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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文，字兆铭，广东东莞人，1890年10月19日出生，祖辈是无谱无祠的水上居民，家境清贫。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留学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干事。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陆军军需处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首都建设计划委员兼秘书长、广州特别市市长、陪都建设计划委员、特种考试典试委员长等职。1949年赴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7年4月在美国病逝。刘纪文早期仕途顺利，有人传言是因与宋美龄订过婚有关，甚至被说成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

刘纪文自幼聪慧好学，成绩优异，在革命的洪流中，结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人，受命在香山开了一家庆利商店，作为掩护革命工作的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发展革命力量。1910年，刘纪文加入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广东军政府成立。1912年12月，广东军政府选派48名同盟会会员留学日本、20名留学欧美，刘纪文与丁颖、李仙根、周演明等被送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刘纪文入读东京私立志成学校。1913年6月，刘纪文在东京接受牧师洗礼，信奉基督教。刘纪文在日本攻读政治学期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职财政部。

据传，1914年夏，刘纪文从日本去美国看望在哈佛大学念书的好友宋子文，结识了在美国念书的宋美龄。当时年方18的宋美龄对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的刘纪文印象很好，刘纪文对亭亭玉立、妩媚动人的宋美龄也是怦然心动。宋子文很希望小妹能结识自己的这位好友，支持两人来往。

刘纪文身材颀长，长相帅气又聪颖过人，通晓日语、英语，谈吐优雅，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显出一身“才气”，他给宋氏兄妹讲述自己在日本的趣闻轶事及日本的风土人情；宋氏兄妹则讲他们在美国的所闻所见，以及异国生活的感受。三人聊得十分开心。最后，在宋美龄如清泉般优美的钢琴曲中依依道别时，刘纪文、宋美龄难舍难分了。

1915年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引起宋家轩然大波，宋父很生气，很伤心，专门写信告诉美龄。宋美龄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猜到父母将包办她自己的婚姻，以免宋家再出个庆龄第二！宋美龄开始思量自己认识过的男孩。

1916年暑假，宋美龄决定以旅游的方式度过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假期。她邀请刘纪文同行。刘纪文满心欢喜地接受了邀请。他们先游览了旧金山的唐人街，参观了洛杉矶的电影院，游览了黄石公园，观赏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刘纪文的摄影技术相当不俗，一些照片还被报刊刊用。暑假周游很快结束了，美好的记忆依然荡漾在心头。两人很快订婚。1917年，宋美龄学成回国了，回到父母身边，投入频繁的社会活动。刘、宋两人后来只有书信往来。

据说，宋子文是刘、宋两人“订婚”的撮合者。其实，刘、宋两人早年可能连面都没见过。退一步说，两人即使见过面，友情成分应更多一些，青年男女的密切接触，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宋美龄即便是刘纪文的暗恋情人，但刘纪文却绝非宋美龄的初恋。刘、宋两人是否恋爱，以致“订婚”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民间还有传言，刘纪文被任命为南京特别市的首任市长，就是因为宋美龄内疚，而在蒋介石面前力荐刘纪文的。这还真要从刘纪文的“订婚”对象说起，但此人不是宋美龄，而是民国元老古应芬的长女古婉仪。

刘纪文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回国。不久，在军政府粤省政务厅长古应芬幕下任佥事、金库长等职。刘纪文办事勤快，精明干练，很得古应芬赏识。不久就升为科员。古应芬见刘纪文勤谨恭顺，俊伟聪明，颇堪造就，便许诺将女儿古婉仪下嫁于他。刘纪文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古应芬是国民党元老。自小入私塾读书，1902年考中秀才，1904年他与朱执信、汪精卫、杜之林、胡毅生同时考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升入专门部。1907年毕业归国后，历任广东法政学堂编纂、广东咨议局秘书、省核计院院长等职。1917年后随孙中山参加讨袁护法运动。

据说古婉仪美貌如花，而且精通英语，古应芬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而且富有家财。刘纪文受到古应芬的青睐，先是受宠若惊，转而喜出望外。

1918年，刘纪文与古婉仪两人正式订婚。不料古婉仪小姐红颜薄命，没能等到洞房花烛，即得重病，卧床不起，临终之前旬余，刘纪文以未婚夫的身份朝夕照料，喂汤送药，亲侍在旁，博得古应芬全家上下的一致赞誉。

1919年，古婉仪撒手尘寰而去。刘纪文肝肠痛断，伏尸痛哭，并在古婉仪的墓碑上面称她为“聘妻”，可见两人情深。有人感于刘的沉痛，撰诗四首，曾传诵一时。刘纪文此后一直视古应芬如父，得意时如此，亡命时亦然。古应芬被刘纪文的言行感动，视其如子。此后，刘纪文一日三升，官运亨通。

