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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新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他为新中国与战后日本发展友好交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杰出的领导人，也是新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后依然重视对日工作，领导并直接参与了新中国与战后日本之间发展关系直至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整个过程。

1953年9月，在会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周恩来表达了对战后中日关系的总体认识，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他还说：“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有广阔的前途。”周恩来总理的话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政府对日本人民的善意和诚意，表明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出发点就是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是对中日关系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估计，周恩来总理就以他的远见卓识，勾画出了中日关系“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发展蓝图。

夏衍在外交部成立时原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后改任为文化部副部长，他在198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记述：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长达50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日本政府也办不到。夏衍的这段表述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的实际状况，也是对周恩来对日政策的诠释。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直接在一线从事中日民间交往工作的是廖承志。廖承志是与孙中山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廖仲恺之子，出生在日本东京并在早稻田大学上过学，精通日语。廖承志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在日本都有极深的渊源。日本创价学会和日本公明党与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为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与中国几代领导人有过较深的交往。当池田大作称赞廖承志是“披荆斩棘”开拓中日友好的人士时，廖承志回答说：“我不过是周恩来总理手下的一个卒子。”的确，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日工作几乎所有重要事项，都可以看到周恩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950年夏，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应邀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此行以后最终实现了先后共计21批35000名日侨回到日本。作为交换条件，日方也先后送回了3000具战争时期被强征到日本做苦力的劳工的遗骨。这期间中国还宽大处理并提前释放了417名在押日本战犯，使其回国与家人团聚。中国方面一系列的善举，在日本及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与日方谈判，积累了对日谈判的经验，建立起了中日间进行沟通的渠道。这是新中国与战后日本关系史上的第一件大事，而此事正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完成的。

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是：批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反华不承认中国的政策，同时发展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以民间关系推动官方关系向前发展。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撒除人为的障碍，打开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的关系大大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在此期间，周恩来参与的对日外交活动相当频繁，为对日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54年国庆节前夕，日本两个超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来北京访问。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代表团，并就中日关系当前存在的问题发表谈话。重申了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方针，并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成为以后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指导方针。周恩来的谈话要点包含了以下几点：日本可以拥有用于自卫的军备，但不是美国指挥下的军队；中日两国人民要加强友好来往，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妨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对美对台关系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中日关系的根本原则。这次谈话对日本客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给议员代表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周总理和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举行了一次会谈。这是中日政府代表团在国际场合上首次进行官方接触。

1955年7月，以松山树子为团长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华访问。松山是日本版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制作者和扮演者。7月25日，周总理会见了松山一行，并且还特意请来了中国歌舞剧《白毛女》中白毛女的扮演者王昆和电影《白毛女》中白毛女的扮演者田华。三位“白毛女”共聚一堂，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5年11月9日，由前首相片山哲、总评议长藤田藤太郎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片山哲是作为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访问中国的。这次访问受到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会见了片山哲先生一行。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治协议会议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再次呼吁中日两国政府商谈邦交正常化问题。

1960年8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日本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周总理提出对日贸易的新原则：（1）政府协定；（2）民间合同；（3）个别照顾。后来被称为“经济三原则”。

1962年9月，松村谦三带着池田首相的重托应邀来华访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并宴请了他。周恩来、陈毅连续三天同松村进行友好、坦率的长谈，双方认为中日关系不可能一日之内就实现正常化，但必须逐渐向前发展，松村提出了“积累方式”，从扩大贸易人手，逐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

1963年8月，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了《下半年对日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第九条明确提出，根据当时的新情况，“可改变关于同日本外交人员不以任何方式进行接触的原有规定”。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但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日工作始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而计划的总制定和调整人正是周恩来总理。“文革”期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外交部负责政府对日工作，形成了由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亚洲司司长陆维钊、日本处处长陈抗及杨振亚、唐家璇等人组成的对日交往渠道。另外，还有一条民间对日工作渠道，主要人员有中日友好协会的王国权、孙平化、张香山、王晓云、苣向前等。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20年的长期周密准备。

进人七十年代，当中日邦交正常化即将提上日程之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及时地提出了中日建交的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这几条原则，成为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也为克服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诸多障碍提供了明确的方针。

1972年7月16日晚，日本政界元老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将新任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意愿转达给了周恩来总理。佐佐木访华前得到了田中首相肯定的意见。周总理马上对佐佐木表示：“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周总理当场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并表示田中从日本绕道香港来北京不方便，可以直接来北京。为了让田中首相访华时能够实现首次直飞中国首都的机场，8月30日，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借把访日的中国舞剧团送回中国之机，试飞了上海虹桥机场。率团的孙平化一到虹桥机场，就被告知周总理要见他。第二天上午他即乘飞机回北京，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大厅里单独等候他的到来。孙向周总理做了详细汇报。在田中角荣来华进行恢复邦交的历史性访问前夕，公民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来到北京。竹人义胜在访华前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四次会见，了解了田中首相的底牌。这次来京主要和中方谈建交条件。周总理和竹人谈了3次，时间近20小时。为保密起见，周总理口读了有毛泽东主席签字的联合声明中方草案。竹人义胜整理了很详细的谈话记录——“竹人纪要”。竹人义胜回到东京后立即向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做了汇报。

9月25日，田中首相率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及日本代表团访华。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在舷梯旁迎接。此次访问，经过中日政府首脑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的多轮谈判，最终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9月27日晚，周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3人。联合声明签字后，由日本外相大平正芳驱车去民族文化宫大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日本政府的见解：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与台湾当局签定的“日华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宣布“中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日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终于收获结果。29日上午周总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前往上海参观访问。

1978年8月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此时周恩来总理已于1976年1月8日因病逝世。但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情，也是周恩来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就提出的。周恩来对来访的日本朋友说过：“中日双方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不是单纯宣布战争状态结束，而主要是在于使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建议将两国的这个重要的条约称之为“和平友好条约”。周恩来为新中国与日本发展友好交往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人中日关系的史册。

提要：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在美国施加影响的情况下签订的日台“和约”，为战后中日关系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对中国的外交尤其是对日外交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就是缔结所谓的“旧金山和约”（全称：“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了推行其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不顾苏联等国的反对，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控制日本的措施。为了适应冷战的需要，美国在1950年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军侵朝的重要基地。美国政府为把日本纳人其战略体系，便急于对日媾和以改变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月，杜勒斯率美国国务院代表团访日，与日本首相吉田茂就媾和问题进行了会谈。作为对日媾和的交换条件，日本同意美军将长期留驻，并为其提供军事基地。作为美国政府对日媾和问题的总统特使，杜勒斯1951年6月访问英国，与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进行磋商，内容包括对日和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还是由台湾国民党当局派代表参加。由于英国在1950年1月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故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而美国从自己战略需要考虑，则主张由台湾国民党当局派代表参加。最后双方达成了相互妥协的会谈结果：美国以在中东问题上帮助英国为条件，换取英国让步，决定既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也不邀请台湾国民党当局参加。这就是所谓的“杜勒斯—莫里森协议”。该协议还规定，将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由台湾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对日和约，将由日本政府决定。这种由战败国选择缔约对象的作法是十分荒谬的。

经过美国的极力推动，联合国对日和会于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举行。9月8日举行了《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仪式，参会的51个国家中，苏联、波兰、捷克拒绝签字，其他48个国家和日本在和约上签字。和约第一条第一款宣布：“日本与各联盟国之战争状态，依据本条约第23条之规定，自日本与各联盟国之条约生效日起结束。”而在联合国被剥夺合法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斥在缔约国之外。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1951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事变时，发表了《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声明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再一次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1952年3月20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4月28日，两条约正式生效。随着两条约的正式生效，名义上结束了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公开占领。但美国在日本继续保持长期驻军，这是摇身变为美日“同盟国”之间的驻军，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本的半占领体制。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在亚洲的反共堡垒。这种体制就是所谓的“旧金山体制”。

