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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谱名传贤，学名良弼，字选堂，复字季陶，笔名天仇，中晚年号孝园，法号不空。1891年1月出生于四川广汉西街一个经商兼儒医的家庭。戴季陶先祖是安徽徽州人，后来迁居浙江湖州吴兴，高祖在清乾隆末年由浙入川，辗转至广汉。戴季陶后来说自己是浙江湖州人，与蒋介石就算是同乡了。戴季陶早年跟随孙中山，后来追随蒋介石，曾任孙中山私人秘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戴季陶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国策顾问，不仅威名政界，其个人生活也颇受人们关注，特别是那些风流韵事，如果没有“姐姐”管着，不知道还能多出多少红颜知己。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原名钮浩，倒是个地道的浙江湖州人，1887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中，是湖州名士钮承聪的女儿，长得俊秀可爱，聪颖水灵，从小饱受生活艰辛世态炎凉，特殊的生活经历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个性。据说她17岁时，决定出家修行，到南浔依塔院当尼姑，与佛结缘。后经母兄苦劝才还俗到南浔浔溪女校读书。

浔溪女校的校长徐自华与教员秋瑾都是颇有名气的女中豪杰，钮浩与秋瑾关系密切，跟随秋瑾做了一些早期的革命倡导和宣传工作。秋瑾被捕后她受牵连被迫离开浔溪女校，将本名钮浩改为钮有恒进入吴兴女校继续读书。钮有恒聪慧过人，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受陈英士、杨谱笙招聘到上海吴兴旅沪女校任教师。

1910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天铎报》任主笔，驰骋笔坛，崭露头角，他经人介绍认识了钮有恒。两人一见倾心，志同道合，不久订婚。1912年春，两人在上海成婚。新婚伊始，戴季陶主笔的《天铎报》因反清立场而被清政府查封。戴季陶对前来探望的钮有恒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道：“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革命豪情一时传为佳话。

戴季陶只身逃往日本，不久，因想念新婚妻子，秘密潜回国直奔湖州。岂料清廷捕快就在钮有恒借住的潜园守先阁外埋伏，守株待兔。幸亏钮家在当地颇有人脉，戴季陶刚下轮船就有人通风报信，钮有恒派侄子半路拦住，将他带到安全地方，才得以幸免。戴季陶好激动，有点神经质，得了神经衰弱后又大病一场，身体很差，幸亏有钮有恒精心照料，并请来名医，找私方，寻名药，才使得戴季陶得以康复。

钮有恒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有胆有识，敢说敢干，戴季陶对她敬畏有加，私下里叫“莲姐”。戴季陶担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后，钮有恒常去孙中山身边照顾起居饮食。据戴季陶笔记：“民国二年后，莲姐常为总理理杂物。因传贤素以姐称之，总理也以姐称之。”看来，连孙中山都跟着戴季陶叫她“莲姐”。

戴季陶生性活泼好动，又缺乏自制力，在日本与一女子同居生子，因为“惧内”，只好恳请同在上海做证券交易生意的义兄蒋介石帮忙。最后蒋介石收留了这个男孩，取名蒋纬国，交由姚冶诚扶养照顾。这个“私生子”成为蒋、戴两人默契的“感情纽带”。

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获利丰厚。他们除了提供革命经费外，各自也发了一批横财。戴季陶与夫人在湖州又买了200多亩良田，他们在湖州的田产达到500多亩。

1926年戴季陶因支持“西山会议”被国民党二大处分，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到湖州，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几近痴呆，幸亏钮有恒多方寻医访药才得以康复。出院时医生嘱咐少说话多休息。戴季陶喜夸夸其谈，如有朋友来访必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钮有恒想出一个高招，在会客室隔壁房间安装一只铜铃，遇到戴与人谈话过久或有激动趋势，就摇铃示意提醒。戴季陶每闻隔壁铃声响，便心领神会乖乖打住。

孙中山、黄兴、戴季陶等人与日本企业家在上海正金银行合影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合影，后排左五为戴季陶

