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钱大钧，字慕尹，1893年6月14日出生，江苏苏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参加黄埔军校筹建并任教官，是蒋介石黄埔嫡系干将，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侍卫长、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军统局局长，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等职。后随蒋介石赴台湾，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钱大钧生性儒雅，颇有书画诗词修养，更兼仪表堂堂，一派儒将风度。钱大钧的婚姻更是传奇。

钱大钧身材高大，相貌英武，早年积极参加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活动，常年追随蒋介石，虽不多战，却具有谋略，重视仪表，爱与文人雅士来往，擅长书法，其钟鼎篆字苍劲有力，娟雅挺秀，为人彬彬儒雅，颇有古风，对佛学很有研究，通晓英文。如此儒将之风，自然容易受到欣赏和垂青。

钱大钧的岳父是民国名士欧阳耀如，江西吉安人，一直在上海从事银行业，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江西独立时，被推举为江西省议员，在孙中山组织南方政府时，又赴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工作。欧阳耀如不但提供钱大钧赴日求学费用，还将6位千金中漂亮的长女欧阳藻丽，许配给钱大钧。

1928年，钱大钧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期间，夫人欧阳藻丽突患重病，经上海多家大医院中西医治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一天天危重，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下了一次又一次。欧阳藻丽知道自己病入膏肓，来日不多，想到儿女年幼，自己死了，丈夫必定要再娶，幼小的儿女一定会受到后娘的排斥、虐待，她越想越放心不下，便把丈夫叫到病榻前，口述遗嘱，交代后事。

欧阳藻丽表示自己死后支持丈夫再娶，但不准娶别人，只能娶她的妹妹欧阳生丽。这样，继娘是姨妈，一定会善待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接着，她又向父母和妹妹欧阳生丽表达了自己的遗愿。父母见女儿病成这个样子，束手无策，也只好默许。

欧阳生丽这一年才17岁，面容姣好，身材修长，时尚靓丽。她性格活泼开朗，又受过良好的教育，颇具才华，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南国女子。钱大钧对这位美丽的小姨子也有好感，如今妻子立下这样的遗嘱，真是天赐尤物，正中他的下怀。而欧阳生丽呢，对姐夫也很崇拜，姐夫虽然比自己大18岁，但还尚在壮年，加之他文质彬彬，十分儒雅，对情窦初开的她颇具吸引力。尤其是姐夫那显赫的政治地位，高官厚禄，对她的诱惑极大，所以，她没有拒绝，爽快地答应了姐姐。

于是，为了关照身患重病的欧阳藻丽，姐夫小姨子两人常在一起，过从甚密。钱大钧的百般温存，以及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快使欧阳生丽堕入爱河不能自拔，神魂颠倒地爱上了这位姐夫，只等姐姐眼睛一闭，自己就是名正言顺的钱司令夫人。

1945年6月13日，蒋介石与白崇禧等人参观四川铜梁西泉中学，右二为钱大钧夫人，但不知是藻丽，还是生丽

谁知，病得奄奄一息已经准备后事的欧阳藻丽，几个月后居然奇迹般慢慢地好了起来，而且恢复得光彩照人，美貌依旧。但此时，欧阳生丽与钱大钧已情深似海，且早已有了夫妻之实了。欧阳藻丽此时想食言也来不及了，也认了与妹妹共夫的局面。父母却坚决反对，要将生丽遣往日本求学以避此事。钱大钧知道后几乎发疯，不顾上海警备司令的身份在路上乱跑乱撞，想要自杀，幸亏副官紧随才没出事。岳父母见此情景，想到生米已煮成熟饭，难以挽回，无可奈何地只好同意钱大钧与妻妹欧阳生丽正式订婚结婚。钱大钧就这样又讨了年轻漂亮的小姨子，两美俱占。这样，欧阳氏家中便出现了两女同婿的奇特状况，堪称民国奇闻。

名士欧阳耀如的长女欧阳丽藻与三女欧阳生丽共侍一夫，因为如此特殊关系，和睦相处倒也不难。家中来客，钱大钧及其两位夫人往往一起陪客就餐。大夫人欧阳丽藻生性比较沉默，话不多，给人一种沉稳厚道的感觉。二夫人欧阳生丽性格开朗，比较活跃，打扮得也年轻入时，平时陪钱大钧参与社交活动较多。姊妹俩亲情融融，无分大小，互相尊重体谅，和睦相处，没有什么龃龉之语，或闹什么争风吃醋。

钱大钧早年积极参加反清倒袁，后在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效力，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干将，位列“八大金刚”之一。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以身作则”一夫人，其他国民党大佬们也不敢乱来，只有些非嫡系军阀有多房姨太太，钱大钧当属特例。

