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放弃的好处

放弃是魔鬼思考的核心。如果这个词依然令你恐惧，那么让我们用“放下”一词代替吧。放下那些折磨着我们的传统认知，放下束缚着我们的人为限制，放下对承认不知道的恐惧，放下指使我们把球踢向球门一角而非中心的习惯性思维，即便踢向中心的命中率更高。

时光穿梭，而这句话依然响彻世界：“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任何事，不论大或小、广博或琐碎。”

讲话者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演讲举办在他年轻时就读的寄宿学校哈罗公学。而这并不是普通的大人物对男孩子们的讲话。那天是1941年10月29日，正值“二战”战火连天时。

希特勒的军队吞噬了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大片土地，英国是它的唯一劲敌。那时的美国还未参战，之后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德国的战机连月来不断炮轰英国，杀死了数万名百姓。陆地攻击据说也要开始了。

那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人们仍旧不确定英国是否能成功反击德国，或者说英国几年后是否还会存在，所以丘吉尔那天在哈罗公学留下的那句“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表现出事态的急迫和严重，不仅激励了那天在场的男孩们，也启发了无数后来人。

这里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可以失败，但不能放弃。美国的版本是这样说的：“弃者不胜，胜者不弃。”放弃代表着懦弱、退缩、局限的人格，我们就直说了吧，就是人生输家。谁又能反驳这一点？

魔鬼式思考者。他们能。

当然，如果你是濒临沦陷的大国的首相，至死奋战或许的确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我们普通人往往不会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形。实际上，正确地放弃能带来巨大的益处。我们建议你试一试。

你已经努力了好一阵子，不论是在工作、创业、学术追求、一段关系、慈善事业、军队职业，还是体育运动方面。或许你为梦想中的项目拼搏已久，甚至已经忘了最初为什么那么着迷。在你最诚实的那个瞬间，你一下子就明白事情进展不佳。那么为什么你还没有放弃？

至少有三个原因让我们先入为主地不愿放弃。第一，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被那些想当丘吉尔的人们告诫：放弃是失败的标志。

第二个原因是有关沉没成本的。它大概是指你在一件事中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血汗资本。我们很容易相信，一旦深入投入某事，放弃便是不合理的。这还被称作沉没成本谬误，或者“协和谬误”，名字来源于超音速客机。它的两个出资者——英国和法国政府怀疑研究协和式飞机从经济角度看不划算，但由于已经投资了几十亿便无法叫停项目。在比较简单的年代，这叫作“把好钱扔在糟粕中”，然而金钱还不是人们扔进沉没成本陷阱里的唯一资源。想想你持续投入的那些时间、脑力以及社会或政治资本吧，一切只因你不喜欢放弃这个主意。

第三个原因是人们往往把过多注意力放在了实际成本而不是机会成本上。机会成本是指你在某事上每花一分钱或一个脑细胞时所放弃的利用它们的其他机会。实际成本通常容易计算，而机会成本更难。如果你想重返学校获得一个MBA（工商管理硕士），你知道这会用掉两年时间和八万美元，但倘若不返回学校，你会用这些时间和钱做什么？或者让我们再举个例子：你已参加跑步比赛多年，这是你身份的一部分，但假如在这每周的20个小时里，你没有把一个个脚印留在路面上，你会做些什么？你会做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更加充实、高效、精彩的事吗？有可能，如果你不是那么担心沉没成本的话，如果你懂得放弃的话。

让我们说清楚：我们可不是在劝你放弃一切而什么都不做，整天只穿内衣裤坐在沙发上吃玉米片、看电视。

但如果你在行不通的项目、关系或思维方式中停滞不前，同时机会成本大于沉没成本时，就可以考虑放弃了。下面是几个关于放弃的思考。

人们很难放弃，因为放弃被看作失败，而没人喜欢失败，或者说在他人眼里失败。但失败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每接10项魔鬼经济研究项目，大概在一个月内就要放弃9项。不论何种原因，我们不是那些项目的合适研究者。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你不放弃今天的废物，就无法解决明天的问题。

