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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日本是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巨大压力之下战败投降的，日本人有因失败而感到“耻”的民族文化心理，至今把8月15日称为“终战日”就是不愿意接受失败现实的一种自慰。

1945年8月15日东京时间中午12：00时，日本军民都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列队，在奏响以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主题的国歌《君之代》之后，普通日本人首次听到广播里传出以“朕”自称的“御音”。天皇在这篇《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略称“终战诏书”）里宣布：“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支（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这里说的“公告”，就是之前由美英中三国发表（后加人苏联）的“波茨坦公告”（或称“波茨坦宣言”）。这份公告以“如果日本不投降，就给予毁灭性打击”为主题，全称为《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以世界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

“终战”一个月前的7月17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和外长在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并通过一项由美、英、中三国代表签署的决议。7月26日，美国总统哈利·S.杜鲁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后加人该公告。波茨坦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有：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重申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战犯交付审判；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保障宗教、言论和思想自由；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但容许保持其经济所需和能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准其获得原料和资源，参加国际贸易；在上述目的达到和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撒退。

总之，波茨坦宣言的内容就是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也是在遭受致命打击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而做出的决定。不过，“诏书”中回避了“战败”、“投降”的字样。诏书中说：“……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这段话里至少包含了三个意思：一、战争形势对日本已非常不利；二、对方用残酷的手段“频杀无辜”，三、放弃继续交战是为了避免日本民族的灭亡和人类文明遭到破坏。因此，日本官方认为不是因战败而投降，而是为了避免“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所以是天皇的“圣断”。因失败而感到“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日本人，至今把8 月15日称为“终战日”，而非“战败日”。

然而，日本因战败而投降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日本是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巨大压力之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从战局来看，欧洲战场德国法西斯已经全面覆灭，东方的亚洲太平洋各个战场，包括中国战场也已进人全面反攻的阶段。日军遭受到惨重损失的同时，盟军也已形成对日本本土的围攻之势。对于失败日本当然不会轻易承认的，7月27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不管美、英、中三国《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如何，都将不予理睬，始终根据既定的根本方针，坚决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迈进。29日，铃木首相发表声明，称美、英、中三国宣言无异于开罗会议，日本政府毫无关心的必要，拒绝投降。鉴于日本尚无投降之意，美军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打击力度。仅8月4日，美军就出动200架战机对东京、九州等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美国之所以不惜把刚刚研制成功的核武器用上，一般认为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害怕登陆战可能造成大量的伤亡；二是为了先于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以利日后对日本的控制。不管怎样，原子弹的使用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几乎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于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百万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驻守东北之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人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苏联的参战给了日本最后的沉重一击。

除了军事上和政治上日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日本的经济也因战争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法西斯的战略是“以战养战”，即以战争强占大量土地，掠夺大量资源来扩大战争，进一步增加掠夺。但结果适得其反。战争规模越大，兵员需要越多，武器弹药和后勤保障物资消耗越大。被占领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罢工、怠工和破坏活动，常使日本的掠夺计划难以实现。随着战局的恶化，原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峻，1944年日本生产商船158万吨，1945年猛降到49万吨，远不能弥补损失。日本的武器制造、钢铁、炼铝、石油的生产急剧下降，石油储备只剩40万吨。如此恶性循环，使战时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9日深夜至10日凌晨，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天皇做出了“第一次圣断”，表示了议和意愿。天皇说：“朕以为，如果皇室、人民和国土能够保存，则国家生存之根基尚存。如果继续进行无望的战争，则有丧我根基，亡我子民之虞。”会后，东乡茂德外相致电盟国，表示“在认识到不包含要求变更天皇统治国家之大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宣言》。对此，盟国的态度没有改变，在给日方的正式回电中明确了几点：1.自降伏之日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受控于盟军最高司令；2.日本的最终政治形态当根据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决定；3.盟军将留驻日本。由于盟军再次使用“降伏”字眼，让日本的强硬派十分不爽。对此，日本内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甚至发生了刺杀事件。最后，于14日上午在宫中防空洞内召开御前会议，会上裕仁天皇做出所谓的“第二次圣断”，决定由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当晚，天皇用他那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录制好诏书全文。这天深夜还发生了部分军人企图政变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切腹自杀的事件。次日中午《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如期播出。

稍早于此，即1945年8月15日重庆夏季时间晨7时，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国桢与四国政府同时在各自首都（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宣布接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于8月16日在重庆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战争的结束。经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历时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与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人民一道，沉浸在得之不易的胜利与和平的欣喜之中。

以上历史事实足以证明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这是世界所公认的。在9月9日于中国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上，日本签署的投降书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写明了“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日本方面至今仍把投降和战败称之为“终战”。这样的用语既是日本人掩盖事实的一种虚伪，也是不愿意接受失败现实的一种自慰。

提要：8月15日与9月2日的意义有所不同，前者是日本战败和二战结束的日子，而后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抗战胜利纪念日，而且必将成为中国结束被侵略历史的纪念日。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东京时间），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隆重举行。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和大本营全权代表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全权代表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接受日本投降，投降书即刻宣告生效。中国代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这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个值得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

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终战”的日子，即通常所说的日本战败日，也是公认的二战结束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曾于1949年12月23日公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确定“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过，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发布《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