《旧金山和约》对于身为战败国的日本的意义，在于合约为日本战后的再次崛起提供了保障，为其确立国家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随着这份和约的正式生效，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恢复正常。对日和约生效后，在美国的指示下，1952年4月，日本成立了“海上警备队”，8月，成立了保安厅，10月，把“警察后备队”改名为“保安队”，日本的武装在美国的扶持下，重新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在日本扩大军事基地。1956年12月1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推荐日本为联合国会员国。12月18日经联合国45个成员国提案，51个成员国附署；联合国接纳日本成为会员国。

另一方面，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因代表权问题未参加旧金山会议。然而，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推动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媾和。1951年12月15日，杜勒斯到东京对日本施压。杜勒斯对吉田茂首相说：“如果日本政府不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日本政府当然知道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想和新中国建立联系。对此，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向日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2月18日，杜勒斯把他写的一封信送交吉田茂，要他签字后送还。双方以此信为基础经过多次磋商，日本政府还是屈服了美国的反华政策，最后产生了所谓“吉田书简”。该书简中明确了“日本准备和‘中华民国’签订重建正常关系的条约，”以及“没有和中共缔结两国间条约的意向”。4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文件，《旧金山和约》即将生效。日本抓住台湾急于在生效前完成双边和谈的心理，迫蒋在伪政权财产移交等问题上让步。在日本与台湾方面的谈判面临夭折的危险下，美国介人迫使双方各做让步。4月28日下午3时在台北宾馆举行了《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签字仪式，条文中承认《旧金山和约》中关于台湾的条文内容。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7小时30分。5月14日，日本国会在社会党、共产党、劳农党等在野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仍强行通过了日台“和约”。

《旧金山对日和约》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与的情况下拟制与签订的，在安全与政治、领土、战争赔偿等问题上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在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情况下，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和平条约”，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旧金山和约及日台“和约”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的签订，使新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不会承认新中国，也不会和新中国外交部打交道。那么如何打开中日关系呢？只能从非官方人手。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从民间人手打开中日关系局面的对日政策。中日两国之间从此开始了较长时期的“以民促官”交往模式。

提要：新中国建立后较长时期，中国方面执着地推动对日民间友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在中国政府推动下的“人民外交”。

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即向全世界宣告：我国愿与一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与中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少数刚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邻国。西方国家中，除几个西北欧国家外，绝大多数都拒不承认中国。特别是美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的敌对态度，企图扼杀新中国。至于日本，战后长期处于美国从占领到保护的状况下，当然要听命于美国。日本1951年在旧金山媾和条约上签字，次年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非法的和约，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自然不具备正常化的条件。

但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并在历史上素有交往的近邻始终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新中国领导人如此重视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有一些人并不理解。其实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对日关系有着更多的现实考虑。不可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给中日两国带来了几十年战争，造成两个民族长期遭受深重的灾难。但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美日军事同盟对新中国构成了最大的战略威胁，争取日本人民、削弱日美同盟关系，便成了当时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最佳选择。这既是出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的考虑，也出于中华民族对两千年来中日友好往来历史的珍视。然而，新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不会承认新中国。于是，中国方面采取了从非官方人手、以民促官的一系列对日政策和策略，执着地推动对日民间友好，广泛开展对日友好交往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政治关系方面。从处理好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中国在开辟中日交往方面采取了主动措施。

（1）出自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解决在华日本侨民归国问题。

在日本侵华战争前和战争中，很多日本平民来到中国。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部分被迅速遣返回国。而此后的遣返工作由于中国发生内战而中断，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侨民约有三万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日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从人道主义与区别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希望妥善并早日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日侨归国问题。1950年夏，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应邀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他们按行前周总理的指示，在会议期间主动与日本赤十字社社长长岛津忠承接触，并主动提出愿帮助在华日侨归国的问题。日本赤十字社将这一信息带回国内，立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1952年12月1日，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就在华日侨的人数、生活状况等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协助有意愿的日侨回国。关于具体事宜，可由日本适当的民间团体代表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协商解决。这一消息赢得了日本舆论和国民的正面反响。12 月25日，由几个日本团体组成的“协议会”决定派团访问中国，就日侨归国问题进行协商。1953年1月26日，第一个持有护照上写着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日本代表团启程前往中国。

经过双方多次的磋商，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归国日侨3968名搭乘“兴安丸”、“高砂丸”和“白山丸”等三条日轮到达日本的舞鹤港。其后，这三条船多次来往于天津、上海与舞鹤之间，到1958年7月，共分21次遣送了约3.5万名日侨归国。日本人将此事称之为“渡船”。这些日侨回国后，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向日本国民介绍新中国的情况，歌颂了新中国实行的人道主义，并以此和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的“三光政策”相比较，唤醒日本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反省。通过这件事，扩大了新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在日本全国掀起了中国热。这些归国者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在日本各地长年开展日中友好运动的积极分子。

（2）释放战犯。

在日本投降后，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民党政府设立的法庭对大部分的日本战犯作了处理。新中国建立后一部分日本战犯仍关押在中国，主要包括：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140名战犯和1945年被苏联军队在我国东北俘虏并于1950年移交给我国政府的960名战犯。到1956年，在押日本案犯共1062名。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华战争中战争罪犯分子的决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日至20日，对17名罪行特别重大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按照他们对所犯罪行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判刑。6月 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335名次要的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遣送回国。8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抚顺对在押的354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这是中国政府释放的第三批日本战犯。至此，在押的战犯已经全部处理完毕。

作为对中国方面的善意表示感谢，日本三团体经过努力，成立了“中国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调查和收集从1943年到1945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制劫往日本的中国劳工的情况。找到了因受折磨而死的中国殉难者的遗骨3000多具，并于1953年7月2日开始分10批将这些遗骨从日本送回中国。

通过上述几件事，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日本及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同时，通过一系列与日方的谈判，积累了对日谈判的经验，建立起了中日间进行沟通的渠道。

（3）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日友好工作。

随着中日民间往来逐渐升温，1954年国庆节前夕，日本两个超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来北京访问。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代表团，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成为以后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指导方针。其中“日本可以拥有用于自卫的军备，但不是美国指挥下的军队”，“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发展”等中方立场，给日本的议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5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藤田藤太郎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这是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的重视表明了中国对与日本发展政治关系的重视。

1956年2月，日本驻阿富汗新大使到任的几天后，阿富汗政府外交大臣拟举办欢迎日本大使的宴会，中国、苏联大使都受到邀请。中国驻阿大使馆请示中国外交部，得到的指示是可以接受邀请，“给今后来往建立关系”。这是中国驻外使节与日本使节的初次接触。同一时期，毛主席、周总理还曾派章士钊先生在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会晤，但因港英当局破坏，使双方已商定好的晤谈未能实现。

日本右翼首相岸信介上台以后，中国仍然采取积极的对日政策：一方面批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反华不承认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坚持以民间关系推动官方关系向前发展。周总理特别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撒除人为的障碍，打开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的关系大大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中国积极的对日政策，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欢迎。日本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曾向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递交质问书，要求岸信介政府改变屈从美国的政策，同中国恢复邦交。

虽然中日双方的民间力量都在积极开展交往，但从政府层面上看中国方面的态度更加积极、明确，而日本政府受制较多、顾虑重重。1958年7月30日，日本社会党外事局长佐多忠隆访华，与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举行了会谈。9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表示：只要岸信介能够立即放弃敌视中国的态度，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改善岸信介一手造成的中日关系的僵局，还是有可能的。1963年8月，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了《下半年对日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第九条明确提出，根据当时的新情况，“可改变关于同日本外交人员不以任何方式进行接触的原有规定”。为适应形势，中国方面于1963年10月3日成立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选举郭沫若为名誉会长，廖承志为会长。1965年6月，中日友好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向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青年团发出邀请，希望日本方面派出有500名代表参加的40个青年代表团体来华访问，在中国的15个城市同中国青年进行大联欢。在中日两国青年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青年大联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毛主席于8月29日和11月25日分两次会见了参加大联欢的日本青年代表团，高度评价他们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精神。中国方面的主动作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积极进展。