失败也不完全是损失。一旦你开始进行魔鬼式思考，开始进行实验，你就会发现失败也能带来有价值的反馈。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就明白这点。“在科学中，如果你发现你所走的路是个死胡同，那也的确算是个贡献，因为人们就知道不必再走那条路了，”他说，“舆论却称之为失败，于是人们便不愿创新，不愿在政府中做需要承担风险的事了。”

文明是激进而近乎疯狂的成功编年史。这可以理解，但若少让失败背负些耻辱，一切会不会更好呢？有些人同意这个想法，甚至还会用派对或蛋糕来庆祝失败。

高智发明公司是西雅图附近的一家科技公司，他们所做的事与众不同。高智发明的主要业务是获取并授权高科技专利，但它同时还是个老式的发明铺子。有些是自主发明而有些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个车库里萌芽。创新各种各样，从新式核反应堆到超级密封的可携式仓库，可用来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运送易腐疫苗。

说起发明创造，主意永远都不缺。在高智发明公司的一个讨论会上，科学家们可能会提出50个想法。“关于发明的真相就是：大多数想法都行不通，”高智公司测试可行想法的实验室负责人杰夫·迪恩说，“懂得适时放手是永恒的挑战。”

第一轮诊断由公司里的商业、科技和法律分析师团队进行。如果一个想法通过了这一关就会被送入迪恩的实验室——一个5000平方英尺的房间，展览着各式各样的锯、观测镜、镭射枪、车床和设备齐全的电脑，能容纳100余人。

迪恩说，一旦一项发明进入实验室就产生了两种作用力。“第一种是真的想找到最好的发明，而第二种是不希望你花很多钱在不会成功的项目上。其中的关键是：快速地失败、划算地失败——这是从硅谷传出的口号。而我更喜欢说‘完好地失败’或者‘聪明地失败’。”

迪恩是个积极上进、顶着个大光头的男人，有土木工程和流体力学的专业背景。他说，运行实验室最困难的莫过于“让人们懂得风险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如果他们能完好地失败，便会被授予可以继续失败的权利。如果在失败上花了1万而非1000亿美元，我们则有机会做更多的尝试”，迪恩说在这种情况下，“失败可以被视为成功”。

他回忆起2009年一项看似前途无量的发明。那是一个“自动除菌表层”，一项利用紫外线消灭危险细菌的科技。仅在美国的医院中，每年就有数万人死于医疗设备、门把、电灯开关、遥控器和家具表面传播的细菌感染。如果这些物品都添加一层自动除菌膜，那不是很好吗？

自动除菌表层利用了两个科学现象——“全内反射”和“倏逝场效应”——把入侵的细菌暴露在紫外线下并消灭。为了测试这个理念，高智公司的科学家们写了白皮书，做了电脑模型，培养了细菌，做出了样品。这个项目让很多人兴奋不已。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内森·梅尔沃德已经开始在公开场合为其做宣传了。

测试进展如何？自动除菌表层被证明“能够非常有效地消灭细菌”，迪恩说。

这是好消息。而坏消息是：能使这项发明商业化的现有科技太过昂贵，至少在目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继续发展这个项目。迪恩说：“我们太超前了。我们只需要等一等，让世界先制造出成本效率更高的发光二极管。”

项目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技术有问题，有时政治问题挡了我们的路。在这个例子中，是经济条件不配合。然而迪恩对结果很满意。项目进展得很快，且只花费了公司三万美元。“像这样一个项目，人们很容易一下子投入半年时间，”他说，“这项技术并没有丢失，但项目必须暂停一段时间。”

于是迪恩办了一个老式的悼念仪式。“我们邀请每个人到厨房里来，吃点蛋糕，说点悼词，”他说，“有人做了个棺材。我们把它抬了出去，我们的院子里有个小草坡，还为它竖起了墓碑。”然后他们就进屋继续参加派对了。约50人出席。“一天工作下来，如果你提供免费食物和酒精，人们都愿意出席。”迪恩说。