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日子：9月9日和10月25日。9月9日上午9时，日本正式对中华民国递交降书，中国代表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日本代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市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接下冈村宁次的佩刀，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区实际投降的象征。台湾方面，10月25日，在台湾举行了日本投降仪式，中国代表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人中国版图。自《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台湾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终于结束。不过，台湾方面将10月25日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定为“台湾光复日”，而“抗战胜利纪念日”仍为9月3日。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经过表决，正式在立法机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9月3日中国人民“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确定，有其特殊的意义。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9月9日是日军向中国战区的投降的日子。而9月2日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线同盟国的投降，中国是作为胜利者之一接受投降的日子。把日本签订投降条约的日子确定为战争结束的标志及第二天作为胜利的纪念日，更加彰显了中国人民作为战争胜利者的深刻意义。正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说明中强调的那样：“制定本决定是为了更好地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人们，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说明还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做出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抗争的历史。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宣告了这场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也理应是中国人民从此不再受外来势力侵略欺凌的宣示。因此，8 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可以说是宣告日本军国主义战败的日子。而9月3日不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这一天必将成为中国人民纪念一切对华侵略战争结束的日子。

提要：美国对战后日本实施了强力的改造，但在诸如保留天皇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做出了极大的妥协。这缘于国际因素、日本国内因素甚至占领者个人因素。

在二战结束前发布的《波茨坦宣言》里，基本规定了战后盟国对日本的政策框架：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战犯交付审判；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保障宗教、言论和思想自由；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但容许保持其经济所需和能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准其获得原料和资源，参加国际贸易；在上述目的达到和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撒退。

事实上，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政策在制定波茨坦宣言之前很早就着手进行研究了。早在1942年2月，美国政府就在国务院设立了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着手考虑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问题。关于战后对日本的处置，美国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使日本回复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在日本建设亲美的民主政治。随着后一种意见占据上风，美国加大了相关的政策准备。1942年8月，美国国务院特别调查部设立了以远东问题专家为中心的研究班子，专门研究战后对日政策问题。1944年后，由于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与军方在是否保留天皇制和严厉惩罚打击日本的力度上存在异议，美国设立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院部协调委员会，对日本战后的投降和占领问题进行研究和调整。1945年6月，三院部协调委员会拟定了作为战后对日政策之基础的SWNCC-150号文件——《战败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不过，这一文件提出的在日本建立军政府的构想，与《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政府复活和强化民主主义的措施并不一致。后来美国把政策调整为通过建立日本的民主政府而对日进行“间接统治”。战后美国等国担心日后与苏联将在各个方面发生冲突，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像在德国那样由几方分割占领的方式，而坚持由美国完全掌控对战后日本的改造。

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占领军以盟国名义对日本持续进行改造。这一改造过程中，美国在《波茨坦宣言》和《战败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包含有国际因素、日本国内因素甚至占领者个人因素，这些因素必定影响到战后日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终形态。

一、麦克阿瑟对日本进行了铁婉式的改造。1945年8月12日，盟军西南太平洋方面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对日占领的最高责任人——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1880年1月26日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个军人家庭，其父也曾是美国的一位将军。麦克阿瑟44岁即成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少将，在战争中打过无数胜仗。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主持了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受降仪式。麦克阿瑟在仪式上代表盟国签字并讲话，这也标志着他作为占领军最高领导实施权力的开始。随后，美国开始一步步实施对战后日本改造的计划。9月17日，麦克阿瑟将盟军总司令部迁到东京皇居旁边的“第一生命”大厦，并很快向日本政府传达了详尽的《投降后初期盟军最高司令官关于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麦克瑟对日本的改造首先从以下几方面人手：1.建立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制度。10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通过“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关于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指令》，即“人权指令”，要求日本政府废除《治安维持法》、释放政治犯，强调撒销对思想、宗教、集会及言论自由的限制。随后，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在内的大批政治犯被释放，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等相继宣告成立。2.实施“政教分离”，破除对天皇的神格化。12月，盟总为了破除神道和忠君爱国思想，发出了神道和国家分离的指令。同时，为了破除日本国民的“神国观”以及把天皇视为“现世之神”的思想，盟总决定让天皇自己对其神格进行否定。按照这一要求，天皇在1946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诏书中申明：“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由相互信赖和敬爱连接，而非单只是由神话和传说产生。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关系，非基于视天皇为当今之神、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因而赋有支配世界之使命虚构的观念。”3.制定新宪法，建立新的社会形态。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制定了全新的《日本国宪法》，全方位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形态。美国对战后日本实施的强力改造，无论对日本的社会制度和日本人的思想意识，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二、麦克阿瑟也作了很大的妥协，特别是在保留天皇的问题上。本来，《波茨坦公告》和《战败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强调要建立强化民主主义的政府，根据这两个文件，实际上是要废除天皇制的。然而，美国方面对本应无条件投降的日本还是做出了一些妥协。在日本投降前的8月9日上午，铃木贯太郎首相再次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天皇在会上表达了希望保留天皇的意向：“朕以为，如果皇室、人民和国土能够保存，则国家生存之根基尚存。”于是多数人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保留天皇以维持国体。会后，东乡茂德外相致电盟国，表示“在认识到不包含要求变更天皇统治国家之大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宣言》。对此，各大国的态度略有差异：美国决定接受日本的要求；正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同意美国的意见；苏联当即的反应是“持怀疑态度”，但为避免与美国发生争执而没有坚持反对立场。于是，美国以战胜国集体的名义于11日通过瑞士政府向日本发出复照，未对是否保留天皇做出明确表态：“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需之投降条款……。”回电中只明确“日本的最终政治形态当根据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决定”。这一答复既保证了美国对日本的最高控制权，又承认了当前日本天皇及其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这样的措辞实际上留有了余地。所谓“根据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可以理解为如果日本人民要求保留可以予以尊重。最终结果天皇还是保留了下来。《菊花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欧美人有一种“原罪”意识，而日本人则有一种“耻”的意识，这种“耻”意味着外在的压力。因而只要日本人没有感到耻辱的压力，“名誉”上得到保障，就不存在道德上的困惑。日本天皇得以保留——哪怕是仅保留了天皇的象征性地位，正好满足日本人对耻辱感的忌惮。《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在擦洗干净之处记下新的羞辱的符号，而只是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战败的‘必须后果’的事情，这种做法取得了效果。天皇的保留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也可以说，天皇制的保留，确保了美国制定的民主制度得以在日本顺利实现。

