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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的好命，要从他还是胚胎时说起。当时其父顾溶失业在家，怀孕的母亲看着家中的两个幼子和不满两岁的女儿，觉得家中已无力再承受新添人口，就服下了堕胎的中药。好在顾维钧命硬，没有受到影响，不但如期于1888年1月29日出生，还给家庭带来了好运。父亲当上了招商局一条船的帮账，家境从此开始好转，搬进上海一幢气派的石库门房子里。不久，父亲又有了官运，出任上海兵备道财政主管。

顾维钧个头不高，充满着灵气，1904 年8月，在老学长施肇基带队下，与孙嘉禄等人踏上了赴美国求学的征途。顾维钧以优异成绩和出众能力，成为在美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当选纽约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席。在1906年初，作为中国学生代表，与中外官员一起欢迎清政府来美考察立宪政体的五大臣一行。顾维钧在美期间，展现出出色的社交和辩论才干，选择了政治和外交专业，继续深造。

学成回国后，就能找到令人羡慕的工作，初为袁世凯秘书，而后五年内七任总长，六掌外交部，一掌财政部，两任揆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顾维钧做了五个月零三天的摄阁总理。1931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2年任东北收复失地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向调查团提供有关日本侵华之罪证，同年出任驻法国公使，并任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代表，1934年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仲裁员，1935年任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的首席代表，1945年任中国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6—1949年任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被誉为“民国外交第一人”当之无愧。顾维钧的情感生活中，交织着四位系出名门，却性格不一的女人，伴随着他不平凡的一生。

准确地说，顾维钧与第一位夫人张润娥的婚姻有名无实。

1908年初，在美国读书的顾维钧突然接到父亲的来信，要他回国结婚时，才想起自己在12岁定过亲，未婚妻是上海名医张骧云的侄孙女张润娥。

上世纪初，上海滩民间有句俗语“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这张聋子指的就是名医张骧云。张家是中医世家，张润娥的父亲医术也很高明，常到顾府出诊。张大夫为顾家小少爷顾维钧诊病时，觉得这个小家伙聪颖过人，十分欣赏，想到自己的独生女，便萌联姻之意。两家门当户对，两人八字相投，经媒人撮合，双方父母拍板，12岁的顾维钧就与10岁的张润娥订了亲。

订婚那天，穿上崭新长衫和马褂的顾维钧，再戴上瓜皮帽，像个小大人似的，看着长辈亲戚们大包小包地拎进门，又将贴着红喜字的聘礼往外抬，忙里忙外，来来往往地走个不停，觉得还挺好玩的。后来，顾维钧接受新式教育，一心于学业，也就将这事忘了。现在父亲提起这事，顾维钧已经不是当年娃娃了，怎会任由父母摆布，与没有接触过的什么张小姐结婚？

父子经过数通信函往还，加上大哥的劝说，把张小姐狠狠地夸了一遍。本想一拖了之的顾维钧于百般无奈中作了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且“决不强迫”。

顾维钧利用暑假时间回国探亲，不料父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母亲好言劝慰，顾维钧寸步不让，气得父亲拂袖而去，闭门不见家人，以拒食示威。大哥不得不一面破窗而入慰藉父亲，一面再度劝诫顾维钧。面对父母情之拳拳，长兄言之殷殷，顾维钧心软了。他忧心父亲绝食万一不测，自己将无颜处世。为博父母欢心，保全他们的面子，他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父母闻言大喜，心想什么“形式”，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岂能返饭为米？父亲当日进食，并令家人准备婚礼。顾维钧是咬文嚼字的，他反复强调，只是履行一个仪式而已。

结婚那天，宾客云集，鞭炮齐鸣，十分隆重。顾维钧看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愣愣地呆坐着，直到快拜堂了，还没有穿上新郎服。大哥好不容易带上家人才把顾维钧穿戴好，推到大堂披着盖头的新娘旁边。

拜过天地后新人要互拜。新郎、新娘双方早都有人耳语警示，互拜时不要急于向对方跪拜；因迷信说法，先拜的一方将来要受到对方的控制。结果，司仪呼磕头时，双方对峙而立，谁也不肯先行。僵持许久，最后都只是弯腰作罢。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洞房花烛夜时，新郎却失踪了，搞得全家沸沸扬扬。躲在母亲房中的顾维钧最终还是被大哥发现了，虽然自己强调是“仪式结婚”，还有母亲的袒护，但都抵不过父亲及众人的劝说。最后，在母亲的恳求下，顾维钧不得不回到新房里。