如果妖魔化了失败，人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即便它只意味着暂时的挫折。

一次我们为一家大型零售商做顾问，它们正要在中国开第一家店。公司的高层对按时开业十分坚定。而两个月前他们刚召集了与中国店相关的7个团队的领导，让每个人提供一份具体的进展报告。7个人要各选一个标示——绿灯、黄灯或红灯以表示对按时开业的信心。7个人都选了绿灯。好消息！

同时，这个公司有一套内部预测市场。每个员工都能匿名在公司的一系列动作中下注，其中一项就是赌中国店是否会按时开业。7个团队的领导都给了绿灯，你会认为下注者也会同样看好，但他们没有。预测市场显示中国门店有92%的可能不会按时开业。

猜猜谁赢了？匿名的下注者，还是需要站在大老板面前表态的各团队领导？

中国店没有按时开业。

我们很能理解那些给绿灯的团队领导。一旦大老板进入“前进狂热”的状态，下属则需要莫大的勇气来专注于潜在的失败可能性。机构政治、士气和惯性都在阻拦你。而那种“前进狂热”比中国旗舰店推迟开业带来的后果要可怕多了。

1986年1月28日，美国宇航局准备从坐落在佛罗里达州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向太空发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已推迟多次。这项使命吸引了庞大的公众兴趣，主要是因为宇航员中包括了一名老百姓——来自新罕布什尔的高中教师，名叫克里斯塔·麦考利夫。

准备发射的前一天晚上，美国宇航局与制作挑战者号固体助推器的承包商莫顿·赛奥科公司的工程师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会议，其中包括在发射现场的莫顿·赛奥科公司项目主管艾伦·麦克唐纳。那天佛罗里达异常寒冷，气象预报显示当晚最低气温降到了18华氏度（约零下8℃），因此艾伦·麦克唐纳和莫顿·赛奥科的其他工程师们建议再次推迟火箭发射。他们解释道，寒冷的天气可能会毁坏防止燃料从助推器中泄漏的橡胶O型环。助推器从未在低于53华氏度（约12℃）的环境中测试过，而气象预报更是说明隔天早晨的温度会远远低于53华氏度。

在电话会议中，美国宇航局否定了麦克唐纳推迟发射的建议。他很惊讶。“这是美国宇航局第一次面对发射不安全的建议，”他后来写道，“不知何种奇怪的原因，我们反而被迫需要用数据证明发射一定会失败，但我们无法证明。”

麦克唐纳后来回忆道，那时坐落在犹他州的莫顿·赛奥科总部的老板中途离开了电话会议约30分钟，去和其他公司的总裁讨论这种情况。麦克唐纳写道：“当犹他老总回来后，决定不知为何已经反转了。”发射如期进行已成定局。

麦克唐纳脸色铁青，而他的意见已被推翻。美国宇航局让莫顿·赛奥科公司签署同意发射的协议，麦克唐纳拒绝了，然而他的老板却签了。隔天早晨，“挑战者”号如期发射，73秒钟后在空中解体，机上宇航员全部遇难。后来总统调查委员会确定了事故原因是O型环因天气过冷而失效。

知情者已经准确预测到失败原因，这让故事不寻常，也因此格外不幸。你或许认为一组决策者明确地知道某个项目有致命的缺陷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而事实呢？假如有个方法能让你掀开任何项目的一角瞥到它的命运，也就是说你能够不经历失败而看到自己是如何失败的话，那又将如何？这就是心理学家加里·克莱恩的“事前析误”背后的理念。想法很简单。很多机构已经在项目失败后做事后析误了，他们希望找到杀死项目的原因。事前析误是试图在事态无法挽救之前找到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你召集一个项目上的所有人，让他们想象项目推出后可能导致悲惨失败的原因。现在他们每个人都要写下失败的具体原因。克莱恩发现事前析误能帮助扫除项目中的缺陷以及之前没人敢大声说出的怀疑。

这意味着有一种方式能使事前析误更加有效：让人们匿名回答。

“失败不见得是成功的敌人，只要能从失败中学习。”这话听起来有理，但彻底地放弃呢？我们在这里一直鼓吹放弃的好处、宣传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谬误，但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放弃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呢？

