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没有作弊，就意味着没有努力
“作弊是否是人之天性尚未可知，”我们在《魔鬼经济学1》的第一章中写道，“但确实是人类几乎各种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作弊是一种原始的经济行为——不劳而获。”该章名为《教师与相扑力士有何共同点？》。在其后10年中，我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佐证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证据。
欺世盗名
都伯纳
我们是否太过愤世嫉俗？
我看非也，但确实有人这样看。我们经常听到有读者说，我们曝光了相扑力士、学校教师、纳税人和网上约会者中间有太多的欺诈、诡计和作弊行为。我也可以反驳称：“喂，我们也曝光了不作弊的人，比如那些投币进‘诚实箱’买百吉饼的办公室员工。”
重点不在于你可以将人分为善恶两类、作弊者与不作弊者，而在于人类的行为取决于某种情况的诱因如何协调。
因此，法哈德·曼朱在《沙龙》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读来很有意思。文章写到了“华盛顿鱼缸”[1]举办的一次竞赛，竞赛意在选出华盛顿最炙手可热的两名媒体人。曼朱虽然同意最终的两名获胜者外貌确实过得去，但也报道称整个竞赛完全遭到了操纵：
（获胜者）卡普斯和安德鲁斯承认他们之所以能胜出，全因网友——两人均称是在他们没有明确怂恿的情况下——建立软件“僵尸程序”，为两人分别重复投票了数千次。投票开始后一天内，僵尸程序在“拨云开雾”（Unfogged）——在华盛顿人中间很火的一家趣味性技术宅博客和讨论网站——上散布。你只要下载运行该软件，你的机器就会开始为卡普斯和安德鲁斯刷票，速度比为乔治·W.布什操纵选票的迪堡投票机速度还快。[注释迪堡投票机为美国选举专用投票机，原生产商迪堡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曾承认自己是布什的筹款人，据称对布什在俄亥俄州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我看来：
1.涉及利益不必太高，人们也会作弊。
2.在作弊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这种行为非常诱人。
3.我们曾有一两次被指责过投伪造票，但（据我所知）其中并不涉及僵尸程序。
4.请问有人能给我指出迪堡公司内涉嫌操纵投票机的人在哪个方位吗？跟他们谈谈一定很有意思！
你为何撒谎？自我申报的危害
都伯纳
我们人类撒谎之易、代价之低向来令我惊诧。
打比方说，各位是否跟人谈起过某本书，没看过也忍不住说看过？
我猜答案是肯定的，但为何会有人要费心在这种涉及利益很少的情况下撒谎？
读书的谎言，即所谓的声誉谎言，也就是你所计较的是其他人对你的看法。在人类撒谎的众多原因中，我一直认为——相对于为获益、避祸或脱责等原因撒谎——声誉谎言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塞萨尔·马蒂内利和苏珊·W.帕克的一篇新论文题为《社工项目中的欺诈与谎报》，对声誉谎言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洞见。该文利用了墨西哥“机会”福利项目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数据，数据记录了人们在申请该项目时声称自己所拥有的家用品，也记录了受益方申请通过后工作人员在其家中实际找到的家用品。马蒂内利和帕克研究了10万多名申请者的数据，在当年（2002年）接收面试的申请者中占10%。
结果发现，很多人认为某些物品可能会将他们排除出受益者的行列，于是便隐瞒不报。以下列举了漏报物品，其后是受益者拥有此种物品却自称没有的比例：