1971年8月21日，松村谦三逝世。周恩来指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前驻波兰大使）去日本参加松村先生的葬礼。佐藤内阁策划在东京让佐藤会见王国权，以改变自己在中国问题上日益孤立的处境和鹰派形象。8月26日，松村先生的葬礼在东京本愿寺举行。佐藤走过王国权面前时，主动地一边伸出手来握手，一边说：“从中国远道而来，深表感谢。”葬礼结束后退席时，佐藤又一次与王国权握手，并说：“回国后，请向周总理转达我的问候。”王国权说了声：“谢谢。”这是日本现任首相第一次与中国具有官方背景人士的直接互动。

中方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在争取官方人士的工作上，成效也十分显著。例如岸信介内阁的通产相高碕达之助和外相藤山爱一郎，都是通过中方的友好工作，成了促进中日邦交的友好人士，为中日邦交的实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成立以来，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希望和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为此，中国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行了20年的长期周密准备。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中日关系最终上升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出现了谁解决不了中日关系谁就下台、谁能解决邦交正常化谁才可能上台的政治局面。

二、经济交流方面。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从民间人手，以民促官，最终形成官民并举的局面。

为打破西方国家“封锁禁运”，加强东西方经济交流，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在1952年4月召开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任南汉宸，于1951年12月8日向石桥湛山等日本政界、财界及学界的著名人士发出了邀请函。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于1952年4月2日如期召开。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冲破重重困难，最终借访问其他国家的机会辗转来到苏联。在莫斯科期间，三位议员就中日贸易的方针原则与中国代表南汉宸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进行了会谈。1952年5月15日，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国会议员及其随行秘书共五人乘飞机抵达北京西苑机场。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到京的第一批日本客人。高良富等人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进行了半个月的谈判，按照在莫斯科达成的共识，双方于1952年6月1日签订协议，以“易货贸易”的方式进行总金额为3000万英镑的双边贸易。这是中日之间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

在岸信介执政期间，日本政府采取了限制对华交往的政策，而中国方面的对日基本立场却没有变化。中国始终希望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出发发展经济贸易关系。1958年2月3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在日本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后，先期到达的日本钢铁代表团同中方在2月26日达成1958年钢材矿产易货2000万英镑的协议。并且规定5年内每方出口共为一亿英镑。从1957年2月底岸信介内阁上台至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贸易协议达成，中日关系的发展虽然缓慢，但还算正常。10月10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表示：如果岸信介政府彻底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且采取必要的具体措施，那么可以考虑在改善贸易、渔业等关系上予以协助。

池田内阁上台后，中国政府注意到日本表现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建设方针上仍然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但也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利”，要争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从当时可能争取的技术来源分析，美国坚决反华，对我国进行封锁，欧洲太远，联系途径有限，而只有日本有更多有利条件。虽然日本跟着美国反华政策走，技术也是从美国引进的，但中日之间距离近，民间外交有基础，日本有对华出口的热情和需要。所以，中央的政策是要争取使中日民间关系上一个台阶，为中国经济建设作些贡献。根据这些精神，中方在中日贸易问题上制定了重新谈判的新的灵活友好政策。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周总理在1960年8月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会见铃木一雄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了中日贸易新的三原则：（1）政府协定；（2）民间合同；（3）个别照顾。因为贸易三原则采取了灵活、合情合理和照顾日本人民的政策，所以得到了日本经济界的欢迎，日本政府也表示支持。中日贸易之门重新开启，势头很好。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决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同日本各友好公司打交道，以支持中小企业和进步友好人士；另一方面也同日本的大企业做生意，购买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成套设备。

当时开展中日贸易的具体做法是：由日本企业向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协会提出申请，经上述三团体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推荐，再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认定这些日本企业为“友好企业”。然后由这些“友好企业”直接同中国各贸易公司联系，进行洽谈，签订贸易合同。到1960年底，日本就有包括大银行、大公司在内的181家“友好企业”与中国签订贸易合同。

至此，中日间的经济贸易交流基本走上正常有序的轨道。可以看到，在日本是以民间企业和团体为主体对华开展经济贸易活动的，而中国则是在官方政策指导下以官方为主导的条件下推进对日经贸工作的。这也是两国不同的体制所使然。

三、文化交流方面。在文化领域的交流方面，日本民间显示了较大的积极性，而中国方面依然得到官方应有的重视。

1952年高良富等人到中国的开拓之旅，除了在经济贸易方面成果颇丰，在文化方面也有开拓性的收获。他们从中国带回的中国电影《白毛女》在日本全国上映后，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契机。1955年7月，以松山树子为团长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华访问。该团首创编排了芭蕾舞剧《白毛女》，松山树子亲自担当日本版的制作者和主演。7 月25日，周总理会见了松山一行，并且还特意安排中日两国的三位“白毛女”共聚一堂，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5年12月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代表团成员包括茅以升、冯德培、冯乃超、翦伯赞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此次访问交流在日本文化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1956年5月27日，京剧大师梅兰芳率领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演出。梅兰芳先生在日本有相当的知名度，这是他第三次访问日本。他曾于1919年应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的邀请在东京、大阪等地演出京剧《天女散花》、《空城计》，1924年第二次率团赴日本义演募款，救济遭受地震灾害的日本人民。这次访问演出受到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

1972年7月11日至8月16日，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一行208人，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战后日本接待的最大的文化艺术代表团。上海舞剧团先后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还演奏了协奏曲《黄河》。此时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现职大臣观看了演出。中国艺术家们的高水平演出在日本掀起了一阵中国热潮。

从新中国成立到恢复中日邦交，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已然频繁地进行着。这期间中国赴日进行文化交流的团组主要有：中国京剧代表团（1956年）、中国歌舞团（1958年）、中国影片《青春之歌》东京上映（1960年）、中国文化代表团（1961年）、中国电影代表团（1962年）、北京杂技团、北京曲艺团、中国艺术团（1963年）、中国民族歌舞团（196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天津歌舞团、北京歌舞团（1966年）、中国东方红杂技团（1967年）、上海舞剧团（1972年）等；日本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团组主要有：日本芭蕾舞团（1952年）、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1954年）、日本市川猿之助歌舞伎访华团（1955年）、日本文学代表团（1956年）、日本前进座艺术团、日本话剧团（1960年）、日本芭蕾舞团（1964年）、日本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1970年）、日本齿轮座剧团（1971年）等。

新中国建立后较长时期，中日两国尽管没有正常的邦交关系，但是双方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实现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官方一直强调，新中国的对日关系具有“人民外交”的性质。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止的交往过程来看，中日双方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这一时期的对日交往是：在官方主导下开展的民间外交；而日本方面这一时期的对华交往，则更多的是：在民间推动下的民间自主交往。因此，似乎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日关系定义为“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下的人民外交。”

提要：备忘录贸易是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下开展的经贸合作，为发展中日关系并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上台，此时恰逢战后世界经济的起飞时期。新内阁在施政大纲中提出了所谓的“双倍增计划”，即：“国民生产总额和人均收人倍增计划”。该施政大纲的中心思想是要大力开拓日本商品的海外市场，为日本经济腾飞创造条件。在1960到1970年的十年间，日本人的确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国民收人增长340%。这种飞跃似的增长，奠定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基础。

在对华问题上，池田勇人看到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受到国内左翼人士和民众的反对，知道这并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利益。他采取了与前任不一样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在分析了上述情况后认为，日本的发展需要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中国的发展也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设备。尽管中日之间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但近几年中国对日本的民间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开展双边往来有较好的基础。加强与日本的交往特别是开展经济贸易领域的双边往来。具有了较之前更好的条件，为此，中央的对日政策是要争取使中日民间关系更上一个台阶，为中国经济建设作些贡献。

