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万花筒
前十章是按主题编辑的,这部博客文集因此不同于博客本身——因为博客本身毫无结构可言。我们中有一人某一天决定写点什么,然后——点击一下!——文章就发布了。一篇帖子与前后的帖子均无关联。这往往令博客读起来有了万花筒般的特色——我们想在本章重现这种特色,本章无明显主题。说得不客气点(或者说得挑剔点),我们不过是发现书写到末尾,却剩下了一批并不相关的帖子——一堆杂七杂八的文章——于是决定将这些文章强行塞到一章里,这章可以尊称为“杂记”。这倒也不假。
肯德基排队有感
列维特
我从小便喜欢吃肯德基的鸡肉。我父母生活节俭,所以在我小时候,吃肯德基是很奢侈的事。每年大概有两次,在我的央求下,或许还要加上电视广告适时地煽动,我父母才愿意合家去吃肯德基。
我吃肯德基这么久以来,服务一直很差。
昨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和女儿阿曼达一起去,从我们进店那一刻到我们拿到食物离开,一共花了26分钟。餐厅内排队很慢,所以我们最后放弃了排队,去了得来速窗口。我们总算拿到了食物,但没有餐巾、吸管,也没有塑料餐具。这仍要好过我有一次去肯德基却得知鸡肉卖完了。
关于肯德基的恶劣服务,讽刺之处在于,在公司层面上,它们似乎是致力于提供优质服务的。昨天,柜台后的人胸牌上写着他是“为客疯狂之星”,诸如此类。这是肯德基“为客疯狂”策略的一部分。
几年前,我依稀记得它们将重心放在了全面质量改进上。还有一次,我记得它们在墙上张贴了一张单子,列出了所有员工都应该为之努力的十条客户至上服务箴言。
那么为何肯德基的服务仍然如此恶劣?我对原因做出了两个相互一致的假设:
1.肯德基的员工人数不足。下次去麦当劳的时候,数一数有多少员工。其值勤员工之多总是令我震惊,在生意繁忙的麦当劳一次看到15~20名员工并不算稀罕之事。肯德基的员工人数似乎要少得多。我认为昨天我去的时候,只有四五名员工。
2.肯德基的顾客比其他快餐店的顾客穷,而穷人不愿意花钱享受优质服务。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在穷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服务普遍很差。这是否因为穷人对服务不那么在意,我并不确定。我倒是知道,在我访问斯坦福的整整一年内,我几乎从未见过服务恶劣的现象,我一直认为这要归功于该地区富人居多这一点。
《每日秀》[注释<每日秀》纽约喜剧中心于1996年开播的深夜政治讽刺节目,乔恩。斯图尔特为节目主持]访后感
列维特
好吧,我捱过了上《每日秀》的经历。对这次经历随意做几点思考:
首先,乔恩·斯图尔特自然看起来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不论镜头前后,他一直很机智、务实、风趣。或许他有朝一日应该参加总统竞选,我会投票给他。他唯一的问题是个子不够高,美国人喜欢高个儿总统。
其次,坐在演播室里,无论你多么费尽心思地去尝试,也无法设想有200万人在观看你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我而言,是2000002人,因为我的父母平常不看,但昨晚看了)。如果是我这种天生反社会、害怕人多的人,这倒是不错。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绵延不尽的200万现场观众面前接受采访一定会更加紧张。
再次,电视——或许除《查理·罗斯访谈录》之外——对于宣传图书来说是非常拙劣的媒介。我的采访时间很长——6分多钟——但斯图尔特一直问我无法真正回答的刁钻问题(尤其是,他想让我解释回归分析法,但要在15秒钟内解释完)。《魔鬼经济学》的一个要点是,我们尝试向读者说明我们得到答案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凭空断言我们是对的。在电视上,根本没有时间遵循此道。
最后,我面对的观众迫不及待地对你所说的任何话语报以大笑或回应,这自然不错。(例如,不知为什么,我提到强效可卡因的时候,观众哄堂大笑。)但愿上午9点听我讲课的本科生也能有如此热烈的反响。当然,如果我所讲课程的娱乐性能有《每日秀》的1/10,我敢说我的学生也会有相当热烈的反响。
牙医的智慧
都伯纳
我很喜欢我的牙医赖斯医生。他年近古稀,或许甚至已经年逾古稀。说他熟悉口腔知识都算是谦辞了,但这并非我喜欢他的唯一原因。最近,他告诉我他解决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他年事已高,很多病人问他是否快退休了,他不喜欢这个问题。他这个人每周打两次网球,博览群书,满怀热情地时时关注纽约的文化和政治动向。因此,他没有一个接一个地劝阻别人别再问退不退休这种惹人厌烦的问题,而是发现了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向关心的人表明意图:他为办公室购买了新家具和新设备。突然之间,再也没有人问了。