汽车（83%）
卡车（82%）
录像机（80%）
卫星电视（74%）
燃气锅炉（73%）
电话（73%）
洗衣机（53%）
这并不算出乎意料：你或许能猜到人们会为了获得福利救济金而撒谎。但以下才是出人意料的地方，以下列举了多报的家用品——申请者自称拥有实际却没有的物品（其后仍是多报比例）：
卫生间（39%）
自来水（32%）
煤气炉（29%）
混凝土地板（25%）
冰箱（12%）
所以10名没有卫生间的申请者中有4名自称有卫生间，为什么？
马蒂内利和帕克将原因归结为要面子，仅此而已。一贫如洗的人显然也会竭力避免向福利员工承认自己住在没有卫生间、自来水乃至混凝土地板的地方，这是我所能想象的最令人吃惊的声誉谎言之一。
须注意，为纳入机会项目而撒谎的诱因非常多，因为其现金津贴相当于申请者平均家庭开支的约25%。此外，对漏报行为的处罚并不严重：许多被发现有漏报物品行为的人并未被逐出项目。可以说，相比之下，多报的惩罚却更加严重，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自己从一开始便被排除出项目——这使得多报的代价更加高昂。
马蒂内利和帕克的论文或许不仅对财产项目，也对数据需自行申报的所有项目种类具有广泛意义。试思考对吸毒、性行为、个人卫生、投票选择、环保行为等现象的典型调查。例如，以下为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对医院缺乏手部清洁现象的叙述：
在一项澳大利亚医学研究中，医生自行上报的洗手率为73%，但经实际观察，这些医生的实际洗手率仅为9%。
我们也写过网上约会者最有可能撒谎的话题和大选民调的不可靠性——涉及种族问题的情况尤甚。
但虽然我们和其他人对自我申报的危害常有探讨，马蒂内利和帕克的论文算是真正为整个话题建立了可以立足的基石。该文不仅对我们撒谎的原因提出了出人意料的见解，也发人深省地提醒我们要对自我申报的数据保持自然而然的怀疑态度——至少要等到有科学家让我们能够窥探各自的头脑、获知各自实际的想法为止。
如何在孟买火车系统中逃票
都伯纳
博主甘尼许·库卡尼发现，孟买的往返列车每日服务600万名乘客，但系统却未配备逐个查票的设施。库卡尼写道，相反，票务员进行随机查票。这催生了一种美其名曰“无票乘车”的逃票形式。虽然无票乘车被抓并不常见，但一旦被抓，你就要面临高额罚款。库卡尼写道，因此，一名投机取巧的乘客设计了一种保险，以确保被抓的无票乘客可以减少部分开支。
其原理如下，你支付500卢比（折合约11美元），加入无票乘客同胞组织，一旦被抓到无票乘车，你付过罚金后，将收据上交给无票乘客组织，组织便会全额偿付你的罚金。
你难道不希望这个社会人人都像作弊者一样别出心裁吗？
邮局为何会邮递未贴邮票的邮件？
列维特
如果你一周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确定无疑地说，邮局不会邮递未贴邮票的信件。
然而，几天前，我女儿收到了一封送到邮箱的信件。贴邮票的地方未贴邮票，发件人却写了“免邮资：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信封内只有一页纸，纸上描述了冲击世界传递时间最长连锁信纪录的行动，以及将此信转发给7名朋友的指示。信中说，假如我们打破传递链，一直在监控冲击纪录行动的邮局会知道是我们毁掉了1991年来所有连锁信传递行动参与者的心血！
经过对连锁信的简单计算，便可确定其中一定有人在撒谎。
若一封连锁信的每名收件人都将信转发给另外7个人，很快全世界所有儿童都会参与进来（7的10次方约等于美国人口总数）。然而，发件人肯承认这是连锁信，我确实要予以表扬。
然而，快速地搜索一下谷歌会发现，邮局并没有纵容连锁信。实际上，未付邮资的信件为何能送达，对此的解释对我来说更有意思：显然，自动邮件分拣机未能识别出很多未贴邮票的信件。
细想之下，这确实有其道理——利益最大化要求将某项行为的边际成本设定为等同于其边际效益。假如几乎所有信件都贴有邮票，百分百准确地检查每封信所产生的效益就微乎其微了，所以让未贴邮票的信件通过有其道理。（同理也适用于纠查乘火车逃票的人。）