1962年9月，自民党顾问、元老松村谦三受池田首相之托来到中国。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并宴请了他。周恩来、陈毅同松村连续三天进行长谈，双方都认为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能从扩大贸易人手，进而逐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这次会谈中，双方就如何扩大中日贸易问题确定了四点内容：（1）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争取双方进出口基本平衡；（2）开列各自的出口主要商品，进行综合性的贸易；（3）双方贸易合同应是长期的，以5年为期；（4）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成套设备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这几点协议为双方得以在两国关系处于未建交的“非正常”的情况下开展经贸合作创造了条件。11月9日，中日间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分别代表各方签字。根据约定，不久中方在日本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中国设立了“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处”。双方以此开始了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备忘录贸易”（也称“LT贸易”，“L”是廖承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T”是高碕达之助日语读音的首字母）。这个备忘录贸易协议，实际上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池田的默许之下搞起来的。为了区别过去的“友好贸易”，而将这种全新的贸易形式称作“备忘录贸易”。这是一项具有半官半民性质的贸易文件，其特色在于以民间贸易形式出现又经过两国政府承认的接近于政府贸易的协定。备忘录贸易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仅开展一年，1963年中日贸易额就超过1亿美元。

尽管池田在政治上并没有跟台湾断交，但他在经济上进了一步，为中日双方经贸往来起了推动作用。然而世事难料，1964年11月初，池田勇人因患喉癌不得不辞去首相的职务。经自民党元老议定，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在未经投票选举的情况下就当上了自民党总裁。佐藤内阁由此一直持续到1972年7月才下台，是日本战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首相。由于佐藤一味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方与日方的几个大的贸易合同先后失效，包括日立造船会社的合同、“日纺”的成套设备合同、东洋机械会社的化肥成套设备合同。接着，中国方面断然中止了40个关于成套设备的谈判。中国政府从1966年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其间完全排除了日本的设备，转而从西欧进口。

1967年，为期五年的“LT贸易”协议将于年底期满，中日有关方面就延长协议问题进行了交涉，甚至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口头协定。然而，佐藤首相于9月8日访问了台湾，第二天又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袭击东京廖承志办事处的事件。而此时廖承志本人也受到“文革”的冲击，离开了中日关系的第一线。据此，中国方面提议，将廖承志办事处与高琦事务所分别改为“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和“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中日五年一度的备忘录贸易改为每年协商的备忘录贸易。“LT贸易”的名称也从1968年开始改称为“MT贸易（memorandumtrade）”。尽管受到佐藤内阁反华政策和中国“文革”的影响，但备忘录贸易的谈判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仍然继续进行，备忘录贸易也一直维持下来，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此外，在每次的备忘录贸易谈判中，中方都把政治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要为日本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恢复邦交创造条件。一直参与中日友好工作的王效贤女士在一次访谈中说：“备忘录贸易就是用一种积累渐进的方式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备忘录贸易是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下开展的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备忘录贸易的成立使中日关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为中日两国开展正常的往来创造了重要的条件。首先，这是中日两国关系尚处于未建交的“非正常”状态下由双方政府支持的贸易协议，此举使中日贸易纳人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不仅对中国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新技术以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帮助，还开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好头；其次，由于中日备忘录是在确定中方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以及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的，所以这使得中日关系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为发展中日关系并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外，由于双方互设了半官方的常设机构，使双方在对方首都有了固定的联系机构，实质上起着“不挂国旗的外交机构”的作用。

提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波及到了日本，也对中日关系带来一些影响，但由于中国领导人的重视而使得中日间的交往在此期仍得以继续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不仅是触及每一个中国人“灵魂”的政治运动，也对亚、非、拉、美的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便是日本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难免受到波及。

一、“文化大革命”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有着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就日本国内形势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池田勇人内阁实施“所得倍增计划”政策以及佐藤荣作内阁采取一系列政策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同时，又因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物价上涨、公害以及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等的问题，导致日本社会矛盾激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的精神或多或少地激励着日本下层民众的反抗意志。有几件典型的事件发生在这一时期：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引发水俣病、剧咳病、痛痛病等公害问题，社会各阶层对日本政府的不作为表达强烈的愤怒，由此引发了反政府的政治运动，进而诉诸法律；二是这一时期政府决定在千叶县成田市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因强制征用耕地而引发了当地农民的反抗运动，这一运动持续多年。此外，由于佐藤荣作执政时期的日本政府一味地采取亲美反中的政策，引起了本就不满佐藤内阁的对华友好势力的反对呼声高涨。

国际上，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正掀起红色高潮，亚非拉独立运动此起彼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让人们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强国家美国对亚洲贫困的中小国家的侵略，同时展现出的是中国对这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坚定支持。在日本左翼人士看来，有着正义主张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战后国际形势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正符合了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一部分40年代左右出生正值20多岁的青年，充满着革命激情。他们崇拜毛泽东，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横幅和毛泽东的画像，高呼反美口号，走上大街游行。日本意识流大师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20世纪60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描述：“他们一聚就是上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对教授们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于1967年进人无限期罢课。上述举动逐渐波及其他大学，到了1968年1月，全国116所大学实行了集体罢课。日本名牌大学立命馆大学发生了师生员工参加的“造反运动”。当时的积极参与者铃木元先生，在自己的一本新书中总结那场运动的原因时就提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说：“1966年以后，中国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对现代西方文明严重产生怀疑的发达国家，人们期待着文化大革命成为改变世界的一种新的文明实践。文化大革命喊出了‘造反有理’‘打倒四旧’‘解散大学’等口号，这对世界上那些对现状不满，起来要求大学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在高速增长的政策下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人民的诉求长期受到压抑。而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以及青年工人造反运动则正好给日本的底层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提供了一种反抗的精神支撑和“造反”模式。当然，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对日本人民的政治觉悟的启蒙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竹内好是曾经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文学界的文学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他早在1951年4月《中央公论》月刊上就发表“毛泽东评传”一文，高度评价了充满抵抗精神的中国民族主义。堪称日本政治学界领袖的丸山真男，则高度评价了1956年5月由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认为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革命政权推动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项尝试。另外，尽管中苏政治关系破裂后日本共产党与中共对立，但仍然有岩村三千夫、安藤彦太郎、齐藤秋男、浅川谦次等人继续支持和赞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日本学者铃木元认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怀疑日益加深的发达国家，认为文化大革命将给世界带来某种变化，并期待着其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实践。”在2005年针对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的一项问卷调查中显示，“文化大革命”成为日本人对中国20世纪重大历史的主要记忆。

二、“文化大革命”也不可避免地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由于中国领导人一贯重视中日关系而使得这种影响相对较小。

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日本正值秉持反华反共立场的佐藤荣作执政。而中国方面负责对日具体工作的廖承志等“知日派”，也因受到冲击而离开对日外交第一线。这种局面难免给中日关系带来一些影响。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极力避免外交工作受到冲击，及时制止外交部的大权旁落。1969年5月至1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由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元帅组成调研小组，研究国际形势的深层变化。之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对三个世界格局的划分上，中国判断日本不具有对世界政治和和平的全面影响，没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也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迫制约，是不同于美苏又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一支力量，因而为第二世界。由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中国迫切希望打开与西方国家——包括与日本的外交新局面，这使得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气候日渐成熟。周恩来为了重新组织因“文革”而天各一方的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班子，精心策划把廖承志“解放”了出来。

由于上述原因，“文革”时期日本各类民间代表团一如既往来华访问。同时，那些被称作友好人士的日本政界人士总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当时的中国人对许多日本人的姓名已耳熟能详，如：松村谦三、竹人义胜、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中岛健藏、浅沼岛次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池田大作等。中日之间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得以频繁地开展。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中期到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为止，中方赴日交流的团组主要有：中国围棋代表团（1966年7月）、中国青年代表团（1966年8月）、天津歌舞团（1966年9月）、中国经济贸易东京展览会、北京歌舞团（1966年10月）、中国东方红杂技团（1967年10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1971年3月）、上海舞剧团（1972年7月）等。日方来中国交流访问的团组主要有：日本28名学者赴北京参加物理学研讨会（1966年7月）、日本工业展览会（1966年10月）、日本第五次教职员友好访华团（1969年8月）、日本第六次教职员友好访华团（1970年8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1970年9月）、日本文化界代表团（1971年6月）、日本第七次教职员友好访华团（1971年8月）、日中友协代表团（1971年9月）、日本齿轮座剧团、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1971年12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72年3月）等。中国对日贸易也从1965年的4.7亿美元增至1970年的8.2亿美元。