尽管总是很害怕坐在牙医的椅子上,我却总能学有所获。昨天也不例外,我向赖斯医生请教蛀牙的病因——遗传还是饮食,等等——他却开始解释为何牙膏是一种名不副实的产品。赖斯医生告诉我,但凡说牙膏有预防蛀牙、美白牙齿等功效的说法都是一派胡言,因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并不允许将取得这种微小功效所需的成分用在儿童可以轻易获得的非处方产品中。(因此,他向我推荐一款类似果绿定的抗菌产品,这种产品虽然尝起来有浓重的异味,却显然能有效杀死引起蛀牙的细菌。)
昨天我了解到的另一件事要耐人寻味得多,也意义深远得多。他告诉我,总体而言,即便是在有钱的病人中间,蛀牙问题也日趋严重,尤其是中老年人群。原因呢?对心脏病、高胆固醇、抑郁症等疾病的药物依赖性越来越高。赖斯医生解释称,这些药物多会造成口干,而这是由唾液流受限引起的。由于唾液可以杀死口腔细菌,唾液不足则会导致细菌增加,进而造成蛀牙增多。若要在服用这些药物与避免蛀牙之间进行选择,我相信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服药——但我想多数人不会想到这二者之间会有关联。
不幸的是,我今天还得去看赖斯医生。至少我很可能会增长一点见识。
这么多狗屁是怎么回事?
列维特
去年,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所著的《论狗屁》一书成为书市黑马,甚至有一周的时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对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朋友来说,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商业成功。
该书的成功显然启发了其他的作者。
高尔夫运动员约翰·戴利本周出版了一部自传,名为《出入长草区的生活:你以为你所知道的有关我的所有狗屁背后的真相》。该书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即出版《魔鬼经济学1》的同一批人。我的姐姐琳达·金斯最初设想出书名“魔鬼经济学”时,他们对这个书名唯恐避之不及。我想现在他们的尺度已经放宽了一点。
然后是斯坦利·宾的《100个狗屁工作……以及如何得到它们》。该书也于本周出版。猜猜出版社是哪家?哈珀柯林斯!
然后还有两周前出版的《狗屁词典》。至少这本书不是哈珀柯林斯出版的。切勿将《狗屁词典》与《企业狗屁词典》混淆,后者出版于2月份。
然后还有《狗屁艺术家:“9·11”的领导力迷思》,平装本于3月份出版;《子弹、徽章与狗屁》也于3月份出版;《恶市的另一个狗屁夜晚》于去年9月份出版。
狗屁说够了吗?显然没有。
本月晚些时候即将出版《狗屁行业》(并非《行业狗屁词典》,不过弄混了也情有可原)以及《您的呼唤对我们至关重要:关于狗屁的真相》。
至少可以喘息几个月才会见到预计于明年9月份出版的《你好,经纪人撒谎了:以及你作为好莱坞电视编剧所听到的其他狗屁》。
我只能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如果奥巴马的从政才能可以匹敌其文采,他很快会当选总统
列维特
这篇帖子发表于2006年11月25日。大约5个月后,奥巴马宣布参加总统大选。我们历来所做的预测言中的不多,这便是其中之一。
这并非一篇政治博客。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我一直在读的一本好书恰好是政客写的。
我初次听说巴拉克·奥巴马是在选举年看到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人们在前院张贴的政治标语上。我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进过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但希望不大。我认为在当时,他在我家乡得到的拥护恐怕是他在整个州所能得到的仅有的支持了。我所住的城市奥克帕克的左翼倾向时常会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进入该市时,你会看到一条标语告诉你,你即将进入无核区。我认为要想赢得奥克帕克的民心,仅仅有个像“巴拉克·奥巴马”一样响亮的名字是不够的。