1932年春，钱大钧调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负责指挥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和孙元良的八十八师，驻防武汉。其时，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方略、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而且他所辖的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也是“围剿”苏区的主力。接着，蒋介石又派钱大钧充任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处长，从十三军军长，一跃升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队伍，与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可以说，这是钱大钧北伐以来最得意的时候。

1935年4月，钱大钧授陆军中将衔，后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侍从室是蒋介石处理党政军各项事务的近随办事机构，负责全国的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工作，地位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侍从室工作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实为御用部门。钱大钧负责保卫领导中枢安全，可见是委以重任。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专列停在临潼车站的第三天，张学良为把蒋介石一行留住，对钱大钧讲机车有毛病，需要维修。钱大钧不知是计，一口答应留住临潼。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钱大钧随侍蒋介石于临潼华清池。枪声一响，钱大钧闻声急奔而出，一颗流弹射中他的背部，从前胸穿出，流血很多。他捂着伤口，忍着剧痛走到蒋介石住处墙边，急呼双方不要乱打枪。为保护蒋介石安全，钱大钧带伤指挥警卫部队拼死抵抗，后被东北军急送医院抢救，幸好子弹已穿出胸膛，仅伤及右肺肺尖，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除下令扣留张学良外，还怀疑钱大钧与张学良串通，将专列停在临潼。钱大钧大呼冤枉！极力申辩，一激动就扯开上衣让蒋介石看枪伤。民国时期因此产生这样一句歇后语“钱大钧扯上衣给蒋介石看枪伤——实出无奈”。

于是蒋介石知道钱大钧的孝忠，不但没有追究，让他在上海疗养伤愈后仍任侍从室主任和侍卫长，后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并念及忠心护驾，在钱大钧犯错时，往往还会网开一面。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喜欢吃“黄埔蛋”，离开广东后还想吃。钱大钧竟亲自带人去找会做“黄埔蛋”的“严妈妈”，并让蒋介石的厨师学做。“黄埔蛋”因而成为蒋介石官邸的常用菜肴。

钱大钧一贯沉默寡言，总显出一种很周到的谦恭风度。作为军人，他雅驯有余，刚毅不足，很少有人见他发怒骂人。钱在旧文学方面颇有基础，善写铁线文碑帖，字体清秀，又善驾驶汽车，步枪射击及器械体操等技艺也都很好，在“八大金刚”中他算得上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角色。钱大钧拟制的作战计划，不仅为蒋介石所欣赏，也使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等人折服。

钱大钧虽有许多优点，但如许多政要大员一样，钱大钧也有贪财无度的缺点，他喜欢追求物质享受；相对其他政要城府较浅，加上性情偏激，在交际方面不够圆滑，多次被免职处分，仕途受到影响。坐拥两位美貌的姐妹花，自然也容易招来别人口舌。

1929年，蒋介石将桂系残留的武昌军官学校学生改编为武汉军官分校第七期，委任钱大钧为教育长，实行一整套所谓的新式教育。钱大钧，躯干修长，一贯沉默寡言，平素服装整洁，在他的部下和学生面前总是装出一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样子，对学生们的训话也总是强调厉行蒋介石所提倡的什么“新生活”运动，要求大家“注重礼义廉耻”，“注重军人风纪”，发扬所谓的“黄埔革命精神”。但钱大钧的两个美貌妻子引来了大家的非议，同宿姐妹花还讲什么所谓的“新生活”呢？有胆大者还写了几句话公然贴出：“湖上有园，园中有风景。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此事令钱大钧很尴尬。武汉军官分校经理处第三科科长钱仰周因欲巴结钱大钧，便找教育处长赵锦雯要求追究此事，说：“教育长的家事，也要别人来管吗？老百姓讨三妻四妾的多的是，教育长有两房家眷，这算什么稀奇？”赵锦雯旋即派人进行调查，但那个写诗的人杳如黄鹤，始终未查出，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1934年春，武汉大学游泳池在东湖之滨建成，但只开设男生游泳课，不许女生游泳。但是到了5月份，张学良、钱大钧等人先后带夫人到武汉大学游泳，为武汉大学开启了女性游泳先河，对“女人游泳有损国风”的说法发起挑战，成为当时热门话题。

享有娇妻，已经遭人眼红，再拥有豪宅，更令人嫉妒，容易遭到非议。钱大钧在北京、保定、上海、南京、苏州均建有豪华的私邸，尤以苏州之私邸为最。当时有人形容钱府院子之大时曾说，从钱府门口至客厅，即使是汽车，也要行驶15分钟。

“剿共”期间，钱大钧一味追求物质享乐，豪宅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还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偕欧阳生丽来往于北京与保定之间游乐。钱贪爱钱财，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由，在行营开支特别庞大，每次总是数万元。据记载，钱仅在特别费一项内即贪污10余万元。