1927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再度合作，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央执委及考试院院长。在某次中常委会上，戴季陶又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完全不顾别人的白眼和会议主持人胡汉民的暗示。深知老朋友秘密的胡汉民不动声色写了张纸条“你姐姐来了”递过去，戴季陶见条会意一笑，即刻停止喋喋不休。

1924年孙中山从日本赴天津，船上同李烈钧（右）、戴季陶（中）合影

相传戴季陶为国民党起草《党员守则》时，苦思冥想写了“仁政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等十一条后，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第十二条了。正愁眉不展之时，夫人送来了新沏的莫干黄芽茶，戴季陶灵台一亮，提笔写道：“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这十二条后来成了国民党大会小议必背诵的玩意儿。有人开玩笑说，就因为名字天天被这么多人念叨，终日吃斋念经的戴夫人会折寿的。

钮有恒的性格，与戴季陶的容易感情用事恰恰相反，十分理智，遇事冷静，做事有恒心。戴称赞曰：“其为人也，名如其人。”很多时候，她就像姐姐，或像母亲一样爱护、约束、帮助戴季陶，以己之长，补戴之短，是国民党高层“河东三狮”之一。但在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方面，钮有恒表现冷淡，特别是1912年生下儿子家秀（戴安国）以后，潜心修佛，精心理财，料理田亩、家产，冷淡了浪漫成性的戴季陶。

戴季陶喜欢喝酒，多次因酗酒惹祸。钮有恒给他打了个金戒指，上刻“恶旨酒”，以帮助戒酒。这效果只维持了一年多，后来戴季陶喝酒如故，连那枚戒指也不知丢到哪去了！看来，夫人管束再严，也有漏洞可钻。

戴季陶虽然惧内，但仍不放过任何寻欢机会，甚至是夫人的外甥女，都敢于下手。好在钮有恒觉察此事后十分冷静，并未大吵大闹，而是默认了他们这种关系，三方平安共处。

上海沦陷后，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西迁。钮有恒因患高血压不宜远行而留在上海隐居。夫妻两人只有靠鸿雁传书以解相思之苦。5年后，钮有恒从上海历经千辛万苦赶到重庆与丈夫相聚。在到四川的路上，钮有恒落发并穿上僧衣，经过十几处敌哨，因为她熟谙日语，所以为他们讲解十善业的道理，劝他们不要滥杀无辜或放火烧城等。

戴季陶看到风尘仆仆的妻子，高兴得泪流满面。因为长途跋涉，加上多年卧病，钮有恒脸色蜡黄，体力耗尽。钮有恒到达重庆后，住在上清寺的陶园，修持更加精进，只与丈夫团聚了四个月。

1942年9月15日，钮有恒在重庆寓所吃好午餐。因是佛教居士，她多年养成了过午不食的习惯。那天中餐她多吃了一点，就靠在一张大靠背椅上养神。不知何时，竟瘫软到地面上。赵季官发现时，她早已人事不省，墙壁上留有：“十念圆成佛果现，三心顿了妙莲开”。戴季陶和赵季官忙派车将她送到医院，确诊为突发性脑溢血，已经离开人世，时年56岁。

从1918年起，钮有恒为了管理在湖州、长兴新置的田地房产，经常待在湖州。戴季陶虽也有隐居湖州的念头，但常常为了从事革命活动，跑广州，居上海。他居上海时，钮有恒不在身边，生活就不大方便。加上二次护法斗争失败以后，他开始精神不振，心里常处于失望、紧张和矛盾之中，“体质下降”、“未老先衰”。为了照顾好夫君的身体，特别是照料好戴家家务，钮有恒便决定将自己的外甥女赵季官带到上海，给戴家当女佣，照顾戴季陶的衣食住行。

1922年春末夏初，戴季陶第一次看到20出头的赵季官时，眼前一亮，那动人的妩媚，动人的纯情，一下子就抓住了戴季陶的心。脱离了夫人的视线范围，戴季陶总算逮到了机会，情场老手对付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岂不是手到擒来。钮有恒很快知道，虽然生气，但想到生性风流的丈夫是容易出轨的，不如就势同意纳妾，总比丈夫在外乱找的好。

