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如何杞人忧天
在《魔鬼经济学2》中，我们找出了人人都会参与的最高危活动之一——酒后走路。并非玩笑话，数据显示，酒后步行一英里要比酒后驾车一英里危险八倍，但多数人都对我们报以嘲笑和无视。在风险评估方面，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自欺欺人——从认知偏差到媒体对罕见事件的渲染。多年来，这催生了怯生、石油枯竭和骑马等各式各样的博客热门话题。
吁
都伯纳
最近，马修·布罗德里克[注释马修·布罗德里克为美国演员]在骑马的时候摔断了锁骨，布罗德里克因此成了我最近几个月听说的第四或第五名骑马受伤的人。这让我不禁思索：骑马究竟有多危险？尤其和骑摩托车之类的活动相比如何？
快速地搜索一下谷歌，可找到一篇1990年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美国每年约有3000万人骑马。据估算，骑马者每小时骑乘时间的重伤率要高于摩托车手和汽车赛车手。”
有意思的是，骑马受伤的人往往受到了酒精的影响，和驾驶机动车受伤（并伤人）的人一样。
那么我们为何没有听到有人宣传骑马的危险？我有几点猜想：
1.很多骑马事故发生在私人领地内，且只牵连到一个人。
2.此类事故很可能通常不会被警察记录在案，摩托车或飙车事故却难免会。
3.一般会唤起人们关注高危活动的人对骑马的钟爱程度要高于摩托车。
4.严重的摩托车事故要比骑马事故更有可能登上晚间新闻——当然，除非骑马事故的受害人是马修·布罗德里克或克里斯托弗·里夫[注释里斯托弗·里夫,美国演员，超人扮演者1995年在一次骑马事故中扭伤了颈椎，导致全身瘫痪]。
我或许记忆有误，但确实不记得有人借里夫的悲剧事故呼吁过禁止或控制骑马活动——而本·罗斯利斯伯格[注释]因骑摩托车不戴头盔而受伤后，所有人都在议论他行事鲁莽。我并不是说本·罗斯利斯伯格行事不鲁莽，而是说，作为钢人队球迷，我想我很庆幸他没有骑马。
交通部长对本人儿童安全座椅研究的回应
列维特
美国交通部长雷·拉胡德在其官方政府博客上驳斥了我对儿童安全座椅的研究。我的研究发现，对于2~6岁儿童死亡率或重伤率的减少，安全座椅的效果并未优于安全带，研究依据是美国死亡分析通报系统近30年的数据以及我和都伯纳两人委托进行的撞击测试。
在部长大人的全文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既然你想抽取数据，哗众取宠，大可以一试。我既是一名祖父，也是把安全当作首要任务的一部之长，可无福消受这样的乐趣。
读过部长的博文，我惊讶地发现，相较于阿恩·邓肯初次听说我对作弊教师的研究时所做出的反应，他回应质疑的方式大相径庭。邓肯如今已经升任美国教育部长，当时负责管理芝加哥的公立学校。我本以为邓肯会做出和拉胡德一样的反应：驳斥我的发现、一致对外，等等。但邓肯令我大吃一惊，他说他唯一牵挂的事就是确保儿童尽量多掌握真才实学，而教师作弊却与此背道而驰。他邀请我进行对话，我们最终取得了成果。
如果本例的最终目的确实是儿童安全，以下或许才是拉胡德应该发表在博客上的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依靠儿童安全座椅来保护儿童安全。直到近期，现有的学术文献均证实了安全座椅在这一点上行之有效的观点。但在一系列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上的论文中，史蒂芬·列维特等人利用交通部收集的三组不同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我并非数据专家，也有管理交通部的职责在身，所以无法亲自分析数据。但我既是一名祖父，安全也是我这个部门的首要任务，所以我要求本部的研究人员执行以下措施：
1.仔细审查本部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正是列维特的研究依据。是否真如其所说，这些数据几乎或完全无法证明安全座椅对两岁以上儿童的保护效果要优于成人安全带？我们对安全座椅效果的测试一直以无束缚的儿童为对比基准。或许我们需要对这一方法的继续推行进行三思？
2.要求费城儿童医院的医生公布其数据。他们曾多次发现安全座椅效果良好，据我所知，这些医生拒绝与列维特分享数据，但为了查明真相，其他研究人员理应有机会查看他们的研究。
3.利用撞击实验假人进行一系列测试，以确定成人安全带是否确实符合所有政府撞击测试要求。在《魔鬼经济学2》中，列维特和都伯纳根据规模很小的测试公布了其发现。对此数据，我们需要的证据远远不止于此。
4.要调查清楚为何经过了30年之久，多数安全座椅仍未正确安装。过了这么久，我们真的能怪罪于父母吗？还是说错在别处？
5.所有这些问题调查清楚之后，让我们查清真相，并以此引导公共政策的制定。
如果拉胡德部长有意执行其中任何一项措施，我都随时准备尽我所能施以援手。