现在，我想知道邮局究竟有多马虎。我要往邮箱里投递点东西，我可能不会贴邮票——不过无论贴不贴邮票，我都怀疑我的纳税申报单是否能顺利寄到国税局。
从众心理？上公车的魔鬼经济学
都伯纳
每周都有那么几天，我要送女儿去曼哈顿东区的幼儿园，我们住在西区，通常乘公交穿过市区，那是一天的高峰期。在离我们公寓最近的公车站（以下称为A站），经常有四五十人在等车，这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个地铁站。很多人从住宅区或商业区乘地铁而来，再出站换乘穿越市区的公车。
一般而言，我并不喜欢人群（我知道：那我干吗还住在纽约？），尤其不喜欢带着5岁的女儿和人群扛来扛去挤公交。由于在A站等公交的人太多，我们能挤上靠站第一辆车的概率或许只有30%，而挤上靠站前两辆车的概率大概只有80%，就是这么挤。
至于在车上找座，我们或许只有10%的概率能在A站前两辆车的任意一辆车上有座。穿过市区的路并不算长，大概只需15分钟，但穿着冬装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女儿的午饭在背包里被挤成一团，这并非开始新一天的理想方式。A站实在太挤，向东的乘客在A站从后门下车后，会有一群人从后门蜂拥上车，这意味着他们不买票，因为投币箱在前面，而且他们抢占了车内空间，让规规矩矩在人群前面等上车的人无处可站。
因此，不久前我们开始向西走一个街区去所谓的B站乘车。B站位于A站以西约230米处，所以距离我们的目的地也远了230米。但B站没有地铁站，等车队伍要短得多，停靠的公车也没那么挤。在B站，我们有90%的概率可以登上停靠的第一辆车，约有40%的概率可以有座。对我来说，这似乎值得我耗费力气和时间，多走230米。
偶然发现这个方法后，我们再未在A站上过车。我们有座，可以一起听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我们都喜欢莉莉·艾伦[注释]，我并不是很担心粗俗的部分，因为莉莉有英国口音，安雅几乎听不懂，而且到站后午餐也不会挤成一团。
但我所想不通的是，为何A站的公交乘客很少（甚至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做，对于每日清晨在A站等车的任何人来说，条件显然都很差。B站的条件显然较好，因为B站近在咫尺，肉眼可见，而且从B站驶到A站的公交车通常都有空位，但只有在A站排在前一二十名的乘客才能上去。
就个人而言，我倒乐得没有别人从A站转移到B站（否则我就得考虑去C站上车了），但我不明白为何会如此。
以下为几种可能的原因：
1.挤公交虽然惨，但路程短，似乎不值得费力多走230米。
2.刚下地铁的A站乘客已经精神崩溃，无力再改善自己的上下班体验了。
3.或许A站的某些乘客只是从未考虑过B站的存在，或至少没有考虑过其条件。
4.A站聚集了一群人。人们或许会说自己不喜欢从众，但在心理层面，他们多少会偏安于从众。他们屈从于“从众心理”，不假思索地随波逐流——因为既然其他人都这么做，这么做就是应该的。
就个人而言，我相信所有四点或许在不同程度上均有影响，无疑除此之外，也可以提出其他原因。但若要我挑选一个显而易见的首要原因，我会说是第四条：从众心理。对社会科学了解越多，我们就越明白人虽然重视独立，实际上却几乎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从众行为驱使。令人欣慰的是，一旦明白了这点，你便可以利用从众心理为自己谋利（如上公交），或造福大众，如利用同伴压力来增加疫苗接种率。
伪自传的实验
都伯纳
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伪自传？最新的一部是玛格丽特·塞尔泽的《爱与因果》[注释]。（我想列出亚马逊页面的链接，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已经没有亚马逊页面了。）
