治理以及高质量的产品，对中国也具有较大的优势。作为两个邻近的经济强国之间所具有的这种互补关系，也是其他国家很难取而代之的。

4.中日两国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两国共同加人的众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使许多问题可以在一定的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得到解决。和平对话、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已是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共识。一个国家想要无视国际社会而各行其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等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崛起，必将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将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之间发展关系，既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消极因素，又有着能够友好合作的积极因素。关链是如何尽量把消极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努力排除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使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面对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杞人忧天似的叫喊“中国威胁论”于事无补。对日本而言，没有赢得中国对过去战争的原谅，就不可能真正与中国和平相处，对日本的发展甚至生存也并非有利。日本是地处自然灾害频繁的岛国，是严重缺乏能源和资源的国家，经济结构上具有极大的对外依赖性。一些极端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曾经以军国主义法西斯的侵略手段企图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妄想用战胜中国来得到生存的满足。这在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已经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在今天世界人民渴求和平发展的年代，更是不可能实现。对中国而言，只要日本能够真诚反省过去的罪行，以实际行动致力于中日友好，中国人民当然会做到与邻为伴、与邻为善。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惨祸，但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国自古就有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的宽阔胸襟，更有化解矛盾、为我所用的智慧和能力。一个和平的亚洲，一个合作友好中日两国关系，对中国和日本都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