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谭五昌：1999年4月份“盘峰诗会”结束以后，伊沙、侯马、徐江、沈浩波等一批“北师大诗人”回到母校北师大来搞了个诗歌朗诵会，那个诗歌朗诵会据与会的诗歌评论家沈奇等人事后跟我讲，场面非常热闹与纷乱，不少女生因为受不了一些“北师大诗人”充满情色意味的先锋诗朗诵与相关的先锋行为举动，中途愤而摔门离场。你们许多的大师姐大师兄当时目睹了这种场景，现在隔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种诗会场景了。诗人于坚在那次的先锋诗歌朗诵会上露了面，许多北师大的同学也是第一次见到于坚本人。于坚的形象很独特，留着光头，看上去像一个“民间”的枭雄，有些像部落酋长，他自己也曾在诗文中说过梦见自己成了某个部落的酋长。于坚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间诗人”的形象。于坚本人听觉不好，说话要带上助听器，这也导致了“盘峰论战”时很多诗人对他的不满，据说当时有位知识分子诗人这样指责他：“我说话的时候你不听，你说话的时候声音又特别大”。可能大家有个误会，虽然于坚被认为是“民间诗人”，但他其实是有学院背景的，于坚是上世纪80年代云南大学的学生。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民间”和“学院派”诗人只是指诗歌美学趣味上的不同倾向而已，或者“民间”一点，或者“学院”一点；而在社会身份与地位上，这些诗人都有学院背景，可以说都是知识分子。于坚和韩东是“第三代诗歌”中重要诗歌团体“他们”的领军人物。于坚本人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的创作活力在当下依旧旺盛，而与之齐名的曾经的“诗歌搭档”韩东的诗歌创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则相对已告衰落了。我个人认为，就重要性来说，于坚要略强于韩东，于坚一直是中国新时期诗歌潮流的见证者、参与者与推动者。于坚写诗追求世俗化、平民化，是当时少数能比较出色表达日常生活经验的诗人之一。于坚诗歌的哲学色彩从整体上看比韩东要淡很多，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比如，于坚的诗作《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就有很浓的哲学色彩。于坚自己宣言：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于坚诗歌的数量很多，目前已出版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于坚的诗》《便条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等，还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棕皮手记》等十余种。他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人奖。2007年他的诗集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北师大出身的伊沙、侯马、沈浩波等都被认为是“民间诗人”的代表性诗人，于坚因年纪比较大、资历比较深而被有些人誉为“民间诗歌”写作的头号人物、最具实力的代表人物。在我看来，于坚在文化和美学趣味上的确是站在一个普通市民的立场上，他的诗歌确实体现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相对称的活力。于坚自觉地摒弃“朦胧诗”的写作姿态，反对板着面孔进行书写，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为“口语诗歌”开辟了一个写作方向，其成名作是《尚义街六号》。现在如果你去昆明旅游的话还能看见这个“尚义街”。我2005 年5月份去了一趟云南昆明，当时在昆明市的某条街道上见到了“尚义街”这个路标，便会心一笑，感觉比较亲切，心想对有诗歌修养的人来说这儿也成了一道风景呢。于坚是比较早地参与并引领“日常化写作”潮流的诗人，后来很多“民间诗人”都走上了这条“日常化写作”的诗歌道路。

于坚诗歌的几个关键词大致可以被归纳为：日常写作，生活流，美学趣味的平民化，另类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于坚对传统很尊重，他很推崇李白，暗中和李白较劲，同时他很自负，有“大师情结”，但不像沈浩波那样强调现代性，在题材上标新立异。于坚恰恰在先锋的道路上返归传统，追求经典性写作，“向后看”。这是1950年代出生的“口语诗人”与1970年代出生的“口语诗人”不一样的地方。于坚最早提出“反诗歌”的概念，像《尚义街六号》这样在当时看来比较粗鄙的诗歌缺乏优美的元素，的确不大像诗歌，但就是这样粗鄙的诗歌出现以后，表明在于坚和“朦胧”诗人一代之间画出了清晰的边界，他走进了先锋诗人的前列，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相对于新一代的诗人，于坚又走上了一条回归经典传统的诗歌道路了。他强调大地，强调传统，强调后退或非前进性的写作。