房间里只剩下两人，顾维钧打量着自己的“仪式新娘”，楚楚动人，那双三寸金莲已打上封建牺牲品的烙印，不由地将怨恨转变为同情。顾维钧从床上抱起一份枕褥要睡躺椅，张润娥意外之余，真心相请。最后，两人和衣同床而卧，中间那道无形界线，两人都没有逾越。

就这样，两人相敬如宾地度过了三个月，顾维钧要赴美国继续深造了。父亲令他携妻子同行。顾维钧不悦，申辩无果。父亲告诫他，张润娥是张家独女，要对她负责。顾维钧无第二条路可走，只得携张润娥赴美。在赴美途中，两人终于有了长谈的机会，他告诉她，女性也应独立，走自己的路，她认真地听着，仿佛要重新认识世界。两人不再感到拘谨，有了一种兄妹的感觉。

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润娥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补习英文，自己每周都尽量从纽约赶去看她，帮她学习，陪她看电影、逛公园。婚姻的未来，是两人小心绕过的生活暗礁。

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协议离婚。一切水到渠成，两人到领事馆申办了离婚。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一场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的悲剧终于落幕，顾维钧在如释重负的同时，也感受到女性受到的伤害更为深重。张润娥后来出家为尼。

顾维钧晚年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豁达、忍耐和天真、纯朴。

1912年4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顾维钧来到北京，经唐绍仪介绍拟任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当时，袁世凯已接替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本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袁世凯也很看重顾维钧这个留洋博士，甚至于连纳婿的念头都有。

1915年，顾维钧与第二任妻子唐宝玥在赴美国途中，其时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

顾维钧毕业回国即入职国家决策中枢，受到重用，主要缘于唐绍仪的赏识。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还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联盟问题。唐绍仪返国前夕，发函邀请40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当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任全美《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能言擅写，自然在邀请之列。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顾维钧又自然地为代表们公推为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受到唐绍仪一行的好评。会后，唐绍仪还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东床快婿，找机会让女儿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他亲自安排了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炊会，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唐宝玥，就像她的外文名为May一样，端庄大方、清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姐夫是驻美公使张荫堂的儿子。顾维钧与唐宝玥相识后，男才女貌，互生好感。

不久，唐绍仪与袁世凯政见不一，辞职闲居天津。顾维钧步其后尘也辞职同往津门。唐绍仪常邀顾维钧到家中做客。顾维钧铭感唐绍仪的知遇之恩，更对唐宝玥的端庄大方、温柔贤淑留下了美好印象。唐宝玥先为父亲对顾维钧的赞不绝口而生发钦慕，在相处一段时日后，也深深为顾维钧的人品、风度的魅力而倾倒。

顾维钧提出想回上海探望父母，唐绍仪说“恰好”唐宝玥要到沪上看望姑母，两人正好结伴好同行，并嘱顾维钧要多照料女儿。从天津到上海的航程，充满着浪漫恋情，同看日出日落，共享海阔天空。两人扶在船栏的手，触摸到了一起。到上海后，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就坠入爱河。

顾家父母已谅解儿子与张润娥离婚的苦衷，现在看到儿子领进家门的是前内阁总理的千金，也十分高兴。这对才子佳人定下了婚期——1913年6月2日。

顾府正在紧张地筹备喜事，快到婚期时，突然接到一个消息，不得不将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自正室亡故后，终未续弦，后经伍廷芳牵线，与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吴小姐联姻，日子也适巧定在这一天，地点定在上海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即现在的虹口公园。父女两人若同日办婚事，则实在令人尴尬。顾维钧欣然从命，将婚期推迟两天。

6月4日，顾维钧与唐宝玥的婚礼也在租界体育公园举行，两人婚后幸福美满。顾维钧对唐绍仪的知遇、奖掖和擢拔之恩充满感激。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改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名的趣话。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宝玥在华盛顿生下长子顾德昌，1918年，他们的爱女顾菊珍出生。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玥照顾家庭，支持丈夫事业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身体渐弱。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顾维钧的外交工作更加繁重。一天深夜，顾维钧忙了一天，回到家里，发现妻子病得很重，倒在床上，声音有气无力。原来几天前，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分别在华盛顿和费城，唐宝玥怜爱丈夫，主动奔赴路遥的费城，不幸的是，在归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

顾维钧知道近期这种流行病的厉害，一些外交官及家属均死于此病，他连夜将夫人送往医院。那时医学还不怎么发达，两天后唐宝玥撒手人寰，留下一双稚男童女。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

