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何日宜抢银行
我们总是为犯罪着迷——并不一定是以身试法，而只是加以研究。在《魔鬼经济学1》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我们认为堕胎合法化是造成20年后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我们对犯罪的钟爱差点让我们登上一部网络电视剧，险些将我们其中一人送入关塔那摩湾监狱，这也是本书书名的灵感来源。
何日宜抢银行
都伯纳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有个人在纽约抢了6家银行，但犯案时间全部是周四，但文章对为何选择这一天的理由并未说明。或许劫犯对银行的营业方式略知一二，或许他的占卜师告诉他周四是吉日，或许仅仅是周四符合他的时间表。
无论如何，这都让我想起了最近去爱荷华州时听到的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位名叫伯尼斯·盖格的本地银行职员，1961年，她因多年挪用200多万公款而被捕，银行的老板是她父亲。据说，伯尼斯为人慷慨，不少赃款都赠予了别人。她被捕后，银行也破产了。她锒铛入狱，5年后获得假释，搬回与父母同住。
据说，盖格被捕之时，已经疲惫不堪。为什么？因为她从不休假。事实证明，这是她犯案的关键一环。据说——这是由一名退休的苏城警察告诉我的，但我尚未能查证真伪——她从不休假的原因是，她负责登记两套账目，不能冒险让临时顶替他的员工发现她挪用公款的行为。
据该名警察透露，最有意思的部分是，盖格出狱后，就职于一家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协助制止挪用公款的行为。她最大的贡献是找出不休假的员工。事实证明，这一简单的衡量标准对制止挪用公款行为有着极强的预测能力。如同作弊教师和串通一气的相扑力士，窃取银行财产的人有时也会留下有迹可循的模式，将矛头指向他们，无论是不休假，还是连续周四作案。
这一切让我对抢银行的总体数据心生好奇，或许周四确实是最宜抢银行的日子？
据联邦调查局统计，美国每年发生约5000起银行抢劫案件。周五无疑是工作日中最繁忙的一天（周末的抢劫案相对较少），每年有1042起抢劫案发生在周五。排在其后的依次是周二（922起）、周四（885起）、周一（858起）和周三（842起）。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中任何一天的成功率高于其他几天。
此外，劫匪似乎并不十分擅长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上午发生的劫案收获的赃款要远多于下午的劫案（5180美元对3705美元），但银行劫匪更倾向于选择下午作案。（或许他们喜欢睡懒觉？或许他们要是能早点起床去工作，就不必去抢银行了？）一般而言，美国的银行劫匪抢劫成功后的平均所得为4120美元。但他们的成功率却不如我原本的预期：他们在35%的情况下都遭到了逮捕！所以这名新泽西的劫匪能连续6次在周四作案，已经领先于同行了。
英国的银行抢劫成功率与美国不相上下，但英国劫匪的总体所得要高出很多。经济学家巴里·奥赖利、尼尔·里克曼和罗伯特·威特掌握了一组来自英国银行家协会的数据，依据对数据的分析写了一篇论文，论文刊登在皇家统计学会会刊《意义》上。他们发现，所有银行劫案——包括抢劫未遂案件——的平均收益约为30000美元。他们指出，多人合伙抢劫的赃款所得往往高出很多。一般而言，在普通的劫案中，每名劫匪的所得约为18000美元。所以这远高于其美国同行。但同样，被捕的概率很高。因此，作者总结道，“坦白地说，平均每起银行劫案的收益一文不值”，而且“作为一个牟利性的职业，抢银行仍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
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抢银行的吉日，答案似乎是……没有吉日。当然，除非你恰好已经在作案了。但即便如此，代价仍然很高——因为你可能会永远失去休假的权利。
中国的实际犯罪率是多少？
列维特
当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犯罪率非常低，谋杀率约为美国的1/5。据官方犯罪率统计，所有类型的犯罪都很罕见。中国当然让人很有安全感，我们走过富人区和贫民区的街道，我自始至终没有片刻感受到威胁。涂鸦的痕迹完全无处可寻，我以为我总算在上饶市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处涂鸦，结果却发现，桥上用喷漆涂写的标语只是政府在警告任何人在桥下随地大便都会遭到重罚。