《尚义街六号》这首诗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解读起来的时候应该要和“朦胧诗”的阅读感受做一个对比。同一时代不同类型诗人所写出的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感受确实完全不同。比如在“朦胧诗”中我们不可能想象“厕所”这样的意象出现，但在1984年于坚写的这首诗中就出现了。“厕所”这个意象是于坚这首成名作中地标式的词语和意象，宣告了“朦胧诗”以后另外一种诗歌美学潮流浮出地表。这首诗虽然题目不叫中文系，但实际就是写诗人自己当初大学时代那种非常本真的大学生活的。请周飞亚同学来读一下《尚义街六号》。

谭五昌：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活在现在很多地方依然能够找到痕迹。这首诗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原生态的再现。它完全是一种日常叙事，很多在“朦胧诗”诗人看来不入流的意象全部进入他这首诗当中。诗的开头就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法国式的房子，晾着的裤子，“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此人是老吴，是他们宿舍的老大，对老吴的描写很有漫画感。宿舍里面的同学肯定会排个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故事，这首诗就是讲他们宿舍里同学不同的人物性格、爱好与命运。在第二节中，“厕所”一词赫然出现在诗歌里，这在当时是很具有争议性的。这首诗的关键是采用了一种幽默调侃的叙述语调，诗人自己是叙述者，也是叙述对象，这在“朦胧诗”中是没有的。这种方法与姿态的确是表明了“第三代诗人”追求“真实”的诗歌理念。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只认识梵高”，这是反讽的语调。诗中写道拿同学的衣服当抹布，这是很有趣的日常生活细节，我们上大学时也干过这些事，很真实。诗人叙述宿舍同学在宿舍里恋爱，吵架，调情，这些场景并置在一起让你会心一笑，这些诗句读起来应该有着一种吊儿郎当的表情和反讽、调侃的语调，“朦胧诗”是不会同时并列出现这种矛盾的叙事语调，“朦胧诗”的表情是庄重严肃的。该诗充满戏剧性的叙述，目的就是制造一种轻松幽默的阅读效果，这还体现在对同学的调侃上，比如说朱小羊：“这个杂种像警察一样盯着我们”，这是一种小智慧、小幽默的表现。然后又写到男同学的“卧谈会”，叙述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谈论怎样洗短裤、怎样小便、怎样炒白菜，等等，很世俗化，很真实，与我们对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身份的庄重甚至崇高的印象是不同的。另外，于坚的语言方式和句式也比较独特：“茶水是老吴的电表是老吴的/地板是老吴的邻居是老吴的/媳妇是老吴的胃舒平是老吴的/口痰烟头空气朋友是老吴的/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很少露面”，句式没变，但内容跳跃，反讽的叙述方法已经运用得比较老练了。还有，当时的大学生非常渴望世俗化的恋情，诗中说：“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这种大学男生的心理描写非常真实。另外，于坚在诗中还提到自己：“在旧报纸上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这绝对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生活非常真实的原生态的记录。

虽然于坚说他在诗歌写作中“拒绝隐喻”，但他实际上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诗中说：“有些日子天气不好”，表面上看是一种气候学意义上的“天气不好”，实际上也是一个隐喻，就是讲生活中经常倒霉，两个句子连在一起我们就能联想出“天气”这个隐喻的含义。诗中还有很多细节描写，我们可以感觉出来诗人对自己成长在80年代感到很骄傲，比如说：“那是智慧的年代/许多谈话如果录音/可以出一本名著”，最后这群大学生要分手，呈现出人去楼空的局面，大家吵吵闹闹走掉，只剩下一块空地板。结尾写道：“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参观什么？参观他们父辈的青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青春写作”，可以和李亚伟的《中文系》做一个互文性的对照阅读。这首诗通过细节和戏剧性设置来达到幽默和调侃的效果，而李亚伟的《中文系》是比较有意识地运用反讽的手法来达到对中文系生活的呈现。对《尚义街六号》这首诗的评价，呈两极化，有的人很喜欢，觉得写得很真实，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写得比较粗糙。

徐梦华同学：还算喜欢。他的风格是跟韩东的反讽消解是一致的，这首诗比《中文系》更为真实，跟我们大学生活很像。

周飞亚同学：相对来说，我比较欣赏这首诗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它跟我的研究生生活极为相似，很能表达我的心情。但是如果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阅读这样的诗歌作品会感到很亲切，它已经摆脱了“朦胧诗”的那种非常严肃的诗歌表情，嘻嘻哈哈、轻松幽默，更加真实且具有人性化的表情。这就是它的诗歌史价值，它是最早的口语文本之一。

