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出身于1891年10月20日的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三任广州市市长，历任行政院、立法院院长等职，因为特有的“光环”，是个政治“不倒翁”。孙科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受当时风气影响，也玩起过“金屋藏娇”，明确表示有两位夫人。孙科的元配夫人知道后当然生气，但经过多年的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终于赢得丈夫的信赖。两人携手渡过后生。

陈淑英，1893年8月出生于檀香山哗芙市，有兄弟5人。陈淑英祖上世居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茶东村，外祖父孙观成是孙中山的三叔。父亲陈棣棠，字秋光，檀香山老同盟会员，早年热心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与孙中山建立了友谊。其母孙殿是孙中山的堂姐。按辈分，孙科是陈淑英的表兄。

陈淑英为人聪敏，在檀岛学校读书时，和孙科既是同学，又是亲戚，相知日深，过从甚密。她早年受孙中山及父亲的思想影响，在校接受民主自由的教育，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政纲，18岁那年便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此时的孙科亦秉承家训，热心革命，两人志趣相投，遂订婚约。1912年7月20日两人在檀香山结婚。

其后，两人双双赴美国加州大学读书，志同道合，同甘共苦。长子治平、次子治强相继出世后，陈淑英辍学专门在家操持家务，供孙科继续深造。1917年，孙科全家迁到广州居住，当时孙科在大元帅府任公职兼任英文报社编辑，工作甚忙，陈淑英就携带两个儿子返回翠亨村侍奉婆婆，使其得享颐养孙之乐。陈淑英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妇女，勤俭持家，贤劳备至，把全部时间与精力皆用之于家庭，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但有时也敢于抛头露面。

1929年，孙中山灵榇抵浦口后由宋庆龄、孙科（前左二）及其妻陈淑英（左三）等亲属护送前往江边威胜舰

有一次，先施公司为了推销商品，准备举办女模特表演，并专门请化妆师到香港为顾客化妆，可那个时代，女性多深居家中，不敢抛头露面，当时正在香港的陈淑英知道后，第一个登报表示愿意接受化妆。她的举动在港澳引起轰动，带动了不少妇女前往先施公司。

1922年6月，孙科长女孙穗英出世不久，陈炯明发动叛变，孙科全家往返于沪粤之间，受尽颠沛之苦。孙科曾自告奋勇单独前往慰问政治态度不明朗的桂系军阀沈鸿英部。陈淑英虽十分担心，但为了革命，仍支持丈夫这一举动。1924年10月，孙中山北上，孙科夫妇也随侍左右，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次女穗华出世后举家返回广州。1926年北伐期间，陈淑英曾赴上海与丈夫相会，因革命形势不断变化，她只好带着子女奔波各地。

抗日战争期间，孙科在重庆，陈淑英携家往香港暂住，乘时养病，直至日军入侵香港前才化装逃走，有几次竟撞入汉奸魔掌，好在能逃离，化险为夷后终抵达重庆。陈淑英对日本侵略中国，同仇敌忾，带头并发动子女在香港组织爱国青年百多人，成立“中国青年救护团”。抗战胜利后，这班抗日青年曾送给陈淑英“救护团之母”的荣誉称号。陈淑英是孙科的发妻，也是孙氏族谱上孙科唯一的妻子。1937年11月，陈淑英在中山县（广东省第一选区）当选国大女代表。她与孙科共同生活了61年，差不多也是孙氏家族中享年最高的人。1990年，陈淑英在台北去世，享年98岁。

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期间，由于夫人在外地养病，不免感到有些寂寞。就如旧时达官贵人一样，除正室之外他也玩起了“金屋藏娇”，还时常成为桃色新闻的男主角，严蔼娟则是这些新闻中的一位女主角。1932年，严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孙科任立法院长时，严氏还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两人生活甚为甜蜜愉悦。

1935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交际场上的名花蓝妮，又顿生情愫，很快，孙科冷淡了严蔼娟，并迎娶蓝妮为二夫人。适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的遗弃她无可奈何。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不甘被孙科抛弃，不肯示弱，状告孙科。后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

1936年3月，孙科与严氏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国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也去了重庆。严蔼娟曾设法托人，央求孙科为女儿提供点生活费，却未能如愿。严蔼娟在上海带着女儿孙穗芳，再也无法和孙科联系上，迫于生计，失去生活来源的严蔼娟带着一岁的女儿只得改嫁他人。