“文革”给日本带去了一些影响，也给中日关系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中国领导人一以贯之的重视和日本民间友好力量的推动，双方的交流基本上得以持续发展。中日两国不间断地进行的这些交流，为日后顺利实现邦交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提要：新中国重视对日民间交往，坚持“以民促官”、“官民结合”的对日政策，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两国关系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打开中日关系新局面只能从非官方人手。纵观新中国与日本交往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这么一个轨迹：非官方接触——民间交流——以民促官——官民结合——全面交往。这种模式收到的良好效果，可以归纳为几句话：交往渠道宽广通畅，交往方式灵活多样，交往成果收获丰盛。

1952年6月1日，中日之间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协议规定了易货贸易方式和贸易总金额为3000万英镑。这是中国对日民间外交收到的第一个成绩单。

对日民间工作的另一件事是从人道主义人手的。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国方面主动提出同意三万多名在华日侨归国。1953年1月26日，以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为团长，日中友好协会的内山完造、平野义一太郎，和平联络会的田中政春等代表组成三团体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是受日本政府和人民之托来华就日侨归国问题进行过协商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的善意得到日本国民的高度赞扬，该团是第一个持有护照上写着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日本代表团。1954年10月30日，作为中方负责谈判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的率领下由香港乘飞机到达东京羽田机场。日本各界人士对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给予了热烈而盛大的欢迎。

随着中日民间往来逐渐升温，1954年国庆节前夕，日本两个超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来北京访问。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代表团时的谈话，重申了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方针，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成为以后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指导方针。周恩来谈话中有几个重要的观点：希望日本人民团结自立（从美国的控制中）赢得独立；中日两国人民要加强友好来往，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发展等。这些观点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赢得了日本人民的赞赏，为民间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1955年，岸信介上台。这位未被追究的甲级战犯表现出比前两届政府更亲美的倾向。此时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是：一方面，批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反华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一方面，发展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以民间关系推动官方关系向前发展。周总理提出“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中国政府坚持发展对日民间交流的政策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日本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向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递交质问书，要求岸政府改变屈从美国的政策，同中国恢复邦交。在中日关系尚处于未正常化的时期，日本《每日新闻》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主张早日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就占到了59.6%。

1957年5月，中日第三次贸易协议期满。由于岸信介政府的消极态度，第四次贸易协议没有签订，致使该年度日中贸易下降了20%。恰逢1957年8月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危机，失业人数增加77%，主要工业如钢材、汽车、造纸、棉纱等开工率比预定计划减少了20%—50%。舆论普遍呼吁加强中日经贸合作。《东京新闻》1957年11月5日的社论说：“日中贸易谈判中断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一方面宣传要扩大日中贸易，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对缔结贸易协议表现消极的态度，……关链在于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有没有诚意。”接着，日本全国130多个经济团体11月28日在东京举行大会，要求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议。之后日本垄断资本内部出现新动向，钢铁业界出现“中国贸易热”。这是因为钢铁业“十分之二生产能力空闲，库存钢材达四五十万吨以上，造船业也遇到了严重困局。在此情况下，日本业界急于为存钢找到一条出路。日本钢铁业的情报认为，“中共目前需钢的胃口，正好解决日本这一方面的苦闷”。所以，由执钢铁业牛耳的八幡制铁董事长稻田嘉宽率领的代表团，不顾美驻日使馆和日本政府的反对，于1958年2月，同中方达成1958年钢材矿产易货2000万英镑的协议。并且规定5年内各方共出口一亿英镑。对此，日本共同社评论：“对于处在萧条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商来说，真有起死回生之感。”

东京都议会也通过决议，要求岸信介政府尽速推进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议。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贸易协议终于达成。当天东京各大报刊都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关于签订第四次日中贸易协议的消息。中国方面抓住机会落实“以民促官”的方针。达成协议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指出，“中日贸易协议终于签字了”，希望“双方的政府也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给予支持和协助，只有这样，协议才能圆满的实现”。3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接见日本代表山本熊一、南乡三郎时说：“中日贸易的前途是广阔的。”他对协议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个协议从经济上说是贸易协议，从政治上说是友好协议，是发展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协议的签订受到日本人民和实业界的普遍欢迎。《东京新闻》还发表文章指出：“日本贸易界和人民要求签订第四次日中贸易协议的强烈愿望击退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反对。”社会党号召以全党力量促进日中贸易协议付诸实践。共产党的《赤旗报》发表社论，号召日本人民加强监督以促进日本政府立即承认第四次中日贸易协议。第四次贸易协议的成功签订，表明了中日间互利互惠开展贸易的必要性，证明了坚持民间友好工作的重要性，也是对以民促官政策的一次验证。

然而，右翼首相岸信介不可能改变其亲美反华的政治立场，想在任内强行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受到日本人民的反对。1959年3月，由日本总评议会、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日中友好协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134个团体和组织组成的“阻止修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在东京宣告成立。1960年1月19日，日美双方不顾内外的反对呼声，在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了新的安全条约，全称为“日美相互合作和安全条约”。就连执政党日本自民党的重要政治家石桥湛三、松村谦三、河野一郎、三木武夫等都拒绝到国会审议该条约。日本国内形成了反对日美强化其军事合作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6月，日本10万人包围国会，抗议通过该条约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尽管执政的自民党利用国会中的多数强行通过该条约使之生效，但反华亲美的岸信介在日本各界的持续抗议下不得不宣告解散。日本民间友好力量的成功，也可以说是中国推动民间友好的成果。

中国在坚持和日本人民友好的同时，加强对日本政界上层的友好工作。通过中方耐心细致，以诚相待，摆事实讲道理，在政界建立了良好的友好交流渠道。从1959年起，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要员多次来访，例如：1959年自民党顾问、元老松村谦三来访；1960年8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日本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提出对日贸易的新原则；1962年9月松村谦三再次来访。这些友好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岸信介内阁的通产相高碕达之助、外相藤山爱一郎在政治上反对日本支持美国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他们后来都成为促进中日友好人士，并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贡献了力量。接替岸信介就任首相的池田勇人看到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受到国内左翼人士和民众反对声浪，提出要改善中日关系，寻求进一步稳定和扩大中日贸易。1962年9月，松村谦三就是带着池田首相希望发展日中贸易的重托应邀来华访问的。

在经济方面，中国按照周恩来提出的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合情合理和照顾日本人民的政策，一方面继续同日本各友好公司打交道，以支持中小企业和进步友好人士，另一方面也同日本的大企业做生意，购买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成套设备。到1960年底，日本就有包括大银行、大公司在内的181家企业作为“友好企业”与中国签订贸易合同。之后，中日开展了“备忘录贸易”。这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个创造，即以民间贸易形式出现但经过两国政府承认的，具有半官半民性质的贸易协定。“备忘录贸易”使中日关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2 年12月15日日本贸易三团体联合访华，27日和中国贸促会达成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议定书》。《议定书》和《备忘录》是20世纪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个轮子。《议定书》是民间的，可起到以民促官的作用；《备忘录》是半官方的，可以起着促进政府的作用。两者平衡发展，相互促进。1963年中日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

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日友好形成历史潮流。日本政界因受到尼克松访华的刺激，强烈要求佐藤内阁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各阶层人民包括自民党内有识之士对佐藤内阁的亲美反华政策日益不满，要求佐藤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佐藤于1972年7月6日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在日本国内，推进中日友好运动的发展很快，成立了一大批促进中日友好政治性很强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如：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等组织。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全国的都、道、府、县也分别成立了都、道、府、县国民会议。遍布于全国各个角落的“日中友好协会”组织更是活跃异常。过去从事中日友好的主要是政界有识之士和经济界人士以及和中国有过交往的人士，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中日友好运动深人日本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形势。日本有影响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以及广播电视台，均大量地报道中国问题，一再发表社论，呼吁早日恢复日中邦交。这段时间，日本国内政治生活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活动，各友好团体不断举行活动敦促政府迅速实现人民的愿望。