谭五昌：于坚写于1990年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比较重要，可以看出他的哲学观和诗学观。我们常人一般对乌鸦都有一种偏见，恰巧北师大还“盛产”乌鸦呢，呵呵。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请大家思考一下于坚对乌鸦是什么态度？他为什么要对“一只乌鸦”进行“命名”？请朱安谧同学来读一下这首诗。

谭五昌：乌鸦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是一种不祥的象征，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害。但于坚写这首诗可以予以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分析，他是想为乌鸦正名，恢复其本真面目。乌鸦是一种边缘的鸟类，被社会偏见压在最底层。于坚实际上是要为一只乌鸦重新命名，消除人们对乌鸦的偏见。在这首诗里面，我们看到乌鸦的形象跟黑夜、灾难等含义连在一起，那种黑暗的命运其实是人类强加到乌鸦头上的，所以诗人说：“从童年到今天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我还没有说过一只乌鸦”，指出了我们的文化语言对事物的强力扭曲或遮蔽现象。其实我们的语言具有暴力的色彩，它对很多事物的命名充满了暴力色彩，一种文化上的暴力。那么，于坚在书写这只乌鸦时就想把这种语言的文化暴力“扒开”，然后让我们去真正重视和审视一只乌鸦：它是底层的代表，是边缘的人和事物的代表，它受层层的历史文化的重压。这让我们联想到社会上的小人物，如果我们跟社会文化环境对照起来联想，这个乌鸦就是某些小人物、边缘人物的隐喻。在这首诗里，于坚与世界是对立的。这个充满不人道思想与行为的世界和乌鸦处于对立的关系，乌鸦充满悲情色彩。潜心阅读，可以感受到诗人对那些卑微的长期遭受迫害的小人物的同情与悲愤情绪。诗人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公正的发言人角色，他试图维护人类的公平和正义。诗中的这只乌鸦安于自己的本分，它不会跳跃或是逃到自己角色之外，永远在乌鸦的位置上待着。此外，诗人还把一个小动物的快乐真实呈现出来：“它是一只快乐的大嘴巴的乌鸦/在它的外面世界只是臆造”，这句话很有力度，是对一个充满偏见的文化符号的世界的抨击。这里面我们感受到卑贱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所以我们应该对那些卑微的人和动物给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诗里用到对比的手法，把乌鸦与白雀、天鹅对比，诗人对后者的欣赏与热爱无疑是受到主流文化熏陶的结果，所以对这种表面很丑陋的乌鸦一度存有偏见。现在诗人要重新恢复乌鸦的真相与名誉。解读该诗，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诗人与乌鸦的形象是叠合在一起的，他是站在小人物的和一切被遮蔽的事物的文化立场上去发出自己的抗争之声的。

这首诗也让我对于坚本人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我觉得他还是站在平民主义的文化立场上，对所有遭受偏见和压迫的小人物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是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往深一点说，于坚这首诗里有一个哲学体系在背后支撑——乌鸦哲学。也就是说，哪怕最卑微的生命，哪怕它有再大缺陷，我们也要尊重它的存在。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哲学。当然，在于坚的很多诗歌文本中我们看不出有多少哲思，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但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也是要有哲学意蕴的。假如于坚的部分诗歌文本背后没有生命哲学，那么他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在我个人看来，于坚的不少诗作恰恰在日常生活书写与原生态的生命叙述中传达出了一种生命哲学，这就是他的功力。

何明敏同学：我觉得这首诗一开始听起来挺玄乎，不像前面那首诗简单明了地把生活场景堆积，它更多的是需要你去揣摩这当中的意象。起初看的时候，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后来慢慢地读下去才理解，乌鸦大概是一种充满反抗精神的动物，对主流社会偏见的反抗，在诗人看来他是要为乌鸦重新命名并赞美乌鸦。