更新：拉胡德部长从未接受过我愿出一臂之力的好意。
安全防护过当之换尿布篇
都伯纳
近来，我对安全防护过当的现象做了一点思考，这不仅包括“安全剧场”[注释“安全剧场,指令人主观感受到安全有所提升却无实际效果的安全措施]的概念，还包括某些人设置的在我本人和我的日常活动之间形成障碍却无明显效果的安全防护屏障。
例如，我的银行一定会宣称其名目繁多的反欺诈措施很有效果，但实际上，这些措施意在保护银行，而非我本人，而且烦琐到了可笑的地步，可笑到我能想见哪笔信用卡扣费会触发银行的白痴计算程序，冻结我的账户，只因为银行不喜欢刷卡地点的邮政编码。
安全防护过当已经渗透到了普通百姓的世界里。在我孩子的学校里，同班学生的家长每学年初会发一份家长通讯录，文件格式是设有密码保护的Excel（电子表格）。请记住，这份通讯录不包含社保号码或银行信息——只有儿童家长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想见，到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有人真的需要用这份通讯录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忘记密码，无法打开文件。
在我最近遇到的所有安全防护过当案例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个，是在费城火车总站30街遇到的。我拍下了我在男士洗手间看到的一样东西，这是一个上了锁的换尿布台。顶端的手写提示为“密码请询问乘务员”。我相信我们肯定能设想出换尿布台不上锁可能会产生的某些恶果，我也可以猜到，和多数安全防护过当案例一样，此事的起因也是令某人大惊失色（或惊动了某人律师）的某个反常事件，但话说回来……
最新的恐怖主义威胁
列维特
据我发现，让安检不那么烦人的最佳方式是假装自己是恐怖分子，然后寻思安检漏洞在哪里，以及如何瞒天过海。我想，在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我已经找到了将枪支或炸药带进白宫的方法。但我只受邀去过白宫一次，所以未能趁回访之机亲自验证这一理论。
最近到爱尔兰旅行时，我了解到了一种新的反恐措施。都柏林的安检人员要求我从随身行李包中拿出的东西不仅有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样我以前并不知道存在危险的物品——雨伞。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出拿一把雨伞能干什么坏事——或者更关键的是，把雨伞从包里拿出来，直接放在传送带上，能阻止我用这把雨伞干什么坏事。我问安检员为何雨伞要直接放在传送带上，但她的口音太重，我听不清她的回答，不过我想我在其中听到了戳这个字。
了解到雨伞的潜在危害后，我的生活便利性大受影响。如今，每次在美国坐飞机，一旦安检对雨伞并不上心，我全程都会担心有一把邪恶的雨伞溜上了飞机。
有一点可以肯定：飞机起飞后，一旦看到有乘客从随身行李中抽出一把雨伞，我会先把她拿下，再问话！
“石油峰值”：欢迎欣赏媒体的新版鲨鱼袭击
列维特
这篇帖子发表于2005年8月21日，当时很难找到有哪个人肯预测10年后，由于石油开采技术的进步，美国会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事实恰好如此。
最近，《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彼得·马斯的封面报道，文章的主题是“石油峰值”。石油峰值背后的观点是，多年来，世界的石油产量一直在逐步攀升，如今即将到达峰值并进入储量逐渐减少的情况，进而导致一桶石油的油价飙升至三位数，引发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萧条。而且，如某家油市崩溃网站所言，“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行将终结。”
人们或许以为末世论宣扬者会因为其同辈中人不断被证伪的悠久历史而有所收敛：诺查丹玛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保罗·埃尔利希，等等。但显然并非如此。
多数末日预言的错误之处在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人们会受利益驱使。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的需求便会减少，生产商品的企业会研究如何增加产量，各方会研究如何生产替代品。此外，还有科技创新的发展（如绿色革命、节育技术，等等）。最终结果是，市场通常能找出解决供需问题的方法。
