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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追求自然淳朴与寂寞伤感的民族心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特色，皆缘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感。天赐之自然环境加之世代创造和传承之文化，便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国与日本人。

在欧亚大陆东北部太平洋的茫茫海面上，几个较大的岛屿和无数小岛斜躺在那里。这就是“日出之国”——日本。日本国土狭长，是一个被大海所环绕的岛国。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及几千个小岛组成。虽然南北气候差异较大，但基本上四季分明。日本列岛的地理特征构成了变幻无穷优美壮丽的景色，境内山地崎岖、河谷交错，景致各异。虽然自然环境十分优美，但日本常年承受着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的严酷打击。

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称为“大和”的日本民族形成了其基本的民族特质，即：对天赐之自然美景和人之生命，怀有崇敬感恩的心情，又对大自然的巨大威力充满了畏惧和无奈。关于日本和日本人，的确有许多难解之谜。原始日本人到底从何而来？日本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日本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在爱知县发现的牛川人。牛川人约生活于十万年前。一般的历史划分，将距今约一万年前至公元前三世纪为止的七、八千年间，称为绳文时代。因为当时的陶器上有绳纹模样，故称之。绳文人过着狩猎、采集、渔捞的生活，其时的成年人平均身高，男性一五八厘米，女性一四八厘米，头骨比现代日本人还大。公元前二、三世纪是弥生时代，青铜器、铁器、稻作文化从中国江南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弥生人身高比绳文人高，脸与鼻子则较窄。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也有人认为日本人的人种源自中国云南省。他们曾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在当地几乎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而日本人恰有这一人种胎斑的类似性，而且在日本九州、本州西部有许多人的血型是A型，这一点也与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

日本人到底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真正权威的科学论断，即便是在渺茫的史料和纷纭的传说中也难以追寻其准确的答案。不过，综合各种资料，有一种推论似乎比较可信：距今数十万年到一万年前，日本列岛南北两端均与欧亚大陆相连，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原始人群为追逐大型野兽来到日本并定居下来，经过漫长的岁月，大陆桥消失，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列岛，又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有来自西伯利亚、中国东北、中国东南沿海、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的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陆续迁徙而来，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日本人。

不过，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一般的日本人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归咎于神话传说。在日本的神话中，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还创造了国土。据公元712年成书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记载，创造日本列岛的天神之女天照大神是日本的祖先神，是她统治了大地。天照大神之孙迩迩芸命神又把天地间的三件宝物——“天之丛云剑”、“八尺琼勾玉”和“八咫之镜”交给了其玄孙，即日本的第一位人神——神武天皇。神武天皇从此横扫千军，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三件并称“三神器”的宝物，成了日本天皇权力的象征。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建国即位，至今日本的“建国纪念日”仍为每年的2月11日。天皇，作为人间之神代代传承，直至今日。当今在位的平成天皇明仁，是日本的第一百二十五代天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如何把神话与现实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的。日本的天皇“万世一系”、“古今一尊”，两千六百多年延绵不断的存在，这在世界上的确罕见。

公元707年至715年，元明天皇时代正式定国名为“大和”，古代中国人此前一直把这个国家称为“倭”。而“日本”这个国名始称于奈良时代，一直沿用至今，意即“日出之国”。

尽管没有中国那么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日本民族十分珍视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从日本无数的名胜古迹中，大都可以领略到佛教文化、中华文化和日本独有文化的深邃魅力。关于日本文化，可以有两个基本的判断：一，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日本文化却韵含着浓厚日本特色，仍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二，虽日本民族主要以武士道为其精神支柱，但日本文化的另一面却具有含蓄细腻并带有些许寂寥的显著特征。

提到日本特色的文化，人们自然想到的是歌舞伎、茶道、和歌、悱句、庭园艺术、插花、浮世绘、料理等等。这些日本独特的文化品种，大都追求自然淳朴，讲究优雅细腻的形式和纯洁深邃的内涵。首先，日本文化精致细腻。最能综合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从日本古典的《源氏物语》、《蜻蜓日记》，到近现代的名著《雪国》、《伊豆的舞女》、《吾辈是猫》、《血疑》、《沙器》等等，其共同之处就是把人物和故事表现得极其温婉和细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人的内心深处隐含着寂寞与伤感之情。深受汉诗影响的小小的悱句，每首诗只有十七个音节，却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境。日本人通过仔细观察、用心感受，以纯朴自然的心情，演绎出精致的短诗——悱句。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茶道。日本茶道的精髓就是“和、敬、清、寂”，这四个字的核心是和气尊敬与清淡寂静，追求的是一种闲寂枯淡的境界。其次，日本文化无不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无限赞美。自古以来，日本人无论作诗还是书信问候都离不开“季语”，在表示自然现象的词语前要加上敬语“御”，如：“御天气”、“御月样”、“御神样”、“御正月”等等。而建筑装饰讲究表达自然的原貌，饮食文化追求原汁原味，文学作品惯于对美丽自然的描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对气候、季节的变化十分敏感，对其给予特别的关注。日本人喜爱樱花，可是喜欢的理由却并非仅仅因为它的美丽。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认为，日本人喜欢樱花的最大原因是它的凋谢方式。樱花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散去，而不像其他花那样一瓣一瓣地落下，那样会给人带来长长的寂寞和无尽的哀伤。

日本人如此温婉孱弱的心理，的确与其崇尚强者的“尚武”精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即使像柔道、相扑、剑道这些看似“武斗”的日本文化，也十分讲究互敬的礼仪和细腻的技巧。人们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日本的茶道、歌舞伎、庭园、插花、浮世绘、相扑、料理等日本独特文化艺术中，却无不蕴涵着一种“尚朴”的精神。其实“尚朴”是对“尚武”的抚慰，“尚武”是对“尚朴”的一种发泄。这就是日本民族特质中看似矛盾的“尚朴”与“尚武”精神共存的原因所在。

存在决定意识，其实日本人追求自然淳朴与寂寞伤感的民族心理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特色，正是缘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敬畏感。事实上，自然环境给日本人意识深处带来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日本人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在这个自然环境十分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岛国，地震、火山、海啸时时威胁着在这些孤岛上居住的人们。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无助和渺小，日本人渐渐形成了崇敬自然和畏惧自然的双重意识。自然界，在没有灾害来临时是多么的美好，而当灾难临头时又是那么的可怖。同时，日本人对大自然的巨大威力又表现得那么地顶礼和膜拜。例如，曾经依靠自然的力量击退了来袭的元军舰船后，日本人对“神风”产生了迷信般的崇拜。其结果就是对自然之物的无限欣赏和绝对适从。加上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的匮乏，造成日本人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着生存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左右着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反映在日本文化里，就是对生命体的无力、寂寥、感伤和叹息。

就个人而言，日本人崇尚强大，以“忍”、“耻”、“忠”、“勇”为精神支柱，除了敬畏大自然外，唯有对强者的隐忍和对弱者的强势。作为国家意识，日本从来就有向强国学习并依附强国的惯行，如盛唐时全面学习中国，近代则模仿英法，二战期间与德国结盟，战后又紧紧追随美国。

此外，像日本这样一个国土狭窄、资源贫乏、民族单一、人口密度大、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在地震、台风、海啸、战乱等天灾人祸面前，个人的力量是那么地微不足道。所以，个人得失在攸关生存的集体利益面前更是根本不值一提，个人主义在这里很难行得通。日本人结成团体更多的不是为了与统治阶级做斗争，而是为了以集体的力量去追求生存的空间。在狭窄的国土里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这是大自然决定的，而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一切都是赐予和恩惠，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必须共生共存，这是日本人的普遍认识。也有日本人认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还与弥生时代开始的稻种文化不无关系。因为，自古以来，同村人或近邻都会在农忙时节一起互相帮助插秧、收割，还会全村人出动祭神、舞蹈。日本人为了寻求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必须完全献身于他们有机会加人的那个团体。至今，日本人仍十分善于团队行动，去共同完成一番业绩。

自然造就了一个民族，而历史又改变着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不能排除其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样，民族意识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日本民族的意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得到不断地改变和升华。在文化方面，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来自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古代主要是受到来自中国的东方文明的影响，而近现代则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外来文化不断与日本民族的自然特性相交融，最终造就了今天独特的日本民族及其文化。不言而喻，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随着日本与外部交流的不断增多，日本民族的性格必将继续不断发生变化。总之，日本民族在那片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环境之下繁衍生存，通过世世代代的创造、传承，以及向大自然和他民族获取精神和物质财富，已然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国和日本人。

提要：两千多年来中日间的交流不仅使中国文化深深地融入日本社会生活之中，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加快了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文明开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具有极大的带动作用，中国周边的国家尤其受益，日本亦然。毫无疑问，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进程远早于日本。而大约从两千年前开始的两国交往的结果，便是直接推动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加快了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千百年来中国与日本之间频繁交往的这段悠久历史，完全可以用“和平”与“友好”两个通俗的词汇加以概括。

不少中国人和一部分日本人相信一个传说：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到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他们后来留在了日本，在这里传宗接代，成了日本人的祖宗。虽然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有着纯粹的血统，并不认同自己是所谓3000童男童女的后代，但至今保存于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墓，至少还是可以从某个侧面证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往历史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