谭五昌：此诗的内容比较驳杂丰富，但我想诗人要表达的主旨还是清楚的，可以把握的。

朱安谧同学：首先，这首诗给我的感觉像是“语言的游戏”。诗里的“乌鸦”是变化的，本身可能代表了很多东西，可能曾经受到文化主流不好的界定，一种歧视性的传统。其次，乌鸦也代表了一种灵感，一种勇敢的想象和探讨。最后，乌鸦可能代表在写作中运用的一些经验，比如童年的经验。乌鸦代表诗人写作中遇到的这一类经验范畴。在诗的结尾，这个乌鸦好像又代表着一切人类之上的一个巨大的漩涡——命运。虽然叫喊不祥，但乌鸦对这个绝大的宿命漩涡大声叫喊，毫不畏惧。因此“乌鸦”的内涵很丰富，这首诗在游戏之中又体现了一种神秘的无意识和哲学性的想法。

谭五昌：朱安谧所说的一个词“神秘”我觉得很有意思。乌鸦的确是一种神秘的鸟类，我们的偏见也铸就了它的神秘感。诗中有很多无意识的描写，如“我生来就了解并热爱这些美丽的天使”。大多数人们可能都受到世俗偏见的污染，对乌鸦保持警惕，所以诗人他要重新确立其思想的独立性，从而对乌鸦有一种新的发现。这首诗内涵丰富，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析，如文化对抗、精神分析的角度，甚至是人类学、鸟类学的角度等。在此，我要专门提及一下于坚上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长诗《零档案》，这首诗一直引起较大的争议与反响，它还被导演牟森改编成话剧，被认为是于坚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

这首长诗是一个人全部档案资料的实录。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这种实验性的诗歌仅此一篇。《零档案》发表出来后，有的人说是“垃圾”，有的人则说是“很重要的探索之作”。这首诗中全是词语的排列，张柠老师曾就此写过一篇评论文章《零档案：词语的集中营》，这确实有些像是词语的大爆炸，词语自身的狂热排列组合。诗人好像是档案馆里一个尽职的解说员，叙述这个人的一生，如他是怎么出生的，出生的动作全部客观地被展示出来了。然后叙述他的成长经历，从学叫“爸爸妈妈”，到怎么上托儿所，最后大学毕业，等等，全部采用客观化的词语，记录了一个人一生的轨迹，客观而真实。在“恋爱史”这一节里面，有很多身体器官的词语。而工作情况、思想汇报更是非常真实，诗人将自己的想法全部真实坦白地表现出来，那些被人认为很“阴暗”的词语也不忌讳。为什么这首诗在1994年发表时广受人们争议呢？其实原因比较明了。大家若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它绝对有意义，但从美学角度来说可能就未必有太大意义。它不是提供审美的愉悦而是提供某种思想的震撼，一个人的一生全部用档案来概括，被扁平的文字所取代了。于坚在这首诗中是用公共词语来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对一个人身体的束缚，以词语来反词语。所以我觉得这种探索也是有意义的，虽然有人称这是在模仿一位国外的大诗人。总之，这首诗在于坚个人的写作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样的诗歌只能写一次，不可复制和模仿。对于坚来说，它是对公共话语一次颠覆性的解构，用这些词语来嘲讽那些强制性的语言和文化规训。这样的诗会给我们一种陌生的阅读效果，一种震撼性的阅读体验。从中也可以看出于坚作为诗人的探索性和试验性精神，即使现在五十多岁了还在继续创作，他的诗歌活力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在《零档案》之后，于坚就开始慢慢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他重新向经典诗学回归了。在他大量的诗论中，他向传统诗歌，特别是向李白表达了敬意，多次强调诗歌回归大地，回归经典，《长安行》这个组诗的用意就在于此。这是于坚2002年写出的组诗。每个人到了长安，他的历史意识都会被大面积地唤醒。选择这种题材就意味着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向经典和传统致意、回归了。这首诗引起了诗歌界的很大关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于坚从极端的探索转向了他心目中的经典写作，并且朝此目标大踏步地前进了。请同学们默读这组诗。

谭五昌：这是于坚去西安参加一个诗会后，有感而发写成的作品。这组诗发表出来后，有人评价不高，认为于坚的先锋性丧失了，以沈浩波为代表的先锋诗人对于坚表现出来的这种复古倾向表示不满。但也有人对这组诗表示肯定与欣赏。

徐梦华同学：我感觉他写了很多东西，内容丰富。我觉得他的题目开始用“秦始皇”会给人一种错觉，第一节好像是在向传统复归，但后面几个小节就又属于于坚以往的风格了。他仍旧是在反讽历史，总体来看，我觉得这组诗并没有如人们评价那样丧失了先锋性。