《芝加哥论坛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恰巧抽查到我的时候,我对参议院竞选并不关心。他们问我在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中,我会投票给谁?仅仅是出于同情和对芝加哥大学的忠诚,我说我会投给奥巴马。这样一来,民调结果出来后,他会得到一小部分选民的支持,不至于太过失意。几天后,看到报纸头版的民调结果,我大吃一惊:奥巴马在民主党初选中领先!(这当然远早于他受命在民主党全美代表大会发表主题演说之时。)
由于我对政治兴趣寥寥,我不太关注参议院竞选(最终结果是,奥巴马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击败的——不是别人——正是艾伦·凯斯[注释])。我确实看过他的两次演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演说和获胜当晚的受命演说。这两次,我都感觉到他仿佛是施法控制了我。他开口的时候,我心甘情愿相信他。我不记得有别的政客对我产生过这种影响。一位朋友认识奥巴马,也认识鲍比·肯尼迪[注释],他说遇到奥巴马之前,他从未见过这么像肯尼迪的人。
无论如何,这一切不过是我捡起他的书《无畏的希望》并惊艳于其文采的漫长序曲。他的故事时而令我开怀大笑,时而令我泪如泉涌。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在书中画线,以便将来能迅速找到其中的精彩段落。根据认识他的熟人,我也几乎可以确定整本书都是他自己写的。如果今年圣诞节你不打算买《魔鬼经济学》送礼,那这本书也是不错的送礼选择。
我想,我本不应如此惊讶于其文采,因为两年前,我读过他的处女作《我父亲的梦想》,并且也为之折服。但这本处女作写于他产生政治抱负的15~20年前,与其不同,我以为这本新书会是烂书,很少有书能像这样出乎我的意料。此外,我也应该强调,并非他所有的政治主张我都赞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读这本书。
假如他能像影响我一样影响他人,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未来的总统。
医学与数据不可混谈
列维特
最近,我的几位朋友想借助生育疗法怀孕。付出高额费用后,更不用说由此造成的痛苦与不便,6颗卵子在取出之后进行了受精。这六个胚胎随后接受了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PGD),这个过程花费5000美元。
PGD检测出的结果糟糕之极,4个胚胎被确定为完全无法存活,另两个胚胎缺少关键基因序列,这表明着床会导致自发性流产或胎儿有严重的先天缺陷。
这一悲惨结果仅剩的一线希望是,后一种检测有10%的假阳性率,意即两个胚胎中有一个可以存活的可能性尚有10%。
所以实验室再次进行了检测。这次得出的结果仍然是关键基因序列缺失。实验室告诉我的朋友,两次未通过检测表明两个胚胎有一个可以存活的概率仅为10%。
我的朋友——要么是因为他们是乐天派、人傻,要么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数据的了解要远胜于负责检测的人——仍然决定继续进行,又花了不少钱,将这些几乎肯定毫无用处的胚胎着床。
8个月后,我很高兴地宣布,他们产下了一对漂亮、完全健康的双胞胎。
据实验室称,发生这种事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天降奇迹吗?我看非也。虽然对检测一无所知,但我猜在对同一胚胎重复检测两次的情况下,检测结果肯定呈正相关,而同一批的胚胎想必情况也是如此。
但医生按照不相关的情况对检测结果进行了解读,导致他们太过悲观。正确的概率可能最高为十分之一,或约为三十分之一。(或者整个检测都是无稽之谈,概率其实是90%!)
无论如何,作为最新发生的例子,这再次说明了我为何从不相信医学领域的人所提供的数据。
我最喜欢的一则故事与我的儿子尼古拉斯有关。
在怀孕初期,我们做了超声波检测。检测医师说虽然时候尚早,但他认为他可以预测胎儿是男是女,看我们想不想知道了。我们说,“想,我们当然想知道。”他告诉我们他认为胎儿是男孩,但并不确定。
“你有多少把握?”我问道。
“大概一半一半吧。”他回答道。
如果你喜欢恶作剧……
都伯纳
……那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恶作剧相当巧妙:将一份伪造的研究材料发给一位你讨厌的传记作家。在本例中,传记作家是A.N.威尔逊。他当时在写一部有关诗人约翰·贝杰曼的著作。威尔逊用了这封伪造的信件,后来才发现信是伪造的,但为时已晚——而且信中每句话取首字母,顺序排列,可拼出以下这句有趣的信息:“A.N.威尔逊是屎。”
