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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字敬之，1890年4月出生于贵州兴义。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后来成为“黄埔系”第二号人物，1934年4月，国民党军重新颁授将官军衔，授予八名高级将领一级上将军衔，何应钦是当时中央军中唯一的一级上将。何应钦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谋总长、军政部长、中国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职，退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处世老道，与“文甘草”谭延闿齐名，有“武甘草”之称，堪称政坛“常青树”。何应钦家庭也很幸福，他还有“中国第一好丈夫”之雅号。

贵州的兴义地处滇、桂、黔三省交界处，山青水秀。何应钦生于农村大山深处，自幼身体强健，7岁入乡塾，10岁读初小，勤奋好学。富家子弟见其身穿土布青衣，赤脚草鞋，称其为“乡巴佬”。何应钦根本不把这蔑称放在眼里，刻苦学习，同时锻炼身体风雨无阻。13岁，何应钦进笔山书院，后以考选第一名被保送入贵州陆军小学，堪称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1904年，笔山书院改名为兴义高等小学堂。书院具有独特的教育文化特色：强调道德教育，注重人格完善；强调学术创新，注重独立精神的培养；强调师生关系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融洽。学堂的教师，不仅认真指导学生研读经史，而且从日本购进大量学习近代知识所需的各种图表、仪器和书籍，供学生们学用。此外，还组织学生每月参加乡人举办的演讲会，激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1905年，堂长徐天叔带领王文华、魏正楷等13名笔山书院学生前往贵阳投考贵州省公立中学，以包揽前13名全被录取，名震贵州学界。何应钦在笔山书院受到良好教育，对刘显世、王文华等学长很是敬佩。笔山书院文化对何应钦等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产生重要影响。

1908年，何应钦被保送至武昌陆军中学。1909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就读中学的何应钦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并与谷正伦等人一起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上海光复之役。二次革命时，何任江苏陆军第一师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返回日本完成学业，1913年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1915年，血气方刚的何应钦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

当时贵州的军政大权，已掌握在“兴义系”军阀刘显世、王文华手中，身为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刘、王二人，虽系舅甥外加叔岳父与侄女婿的关系，但思想、性行、追求大相径庭。以他俩为核心，在兴义系军阀内部初步形成“旧派”与“新派”两种势力。何应钦入黔后，同时受到刘显世、王文华的青睐。

贵州兴义系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非刘显世、王文华的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同学挚友。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的余荫是他们彼此胶合的引力，而政治、经济上的成败利钝，有时起到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的作用，有时又像楔子一般，离间他们的亲密。“新派”与“旧派”矛盾渐显，何应钦必须在两派中尽快做出选择。

何应钦虽然有一段时间与刘显世等“旧派”人物有过交往，但他更佩服王文华，很快与朱绍良、谷正伦等几位同学受到王文华的重用，而成为“新派”骨干。1917年3月，黔军第一师成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师长王文华任命何应钦为步兵第四团团长，并有意将妹妹王文湘嫁给了何应钦，引入心腹。

王文湘也是贵州兴义人，其父王起元是兴义“八大户”之一，其母刘显亲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胞姐，其长兄王文选后官至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是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的创始人，其二兄王文华更是贵州的风云人物。王文湘在当时的贵州可算得上“皇帝的女儿”。

此前，王氏家人曾有意将待字闺中的王文湘另许他人。后因何应钦在王文华麾下办事勤谨，加上无烟、酒、赌博及女色之爱好的出色表现，另有何与王文华之妻弟刘悫昌的良好关系，使得王文华之母及全家对何应钦产生好感，终由刘显世做媒、王文华撮合，才决意将王文湘嫁给何应钦。

1917年4月，何应钦与王文湘在贵阳结婚。何应钦立足黔军，又做了王文华的妹夫，可谓双喜临门。婚礼上有人赠送一副贺联致喜：“昔日瀛洲学士，今看天下将军，宝马气如虹，玉树风前，何郎傅粉；谪来蓬岛仙姬，成就人间眷属，瑶池春似海，蟠桃花下，王母开筵。”