张鑫同学：我觉得这首诗有一种感怀、戏谑或者是诗人内心的东西。表面看起来是反讽，但后来体会到还应是诗人在西安的切身感受，作者把当时的现实场景和积累的历史知识进行结合，从而生发出这样的感怀。

何明敏同学：这组诗如果从语言形式上看有点粗糙，是很多名词或者物化东西的堆砌。在我看来，好的诗歌在语言上需要含蓄，但又能直达人的心灵。他写得比较口语化，这也许就是于坚的风格，他能从他那样的诗歌里让人感受到他要表达的东西。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风格。但诗坛写作本来就是要多元化的，这样的诗歌有它存在的理由，所以也觉得挺好。

朱安谧同学：我不喜欢这一组诗歌。我觉得，诗歌就应该“有诗有歌”。无论你怎样创作，怎样先锋、探索，总要有诗歌之于诗歌本体的东西。我总觉得如果这条路你走得太远、超过诗歌范畴，反倒会失掉诗歌能带给人的感动。在我看来这组诗写得很矫情，很像某种影响下的焦虑的孩子，他活在他非常卓越的父亲的光环下，想走出去却很蹩脚。

谭五昌：这几位同学的发言很有意思，对我很有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独特的角度上对于坚这组诗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大家的评价综合起来在我看来也就完成了对于坚这组诗整体性的评价。我觉得我们的同学都比较敏感，触及了这组诗的特质。比如说，朱安谧同学不喜欢它的原因就在于作者这种矫情的姿态。我觉得朱安谧用“矫情”这个词去定位于坚这组诗很敏锐，也很到位，读这组诗，一方面，你会感觉到于坚对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于坚又用了解构、调侃和反讽这种手法和语调来对西安进行言说，诗人的态度有一种说不出的暧昧。这也可能就是我们同学读完后感觉不太舒服的原因吧。

我基本上同意同学们的说法。这组诗确实还是有争议的。当然，对任何诗歌来说，完全没有争议是不大可能的，关键还是要看评说者的倾向与理由。另外，我们要从整体上判断诗人的这组诗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思想启发或震撼，它的艺术姿态是否统一？我认为这组诗语言形式上虽然有点守旧和粗糙，但还是有内涵的，我个人比较认可它，它还是有很多可以解读的空间的。

这组诗由对现实的描写引发了对古代的想象，把我们拉回到一两千年前的秦朝与唐朝。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历史荒凉庄严的想象与热烈的缅怀，一种非常浓郁的历史情结扑面而来，也可以看出于坚骨子里非常深厚的古典情结。这组诗在艺术上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相比他其他有名的诗作也略微逊色，但通过这组诗，通过于坚的态度，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当代优秀诗人对待经典、对待历史、对待伟大传统应该持有的态度。我在这组诗里读到了“虔诚”、“追慕”、“记忆”、“敬畏”这些关键词，这对当代先锋诗人来说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一个诗人再先锋也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于坚毕竟是一位人到中年的诗人，他明白必须朝向历史的纬度去写作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无效的写作。

写母亲的诗篇很多，我们现在来看“母亲”在于坚笔下呈现怎样的面貌，他对母亲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纯棉的母亲》，我读了《纯棉的母亲》之后感觉很喜欢。现在请马小慧同学读读这首诗。

赵甜同学：我觉得诗人没有刻意要把母亲塑造成多么伟大的形象，他塑造的是一个柔弱的、女性特征明显的形象，害羞啊、脸红啊，说明这是一个弱小的女性。“开会”“拿镜子”“梳妆”等动作让人感觉内心很柔软，不刚烈，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性在强硬的时代背景下用自己的力量去抗争。于坚作为儿子能够欣赏到母亲当时的这种美，角度很新，总体上又给人很不一样的感觉，我还没从这样的角度去想过我的母亲、我的奶奶。我很喜欢这首诗。

许姗姗同学：我也很喜欢这首诗。这样的母亲形象在敏感的政治文化中生长起来，特别本色、淳朴。她介于“崇高伟岸”与翟永明笔下的“完全女性化”之间，他也会写到“搽雪花膏”这样柔美的一面，同时也有时代的敏感，还带有传统文化中妇女的优秀品质，很让人感动。