但仍有各种各样的奇怪行为似乎显示某些犯罪确实是大问题。
首先，人们似乎对假币的风险有执念，我们的导游觉得有必要教我们如何辨认假币，每次我用现金买东西，老板都要用各种各样的花招来验证纸币的真伪。
其次，从我们所住的一些酒店退房的时候，要耽搁15分钟的时间，等一名酒店员工去检查腾出的酒店房间。我推测这是为了检查被盗的表、毛巾和迷你酒吧物品。（我有可能误解了他们检查房间的理由，我同样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丢失一张房卡要罚15美元的费用，酒店办一张房卡的费用不可能超过几美分。）
再次，但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会闯入的某些地方（如孤儿院）却由警卫室和金属闸门守护着，闸门必须向后开启，车辆才能驶进。我认为闸门不是为了将孤儿关在里面，但若说目的果真如此，也有可能！
再次，在我们乘坐的列车上，他们在我们上车时、乘车时都检查了车票，出站时也要求我们出示车票。
最后一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公共厕所内一点厕纸都不配备，连较为高档的餐馆也是如此。或许又有什么东西我没注意到，但我的印象是厕纸是非常昂贵的商品，且留在公厕内一定会被偷。
切勿提醒罪犯他们是罪犯
列维特
长久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对启动效应[注释启动效应，指由于之前受到某一刺激的影响而使得之后对同一刺激的知觉和加工变的容易的心理现象]的作用争执不下，即微妙的暗示与提醒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力量。例如，有多篇学术论文发现，如果你让一位女性写下自己的名字并圈出自己的性别，然后接受数学测试，她的成绩会远低于只让她写名字的情况。其理论是，女性自认为不擅长数学，将性别圈出的行为提醒了她们自己身为女性，理应不擅长数学。我一直对这些结果将信将疑（在我和罗兰·弗赖尔与约翰·利斯特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我也确实没能复制这些结果），因为性别是我们身份认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难相信女性是女性还需要我们提醒！
有一项很有意思的新研究名为“坏小子：罪犯身份对欺诈行为的影响”，在研究中，阿兰·科恩、米歇尔·安德烈·马雷夏尔和托马斯·诺尔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启动效应现象。他们去一家重度警戒监狱，让囚犯在私下里掷硬币，然后上报硬币为“正面”的次数。他们掷出的“正面”越多，所得到的金钱奖励就越多。虽然作者无法辨别任意一名囚犯是否诚实，但他们知道平均下来，掷出“正面”的概率应为一半，所以他们可以估算出总体的欺诈行为有多严重。在进行研究之前，他们让一半的囚犯回答“罪名是什么”这一问题，让另一半回答“平均一周看多少小时电视”这一问题。结果被问到罪名的人上报的“正面”概率为66%，而被问到看电视时间的人上报的“正面”概率“仅”为60%。
相比于普通人，囚犯的欺诈倾向有多高？他们让普通公民参加同样的游戏，硬币掷出“正面”的概率为56%。
那么对罪名提出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影响呢？相比于出现启动效应的囚犯所做出的行为，被问到看电视时间的囚犯所做出的行为实际上更接近于普通公民。
作为经济学家，我痛恨启动效应会产生影响的理论。作为实证主义者，我想我最好习以为常。
真正的罪犯如何评价《火线重案组》？
素德·文卡特斯
对于《魔鬼经济学1》的读者来说，素德·文卡特斯已经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了。在芝加哥读研究生时，他在一个贩毒团伙内混迹了数年之久。这项研究构成了我们书中一章内容的基础，这一章名为《为何毒贩还在与母亲同住？》。他此后继续做着引人关注的研究，从经济学范围内最低端的话题到最高端的话题无不涉及，并经常将这些研究写在“魔鬼经济学”的博客上。
自从开始看HBO（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拍摄的《火线重案组》以来，我一直感到这部电视剧在展现现代城市生活方面相当写实——不仅是帮派与毒品的世界，还有黑社会与市政府、警察、工会等几乎各方势力的联系。当然，它与本人在芝加哥和纽约所做的实地研究相符合，且远远优于多数展现内城区与城市生活面貌相交织的学术和新闻报道。
几周前，我将几位颇有威望的街头人物叫到纽约市区，请他们观看这部电视剧的最新一季。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质量控制方式了。