顾维钧突然遭此打击，有种有缘无福宿命的悲哀，内疚忙于工作，疏于对家人的关心，特别是面对不谙世事的儿女，更加茫然，不知何时才能走出丧妻阴影。巴黎和会召开在即，顾维钧从悲恸中振奋精神从容赴会，以他的睿智与口才，不辱使命，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中流砥柱，声名大振。

921年11月12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从左至右分别是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首席代表）、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丧妻后的顾维钧，不但要在国际舞台上为当时在军事上处于弱势的中国争取利益，维护国家尊严，还要照顾一双儿女，尽父母之责，这也太难为他了！有些外交场合，需有夫人相伴，他却形单影只。他也想过再娶，但是，找一个合适的外交官太太，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直到有一个叫黄蕙兰的19岁富家千金出现。

顾维钧先是在黄蕙兰姐姐家看见她的照片的，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眼前一亮。后经她姐姐安排见了面。黄蕙兰的高雅气质，流利的英语、法语，令顾维钧怦然心动，一向口齿伶俐的他在回答黄蕙兰的问题时，甚至有点结巴。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赫赫有名的“亚洲糖业大王”，富可敌国，支持过孙中山革命。黄仲涵一生最感兴趣的是女人。黄蕙兰的母亲明娘，是他明媒正娶的正宗夫人。此外，得到黄仲涵自己承认的姨太太共有18位，42个孩子，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黄仲涵十分注意血统。他们家族有小拇指弯曲的遗传，凡是小拇指不弯者，糖王概不承认。但糖王最心爱的女儿黄蕙兰的小拇指就是不弯的，却被糖王认定为亲生。因为糖王坚信大太太绝对不会红杏出墙。

黄蕙兰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3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80克拉。黄蕙兰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天性聪颖，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生活方式，会荷兰语、马来语，精英语、法语，并对音乐、舞蹈、书法样样精通，骑马、开车、交际样样出色，是位浑身充满灵气的女孩。她样子摩登，但举止文明，融东、西方女性贤淑、浪漫于一体。顾维钧第一眼看到黄蕙兰时，就被一种特有力量征服了，他暗暗地想道：“这简直就是一位理想的外交官夫人！”

黄蕙兰不乏追求者，在与顾维钧比肩而坐之初，依然保持着矜持，暗将顾的长相、发式和穿着，与她在伦敦、巴黎结交的男友们比较，觉得相去甚远。但交谈一深入，不得不刮目相看，顿为顾维钧的口才、智慧所折服。黄蕙兰的母亲对顾维钧充满好感，支持他们交往。

顾维钧是动真情的，连续不断差人给黄蕙兰送糖果、鲜花，有时自己一天之内数次登门。请听音乐会，看歌剧，散步，喝咖啡，各种邀请接二连三。当黄蕙兰坐在法国政府专为顾维钧提供的轿车里在马路上兜风时，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国事包厢里欣赏音乐时，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她不能免俗，她慕荣华更羡权贵。她明白，钱不等于权，这些都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富不敌贵。顾维钧适时地向黄蕙兰求婚。

黄蕙兰虽对顾维钧存有好感，但想到他前妻留下的两个小孩，就犹豫了。她请教母亲，母亲希望女儿能打入欧洲上流社会出人头地，态度鲜明地支持她，认为顾做大官，有名气，可光耀门楣，再者顾肖猪，蕙兰肖虎，两人命造相合，琴瑟和谐，可白头偕老。可父亲黄仲涵坚决反对，理由是顾穷；且已婚两次，还有两个小孩。态度坚决，坚决到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顾维钧由驻美公使改任驻英公使，他们的婚期在筹备中。

1920年10月2日，他们举行了婚礼。黄蕙兰的嫁妆极其华贵：枕头上钉的是金扣绊，每朵花中镶一粒钻石；镶金餐具36套；顾维钧书案上的名片架也是金的，錾雕着“顾”字；母亲送给他们一辆高级的劳斯莱斯牌轿车……婚礼上高朋满座，场面之盛大与热烈，令黄蕙兰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因为顾维钧要出席11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他俩的蜜月是在赴日内瓦的旅途上度过的。这是黄蕙兰做梦也想不到的！外交官夫人的角色，并不只有靓丽风光。

新婚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黄蕙兰做诗，并试图与她调情。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的外交官轻佻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反问：“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男人喜欢她，女人更喜欢。