总之，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改造，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式民主国家的铁婉式改造。但在诸如保留天皇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却做出了妥协。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美国之所以对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美国自己最初的政策有所调整，有着多重的原因。至少以下有几个因素：一、为了更有利于美国与其他大国争夺掌握战后对日控制的主导权；二、为了在满足日本国民心理的情况下顺利推行美国制定的民主制度；三、来自于麦克阿瑟个人对日本社会及民族性格的理解。

提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不容置疑，但存在一些缺陷：美国对审判的操控并未完全反映盟国的意志、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审判并不彻底、因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埋下隐患。

美国占领日本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出于对受害国家和人民有一个交代，也出于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尊重。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宪章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主要战犯。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在一片肃静中，11名来自世界各国的黑衣法官威严地登上了审判席，其中有来自中国的梅汝璈先生。根据宪章第3条“盟军最高统帅应在法官中指派一人为本法庭庭长”的规定，澳大利亚人威勃爵士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庭长。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经过长时间的庭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罪行被一一揭露。在东京审判中，确认日本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与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者。经中国法官据理力争，最后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才最终得以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七名甲级战犯以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等16人终生监禁；判处东乡茂德有期徙刑20年、重光葵有期徙刑7年。1948年12月22日黎明，在东京的巢鸭监狱，七名甲级战犯分两批被押进了绞刑行刑室。战犯们呼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这些军国主义头目终于受到了惩罚。

东京审判的完成，似乎给战争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东京审判也难免会有一些缺陷和偏颇。

一、美国对审判的主导作用。日本投降后，美国违背承诺单独占领日本，架空盟国对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改变了战后盟国对日关系格局，决定性地掌握了对日处理的主导权。在战犯审判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几件事情：首先，在各国检察官到达东京之前就由美国检察官起草了“法庭宪章”。12月6日，美国联邦司法部长助理基南率38名美国检察官抵达东京。两天后，麦克阿瑟就宣布成立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GHQ）直属的国际检察局（IPS），任命基南为局长。其次，美军单独占领日本，为审判工作提供物资和服务。美国以费用短缺和设施不足为由，限制盟国来日人数，使得各国仅来日数人，无法承担更多的检察和审判工作，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有，在各国检察官来日前，美国已下令逮捕日本战犯嫌疑人，未与盟国充分协商即一手包办对战犯嫌疑人的认定和逮捕，使一些重大战犯嫌疑人漏网，如策划侵华战争的石原莞尔。单独占领日本是美国得以掌握对日处理主导权的关链原因，虽然东京审判对盟国共同意志有所体现，但更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意志。

二、东京审判开庭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美国政府转变了对日政策。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表示“要遏止共产主义的蔓延”，由此宣告冷战开始。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亚太战略，日本的战略地位上升，美国对日政策从“压制”改为“扶植”。1948年8月，国务院、陆军部、盟军总部决定不再对日本战犯进行新的审判。国务院制订《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要求尽早确定结束甲级战犯嫌疑审判的最后期限，主张放宽对日管制，停止民主改革，复兴日本经济。其结果是，对日本战犯的严厉打击和对军国主义的清算都未能彻底进行。

三、东京审判对国家犯罪的指控相对不足，尤其是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为战后日本政治埋下隐患。东京法庭没有不仅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甚至追究财阀和其他一些在押甲级战犯的罪责。如甲级战犯岸信介被释放后，当年即当选国会议员，几年后出任日本首相组成“战犯内阁”。这些情况导致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未能彻底接受集体责任，好像所有罪责都在25名战犯，只要惩处了他们，日本的战争罪责就算洗净了。不得不说，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责，日本政府不愿认真反省战争责任，都与此有关。《朝日新闻》在题为“知道东京审判吗？”的社论中指出：对战后日本来说，东京审判从两层意义做出了政治清算。从国际上讲，日本承认审判结果，从而得以回归国际社会；从国内讲，把战争责任推到被审判的甲级战犯头上，实际上免除了天皇在内的其他日本人的责任。