可以从大量的日本出土文物和中国古籍得到考证的是，日本的弥生时代，即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中国的稻米耕作技术、铁器工具、铜器就陆续传到了日本。此时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已经非常发达的秦代前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也认为，弥生时代的跨越根本在于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人岛，他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农耕文明，给日本列岛带人全新气象。正是这个时期，日本实现了由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原始生活向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的转变。原本发展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走向奴隶制社会，进人与之前迥然不同的全新的农业社会。3世纪到6世纪中叶，为日本的“古坟时代”。此时为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史学界称为“渡来人”的中国移民带来了更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生活工具。包括：水稻栽种技术、农业灌溉系统、建筑技术、冶炼术、武器制造、陶器技术、植桑养蚕、丝织缝纫等。

随着海上往来的日益通达，中日间的交往亦逐渐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公元592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天皇——推古天皇即位，其外甥厩户皇子（即圣德太子）被推举为摄政。在圣德太子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就包括恢复一度中断的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交往。此时的大陆正值隋王朝统一中国。据日本学者研究表明，在隋炀帝时期日本正式与中国朝廷以“国书”形式往来。日本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于是有了日本多次派往中国学习的使团——史称“遣隋使”。这些人来隋朝学习典章制度和文化知识，回到日本后加以传播，对当时执政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也是中日友好交往盛况空前的时期。日本从公元630年初次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到公元894年停止派遣，持续两个多世纪。其间日本官方有记载的派遣使节团就多达二十几次，每次动辄数百人。多数遣唐使长期留在中国学习政治、文化、宗教或各种技术，然后带回日本加以传播。这期间中国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十分巨大。六、七世纪的日本，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大贵族奴隶主势力强大，政局混乱，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唐朝的统一和兴盛，朝鲜半岛上新罗国家的崛起，强烈刺激了大和统治者。天皇和一些曾留学中国的士大夫决心参照隋唐制度，实行改革。七世纪中期（646年），改革派发动宫廷政变成功，开始了“大化改新”。大化改新时期，“大和”正式改国名为“日本”。8世纪初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表明，日本大化革新后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均学习照搬于隋唐制度。710年到794年是日本的奈良时代，都城平城京（现奈良）就是仿造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的。那时的日本，是由奴隶社会步人封建社会的时代，也是全面中国化的时代。

唐朝灭亡以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南宋、北宋、辽、西夏、金这样较长的不稳定时期。此时的日本，庄园制不断发展，武士阶层出现并日益壮大。这个时期日本对外交往日渐弱化，与中国大陆的官方交往也几近中断。由此，日本传统的民族特色文化在较长时期里得以发展。在“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的转变过程中，日本民族的独特性得到发扬。但由于长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后逐渐形成的日本特色文化仍难以独善其身，或多或少都浸润了中国文化的元素。今天人们看到的日本传统文化，从政治形态、宗教信仰到社会生活，都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

1192年，日本进人第一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时代。而在几乎同一时期的中国大陆，于1206年出现了成吉思汗的蒙古王朝。元军消灭金王朝、征服高丽王朝，到1279年灭南宋正式建立强大的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主动向周边国家进行武力扩张的朝代。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次大规模出兵攻打拒绝朝贡的日本。虽然攻打日本未获成功后日本基本断绝了与中国的交往，但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又开始采取靠近中国的政策，向其时的明朝派出使者，建立了邦交。尽管自唐朝灭亡后中日两国间的官方交往时断时续，但民间的文化、贸易、宗教等方面的交往却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特别是贸易方面，即使在元军攻打日本后，两国的贸易也依然很频繁。在两国当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的商品是：铜钱、陶瓷器、丝绸、书籍、茶叶、书画等；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金、铜、水银、硫黄、漆器、刀剑等。

在中国由清朝取代明朝而日本进人江户时期后不久，以人人平等为教义的天主教传人日本并很快在呈蔓延之势，这使得采取身份等级制的幕府感到担心。在德川幕府颁布禁教法令的同时，逐渐采取了禁止私自对外贸易和交往的“锁国政策”。这个时期的中国，在清朝统治下逐渐显现出走向衰退的迹象。但是，尽管在德川幕府长达200多年严密的锁国政策下，却依然为中国打开一条门缝——准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到长崎港口通商，中日间的交往在这一时期仍得以延续。比如：1606年幕府通过萨摩藩和琉球向明朝表达恢复邦交之意；1610年幕府利用中国商船转交“致福建道书”；1663年清王朝遣使琉球，封尚质王为“琉球国中山王”，琉球王则一边向江户幕府派遣“庆贺使”、“谢恩使”，一边向清朝上贡；1689年在长崎建设称为“唐人屋敷”的华人街，日本频繁通过华人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在此情况下，不仅两国关系得以维持，双方的商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实际利益。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交往不仅对双方带来利益，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进步，中华文化也得以深深融合到日本文化之中，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提要：历经千难万苦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和远离故国献身于中国的阿倍仲麻吕，是古代中日友好交往史的缩影。友好的历史也应引以为鉴，创造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中日关系的未来。

唐朝盛世，中日友好交往盛况空前。这期间，日本向唐朝派出二十余批“遣唐使”，派遣次数多、规模大、时间久、内容丰富，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其间，也有一些中国的高僧和名师名匠前往日本传经送宝。直至今日，在日本社会文化生活中仍随处可见唐文化留下的烙印。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两国交往殚精竭虑，甚至奉献一生的人以及关于他们的感人故事。

在中日关系还没有实现正常化的二十世纪50年代，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发表了以小说笔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天平之甍》。书中的史事，依据了奈良时代的著名文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平之甍》不仅以深邃的内容和跌宕的情节，告诉人们当时中日交流的艰难曲折，更描述了唐朝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了广大当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敬慕之情。这部以中日文化交流史实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讲述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年间（中国唐玄宗开元天宝时）发生的故事。当时日本虽佛法兴隆，但佛界里存在学术水平不高、佛俗混乱的现象，迫切希望请一位大唐高僧来日授戒，以求整肃佛学、安定社会。天平四年（公元732年），圣武天皇向唐朝派遣庞大的遣唐使团，他们除了在大唐学习佛法外，兼而负有迎请中国高僧到日本之责。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使团中的许多人历经坎坷，命运多舛。最后仅有一人得以伴随在中国请到的高僧回到日本。

其实日本请到的那位大唐高僧，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永远记忆并尊敬的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市）人，生于688年，卒于763年。14岁出家扬州大云寺，20岁时游历于长安、洛阳等地，专攻佛教律学。26岁返回扬州，55岁当了大明寺住持，传戒讲律，兴寺建塔，塑造佛像，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佛学大师。越洋东渡传经送道，在当时是十分崇高的事业。而淼淼沧海，渡海难如登天，多数人没有勇气东渡。鉴真和尚答应投人东渡事业时，已55岁。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前后历时十一年，历经六次才成功抵日。鉴真和尚在第六次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航行后，终于在753年12月20日抵达日本，到达地点为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秋目村）。受到当地官府迎接的鉴真大师，此时已年届66岁高龄，而因屡遭盐性海风吹损，早已双目失明。

次年（754年）二月，鉴真一行到达难波港，最终来到首都平城京（奈良），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鉴真在日本生活了10年，76岁病逝。除了佛教外，鉴真大师还将医药学、文学、书法、印刷、建筑和雕塑等中华文化广泛地传给日本人。鉴真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通过“大化改新”逐步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时期，汲取唐朝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对完成和完善这一革新具有重大意义。鉴真和尚还在奈良建造了讲授佛典与授僧戒律的寺殿，这就是作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物——唐招提寺。

今天，走进位于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就会被这里的宏大气势和浓厚的佛教氛围所吸引。“唐”指中国的唐朝，“招提”译自梵语caturdesa，意即“四面八方”，“招提寺”在古印度和西域表示用于接待留宿八方来访僧尼的寺院。这是一座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始建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寺院内松柏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这座特殊的著名古寺院，现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寺内供奉的鉴真干漆夹红坐像，表现鉴真于公元763年圆寂时的姿态，也是日本国宝。

说到中国的鉴真和尚，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历史人物，就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阿倍仲麻吕人唐五十四年，历侍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功高德满。他不仅与鉴真大师有过患难之交，还与李白、王维等唐代大诗人友情颇深。唐代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在他死后追赠其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这恐怕是历史上在中国任职最高的外国人了。

阿倍仲麻吕比鉴真小十岁，公元698年出生于日本奈良附近的一个中等贵族家庭。717年（灵龟二年）8月，年仅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光荣人选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唐后，阿倍仲麻吕又荣幸地人了国子监太学。由于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结业后参加科举即荣获进士称号。阿倍的出众才能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科举后不久就被挽留在唐朝做官。731年（唐开元十九年），阿倍仲麻吕受到朝廷的破格提拔，晋升为门下省左补阙（从七品上），掌供俸、讽谏等事务，有了经常和皇帝直接接触的机会。玄宗皇帝赐给他一个中国姓名“朝（晁）衡”，而他则把原名“仲麻吕”改为字“仲满”。在中国历史文献《旧唐书·日本传》中记载道：“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阿倍仲麻吕此后在唐朝历任仪王友（从五品下）、卫尉少卿（从四品上）、“秘书监”兼“卫尉卿”（从三品）。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职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卫尉卿是卫尉寺的长官，职掌国家器械文物，总管武库、武器。这期间阿倍仲麻吕因职务之便，有机会广泛接触长安各界学者名流。阿倍由此结识了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互相赠答诗文，多有来往，交情颇深。