看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在“闪光”位于哈莱姆区的公寓集合。“闪光”现年43岁，一半为多米尼加血统，一半为非裔美国人血统，曾管理一个帮派长达15年之久，后因贩毒罪名入狱服刑10年。我邀请了和“闪光”相似的年长之人，多数都已经从毒品交易中金盆洗手，因为他们和流氓警察、恶棍政客等类型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比较多，正是这些人让《火线重案组》如此引人入胜。他们亲切地将我们的聚会称为“恶棍与小表”。（“小表”——“表弟的简称——指的是我。）
现场有充足的爆米花、排骨、劣质的本地啤酒和抹辣酱的炸猪皮。猪皮显然是美国恶棍的最爱，很快就吃完了，所以现场一名排行较低的帮派成员被派出去再买几袋。
以下是对当晚亮点的仓促总结：
1.“邦克”受贿了。令我大失所望的是（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角色），整个屋子的人一致认为，邦克有罪。用“闪光”的话来说，“他太精了，不可能没拿好处。我对他没有意见！但他绝对和这些街头混混串通了。”很多人从以前的剧情中见识了“邦克”作为警探的实力。开场时，他巧妙地诱使犯人招供，这让他们进一步确信“邦克”太精了，不可能什么都没隐瞒。
2.第一个预测：麦克纳尔蒂和“邦克”会反目。对“邦克”探案工作的观察导致大家得出了第二个一致同意的看法，即麦克纳尔蒂或“邦克”会被拿下，遭到枪击、逮捕或谋杀。这与麦克纳尔蒂和“邦克”将产生冲突的观点密切相关。理由嘛，所有人都认为马洛、“建议”乔或其他地位较高的帮派头目肯定同两名警探中的一人有密切关系（目前原因不详）。“否则，”来自新泽西州北部的前毒品供应商“酷J”说，“他们绝不可能在假日酒店见面！”住在布鲁克林区的前帮派头目奥兰多认为“邦克”和麦克纳尔蒂的野心会相互阻挠。“他们有一个会被拿下。要么是白人小子喝醉酒，就因为喝高了所以开枪打死了什么人，要么是‘邦克’为了破案出卖他！”
3.暴发户马洛在合作会议上质疑老资历的“建议”乔时，众人爆发出最大的吵嚷声。“要是‘建议’乔有种，他24小时内就会没命！”奥兰多吼道，“但写这部剧的白人老是喜欢让这些不知好歹的角色活着。他要是在纽约东部，绝不可能活过一分钟！”随后，他们下了一系列赌注。对马洛什么时候死，他们总共下了8000美元左右的赌注。下注者让我——作为中立方——保管这笔钱。我婉拒说，我的小猪存钱罐已经满了。
4.卡瑟提是白痴。多名观察员评论称，这位巴尔的摩市市长在与联邦警察打交道时既无“地位”，又无经验。在他们看来，联邦警察喜欢拿联邦反诈骗法规（RICO）作为捣毁贩毒团伙的手段，以此插手和干扰地方警察的调查。“联邦警察一旦拿出RICO，本地的警察就会觉得没了权力，”托尼T解释道，对联邦警察突击期间被剥夺职权的本地警察表示同情，“白人（即卡瑟提）要是知道自己在合计什么，就应该让他们这些条子一直调查马洛，到能立案的时候再拿这个和联邦警察交易，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其他人纷纷附和称编剧要么不了解这一基本事实，要么是有意把卡瑟提描写成一窍不通的人。
当晚以一系列其他赌注结束：托尼T提出“邦克”在本季末会死掉，接受了别人对此观点的挑战；“闪光”提出马洛会杀掉“建议”乔；最年轻的参与者、29岁的“口味”下注2500美元，打赌克莱·戴维斯会逃过指控，透露自己与马洛的亲密关系。
我感到自己有必要附和一下大家：我出5美元，打赌到第四集之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发行量会翻番，引来沃伦·巴菲特的收购。谁也没有兴趣接受我的赌注。
更新：文卡特斯此后又写了9篇专栏文章，讲述和他有犯罪倾向的朋友一起看《火线重案组》的经历。这些文章均可在Freakonomics.com上阅读。
帮派税
素德·文卡特斯
纽约州参议院最近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招募他人加入街头帮派是违法的。
在市政府官员和立法者永无休止的打黑斗争中，这是最新的以智取胜措施之一。其他倡议包括：出台城市法令，限制两名或两名以上帮派成员在公共场所厮混；制定学校准则，禁止穿戴表明帮派成员身份的帽子、衣服和颜色；让公共住宅管理机构驱逐在居住单位内收容帮派成员（或其他任何“罪犯”）的租赁人。
这些法令难以降低帮派成员人数、帮派暴力或帮派犯罪行为。实际上，我认识的警察宁可“控制并遏制”帮派活动。多数在内城区工作的警察都明白，帮派活动不可能完全根除——逮捕两名帮派成员，你会发现还有几十个人在排队等着填补他们的空缺。警察知道帮派成员对当地的犯罪行为知根知底，所以对情报交易很依赖：将帮派隔离在特定区域内，不让他们的犯罪活动波及其他区域，并利用地位较高的帮派成员获取情报。
