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古以来世界文明的传播方式大致有几种：暴力冲突、领土扩张、商路传输、和平交流。而早期中日之间的交往历史，正是一种开放式的和平交流模式。当日本还过着类似于原始人的生活时，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从大量的日本出土文物和中国古籍了解到，日本的“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已经非常发达的秦代前后，这个时期，来自中国的“渡来人”带来了稻米耕作技术、铁器工具、铜器。此后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也陆续进入日本。中国给岛国日本带去的不仅是生产技能，更带去了语言文字、文学宗教、生活方式以及先进的社会制度。日本因此而进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较为先进的文明社会。

然而，一个自然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生存的危机感便愈发增强。当世界历史进程发展到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化的时候，列强开始用武力叩响日本这个封闭岛国的大门。日本在尝试抵挡而失败后，采取了两种方式应对：一是强化民族意识，二是虚心学习外国。日本成功了，“明治维新”的结果是，日本在浓厚东方封建色彩的条件下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自然环境险恶且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民族，越是看到社会的进步，其生存危机感就越加强烈。于是，日本打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这就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开端。

此时，中国正值清朝暮年。日本看到昔日强盛无比的邻国在西方列强的强取豪夺下正走向衰败。在那个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日本似乎发现了巨大的猎食目标。洋务运动失败、政治日趋腐败、人民在积弱积贫中挣扎，其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结果。小试牛刀，日本就战胜了千百年来极其仰视的中华大帝国。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足够的银两和地盘，更激发了大和民族更大的野心和自信心。从此，日本在对中国侵略扩张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发动全面战争。

然而，有了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的人民战争，有了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力量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日本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必然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玩火者自焚，这场战争最终使日本自己的国民也遭受了生灵涂炭，国土沦为了一片废墟。

战后，美国代表战胜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实施民主改革。然而，出于东西方冷战的需要，战后的日本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附庸和马前卒。尽管美国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但东京审判的不彻底和天皇制的保留，使得日本失去了对战争进行真正反省的机会。由此给中日关系也留下了后患。

正当日本进行着战后脱胎换骨似的改造之时，中国也在经历着一场改天换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也改变了中日关系的走向。新中国的领导们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对日本人民的友好大局考虑，采取了坚持对日友好的政策，积极发展民间友好渠道，执着地开展务实合作与交流。尽管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几乎都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但是中国的对日友好政策却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的日本人民和众多的有识之士。中日关系因此得以在非正常的条件下持续交往，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性选择。中日邦交正常化翻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两国迎来了近二十年的密切交流合作时期。在和平友好、互利互惠的原则下，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硕果累累。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中日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损”的真理。

世纪之交，世界格局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的结束，美国看到了一国独大称霸世界的希望。然而，进入新世纪不久，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就显现出日益强大的趋势。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美国所希望的一超领导世界的格局没有形成，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于是，“中国威胁论”便甚嚣尘上，围堵中国、遏制中国成为一些国家的要务。美国做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此时的日本，由于长期经济提振乏力，加上对过去的战争没有足够的反省，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日本民族特质中本来就有一种崇尚强者、依靠强者的意识。右翼政治家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企图借助美日同盟与中国抗衡。日本加快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做出了一系列的举动：钓鱼岛国有化、放宽武器出口、解禁集体自卫权、极力为修改宪法第九条做准备。这些行动明显刺激了中国对日本的警惕心，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区的和平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必将建立。希望日本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要在重蹈战争覆辙的路上越走越远。中日两国的友好局面来之不易，特别是战后两国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有良知的各界友好人士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中日两国之间发展关系，既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消极因素，又有着能够友好合作的积极因素。关键是如何尽量把消极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努力排除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使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中日关系的历史已经反复告诉我们，和平才是走向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

“两千年友好，五十年战争”，这是周恩来总理在总结中日关系时说过的名言。此言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一个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史对日本来说就是“和则盛战则亡”的历史。在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似乎也可以套用“两个不能否定”的辨证原理：既不能用两千年友好历史否定五十年战争的历史，也不能用五十年战争历史否定两千年友好的历史。

本书书名《战后中日关系断章》。“战后”这个词泛指“战争结束之后”，在日本国内，“战后”则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就中日关系史而言，本书在时期上大致划定为1945年日本投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不过，本书虽名曰“战后中日关系”，其实很多篇幅并不限定在“战后”。因为，历史一页一页地翻过，但却是前后一体的，犹如江水之源远流长，无法“抽刀断水”，前后割裂。要了解战后中日关系，当然需要考察日本民族的历史和中日两国关系的来龙去脉。书名中的“断章”二字不太中看，中国人看到它必然想到“断章取义”一词。然而一本书要把中日关系的全部都写出来，全无可能，甚至只写一段历史，也非易事。唯愿读者能从“断章”中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获得较为完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