753年（天宝十二年），在唐度过了三十七年的异国生涯且已年届56岁的阿倍仲麻吕，向朝廷提出归国申请。唐玄宗念其赤诚仕唐三十多年，便命他为皇帝特派的“送使”，伴送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团回国。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大唐之际，阿倍仲麻吕恋恋不舍，深情地以晁衡之名写下了著名诗篇《衔命还国作》：

著名诗人王维也怀着惜别之情，赋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相送：

753年6月，阿倍仲麻吕随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一行辞别长安，南下扬州。在扬州，阿倍第一次见到了鉴真大师，这是历史性的奇缘。此次汇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准备同行渡海。10月19日，阿倍仲麻吕和鉴真大师等人与庞大的队伍一起分乘四艘船浩浩荡荡地起航。船队辗转苏州后，直奔大海，开始艰难的航程。这次，对鉴真大师而言已是第六次东渡了。在海上，船队再次遇到了风暴的袭击，四艘船里的三艘最终战胜了狂风巨浪，在日本九州岛成功登陆。鉴真大师也完成了历时十一年的东渡伟业，终于遂愿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不幸的是，与其他三船失掉联系的那条船上，所载的正是阿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等人。船被暴风吹到了越南的皮州海岸，船上一百七十多人登陆后又遇横祸，绝大多数惨遭当地土人杀害。阿倍仲麻吕等人在海上遇难的消息传来，长安朝野无不为之扼婉痛惜。仲麻吕的好友、大诗人李白听了这个噩耗，悲痛万分地挥泪写下了《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

这首感情充沛，情意深厚的诗，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

其实阿倍仲麻吕并没有死，他和藤原大使等十余人活了下来，历经艰险，辗转跋涉，终于在两年后的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6月再度回到了长安。此后，阿倍仲麻吕在唐又生活了十五年，再未回到故国，于公元770年（唐大历五年）在长安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

鉴真和尚和阿倍仲麻吕，一个为赴日本传送文化而历经千难万苦，一个远离故国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他们感人肺腑的事迹，既是古代中日友好交往史的缩影，也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宝贵财富。为了纪念中日交往史上的两位大师，一千多年后的1973年，在鉴真的故乡扬州的大明寺内建造了鉴真纪念堂；197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兴庆宫苑（兴庆公园）里建造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和“阿倍仲麻吕纪念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中日关系面临着诸多课题与挑战的今天，我们也应以友好交流的历史为鉴，努力创造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中日关系的未来。

提要：武士道精神虽为日本独有之物，但深受到其他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影响，而武士道精神一旦与军国主义思想结合，就与追求善行的佛教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相去甚远了。

在日文里，“武士”一词其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后发展成为一种对领主忠诚、勇猛的武者，也就是职业军人。“武士道”一词在江户时代开始出现，它是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精神原则和行为规范。在较长期的幕府时代里，实施各级的统治和管理的是作为封建领主的“大名”和作为职业勇者的“武士”。其中武士实行世袭制，在日本封建等级中地位最高，日本人所言“士农工商”指的就是武士、农民、工匠、商人。日本人所崇尚的“尚武”精神大概正源于此。

武士道，不仅使以武力统治日本的幕府时代持续了几百年，还作为一种精神而长久地影响着整个日本民族。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对此做了精确的阐释：“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天灾频发的岛国，人的意识深处理所当然地保持着一种生存危机感。在日本，危机意识成为一种民族的普遍认同观念。由于生存问题胜过一切价值观，便形成了为了生存可以奋不顾身地去“武斗”，反之则可以“文斗”甚或忍辱负重的意识。这就是“武士道”产生的土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独特的武士道之所以成其为“道”，其内涵并非一个“武”字可以概括。武士道实际上也受到其他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包括佛教的善恶观、禅学的忍受和修炼、神道的生死观，儒教的忠孝与伦理道德。新渡户稻造认为：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神道教里对主君的忠诚和对祖先的尊敬“最刻骨铭心”，而“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作为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的“孔子的教诲”，实际上就是在日本通常被称之为“儒教”的儒家思想体系。就儒教的影响而言，在武士道里确实大量包含着重礼、重义的儒教文化的痕迹。儒家思想很早就传人日本了。日本历史上被推崇为天才的人物圣德太子在他七世纪初制定著名的《宪法十七条》时，就大量引人了中国儒家经典《诗》、《书》、《论语》、《孟子》中的精神。自古以来，日本统治者在对臣民（国民）、家长对子女、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中，都充满了道德礼仪、忠孝仁爱。著名武士真木保臣（1813-1864）说：“节义犹如人体之骨骼，没有骨骼，头就不能端正地处于上面。……有了节义，即使粗鲁、不周到，作为武士也就足够了。”著名武家礼法流派小笠原流的代表人物小笠原清务说：“礼道之要，在于练心。以礼端坐，虽凶人以剑相向，亦不能加害。”日本有“武士一言”的说法，表示像武士一样重诚信而不“食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里充斥着孔子、孟子的语录，真正把儒家思想当成了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在和平年代，日本人以其文明礼仪的形象闻名于世。许多日本人以儒家思想作为善行的道德标准。比如，日立化成公司前社长就认为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原顾问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为最高道德标准；日立集团把“和”、“诚”列为“社训”。其他如“君臣父子”、“礼尚往来”、“尊师爱生”、“尊老爱幼”等更是普通日本人共同尊崇的社会道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日本特色的所谓“公序良俗”。作为具有体育和文化双重性质的日本“武道”，包括柔道、剑道、相扑、弓道、空手道、合气道、长刀道、铳剑道、古武道等，这些“武”的东西里面，至今仍充满着礼、义等儒家的精神。

不过，武士道归根结底还是以“尚武”精神为其核心的。从政治上看，武士道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因为武士基本上是为封建领主服务的战功显赫的特权阶级。武士道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其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看透了死亡。1716年，共11卷1200多节的武士道“经典”《叶隐闻书》书写整理完成。这是日本武士道最完整的典籍，其中所表现的正是武士道中毫不留恋、毫不犹豫的死亡观。武士道将“成仁取义”推向极端，培养武士们树立那种不能“必胜”就要“必死”，最终不惜剖腹自杀的以命相搏的“尚武”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使得以武力统治日本的幕府时代持续了几百年。

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后，武士道一度被遗弃。然而，为了对外扩张侵略的需要，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在1871年和1878年发布了军人守则《读法》和《军人训诫》，武士道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又很快复活。这样，武士道逐渐成为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而且成就日本后来成为野蛮侵略的军国主义国家。在侵略战争中日军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战斗力和残酷的淫威，正是军国主义法西斯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所发挥到极致的结果。的确，当今温文尔雅、礼贤下士般的日本人，与战争年代极其残忍的进行烧杀抢淫暴行的日本军人，具有天地之别。“尚武”如果仅仅表现为“勇敢”、“刚强”何尝不可，但武士道的“尚武”精神一旦与侵略和征服等军国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恶”的同义词，与追求善行的佛教精神，与讲究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都相去甚远了。

提要：在中日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也有过几次兵戎相见，虽没有发展为全面战争，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主要有：元军攻打九州、明朝抗击倭寇、明朝派兵授朝抗日。

1192年，日本进人第一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国大陆，于1206年出现了成吉思汗的蒙古王朝。元军先后消灭了金王朝、征服了高丽王朝。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成为蒙古国王之后，于1267年将都城迁至大都（今北京），并在1271年将国号正式定为元，到1279年灭南宋正式建立强大的元朝。其间，1268年、1269年和1271年，忽必烈三次遣使到日本，要求朝贡，均遭到幕府的拒绝。在《二十四史》的《元史·赵良弼传》里就有元使赵良弼出使日本的记载：“舟至金津岛，其国人望见使舟，欲举刃来攻，良弼舍舟登岸喻旨。……”由于日本人对元人的到来心怀警惕，拒不安排赵良弼与其国王相见。而堂堂大元朝使臣在没有见到国王之前自然不愿意出示国书，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日方派人将赵良弼护送回到对马岛。虽暂时收拾了事态，但却为日后元军攻打日本埋下了伏笔。

公元1274年10月的一天，在日本列岛南部的九州岛浩渺的海面上，骤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这是来自亚洲大陆的元朝军队在攻打北九州。从朝鲜半岛出发的900艘战船上，共有两万元军和一万高丽军。元军在北九州登陆后与日本守军展开激战，以集团作战方式进攻的元军很快就获得大胜。当晚，元军回船休息。可是，也许是天助日本，夜间忽然天降狂风暴雨，致使元军多数兵船沉没，元军损失惨重。元军被迫撒回朝鲜半岛，结束了此次攻日行动。这是中日两国间历史上的第一次交火。