这令我想起了我在新闻业的第一份工作——在《纽约》杂志社做助理编辑。每周有一两次,我的职责是加班审阅截稿前的版面校样,以确保编审、文字编辑或制作编辑没有漏掉任何错误。最重要的事情是确保“首字下沉”(即杂志文章每节段首的大号大写字母)没有意外拼出有冒犯意味的词语。某日晚上,在校对一篇有关乳腺癌的文章时,我发现前四个首字下沉为T、I、T和S[注释],我们改掉了。
从优秀到卓越……到不及格
列维特
我几乎再也没有读过商业书。多年前,在返校读博之前做管理顾问的日子里,我读得够多了。
然而,上周,我捡起了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该书是出版界的一大奇迹,自2001年出版以来,该书已经达到了数百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有每年30万本的销量。该书大获成功,以至于7年后,精装本仍在流通。多年来,我一直对这本书有所耳闻,但从来没有读过。总是有人向我问起,我想我应该看一看了。
该书重点讲述11家原本中规中矩、后经变革达到卓越的企业——此处对卓越的定义是,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股票大幅领先于大盘及其竞争对手。这些企业不仅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也具备能使之“基业长青”(柯林斯此前一部著作的书名)的特质。
讽刺的是,在我开始读这本书的同一天,11家“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之一——房利美——登上了商业版的头条。房利美似乎需要由联邦政府出资救济了,如果你在《从优秀到卓越》出版前后购买了房利美的股票,你的初始投资已经缩水80%以上。
另一家“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是电路城公司。投资电路城公司也会赔得倾家荡产,其股价已经下跌了80%或80%以上。
11家企业中有9家多少可以算是毫发无伤。其中,纽柯钢铁公司是唯一一家自该书出版以来大幅领先于大盘的企业。雅培公司和富国银行业绩尚可。总的来说,由“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组成的投资组合似乎表现不如标准普尔500指数。
我依稀记得有人对彼得斯和沃特曼的经典著作《追求卓越》所重点介绍的企业做过分析,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这一切有何启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不多。
这些商业书籍多为事后诸葛:何为企业的成功之道?未来向来叵测,而了解过去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些商业书籍所隐含的信息是,这些企业所遵循的原则不仅在过往助其取得成功,也令其处于长盛不衰的地位。
如果这最终并未成真,这些书籍的基本前提便令人生疑了,不是吗?
这篇帖子发表于2008年。截至本文撰写之时,房利美的交易价格从2001年每股近80美元下跌至每股仅略高于2美元,电路城已经破产。其他“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自2008年以来的表现可谓喜忧参半。有的大幅上涨(克罗格公司和金佰利公司),有的则严重下跌(必能宝公司和纽柯公司),而11家企业中有两家——吉列公司和沃尔格林公司——(分别与宝洁公司和博姿公司)进行了企业合并,并大获成功。
放上帝一马
列维特
不久前,我在博客中写过,每三本书中就有一本的书名中含有狗屎这个字眼。所幸,这股潮流平息了。在去年出版的书中,我只能在亚马逊上找到两本书名带有狗屎字眼的书。
现在,似乎对上帝穷追猛打才是大势所趋。丹尼尔·丹尼特用《打破魔咒》一书掀起了这股潮流,理查德·道金斯紧随其后出版了畅销书《上帝的幻觉》。然后,是维克托·斯滕格的《上帝,失败的假说》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
接下来呢?约翰·艾伦·保罗斯(《数盲》的作者)的《反宗教》。我喜欢的一点是,该书的出版日期是12月26日。还有更合适的日期吗?
我不信教。我对上帝不做太多思考,除非我手头紧、需要特别开恩。并无特殊理由让我以为他会显灵,但我有时仍然会试一试。除此之外,我对上帝并无太大兴趣。
我的兴趣肯定不会浓厚到让我出门去买书,了解为何我不应该信仰上帝,即便作者是丹尼特和道金斯这种令我十分倾慕的人。假如我信教,我认为我更有可能特意绕路避开告诉我信仰有错的书。
那么是谁让这些反上帝的书成了畅销书?对上帝嗤之以鼻的人是否对向他们重申原因的书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是否仍有许多人尚未对此下定决心,愿意接受劝导?