这恰恰就是石油目前所处的情况。我对世界石油储量了解不多，甚至不必辩驳其现有油田产量下降幅度或世界石油需求上升的论据，但这些供需变化是缓慢而渐进的，每年不过几个百分点。市场有办法应对此类情形，那就是价格小幅上调。这并非灭顶之灾，只是说明某些油价低的时候做起来划算的事，如今不划算了。例如，有人会将SUV（越野车）换成混合动力车型。或许我们会建几家核电厂，或许应该增加房屋顶部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
这篇《纽约时报》文章一再背离经济学原理，以下是摘自该文的一段示例：
实际供应不足的后果不堪设想，即便消耗量仅仅略超过生产量，一桶油的价格也可能飙升至三位数。这进而会导致全球衰退，这是运输燃料及依靠石油化工制品生产的产品——几乎所有市面上的产品——价格过高造成的结果。这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汽车无法由房顶风车驱动，城市近郊和远郊的居民原本一家两车以及每日往返上班、上学，沃尔玛的生活方式或许再难负担。如实行汽油配给制，这种生活将不复存在，拼车出行会成为种种不便中最无关紧要的一个，家用暖气的成本会大幅飙升——当然，前提是有温控的居所不会只成为追忆。
假如油价上升，石油消费者的境况会（略有）恶化，但我们所说的是需要将每年的需求量削减仅仅几个百分点。这不代表要在汽车上装风车，只代表要省去几次价值低的出行。这不代表要全民搬离北达科他州[注释北达科他州美国本土最北部，气候较为寒冷]，只代表冬天里要将恒温器调低一两度。
稍后，作者又写道：
油价飙升至三位数，似乎对沙特是好事——其石油储量日渐稀少，但带来的利润更高。但对沙特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总体的一个普遍误解就是，再高的油价对它们都是有益的。
虽然一桶60美元以上的油价尚未引起全球衰退，但这仍有可能发生：高油价的灾难性影响需要时日才会显现出来。油价超过60美元大关后，升得越高，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高油价会引起通货膨胀，增加几乎所有产品的成本——从汽油到喷气燃料，再到塑料和废料。这意味着人们会减少消费和出行次数，也意即经济活动减少。因此，生产商在短期内获取暴利后，随着衰退来临，曾经需求旺盛的经济体发展放缓，减少石油需求，油价会下滑。要知道，油价出现过暴跌，而且就在不久前：1998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合时宜地增加产量，处于金融危机的亚洲却减少了需求，油价于是暴跌至10美元一桶。
哎呀，石油峰值理论泡汤了。价格上涨时，需求下降，于是油价再度下滑。“已知世界行将终结”的论调又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又回到了10美元一桶的油价。作者无意间援引了基础经济学理论，证明了其文章的所有前提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他还写道：
高油价可能会对生产商造成另一种负面影响。原油价格为10美元一桶乃至30美元一桶时，替代燃料却高不可攀。例如，加拿大有大量的焦油砂资源，可转化为重油，但工艺成本却非常之高。然而，一旦现行油价达到40美元或40美元以上，焦油砂及生物乙醇、氢燃料电池和天然气或煤气产生的液体燃料就具备了经济上的可行性，加之消费国政府还有可能选择设立鼓励政策或补贴。因此，即便高油价不会导致经济衰退，沙特的市场份额也会被非原教旨主义的竞争对手蚕食，而美国人也更愿意将能源开支交到后者手上。
如其所述，高油价会驱使人们开发替代能源。正因为如此，我们原本就无须因石油峰值而惊慌失措。
那么，为何我会将石油峰值比作鲨鱼袭击？这是因为鲨鱼袭击的频率大体上是恒定的，但一旦有媒体决定对此进行报道，由此产生的恐慌情绪就会突然弥漫开来。我敢说，如今的石油峰值现象也是同理。预计会有大批跟风的报道相继出现，煽动消费者对石油引发之灾的恐慌，即便近10年的石油前景根本没有任何重大变化。
石油峰值的赌约
列维特
约翰·提尔尼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精彩的专栏文章，以回应彼得·马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篇被我批评过的石油峰值论文章。提尔尼和能源银行家、石油峰值论阵营的核心人物马修·西蒙斯对2010年的油价是高于还是低于200美元一桶（按2005年的美元价值做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价格）下了5000美元的赌注打赌。