这种策略实际上起到了防止帮派成员规模扩大的作用，至少对大城市内以经济营利为目的的帮派来说，确实如此。负责巡视街道的巡警确保帮派头目没有为了招募成员欺凌太多孩子。实际上，这种治安策略限制了帮派的规模。这或许算不上是社会认可的治安策略，但若以减少帮派成员规模的效率衡量，这确实行之有效。
我打电话给芝加哥的几名帮派头目，询问他们招募和挽留手下成员遇到的最大障碍。
以下是几种回答：
迈克尔（30岁，非裔美国人）坚持认为，如今的帮派多为“售毒团队”，即企业：
我们老是因为有人找到活干，损失人手。如果我的团队里有黑人找到了好工作，他就走了。所以，只要弟兄们没有活干，我们就没问题。我们多数人都携家带口，不会去学校打来打去、干蠢事。我们上街是为了挣钱。你们找那些人告诉我们要受教育——我每个月挣几千美元，我为什么要去上学？
达内尔（32岁，非裔美国人）说警察应该多耍一些花招。
比方说你抓了我们的一个人——换我来，我就会让这小子穿裙子、描眉画眼。大概两个星期吧。让这小子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去学校。让他打扮得像个基佬一样上街。我跟你担保，你们要是搞这种鬼花样，我们就很难留住那些黑人了！
小乔（49岁，波多黎各与黑人混血）说警察应该……
……学我年轻时候他们的那些招。三更半夜把“门徒帮”的人丢到“邪恶领主”的地盘上，让他被臭揍一顿，而且要一直这么做！我记得从小到大，这些小毛贼经常被揍。你知道吗？这其实能帮到我，因为这能打发掉那些不给我们干正事只会找麻烦的人。实际上，要是有条子愿意打电话给我，我很愿意跟他们合作，没准儿我们能帮各自一把。
我的好友多萝西没有管理过帮派，但作为帮助过不少贫民区青年洗心革面的外展工作者，她了解颇深。回顾她在20世纪90年代亲身参与的一些帮派干预措施，她提出了以下建议：
向黑人收税！如果我是市长，我就会这么做。不要把他们关进监狱，而要征收他们一半的收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找到那些在街头干坏事的人，罚掉他们手中一半的钱，计入社区基金。把钱给互助委员会，把钱给教堂。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把手伸向他们的钱包，很多弟兄会三思而行。
很有意思的看法。我想知道市场力量是否能起到规范作用，限制年轻人参与帮派控制的毒品经济。假如真如财政部长保尔森对我们的提醒所言，“市场约束”足以规范金融市场，或许它也能有效规范地下市场。
哦，对了，我忘了贝尔斯登公司[注释]。（抱歉，实在忍不住。）
不要把菜烧糊
列维特
在1999——2004年针对13个非洲国家的一项样本调查中，52%的受访女性称她们认为妻子忽视孩子是殴打妻子的正当理由；约45%的人认为出门未告知丈夫或与丈夫吵架是正当理由；36%的人认为拒绝性行为是正当理由，而有30%的人认为把菜烧糊是正当理由。
这就是女性的想法。
我们生活的世界无奇不有。
上一次有人对这些问题给出肯定回答是什么时候？
列维特
要想成为美国公民，必须填写N–400移民与规划服务表。
对于10（b）段的问题12（c），各位认为有多久没有人给出过肯定回答了：
在1933年3月23日至1945年5月8日间，你是否为任何德国人、纳粹党员，或党卫军、准军事部队、自卫军、义务警察、民兵组织、警察部队、政府机构，或办事处、灭绝营、集中营、战俘、监狱、劳改营，或临时难民营，工作过或以任何方式与其有过联系？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才会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回答：
你是否曾经参加过恐怖组织，或以任何方式与其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
我很惊讶我们居然还会费心去问这个问题：
你是否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或以任何方式与其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
不过也有一些较为刁钻的问题，比如这个：
你是否有过犯罪或违法行为，却没有遭到逮捕？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多少人能凭良心说没有，但我猜所有人都还是会回答“没有”。
既然你知道人们永远不会承认，问这些问题有任何意义吗？
事实证明，这些问题其实是有意义的：美国的执法部门利用经证明为假的答案，起诉或驱逐个人。实际上，不久前的一天，和我谈话的几名警官说，他们希望N–400表格上能多加几道有关恐怖活动的问题。
普拉克西克·伯雷斯是否是异类？
都伯纳