到1972年，中国政府长期执行的与日本人民友好的政策已经深人人心。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从“民间级”发展为“政府级”，形成了政府和民间合为一体的中日经济关系新格局。中日关系成了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新中国一贯坚持“民间友好”、“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以后中日两国关系较长时期健康发展，为双方建立全面合作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提要：日本出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巨大呼声，既是世界局势变化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大量友好工作的结果。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新中国领导人早就有过提议了。1956 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呼吁中日两国政府商谈邦交正常化问题。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公布了中日双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的往来信件，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经过二十世纪60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烈演变。1971年4月，美国宣布结束已实施20年的禁止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法令。7月，尼克松提出美、苏、中、西欧、日“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改善中美关系，把中国“纳人”国际社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对中国而言，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来自苏联的重压成为中国最大的心头之患。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最大对手也是苏联。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美国也感到必须改变战后二十多年的对华敌视政策，寻求和中国改善双边关系。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中美改善关系有了条件和可能。

经过一两年的秘密接触，中美之间建立了联络的渠道。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决定，果断地抓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机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25年来真正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公民团体。这件事震动了美国和世界，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推动了大球”。在这次“乒乓外交”成功的鼓舞下，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去北京做一次秘密访问。两个多月后的7月9日，基辛格带着尼克松总统的重托，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几经辗转，由巴基斯坦飞往北京。基辛格同周总理进行了两天的紧张会谈。1971年7月16日（华盛顿时间7月15日），双方按照约定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了一项经过字斟句酌的消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震惊了世界，标志着在中美接近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日本首相佐藤荣作长期坚持亲美反华的政策，对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认识十分肤浅，根本没有察觉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近过程和趋向。7月16日上午，首相佐藤荣作接到美国大使馆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定于明年5月前访华”，对外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这天的上午11时半。他低头看了一下表，此时离发表时间只剩3分钟。长期追随美国反华的佐藤内阁被这一“越顶外交”冲击得狼狈不堪。日本舆论界认为日本有被美国“抛弃”和“玩弄”的感觉，将此事件称为“尼克松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佐藤感觉到应该做出一些外交上的姿态来，以应付形势的变化和国内舆论的压力。8月21日，日本对华友好的政治家松村谦三逝世，周恩来指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赴日参加葬礼。佐藤荣作利用这次机会主动伸出手来与王国权握手，并请王“向周总理转达我的问候。”这是战后日本现职首相第一次与中国具有官方背景人士的直接接触。

这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胜利恢复，再次给佐藤政府造成了巨大冲击。佐藤立即召集政府和执政党的首脑到国会大厦的大臣室，紧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由官房长官竹下登就恢复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发表谈话，竹下表示：“根据事实，要为此而努力。”这是日本官方第一次明确表达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向。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历史性握手。日美两国是同盟关系，但华盛顿在决定同北京改善关系时，竟然事先未与它的同盟国日本打招呼，这不仅激怒了日本国民，也刺激了执政的自民党。许多自民党人士产生了“不要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再次落后于美国”的紧迫感，强烈要求佐藤内阁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在自民党内，中国问题成了政策的焦点，如何对待中国问题成了测试政治家胆略的尺度，对佐藤内阁持批评态度的人越来越多。1972年7月6日，内外交困的佐藤荣作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辞去首相职务。至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终于扫清了，就等待一位最后拿出魄力的政治人物的出现。

恢复中日邦交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根据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提出了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是这样解释的：“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当时中国判断日本不具有对世界政治与和平的全面影响，也没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它们也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迫制约，是不同于美苏又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一支力量，因而属于“第二世界”之列。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中国的国际战略思考。

在中国和日本都形成了支持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主流民意。这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日双方长期民间交往的结果。在日本，由于新首相的选举事关今后能否迅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舆论和各界人士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纷纷强调：新的政府领导人必须能解决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否则，不能担负领导日本的责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一时成为日本报纸、电视的热门话题和评论的中心。中日关系这个“国际问题”一下子成了日本的“国内问题”。在自民党酝酿总裁选举时，党内各个派别均下决心修改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候选人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就成了能否当选的关链。自民党的主流派中，田中、大平、三木和中曾根四派达成了外交方面的政策协定，中心内容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田中角荣在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等其他三位候选人的竞争中获胜。

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缘于他在日本政治家中具有的特别魅力以及在中日关系上的旗帜鲜明。应运而生的田中角荣新内阁，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新的姿态，改变了佐藤时期敌视中国的态度。7月7日，田中就任首相后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时就公开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

事实上，中日关系中出现的要求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洪流和巨大呼声，既是世界局势变化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周密准备并进行大量友好工作的结果。

提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结束了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间一个世纪的不正常关系，翻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和为此而做出贡献的两国友好人士。

田中角荣上台后就立即宣布，将在不久后就去中国进行复交访问。尽管田中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旗帜赢得各派支持，但他获胜也是险胜。中日两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和战后二十七年的敌对，要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对日本的领导人来说还是要拿出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首先，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迫使日本政府面临重大的抉择。这三项原则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日蒋合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这几点在日本政界还是有着相当大阻力的，在立即与台湾断交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此外，他们还担心中国在以下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战争赔偿问题、钓鱼岛等领土问题。其中战争赔偿问题，田中首相内心特别担心。虽然在访华之前就已经从多个渠道得知中方准备放弃对日索赔，但在没有得到中方“当面确认”之前他还是做好了“如果中方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心理准备。因为在没有经过外交部门事前对相关重大问题进行充分谈判的情况下，能否通过两国首脑外交一气呵成搞定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确具有相当的风险。

当然，田中首相并不是完全心中没有底。在田中正式访问中国前一个多月，公民党委员长竹人义胜访华，行前四次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会见。到北京后，竹人义胜委员长与周恩来总理谈了3次，时间近20小时。会谈中，对于有毛泽东主席签字的联合声明中方草案，周总理是口头宣读的。这是为了保密。周总理对竹人下了“缄口令”，只准竹人用笔记，要求竹人碰到记者时不要说话。竹人回日本前在香港整理了一份很详细的谈话记录，这就是有名的“竹人纪要”。竹人回到东京后立即去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汇报了访华情况。田中对中方的意向有了基本的了解。

1972年9月25日，刚刚就任首相仅两个多月的田中角荣，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启程访问中国。毕竟没有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且是关乎改变两国关系历史的大事，田中角荣及其同行的大平正芳等人都有些紧张和不安。田中对秘书说：“到中国我是要赌着生命去”。他所说的“生命”既包括身家性命也包括政治生命。因为那时日本仍然还存在较强的反华势力，即便在自民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在许多问题上持有强硬的立场。如果田中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与中方谈判失败，这些势力马上就会联合起来打倒田中。另一位同行的政治家、时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时，也把一位秘书叫到跟前吩咐道：“万一谈判破裂，我可能不会再回到日本了，这场谈判还不知有多大风险。因此，我不在的时候，一切就有劳你了”。

在北京机场，田中一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迎接，并陪同田中首相检阅了三军仪仗队，然后陪同去钓鱼台国宾馆。当天下午开始了持续几天的中日首脑会谈。会谈当然必须涉及双方关系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台湾问题。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总理首先问田中首相会谈从什么问题开始。田中说：从中方的复交三原则看你们最重视台湾问题，那就从台湾问题开始吧。田中首相承认，谋求复交，就只能取消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可是不愿造成混乱，希望不要把当初日本与台湾“建交、缔约”视为非法。田中还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现实困难，并予以照顾。大平外相也表明对复交三原则并无任何异议，但日本政府是“日台条约”的当事国，负有责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日蒋合约是非法的”这一见解，等于多年来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对此，周总理首先肯定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与勇气，对田中表示理解我复交三原则以及一旦和中国建交即与台湾“断交”、“日台条约”也随之失效的说法表示赞赏，并坚持了“复交三原则”的不可动摇性。经过协商，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达成妥协，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中日谋求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然后在正文里写道：“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与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通过这种表述，实际上表明了日方接受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因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