该赌约与朱利安·西蒙和保罗·埃尔利希的著名赌约[注释朱利安·西蒙为经济学家，曾于1980年发文称人口快速增长不会带来危机，这引起了生态学家保罗·埃尔利希的不满，后者认为随着人口增长，资源短缺，商品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于是发起赌约埃尔利希选了他认为未来价格会上涨的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但最终五种金属价格都下降了于是西蒙获胜]一脉相承。埃尔利希声称价格会上涨的五种商品实际价格却大幅下降，身为经济学家的西蒙于是赢了赌注。
我是嗜赌之人，看到2011年12月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还不到60美元一桶，200美元以下的价格在我看来非常有利可图！所以我问西蒙斯是否愿意增加赌注。
他很好心地回复了我，原来我并不是头一个向他提出增加赌注的经济学家。他谢绝了我的打赌提议，但坚持己见，认为现行油价过低，而“真正的经济定价法则即将终结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虚假价格”。
西蒙斯有一点说得完全没错，即按量计算的话，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远低于我们所消费的其他商品。假设有一名优秀的发明家出现，说他发明了一种药片，放一颗到蒸馏水里就能把水变成汽油，你愿意为这样的一颗药片付多少钱？在近50年的多数时间里，答案都是几乎一钱不值，因为一加仑汽油的价格通常与一加仑蒸馏水的价格相差无几。
但在我看来，西蒙斯的逻辑错就错在他似乎认为，打比方说，由于一加仑的汽油相对于人力车夫来说非常宝贵，所以汽油就应该等价于人力车夫。在存在合理竞争的市场，如油气市场，想必还有人力车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为供应该商品的成本为多少，而非消费者愿意支付多少。这是因为，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商品的供应几乎具备完全弹性。假如某个价位有巨额利润可图，企业会展开价格竞争，减少利润。在供应具备完全弹性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商品的热衷程度只决定消费量。正因为如此，水、氧气和阳光——都是极为宝贵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相当于是免费的：三者的供应成本很低或为零。正因为如此，按照现行价格，我们消费大量的油气，人力车却不多见。
假如石油供应成本突然上涨，油价自然也会随之上涨，但这多为短期上涨，而非长期居高不下，因为人们会研究出替代油气使用的方法。（人力车多半不会是首选的替代品，至少在美国不是。）我们是否应该担心“石油峰值”可归结为：石油供应的成本是否会上涨；如有上涨，涨幅为多少；以及需求弹性为多大？
约翰·提尔尼赢得了赌注：2010年的年平均油价为每桶80美元，或按2005年的美元价值进行通胀调整后为71美元。遗憾的是，马修·西蒙斯已于同年8月去世，享年67岁。“为他处理后事的同事查阅了数据，”提尔尼写道，“宣布西蒙斯先生的5000美元赌注应该授予本人。”
肥胖症是否致命？
都伯纳
今日，人们对肥胖症众说纷纭，导致围绕该话题的说法孰重孰轻难以区分。为掌握事态，我有时会将肥胖症这一话题分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何美国的肥胖率上涨如此之多？对此问题，答案不一而足，多与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多少也与肥胖的定义有变有关）。经济学家周欣怡、迈克尔·格罗斯曼和亨利·赛弗所著的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整理了多种因素（包括人均餐馆数、食物分量和价格，等等），并不出意料地推断出肥胖率激增主要与廉价美食的普遍供应有关。他们还发现，吸烟行为的广泛减少也助长了肥胖率的上涨。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尼古丁既是兴奋剂（有助于燃烧卡路里），也是食欲抑制剂。但乔纳森·格鲁伯和迈克尔·弗雷克斯著文对减少吸烟是否确实会导致体重增加表示质疑。