比方说，你写了一部60%为真实经历的自传，你会把它作为自传还是小说出版？假如你是一部自传的编辑，你认为这部自传有90%为真实经历，你会将其作为自传还是小说出版？
或许更好的问法是：将这种书出版为自传，而非小说，有何好处？以下为几个可能的答案：
1.真实故事得到的媒体报道要远多于纪实小说。
2.一般而言，真实故事可以引起更多的议论，包括潜在的电影票房、演讲机会，等等。
3.如果书是自传，而非小说，读者会更加发自肺腑地沉浸其中。
每次有自传被揭露为造假，你便会听到有人说：“好吧，故事既然这么精彩，为何没有出版成小说？”但我认为出于以上三条原因，或许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作者、出版商等对自传的青睐要多于小说。
说起第三点，我最近还读到了为何高价糖片安慰剂效果要好于低价糖片安慰剂，于是想到了一个有趣的自传/小说实验。以下为操作方式：
找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以第一人称讲述情节紧张、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类似于《百万碎片》[注释]或《爱与因果》。召集100名志愿者，将他们随机平分为两组。将一份手稿发给其中50人，并附一封说明信，描述他们要读的这部自传。将另一份手稿发给另外50人，并附一封说明信，描述他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在两种情况中，均须写下并附上一份涉及面广的调查问卷，调查读者对该书的反响。坐在一旁，让他们读书，然后收集整理调查结果。“自传”是否真能胜过“小说”？
作弊名人堂的新晋入选者
列维特
如果你喜欢作弊，你一定会喜欢英国橄榄球运动员汤姆·威廉斯上周所耍的花招。
显然，英式橄榄球和足球一样有一条规定，即一旦一名球员被替换下场，该名球员则不得返回赛场。该规定的例外情形是“受伤流血”。在此情况下，一名球员可以下场止血之后，再回到赛场。
在最近一场比赛的关键时刻，汤姆·威廉斯恰好受伤流血。我对英式橄榄球并不了解，但他的球队当时落后一分，而他们在场边有一名类似踢落地球专家的球员，此时恰好是换他上场试一脚的最佳时机，进了就能让威廉斯的球队小丑队取得领先。
问题出在威廉斯下场的时候虽然嘴里血流不止，神情却有些过于得意了。你或许觉得他既然是橄榄球运动员，这也属正常，但显然即便是橄榄球运动员被打碎牙齿，也会生气。这引来了调查，最终电视画面显示，威廉斯从袜子里拿出了一粒演戏用的人造血胶囊，咬碎了以制造诈伤。
想法很好，但可惜的是，最终威廉斯不仅遭到了停赛，替换他上场的球员也没能射中，小丑队以一分之差败北。
作弊是否有益于体育？
都伯纳
最近几天，我在读《纽约时报》体育版的时候，总是不禁会问这个问题。我明白，我们现在正处于赛季间歇期。超级碗已经结束，棒球还未开赛，美职篮正在进行漫长而艰苦的冬季赛程，而全美曲棍球联赛——实际上，我对曲棍球并不怎么关心，不好意思。
无论如何，此时显然并非一年中的职业体育高峰期。但尽管如此：多少篇体育文章与比赛本身毫无关联，却报道了笼罩着比赛的作弊行为，这仍然令人惊诧。安迪·佩蒂特[注释]因服用过生长激素而向队友及洋基队球迷道歉，披露称其与罗杰·克莱门斯[注释]的友谊关系紧张……克莱门斯退出了一项ESPN（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的活动，以免“喧宾夺主”……还有与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米盖尔·特哈达和埃里克·加涅[注释]有关的药物检测文章。
这还只是棒球！你也能读到比尔·贝利奇克[注释]对私录对手训练行为的否认和层出不穷的自行车手服用兴奋剂传闻。也有几篇有关美职篮（但最近没有有关裁判赌球的报道）和足球（但最近没有有关操纵比赛的报道）的文章。但大体而言，每天早晨收到的体育版面感觉更像是作弊版面。