尽管东京审判有一些局限，是并不彻底的审判，但审判本身就是对侵略的定性，是对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罪行的定性，其正义性不容置疑。然而，在日本一直都有一些右翼人士拒不承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直到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狂呼：东京审判是错误的！一些右翼学者试图通过否认东京审判，把侵略战争的性质彻底颠覆。评论家西部迈把东京审判称作“复仇的仪式”，公然说“我们并不认为‘侵略’就是坏的东西，也不需要谢罪”。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佐藤和男在《东京审判和国际法》一文中直言不讳地称：“东京审判被判决的所谓甲级战犯，是在毫无根据的犯罪污名下所受到的不当判罚，他们是为了祖国的殉难者，是为了国家大义而殉难的”。曾旁听了东京审判的日本旧军人富士信夫认为东京审判下的定义为“极不公正的判决”，他说：“战胜国审判战败国领导者，只能说是胜者王侯式的、戴着司法假面的政治审判”。这些论点在日本政坛也得到一些人的公开呼应。2005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次官森冈正宏公然妄称，战后建立的远东国际法庭进行的审判性质值得怀疑。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后，年年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更为这股否定东京审判的歪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答辩文中说：“日本国内不存在任何战犯”，企图推翻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战犯判决。《产经新闻》在报道时特别强调，政府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没有战犯。2006年8月15日，就在小泉下台前不久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那天，许多日本右翼分子开着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东京的大道上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东京审判是错误的”、“日本必须修改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等。接替小泉第一次就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在出访中国前几天谈到东京审判问题时说：“那些被指为甲级战犯的日本人，虽然在东京法庭受审被判为战犯，但按照本国法律，这些人并不是战犯。我也有亲人涉及这样的案子”。安倍所说的“亲人”，就是他的外祖父岸信介——曾经的甲级战犯、后来担任了日本首相。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几乎一直是保守党在执政。政府极力淡化侵略罪行，回避承担战争责任，对亚洲各国表示反省的态度极其暧昧，对下一代的教育更是多有误导，致使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识模糊。为此，对东京审判必须明确定性：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不容置疑，但东京审判确实存在不完整性和不彻底性。

提要：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天皇和对天皇狂热崇拜和绝对服从的日本国民，都应承担战争责任。由于没有彻底追究战争责任，造成了部分日本国民错误的战争史观。

战后远东军事法庭进行的“东京审判”留下了两大问题，一是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二是没有确认日本国民的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毋庸置疑，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举动的确罪大恶极。但需要指出的是，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实行的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天皇身兼陆海两军的统帅（日本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由他做出的发动战争的“圣断”，其应该对战争所负的责任是不能否定的。战后，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都有呼声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美国人也知道天皇对这场战争所负有的责任，更知道天皇制与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格格不人。但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仍以避免日本社会崩溃为由，反对把天皇推上审判台。作为远东美军司令的麦克阿瑟，在岛屿战中看到日军的疯狂，看到日军总是会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会轻易投降。因此，当20万美军进驻日本时，美国难免担心会有激烈的袭击等着他们。然而，美国人看到日本人尊崇天皇的“圣断”，不仅毫无抵抗之意，而且所到之处的日本人都鞠躬相迎。这就是美国人理解的“菊花和刀”交织的国度。麦克阿瑟不由感叹天皇的威望，暗自认为保留天皇的必要，声称若是废除他需增加1倍占领军。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美日之间还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交易。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曾说道：“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早在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最后时刻，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就提出了保留天皇制的“唯一条件”。在投降前最后一次由裕仁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外相东乡茂德说：“只要皇室能够存在，日本民族就能隐忍持重，以图他日的复兴”，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也叫嚣“维护皇室的手段绝对必要”。虽然最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但事实是美国人非但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将其送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而且还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呼声将天皇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而保留了下来。

然而，要保护天皇，保留天皇制，并非易事。美国人赫尔伯特.比克斯在《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中写到：“保护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复杂的政治任务，只有通过大肆夸张日本社会巨变造成的威胁、操纵证言、销毁证据和歪曲历史方能达成。不知裕仁是否因这种对正义的歪曲而感到过不快，是否将这些情况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灵禀告时提到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直到处决东条为止的整个审判期间，裕仁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摆脱国内外要求他退位的压力，保留君主制并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维持稳定的领域和正统性的原理”。最终美国人还是办到了。天皇的继续存在，不仅使日本人没有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的感觉，更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日本人不能接受战败的政治耻辱感。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对保留天皇问题这样写道：“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在擦洗干净之处记下新的羞辱的符号，而只是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战败的‘必须后果’的事情，这种做法取得了效果。天皇的保留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也可以说，天皇制的保留，确保了美国制定的民主制度得以在日本顺利实现。

再来看国民的责任问题。这个问题与保留天皇制的问题是相关联的。在战前的日本，作为民族精神的最高信仰，就是对天皇的神圣化。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再次重申了天皇的神圣血统，其地位将“万世永继”。1925年裕仁天皇即位，日本进人昭和时代。经过多年对天皇的神格化宣传，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狂热和民族优越感被极大地煽动起来。1928年11月正式举行昭和天皇的即位仪式，当天皇乘车由东京到京都以及由京都返回东京时，竟有几十万人冒雨跪拜迎送。登基大典使用的天皇照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戴勋章，身边站着皇后。这向日本国民昭示着天皇既是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绝大多数国民万分虔诚地祈祷，企盼新天皇能给国家和民族继续带来好运。一代一代的日本全国的中小学生，每天到校后都要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向天皇的御照躬身敬礼。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对天皇的神话般崇拜导致了天皇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发动战争的“圣断”，也使得军国主义者打着国民拥护的“圣战”的旗号而肆无忌惮地在战场上疯狂杀戮。而多数日本国民不仅把家人送上战场充当“皇军”，更是全民动员支援前线。