第二个问题：肥胖人群如何停止肥胖？当然，这一问题支撑起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饮食与健身产业。快速浏览亚马逊的50部最畅销图书后，你就会发现人们的减肥欲望有多强烈：有《简易饮食法：有效的革命性计划》《脂肪消灭食谱：你所需要的终极食谱》和《超级新陈代谢法：自动减重的简单计划》。这些图书令我想起有种观点说，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所有故事，从《圣经》到最新的超人电影，都按照七大戏剧模板之一构建。[注释]（不管怎么说，超人和《圣经》显然出自同一模板：刚出生的超人和摩西获救，免于一死，由孤注一掷的父母送上火箭飞船/放入柳条筐送走，随后由异族家庭抚养成人，却一直铭记着自己族人的生活方式，毕生为正义而战。）七模板理论甚至更加适用于节食图书，它们基本都是围绕同一思想七拼八凑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肥胖症的危害性有多大？对我来说，这是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传统观念认为，肥胖症如同一股滔天巨浪，即将席卷全美，带来无休无止的医学和经济问题，令人疲于应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肥胖症所引起的恐慌造成的问题严重性不亚于肥胖症本身。埃里克·奥利弗便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著有《肥胖政治学：美国肥胖症流行现象背后的真实情况》一书，奥利弗认为，有关肥胖症的争论充斥着欺人之谈和以讹传讹。如其封面所述，该书意在说明：“少数几名医生、政府官僚和医疗研究人员如何利用医药和减肥产业的财政支持，发起活动，将6000多万美国人错划进‘超重人群’，夸大肥胖的健康风险，并宣传肥胖症是致命疾病的思想。对其科学依据进行核查之后，奥利弗表明，并无证据证明肥胖症会引起多种疾病、造成多人死亡，或减重可以改善健康。”
实际上，即便奥利弗所言非虚，且暂且不论前两个问题，肥胖症似乎至少也是造成最近20人死亡的元凶。去年10月，一艘载有47名老年乘客的游船在纽约上州的乔治湖沉没，20人死亡。
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报告分析，此事的起因是该游船严重超重：旅游公司使用已经过时的乘客重量标准，确定该游船可安全承载的乘客人数。乘客人数没有超标，但重量却严重超标，游客涌向游船一侧欣赏美景的时候，灾难发生了。据《纽约时报》报道，旅游公司使用的旧标准规定每名游客的平均体重为140磅，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此前已经警告过该标准已经不再适用，而乔治·帕塔基州长如今已经在纽约州推行了新标准，规定新的乘客平均体重为174磅。
法律纠纷已经变得难分难解，人人都想把事故的责任推卸到他人头上。该旅游集团称此次事故为“天灾”，其他人则谴责对游船做过改动的一家公司。如今，要是有人出面起诉麦当劳首先导致了这些乘客无端增重，似乎也不无道理了。
丹尼尔·卡尼曼的问答活动
列维特
最初和丹尼·卡尼曼[注释丹尼·卡尼曼为丹尼的昵称]的几次见面，有一次是在吃晚餐的时候。当时，《魔鬼经济学2》刚刚出版。
“我喜欢你的新书，”丹尼说，“它会改变世界的未来。”
我得意扬扬地笑了。然而，丹尼的话还没有说完。“它会改变世界的未来——但不是变好。”
虽然我相信很多人对此都有共鸣，但他是第一个当面对我这么说的人！
或许有人还没有听说过他的大名，丹尼尔·卡尼曼不是经济学家，却是有史以来对经济学影响最大的非经济学家。作为心理学家，他凭借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成为唯一一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非经济学家。我认为，并不夸张地说，他可以位列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50名经济学思想家之列，也是最具影响力的10名在世经济学思想家之一。
那次晚餐后的数年间，我得以和丹尼熟识。每次见他，我都能从他身上有所领教。我认为，他独特的出众之处在于，他能看到本应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到他指出来，人们便会视而不见。
现在，他面向普通大众创作了一部佳作——《思考，快与慢》，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行为经济学浅谈著作——这样的著作会成为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话题。丹尼很慷慨地同意解答“魔鬼经济学”博客读者的问题，问题转述如下，其回答也如下。
问：您和该领域的其他人所作的大量研究证明，我们常常会做出非理性决策，但对增加理性程度的方式有何研究？您是否对此也有过尝试？
答：当然试过，很多人都试过。我认为自我改善并无可能成功，不过在高风险的情况下三思后行也不失为良策。（即便是这条建议的价值也遭到过质疑。）改善决策过程在组织内的成功率更高。
问：宾州州立大学的管理人员选择掩盖橄榄球教练杰里·桑达斯基[注释杰里·桑达斯基,原为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队助理教练，退休后创办慈善组织帮助青少年，2011年被控在1994-2009年性侵多名青少年，后被判处3060年监禁]的性犯罪情形，您的研究对他们的这种冒险行为是否有启示？