二、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在正式谈判时，中方要求日方首先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明确日本发动和进行侵华战争的侵略责任。但日方回避了“侵略”的明确表述，只是表示对于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进行深刻的反省。为了不偏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方向，中方同意在措辞上作出调整。中方认为主要靠日方自身的反省和觉悟，但日方必须有为侵略战争道歉的意识和姿态。双方经过协商所达成的联合声明文本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尽管这一表述没有明确的“侵略”字样，但毕竟是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在与各国发表、签署的共同声明或双边协定等国际法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承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并表示要进行深刻的反省。

三、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在说明日方立场时表示，因为“日台条约”已经放弃了赔偿请求，所以要求删除“中国放弃请求权”的“权”字。对此，周总理对田中首相严正反驳说：遭受日本侵略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大陆，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当时就已无任何资格代表全中国，他所谓的“放弃”只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因负担赔偿而受苦。日方如今还死抱着“蒋介石已经处理完毕”，因而认为不必再提、也不领情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和愤慨，完全不可容忍”。听了周总理的话，田中首相当场表示，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方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双方商定的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四、关于钓鱼岛问题。曾先后任TBS北京支局、香港支局局长的田畑光永出示了日本公布的《田中角荣首相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官方记录。在首脑会谈中，田中角荣首相主动向周恩来总理提出钓鱼岛问题：“您对钓鱼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建议暂时搁置，周恩来说：“这次不想谈钓鱼岛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不好。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参与谈判的张香山（曾任外交部顾问，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为中日恢复邦交作出过积极贡献）1998年在《日本学刊》上发表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中，回忆了对话的详细内容。据张香山回忆，田中在谈判结束前说：“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钓鱼岛’的态度如何？”周总理回答道：“这个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进一步表示：“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周总理指出：“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见此，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周总理补充道：“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后来谈。”田中也表示：“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张香山的回忆与日方的记录基本吻合。总之，双方就这样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了。

9月29日两国政府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日本的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他小岛）。

田中首相到中国进行复交访问，邀请人是中国总理周恩来，而能够在中国做出在当时足以震惊世界的这一决定的当然是毛泽东主席。9月27日晚8时30分，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会见了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周总理陪同会见。这时复交谈判正紧张地进行着。毛主席的开场白令日本客人颇为意外：会谈情况怎么样，吵了架没有。并说：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接着，毛主席从历史的角度畅谈了中日关系要世代友好下去。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赠送的礼物也十分特别，他让陪同人员从自己的书架上取来一套名为《楚辞集注》的线装书送给田中角荣首相。田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特别尊敬。田中被毛泽东的非凡气概所折服，事后笑称：“毛主席是勉励我还要好好学习”。大平正芳也开玩笑说：“过二十年你可以成为他（毛泽东）那样，而我再过三十年也不行”。田中角荣对周恩来也是倍加称赞，他说周恩来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家和行政领导”。在双方会谈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递给田中。后来田中将其改写成日语警句“信は万事の本なり（信为万事之本）”，并用毛笔书写下来作为自己做事为人的信条。大平正芳也很敬佩毛泽东和周恩来，他称赞毛泽东为“风格泰然自若的伟大思想家”，称周恩来是“不知疲倦的超人般的政治家”。

日本，作为美国的追随者，战后一直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两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处于非正常化的状态。然而，两国的民间友好交往却并未完全中断。由于民间友好的巨大推动力，两国民间形式的经贸交流和文化交流日渐活跃。经过双方政府和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历史里程碑，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就希望和日本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国际形势而言，实现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有利于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会对日美关系造成制约，可以减轻来自北方苏联的压力，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形势下，中国实际上已经把日本视为反霸（即反苏）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毛泽东在1974年1月5日会见大平正芳外相时所说：“团结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就两国关系来看，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有利于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交流合作，为双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田中角荣紧张和忐忑的心情骤然散去。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汉诗：“国交途绝几星霜，修交再开秋将致，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与多数日本的政治家一样，田中角荣也有较深的中国文化造诣，他尤其喜好诗书。与田中角荣一起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壮举的大平正芳也是一个文采飞扬的政治家。在邦交正常化谈判成功后，他的心情一下放松下来，当天他就有感赋诗并提笔书写下来：“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几如梦。”大平正芳于1978年12月就任首相，继续发扬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友好精神。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他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援助计划，这项计划一直持续了二十七年，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及几年后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间一个世纪的不正常关系，终于翻开了中日两国两千年交往的新的一页。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和众多为此而做出贡献的两国友好人士。

提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是中日关系近二十年的“蜜月期”，其间双方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广泛交流合作，为两国的发展进步与人民友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热战和冷战之后，中日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为改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所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与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此时正值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进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转折点。其时已然成为世界的二大经济体的日本，正处于高度繁荣的时期。这为日后中日两国间开展全面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从邦交正常化到本世纪初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虽然也不时出现一些“麻烦”，但总的来说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良好的。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近二十年时间里，双方在各个层次广泛展开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在经济贸易方面更是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这一时期被人们普遍称为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蜜月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各个地区、各种行业、各个层次的人们以各种名义来到日本，在日本所到之处受到礼貌而友好的接待，看到、听到的都是“日中友好”的字眼。日本人也怀着各种目的来到中国各地。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各旅游景点、“友谊商店”都可以看到一群群日本游客在贪婪地拍照和消费。日本先进的机器设备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大港口。日本的汽车、彩电、照相机、组合音响、西服、化妆品，则是中国人长期追逐的“高档消费品”。中国的文化讲座、汉语班、电影展映等在日本成为常态。而在中国，每当电视台播放日本连续剧必定万人空巷。电视剧《阿信》、《排球女将》、《血疑》以及电影《追捕》、《人性》、《望乡》等成为一代人深刻的记忆。中国政府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华举行大联欢，数百人组成的“友好之船”赴日本各地交流，这些活动将中日友好推向高潮。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下，人们享受着两国交往带来的成果。

如果“蜜月期”两国的往来可以用“十分频繁”来描述的话，那么双方的合作交流则可以用“成果颇丰”来概括。经济方面，中日贸易总额1999年达到662亿美元，是1972年的60倍。日本政府从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至1989年的十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协议总额为26.57亿美元。从1981年至1991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630亿日元（约合5亿多美元）。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开始涌人中国开拓发展，如今在华的日本独资或中日合资企业已达数万家。以汽车为例，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铃木、五十铃等各大汽车巨头都分别在中国建立了多个生产基地和无数的销售网点。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不仅给中国带来先端的仪器设备和优质和产品，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全新的管理理念，给中国员工带来了文明认真、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人员来往方面，高层领导人互访增多，仅1982年到1985年三年间互访的两国领导人就有：日本首相铃木善幸（1982年9月）、中国总理赵紫阳（1982年5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1984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1985年4月）等。到1986年底，两国间结成友好省市关系共95对。在中日恢复邦交时的1972年，全年到日本的中国人只有1991人，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达38.5万人，增加了约200倍；而2000年到中国访问旅游的日本人更是超过128万人。

文化交流方面，“蜜月期”官方和民间并举，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遍及各个领域，涵盖教育、体育、文学、美术、电影、音乐、舞蹈、新闻、出版等。邦交正常化之初，适应中日友好形势的发展，中国掀起了学习日语的热潮。一大批日本语言教师的到来，不仅使中国学生的日语水平得到快速提高，而且在中国学生中广泛传播了日本文化。八、九十年代，通过卡拉OK和盒式录音带的传播，几乎人人会唱几首日本歌曲，人们对《樱花谣》、《北国之春》、《拉网小调》等耳熟能详。周总理邀请日本大相扑在中国表演后，中国人都知道了这一日本特有的竞技活动。许多体育项目从向日本学习到超过日本，柔道、棒球、排球、足球等运动项目都受到过日本的影响。当年日本的影视明星高仓健、栗原小卷、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中野良子等在中国拥有无数的“粉丝”。日本的动画片、游戏、漫画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青少年，而这种影响至今仍有增无减。