让我换个说法来解释这个观点:我理解为何抨击自由派的书会大卖。这是因为许多保守派憎恨自由派,抨击保守派的书会大卖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没有人会著书立说称观鸟是浪费时间,因为非观鸟者很可能赞同这点,但并不愿意花20美元去读这种书。由于对上帝恨之入骨的人很少(至少在我生活的群体中如此),我很惊讶反上帝的书居然没有像反观鸟者书那样令人昏昏欲睡。
我为何喜欢写经济学家
都伯纳
多年来,我有机会写很多有趣的人。关于宗教信仰,我母亲有个非同寻常(且久未讲述)的故事可以讲述。我采访过大学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橄榄球大联盟的一年级新秀、只偷纯银制品的奇特飞贼。
但近来,我一直在写经济学家——同经济学家史蒂夫·列维特合作则带来了最丰硕的成果。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原因如下。
像我这样的非小说类作家,接受过新闻学和文学的培训,受制于所写对象所透露的内容。没错,关于一个对象,我可以获得很大的写作自由——例如,如果泰德·卡辛斯基不愿意讨论对自己的审判,有很多其他人会开口——但我严重受制于人们愿意向我透露的内容和透露的方式。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多数人一旦要被写到纸上,就会努力表现出好的一面。他们讲述体现自己善良、高尚或无私品格的故事,有的人比较聪明,则会以自谦来体现自己的杰出。这让作家处于难堪的位置——要依靠真假难辨,或许并不完整、有意歪曲事实的传闻。
这就是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他们不会用传闻来添油加醋,而是用数据来判断真伪,至少目标如此。有的真相听起来逆耳。我写过经济学家罗兰·弗赖尔后,他因低估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伤害而遭到了黑人学者同仁的抨击。史蒂夫·列维特与约翰·多诺霍合作研究了“罗诉韦德案”与暴力犯罪率下降之间的关联,引起了持各种政见之人的反感。
但对我这样一名作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天赐之福——这种世界观的前瞻性和公正性都胜于新闻学典型的视角。
列维特常说,道德代表着人类所青睐的世界运转方式,经济学则代表着其实际的运转方式。我智力有限,无法成为列维特和弗赖尔这样的经济学家,但我有幸找到了一种渠道,借用他们的头脑满足我的求知欲。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我和列维特的才能是互补的。和多数经济学术语一样,这个字眼本身很难听,但和许多经济学原理一样,这种概念很伟大。
当女儿消殒
迈克尔·列维特
史蒂夫·列维特写道:
我的姐姐琳达于今夏过世。论爱女之深,无人可以敌得过我父亲迈克尔对琳达的感情。对于现代医疗对治愈其身患癌症的爱女所能起到的作用,我父亲身为医生,从一开始便保持着很现实的态度。即便期望值很低,他仍然震惊于她在医疗系统内的就诊过程最终竟然毫无作用——实际上还适得其反。以下,是我父亲对我姐姐的就诊经历亲笔写下的辛酸叙述。
“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些不中听的消息。核磁共振显示我有两个脑瘤。”这句晴天霹雳是原本健健康康的50岁女儿发给我(一个上了年纪的执业肠胃科医生)的电话留言。由于连续一周走路不稳,她刚刚接受了脑部核磁共振检查。我这个人杞人忧天、态度悲观,担心核磁共振可能会查出多种硬化症。即便胡思乱想如我,转移性脑肿瘤也超出了我的意料。当天是2012年8月9日。
出于不明原因,我的女儿由救护车转至一家本地的公立医院。在一个小时内,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已经将我的女儿升级为需要救护车的病例,将我变成了一个惶恐不安、忧心忡忡的父亲。全身性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显示颈部、肺部和肾上腺都出现了多余的肿瘤,肝脏也可能受到波及。我们联系了当地的一名肿瘤科医师,颈部肿块接受了活组织检查,我的女儿获准出院等待活检结果。四天后,活检结果显示有非小细胞肺癌。我们得知,在无吸烟史的年轻女性身上,这种肿瘤有时是优异基因型,因而易于由化疗治愈。网上搜索显示,优异基因型很罕见,也“易于治愈”——肿瘤科所用的相对概念之一。
一句希腊谚语劝诫称:“人不至死,不得安乐。”我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一种灾难现在看来可能要成真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很难过,妻子质疑我们将来究竟是否还能再快乐起来。