然而，或许这正是我们所热衷的地方。尽管我们屡屡宣称是热爱比赛本身，但或许作弊也是体育的魅力之一，是体育的自然延伸。人们出于道义予以谴责，暗地里却欣然认可这是体育让人欲罢不能的一部分。尽管总有人说作弊“毁掉了体育的诚信”，但或许事实完全并非如此，或许作弊实际上增加了一种关注点——一种猫鼠游戏、侦探小说的元素——与比赛相得益彰，抑或运动员为了至臻完美而不惜代价求胜，作弊只是这种拼劲的另一个方面。正如那句体育名言所讲：“没有作弊，就意味着没有努力。”
此外，我们对于俯首认罪的作弊者，喜欢报以掌声。例如，佩蒂特讲述了自己服用生长激素的过错后，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而与此同时，克莱门斯一次次地否认，似乎像过街老鼠一样引得人人喊打。正如涅槃复生的理论概念影响深远，正如严冬之后必会迎来暖春，我想是否我们对体育的兴趣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也并不仅仅是因其可与作弊丑闻并行不悖，反而是得益于这些丑闻？
我们是否应该对服用禁药的环法车手采取放任态度？
都伯纳
既然几乎所有环法自行车手都因服用禁药遭到过禁赛，是否是时候考虑对禁药问题进行彻底地反思了？
是否该列出一张预先批准的体能增强药剂和手术列表，要求车手对这些药剂和手术可能造成的任何长期身体和心理伤害承担完全责任，然后让所有车手在较为公平的条件下参加比赛，而不至于三天两头地让领骑车手禁赛？
既然自行车手已经在服用禁药了，我们为何还要担心他们的健康？既然这项运动已经名誉扫地，我们为何还要假装并非如此？毕竟，禁药在环法比赛中屡见不鲜。据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网站的一篇文章报道，正是自行车运动在体育界开了服用禁药的先例：
在现代史上，服用禁药的行为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自行车热潮和从周一早晨延续到周六晚上的六日比赛。过量的咖啡因、薄荷、可卡因和士的宁[注释]加进了车手的黑咖啡中，茶里加了白兰地。车手在冲刺之后，服用硝酸甘油[注释]，以舒缓呼吸。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这些药剂的分发缺乏医疗监督。
如何严肃打击类固醇？
列维特
耶鲁法学院学生阿伦·泽林斯基向美国职棒大联盟提出了一项有趣的三方面反类固醇策略：
1.由一家独立实验室保存所有运动员的尿样和血样，并在10年后、20年后、30年后利用最新技术检测血样。
2.运动员的薪金每隔30年发放一次。
3.一旦药检呈阳性，运动员的剩余工资将全部作废。
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我并不确定，但毋庸置疑，对于非法体能增强剂的使用，但凡是严肃的打击行动，第一点都必不可少。体能增强的尖端技术是最优秀的技术，用现有科技无法检测。因此，理论上讲，最老练的服用禁药者会免于被检测出来，除非不走运或出现失误。
检测技术的未来改进所造成的威胁，在这场斗争中是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服药者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他如今所服的禁药在10年后是否会被轻易检测出来。对属于兰斯·阿姆斯特朗的样本进行事后检测表明，他使用了红细胞生成素，这在当时是无法检测的。围绕此次检测的情况有些不明朗（确认样本属于阿姆斯特朗的检测过程是间接的，而且究竟为何会对这些样本进行检测也不清楚），所以这位环法冠军（当时）并未付出代价，但假如赛后定时进行正式检测成为标准政策，他一定会付出代价。
最有可能因为此政策而收手的运动员是那些巨星，长期战绩遭到玷污会对他们造成最为严重的损失，巨星的服药行为想必也是体育迷最关心的话题。
泽林斯基提供了一把丈量尺，我们可以以此看到职棒大联盟或其他运动领域对打击非法体能增强剂的立场有多认真：如果联盟采纳保存血样和尿样已备未来检测的政策，那其立场便是严肃的，否则便是儿戏。