其实，钮有恒何尝不知戴季陶的脾味，将青春年少、含苞欲放的外甥女带来，岂不是送羊入狼口，她岂不知孤男寡女长期同居一室，哪有不出事之理。可能钮有恒如此安排，也是不能满足丈夫需求的一种补偿吧。但接下来需要承担的风险是，戴季陶会不会喜新厌旧，让后来者居上呢？钮有恒对这是有信心和把握的！

戴季陶不愧是搞理论的，先是承认在个人感情方面又一次“堕入魔中”，再就表明自己是有良心的，只是意志有点薄弱，也有风流的毛病，永远不会遗弃患难与共，并完成传宗接代重任的“糟糠之妻”。一场预计的狂风暴雨很快转化为风平浪静。赵季官成为戴季陶侍妾。钮有恒与外甥女共侍一夫，三人和平相处。

赵季官是个忍辱负重的女子，为了心爱的人，默默承受着侍妾身份，精心伺候着戴季陶，并为他生下一女。

戴季陶生性好玩，早年恶习不少，志行脆弱，自制力较差，在日本养成了一种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变。他年轻时常在外寻花问柳，留下许多风流韵事，虽然提倡“一夫一妻”的新生活，但是自己却长期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胡汉民曾说戴季陶天天哭丧着脸，讲些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话，算昌明总理遗教，而自己所作所为，往往相反。戴季陶还好酒，戒酒多次终未戒成，常与同席者尽醉，酗酒伤身，又易惹是非。但当了考试院长之后，戴季陶的一些恶习还是多少收敛了些，这恐怕就是“克己复礼”的成效吧。

1944年，钮有恒辞世一年半，戴季陶三喜临门。第一喜，1月27日，戴季陶将赵季官扶为正室；第二喜，3月，戴的女儿家祥与丹阳大家束云章的长子束会时订婚，定于第二年1月28日，也就是在戴、赵结婚周年之日完婚；第三喜，8月，戴安国与钮因棠喜添贵子，戴季陶本来因身体不好而卧床休息，闻此佳音，竟然从床上跳了下来，乐呵呵地当上了爷爷。

戴季陶终于与做了自己22年侍妾的赵季官举行了结婚仪式。这既是对前妻承诺的遵守，也是给续弦的一个名分。因为年岁已高，没有大办婚宴，只悄悄请了一帮亲朋好友，稍稍作了婚典仪式，便进入老年时代的新婚。赵季官已经满足了。赵季官真是命苦，此后没享几年福便中风瘫痪在床，又感染脑膜炎。

戴季陶早年信佛，素有“戴佛爷”之称，曾幻想将儒学、佛学、三民主义三者合一。后来，面对和蒋介石的政治缘分渐尽，“国事日衰”，体弱多病，为了寻找精神寄托，更加信佛讲佛。1948年6月，戴季陶卸任考试院长，担任国史馆馆长。清闲许多的戴季陶无法排除内心对党国的忧虑，虽在家一心念佛，也无法消除心中烦恼，甚至想出家做和尚。

1948年底，陈布雷自杀身亡对戴季陶感触很大，两人是几十年好友，一为文胆，一为谋臣，辅佐蒋介石重要。如今文胆已去，戴季陶兔死狐悲，悲从心生。戴季陶1949年1月到广州养病，将11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

2月11日，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戴季陶想到大厦将倾的蒋家王朝，自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他不想随蒋到台湾小岛残喘，更不想成为共产党的俘虏……他迟迟不能入睡，不断地服用安眠药，最后终于可以从重重忧虑不安中得以彻底解脱，终年58岁。戴季陶没有留下遗书，用死为国民党的统治留下了无字挽歌。

与戴季陶一同自杀的还有赵季官，后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以死相随，可见赵季官对戴季陶的感情至深。失去戴季陶的赵季官终日郁郁寡欢，不久，也随丈夫而去。