严蔼娟并未就此息事宁人，而是不断纠缠孙科。孙科曾经几次给钱，以作养育女儿之用。日本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在战乱年代，单身母亲一人带个孩子确实不易，严蔼娟后来遇到困难，也总是想得到孙科的帮助。

蓝妮1912年7月出生，曾名蓝巽宜，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家道中落后，蓝妮18岁时嫁给了上海名门李调生次子李定国，以使蓝家每月能得到李家补贴的100元钱。因为在李家没有地位，加上丈夫胸无大志，23岁的蓝妮在为李家生育了3个儿女之后，毅然与丈夫离婚，单身独居。

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家庭宴会上，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私人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作为私人秘书，蓝妮将工作场所整理得井井有条。她还了解孙科的生活习惯，将日常饮食都作了精心安排，让孤身在外的孙科感受到家的温馨。交际场所则更是蓝妮大显身手的地方，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孙科慢慢觉得离不开这位“苗族公主”了。

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于1936年6月26日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1938年8月，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不久，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共产党人关系甚好。1940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孙科到上海与蓝妮母女住在一起。不久，孙科又带着蓝妮母女赴澳门拜见母亲卢慕贞。卢夫人对蓝妮及小穗芬十分喜欢，一家人十分开心。不久，孙科因为公务繁忙，又带着蓝妮母女北上回京。

陈淑英知道孙科在外边高调养有“二夫人”，并没有像一般女人不顾一切地吵闹，而是依旧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两人关系终于在1948年出现了转机。

由于种种内忧外患，蒋介石筹划已久的“行宪国大”延期至1948 年3月底才匆匆开场，蒋介石毫无悬念地当选总统。“副总统”竞选异常激烈。

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的主观意图是希望孙科当选，最不希望的实力派李宗仁当选，因桂系实力在当时仅次于中央军。六位副总统候选人的签署提名结果是：孙科540人，于右任512人，李宗仁479人，程潜338人，莫德惠211人，徐傅霖132人。孙科位居榜首，于右任居次席，均超过了李宗仁。在“陪选”的无党派莫德惠和民社党徐傅霖第一轮就被淘汰后，于右任和程潜又相继落马。第四轮的副总统选举在孙科和李宗仁之间进行。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受后台老板指使，发表贬褒不一的文章，一会儿是《广东代表不投孙科的票——一个广东代表的来函声明》、一会儿又有《请代表先生注意！反对威胁政府贪污跋扈军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等。

1948年，“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孙科竞选副总统的海报悬挂在户外

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在第四轮选举中，李宗仁最后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出钱又出力的蓝妮。孙科和蓝妮从此形同陌路。

副总统候选人孙科在会议期间的一次午宴上发表演说，陈淑英坐在他旁边

最后，李宗仁终以1438票对孙科的1295票微弱胜出。孙科戴着墨镜，掩饰失望，陈淑英礼貌地含笑扶着丈夫离场。蒋介石得知李宗仁当选，气得踢翻了收音机。到了总统就职典礼的5月20日，蒋介石在着装上又戏弄了一下李宗仁，自己穿着长袍马褂，前佩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而李宗仁一身笔挺军服，胸前勋章密密地挂了好几排，一会站在蒋介石身边，一会走在蒋介石身后，活像一个大副官。窘迫得李宗仁真巴不得就职典礼早点结束，但还要故作欢笑地在众人面前与蒋谈笑甚欢。

蒋、李二人在国民大会堂宣布就任后，来到总统府大礼堂，接受军政要员们的集体庆贺。其间，蒋介石夫妇、李宗仁夫妇四人在休息室小座，准备与参加典礼的政府高级官员到子超楼前合影。蒋介石将陈淑英请到了总统夫妇中间，并与她亲切交谈，宋美龄只好知趣地跟郭德洁闲聊。最不自在的是李宗仁，只好无奈地一个人喝着闷茶。如此“高规格”的场合，能坐在总统夫妇中间谈笑风生，而使副总统喝闷茶，看来也只有陈淑英能做到了。