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温柔贤惠，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禀性平实俭朴，没有富贵骄奢之习惯，而且能够吃苦耐劳，既为何主持家政，又能侍奉何应钦，帮助丈夫从事社会活动。出身贫寒的何应钦能够娶到这样的妻子，自然十分珍惜疼爱。

与何应钦同天举办婚事的，还有谷正伦、朱绍良两人，他俩也都分别迎娶了贵阳名媛。三位年轻俊杰同天结婚，这在当时的贵阳传为佳话。“新派”欢天喜地，实力大增。何应钦与王文湘的结合，不但使他在黔军迅速升迁，也得到了真挚的爱情。何应钦与王文湘夫唱妇随，夫荣妻贵。

1917年7月，在王文华极力推荐下，何应钦被任命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在贵州讲武学校，何应钦根据自己在武昌陆军中学和日本士官学校的经验，以日本士官学校的教学方法为样板，制订了教学、训练大纲。招收入伍一年以上的高小或中学毕业生，设置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等课程，并特别聘请日本人能村少校为顾问，办学成绩不错。何应钦不但拒收走后门送来的十多位素质极差考生，还从严治校。有次熄灯号后，其弟何辑五外出未归，何应钦不徇私情，禁闭何辑五3天，并训斥他要遵守学校法纪。这段经历使何应钦积累了教学管理经验，为他后来在黄埔军校的教学打下了基础。

地方军阀为了巩固家族统治，往往都会用联姻方式稳定吸纳人才。既已选择刀光剑影伴着功勋荣光的人生道路，何应钦只能靠枪、靠兵实现自己的理想。何应钦成为王文华妹夫后，在“新派”中的地位更进了一层，不久升任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晋衔为陆军少将，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得力干将，并进而成为贵州新派中的核心人物。

何应钦在多方面施展才能。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新旧文化的冲击。何应钦感到：“国家之进化，基本于世风。社会之改良，造端于民智。”何应钦认为组建社团，既能推动贵州的新文化运动，又能利用这个机会把社团抓到“新派”手中，可谓一举两得。在征得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同意后，1918年底，何应钦与谷正伦、邱醒群、赵季卿、刘敬吾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以鼓舞贵州青年的进取精神。

“少年贵州会”设学务部、游艺部、体育部、交际处、纠察处、总务处。作为军人，何应钦尤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能强身健体，又能砥砺品节。体育部有弓矢股、射击股、马术股、劈刺股、体操股、拳术股等，借贵州讲武学校操场活动，多次得到何应钦和讲武学校教官的指导。在何应钦的倡导下，少年贵州会举办贵州第一次全省性的运动会。学务部的讲学股经常组织讲学活动，曾聘请王文华主讲哲学，陈衡山、任可澄主讲国学，何应钦主讲军事学，刘显世主讲阳明学，邱醒群主讲政治学，刘敬吾主讲经济学。

1919年3月1日，少年贵州会主办的《少年贵州日报》创刊，邱醒群、符经甫等先后任总经理，王聘三、谢笃生、刘介忱等先后任总编辑。该报发刊词宣称旨在“砥砺品节、阐扬正义、振作朝气、警醒夜郎、审辨政潮、灌输新智、监督官吏、通达民隐”。何应钦特别在省议会介绍这八条宗旨。到1919年底，“少年贵州会”在贵州省内成立了76个支部，成为当时贵州最大的社团。

“五四运动”热潮涌到西南，贵州当权者态度不一，“旧派”人物态度暧昧，唯恐过激。而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领袖，认为北京学生的要求无可非议，应当谴责北洋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同时又可借助学生运动，冲击“旧派”势力。当上海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何应钦找到刘显世，要求以少年贵州会联合省议会，共同发起筹备成立贵州国民大会，得到刘的同意。

何应钦和王文华等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都已令人咋舌惊羡，但因“旧派”势力多年把持经济和财政，这对于“新派”的以军扩权无疑是一大障碍。王文华的“新派”兄弟早就想插手贵州财政，以增加饷源和增殖个人的财富。何应钦支持王文华开放烟禁，允许民间种植、贩运和吸食鸦片，从中收取重税，以补黔军饷源的不足。