对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天皇的狂热崇拜和绝对服从，正是国民应该对天皇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然而，与清算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审判不同，日本人没能像德国人那样严肃追问他们自己的战争罪行。法新社驻东京记者菲利普斯·阿格雷特分析说，后果就是“日本没有就战争犯罪和责任形成民族共识”。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栗谷健太郎也持上述看法。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几乎一直是保守党在执政。政府极力淡化侵略罪行，回避承担战争责任，对亚洲各国表示反省的态度极其暧昧，对下一代的教育更是多有误导，致使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识愈加模糊。不承认侵略，否定侵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1989年，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会长盛田昭夫合著了《日本可以说“不”》一书，提出了“说不理论”。该书认为说不的条件是：日本是优秀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理应在世界上成为有独立政治经济地位的强势国家。这本书表达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引起了很多日本人的共鸣，一年内再版十余次，发行量逾百万。石原慎太郎之后当选东京都知事，并多次连选连任，说明其极右的思想在日本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此外，由于战争结束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和城市的毁灭，日本一直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社会，并强化对后代的所谓“和平主义”的教育。因此，日本年青一代的战争“加害者”意识日渐淡薄。

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天皇发动战争的罪行处理得不彻底，也由于日本国民对战争责任问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以及对后代教育的错误导向，致使日本不能像战后的德国那样真诚反省，为日后日本与亚洲受害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留下了隐患。

经过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到二十世纪后期，日本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虽然现在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但其经济实力仍很强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从战败的失落中走出来，重新找回了自信。日本国内一直潜藏着否定侵略的错误史观，日本政府更是有意识地推动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抬头，极右分子更是甚嚣尘上。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中，经常有人发表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一些人极力否认和淡化那段不幸的历史，歪曲历史事实，甚至有人企图把日本重新引人军国主义的轨道。本来，1947年5月开始施行的“和平宪法”，对战争的清算是具有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可是，近年来日本出现的情况却是逆势而动。2007年新年伊始，日本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这一举动意味着军事与国防在日本地位的提升。搭着反恐和恢复战后重建的战车，日本早已突破了向海外派兵的“禁区”。2014年7月1日，日本政府做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而且在修改放弃行使武力的宪法第九条的问题上也是蠢蠢欲动，已越来越接近变为现实。

总之，战后没有彻底追究日本天皇和国民的战争责任，造成了一部分日本国民特别是年青一代的错误历史认识，为日后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受害国发展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留下了隐患。

提要：《日本国宪法》包含了基本人权、国民主权的原则和和平主义的重要特征，这部美国主导制定的宪法保障了战后美日同盟关系，也保障了战后日本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是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的颁布。战争之前日本的宪法是明治维新时期获得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名“明治宪法”，颁行于1889年。明治宪法是日本首部现代宪法，由此确立了根据普鲁士模式建立出来的君主立宪制。

在《波茨坦宣言》里，关于日本投降后盟军占领的主要目标，确定了民主化改革的内容：“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第10条）此外，文件还写明：“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撒退。”（第12条）。

1945年战争结束后，作为政治民主化组成部分，战后的宪法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的日本统治层极不愿意以一份西方民主自由的文件取代明治宪法。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认为明治宪法“适合日本的国情”，只是想对明治宪法做一些小的修改。为此而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修改宪法的委员会。然而，当他们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交给占领军总司令部时，得到的答复是“全然不行”，并被告知以后的起草工作将由占领军总司令部政治局的官员美国人惠特尼来担当。接着，政治局在极其秘密情况下起草了宪法草案，并于1946年2月10日将其呈给了麦克阿瑟。这份宪法文件的主要起草者虽然不是日本人，但还是参考了明治宪法，并征询了日本的律师及政治领袖的意见。草案规定以国民主权为原则，放弃战争，废除军备并保障基本人权。两天后日本政府看到了这份文件，本来希望的是天皇总揽统治权的日本人还是大为震惊。但是，占领军司令部的态度十分强硬，在强大压力下，日本方面经过反复审议，最终无奈接受了这份所谓的“麦克阿瑟草案”。这份宪法草案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天皇的象征性地位、人权及公民权利之保障、放弃战争。经过内部的几番争论和政府换届以后，6月20日以天皇颁发帝国敕令的形式，把修宪案提交到第19届帝国议会。又经过两院做了一些小的修改，10月29日，在天皇亲自出席的枢密院院会上一致通过了“修正帝国宪法改正案”。11月3日，在贵族院议场举行了“日本国宪法公布纪念典礼”，在皇居外苑举行“日本国宪法公布纪念祝贺都民大会”。按照规定，新宪法于1947年5 月3日正式生效。这部《日本国宪法》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全新的社会制度从此影响了战后几十年的日本。

关于战后日本的这部宪法，有几个代表性的问题可以归纳：

一、日本国宪法是美国人起草的，在价值观上自然包含了美国所推崇的主要原则：基本人权、国民主权。这些原则在宪法里以各种形式作了表述，例如：宪法序言第1段宣布“主权属于国民”；第1条规定天皇“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为根据”；第14条保障“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20条规定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第21条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等等。

二、新宪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和平主义（放弃战争）。这部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宪法”，就是明确了“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著名的第9条做了如下表述：“日本国民真诚地祈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远放弃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为了实现前款的目的，不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正是在这一和平主义的原则精神下，战后日本把主要财力和精力用在了国家的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仅用了几十年就成了世界经济强国。然而，战后日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和平宪法的解释和是否进行修改的争论。特别是进人二十一世纪，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的意愿愈加强烈。右翼的民族主义分子和部人政治家、学者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鼓噪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将带来的后果，日本国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九条束缚了日本的手脚，妨碍了日本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必然趋势；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会放宽对日本军力的限制，不利于日本持续的和平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日本再次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危险道路。