中日交流的空前盛况，绝对远远胜过盛唐时中日文化交流兴盛期的情形。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这一“蜜月期”，是两国邦交正常化后的高潮期，这种志势完全适应了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当时两国的发展状况。通过这一时期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开展的有益合作，不仅为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相互理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提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正确的认识，在国际关系中追随美国遏制中国，致使中日两国关系急剧冷却。

进人二十一世纪前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呈现“一超多强”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美国加大主导世界的力度，快速崛起中国的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欧盟以整体形象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日本加快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金砖国家”等新兴发展国家和实力不断增强。各方的博力愈发激烈的同时，因而美国所期待的单极格局并没有形成。在此情况下，2012年以后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口号。这一调整既有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意味，也显然有针对中国的意图。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枚重要棋子，当然不会成为局外人。急于希望重新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日本需要假美国之威，美国也需要日本在其战略调整中予以配合。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日关系自然产生了新的变数。

就双边关系而言，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的因素很多，出现当前中日关系冷却的事态并非一日之寒。2001年4月，被认为是一位大胆改革、极具个性形象而出现的新生代政治家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这位既对内说“不”，又对外说“不”的政治家，辅以上台就在对华关系和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他做出的强硬表态是：在外交上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在历史问题上决意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没有“食言”，在其担任日本首相的五年半时间里，他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两国关系出现全面下滑，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日趋加深。撇开国际因素，最直接导致中日关系冷却的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

一、靖国神社问题。小泉纯一郎在任首相期内六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安倍晋三2012年12月26日时隔六年再任首相后，后悔前一次任上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其第二次就任首相一周年之日参拜靖国神社，了却了前一次任内没有亲自参拜的“遗憾”。日本国会议员有一个名为“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超党派团体组织，他们每年都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活动。日本首相和政治家，不顾两国关系本已十分恶化的情况，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民众多次因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而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二、历史认识问题。日方多次否定战争罪行的举动，反复给中日关系带来伤害。2004年8月15日，日本最深具影响力的报纸《读卖新闻》以《8月15日，别忘记BC级战犯》为题发表社论，认为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竞赛的罪行处死两名日本BC级战犯军官是误判。同年11月15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呼吁日本政府必须严厉管制日本学生毕业旅行的内容，建议禁止他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韩国独立纪念馆等富有二战记忆的地方，社论说：参观“抗日纪念馆”可能会“误导日本新一代的历史观”。2005年4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10名中国人提出的战争罪行赔偿诉讼。这10名原告要求日本为战争期间在中国进行生化试验、南京大屠杀以及在福建永安城投掷火焰炸弹造成平民死亡和伤害做出赔偿。2005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答辩文中说：“日本国内不存在任何战犯”，企图推翻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战犯判决。《产经新闻》在报道时特别强调，政府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没有战犯。2006年8月30日，东京地方法庭宣布：中国海南省的8名慰安妇败诉。在日本进行的有关起诉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诉讼案几乎无一获得胜诉。

三、钓鱼岛等领土领海之争。2004年3月24日冲绳县警方以现行违反《人境难民法》为由，逮捕了在钓鱼岛登陆的7名中国民间保钓人士。4月23日，一名日本右翼分子为抗议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驾驶一辆车头写着巨大的“日皇”字样的大型宣传车，撞向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撞毁了领事馆的大铁门。2006年中日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发生矛盾，3月16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称，一旦中国开始在东海油气田进行钻探活动，日本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2010年9月7日，钓鱼岛附近海域，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的登船检查。随后日方扣留了中方渔民渔船。2012年4月，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抛出购岛闹剧，9月10日日本政府从所谓“土地权所有者”手中将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购人，将其“国有化”。2012年10月16日，中国军舰首次以距钓鱼岛80公里的最近距离驶过钓鱼岛，日视为武力威胁。2012年12月12日，中国首次在钓鱼岛海空开展立体巡航，明确不退让态度。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一区域与日本所划定的防空识别区有较大部分的重合。对此，日本政府要求其国内几大航空公司不要服从中国“防空识别区”规定，不要向中方递交飞行计划。之后双方加强在这一地区空域和海域的巡逻和监视侦查，并多次发生军事接近甚至对峙的情况。最典型的一次是2014年6月11日，中方图-154飞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例行巡逻正常飞行时，遭到日本2架F-15飞机抵近跟踪，最近距离约30米。双方在东海已经形成剑拔弩张之势，随时都有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

以上三方面问题引发的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致使中日两国关系的急剧冷却。这与新世纪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间国内形势的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其实质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正确的认识，以及在国际关系中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至2014年上半年，目前中日间的政治关系已经演变到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坏的时期，甚至比战后日本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两国关系还要糟糕。照此发展下去，必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中日两国业已发展起来的互利合作关系造成极大的伤害。

然而，从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日关系出现一些积极的动向。日本政界、经济界要人不断访华，主要有：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等，以及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访华、“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时隔三年在北京重启正式会议，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中国对外友协会长李小林也分别访日。8月，举行了日本安倍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中日外长会谈，随后两国就当前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终于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日在北京会晤。这也是两国领导人换届以来的首次会晤，从而为改善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安倍评价会谈意义称，这是回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改善关系的第一步。习近平也表示今后愿意努力逐步改善关系。

2015年中日关系交流机制正逐步恢复，3月19日上午，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东京召开中日安保对话，就两国加强安全保障政策合作交流进行磋商。此次中日安保对话是继2011年在北京后时隔4年再次召开。报道称，中日两国关系因钓鱼岛等历史问题仍比较紧张，日方希望借此次对话构筑两国间的相互信赖关系。4月22日，借在雅加达出席亚非领袖峰会之机，习近平和安倍举行了两人上台以来的第二次会谈。此次会晤似乎显示因领土争端和二战历史问题而闹僵的中日关系进一步解冻。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安倍在会谈后告诉记者，他和习近平同意合作改善两国关系，以及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有专家认为此次短暂会谈是北京会谈的延续，两国已经认识到保持沟通、防止局势恶化对双方都有利。

以民间促官方，实现关系改善的突破，这是战后中日关系得以在及其困难情况下得以不断发展的“法宝”，被称作“人民外交”。的确，两国的民间往来开始出现一定的热度。最为典型的现象中日旅游交流发展迅速。尽管中日关系处于低潮，但2014年，中国大陆游客赴日旅游总人数竟超过了240万人次，2015年更是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2015年5月20日至26日，一个来自日本的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访华，这是时隔近三十年后日本再次组织三千人的大型友好访华团到中国进行交流访问。此次到访的3000名日本人，来自日本全部47个都道府县，由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亲自率领。5 月23日，交流团成员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习近平主席与他们亲切会见，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交流团划为几十个分团旅行团，分批抵达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广东、贵州等地，欣赏中国的湖光山色、人文胜景，并与中方举行了中日旅游投资洽谈、中日旅游研讨会等活动。来自日本的平野惠子表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让我们十分惊叹，我们非常喜欢。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今后一定还会再来。”许多日本团员看到中国的情况后激动地流下热泪，纷纷表示今后要为中日友好出力。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认为，3000人观光文化交流团访华将对吸引更多日本游客访华产生积极作用。“（他们）在中国不仅可以看到名胜古迹，也可以看到发展中的中国，体会到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和友善的国家，而发回国的照片和信息也可以让他们的家人和友人第一时间了解中国。”率团的二阶俊博总结三千人访华的意义时说：“访问中国的这3000人是民间大使，他们回到日本后，会把中国真实的情况传递给大家，这对两国关系是有好处的。”

人们似乎看到了中日关系转暖的曙光。不过，安倍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并未对二战表表示“道歉”，仅表明了“深刻反省”，钓鱼岛问题等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复杂因素依然很多，对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仍须密切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