1920年，刘纪文出任陆军部军需司司长，1923年出任大本营审记局局长，又任大本营军需处处长。后来，刘纪文又被广东省政府派赴欧洲考察战后经济状况，在伦敦经济研究学院深造两年，继入剑桥大学学习，后又奉命到欧美考察市政建设。1926年回国，担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北伐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

刘纪文在古婉仪去世后十年里，都一直没有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因为工作关系，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刘纪文较为欣赏，知道这位海归学子英文不错。当时蒋介石正在追求宋美龄，宋美龄因久居美国，中文说得不好，想逛街买东西缺人陪同，蒋介石因公务繁忙，就安排刘纪文作陪。有人看到同为单身的刘、宋两人“成双入对”，才会由此作出猜想臆断。

宋美龄曾说过“非英雄不嫁”，她欣赏不辞艰险、独自上路去寻找圣杯的骑士。而刘纪文虽是“青年才俊”，很文雅，很浪漫，也很睿智，却根本算不上“铁腕英雄”。刘纪文对此也应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蒋、宋、刘三人私交一度是不错的。刘纪文与宋美龄的友情，维持时间也较为长久。刘纪文后来为“蒋宋联姻”也出过力。蒋介石从来没有将刘纪文视成“情敌”，否则就不会请刘陪同赴日本面见宋母，并放心大胆地重用刘纪文主持首都政务。

1927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宁汉对峙。古应芬是南京国民政府四常委之一。6月6日，南京被定为特别市。年仅37岁的刘纪文从江西调到南京，成为南京建市后的第一任市长，属特任官，系蒋介石保荐，但国民政府党务委员会执行主席胡汉民反对，后因古应芬与胡有多年深交，出面力挺才得以就任。刘纪文出任南京市长并非如民间所传的出于宋美龄的“感情弥补”。

刘纪文初任南京市长时，当时全市财政收入只有每月1万余元，别无其他收入，谈不上任何建设。刘纪文的开办费用只有区区3000元，他请来老同学、老朋友帮忙出钱出力。

刘纪文踌躇满志，上任后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辟了长江路东段一小段马路（原名国府路），以便国民党高官乘汽车便利而行。但计划尚未实施，蒋介石就因“内忧外患”种种原因被迫下野。刘纪文只做了短短两个月的南京市长，就随蒋辞职而去。

蒋介石下野后，准备和宋美龄结婚，万事俱备，只待东渡日本面见宋母征得同意。蒋介石知道刘纪文与宋家熟识，就请他一同赴日，刘纪文应充同行，为蒋宋联姻尽心尽力。

1928年蒋介石复职，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在香铺营举行结婚典礼，刘纪文作男傧相，并且住在蒋宅，成为蒋介石红人。蒋介石要为刘纪文介绍对象，刘不愿依赖裙带关系而婉言谢绝。

1928年7月，刘纪文再次出任南京市长。此时恰逢国民政府拟筹备孙中山奉安大典，刘纪文遂提出了“修筑迎榇大道”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国民政府将华侨捐献购买飞机的150万元暂移作工程费用，刘亲自担任“首都道路工程处”处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市政建设中。

中山大道的施工条件十分恶劣，当时的和会街至挹江门一带是一片高粱和芦苇，挹江门至江边是池塘连片，原电灯厂至中山门间也是“竹树丛杂，藜苇横生，密茂如林”。施工期间正值冬季，南京雨雪连绵，所筑之路往往因水陷而不坚，工人苦累不堪。刘纪文不为所动，十分严厉地训斥了有畏难情绪的各施工单位负责人，坚持要按时完工。

中山大道在建期间，刘纪文还派人到上海，从法租界购得第一批悬铃木（即法国梧桐）数千株，植于中山东路、中山北路、萨家湾、长江路、江苏路及陵园大道两旁，成为南京近代第一批行道树。“中山大道”的建成，对南京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至今仍是南京的主干道。

除“中山大道”外，南京的其他重要马路，也是刘纪文亲自规划与过问的，如开辟中山南路，拆迁的压力很大，为树立威信，刘纪文首先拿位于三元巷口的总司令部开刀，让其带头拆让。结果总司令部一拆，其他的单位和民居也只好拆让了。

因为经费有限，刘纪文的市政建设政绩更显难能可贵。刘纪文整治玄武湖，以世界五大洲名命名之，公园亦“相应更名为五洲公园”。刘纪文呈请国民政府批准更改南京各城门名称，聚宝门改为中华门，洪武门改为光华门，丰润门改为玄武门，朝阳门改为中山门，仪凤门改为兴中门，神策门改为和平门，海陵门改为挹江门。并分别请蒋介石、于右任、蔡元培、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6人，为新城门名题写匾额。