三、美国人主导下制定这部宪法，既确定了基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的相似性，又在体制上与美国的宪法有所不同。不同之处主要有：第一、美利坚合众国是联邦制国家，而日本国是单一制国家；第二、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尽管天皇仅仅是象征，没有实权；第三、美国采取严格的三权分立制，最高行政机关采取总统制，而日本国宪法则采取议院内阁制，最高行政机关的首长为内阁总理大臣。不过，由于这部宪法还是确定了与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相似性，因而有利于保证美国在国家制度与国际事务上对日本的控制。也可以说，《日本国宪法》对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得以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在《日本国宪法》的指导下，随后美国还主导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形成了战后日本完善的基本法律体系。正是在这一法律体制下，日本才得以有了迄今为止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概而论之，《日本国宪法》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是以保障人权和国民主权为基本原则的，是以和平主义为其重要特征的。总之，《日本国宪法》是保障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宝典”，也是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政治保障。

提要：日本在战后快速复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可谓是世界经济的奇迹。在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之中，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作用下得以快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很快进人了冷战状态。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走上了战后复兴之路。

一、战争结束时的日本

二战后期，由于各大战场上日军主力相继被歼灭，日本的战争主动权彻底丧失。持久的战争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财、物，加上美国对日本的轰炸和封锁，生活品生产基本进人了停止状态。战败后，日本丧失了过去靠侵略战争夺得的殖民地和其他势力范围，600多万海外殖民地官吏、军人及他们的家属陆续回国。工业企业严重开工不足，失业、半失业人数高达1300多万。战后第一年即1946年，日本的主要生产指标均大大低于战前水平。据日本政府1949年度《经济白皮书》的统计，主要工业品产量，粗钢产量从1937年的580万吨剧减到1946年的56万吨，还不到战前的十分之一，煤产量从4538万吨下降到2274万吨，减少了一半，机床从21800台下降到4700台，相当于战前的五分之一，棉纱从72万吨下降到6万吨，仅是战前的8%。农业生产也锐减，与战前的1933-1935年平均数相比，下降了41.8%，使全国陷人严重的粮食危机。应该说，战争使日本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

不过，日本还是有一些底子的。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扩张，实行殖民统治，靠战争和掠夺来积累资本，刺激本国的工业发展。到二战之前，日本在历次大的战争中大发横财。二战之前的日本发展史，实际是日本的侵略掠夺史。如1894年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1904年进行的日俄战争和1914年参加的一次大战，日本均是战胜国。仅“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索得的赔款即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收人的4.37倍；在这前后日本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利益，相当于清政府17年的财政收人。然而，日本与英、法、德、意等国所受破坏情况并不相同。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大陆展开，对欧洲各国的国民经济破坏巨大，因此战后欧洲失去了“世界中心”地位，欧洲列强则纷纷沦为“二流国家”。尽管日本也曾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原子弹轰炸，但日本毕竟没有经历过“本土作战”就无条件投降了，两次大战的战场均远离日本国土。所以，战后日本的主要基础设施、重要的工业设备大多完备无损，大量有一定技术素养的技术工人队伍及知识分子等基本保留了下来。这些条件就成了日本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本钱”。

二、战后复兴之路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军事占领，并对日本推行了旨在铲除其军国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民主改革。如在政治和军事上，新制定的宪法规定日本不得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进攻性军事力量，军费开支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以经济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重点实施了解散财阀、分散少数企业对经济的控制权和确立劳动权等三项政策。从1947年开始，在麦克阿瑟的主持和美国政府的扶植下，日本开始进行战后经济的重建工作。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此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朝鲜半岛上南北分离，东西方对立的格局已见雏形。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适应美国“独霸世界”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做好长期占领和控制日本的准备。美国对日采取了“先打后扶”政策，即由过去打击瓦解日本军国主义基础，变为有意帮助、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其对苏发动“冷战”的工具和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基地。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政策，就是在此形势下制定的。1948年12月9日，美国发表声明，停止执行解散财阀的命令。接着又向日本政府转达了稳定日本经济的九项原则：1.平衡预算方式；2.加强税收；3.限制贷款；4.停止增加工资；5.控制物价；6.加强贸易和外汇管理；7.增加出口；8.增加重要国产物资的生产；9.强制征购粮食。不久，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巨额的军需订货，美国军队的很多修理制造都转移到日本。美军的“特需”大大激发了日本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日本工业的潜在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至1951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年止，美国政府以各种名义向日本提供了21亿美元的援助。美国不仅免去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还阻止日本对亚太地区其他受害国的赔偿。因此，到1955年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

从1956年到1973年，日本进人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56年日本制定“电力五年计划”，建立电力工业和用石油取代煤炭，由此带来的良好影响带动了耐久性消费，日本出现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1958年后，政府开始引导企业生产如汽车、电视等家用电器和钢铁，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发展高潮。196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政府耗资达30亿美元，用作兴建运动场馆，以及修建相关配套设施，如交通设施及供水系统，日本为了东京奥运的直接场馆投资为295亿日元。而间接投资（公路、地下铁等交通建设、上下水道铺建等）则达9，600亿日元，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再一次拉动了经济。奥运会结束后日本政府决定发行战后第一次建设国债刺激经济，有不少大企业合并，日本国民的所得水平快速提高，私家车和彩色电视等开始普及。从60年代起日本开始实施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而实际上仅六年的时间，国民平均所得就提前完成了倍增的计划。这一时期，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工业增长率则平均达13.6%。这种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此时期，日本工业生产增长8.6倍；对外贸易从1965年开始出现顺差，到1973年8年中增长3.5倍。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联邦德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进人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进人低速、稳定发展时期。期间，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几件大事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一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二是1973年底到1975年，西方世界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急剧下降。1978年秋，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征兆。虽然在1979年又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经济滑坡、物价上涨的情况又有所发生，但由于较好地总结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教训，不到一年就基本消除了石油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滑坡。尽管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左右，但仍保持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地位。80年代前半期，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前提下，日本开始建立健全财政制度、扩充社会资本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到80年代后半期，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开始相对下降，苏联解体，但日本经济实力依然稳步增长。