黄蕙兰成了外交官夫人后，形影相伴夫君频频出现在外交场合。她伶牙俐齿，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游刃有余。因为她年轻貌美，气质典雅，又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有时连顾维钧都自叹不如，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他们的两个儿子顾裕昌和顾福昌也先后出世。

1921年，施肇基（左三）、顾维钧（左一）及黄蕙兰（左二）在美国白宫门前

黄蕙兰不仅是顾维钧得力的助手，还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黄蕙兰为树立中国人的形象，凭借父亲的财力，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改造”顾维钧，从他的发型、穿着入手，以至教他跳舞、骑马，还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她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

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对黄蕙兰得体又细致的接待十分满意。在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谊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当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数黄蕙兰。”黄蕙兰终于圆了她少女时代就做的跻身于欧洲上流社会贵夫人的梦。难能可贵的是，黄蕙兰还热心投入华人的慈善事业。二战期间在伦敦，她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入遭敌人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日工作八小时，坚持了四个月之久。

黄蕙兰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在中国，她只不过是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是个爱摆阔的贵妇。可她的名头在欧美却更响亮。人们知道她是Madame Wellington Koo或者Hui-lanKoo。她一度是时尚东方女性的代表，有一阵子在欧美社交界是与宋美龄齐名的。据说有一次Vogue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她还力压宋美龄，得了第一。

作为外交官夫人，黄蕙兰无疑是出色的。但是，黄蕙兰毕竟是富家的娇女，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顾维钧曾对她说过：“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而黄蕙兰不以为然：“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顾维钧回京任职期间，她用父亲赞助的25万巨资，一举买下当年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故居，家佣20余名，风光至极。他们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珠联璧不合，有缘乏趣，以至情感渐离。

顾维钧是位敬业强人，对妻子的关怀自然少了一份，受惯娇宠的黄蕙兰怨言日多，并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黄蕙兰是天主教徒，认为感情的事是不能强求的，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日月流逝，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地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她从1920年到1956年，伴随着顾维钧度过了36年，其数恰与当年陪嫁的36套镶金餐具等同。两人平静地如同河水分流一样，自然地分手了。黄蕙兰晚年撰写《没有不散的宴席》，追述她的一生，以及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心态平和，有怨气，无恶语，尽显雅量。

黄蕙兰晚年寓居美国曼哈顿，坐享父亲给她的一笔50万美金的遗产。她喜欢养狗。一次歹徒入室，她被封嘴捆绑，性命岌岌可危时，仍说：“请不要伤害我的狗！”1993年12月，黄蕙兰是在生日华诞那天无疾而终的，子女围绕，就好像陷入熟睡，但再也没有醒来。

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顾维钧备尝酸甜苦辣。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但不久，突然受命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出任国际法庭副庭长。1959年秋，72岁时的顾维钧与54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

严幼韵，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之后裔，其父严筱舫曾是李鸿章幕僚。严幼韵是复旦大学第一批毕业女生，是位时尚的新女性。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其时髦可想而知。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Four，因而得有谐音绰号“爱的花”。

严幼韵的前夫杨光泩，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后入外交界，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委员，接办北京英文导报，创设中国法文杂志。1930年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馆兼驻欧洲特派员，后改任驻国际联盟会中国情报处长，后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严幼韵没被击垮，不但照顾好自己的三个女儿，还要兼顾其他七位外交官的遗孀贵孤。

因丈夫的工作关系，严幼韵与顾维钧相识较早。1945年，严幼韵和3个女儿来到纽约，不久出任联合国礼宾官，这是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了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点滴差错。她干得异常出色，成为一名杰出的女外交官。在顾维钧与黄蕙兰“冷战”期间，散局已定，严幼韵似乎成了“第三者”。黄蕙兰在回忆录中，提到顾维钧“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指的就是严幼韵。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加上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维钧与严幼韵交往日渐频繁，从相互心仪渐渐发展到心心相印，终于走到了一起。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不分彼此，一视同仁。顾维钧亲生的三子一女加上严幼韵亲生的三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健康成长，均有所建树。

严幼韵婚后即退休，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事上。为他准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顾维钧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输多赢少。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打完牌后，顾维钧往往会站起来，幽默地问：“我是赢了，还是输了？”然后倒在床上，进入梦境。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睡晚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

顾维钧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在96岁高龄时，终于完成历时17年、11000页的口述回忆录，这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顾德昌曾感动地说，如果不是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20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他视严幼韵为自己的最爱。顾维钧把爱的方舟停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在国内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顾、严两人经过了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严幼韵106岁时，身体依然硬朗，打破了宋美龄保持的民国政要夫人的长寿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