答：在此类案件中，如今将丑闻公之于众会产生立即见效、易于想见的巨大损失，而拖延的灾难性后果却含混不清、有所滞后。想必很多隐瞒不报的行为便是由此产生，假如人们相信隐瞒不报会对个人造成恶劣后果（如本案所示），未来我们所见到的隐瞒行为或许会减少。从这一角度来看，该大学的董事会采取果断行动很可能会在将来带来有益影响。
问：列维特说您认为《魔鬼经济学2》会让世界变坏，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答：《魔鬼经济学2》探讨了全球变暖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句评论只是对此的说话而已。我以为，对某些方案做出正面阐释可能会让读者以为既然问题易于解决，便不必过于担心。这并非严重的分歧。
问：您的研究和作品如何帮助处于医疗业供需两端的人改善决策？
答：我认为，如不改变从业环境，就不能指望患者和医疗服务供应商的选择会产生变化。按服务收费的诱因非常强大，健康无价的社会规范也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费用由第三方支付的情况下）。行为变化的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推动能够起作用的环节在于对系统改善的规划。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让医生和患者易于向预定方向改变”，这又与“为何他们仍然不想改变”密切相关。提出这一问题时，你或许常常会发现，对环境做出某些成本不高的微调会令行为产生显著变化。（例如，我们知道，人们在相信别人也纳税的情况下，更愿意纳税。）
问：您是否能谈谈幸福与满足感的关系？
答：可以。（一般而言）在当下感到幸福与事后感到满足不是一回事，人们在和所爱之人相处时最易感到幸福，而在完成获得高收入、维持稳定婚姻等传统目标时最易感到满足。
问：在其他方面很聪明的人却不认可科学思想或依据的正当性，对于如何规劝这些人，您是否有任何建议？
答：将思想内容与思考机制区分开来会有所帮助。有的偏见（如先入为主的观念、不科学的信仰、特定的刻板印象）为内容偏见，很可能有文化局限性。有的偏见（如无视数据、无视歧义、我们容易形成刻板印象的普遍事实）是运用一般心理机制难以避免的副作用。
问：阻碍女性在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工作的一大因素，是否有可能是这样的环境要求女性付出额外的心力？
答：形成自我意识劳心劳力，定然不利于发挥。此外，自我意识越强，你就越有可能将他人的态度解读（有时是误读）为性别偏见，这难免会雪上加霜。然而，希望仍然存在：处在稳定的环境中，与熟悉的人交流时，自我意识很可能会减少。趋势似乎是有利的：男性态度日渐改善，多种以男性为主的职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所以未来很可能会优于以往。
科技的危害之iPad篇
都伯纳
近来，我用Kindle（电子书阅读器）的应用程序在iPad（苹果平板电脑）上读过不少书。这总的来说算是非常愉悦的体验，消遣性的阅读更是如此。
不久前的一天，和家人度假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隐患。当时，我在读年头已久的橄榄球小说《北达拉斯队》，小说引人入胜——尤其是比赛和嗑药的段落。与此同时，我九岁的女儿蜷在我身边，也在读自己的书——纸质版的《娃娃屋》。她瞟了一眼我读的书，立刻发现了一个脏字。
“喂，”她说，“那可是脏话！”
“是，”我说，“确实是。”
然后，出于某种幼稚的父母本能，我用拇指遮住了脏字。我怕什么呢？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何目的。她已经看到那个字了！我的拇指难道有消除她记忆的魔力吗？即便有，又能有什么益处？
实际上，我的拇指不光把脏字遮住不让她看，还碰到了屏幕上的这个字——这帮了倒忙，弹出了这个字的字典定义：
粗俗用语［及物动词］1.与……（某人）性交。<特殊用法>［不及物动词］：（两人）发生性关系。
2.毁坏或损坏（某物）。
感谢科技，你确实是把双刃剑。我这么怕女儿看到一个脏字，也是活该。
这就是我所谓的规避风险
列维特
不久前的一天，我和经济学家好友约翰·利斯特走进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体育博彩店。我们两人都住在芝加哥，孩子也都打棒球，所以自然以为下注给芝加哥白袜队会很有意思。这会让我们有理由去支持白袜队，也让孩子有理由翻开早报去看白袜队是输是赢。
对于白袜队，我们缺乏具体了解，也没有内幕消息，这纯粹是为了消费本身的价值。