比起苦等22年终得正室名分的赵季官，还有一个女人的命运就要差许多。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给予处分。戴季陶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又得到警告：三年内不得从事文字。后经张静江、谭延闿斡旋，戴季陶就任中山大学委员长。同年夏，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为广东大学校长，但戴季陶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加以拒绝。不久，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8月7日，再次任命戴季陶为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

当时赵季官因为生育暂时离开，戴季陶因为校务复杂繁重，老毛病又犯了，病倒下来，需要专人照顾。善解人意的朱家骅道后，与张静江商量，介绍了张的义女赵令仪给戴季陶。戴季陶当时正在大刀阔斧地开展“反共校务整顿”，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正好缺人照顾。

戴季陶看到赵令仪长得宽额高鼻、眉清目秀，青春性感，十分高兴，但考虑到已有一妻一妾，先还不敢接受，但经不住张静江与朱家骅的劝说。戴季陶想到夫人远在浙江忙于收租，赵季官远在上海，正在生产，而眼前的赵令仪勤快能干，正是目前自己所缺。再听说张静江已征得夫人钮有恒同意，就将赵令仪留在了身边。

1926年10月，中山大学由校长制改为委员会制，戴季陶、顾孟余、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五人为校务委员。朱家骅担负起整顿派系林立的中山大学的重任，显露出非凡才华，成为戴季陶的得力助手。两个月后，戴季陶赴南昌辅蒋，将中山大学干脆交给朱家骅主持。目高于顶的戴季陶曾公开说“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指易培基，一个即朱家骅。朱家骅本是个学者，但想在仕途发展，知道“伯乐”戴季陶的嗜好，就投其所好。

戴季陶在中山大学这段有限的日子里，赵令仪就担负起侍妾的义务，照顾戴季陶的饮食起居。后来，因为赵季官已占据“戴公馆”，戴季陶在上海偏僻的周家嘴给赵令仪买了一所两室一厅的房子供她居住，赵令仪一直没有生育，为打发寂寞，收养了一个女孩，取名慕仪。母女俩相依为命。戴季陶有时到上海公干出差，就来看看赵令仪，同居几天。这几天就是赵令仪最快乐的日子。此外，只能一个人望穿秋水，苦等一个不可能长相厮守的男人。

比起赵季官，赵令仪命还惨，不但很少享受夫妻之爱，始终没有得到继室的名分。抗战爆发后，赵令仪被戴季陶送回成都寓所，大半时间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伺候戴季陶20多年，实际上是戴季陶风流人生的牺牲品。她中年以后十分凄凉，搬至成都，独守空房，晚年孤身住在成都吉祥巷1号。

关于戴季陶的风流韵事还有不少。20年代，戴季陶在上海革命之余，也出没烟花场所，在一烟馆留下墨宝：“门前债主雁行立；室内烟人鱼贯眠”。此联被老板视若珍宝，悬于厅堂。戴季陶任考试院长后，赶忙命人找到那烟馆，重金赎回对联，并警告老板不可将此事外传。

1947年，上海出版了一本介绍军统与日本特务斗争的小说，其中提到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早年曾以美色为诱饵，勾引某国民党元老，探得情报。戴季陶这才感到自己好像就是这位元老，做贼心虚，寻机用重金买下材料后，还担心被人敲诈或世人知晓，惶惶不可终日。年轻时的风流债，偿还起来代价真不小。

应当说，戴季陶还是挺有女人缘的。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戴季陶就得到一位朝鲜李姓公主的垂青。李公主早就被风华正茂的戴季陶吸引，双方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公开正式宣布订婚。由于李公主身份特殊，日本政府介入干预。不久，李公主悄然消失，杳无音信。戴季陶刻骨铭心的初恋戛然而止。到底是谁拆散了这对情侣？差点成为驸马的戴季陶一直都琢磨不出。

戴季陶是有才情的。他是蒋介石最得力的“畏师良友”、“理论指导者”及幕后军师。他以自杀的方式了却一生，也算是对得起党国和义兄蒋介石了。叶落归根，戴季陶死后，其子戴安国运灵柩直飞成都，将其与夫人钮有恒合葬在成都郊外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