谭五昌：我跟同学们的感受一样，通过这首诗我对于坚多了一份了解。我原来以为他比较酷，人情味可能会淡一点，但在这里，看到他对母亲的赞美，我对于坚也多了一种亲切感。这首诗可以与很多诗人笔下母亲的形象进行对比，包括翟永明、舒婷等。《纯棉的母亲》里的母亲是一个小家碧玉，勤劳，善良，爱美，很羞涩，到了六十五岁还是会脸红。在乡下或在小城市，这种很可爱的老太太并不少见。这首诗叙述小家碧玉的贫困母亲依然一直保持对于美的执著追求，她小家碧玉的气质在时间的冲刷下没有改变，和时代也不冲突，一个与世无争、温婉贤惠的母亲形象被血肉丰满地塑造了出来。由母亲的一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在诗中，“时代”具有非理性、非人道主义的含义，但母亲幸运地躲避了“时代”的残酷打压与无情迫害，在“铁与红旗”、“铁与尿布”之间，她每天“搽雪花膏”，重复“妖精般的小动作”，展示母亲对“小资情调”的执著追求。“我终于看出我母亲/比她的时代美丽得多”，这句诗凸显出了一种批判性，更衬托出母亲的光彩形象，在一个压抑美的时代，母亲还对美执著的追求，同时诗人也对母亲身体的美予以了公开的描述与赞美，而对“那些正在看大字报的眼睛”予以讽刺。那些思想很守旧、很“左”的人终于被母亲身上女性的美所征服。我读到这里，感到母性的美在闪光。这首诗是于坚献给母亲平凡人生的充满情感色彩的赞歌。所以他在结尾说：“经过千百次的洗涤熨烫/百孔千疮/她依然是100%的纯棉”，母亲的一生经过很多波折，但她依然是百分之百的“纯棉”。用“纯棉”这个意象表现了诗人对母亲百分之百的尊敬与赞美。其实诗中的“母亲”也是一代母亲集体形象的缩影。诗作的叙述流畅，细节生动，表述比较机智。

最后我们来看于坚的一首口语短诗《便条集之二五八》。我们之前说过于坚的探索意识很强，即使到现在的年龄也没有完全放弃。《长安行》发表以后，人们说于坚老了，也许于坚是为了证明自己没老，所以又写下《便条集》这一组口语化的实验之作。《便条集之二五八》一诗用非常日常化的口语方式创作，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有请刘玲燕同学来读一下这首诗。

谭五昌：这首诗写的是买房子以后找来测量员测量房子面积的场景。“盒子”就是骨灰盒，非常客观冷静的叙述。

田颖同学：我想诗人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你生前也许占有很多东西，诗人这里用很夸张的数字来写物质上或者空间上的优越，但是人生的最后的归属就只是一个骨灰盒。第二层意思就是从诗的整个叙述方式来看，他是用测量员很客观的语气来叙述的，测量员测量很精确，我想诗人是不是在讽刺这个世界已经出现很久的机械化生活，在这样强大的机械化生活背景下我们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却是很小的。

谭五昌：我们现在面临的生存困境主要是房价高、买房难。现在教授们在一起闲聊，谈得最多的就是“房子问题”。但是我们的追求如果仅仅是空间或者物质上的满足，我们实质上也是处于生存的盲区中。这首诗用很写实的方法给我们以思想启示。诗人用从大到小的数字对比，意味着我们生命存在的虚无。前面960平方米的空间从主人最后的结局看都是一种浪费，人性表现出贪婪的一面。这首诗非常智慧、出彩的地方在它的结尾，如果没有结尾的“盒子”意象（骨灰盒）出现，这首诗就没有任何意义。它是诗眼，让本来很口语化、很平面的诗突然变得深刻，变得形而上。当测量员最后吞吞吐吐地说出您的骨灰盒多大的时候，我们每个读者都应该被震撼了。我们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就被这个最终占地0.06平方米的骨灰盒震动了，从而反思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这首诗里有一个巧妙的对比在其中。我们生前贪婪的空间追求与我们生命存在的渺小空间是一个巨大反差与剧烈对比，这里可以看出于坚的生命智慧。结尾的叙述不仅充满戏剧性，更是一种寓言化的叙述。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测量员是不会测量骨灰盒的面积的，诗里有一种虚构的成分，实际上这种表面非常写实的叙述是充满了寓言性的，再次表明了于坚作为一个重量级当代诗人的过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