如何才能不作弊
列维特
假如你发现了一盏旧灯，擦亮之后，出现一个精灵，答应满足你一个愿望。你贪心不足、为人狡诈，于是许愿能得到无论何时玩在线扑克，都能看到对手手中所有牌面的能力，精灵满足了你的愿望。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笨到家了，你会照搬“绝对扑克”网站上某些作弊者最近的所作所为。他们玩赌注很高的牌局，据说每把牌都像是知道其他玩家的牌面一样。他们在正常玩家不会收牌的情况下，在牌局末尾选择收牌，在不知对手牌面便会以为必输无疑的情况下选择加注，最终却赢了牌局。他们赢钱的速度百倍于优秀玩家的正常预计速度。
他们的玩法太过反常，几天后便被揭穿了。
接下来他们是怎么做的？
显然，他们继续玩了几局，战绩达到了扑克史上最差——换言之，他们是想输点钱，以掩饰事情的可疑性。一份牌局历史记录显示，若在牌局末尾，玩家手中的底牌为2和3，且公共牌中没有对子，此时跟注的话，他们几乎无法击败任何牌面！
我不知道这些作弊指控是真是假，因为我所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三手的，和我谈过的扑克玩家都相信这是真的，无论如何，我敢说这些人肯定希望重新来过。假如他们能聪明行事，他们大可以将胜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无休止地从中牟利。按照他们所下的赌注，他们本可以发财致富，他们的诡计几乎无从察觉。
请注意，我说的是几乎无从察觉，因为虽然这家扑克网站很可能从未查到过他们，我却在和另一家在线扑克网站合作开发一系列纠查作弊者的工具。即便这些人谨慎行事，我们也会抓到他们。
几周后……
绝对扑克作弊丑闻被曝光
列维特
最近，我在博客中写到了对在线扑克网站“绝对扑克”的作弊指控。虽然情况看起来非常可疑，却缺乏确凿的证据，作弊者的作弊手法也不得而知。
几名扑克玩家做了精彩的侦查工作，加之绝对扑克方面意外泄露了一组数据，丑闻才得以曝光。
第一手资料可在2+2扑克论坛上找到，《华盛顿邮报》做了详尽的跟进报道，以下为缩略版。
有对手对某一名玩家的玩法起了疑心，他似乎知道对手的底牌是什么。起疑的玩家举例展示了此类牌局，情况之昭然，几乎所有认真的扑克玩家都相信确实有作弊情形。其中一名被骗过的玩家要求绝对扑克提供比赛的牌局历史（这是在线网站的常规做法）。在本案中，绝对扑克“出于意外”，没有发送惯常的牌局历史，而是发送了一份包含各类私人信息的文档。这种资料扑克网站绝不会主动公开。文档包含每名玩家的底牌、对牌局的观察，甚至还有每名玩家的IP（网络互联协议地址）。（我将“出于意外”加了双引号，是因为一旦了解了后续发展，你就会发现这一失误似乎太过巧合。）我怀疑绝对扑克中有人了解作弊情形和手法，以发送这些数据的方式充当了告密者。果真如此的话，我希望不论是谁“出于意外”发送了这份文档，最终都能得到应有的英雄待遇。
随后，扑克玩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没有分析牌局历史本身，而是分析了文档中包含的其他更加隐秘的信息。这些由玩家化身的侦探发现，从比赛的第三局开始，有一名观察者观看了作弊者其后的每一局比赛。（在线扑克中，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观察任意一桌牌。当然，观察者看不到任何玩家的底牌。）有意思的是，作弊者在这名观察者出现之前的前两局选择了收牌，在随后20分钟内却没有一次在翻牌前选择收牌，随后在另一名玩家手中底牌为一对K时却在翻牌前选择了收牌！这种作弊行为在整届比赛中一直存在。
所以这些玩家侦探转而开始注意这名观察者，他们通过观察者的IP地址和账户名，追查到了绝对扑克的主机服务器组，显然也追查到了似乎受雇于绝对扑克的某个人！这些信息若均属实，便明确说明了作弊的手法：网站的一名内部人士可以实时查看所有底牌（这种权限的存在算不上难以置信），并将这些信息转发给外部的同谋。