第一次攻日失败后，忽必烈并没有就此放弃。1279年灭南宋以后，再次策划大规模的远征日本。1281年，元军分南北两路进攻日本。5月，四万元军从朝鲜半岛出发攻人博多湾，7月，与由大陆宁波出发的十万大军会合，形成大军压境之势。然而，这次又是“神风”相助。正当元军准备发起总攻之时，突遭大型台风袭来，元军的4000艘船只沉没大半，兵力损失四分之三。元军残部被迫败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主动向周边国家发动攻击的朝代，元军两次出兵攻打日本都功亏一篑。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则得益于暴风雨和台风的神助，而元军长于马上作战而不适应海上长途劳顿，更无力抵御台风的巨大威力。一贯敬畏大自然之威的日本人，把当时的台风尊崇为“神风”。直到六百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还借当年“神风”相助击退元军之威作为精神力量，组成了所谓的“神风特别攻击队”，希望借助“神威”来以死相拼。元军攻日失败后，日本进一步脱离中国的控制范围，进人了较长时间的藩主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时期。

明朝初期，中日间发生了另一次战事。当时日本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的土豪们结成了一种武装的商贸集团，在贸易不顺利时从事海盗行为，时常武装骚扰中国和朝鲜的沿海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倭寇”。从13世纪中期至16世纪，倭寇横行300余年，祸患无穷。虽然倭寇之患不能算作日本的官方侵略行为，但对于明朝的对外商贸已形成一大外患。

1368年，朱元璋把元赶到北方，在大陆建立了明王朝。从第二年开始，明朝曾数次向日本派出使者，敦促日本朝贡，并要求禁止和镇压倭寇。由于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内乱时期，日本人对元朝当年的攻打行为还存有戒心，谈判没有成功。于是，朱元璋采取了武力剿倭和禁海两项措施。直到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才采取了靠近中国的政策，并向明派出使者，建立了邦交。之后日本与明朝之间开展了一定配额的所谓“勘合贸易”。与此同时，幕府下令禁止倭寇。但是，明中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许多大陆人加人倭寇的队伍，倭患又日渐嚣张起来，频繁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作乱。

嘉靖二年（1523年）以后，明世宗继续实行禁海政策，沿海军民纷纷组织起来打击倭寇。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倭患才基本消除。被中国人民尊为民族英雄的戚继光，就是当时著名的抗倭将领。

十六世纪后半叶，一代枭雄丰臣秀吉登上日本的历史舞台。丰臣秀吉在1588年基本统一日本后，在1591年5月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丰臣秀吉极力主张向外扩张，是第一个觊觎中国并有西进野心的人。他的野心是统一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最终称霸东亚。

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派出使者宗义智到朝鲜，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人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第二年，日本出动了16万军队从釜山登陆，大举进攻朝鲜。朝军无力抵抗，玉京（今首尔）、开城、平壤等地先后陷落。因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故朝鲜国王急向明朝求援。明神宗即派遣大军救援，认为日本侵朝“意实在中国”，“故援朝鲜实以安中国也”。6月，第一批明朝军队渡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历时六年的战争期间，明军和朝鲜陆军及水师多次并肩作战，加之配合上李舜臣设计的龟甲船，明朝联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1598年8月，病重在塌前的丰臣秀吉，终于认识到刚走出蒙昧不久的岛国民族尚无力应战一个大国，临死前遗命从朝鲜撒兵，道是“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这场战争日本侵略军遭到彻底的失败，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

此后，二百多年时间里，中日两国间几乎没有了战事。

在中日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大部分时期里友好相处。元军攻打日本九州、明朝抗击倭寇、明朝派兵援朝抗日，是古代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有过的几次兵戎相见。虽然这些战争并没有发展为两国间的全面战争，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提要：从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1549年踏上日本国土，到江户幕府先后颁布5个“锁国令”，再到1853年“佩里叩关”，直至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日本完成了重要的历史演变。

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岛国，与西方文明的接触非常晚。十六世纪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政局并不稳定，200多个领主割据而尚未形成一个绝对大的势力控制这个国家。不过，这样的局面反倒使得日本对外国人的到访敞开了大门。1541年，西班牙巴斯克人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oisXavier）接受教宗的任命，以罗马教廷大使的身份来到亚洲。他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天主教会将其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历经艰险后终于踏上日本国土。在和日本人的接触中，他认为日本人管教有方，品德优秀，是一路上发现的最为超群的民族，他认定日本正是他寻求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的理想之地。沙勿略深感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便在宣教策略上倡导福者与当地文化做适当调和，这对日后的传教士影响甚大。沙勿略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建立了许多信仰团体，为其后陆续前来的传教人士打下了基础。

不久，日本进人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强大的军事领导者——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们统率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大，经过相互争斗并击败众多的大名武装后，三个主要人物分别赢得了持续的统治权。本来织田信长对天主教曾采取的是保护政策，目的是对抗农民起义，并更多地获得贸易利益。然而，到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丰臣秀吉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对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担心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丰臣秀吉将长崎收为直辖地，开始禁天主教传教并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丰臣秀吉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动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在对天主教的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公元1596年，丰臣秀吉唯恐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在长崎处死了26名传教士和日人信徙，为在日本镇压天主教开了杀戒。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幕，创立江户幕府，也称为德川幕府。德川家康不是个完全的锁国主义者，他在创立幕府后的1608年恢复了和朝鲜的邦交，又积极谋求与明朝的间接贸易。在创立幕府初期，不仅积极发展与西欧各国的贸易，甚至默许基督教的传播。后来因感到危及日本传统的封建统治，又在1612年首先在直辖地颁布禁教令，翌年便把这一法令推行到全国，信徙被迫更改信仰或被流放到外国。到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代，江户幕府先后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5个“锁国令”：1633年颁布第1次锁国令，禁止奉书船以外船只渡航；1634年第2次锁国令，再次通达第1次锁国令的内容；1635年第3次锁国令，禁止所有在外的日本人回国；1636年第4次锁国令，放逐了287名没有贸易关系的葡萄牙人妻子（包括日本混血儿）；1639年第5次锁国令，禁止葡萄牙船只人港。自此，日本的锁国政策持续200余年，直到1853年“黑船”到来才进人“开国”的时代。

但日本的“锁国令”有一个例外的保留，即特许日本人与中国人和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这实际上给西方文化进人日本留下了一条门缝。日本人还是从荷兰人那里获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兰学”。长崎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成了培养通晓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更为重要的是，“兰学”为后来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

十九世纪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日本等远东国家作为其扩张的重要目标。清朝在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后，幕府深受震动，强烈感到了西方要求“开国”的压力。一些日本人惊呼：“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事实上，西方列强迫使日本开放门户的步伐并没有停止。1846年，美国东印度洋舰队抵达日本，递交了美国总统波尔克致幕府将军要求日本开国通商的亲笔信。几年后的1853年6月5日，四艘美国战舰组成的舰队出现在江户湾要冲浦贺近海。出生于美国一个海军世家的马修·卡尔伯莱斯·佩里（Perry，MetthewCaibraith），任美国墨西哥湾舰队司令时，为美国劫夺墨西哥领土立下汗马功劳。佩里出任美国东太平洋舰队司令后，成为了撞击日本锁国大门的领军人物。突然逼近的黑色巨舰令警卫海岸的日本官兵吓得目瞪口呆，被“黑船”搅得惊恐不安的幕府深知美国人要强令其开国的强大压力，慌忙安排接受美国总统国书的仪式。美国人要求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并警告说，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下次将有更大的舰队和大炮造访。舰队离去后，幕府一边上奏朝廷，一边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由于各种意见难以统一，幕府在优柔寡断中拖延了较长的时日。次年2月13日，佩里率领由9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提前出现在江户湾。经过佩里安排的一系列威吓手段，日本与美国于1854年3月31日订立了用英、日、汉、荷四种文字书写的《日美修好条约》。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下，幕府放弃锁国政策走向全面对外开放之路。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佩里叩关”。

此后日本人接触到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他们矢志学习西方，最终完成了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变——明治维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脱亚人欧”的思想形成了。

最早呼喊出“脱亚人欧”口号的，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看到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景象。两年后，福泽谕吉又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在这次赴欧一年期间，他对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进行深人的了解，并作了详尽的笔录。1867年，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前后三次的欧美之旅，使福泽谕吉深切认识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并经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相继没落的反思，遂萌生了“脱亚人欧”的思想。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已然成了一个追逐西方文明的近代化国家。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的文章《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脱亚论》的思想内容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炫耀日本已跨人西洋文明，认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的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第二，从上述亚细亚社会停滞论观点出发，断定中国、朝鲜“自今不出数年，定将亡国，其国土被世界诸文明国分割，此种结局，毋庸置疑。”第三，认定“唇齿相依、邻国相助”的道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惟恐西洋“文明人”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一视之”，造成日本“外交上的障碍”。福泽谕吉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

明治时代，日本政府一直在致力于修订幕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成为西欧国际体系平等的一员。日本人仿照欧美街市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在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在经济上完成了“脱亚人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人欧”。

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福泽谕吉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加紧对亚洲邻国进行扩张。日本开始仿效欧洲列强，不惜赤裸裸地动用武力，向邻国强推不平等条约，先后与朝鲜、中国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1876年）、《马关条约》（1895年）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福泽谕吉将日本人赢得胜利的甲午战争，描述为“文野之战”。对日本人而言，甲午战争的胜利也可以说是“脱亚人欧”思想的胜利。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期，日本一步步完成了由容许西方宗教进人，到“锁国”——“开国”——“脱亚”——“扩张”的历史演变。随之而来的，是一部分日本人的帝国主义思潮由此被激发起来，导致国家走向疯狂的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