如果博彩店开出相当公平的赔率，如相当于掷硬币的五五开机会，我们会下一大笔赌注，因为我们并不怕风险。可以说，我们至少愿意下注10000美元，很可能还不止于此。
但当然，博彩店开出的赔率并不公平，就我们所考虑的下注类型——白袜队在常规赛中能赢多少场——而言，博彩店要收取8%的抽头或佣金。按照这一价格，我们决定下注2500美元，2500美元的8%为200美元，所以基本上，我们愿意向博彩店支付200美元，以获得在这里下注的许可。
于是我们走到投注窗口前，说我们想下注2500美元，赌白袜队今年的获胜场次可达到84.5场以上。
柜台后的女士说我们最高只能下注300美元。
什么？！
我们问她为什么，她叫来了经理，经理告诉了我们原因：赌场“不想在此类投注类型上承担太多风险”。
该赌场隶属于世界最大的博彩公司凯撒娱乐，其年营业收入为近100亿美元。然而，他们却不愿意收200美元，让我们下注2500美元掷一次硬币？
接下来，赌场就该告诉我不能把2500美元放在轮盘赌桌上的“黑格”里了。毕竟，这种赌博行为和我们下注白袜队有着相同的本质——赌场赔率占优的掷硬币。
这似乎是一种荒唐的企业管理方式。尤其出人意料的，还因为凯撒娱乐是少数几家由经济学家掌管的企业之一，加里·洛夫曼[注释加里·洛夫曼，曾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后被凯撒娱乐的前身哈拉斯娱乐公司聘为首席执行官]将优秀的经济学理论贯彻到了该公司其他许多方面的运营中。
我若不是经济学家，管理体育博彩店会是一份美差，我想知道，凯撒娱乐还收简历吗？
打击网上扑克为何有错的四点原因
列维特
最近，美国政府关闭了三家面向美国玩家的大型网上扑克网站。此举毫无意义，以下为四点原因：
1.侧重于惩治供应方的禁令多半无效，对网上扑克的禁令也不例外。
某种商品或服务存在消费需求时，通过政府对供应方进行惩治，对这一问题予以打击，是极其困难的。非法毒品便是绝佳例证，美国人需要可卡因，在过去40年的“毒品战争”中，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将毒贩关进监狱。（与舆论相左的是，对瘾君子的惩治相对有限，据我估计，95%的监狱服刑时间都是由毒贩承担的，而非瘾君子。）尤其是某种商品的需求为缺乏弹性时，阻断供应便更无效果。毕竟，让现有的供应者处境艰难会将迫于填补现有需求的新来者招徕进来。
我怎么知道美国对网上扑克网站的打击毫无效果？我在全速扑克（Full Tilt Poker）——受此次打击影响的大公司之一——的账户被关后不到30分钟，便在另一家较小的扑克网站上开了新账户，用信用卡顺畅无阻地充了500美元。
2.相对于网上扑克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注释消费者剩余，指消费之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其所造成的外部性较小，政府干预应侧重于情形相反的情况。
美国人热爱扑克，每年美国人为玩在线扑克要支付数十亿美元。据我估计，有500多万美国人玩在线扑克，我认为这一数字并不夸张，职业扑克玩家家喻户晓，一般的在线扑克玩家和一般的影迷或体育迷一样，对他人并无害处。当然，赌鬼也有，赌鬼会对他人造成损失，但网上扑克随时可以对某段时间内的下载金额设限，本质上，其环境对成瘾行为的管控实际上要远远优于扑克赌场。
3.从道德角度来看，政府一方面纵容赌博行为，并从中牟利，另一方面又宣布私营网上扑克服务的供应商违法，这并未做到一视同仁。
若是出于我并不认同的原因，政府对各种各样的赌博行为均采取一致的反对态度，这倒也情有可原，但政府通过发行彩票和合法赌场两个渠道，成了赌博收入的巨大受益者。因此，此问题并无道德制高点，政府想从赌博活动中榨取税收，这我当然表示赞同。然而，对此应采取的正确方法并非下禁令，而是设立监管机制，让政府从中获得一杯羹。对有关各方来说，这种体制都比现行体制有效。
4.即便按照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在线扑克的合法性似乎也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在我个人看来，用以管理在线赌博的《非法网络赌博实施法案》背后的逻辑存在严重缺陷，但这仍然是一国之法。根据该法案，技巧性游戏不受法律管制，而该法案仅适用于运气性游戏。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在线扑克是否合法取决于法庭是否将扑克解读为主要由技巧决定的游戏。各位只要玩过扑克，似乎就会明白，扑克显然是技巧性游戏。若需进一步证明，我最近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汤姆·迈尔斯合著了一篇论文，题为《技巧与运气在扑克中的作用》，该论文利用2010年世界扑克大赛的数据证明了已经显而易见的事实。