在线扑克是仰仗于信任的游戏——玩家投钱给网站，相信他们会进行公平竞赛，信任网站会返还他们的奖金。即便对此两点中的任意一点有些许怀疑，玩家都毫无理由要在市面上众多相近的同类网站中选择这一家。假如是我负责管理绝对扑克，我会从过去企业文过饰非的行为中吸取教训，牺牲作弊者，建立保护措施，以防再犯。
然而，整件事的真正教训想必在于以下这点：并不聪明之人会想方设法作弊。而只要有一点点运气和合适的数据，远比他们聪明的人总会抓到他们的现行。
更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绝对扑克承认“发现其软件被破解，正在进行调查”。不久之后，公司“告知玩家，哥斯达黎加办事处的一名高级顾问破解了软件，监视了参赛者的牌面……但它做出了令玩家愤慨的举动，拒绝指认作弊者的身份或将其交由当局处置”。随后，绝对扑克遭到了一家博彩委员会的罚款，但可以保留执照。与此同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绝对扑克的姊妹网站‘终极投注扑克’（UltimateBet.com）被披露了一起新的作弊丑闻”。终极投注扑克随后承认存在内部人士作弊的情形，返还了600多万美元的奖金，受到的处罚是支付罚款却可保留执照。
逃税还是税盲？
都伯纳
汤姆·达施勒[注释]和南希·基利弗[注释]均不会加入奥巴马政府，他们因没有纳税而被取消了提名。与此同时，蒂姆·盖特纳虽然也有漏税情形，最近却被批准成为财政部长。
上帝啊，既然连盖特纳、达施勒和基利弗这样的人都未能正常纳税，这说明美国税法有何问题？
（我说他们“这样的人”，意指才智出众、事业有成的人，他们在事业上履历丰富、经验老到，而且尤其有理由依法纳税。）
在此，我们对此进行一下猜测：
1.假如他们三人均是蓄意偷税漏税（且一直逍遥法外，直到接受高层次审查后才败露），那么偷税漏税就太容易了。
2.假如他们均为无心之过，那就是税法并不合理。
3.假如蓄意偷税和无心之过二者皆有，那便是偷税漏税太过容易，而且税法也并不合理。
我会选第三条，我们以前写过一篇有关偷税漏税的专栏，其中包含该段落：
首先要记住的是，制定税法的并非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很快就将矛头指向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在美国，国会通过税法，纳税人均须服从。”其宗旨说明称：“国家税务局的作用是协助绝大多数自愿守法的纳税人履行税法义务，同时确保少数不愿守法之人缴纳法定税款。”
因此，国家税务局就像街头巡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街头巡警队伍。他们负责执行区区几百人代表数亿人制定的法律，而这数亿人中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法律太过复杂、所定税率太高、有失公允。
或许这些曝光率高的漏税案件严重有损颜面，至少会促进对税法的规范——如经济学家奥斯坦·古尔斯比提出的“简化报税法”，奥巴马会听取他的意见。
像达施勒这样的人不会填写简化报税表，但这或许能让国税局腾出精力，赶在参议院听证会将他们轰出去之前，破获税收违法案件。
华盛顿的“尖子学校”是否有过作弊情形？
列维特
《今日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似乎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华盛顿那些因测试成绩提高而被树立为成功榜样的学校里，有教师存在作弊行为。铁证如山：有很多道题有擦掉重涂的痕迹，答案从错误项改为了正确项。数目之多，看起来确实表明存在大规模的作弊行径。不出意料的是，该学区对调查行动并不热心——尤其是因为这些学校的教师因测试成绩提高而收到了大笔奖金作为嘉奖。不过，周二的时候，华盛顿学区的代理校长卡亚·亨德森确曾要求进行审核。
如《魔鬼经济学1》所述，我和布赖恩·雅各布调查芝加哥学校的作弊教师时，我们没有使用擦痕分析，而是开发了识别异常答案串的新工具。