在刘纪文的思路中，为了让古城墙发挥更好的作用，可绕其一圈修筑环城大道，并在城墙上开辟公园，“幸赖有此古色斑斓之旧城，掩映于湖山之中，每过白下辄留恋不忍去者，亦不复为此”。从1929年起，南京城也成了当时留学归国的一批建筑师们“打擂台”的场所，由包括杨廷宝在内的四大建筑师坐镇，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留下了一批标志性的民国建筑。

在市政建设中，对于那些拆迁“钉子户”，政府派人强行拆除，将拆下来的砖瓦建材，抵拆迁人员的工钱。当时的南京人“尽有不知道国民政府主席姓甚名谁，但对于这位拆屋的市长（指刘纪文），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刘纪文因此有“铁腕市长”之称。刘纪文对南京的城市建设功不可没。而对于刘纪文来说，他担任南京市长期间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娶得了一位贤明的妻子——许淑珍。

比起仕途，刘纪文婚恋是比较曲折的，但自从结识了许淑珍后，终于得到了美满的婚姻。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经理处长的刘纪文在上海的同僚家中，经介绍认识了许淑珍，并展开了热情追求，终于修得正果。

许淑珍是当年上海有名的教会学校晏摩氏女学的高材生，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父亲是上海保险行业的“行尊”。许淑珍自幼好音乐兼绘画，其用度之大也极有名，攻读甚勤，各科成绩优异，本来学校离家不远，但她坚持要入校寄宿，一是喜欢校园的清静，再就是方便自修。许淑珍善修饰，装束雅淡宜人，既有美貌且多才多艺者，或骄视侪辈，但许氏独不然，待人接物，和蔼有加，与同学交谈时语多谦词，彬彬有礼。她喜欢习字，每日清晨，无论寒暑，必早起习字不懈，故书法秀丽，人见人爱。据说当时追求许淑珍的“高富帅”也有不少，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比自己年长17岁的刘纪文。

1928年10月19日，39岁的刘纪文与22岁的许淑珍在南京市政府礼堂结婚，蒋介石和谭延闿出面证婚，后至南京圣公会礼拜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办得气派豪华，有彩车专列来往于宁、沪之间。婚后二人到广州探扫古小姐坟墓，再到北京碧云寺祭奠孙中山灵柩。

当时刘纪文再任南京市长不久，有些记者要求补助报社经费，没得到刘的批准，于是在小报上造谣诋毁，什么“刘纪文夫人的一双进口跳舞丝袜价值25元”，“冯玉祥怎样与刘纪文为难”等，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刘纪文与许淑珍结婚后，生活美满。解决了婚姻大事的刘纪文，也确实想在南京做许多事情，但因财政困难以及阻力重重而未能实施。1930年4月，刘纪文辞去南京市长，调往上海，任财政部江海关监督。这是个重要职务，刘纪文很满意。

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古应芬在广州策动反蒋。刘纪文弃职江海关监督，跑到广州加入反蒋阵营。刘纪文是受古应芬影响才与蒋决裂的。但在别人眼里，他是蒋介石的亲信，都怀疑他是来卧底的，直到刘纪文在反蒋大会上公开指责蒋介石的违法乱纪行为，各方面才冰释怀疑。

5月，刘纪文与古应芬、汪精卫、陈济棠、孙科、林云陔等16人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察委员非常会议”，并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对抗南京政府，宁粤对峙。同年10月，古应芬因拔牙中毒不幸去世。刘纪文失去了重要的政治依靠山。

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和谈，决定取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保持两广独立的局面。1932年3月21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让刘纪文代理广州市长。

此时，“南天王”陈济棠治理广东，正全力打造广州成为“首善之区”，再加上前任市长程天固的城建基础，越秀山水塔、市府合署、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珠江铁桥、省港长途电话、增加电力等工程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以致刘纪文一上任就有不少出席开幕典礼的机会。

刘纪文上任之初，建议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在次年开始实施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广州一直是全省区域经济布局的中心，初步建成西村、河南两大工业区，建起了海珠桥、西堤轮渡码头、市立中山图书馆、东山西式住宅等建筑设施。在建设中，刘纪文十分注重细节，他关心的东西不仅是马路与高楼大厦，还有自来水、柴禾、汽油等与市民休戚相关的事情，认为烧柴是很落后的燃料，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用煤代替木柴。

刘纪文做事仍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强调公务员要遵守“公正廉明”的纪律，要有为公众谋利益的服务精神，如果斤斤计较薪俸的多寡与工作是否相当，甚至凭借名义中饱私囊，视做官为发财捷径，那就背离了总理的遗教。