几年前，我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探讨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新秀研讨会”。联盟想在这为期四天的聚会里，警告新加盟的球员，他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陷阱，比如人身威胁、不良影响、拜金女、不诚实的资金管理人等。
联盟甚至还邀请了一群老球员和退役球员，向年轻人传授经验，其中一位是退役外接手欧文·弗赖尔。
“从这个屋子里走出去的，肯定会有几个白痴，”欧文·弗赖尔说，“你们要是有人自我感觉良好，快别得意了，你们还没干过什么。”
弗赖尔复述了他的职业生涯数据：17个大联盟赛季，自13岁起便染上毒瘾，4次进监狱。
“第一次，我在新泽西被拦了下来，”他说，“我那时正要去开枪杀人。我开着宝马，后备厢里放着枪，被抓进了监狱。第二次，还是枪。第三次是家庭暴力。第四次，又是枪。不是吧？得了得了，确实还是枪。我走投无路，就拿一把装有0.44英寸口径马格纳子弹的枪对准头，扣动了扳机。”
现在，弗赖尔已经成了一名牧师。
“在我还是新秀的时候，”他说，“我们可没有办过这样的活动（研讨会）。我被迫付出了血泪教训才懂事，不要把我当作逍遥法外的榜样，弟兄们，把我当作要有所不为的反面例子。”
看起来，普拉克西克·伯雷斯没有认真听讲。伯雷斯刚刚被匹兹堡钢人队选中的时候，和他匆匆见过一面，此后一直密切关注他的职业生涯。我对他的最初印象非常准确：他是个一等一的白痴。他最近的一次失足——在夜店里开枪打伤了自己的腿——显然是最严重的一次（根据纽约市的法律，他很可能会因非法持有手枪而锒铛入狱），但他在赛场内外的事迹听起来就像一张犯蠢清单。
但伯雷斯究竟有多么另类？据ESPN报道，并不算非常另类。一位业内人士估算，职棒大联盟有20%的球员携带隐蔽武器。为美职篮球员担任过保镖的一位前警察认为这一数字是“将近60%”。橄榄球大联盟呢？以下为ESPN的报道：“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外接手贾巴尔·加夫尼本人也有枪，他说他认为90%的大联盟球员都有枪。”
伯雷斯的问题——除了他射伤自己这一点外——是他没有携枪证。虽然他住在新泽西州，但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市，而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坚定的枪支反对者。
即便ESPN的数字只对了一半，也会引出一个问题：非法携带手枪的风险是否小于一般大联盟球员不带枪出门的风险？
伯雷斯似乎是这样认为的。
在所有球员因枪犯险的故事中，还有肖恩·泰勒的案例。虽然携带了武器，且有自卫企图，但他仍然在自己家中被枪击致死。
他的武器？一把砍刀。
震慑犯罪还是除掉死敌？
列维特
多年来，我一直幻想着买把枪。我想要枪的唯一原因，就是万一有人闯入我的家，想恐吓我的家人，我能保护他们。床下的棒球棍似乎并不够，更别提我还胆小如鼠——至少我能想象到情况会事与愿违。
鉴于我自己对这种英勇行为的幻想，我衷心支持密苏里州通过的一项新法令。该法令规定，即便没有受到明显的威胁，你也可以对非法闯入你家中（甚至你车里）的人使用致命武力。在多数地区，你需要证明自己确实处于受伤或被杀的危险中，使用致命武力才是正当行为。
从震慑犯罪的理论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条法令很合理。入室盗窃者进入你的房子并无正当理由，入室盗窃这种犯罪类型会造成高昂的社会代价（即便盗窃者所盗赃物不多，受害者看到自己的家遭到洗劫，也会受到深深的伤害），但罪犯预计受到的惩罚力度却相对较小，因为逮捕率很低。多数受害者从未见过入室盗窃者，所以与街头抢劫不同，他们很难抓获。多年前，我做过粗略的估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入室抢劫者因被受害者枪杀而损失寿命年的风险约为预计因罪服刑总时间的15%。换言之，假如你是入室抢劫犯，被屋主杀死应该算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这条法令能鼓励更多的屋主杀死闯入者，入室抢劫很可能会减少。
另一方面，该条法律很可能不会对犯罪有太大的实际影响。在家中抓到窃贼并射杀的人，无论有无法律保护的存在，都会选择射杀窃贼。（这大体上就是我对隐蔽武器法所指证据的解读。）我认为，实际上，如果你射杀了一名闯入者，他们多半会放你一马。如果受害者的行为并无实际变化，窃贼的行为也没有理由会发生变化。更有甚者，会有一群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人想在新法律的保护下反抗窃贼，最终却自己遭到枪杀。
然而，这条法令却令人想起了一些有趣的可能性。如果你憎恨一个人憎恨到想要置他于死地的程度，你只需设法骗他进你的家，制造他是闯入者的假象。或许你可以告诉他你要举办一场深夜扑克派对，让他自己进门上楼来一起打牌。或许可以说要为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办惊喜派对，所以所有灯都不开，让他在凌晨两点去你的卧室。