你或许会问我们为何没有利用擦痕，毕竟这是显而易见的办法。答案是：与华盛顿学校不同，芝加哥的学校没有把测试考试的打分工作外包给第三方。让华盛顿学校陷入麻烦的是，第三方会对擦痕进行例行分析。而在芝加哥负责为考试打分的内部团队并不会对擦痕进行例行分析，只有在个别考场出现可疑迹象时，才会进行分析。
巧合的是，在审阅答题卡的芝加哥仓库，存储空间严重告急。故此，在测试进行后不久，所有实体答题卡只得被销毁丢弃。
华盛顿的某些教师想必希望美国首府的存储空间也出现类似的告急情况。
从道路不文明行为中谋利
列维特
自从搬到离工作地很近的地方，我便很少开车了。因此，每次开车，道路上的不文明现象总是令我惊诧。人们在车里和在其他环境中行为迥异，按喇叭、骂脏话、插队，这还只是我妹妹一人的所为，其他司机远比她更不讲理。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你丝毫不必承担后果。假如你在机场安检的地方插队，你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和被你冒犯的人留在相近的地方。在车里，你却可以迅速逃逸。能逃逸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被揍一顿，而走过人行道时朝别人竖中指就没这么安全了。
以前我经常开车上下班的时候，会经过一处不文明行为泛滥的交叉路口。下高速有两条道，一条进入另一条高速公路，一条则进入地面街道。很少有人要走地面街道，耐着性子等着走高速的车会排起长达半英里的长龙，而约有20%的司机会先假装要拐进地面街道，然后在最后时刻粗暴地违规插进车流。由于这些作弊者，所有排队的老实人至少都被耽搁了15分钟。
社会学家有时会讲到“身份认同”的概念，意即你对自己属于什么样的人有一定的认知，且一旦做出有悖于此认知的事情，便会自觉不悦。因此，你会做出似乎并不符合你短期最佳利益的行为。在经济学界，乔治·阿克洛夫[注释]和雷切尔·克拉顿[注释]将这一概念推广开来。我读过他们的论文，但总的来说，我的身份认同观念很淡薄，一直也没能明白他们所讲述的理论。让我初次悟出其理论含义的时机是，我意识到自己身份认同的关键一部分就是我并非那种会为了上下班省时间而插队的人，即便这样做易如反掌，即便排队等15分钟听起来很蠢，我也不会插队。但若要我去插队，我必须先彻底反思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并不介意我搭乘的出租车司机插队（实际上，我还有点巴不得他这样做），这一点想必说明我的完善德行之路还很长。
实际上，以上冗长而不切题的段落只是为引出我的主要观点。不久前的一天，我在纽约市时，我的出租车司机绕过等待转出免费高速公路的一长列车辆，在最后一刻插到了队伍前面。在这起小小的罪行中，我一如既往地乐于做无辜的旁观者和受益者。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满足了我的经济学家本性，一名警官站在路中央，招手让每辆插队的车停到路边，另一名警官则像装配流水线一样发罚单。按照我粗略估计，两名警官每小时可发出30张罚单，每单115美元，每名警官每小时罚款超过1500美元（假设罚单均兑现），这对这座城市来说可是绝佳的吸金项目，而且抓的是该抓的人。超速对他们的伤害并不严重，有也是间接的。因此，在我看来，直接追查插队这种卑劣行为要合理得多。这非常符合纽约市警察局长比尔·布拉顿的“破窗”警务战略。我并不确定这是否能大幅减少在道路上钻空子的人数，因为被抓的概率仍然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其好处却在于所有遵纪守法的司机看到违规司机被抓都会感到一阵窃喜，而且这也是惩罚不良行为的有效方式。
因此，我对全美警察局的建议就是，在道路上找到可以帮助他们施行此种警务策略的地点，然后就等着好戏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