我的女儿需要对脑瘤进行局部治疗,接受全身化疗。她和丈夫选择在一家偏远的转诊中心接受护理,她立即在转诊中心看了一名神经肿瘤科医生,而正电子断层扫描证实了肿瘤已扩散开来。第二天,对两个主要的脑瘤进行了伽马刀手术治疗,一个位于小脑,一个位于前额叶。首次发现脑损伤的9天后,她表面上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健康(地塞米松减轻了步态不稳的症状),离开了转诊中心。我暂时又开始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了。我的女儿等着去转诊中心复诊,和肺部肿瘤科医生商量化疗的事。虽然我每天都和她发短信或通话,对于5天后看到的情形,我仍然毫无准备。现在,她露出了病容。她声音沙哑,稍微一动便呼吸短促,颈部的肿块似乎已经膨胀了一倍。此时,转诊中心告知我们对肿瘤重新进行染色分析显示,病发于甲状腺,而不是肺部。我们取消了与肺部肿瘤科医生的预约,见了一位内分泌肿瘤科医生。他推荐进行肾上腺活检,以确定转移性肿瘤的分类。不论病发组织为何,显然都有一头基因改变的猛兽在我女儿的体内肆虐。
除了她的两个弟弟妹妹、我的部门主任(以解释我的旷工行为)和一位为我代班做病房主治医师的老朋友之外,我女儿生病的消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种讳莫如深的行为是因为我惧怕公开讨论家人的健康问题,而且我知道我的泪腺会失控。我知道一旦有人向我问起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哭出来。上了年纪的医生不应该泪如泉涌地走在医院大厅里。相反,我了不起的好女儿却是自控的典范,没有落泪,也没有怨言。我怀疑她已经接受了体内肿瘤很可能会带来致命后果这一点,为了取悦自己的丈夫、儿子和父亲,才会忍受所有这些围着她团团转的医疗检查。这是由网上信息造成的结果,还是因为我虽未付诸言表,却也将自己的消极情绪传染给了她?
离开转诊中心时,她看起来还算健康。6天后,她乘轮椅返回,静止不动的时候也呼吸短促,说话只能低声耳语。在室内空气中,她的血氧饱和度达到了90%。由于她没有喘鸣,呼吸问题显然反映出肿瘤已经侵入肺部。在肾上腺活检之后,她的丈夫从术后观察室回来,称她脉搏很快。此前,我一直袖手旁观,但现在要进行干预了。我觉得她的脉搏加快、心率达到145/分左右显然是不正常的。我告诉护士,我怀疑有心房颤动,建议进行心电图检查,并立即中断静脉注射生理盐水。拍摄心电图必须叫来快速反应小组,小组到场后,心电图显示确实有心房颤动,β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阻滞剂减缓了她的心率。用5升氧气瓶吸氧后,她的血氧饱和度此时降至86%。她的肺部功能已经在8个小时的时间内恶化,可怕的肿瘤是否能如此迅速地扩散?对我来说,心率控制的心房颤动只是她病情迅速恶化过程中的一个小问题。对于快速反应小组的年轻成员来说,新发的心房颤动却是病症所在。我想进行肺动脉摄片以排除肺动脉阻塞,并取得足够的氧气瓶,带她回家,但二者均须转诊至急诊室。我知道这次转诊会将我疲惫不堪的女儿拖入更加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旋涡,包括重复检查病例、体检、静脉切开术,等等,但我们默许了。肺动脉摄片显示肺部有巨型肿瘤,没有肺动脉阻塞。内分泌肿瘤科医生在急诊室里为她看了病,耐心地解释称需要确定肾上腺肿瘤的分类,以指导治疗。我的女婿问是否能立即开始治疗,回答是不治疗总好过错误的治疗。她预定于4天后返回转诊中心,开始接受化疗。我担心不会再有复诊了。
在回家之前,推荐住院过夜,以便“观察”和休息。50年的从业经验让我懂得,在教学医院住院并不便于休息。有多少病人想出院休息,我已经数不过来了。然而,我担心她没有辅助供氧,捱不过回家的路。
由于住院期间发生的一切——几名住院医师的病历检查和体检、更多的验血、似乎每隔30分钟就有一次的生命体征检查——她很少休息。我努力介入其中——不要超声心动图、不要抗凝疗法、不要心脏咨询、限制生命体征测试,等等。但到上午8点,她和她彻夜在病房陪护的丈夫已经精疲力竭。
我的女儿女婿想立即出院,但出院需要主治医师的诊断。大约上午10点钟,我截住了主治医师,解释称我女儿有广泛的转移性癌症,所需要的仅仅是立即带家庭输氧出院。我们得到保证说,输氧和出院所需药物会尽快提供。3个小时后,我们还在医院里。在周末设置家庭输氧很难,而药房在按处方抓一种常用药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在他们领到处方一个半小时后,我第三次去医院药房,得知还要30分钟,药才能准备好。我问将30片药装进瓶子里究竟能有多难,辱骂了整个医药界。
下午两点左右,输氧和药物都备齐了。阻碍我们离开的唯一障碍是,我女儿担心自己在回家的路上会大小便失禁。她需要一片失禁尿片。然后我便化身为演员,上演了医院每天一定屡见不鲜的情景。在护士站,我解释了情况。护士说她会拿尿片的,但先得打个电话,电话似乎没完没了(实际上,很可能只有三四分钟)。随后,她开始做文书工作时,我好声好气地提醒她我们需要尿片。她回答:“我要照顾的病人不止你女儿一个人,列维特医生。”当然如此,但我只关心我女儿的福利。我们最终总算离开了医院,无疑当之无愧地留下了这家人很难对付的名声。
回到家后,她的情况继续恶化,而且显然无法经受再次回到转诊中心的路程。他们安排好让当地的肿瘤科医生进行内分泌肿瘤科医生推荐的化疗。我的女儿已经无法开口,我们每天发短信交流。在她接受第一次化疗的前一天(距离第一次核磁共振只过去了18天),我们互发了如下短信。
“如果化疗不起作用,你一定要结束治疗。”
“乐观一点,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算是答应了吗?”