提要：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快速强大，助长了对外扩张的思潮。而甲午战争的胜利，打开了日本通往中国的扩张之门，使日本成为置中国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此时的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日本通向世界的大门死死关上。随着欧美列强相继到来，日本面临着新的现实——民族危机。日本民众忍受着幕府的严苛统治和外部势力的双重压迫，国内外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危机重重的日本急需一场革命来摆脱这种困境。1867年11月8日，与幕府将军矛盾深重的日本明治天皇睦仁下旨组织倒幕军，讨伐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日本民众纷纷拿起武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倒幕”阵营不仅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小市民、中下层武士，也包括力主发展实业的新兴资本家和一部分希望改革的地主。倒幕军高歌猛进，连连告捷，最终取得了胜利。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的谕令，表示准许德川将军辞退。当晚，天皇即主持召开了由“倒幕派”的皇族公卿、大臣和武士列席的御前会议。会上宣布：废除幕府，责成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以及财产；重新赋予天皇以权威，亲主朝政；建立新的中央政府。

1868年9月8日，日本改年号为“明治”，天皇迁都江户，改称“东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国古书《易经》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是日本在西方列强欲以坚船利炮叩开日本国门，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内忧外患形势下引发的。明治维新废除了幕府，废除了封建身份制度和俸禄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在将权力重归天皇所有的同时，引进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口号：“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以明治维新为标志，日本改变了几百年封建军阀割据的历史，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道路。日本这个东方岛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1871年，日本派出了政府重要领导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到欧美进行为期一年零九个月的深人考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发达的产业、近代化的设施、国民的精神状态，令人惊愕不已。感佩之余，日本人下决心将两千年来一直追逐的中国文明束之高阁，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政党政治和西方式的议会和内阁；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工商业迅速繁盛；军事工业在政府的控制下得到大力发展；建立了近代教育体制，除政府办学外，民间的私立学校或私立大学大量出现；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礼节也进人普通国民的生活。

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日本快速走上了发展军备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助长了对外扩张的思潮，明治政府开始模仿西方强迫中国对日本开放，于1871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

此时的中国，正值国运极度衰退的清朝暮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更加屈从外国势力。列强凭借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大肆向中国贩运鸦片，掠夺资源，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逐步加深。其实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是，经过明治维新以后，两国的差距突然拉大了，日本已然成为发达的国家。日本的日益强盛和清朝的腐败堕落，致使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像日本这样一个四面环海且资源贫乏的国家，一旦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相结合，其必然结果就是极其疯狂的侵略性。对中国所拥有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资源早就羡慕之至、嫉妒之极的日本，面对清朝统治下日益衰败而变得孱弱无比的“东亚病夫”，早就按捺不住饕餮欲望，终于向昔日的师父下手了。

1874年日本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多人进犯台湾，在台湾民众的抵抗下虽未能取胜，但清政府仍向日方赔偿50万两白银，并间接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宗主地位。初试牛刀便有所斩获的日本，从此把中国作为其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并以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扩军备战。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加速对朝鲜这个在中日两国间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实施殖民化；1879年，琉球断绝了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并改名为冲绳县；1885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获得在重大的事件时出兵朝鲜的权利。

此时的日本，不仅早就把朝鲜半岛当作自己扩张的盘中餐，更是把它当作通往中国的战略要地。正如明治时期日本外交家小村寿太郎所言：“朝鲜半岛如同锐利的尖刀从大陆直插日本的中心部，它的尖端几乎与对马相连。如果有其他强国占领了半岛，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日本决不能容忍这种事情”。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的情况下，清政府遂派兵在忠清道牙山登陆。日本得知清政府出兵后，立即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从仁川登陆并占据了汉城。很快，日军对驻守牙山的清兵形成包围之势。正当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握有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正忙于准备自己的60大寿。她寄希望于西方列强促和，妄图以“和局”而赢得“吉庆”。但事与愿违，寄希望西方出面调停的希望破灭，最终列强纷纷与日本达成“谅解”。此时的日本已经无所顾忌。7月25日，日本军舰在朝鲜附近海面击沉清政府运兵船“高升号”，致800余将士死亡。8月1日，在形势到了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正式相互宣战。

1894年在中国的历法里为甲午年，故把这场战争称为“甲午战争”。而日本方面则把这场与清朝政府之间进行的战争称为“日清战争”。由于日本早就通过情报战对清军情况了如指掌，加之清政府和清军部分将领的极度腐败和战术无能，致使清军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随后，日军占领了辽东半岛。威海卫失陷后，清政府甘愿承认败局，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1895年3月19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谈判代表”赴日，次日开始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进行议和谈判。4月17日，在日本的高压下，李鸿章经请示清政府后被迫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向日本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城市及长江航运线，允许日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办厂并免征内地税。《马关条约》是中日两国间签订的最重要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加速了日本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殖民步伐，加快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进程，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这场历时8个月的战争是中日两国间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甲午炮声不仅轰开了日本通往中国的扩张之门，还使日本成为置中国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甲午战争的胜利满足了一些日本人的快感，他们以战胜昔日所敬仰的中华帝国为荣。战争的胜利对日本产生的意义十分重大：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朝野各界的对外侵略扩张意识；使日本从中国得到巨额赔款并大量用于扩军备战；推动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对中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警醒了当时对邻国日本抱有的友善的幻想，也促使有志于中华振兴的中国进步分子决意向西方学习，也包括向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学习。

提要：日本的侵华战争从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起就开始了，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则是从“九一八”为开端的。“九一八”后日本之所以顺利得手，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抗日力量。

有两个概念需要弄清楚：一个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一个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注意，这两个概念并不等于另一个概念“中日全面战争”。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相关的概念和历史事实做出必要的界定。这里分三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关于日本侵华战争。

所谓“战争”，是敌对双方的一种集体性和组织性的武装战斗。“日本侵华战争”则是指日本军队有组织地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行为。如果说甲午战争尚可以不算作“侵华战争”的话（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交战，战场主要是在朝鲜本土和黄海海域），那么1900年以后日本军队利用武力进人中国领土的行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侵华战争了。

从1900年日军参加八国联军到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所进行的军事行为，都应当看作对华侵略战争行为。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日军人数12000人，为八国之最。7月，日军攻陷天津，抢劫白银200多万两。1905年1月，日军再度占领旅顺，随后又占领奉天（今沈阳）。在中国的领土上，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领土进行大规模厮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划为对德“作战区”，10月，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1918年日军开抵哈尔滨，攫取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管理权。1925年5月，日本人开枪打死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代表顾正红、打伤其他工人十余名。1926年3月，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中国驻军死伤10余人，后日本调军舰于大沽对中国进行威胁。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1000多人，并占领济南。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之后便是“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可以看到，从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起，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的侵华战争行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因此，日本的侵华战争应该指1900年到1945年的时期，而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五十年战争”，则是指包括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大约五十年。

不过，由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的时期内，日军的侵华战争行为既没有受到中国方面有组织的武力抵抗，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抗日热潮，所以一般并不将其称为“抗日战争时期”。

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

国际上通常把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到1945年中日全面战争结束为止的八年战争时期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国内也一般把这一时期称为“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抗日战争”一词应该是指中国方面有组织地抗击日本侵略的武装行为。七七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但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并非七七事变以后才开始进行的。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就已经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持续开展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

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尽管国民政府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但不能否定的事实是，中国人民开始掀起了全民的抗日热潮并与日本侵略者开展武装反抗斗争。共产党方面，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国民党方面，尽管东北军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杜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七千官兵。

在侵占了东北以后，日本侵略者又不断侵犯上海、华北等地，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等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支军队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全国来说，这个时期抗日战争的战斗虽然还是局部的，但中国人民有组织的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时期问题，中国领导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因此，所谓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或“中国抗日战争”，也应该说从1931年的九一八就开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应该是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而非人们常说的“八年抗战”。

三、日本为何在九一八事变后频频得手。

1931年9月18日这天，在沈阳郊外柳条湖发生了南满铁路爆炸事件，日本关东军随即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由于日军早有周密的计划，所以日军在一两天内便轻松占领了沈阳、长春等东北主要城市。随后，日本很快就侵占了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在中国东北得手以后，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骤然高涨，军部势力越来越大，日本的扩张野心无限膨胀。接着，日本又把下一个目标盯准了中国的华北。不到一年时间的1932年8月，日本通过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理时局方针》，确定以武力促进河北从中国本部分离的“对中国本部政策”。