王文华之兄王伯群留学日本时专门研习政治经济，有一定的开办近代实业的理论，积极倡导开发贵州经济，成为专司开采铜仁矿产的裕黔公司的董事。不久，又被推为主办全省矿务的“群益社”的理事长。“新派”开始从“旧派”控制的财政中直接分肥，两派矛盾加剧。刘显世、王文华舅甥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20年11月，何应钦参与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王文华被公推为省长，但尚未返黔就任，贵州政局就陷入混乱。1921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被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刺杀身亡，黔军5个旅长各自为政，一片混战。何应钦兵旅较弱，遂被二旅旅长谷正伦、警卫团团长孙剑锋逐出贵州，于1921年底奔赴昆明，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聘何为高等军事顾问。

被逐出贵阳的刘显世，对何应钦异常寒心，在昆明嘱其子侄收买刺客行刺。何应钦胸部和腿部受伤，差一点儿没命，后经随身副官救护入法国人办的医院抢救脱险，休养半年后离云南赴上海，在其内兄王伯群家中继续养伤。养伤期间，王文湘夜以继日地守护在床前，亲自端水喂药，照料得十分精心。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改组，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孙中山命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筹办黄埔军校。孙中山对军校极为重视，亲自出任军校总理。不久，又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为驻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四处延揽人才。

何应钦经王伯群等人介绍，赴广州大元帅府任参议，后因与蒋介石的“同学”关系，加上在贵州办讲武学校的名气，被蒋看中，参与军校筹建工作。6月16日，黄埔军校成立，何应钦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任黄埔军校副总教官。

何应钦深谙追逐功名利禄和维系主仆关系的平衡之术。在黔军内讧被逐后，落魄的何应钦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以忠顺、勤谨和刻苦、律己博得蒋介石的赏识。在黄埔军校时期，何应钦所表现出的木讷寡言而长于以身作则的“迟钝”，与蒋介石善于用华丽的辞藻哗众取宠，表现出来的娴熟的政治手腕形成互补，并且以标准的军人风范和求实苦干的精神，弥补了蒋介石作为一校之长的缺陷。黄埔教导团建立后，他即被任命为第1团团长。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何应钦屡立战功，打出了威名，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也奠定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何应钦是长伴老蒋并随之上升的“福将”，成为黄埔系的第二号人物。

1927年，蒋介石对何应钦支持桂系很失望，但觉得何应钦只是想巩固地位，并不是真正想搞垮自己，就慢慢原谅了他。何应钦对蒋介石唯马首是瞻，从不在蒋介石的周围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即便是自己兄弟的安排，也以蒋介石的意志为意志。蒋介石给他什么位置他就掌什么权，一旦蒋介石收回这些权力，何应钦拍拍屁股就起身，连灰尘都不多带，更不要说结党营私了。这一长处，不仅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放心，更能在大多数时候游离于国民党的派系漩涡之外，超然于各派的明争暗斗之上，不对权力有非分之念。

何应钦渐渐成为代表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的第一人选，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武汉行营主任、郑州行营主任。即使指挥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皆败，照样受到老蒋重用。

何与蒋的关系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又有一段曲折。有人认为何应钦主战，并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是想将蒋在西安炸死，以便“取而代之”。此观点欠妥。赋何兵权出征讨伐是国民党中央集体决定，第一个提出用兵的是居正，而非何应钦。另外，蒋介石也是希望在军事上给西安压力，跟班多年的何应钦，和蒋介石是有默契的。这种默契不是简单的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有时表面上的争执，甚至苦肉计，常人是难以看出来的。蒋介石回南京后，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庆祝蒋委员长返京大会”，让何应钦代表自己在大会上致答谢词，这应该说是蒋给予何应钦的殊荣。事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都说道，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张学良之所以礼送他回南京，是因为何应钦的讨伐和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近来也有人提出，何应钦主战的动机，是以救蒋脱险，惩治张、杨和反对联共抗日为目的的。这充分暴露了他一贯亲日和顽固反共的立场，也表现出他和蒋介石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