刘纪文颇为念旧，常与友人交换照片留念。1932年6月的一天，他到市工务局视察，得知20年前的一位科长郭日初，仍在原地踏步担任测量员，月薪只有90元。刘纪文十分关心，知道此人工作踏实，只是不会“来事”，才官运不佳，特批郭日初升任建筑课技佐，月薪150元。

刘纪文做广州市市长后，非常重视教育行业，力主提高教师收入。那时候，广东教师的工资制度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其他地方都采取月薪制，广东却流行时薪制，即按照课时发薪水，付出的劳动越多，得到的薪水越高。市政府和广东省教育厅作出的硬性规定，中小学校无论公办还是民营，均分为甲乙两级。甲级高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8元；乙级高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6元；甲级初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6元；乙级初中，每课时工资不得低于4元。

当时刘纪文的月薪是680元，可见，普通教师只要努力付出，其月薪完全有可能超过市长。教师的收入相对也高于其他行业。刘纪文主政广州的时期，是广州教育的黄金时代。

1936年7月，陈济棠失势下台，西南政务委员会瓦解，刘纪文的广州市长之职由曾养甫接任。他又跑到庐山面见蒋介石，算是表示悔过投降。但蒋介石已不再重视他，只给了他一个广东省政府委员的名分，以吃饭糊口而已。刘纪文感到留在广州与新贵们难以相处，就又跑到上海，由许崇智推荐担任审计部政务次长。男人就怕站错队，刘纪文仕途从此一蹶不振。刘纪文以前的手下张道藩、洪兰友、张剑鸣等人纷纷后来居上，超越了“老领导”。

政坛失意的刘纪文，感觉宦海浮沉，时有退归林泉之想，他在东山建一书楼，名曰“三思”。三思楼建成后，他花7000多元搜集海内著述秘本及名人书传，客人一入书楼，目不暇给。楼中布置现代，墙壁挂满名人字画，还有古玩瓷器，古色古香。刘纪文与许淑珍结婚后，伉俪情深，美满幸福，两人育有五个子女：刘曼华、刘恩华、刘良柱、刘良栋、刘庆华。刘纪文很少打孩子。有一年圣诞节，刘恩华与姐姐一起去报佳音并没有告诉家人，一夜未归，第二天才回到家里，为减少挨打的痛苦，姐妹俩不停地搓自己的手，希望搓麻了，被父亲打起来就感觉不疼了。出乎意料的是，刘纪文把她俩叫到面前说：“我打了你们，你们也不记得，你们来打我。”说完伸出手来，一定要姐妹俩打他。姐妹俩边哭，边不停地跟父亲说“再也不敢了”。

1948年全家福。前排左起许淑珍、刘庆华（幼女）、刘纪文；后排左起刘良栋（次子）、刘曼华（长女）、刘恩华（次女）、刘良柱（长子）

1938年，广州沦陷，刘纪文到了重庆，从事慰劳将士、声援前线及通过广播电台向沦陷区进行宣传等工作。1940年2月，刘纪文参加重庆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到桂林、韶关、衡阳、耒阳等地劳军。1944年元旦，在国民政府授勋仪式上，刘纪文获二等景星勋章。1947年11月，刘纪文当选广州市的“国大代表”。1948年，审计部长林云陔去世，刘纪文代行部长职务。1949年，刘纪文先带领审计部部分工作人员前往广州，后随国民党撤退台湾。

在台湾，刘纪文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当时的“国策顾问”有几十个，名义上是为政府提供咨询，实际上是一种退休安排。1955年的一天，刘纪文发现自己便血，以为是痔疮，未及重视。后到台大医院检查，确诊肠癌。

太太许淑珍看到何应钦、余海湛的太太虽患肠癌却能治愈，认为是因为她们信仰基督，神的意念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就求助于牧师。但当牧师问刘纪文是否接受《圣经》的全部真理时，刘纪文回答说：“我相信耶稣有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牺牲的言行，乃人类的模范，我们当效法他。对于耶稣是童女所生，第三天复活，和他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奇事，因为不合科学，故我是不能接受的。”牧师与信徒屡向他解释，刘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

1956年春，刘纪文在美国做了手术，但为时已晚，癌细胞已转移到肝。次年3月13日在进医院的前一晚，刘纪文对妻子及儿女说：“我这次进医院，若好了，我要再次为国为民，拼此老命！如果不能医治，请把此躯给医学人士解剖检验，或许有所贡献……”

1957年4月12日，刘纪文在美国洛杉矶望城医院病逝，享年67岁。生前，他曾有遗骨归葬南京的愿望，他想南京人民是愿意他魂兮归来的。刘纪文在美国病逝后，身在台北的宋美龄专门发函吊唁，这在宋美龄106岁的一生中，是极为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