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钱也曾接受了孙馈送的名贵貂皮多张。由于钱贪财肥私，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

钱大钧爱财如命，又贪得无厌，其时有人向蒋告密，蒋介石听到之后大怒，对钱甚为不满，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于查办。其后不久，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渎职案，被蒋介石执行枪决，时人皆认为蒋此举含有杀鸡吓猴的意思。钱大钧甚为伤痛，但对蒋仍无异心。

其实，在国民党军政大员中，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的比比皆是，捞钱大大超过钱大钧的大有人在，至于拥有三妻四妾，甚至讨上几十房姨太太的也是比比皆是。应该说钱大钧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只是不善于迎风使舵，观察气候，常常招致蒋介石的不满。

钱大钧不懂关系学，对于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张学良、宋子文等人都毫无顾忌，十分亲密。任空军司令时，凡有事请示或报告只向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宋子文联系，而没有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想找机会教训他一下。

1946年，上海曾举办过一次特殊的选秀活动——上海小姐的选举。这场选秀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募捐赈灾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改组，钱大钧首任改组后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后，钱大钧曾被人告状。蒋介石看到钱身上的那块因替自己挡子弹而留下的枪伤时，对他依然信任。但由于钱大钧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屡犯蒋介石忌讳，因此他在蒋手下地位时有起落。

担任侍从室主任期间，钱大钧依然没忘记“钩大钱”的机会，加上他得罪的人太多，蒋介石不得不将他调离了侍从室。这时，由于有宋美龄的支持，钱大钧捞到了航空委员会的一个肥缺，担任了秘书长、参谋长之职。1938年2月，他又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专门指挥对日作战。

1939年初，钱大钧又因私分军火被人告发，遭撤职查办处分。客观上说，这次的账是不能全怪在“钱主任”身上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9年夏，蒋介石要调空军保卫重庆，可钱主任却报告说无机可派，蒋勃然大怒，查问政府划拨的几千万购机专款都哪里去了？钱默不作声。蒋因责他贪污，交付禁闭，并责令将对其从严惩处。钱本以为这次他肯定是难逃一劫了，谁知，过些日子后，竟无“下文”。后据知情人透露，航委会购机专款其实通通被宋美龄动用了。钱大钧虽居航委办公厅主任名义，而大权却握在秘书长宋美龄手里，因而他只能替蒋夫人背背黑锅了。

直到1940年冬，钱大钧才从狱中释放出来，赋闲无事，生活穷困，连上海的房子也托人卖掉了。1941年下半年，在何应钦的帮助下，钱大钧才复任军政部次长兼滇缅公路局局长。蒋介石对部下是有谋略的，打一下，拉一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长一职炙手可热，派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各党政大员都想吃这块“肥肉”，但最终蒋介石还是指派钱大钧担任了，这也许是因为钱过去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缘故。此外，钱市长还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身兼军政重任。其时的市政府各局局长都有奥援与社会地位，非市长所能指挥，而市府本身的实权操在秘书长沈士华之手，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钱大钧对此也完全不加过问，只管一个劲地“搂钱”。

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地说：“钱大钧一贯贪污成性，不足道也！”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偏偏不争气，干了不到两年，再次因贪污被人告发。当时，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搞贪污活动，霸公产为己有，其中以上海市市长“钩大钱”为甚，据称他私卖敌伪物资竟达42亿元。蒋不得不将其撤职，由素有“廉洁”清誉的吴国桢来接任上海市长一职。

1949年，钱大钧携二夫人欧阳生丽带着几根金条，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他的晚年很不得志，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基本上都是虚职，不受台湾“政权”所重用。最得意的一次是率队到南洋参加体育比赛。

钱大钧年轻时，酷爱体育活动和书画艺术，他没有不良嗜好，很注意仪表，每天早上必做两件事：一是做体操，从不间断；二是练写字，坚持不懈。他的钟鼎篆文，苍劲有力，娟雅挺秀，颇为有名。

钱大钧深感晚景凄凉，思乡情绪日增，对生活在大陆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亲属深为思念。钱大钧赴台后30多年一直住在台北市的公房小木屋里，生活比较艰苦，好在生活规律，还有欧阳生丽的精心照顾，陪伴他走过落寞时光。欧阳生丽多年来无微不至地侍奉着钱大钧，一往情深始终不渝，直至丈夫于1982年因肝癌，以90岁的高龄在台北病逝。

欧阳藻丽就在钱大钧去世的前一年在美国也去世的。年近80岁的欧阳生丽开始寡居台湾，在1989年去世。三个人葬在一起，钱大钧死后都要有两位夫人侍候着，这在国民党高官中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