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创造力和阴险程度，也不要低估美剧《法律与秩序》将第一个此类案例拍成一集的速度。
废除华盛顿枪支禁令？小事一桩
列维特
最高法院最近废除了华盛顿特区的枪支禁令，芝加哥一项类似的枪支禁令或许会是下一个开刀对象。
这些枪支禁令的主要存在理由是为了降低犯罪率。有实际效果吗？能直接回答此问题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但有一些间接证据。
首先来看直接证据。有几篇学术论文直接分析了华盛顿的枪支禁令，这些论文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此类研究的基本难点在于必须有一项法律变革，这样才能对比变革前后的华盛顿。或者也可以找一个对照组，将变革前后的华盛顿与变革前后的对照组做比较（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双重差分分析”）。
此处的问题在于，犯罪率是波动的，选择什么对照组至关重要。我认为最合理的对照组是其他犯罪猖獗的大城市，如巴尔的摩或圣路易斯。若以这些城市为对照，枪支禁令似乎并无效果。
间接证据呢？芝加哥实行枪支禁令，而80%的凶杀案是用枪作案的。对于华盛顿用枪支作案的凶杀案比例，我能找到的最准确的数字来自一篇博客帖子，帖子称华盛顿也是80%。据联邦调查局统计，在全美范围内，这一数字是67.9%。
根据这些数字，人们很难板下脸说枪支禁令起效了。（而且华盛顿和芝加哥也并非凶杀案发率极低的城市。）
在我看来，这些市级枪支禁令和许多其他意在减少持枪犯罪案件的枪支政策一样毫无效果。在黑市活跃、现存枪支数量庞大的情况下，立法禁止或管制枪支是极其困难的。最珍惜枪支的人是那些持枪贩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任何措施都无法阻止枪支落入他们之手。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出台政策限制持枪行为，因为这些政策毫无效果。似乎奏效的是严厉惩罚非法用枪的人。
例如，如果你用枪犯下重罪，你的刑期须依法延长五年。在实行该措施的地区，有一定证据表明枪支暴力确实减少了（但其他武器却成了替代枪支的作案工具）。
此类法律之所以值得一试有多个原因。首先，与其他枪支政策不同，此类法律确实有效。其次，这些法律不会让想持有枪支的守法人士付出代价。
减少枪杀案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都伯纳
在美国，是枪多还是关于枪的议论多？
很难说。多年来，我们对枪支问题进行过广泛探讨。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关注面较窄的话题：有何减少枪杀案的良策？让我们暂时搁置有关携带武器权利的普遍讨论，脚踏实地地讨论现实情况：美国枪杀案猖獗，如何解决？
我们向思考该问题的几位人士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减少美国枪杀案数量的最佳策略是什么？这些答案对你们个人来说或许并不中听，但在我看来，其中多数都比如今枪支议论中常见的观点合理。
延斯·路德维格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商学院的麦考密克基金会社会服务管理学、法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他的看法是：
我们应该悬赏——我是说重金悬赏——征集可帮助警察没收非法枪支的线索。
在美国，死于持枪自杀的人要多于死于凶杀案的人，但根据我和菲尔·库克的估算，枪支暴力每年造成1000亿美元的社会成本损失，其中多数都源于持枪犯罪。多数谋杀案的作案工具都是枪支（芝加哥2005年的比例约为75%）。我们还知道，年轻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在犯罪分子中所占比例过高，多数谋杀案发生在户外，且大量的凶杀案起因都是争吵或与帮派有关的事情。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有一大部分都是因为年轻人携枪出行或驾驶，拿枪干蠢事。
年轻人带枪部分是因为这有助于他们获得街头信誉。在我、菲尔·库克、安东尼·布拉加和社会学家素德·文卡特斯共同进行的一个项目（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中，文卡特斯问芝加哥南区的人为何要带枪。一名没有带枪的帮派成员说：