八九十年代，由于受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开始持续下滑，并引起日本内阁的频繁变更。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为了扭转本国经济低靡状态，日本开始对其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即用消耗资源少、附加产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取代大量消耗资源、消耗劳动和产生公害的重、化工业。同时，在经济政策上也作了相应调整，即一方面鼓励垄断资本扩大资本输出，把能耗高、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另一方面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另外，不断加大科研投资力度，迈向“科学技术立国”时代。

三、战后日本快速复兴的原因

战后日本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先后赶上并超过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指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取得如此成就的具体因素，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在“和平宪法”的保障下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战争结束后，美国占领初期首先致力于解除军国主义武装，实行民主政治、制定和平宪法。日本政府利用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国防开支小的有利条件，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2.日本战后废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不断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立法等经济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废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

3.美国对日本的扶植，特别是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的大批军事及后勤物资订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向日本提供了21.28亿美元经济援助和贷款，支持日本复兴经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日本接受了美国几十亿美元的“特殊订货”，助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特殊订货”和出口增加使日本企业界获得了高额利润，促进了垄断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且，在美国的庇护下为日本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4.积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此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口号。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5.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进出口。其中大力吸收国外最新科学技术，再加以模仿、消化与创新，从而走出一条“引进、改良、吸收与创新”的新路子。一方面，大力引进欧美工业国先进技术，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电子、汽车、石化、人造纤维等新兴工业，工业、农业、贸易全面发展。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贸易，加快资本输出，巨额出口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利润，一部分被投人到生产领域，另一部分作为外汇储备，使日本的国际支付能力不断加强，提高了国际竞争能力。

6.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危机意识。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吉田茂总结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战后世界很快进人东西方的冷战状态。战败的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日本用了短短二十多的时间就赶超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经济战后的快速复兴，可谓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提要：重庆谈判是抗战结束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和平最终未能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因抗日而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很快破裂，以及改变中国命运的全面内战的爆发。

中日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了对国家的改造以求得重生，而此时的中国也面临着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

战争结束之际，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队，除中国东北外，中国大陆及台湾、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在抗战时期做出重大贡献的武装力量，当然要求参与受降事宜。于是，朱德以中国解放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中共军队的要求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也完全不予理会。在此情况下，中共拒绝了蒋介石“原地待命”的命令，针锋相对地要求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政府军队包围的部分外，一律向中共军队投降。而日伪军队则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不向中共军队投降且继续交火。。这一事态的发展预示着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已不复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未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而立即取消，但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再次转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再度恶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

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从而增加了战争结束时远在西南方面的国民党军队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加上国民党在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上极力将共产党军队排除在外，引起中共激烈反应。然而，此时的蒋介石虽然对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志并没有消失，但也对立即发动内战有所顾忌。一是经过长年的战争，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美、苏两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针对蒋介石的三次邀请，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及时地指出，只有去和谈，才能表明中共和平建国的诚意，才能取信于天下。最后毛泽东率领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渝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赴渝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到机场为毛主席送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从重庆飞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当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时，人们都对和平抱有极大的期待。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他向拥上来的人群挥手致意。

然而，和平并不会轻易到来。在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同时，蒋介石为收复失地，以受降为名向中共军队控制区域调集大批军队。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还命陈布雷重印《剿匪手本》，秘密下发。1945 年8月下旬，中共方面为配合重庆谈判，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在山西省上党地区准备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次战役，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在战前动员时，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经过激烈的战斗，这次战役歼灭了阎锡山所属的11个师的部队。这是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也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

重庆谈判开始了，蒋介石在歌乐山地名为山洞的官邸与毛泽东会见，两个敌对了19年的领袖“握手言和”。之后，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蒋介石只想作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而要坚持所谓“统一政令军令”，即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整个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蒋介石为了他一统天下而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毛泽东则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做出重大让步，决定让出江南解放区。其间，中共做出战略部署，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准备放弃江南各根据地并将部队撒到江北。

经过43天的反复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协议，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为是10月10日签订，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举行盛大宴会欢送毛泽东离渝。毛泽东发表了《和平、民主、团结、进步》的讲话，得到重庆各界要人的一致赞同。1946年1月，双方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国纲领下共同实现民主宪政。

然而，和平最终未能实现。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在内战一触即发之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被迫离去，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1947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讨论内外局势及国民党的对策。蒋介石在全会开幕词中称：“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绝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陈诚宣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

重庆谈判是抗战结束后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国共两党的这次谈判结束后不久，因团结抗日而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了，随之而来的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全面内战。