“西安事变”后，蒋仍然对何十分信任。1938年1月，何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1941年12月，国民党军事统帅部为联系盟军，对敌转移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接受美援装备，整训军队和负责西南各战区的指挥，督师克复腊戍，参与指挥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收复广西。日本宣布投降时，何应钦被派为中国战区受降之最高指挥官。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此后，他的官运随着国民党的败落日渐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了。

1946年4月，何应钦任重庆行营主任，后任国防部长。1949年1 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力挺何应钦继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参与和谈指导委员会，以便操纵和谈代表与中共进行的会谈。

难能可贵的是，何应钦与王文湘这两口子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伉俪情深，是一对模范夫妻。何应钦对王文湘十分疼爱珍惜，也十分忠贞。王文湘不能生育，曾有人劝他纳妾，王文湘也表示同意，但却被何应钦怒斥。夫人不生养，何也不讨小老婆。这在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中，实不多见，何应钦因此有“中国第一好丈夫”之称。在何应钦眼中，一辈子只中意妻子一人。王文湘成为何应钦一生荣辱与共、同甘共苦的忠实伴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文湘考虑到何应钦公务繁忙，为了照顾好丈夫，她谢绝一切外务，专心操持家政。王文湘对他的深情，使他难以移情。何应钦平时喜静不喜动，闲暇时哪里也不去，总是待在家里陪伴夫人，也经常帮助夫人操持家务，整理衣物，打扫卫生什么的。

王文湘还很注意为何应钦广结人缘。何应钦从来不在身边培植私人关系网，有贵州同乡或朋友熟人介绍的人来求职时，他有不便回绝的，都是王文湘出面“得罪人”。因此，何应钦在贵州籍军官中口碑很好，王文湘的声名就差得多，都说她仗势压人。1945年4月何应钦回家乡，谈到自己少年成才之路，总结了“勤”、“俭”、“诚”三字，现身说法，勉励在场的青年和学生。

几十年过去了，何、王夫妻两人恩爱如初。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何应钦。何应钦夫妇视丽珠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嘘寒问暖，悉心抚育。看着小女儿与别的孩子玩耍嬉闹，何、王夫妻两人倒也不乏天伦之乐。

南京解放后，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请议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蒋介石第一届“总统”任期将满，台湾当局准备选出第二届“总统”和“副总统”。蒋介石不希望在竞选副总统问题上出现第二个李宗仁，因此要有关人士试探一下何应钦，看他是否有意竞选副总统。何应钦是不会有非分想法的，不但以年老力衰、无意仕途为由婉谢，还带头说服老同志辅佐“太子”，终得以善终。

何应钦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些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虚职。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应钦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虽在政界受到冷落，但因与蒋介石的私交，所以衣食无忧，生活不愁、家景不错，这要比其他失权政要好多了。

何应钦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些证婚、剪彩、葬礼等仪式。因为官场失意，何应钦大部分时间用于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他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家庭生活。同僚们并不讥诮他惧内，而是说他一生无女色之好。

何应钦与蒋介石等人偶有嫌隙，王文湘便在权贵们的妻妾中周旋，更常与宋美龄在一起，借求教《圣经》的解说和叙姊妹情谊加以侧面调缓。王文湘六十大寿时，多才多艺的宋美龄亲手绘制了一幅墨兰图，蒋介石于画幅左上写下“满座芳馨文湘夫人周甲荣庆蒋中正敬题”，赠给王文湘。这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能得“第一夫人”作画、蒋介石题词贺寿，亦是一种殊荣。

王文湘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即被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1970年代中后期，何应钦各方面的应酬开支较大。重病在身的王文湘托人暗中变卖一些饰物，以应需要，总不让何应钦感到丝毫拮据。

何丽珠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因何应钦夫妇年事日高，便申请回台，照顾父母。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在离何应钦寓所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只要一有时间，便来陪伴父母，节假日更是带着孩子前往，一家人其乐融融。

何应钦给自己定了二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每天不管多忙、多累、回家多晚，都要和夫人聊会儿天；二，每天至少要和夫人一起吃一顿饭，要么是早餐，要么是晚餐。到了台湾，夫人患病后，他又增加了两条：每年陪夫人出国求医治病；定期和夫人离开台北外出度假。