蒋介石给足了陈淑英面子，算是对孙科的一点补偿吧，同时也是再给李宗仁一点难堪。在稍后政要“全家福”合影中，孙科的姿态特有意思，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地靠近左边的邹鲁，而与右边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保持了一定距离。

患难见真情，陈淑英不离不弃的真心付出终于换来了丈夫的真心。孙科的花心从此止住，两人携手度过了以后并不富裕的艰难岁月。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为了钳制代总统李宗仁，继续操控国家机器，请出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与李宗仁唱对台戏。孙科自感临危受命，并不吸取多次被蒋耍弄而一败涂地的教训，在蒋介石的唆使下，反对李宗仁与中共的和平谈判，将行政院迁往广州，造成“府院分立”格局，连美国人都觉得太过分，开始施压。孙科几边不讨好，只好提出辞呈，到香港寓居。

1950年初，孙科收到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尽快归队”的信函，为自己的去处左思右想，他不想立刻赶赴台湾，又拒绝了中共的邀请。4月，台湾当局以“逾期不归”为由，撤销孙科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之职。朝鲜战争爆发后，孙科一度想赴台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出力，但被拒绝。这时又遇到严蔼娟控告他遗弃女儿的官司，情绪低落，想离开香港赴美国投靠儿女，但护照却迟迟难以获批。后在老友傅秉常的帮助下，孙科才得以赴法国就医。住在傅秉常巴黎郊区的房子里，孙科失去了昔日雄心，有时与妻子陈淑英漫步在巴黎街头，不免有一种飘零异乡的孤独感。

1952年圣诞节期间，孙科终于到达纽约，在与儿女欢聚的同时，也确诊患了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失眠等多种疾病，不得不进行全面治疗，遵医嘱不食米饭、面条、水果，病情虽有好转，体重却明显下降，体虚乏力，好在有妻儿子女的团聚相伴。几次搬迁后，在洛杉矶买了幢临海的房子，修身养性。

孙科与父亲孙中山一样廉洁，不蓄私财，生活清苦，仅靠儿女接济。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卫生，陈淑英负责厨房清洁、照顾孩子及承担琐碎家务。为了节省开支，孙科自己种菜，有时亲自下厨。虽然生活清苦，但精神却很好。孙科喜欢读书，但有时连买书的钱都缺乏，他也购报阅读，以图精神享受。1962年，孙科出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总算好好过了回官瘾。

孙科依然关注台湾，对时局直言不讳，还自谦是因为健康问题没能继续为党国效力。台湾政治、经济稳定后，特别是“蒋太子”羽冀丰满后，1965年10月29日，即孙中山百岁诞辰前夕，“孙太子”终于抵达台湾，面对3000多人的盛大欢迎场面，在外受到十多年冷遇的孙科夫妇不禁潸然泪下。

蒋介石给了孙科极大礼遇。孙科除了在纪念孙中山的庆典上发表讲话外，也没有忘记在蒋介石寿辰时撰文祝贺，口口声声：“我是中国国民党员，我服从总裁。”蒋介石看到“孙太子”对“蒋太子”接班已无大碍，也就放下心来，于1967年9月提议76岁的孙科出任“考试院”院长，使台湾政坛又多了一个新摆设。

1965年，孙科（中）夫妇返回台北，“立法院”同仁举行欢迎酒会

孙科接二连三地出席各种活动，将前些年的失落弥补回来不少，但毕竟年近80岁，体力有所不支。1973年8月，孙科因胃部不适住进医院治疗，9月1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3岁。蒋经国亲自参加移灵。蒋介石特颁治丧令，并特派严家淦、蒋经国等人主持治丧。

孙科儿女们都赶到台湾。长子孙治平按照父亲遗愿，让孙穗芳回台湾和从美国赶回的孙治强、孙穗英、孙穗华等人一起参加父亲葬礼。孙穗芳受兄弟之托，为父亲选购黑领结，并根据习俗，在黑领结上精心地钉满珍珠，在寿衣口袋里放了金银元宝，在父亲口中放了颗大珍珠，并让他双手握着白玉，安详而去。

蓝妮没有去台湾与孙科见最后一面，但她叮嘱女儿孙穗芬赴台为孙科奔丧。1986年，邓颖超邀请蓝妮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蓝妮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叶落归根，定居在上海故居，安度晚年，直到199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