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警醒过来。9月21日正式向国际联盟理事会起诉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径，要求国际联盟出面干预。1933年2月14日，国际联盟通过了承认中国对东北地区拥有主权的决议。作为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的日本陷人孤立，面临着要么把中国东北的主权交还中国，要么与国际社会对立的艰难选择。然而，日本的侵略之心不容后退，决意一意孤行。3月27日，日本枢密院会场一致通过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书，决定将该文件立即送达国际联盟。当月，日军就攻占了承德，很快便直逼平津。5月31日，日军与华北的中国军事当局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军因此得以在华北立足。1935年4月，关东军和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共同作出了实施“华北自治运动”的决定。同年9月24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天津发表了“多田声明”，其主要内容是：“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除华北；华北经济圈独立；通过华北五省军事合作，防止赤化”。此外，日本方面为侵华战争进行了巨大的投人。1931年至1937年的7年间，日本的军费开支从占财政预算的28.98%增长到46.3%，几乎将财政预算的一半用于军事开支。除了国家预算，大财阀也开始将大量资本投人军事工业。财阀与军国主义势力的结合，更加速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进程，增强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和实力。此时欧洲的形势正悄然发生变化，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统治逐步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日本与德国于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12月又与意大利签订了《日意协定》。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法西斯国家逐渐形成新的同盟，日本内政外交上都已经完全法西斯化。

日本之所以如此顺利得手，除了日本军事实力快速强大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精神的强烈作用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无能和国内四分五裂。首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给予足够的重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只是认为这仅是一个局部性的冲突，没有引起高度重视，错误地认为英国和美国会出面进行干涉，对英美等国家调停九一八事变抱有极大的幻想。因而，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命令东北军撒退。可以说，正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其次，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抗日力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一个多月前的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并解释道：“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而蒋介石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日本关东军就是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人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对华侵略的行动中频频得手，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头脑更加发热，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军方要员，无不在厉兵秣马，跃跃欲试。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早已演变为军人政治，政府组阁要在军部的干涉下进行，国家的政策和外交方针都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制定。1937年6月，东条英机等提出的“对华一击论”得到近卫内阁的支持。中日全面战争即将打响。

提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时间更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中国通常所说的“抗日战争”，在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由于全面战争时间约为8年（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亦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为抗战。”然而，这种解释并不确切。第一，正如前篇所述，对于抗日战争为十四年的说法更为准确；第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或“中日全面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战争的开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并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39年9月1日，以德国人侵波兰开始，这次人侵行动随即导致以英、法等国向德国宣战，而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胜利宣告正式结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是以1937 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七七事变”为标志的，而日军正式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期为1945年9月2日。据此，可以明确几个时间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9月1日，止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始于1937年7月7日，止于1945年9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9月18日，止于1945年9月2日。由此得出的结论非常重要，即：从多国参与的情况和时间上的重合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理应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长。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到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日全面战争”的概念，也应该有所区别。准确地说，前者是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日本单向的全面侵华战争行为，后者是以中国方面的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于7月8日和7月17日分别正式宣布对日抗战决心为标志的双向战争行为。不过，尽管中日全面战争已经打响，但中日两国此时并没有正式宣战。日本方面，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内阁曾多次讨论与中国宣战的问题，但均未取得一致意见，军方认为“以不宣战为宜”。日本占领南京后不久，便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之后，日本推出汪精卫傀儡政权，将之视作“中国政府”，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日本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向英、美宣战时，也没有对中国宣战。中国方面，蒋介石于1937年7月16日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与会人员在权衡利弊后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才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于12月9日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当时，尽管蒋介石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但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所以对日宣战布告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宣战布告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从这个意义也可以确定，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中国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究其原理，除了国际因素和日本自身的因素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

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频频得手之时，中国国内的两党斗争正处于激烈尖锐的状态。早在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出宣言，表示愿意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而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心想消灭共产党，正全力“围剿”进行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日本步步紧逼，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经过艰难困苦的万里长征之后，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根据地，并不断壮大武装力量，逐渐恢复了元气。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使全国抗日呼声达到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于12月25日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1936年12月12日，要求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方作用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使时局发生重大转变，大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1937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5项国策和4项保证。在举国上下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势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呼吁。至此，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见雏形。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京郊区卢沟桥发生了中日双方军队的军事冲突，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7月15日，中共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所组成的代表团赴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谈判，中共方面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给国民党方面，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迫于全国军民高涨的抗日呼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性，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态势。

国共两党的合作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对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出巨大的热忱。至此，一个由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还提出了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此形势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可以说，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

提要：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民族危机之时，国共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后，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对日抗战。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正式打响。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战武装力量，开始了持续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既有配合作战，又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区开展了艰苦的对日作战。

7月25日，日军大量调遣军队迅速向北平发起进攻。国民党方面参加抵抗的第二十九军没有挡住日军的进攻，29日、30日，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在战斗中，第二十九军的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激战中牺牲。随后日军顺次攻陷了张家口、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除了在平型关一战中日军遭到严重打击外，并未遭遇较大的抵抗。日军感到战争进展格外顺利，宣称要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1937年8月13日，战火燃烧至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这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经过三个月的战斗，中国军队处境渐趋不利，11月12日上海终于失陷。历时3个月“淞沪会战”中，日军投人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人60余万人，统计死伤30万人。

随后，日军分南北两路会攻中国的首都——南京。中国军队浴血苦战，英勇的反击，然而终因实力悬殊，日军于12月13日攻占南京中华门，南京城沦陷。进城后的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失陷前的11月20日，蒋介石就提前宣布临时迁都重庆，并在12月7日乘飞机离开了南京。

1938年3月23日至4月8日，中日两军在山东省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一带展开了前所罕见的鏖战，这就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方圆不足50公里的地域内，日军先后投人第10、第5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共3万余人，中国军队直接投人约10万人。中国军队数量上虽占优势，但由于武器装备差，双方的力量对比仍是敌强我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战初期最大的一次胜利，歼灭日军一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攻占广州、武汉，日本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日军与国民党主导的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尽管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大半个中国沦为日军占领区。

1938年10月以后，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1939年冬至1940年初，中国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各战区向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中国军队在华中、华北、广西等战线向日军展开强大的进攻，尽管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也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攻势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发动的唯一主动进攻。

另一方面，国共合作形成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民党很快同意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意将南方八省边界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人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平型关大捷为标志，共产党军队开始在山西广泛配合晋绥军作战。在山西战场仅两个月时间内，八路军就与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百余次，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在1938年初进行的徐州会战中，八路军在华北广泛的游击战有力牵制了日军南下的部队，为台儿庄大捷起到了直接配合作用。在1938年6月武汉会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主动配合武汉保卫战，先后作战上千次之多，多次配合了浴血奋战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新四军积极配合淮河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发生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广泛开展了抗击日伪军“大扫荡”、“反蚕食”的艰苦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毛泽东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日益壮大起来。几年下来，日军已感到严重的兵力不足。日军华北方面军被迫收缩战线，停止向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进攻。

1940年，日本再次组成好战的近卫内阁，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做准备。日军出动大量空中力量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以逼蒋求和。为了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1940年8月至10月间，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大规模破袭作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计毙伤日军二万多人，伪军五千多人；俘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愈演愈烈。他们从华中调了两个师团到华北，加强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在进攻中，采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等新的战术手段，并推行野蛮毒辣的“三光”政策，以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华北解放区的抗战进人了空前艰难困苦的阶段。在最危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由小到大，遍地开花。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伏击战、破袭战、联防战、车轮战、蜂窝战、围困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等，作战形式多种多样，战斗方式变化无穷。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进行游击战斗12.5万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

关于国共两党谁是抗战的主力问题，有各种看法和争论。事实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全国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共识。不过，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的确都存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斗争之间的轻重缓急之争。至于国共两党及其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首先，在民族危机面前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使得抗日战争成了全体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其次，双方都在各自的战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后把日本侵略者打败。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国民党方面，在正面战场虽然不敌日军而丧失了大片国土，但最终还是阻断了日军对整个中国的占领；在国际社会与同盟国组成反法西斯阵线，赢得了美苏等大国的巨大支援。共产党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在大后方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吸引并消灭了大量日军的有生力量，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由于国民党始终把共产党当作心头大患，在抗日的同时不断地对共产党及其军队进行限制和打压。而由于共产党在抗战中采取了发动群众一致抗战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也使得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日益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抗战结束后赢得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实力。

提要：扶植傀儡政权，是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的主要策略。亲日伪政权在协助日军巩固殖民统治秩序、扩大侵略等方面曾起过极为恶劣的作用。

田中义一1927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后，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和日本侵占中国的步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田中以训示的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据说田中义一在会后不久呈给昭和天皇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奏章，通常称其为《田中奏折》。直到1929年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才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其中写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虽然对这份文件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但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行动步骤和事实，的确与“奏折”的内容如出一辙。

为了达到其“先征服满蒙”的目的，日本人早就着手炮制伪满洲国。1931年4月，日本参谋部曾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吞并中国东北，即：第一阶段，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第三阶段，吞并中国东北，划人日本版图。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吞并中国的步骤，而为了达到对占领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目的，其基本手段就是扶植伪政权。

日军侵占东北后不久，成立了“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以强化对东北的统治和管理。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皇帝溥仪从其在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后接至抚顺。溥仪，通称宣统皇帝，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最后议定，立3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在光绪、慈禧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年仅3岁溥仪登上了清王朝末代皇帝的宝座。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朝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溥仪退位后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梦想有朝一日复辟大清王朝，重做皇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千方百计地在我国寻找为其服务的代理人。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溥仪终于和日本走到了一起。