“是的。”
究竟要怎么做,我尚不清楚,但我打算履行诺言。
第二天早晨,我的女婿告诉我她无法下床,每次进食或喝水都会咳嗽和喘气。此时,这头“猛兽”已经摧毁了她的吞咽机制。显然,化疗对她并无益处,她也无力承受。我和当地的肿瘤科医生谈了谈,后者同意由救护车送入医院,想必会接受舒适护理。然而,救护车司机断定,按照她的情况,必须送入最近一所医院的急诊室(比公立医院近不到10分钟的路)。我知道她在本地的急诊室里得不到舒适护理。我和救护车司机商量,强硬地告诉他我想把女儿送到哪里。接下来,我便听到她去了最近一所医院的急诊室。我赶到的时候,她又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测,CT血管造影再次显示巨型肿瘤已经侵入肺部,且无肺动脉阻塞。她此时呼吸短促,正在使用双阳压呼吸器,吸100%的纯氧。她随后被转诊至公立医院,到达后,我女儿立即问我要东西,我相当吃力地判断出应该是碎冰。我问护士要碎冰,她的回答是,没有医嘱,什么都不能“使用”。我告诉她我就是医生,我想让病人用碎冰。她告诉我我不是入院医生,无法下达医嘱。她无视我的请求,不肯告诉我制冰机在哪里。
她的肿瘤科医生几分钟后到场。胸部断层扫描显示,她肺部的未分类肿瘤已经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扩张了一倍。与她丈夫商量过这种无可救药的情形后,在一位临终关怀医师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提供舒适护理。她得到了碎冰,摄入了吗啡。约4个小时后,她进入安详的昏迷状态,于8月29日上午6:30去世,此时距离初次核磁共振显示她患有脑瘤仅过去了20天。
做这份简要记录的目的不是抨击医疗工作。虽然我同非医师人员有过几次争执,但负责护理我女儿的医师无一例外均善解人意,无私地投入时间。每个人都竭尽所能治疗她来势汹汹的癌症病情。相反,我只是想讲述我作为父亲和医生眼看自己女儿死于癌症的经历。她的就诊经历证明了医疗的局限性。在分子生物学时代,最有价值的药物却是吗啡这种近两百年前就已问世的药物。
虽然心情沉痛,我仍能讲述我女儿患病期间所发生的事件,而我的万念俱灰和丧女之痛却难以言表。
琳达·列维特·金斯(1962——2012年)
列维特
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宣布,我亲爱的姐姐琳达·列维特·金斯在与癌症做过短暂却勇敢的抗争后,已于上个月去世,享年50岁。
我坐下来想悼念琳达,产生的第一个本能却是打电话给她,让她为我代写。几乎在我这一生中,一旦遇到需要斟词酌句的事情,我总是会这样做。
在这方面,最为人所知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我和都伯纳的一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这本书漫谈各种话题,却无统一主题。出版商、都伯纳和我本人列出了大约15个拙劣的书名,便灵感枯竭了。我把握十足地认为琳达一定知道答案。
不出所料,不消几个小时,她便答复了一个可用的书名:“魔鬼经济学。”我很喜欢,都伯纳游移不定,出版商恨之入骨。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我们给你们的图书合同太重要,不能取《魔鬼经济学》这种书名!”不过,最后还是《魔鬼经济学》脱颖而出。这也是件好事,若是没有琳达想出的好书名,我怀疑根本不会有人读这本书。这个书名是个奇迹。
《魔鬼经济学》并不是我头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得益于琳达的才华。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是我七年级、她十二年级的时候。我是你所能想见的最书呆子气、最不善社交的小孩,她决定将我当作一个项目进行实验。和现在一样,当时的我也还算机灵,知道要听她的话。我们变得像挚友一样,她令我焕然一新。她改变了我的服饰。她(和善地)向我解释我的性格多么惹人厌,还帮我塑造了新的性格。她向我介绍了很“酷”的音乐——那年,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的第一张专辑是U2的《男孩》。被她教导了几年后,我令人刮目相看。此后四五年的时间里,我仍然没有约到过一个人,但我相处起来有意思多了。翻阅旧剪贴簿时,我发现了她那年写给我的一张纸条,这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她的思考方式:
亲爱的哼唧小宝宝:
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看七年级女子里,一个可爱的小样本你都还没有勾搭上。你怎么能抗拒得了她们暗藏的诱惑力?她们就像是罗蕾莱[注释萝莉莱,德国莱茵河上的一块礁石,有会唱歌的女郎坐在礁石上。常常用她的销魂歌声引诱水手意乱情迷而投入水中]上的塞壬女妖!看到这些令人情迷意乱的少女休息(即上数学课),想着异性的种种美好品德,脸颊上掠过天然的腮红,你难道不会小鹿乱撞吗?好吧,继续努力。
你的姐姐
琳达
在中学时,所有学生都需要背诵一篇小故事或诗歌,在全班面前朗诵。每班选出两名获胜者,“可以”在满满一礼堂的人面前做演讲。我是个几乎一言不发的孩子,没有比公开演讲更令我恐惧的事了。我向琳达请教,她告诉我一切包在她身上,她为我选了一个言辞诙谐、轻松愉快的故事。她和我一起练习,指导我读每个句子。但她知道这还不够,她选择的文章是由女孩讲述的,所以她从她的旧连衣裙里翻出一件我穿起来合身的。然后,她拿妈妈的一套金色假发戴在我头上,并教会我行屈膝礼。她宣布我准备好了。我听话地穿着女装,按照她的想法发表了演讲,这很能体现我对她的信任。我被推选出来,在人满为患的礼堂里表演。尽管有种种困难,班里最害羞的孩子却男扮女装,捧杯回家。此后,我再未怀疑过她——我对她言听计从。
她不忙着操纵我这个牵线木偶时,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大学毕业后,她拿到了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的新闻学学位。她进入了广告业最富有创意的领域,在芝加哥最顶级的广告公司之一谋得一职。在拍摄她所编写的第一个广告时,她觉得其中的勾当很有意思,便就此为《广告时代》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她第二天便被解雇了,但事后证明,这是一次不错的职业变动。几天内,她便被同市的竞争对手聘用了,还获得了大幅的涨薪。
最终,她厌倦了广告业。1995年,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打算创办一家互联网公司。她的想法是,收购大罐的制皂用香精,分装成小瓶,贴上花哨的商标,在网上转卖。这似乎是我听过的最扯的歪点子。首先,1995年,没有人在网上卖东西挣钱。其次,肥皂生产商数量不足,怎么可能挣大钱?我们都力劝她不要浪费时间。17年后,她创办的这家www.sweetcakes.com仍然是一家蓬勃发展、盈利颇丰的企业,这一直令我惊讶不已。后来,她创办了第二家网上企业,www.yarnzilla.com。《魔鬼经济学1》出版后,我创办了一家小型的咨询公司,公司后来发展为“至善”。琳达担任首席创意总监,她独特的精神气质感染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取得这一切成就的同时,她和她的丈夫道格还培养了你所能想象的最乖巧、待人接物最自如、最招人喜欢的17岁男孩——他们的儿子赖利。(琳达将男孩培养成男人的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纯熟,因为即便在中学时接受过她的改造,我和赖利相比,也根本不值一提。)除了道格和赖利,她还抛下了她的父母雪莉和迈克尔、她的妹妹珍妮特和我,以及许多永远看不够琳姑姑的侄女和侄子。
每次琳达走进房间,她毫不费力便能成为焦点。“至善”的一名员工以前从未见过琳达,他走进会议室,所有同事都“笑得合不拢嘴”。他问为什么,回答是,琳达正在那里接受朝拜。
她傲人的才华与创造力更加突出了她走后留下的空洞。
琳达,我们都很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