“谁会怕我？谁会把我放在眼里？没有人。没有枪，我就是个娘们儿。”
枪支这种东西，很多人买来似乎多数是为了带去看橄榄球或棒球比赛，或是去派对上向朋友或女友炫耀。与此同时，携带枪支的代价或许太低。文卡特斯此前所写的一篇“魔鬼经济学”帖子指出，如果案犯被抓到的时候带着枪，警察对其他罪名也不大可能会宽大处理。但携枪被捕的概率并不算高，因为即便是因严重暴力犯罪或财产犯罪而被捕的概率也低得惊人。
重金悬赏征集匿名举报非法枪支的消息会增加携枪的代价，减少好处。在派对上炫耀枪支或许仍然能博得好感，但这样一来却会大大增加你的法律风险。
此类悬赏或许有助于削弱帮派成员之间的信任，尤其有助于让枪支远离校园。还有一堆逻辑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赏金应为多少（我认为1000美元或1000美元以上并不算离谱），以及警察如何在尊重公民自由的情况下按线索行动并没收枪支。
但这一想法确实有着巨大的优势，能让我们结束对枪支管制长期争执不下的僵局，让我们得以在这一主要社会问题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小“曼尼”杰瑟斯·卡斯特罗年仅12岁便成了帮派的活跃分子。在短暂的监禁之后，他加入了圣迭戈市的基石教会，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州丘拉维斯塔市的“回心转意中心”负责管理GAME（通过辅导和教育理解帮派意识）项目，他说：
我从小在帮派里长大，见过许多人因帮派和枪支而丧命，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有助于减少美国枪杀案的一个良策是让作案者的家人对因受害者家人的损失而造成的情感、心理和身体伤害进行经济赔偿。
这应包括（但不限于）终生不涨工资，且须负责所有葬礼费用和未偿付的债务。如果作案者不到18岁，那么不仅他本人要入狱服刑，他的父母也应该代罪服刑至少一半的时间。一切始于家庭，终于家庭！
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是立法并成立机构，教育父母如何阻止枪支暴力并清楚地告知（其子女）枪支暴力会造成何种后果。在“回心转意中心”，通过我们的GAME项目，我们发现我们所救助的年轻人很在意父母及父母的看法。
我了解了父母提供的家庭情况，便可将他们的问题纳入我们的GAME课程中加以解决。儿童尊敬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知道他们得为孩子的行为服刑，或许他们会更加关心孩子的生活。
如果全美各个社区的人都能复制我们在“回心转意中心”的做法，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大有作为。枪杀案这样的顽疾需要下重拳严惩。
戴维·海明威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佛伤害控制研究中心的卫生政策教授兼主任、《私有枪支与公共卫生》的作者，他认为应该创建国家枪支安全管理局：
美国及世界机动车安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40年前）创立了如今名为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机构。NHTSA创建了一系列有关机动车撞车事故与死亡事件的数据系统，为数据分析提供资金。这让我们得以了解哪些政策有效减少了交通伤亡，哪些没有效果。
NHTSA强制执行了多项汽车安全标准，包括推动发明可折叠转向柱、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的标准。它成了改善道路的倡导者——促使公路设计哲学从“开车的疯子”向“容错的路边地带”转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机动车安全的改善誉为20世纪的一大成就。
需要建立类似的国家机构，帮助减少枪支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枪杀目前是美国伤亡事件的第二大原因，2005年，每天有270多名美国公民遭到枪击，其中84人死亡。作为应对措施，国会应该（像应对机动车问题时的做法一样）成立一个旨在减少枪支致伤事件的国家机构。
该机构应该针对枪支致伤及致死事件创建并维护全面且详细的国家数据系统，提供研究经费。（目前，国家暴力死亡报告系统仅为17个州级数据系统提供经费，且不提供研究经费。）
该机构应该要求在美制造及销售的所有枪支具备安全性及打击犯罪的特性。它应该禁止无法用于打猎或防卫、只会危害公众的枪支成为普通民用产品。它应该有权确保所有枪支转让都要经过背景审查，以防枪支销售给罪犯和恐怖分子。