至1932年1月，东北各省和主要城市均成立了由日本人担任顾问的伪政权，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控制之下。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东北政务会议”，决定迎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同时决定由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8日，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为了完成对整个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假借“满洲国”政府的名义于1932年3月1日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爱新觉罗·溥仪粉墨登场，在长春就任政府“执政”。当天，“满洲国”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日满议定书》这一卖国条约，使得日本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1933年1月热河省又被日本侵占，并人“满洲国”版图。1934年在日军的扶植下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溥仪为“皇帝”，年号改为“康德”。至此，日本明确提出使“满洲国”变为日本的属国，完成东北的殖民地化。

为了维持在东北的统治秩序，大批日本人和朝鲜人被强制移人东北。同时，强制各类学校实行“皇民化”教育，其内容包括师生每天必须向日本天皇、伪满皇帝“遥拜”，唱“国歌”，背诵溥仪的《国民训》。学生被强制学习日语，被灌输“日满一体”、“忠君爱国”思想。自此，日本对中国东北以“满洲国”的形式进行了长达13年的殖民统治。

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制华”，是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的主要策略。在日军侵占华北各地不久，就在占领区先后炮制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傀儡伪政权。1937年在北平粉墨登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在华北扶植建立的最大伪政权。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1938年1月11日，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选择了扩大战争路线，在《处理中日事变的根本方针》中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1月15日，日本首相近卫就在劝降蒋介石国民政府失败后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并于3月 2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随着中国战线的扩大和战争进人相持阶段，由于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国内危机日渐深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研究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声明，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引诱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合作。日本采取的“以华制华”和“以和平谈判为主”的方针，正好与汪精卫等国民党政府里亲日人物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早年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并追随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汪精卫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长期以来一直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日本侵华以后，汪精卫一直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看到日本的强大，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此时，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撒军”为诱饵，与汪精卫的代表签订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等秘密协定。经过暗中策动后，汪精卫于1938年12月，悄然离开重庆，暂时流亡越南河内。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于12月22日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宣布接受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原则，在香港向蒋介石等人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明确表示了其卖国立场，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汪精卫在电文中辩护道：“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不久，汪精卫就秘密辗转来到南京。在此期间，汪精卫表示自己的观点时说：“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

汪精卫亲日、反共、反蒋的政治立场十分明确。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权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在就职典礼上称，要还都南京，“全国以内只有此惟一的合法中央政府”。汪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对外实行与日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革除独裁”，对共产党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南京伪政府成立后，与日本占领区原有的傀儡政权一起配合日军对占领区进行治安统治，还建立了“和平建国军”，参与日军对抗日军民进行围剿及驻守交通要道和据点。伪政府成了侵略者的“帮凶”，汪精卫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经过艰苦的抗战，中国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终于获得胜利。1945 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南京颐和路“主席官邸”召开的这次会上，做出了解散“国民政府”的决定。当晚广播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历时五年多的汪伪政权彻底垮台。1946 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5月5日，战时设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

东北的伪“满洲国”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最大的两个日伪政权。日本一手扶植的伪政权，在协助日军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和扩大侵略等方面曾起过极为恶劣的作用。战争结束以后，伪政权的重要人员大都得到了应有的结局。而溥仪和汪精卫的结局确大有不同。溥仪，被苏联红军逮捕，被定性为战犯，后移交给新中国人民政府。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溥仪于1959年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此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67年10月17日病逝。汪精卫，1944年3月因健康急剧恶化，赴日治疗，于11月10日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后来遗体运回国，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派人将其坟墓炸毁并将尸体火化。

提要：在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也有许多为两国人民的友好做出有益贡献的人和事。这是有别于为侵略者提供帮助的真正友好，也是阻止重蹈战争覆辙的力量，理应倍加珍惜。

与日伪“亲善”不同，在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也有一些真正的友好故事发生，也有许多为两国人民的友好做出了有益贡献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去珍惜。这里讲述的是其中几个典型的人和事。

中国伟大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曾经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过一首五律诗《赠邬其山》（“邬其山”即内山，是内山完造自己取的中国名字，“邬其”是日语“内”的音译）：“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20多岁就来到中国的内山完造（1885—1959），在上海开设了内山书店，以此结识了许多中国人。鲁迅与内山相识大约在1927年底，之后两人来往甚密，友谊颇深。鲁迅频繁出人于内山书店，毫无拘束，以至常常被人误认为他是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经常在内山书店会客谈话，内山书店几乎成了鲁迅自己的会客厅。然而，内山完造被一些日本人称为中国间谍，也曾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是日本间谍。为此，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强烈驳斥道：“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鲁迅和内山志同道合且相互帮助。他们曾数度合作办过版画展览。内山亲身去接触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写成一本名为《活中国的姿态》的书，以转变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一些错误的看法。鲁迅为该书作序写道：“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1936年鲁迅逝世时，内山完造也是鲁迅身边几个人之一。鲁迅去世第二年的1937年，在内山的努力下，《大鲁迅全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

战后，内山回到东京，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第十天的1949年10月10日，内山完造就参与组织了日本各界2000余人参加的东京集会，为成立日中友好协会造势，此后担任日中友协的理事长。1951年9月8日，美国在排斥中国的情况下签订所谓旧金山对日和约。内山完造积极倡导各大学的教授联名向众议院和参议院上书，反对批准条约。之后内山为推动日本民间对华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1959年9月，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应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到达北京当晚，内山突发脑溢血，于9月20日在协和医院去世。根据内山先生生前遗愿，他的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国际上也具有很高的声誉。梅兰芳在日本侵华期间蓄须罢演的故事广为传颂，而他与日本友人之间的一段佳话却鲜为人知。梅兰芳一共访问过三次日本。1919年4月，25岁的梅兰芳第一次访日，而日本也是他第一次把京剧带出国门的地方。这次东渡，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此以后，日本出现了大批跟梅兰芳有关的小说评论，日本歌舞伎演员也开始模仿梅兰芳上演日文版的《天女散花》、《思凡》等等。

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并引发东京、横滨等城市发生大火和海啸，共造成20万人丧生。梅兰芳听说日本各大剧场在这场地震中全部被毁之后，马上在北京发起了义演。为感谢梅兰芳的义举，修复后的日本帝国剧场再次邀请梅兰芳访日演出。1924年10月，梅兰芳时隔5年第二次来日本，在一片盛誉中完成了在东京、大阪和京都的演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旅途和演出的劳累，梅兰芳突发胃痉挛。日本医生今井泰藏博士立即对其进行了诊断和治疗。当时今井医生还坚决拒绝接收医疗费用。梅兰芳后来回忆说：“那次的病情非常险恶，如果没有今井先生悉心诊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的交情与一般的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就大为不同了，今井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为表感激之情，梅兰芳问今井大夫想要点什么中国的东西，今井大夫说最喜欢中国的景泰蓝袖扣。中日之间爆发战争之后，两国的正常交往无法正常进行，梅兰芳与今井之间也断绝了音信。

一直到战争结束十余年后的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共同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梅兰芳第三次访问日本。这次，他带了一件系着30多年的一个承诺的特殊礼物——一副翡翠袖扣。一到东京，他就托日本朋友打听今井医生的下落。然而，今井先生已经在13年前亡故了。今井之女告诉梅兰芳：自从梅先生走后，我父亲常常想念您，报纸上如果登载有你的消息，他必定仔细阅读，还讲给我们听。媒体以“梅兰芳履行诺言，在灵前献翡翠扣，33年后再访今井家”为题进行了报道。此时离战争结束仅十余年的时间，梅兰芳和许多从战争里走过的人一样，对战争带给他们的伤害还无法忘记。梅兰芳曾经为了不给日本侵略者演出宁可蓄须、打伤寒针自残。然而，对于与今井这样的友人的情谊，他却十分地珍惜。

1940年8月，在著名的百团大战激烈的战火中，八路军战士从火海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四岁的美穗子和她不到一岁的妹妹，已经失去了父母。在这一地区指挥作战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后，让他们赶紧将两个小女孩送来。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讲述道：“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就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在场的战地记者沙飞用老式相机摄下了三幅珍贵的照片：聂司令员手牵着只有4岁的美穗子；美穗子坐在箩筐里面吃梨；老乡用竹筐挑着两个小孩。战斗还在进行，聂荣臻为了安全决定将这两个无辜的小姑娘交给日方。他在给日方指挥官的亲笔信中写道：“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美穗子姐妹转交日军后，不满周岁的妹妹因伤势严重不幸死去。美穗子本人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此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1980年5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通讯，还附上了那三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报道立即引起了日本新闻媒体的关注，日本《读卖新闻》不久就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聂将军40年后呼唤从战火中救出的孤儿》的文章。此时的美穗子已经44岁，居住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和丈夫开了一家杂品店，有3个女儿，过着普通而幸福的生活。她看到了报纸上的这篇报道，当晚就激动地给救命恩人聂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到中国当面向聂帅谢恩的愿望。