怯生的代价
都伯纳
布鲁斯·帕多与阿蒂夫·艾尔凡有何共同点？
为免各位对这两个名字不熟，让我来重新措辞予以说明：
扮成圣诞老人杀死前妻及其家人（后又自杀）的白人，与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逐出穿越航空航班的穆斯林有何共同点？
答案是，两人的意图都遭到了严重的误解。前者本应为熟人所惧怕，却没有；后者让不熟之人受到了惊吓，实际上却毫无可怕之处。
如下文所示，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在继续解释之前，先让我简要回顾一下。
帕多经常去教堂，没有人认为他是杀人狂。
“与新闻对他所作所为的介绍和拍摄相比，他本人简直判若两人，”他家的一位朋友说，“我惊呆了，完全惊呆了，我无法相信这其实是同一人所为。”
艾尔凡生于底特律市，是一名税务律师，现与家人居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当时，他和几名家人一起从华盛顿飞往佛罗里达，参加宗教静修。据报道，他和兄弟在讨论飞机上哪些座位“最安全”。
“其他人听到他们说话，产生了误解，”一名穿越航空发言人告诉《华盛顿邮报》，“恰巧这些人信仰穆斯林，外貌也像穆斯林。结果，事态恶化，一发不可收拾，所有人都采取了预防措施。”
所谓的“预防措施”包括将艾尔凡一家逐出飞机，叫来联邦调查局进行讯问。经联邦调查局鉴定，他们绝非恐怖分子，当即洗清了嫌疑，但穿越航空仍然拒绝让他们乘坐飞往佛罗里达的航班。
那么以下哪种人对你来说更可怕：是你一无所知的美籍穆斯林家庭，还是你某位刚刚离婚的教友？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写到过，多数人不擅长风险评估，他们总是夸大引人注目的低概率事件，而忽视更加司空见惯、稀松平常（却有着同等危害性）的事件。某人对恐怖袭击和疯牛病的担忧程度可能甚于世间一切，但实际上她多担心心脏病发（并因此保重身体）或担心沙门氏菌（并因此把切菜板彻底清洗干净）反而更有裨益。
为何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多于已知事物？这是个重大的问题，在此无法解答（我本人也无力解答），但这很可能与大脑用以解决问题的启发法[注释指依据有限的知识（或不完整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技术]——捷径猜测——有关，而这种启发法所依据的又是已经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
什么信息会存储下来？异常现象——重大而罕见的“黑天鹅”事件[注释黑天鹅事件，指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这些事件引人注目、难以预测，或可改变世界，因而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误以为它们司空见惯，或至少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却极为罕见。
这让我们回到了布鲁斯·帕多和阿蒂夫·艾尔凡的话题上，对帕多似无惧意的人都是亲朋好友，害怕艾尔凡的人都是陌生人，所有人都搞反了。一般而言，我们对陌生人的恐惧远远超出了应有的程度。
试思考几项可以佐证这一点的证据：
1.在美国，认识行凶者的谋杀受害者与死于陌生人之手的受害者比例约为3∶1。
2.遭到强奸的妇女中有64%认识袭击者，而恶性伤人案的女性受害者中有61%认识袭击者。（相反，男性遭到陌生人袭击的概率更大。）
3.诱拐儿童又如何？这难道不是典型的陌生人犯罪类型吗？《石板》杂志[注释<石板》美国知名网络杂志。1996年创刊，以政治评论，离奇新闻和艺术特写等内容而闻名]于2007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解释称，在最近某年的儿童失踪案中，“有203900起为亲属诱拐，58200起为非亲属诱拐，仅有115起为‘典型的绑架案’，而根据某项研究，‘典型绑架案’为‘非亲属诱拐，由交情很浅的人或陌生人犯下，儿童被扣留过夜、运往至少50英里外、囚禁起来索取赎金或劫持目的为永久扣留或谋杀’。”
因此，下次你的脑筋一门心思地要害怕陌生人时，试着劝它冷静一点，这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坚持让大脑对亲朋好友产生惧意——当然，除非你和伯纳德·麦道夫[注释]这样的人是朋友。
切勿忘记，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主要是在朋友之间犯下的，有友如此，何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