提要：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重庆谈判之后，双方在东北的军事冲突逐渐扩大。在东北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紧急要求国共双方停战。然而停战期间，双方又因江苏北部政权问题互不相让，谈判未达成成果。随后的时间里，双方边谈边打。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占领张家口。蒋介石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1946年11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之前马歇尔和第三方面反复斡旋，但国共在改组政府名额等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国大”，把政协协议破坏无遗，和谈之门已被关闭，中共代表团人员即将撒回延安。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5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自此，国共双方开始了抗战结束后的国内战争，中国共产党方面将其称为解放战争。此时的国民党军队仍称国民革命军，共产党的军队则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刚刚开始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其总兵力约为四百三十万，其中正规部队约二百万。由于美国的“扶蒋打内战”政策，很多部队装备了全套的美式装备，美国甚至直接出动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军队运兵。而解放军的总兵力才一百二十七万，武器装备也很落后；另外解放区不仅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其内部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展，后方很不稳定。

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被共产党挫败。而共产党方面并没有摆出主力决战的样子，采用边打边撒的方针将军队转移到山区以保存实力。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军进攻共产党控制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中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国民党改变策略，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共产党根据地。面对20余万国民革命军，共产党方面将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撒退，胡宗南占人空城却自鸣获得大胜。1947年7月，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在孟良崮战役中，号称“王牌部队”的国民革命军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国民革命军全线撒退。这样一来，人民解放军军力上升至280万人，装备了重炮兵与工兵，基本具备了同国民革命军决战的实力。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其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表示响应，并逐渐向解放区集中。为从经济上支撑内战，国民政府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内战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金融秩序濒临全面崩溃，新疆省政府发行的货币面额高达六十亿。共产党以要求民主为口号，搭配蜂拥而起的学潮，争取民心，并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开始进行全面的战争。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等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节节败退。

到了1949年元旦，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下野，此后代总统李宗仁试图求和。1949年4月初，国共双方在北平和谈，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逮捕”包括民国总统副总统和无党派人士在内四十三名战犯，遭到民国政府拒绝。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渡江战役，突破长江防线并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军很快就占领了南京，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终结。1949年9月，由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决定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全面撒退至台湾岛，仍延续“中华民国”之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5月4日，适时地提出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在解放区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这一政策大大地提高了解放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解放区农村的生产力，加速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政治上，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民意，赢得了民心，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民主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军事上，共产党方面的战略战术得当，人民解放军的政治素质高，士气高昂，加上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民主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后方人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使得解放军的力量不断壮大。反观国民党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上军队内部明争暗斗、士兵无心恋战，自然难逃失败的结局。此外，随着战争形势朝着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美国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从1948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削减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并最终停止了几乎所有的援助。

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宣示着一个全新的中国的诞生。从此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提要：新中国的成立，对亚洲及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抗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而中国采取积极的对日政策，中日形成“以民促官”的交往格局。

从1948年末至1949年，中国大陆形势突变，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开国大典在下午3时正式开始。毛泽东带领开国元勋们和各民主党派及各界知名人士站在了古老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他以认真而自信的口气透过麦克风向全世界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一个小时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新中国的成立，对亚洲及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二战结束前后，美苏在欧洲就形成了对抗的态势。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承诺苏联在战后取得南库页岛（日俄战争中俄罗斯战败后，将库页岛南部割让予日本）以及千岛群岛全部主权。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苏达成了有所默契的妥协，基本内容是由美国军队直接占领全部日本和三八线以南的朝鲜，苏联占领南库页岛和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

本来，美国在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是要使日本不再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所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制裁比较严厉。1947年3月，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严惩日本的“博顿草案”，其中反映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总体思想。但是，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宣布采取“向苏一边倒”的政策，新中国将加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政府知道已不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立足了，不得不重新调整其亚太战略布局。为此，美国感到需要将日本作为其在东亚的重要棋子，作为对付亚洲革命的桥头堡，为其在亚太地区反社会主义战略服务。美国一方面遏制中苏、限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扶植日本、保护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在远东建立新的同盟关系。由于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美国政府在1947年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博顿草案”亦被废弃。美国的对日政策由约束转向扶植，使美国昔日的这个“敌国”成为今后的盟友。

共产党中国的建立，当然使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了极大的分量。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同盟与合作的关系。不可否认，在当时形势下中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是有其明显针对性的，其目的之一，便是抑制美日同盟在东亚地区的势力。条约中关于对日部分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不过，对于战败国日本，苏联本来试图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性传统通过日本共产党发挥影响。而当中国革命决定性地走向胜利的时候，中共更加积极地与苏联交换意见以取得其有力支持，苏联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外交方面的指导，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在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要求中共在东亚地区承担责任。斯大林说：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与日本共产党建立密切的联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希望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问题，但在战后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形势下，新中国的对日政策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斯大林的影响。这是当时冷战阵营的政治需要，也是对美国遏制新中国的斗争需要。

值得指出的是，在新中国建立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政府和美国在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问题上是有差异的。日本知道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与新中国建立联系。而美国为了让日本与其对华政策保持一致，坚决打消了日本政府想和中国拉关系的念头。另一方面，新中国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周恩来曾经指出：“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可以看到，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其对日外交的主线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之上，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对日外交的历史来看，中国较长时期采取的对日政策是：争取日本人民、加强民间交往、反对美日同盟、推动实质性合作。

基于上述背景，战后东亚地区较长时期维持了这样的格局：美日从占领与被占领变成同盟关系，日本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抗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苏联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对日政策起到与美日同盟针锋相对的作用；中国采取积极的对日政策，推动民间交往，中日间形成“以民促官”的交往态势。此外，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美国操控台湾与中国大陆分隔，也在东亚格局中成为地区形势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