一个月后，美穗子来北京见到了救命恩人聂荣臻元帅。聂帅高大的身材和温和的态度，不由得使美穗子感到好像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当时在场的原聂帅的秘书周均伦少将回忆道：“非常感人，美穗子非常激动，看到了聂帅以后，拉过了他的手，用日本的最高礼节，将自己的额头触在聂帅手上，还泣不成声，说聂帅是自己的再生父母”。1999年深秋的一天，聂帅的女儿聂力中将在已故的聂荣臻元帅生前的居所与聂帅在战火中救下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热情拥抱，百感交集。虽然聂帅已经离开人世，但聂力和美穗子两位年过六十的“女儿”已情同亲姐妹。为纪念聂荣臻元帅诞辰一百周年，聂力与美穗子一同来到了重庆江津市，共同出席了美穗子所居住城市都城市与聂帅的家乡江津市缔结友好城市的签字仪式。她们共同在延续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三个故事就是战争年代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如果说鲁迅、梅兰芳在战争岁月里与日本友人的情谊反映了人类的善良本性，那么，聂荣臻元帅在战火中救日本小女孩的故事则是对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的讴歌。战争过去了，在人们难以忘记战争伤痛的同时，也不能忘却那些深情厚谊。那些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人和那些感人的真实故事，就是阻止重蹈战争覆辙的力量，理应倍加珍惜。

提要：日本人反战组织及其进行的反战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日本俘虏政策的成果。他们的反战活动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援，也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人终究也有良莠之分。正当广大中国人民都在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时，一些中国人迎合日本侵略者成为汉奸，成为在中国疯狂烧杀抢淫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帮凶。而日本人中也有一些具有良知和重情重义之人，他们在抗日战争硝烟正浓之时，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开展反战运动，为反对日本侵略战争而呐喊，为停止战争、争取和平而奔走。他们也是当时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9年1月2日，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有三个日本人走上舞台表示要参加八路军，并愿为反对日本的侵略而战斗。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感召下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批日本俘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台，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表示欢迎。那三个日本人中叫杉本一夫的“日本人八路军”，发起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由日本俘虏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此后，在敌后抗日战场先后又有一些反战组织陆续建立起来，遍及敌后抗日战场。其中，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是在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直接领导下，于1940年7月7日在延安成立的。该支部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下，高举反战旗帜，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侵略战争，为解放中日两国人民而奋斗到底。

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总部”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正式成立，鹿地亘任会长。直接负责指导鹿地亘进行此项工作的，是共产党人郭沫若。在国共合作时期，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9月，国民政府撒销了第三厅，重新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还是请郭沫若当主任。在郭沫若亲自起草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大纲协议》中，“关于对敌斗争”部分里写道：“日本在华反战同盟划归本委员会监督指挥”。郭沫若在代表国民政府领导反战同盟工作的同时，还作为中共的代表对其进行指导。在重庆各界庆祝反战同盟总部成立一周年之际，郭沫若曾题诗赞誉：“英雄肝胆佛心肠，铁血余生几战场。革命精神昭日月，和平事业奠金刚。风声飒飒流松籁，鸟语嘤嘤庆草堂。同是东方好儿女，乾坤扭转共担当。”

在文工会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下，以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反战同盟在收集日军情报、进行反战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各战区零星有一些俘虏的日本士兵，鹿地亘向他们讲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不少日军俘虏恢复了人性。原本满脑子效忠天皇的日军士兵经过他的思想教育，变成了抗日战士或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他们组成战地工作队，深人到阵地前沿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以思念故乡的话语，规劝他们放下武器。

鹿地亘是日本共产党员，早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就参加日本左翼文学运动，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领导成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言论，受到日本统治者的迫害。1935年与他的夫人池田幸子一同逃亡到中国，在上海结识了反帝大同盟领导人宋庆龄和中国作家鲁迅、冯雪峰等人。1938年3月，郭沫若在武汉就任三厅厅长，将鹿地亘夫妇接到武汉。随后，鹿地亘成为三厅对敌宣传工作事实上的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在重庆繁忙的日程下，毛泽东于9月14日在桂园接见了鹿地亘夫妇，称赞反战同盟的出色工作。

另一位反战盟员、世界语工作者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世界语名VerdaMajo，意为“绿色的五月”。绿川1932年开始学习世界语，并参加日本无产阶级联盟京都支部的活动及当地的左翼工会和文化团体的活动。她曾因参加这些活动而被当局逮捕，并被开除学籍。1936年春，她结识了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由于他们都追求进步，由相爱到结婚。1937年1月，刘仁先期回到上海，4月，绿川英子在世界语者的帮助下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八·一三”以后，她亲眼目击了日军在上海的种种暴行，为《中国怒吼》杂志写了一篇《爱与憎》的文章，她写道：“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的新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上海沦陷后，她和刘仁在郭沫若同志的帮助下，在武汉、重庆从事对敌广播工作，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日本兵中产生了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合拍了一部电视剧《望乡之星》，讲述了绿川英子在华的经历，由著名影星栗原小卷主演。

不过，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重庆总部与华北敌后战场上建立的反战组织联系很少，并没有形成实质上的隶属关系。解放区的其他反战同盟支部，在名义上属于重庆的反战同盟总部，而指导各根据地反战同盟下属支部的实际上是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受野坂参三的秘密领导。延安支部，起到了整个敌后战场日人反战组织总部的作用。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1944年1月15日到2月16日，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大会决议筹建日本人民统一战线组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根据大会决议，宣布解散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同时，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经过了由“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到“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再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演变，反战组织规模不断壮大，从最初的几个人到抗战胜利结束时的千余人。截止到1945年8月，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同盟的反战运动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始终，足迹从解放区到国统区乃至于日军占领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就主要有：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如阵地喊话、通信、送慰问袋等，起到了瓦解日军士气、唤醒日兵觉悟的作用，这是八路军、新四军无法替代的；二是，在抗日工作的其他战线，如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抗日宣传、军事教育、卫生服务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努力。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经过不断完善，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曾多次亲临指导。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和群众形成的鱼水关系，使日军俘虏感到震撼。他们称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人民军队的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许多人因此走上了终生反对侵略战争、为人类和平奔走呼号的道路。一些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日本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下，脱离日本军队，毅然加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掉转枪口对日本法西斯反戈一击。不少反战盟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血染沙场。

七十多年后的2014年9月1日，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名录中有一名日本人，名叫宫川英男，原是日本共产党员，战争中被俘，经思想改造后自愿参加八路军，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宫川英男就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一员，参与了对日军的策反等工作。1945年，在日军围剿中，举枪自尽，时年27岁。1980年，他的灵柩被迁人长清烈士陵园，并竖立了烈士墓碑。日本人反战组织及其进行的反战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对待日本俘虏人员政策的成果，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是有力的支援。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战火中为了和平而奔走呐喊具有良知的日本人。

提要：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和豫湘桂战役的“胜利”，反而加速了日本侵略的失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失败，证明靠武力寻求扩张的道路行不通，它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1941年12月7日，已被侵略扩张野心冲昏头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随即招致美英等国对日宣战。中国国民党政府也于12月9日正式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战线向东南亚及辽阔的太平洋地域扩展。在日军遭受中途岛战役的惨败后，美军实施了一系列反攻计划，致使日军损失惨重。盟军节节推进，日本法西斯逐渐丧失战略上的主动地位。1943 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发表了盟国团结对抗日本的《开罗宣言》。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使南洋（东南亚）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为挽救东南亚地区日军的孤立，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1944年4月至12月日本侵略军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为此日军从本土及中国东北调集了各兵种部队，总计约51万人。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共约100万兵力进行抗击。这是日军自中日战争以来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中国方面称之为“豫湘桂战役”。此战持续近8个月，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损失兵力70万，先后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退的原因，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二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执行避战、观战政策。究其根本，是其政治上的腐败。不过，这场战役看上去日军达成全部的作战目标，以日军取胜而告终，但事实上，日军兵力比战役之前更加分散。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这条交通线一直到日军投降时也没能通车。相反，这次战役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为中国军队的敌后活动创造了更大空间，反而加速了日本的战败。这场看似日军胜利的战役，也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走向最终失败的转折点。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人“大反攻”阶段。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收复西南失地。1945年2月以后，日本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1945 年3月日军发动的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以及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都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党军队乘胜追击，收复广西全境。国民党方面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国民政府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开始准备接受日本投降。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向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军队来进行。当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以此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国际方面，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美国军队在取得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后，对日本本土的主要城市进行了长时间持续的空中轰炸。7月，美、中、英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6日8时15分，美军一架B-29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广岛市区瞬间化为一片废墟，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伤的人间惨剧。三天后的8月9日，美军又将另一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长崎市。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加快了日本投降的时间。几乎就在美国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的同时，苏联政府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苏联的一百五十多万大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

1945年8月10日和14日，日本两次召开御前会议，在美国原子弹、苏军参战、中国军队大反攻等多重因素的巨大压力下，昭和天皇做出结束战争的“圣断”。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上向全国宣读《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渐成为一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成为一个肆意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和日本两个邻国，两个文化上有着太多交融的民族间没有逃过兵戎相见。“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延续到第一百二十四代——昭和天皇统治时，日本发动了这场针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战争持续十四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和估算，抗战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日本军人和国民也因战争而死亡数百万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仅给别国人民带来灾难，也必将使本国人民遭受惨祸。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成功”，招致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强有力的反击，而豫湘桂战役看似日军取得“胜利”，却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走向失败的转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最终失败，证明了日本想要依靠武力扩张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时的得逞或得势并不能导致最后的胜利，反而将自己引向了覆灭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