该机构需要资源及权限（包括制定标准、召回和研究能力），以对枪支做出合理决策。管理机构有制定汽车侧面碰撞性能标准的权力，也有权决定是否禁止三轮全地形车（而容许更加安全的四轮车）。
同理，每一项规范枪支制造与销售的具体规定都应经过更加科学的行政流程，而非偏向于政治化的立法流程。是时候将枪支安全去政治化了。
我险些被送进关塔那摩
列维特
昨天，我去西棕榈滩机场[注释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搁滩以西3英里处]想乘机返回芝加哥，却看到出发时刻表上我那趟航班的起飞时间写着“延误”，它们甚至懒得撒谎说飞机在短期内会起飞。
一番侦查之后，我发现另一家航空公司有另一趟航班能载我回家。我买了张单程票，走向机场安检。
当然，最后一刻购买单程票的行为触发了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警报灯和警报器。所以，从队伍里被拉了出来，接受搜查。先是全身搜查，然后是行李。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最新的研究会让我惹上麻烦。近来，我一直在认真思考恐怖主义。我在登机行李中放的东西里有一份对“9·11”恐怖活动的详细描述，通篇都是每名恐怖分子的照片和背景信息。此外，还有我对恐怖分子的动机、潜在目标等所做的几页潦草笔记，这也是安检员从我包里拿出的第一样东西。原本愉悦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四名运输安全管理局职员突然将我包围起来。他们对我的解释似乎并不买账，上司过来后，一名安检员说：“他自称是研究恐怖主义的经济学教授。”
他们继续将我两个包里的每件物品都拿了出来。清空我的书包花了很长时间，这个包有12个独立的口袋，每个口袋都装着零碎的废物。
“这是什么？”安检员问道。
“这是《怪物公司》的唇膏和钥匙扣。”我回答道。
于是就这样检查了30分钟。除了唇膏之外，他尤其感兴趣的是我的护照（所幸确实是我本人的）、我的幻灯片演示文稿、在书包缝隙里随意丢弃的药片（由于多年不见天日，沾满了纱布和铅笔头）和一本破旧的书（《当好人遇到坏事》）。
最后他总算相信了我确实是自己人，让我登上了去芝加哥的飞机。谢天谢地，我把我那本最近在博客里写过的恐怖分子手册留在了家里，否则我就得直接飞往古巴了。
奇闻异事：NBC[注释美国广播公司]买下魔鬼经济学风格的警匪剧
都伯纳
几个月前，有人请我和列维特编一部根据“魔鬼经济学”概念创作的警匪电视剧。主要情节是，一座大城市的警局陷入了危机，聘请了一名离经叛道的学者协助控制犯罪。
我觉得这个想法简直荒唐至极，但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这个创意是布赖恩·泰勒想出来的，年纪轻轻的泰勒在凯尔西·格拉默[注释美国演员五次获得艾美奖]的格拉默奈特制片公司担任经理。该公司当时是狮门影业公司的合伙人，著名编剧凯文·福克斯加入了团队，该剧名为《弃民》。
几周前，我和列维特前往洛杉矶，帮助这些人向电视广播公司推销这部剧。由于我们对电视一窍不通，我们尽量少说话，让凯文、布赖恩和凯尔西施展本领。他们成功了！以下是来自Deadline.com的新闻：
NBC买下了《弃民》……这部警匪剧的主角受到“魔鬼经济学”理论的启发，而该理论是由经济学家兼作家史蒂芬·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推广开来的。在《弃民》中，圣迭戈市市长委派一名没有执法背景、离经叛道的学者，用受到“魔鬼经济学”启发的另类治安方式管理一个特别小组。
谁知道这会进展到什么程度，但这次经历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趣的。同格拉默聊表演尤其发人深省（目前，他正在主演高档电视剧《风城大佬》，饰演一位戴利式[注释它是20世纪中叶全美最负盛名的政治人物，先后六次当选芝加哥市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政治家之一]的芝加哥市长）。其间，我问他为什么某些人在屏幕上有着迷人的面容，而有的人虽然相貌更加出众，或在其他方面更有魅力，在屏幕上却并不迷人。
他立即回答道：“头部尺寸。多数成功的演员都头大。”
他指的是生理上的头大。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更新：即便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这次交易的流产速度也是很快的。几次电话会议后，NBC告知制片人，它们要换方向，或是它们要换主意，或是要换机油，诸如此类的。我们仍在等待重见天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