何应钦政坛无事，正好忙家，自己动手搞家务，对病妻尽丈夫之责。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亲奉汤水，侍应于左右，并每年送王到日本治疗。王文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必在家里举行聚会，习经讲道，即使是病重亦不肯缺席。王文湘生性开朗，自知得了癌症，来日无多，但她能够在精神上自我放松，与病魔进行斗争。再加上何应钦和女儿的悉心照顾，她多活了20多年。1978 年4月，王文湘病逝，享年82岁。

虽然妻子一直身体不好，何应钦思想上也早已有所准备，但老妻的离去，使得他非常悲伤。夫妻两人相依相靠，由大陆到台湾，携手度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妻子撒手先去，一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有时，何应钦像对朋友一样，对女儿娓娓讲述他与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

女儿何丽珠非常孝顺父亲，轻言细语安慰着何应钦，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了便于何丽珠及秘书、侍从照顾何，台湾当局“国防部”专门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给何使用。何丽珠和丈夫很快搬过来，陪伴父亲。一家人热热闹闹，何应钦很快就从悲伤与孤独中走出，恢复了常态。何应钦身体一直很好，他的健康长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何应钦生活上较为简朴，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每天只抽几支烟，很少饮酒。平日吃的也比较简单，多者四菜一汤，荤素搭配。他饮食起居，很有规律。闲下来常到门前草坪上散散步，拔拔草。多数星期天，他带上猎枪和猎狗，坐着蒋介石送给他的黑色进口轿车，出城打猎。枪法之准，令人叹服。只要看到野鸡之类，伸枪一击便中，然后驱狗拖回。他还喜欢打桥牌和听音乐。栽植兰花是何应钦晚年的一大嗜好，他在家中共栽有两百多盆；每逢兰展，他必亲临观赏。在他的官邸大厅挂有蒋介石题款、宋美龄作画的《兰》，与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墨荷》相映成趣。除此之外，他还养了许多锦鲤自娱。何应钦平素举止严谨，言语温和，十分注意养生之道，几乎任何情况下，未见他动肝火，发过脾气，其长寿与他平素修养极好有一定关系。

1977年，何应钦与夫人王文湘欢度结婚60周年“钻石婚”纪念。在亲友的祝福中，两人共同切一块六层的大蛋糕，同时还交换了一枚新的结婚戒指

有一次，台湾健康长寿会请何应钦去介绍养生之道，何应钦高兴前往，并介绍了自己的养生秘诀：一是修养，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缄默来克服心中的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浮躁，才能做到心直虑正；二是规律生活，劳逸结合，不嗜烟酒，不暴饮暴食；三是医药和运动，他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球类、田径都很喜欢，到台湾后，爱好改为“三打一跳”，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和跳舞。年老后以散步为主，出外旅游，能步行时，就不坐车，以活动筋骨。

何应钦的节制欲望，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他自始至终只守着一位夫人。他自知个性恬淡，处理不了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白天要应付官场和战场，随时处在身首异处的险境，需要一个能让自己放松、安宁的家庭。他一直认为，夫妻之情远远重于权力、钱财，后者为身外之物，唯有妻子的爱、家庭的温暖才完全属于自己。

何应钦95岁时，台湾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册。何应钦对女儿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九十和九十五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新的会馆启用，这一天，96岁高龄的何应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剪彩。剪彩完毕，同乡们争相与他照相。何应钦端坐在太师椅上，开心地笑着。何应钦看到家乡的照片，得知故居得以保存，十分欣慰，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

1986年4月，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被诊断为轻度中风。1987年初，何应钦身体日渐衰弱，靠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才得以延续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守护。10月21日，何应钦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12月1日，何应钦公祭仪式在台北举行，病中的蒋经国送来了“轸悼耆勋”的挽额，宋美龄敬献了十字花架，陈立夫、薛岳、谷正纲等元老都到场致祭。何应钦被安葬在台北县汐止镇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贵州家乡的有关部门和他的亲友也都发了唁电或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