康考迪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斯滕·罗时协助进行了一系列小研究，意在调查人们放弃了难以实现的目标后发生了什么。当然，决定目标是否难以实现就已经占了这场战斗的90%。“是的，”罗时说，“何时努力何时放弃，我认为这就是那个价值连城的问题。”

最后，罗时发现放弃难以实现的目标的人在心理和身体上都得到了好处。“比如，他们显现的抑郁症状较少，经受的长期负面影响也较少，”他说，“他们的皮质醇水平比较低，全身炎症水平也较低，这是免疫功能的一个指标。长期看来，他们的身体健康问题较少。”

罗时的研究很有趣，但坦白地说，这不是会让你立马行动的那种强大证据。放弃是否是值得的，这注定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至少很难通过实验回答。你要如何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收集数据呢？

你需要找到千百万正处在放弃边缘却无法做出决定的人。然后你挥一挥魔法棒，一半随机抽选的人就选择了放弃，而另一半则继续坚持着。你坐在这一切背后，观察着他们的人生将如何展开。

可惜，这样的魔法棒不存在。（至少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说不定高智公司或者美国宇航局正在研究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创建了一个名叫“魔鬼经济学实验”（Freakonomics Experiments）的网站。我们请参与者把命运交放到我们手中。首页是这么说的：

碰到难题了？

有时人生中面临着重大决定，而你彻底不知所措。你已经从每个角度考虑了问题，但不论怎么看都没有看似正确的决定。

到最后，不论你怎么抉择都不过是像抛硬币一样碰运气的事。

帮助我们做实验，让“魔鬼经济学实验”来替你抛这枚硬币吧。

没错，我们请求人们允许我们用抛硬币的方式帮助他们决定未来。我们让他们匿名，让他们告诉我们为何事举棋不定，然后抛硬币解决。（实际上是个数码硬币，就是一个随机生成数字又保证公平概率的程序。）正面意味着放弃，反面意味着坚持。我们让他们分别在两个月和六个月后回来向我们签到，让我们知晓他们是否更加快乐。我们还会访问第三方，通常是参与者的朋友或家庭成员，从而确认他是否真正遵从了硬币的指示。

虽然看似荒唐，但网站建好后的几个月我们就征集到了足够的参与者，抛了4万多枚硬币。男女分别占60%和40%，平均年龄30岁；约30%已婚，73%居住在美国，其余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我们提供了不同类别的一系列决定：职业、教育、家庭、健康、房屋、人际关系以及“只为好玩”。下面是些最受欢迎的问题：

我该辞职吗？

我该重返学校吗？

我该减肥吗？

我该改掉坏习惯吗？

我该和男（或女）朋友分手吗？

严格地说，并不是所有决定都是关乎“放弃”的。如果有人无法决定是否文身、是否开始做义工或者尝试网上相亲，我们也会为他们抛硬币。我们也允许他们自由填写问题（虽然我们对软件做了限制，禁止包括“杀人”、“偷盗”、“自杀”等词的问题出现）。请感受一下人们自己填写的一些问题：

我该退伍吗？

我该戒毒吗？

我该和老板谈恋爱吗？

我该停止跟踪爱慕的对象吗？

我该退出研究生院吗？

我该听我丈夫的话生第四个孩子吗？

我该退出摩门教吗？

我该成为基督徒吗？

我该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还是血管再成形手术？

我该去伦敦做投行职员，还是在纽约做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职员？我该重组我的投资组合还是任它自生自灭？

我该重新装修卫生间还是先完成地下室的装修？

我该参加我小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婚礼吗？

我该出柜吗？

我该放弃当音乐家的梦吗？

我该卖掉摩托车吗？

我该成为素食主义者吗？

我该让很有天赋的女儿放弃弹钢琴吗？

我该在社交网络上组织黎巴嫩女权主义运动吗？

看到那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陌生人的硬币，我们大吃一惊。当然，如果不是已经在考虑改变，他们也不会来到我们的网站。我们也无法强迫他们听从抛硬币的结果。最后大约60%的人听从了硬币，这意味着数千人根据抛硬币的结果做出了选择，而倘若抛硬币结果相反，他们则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可以想象，抛硬币对大问题来讲影响较小，比如辞职，但也的确有人遵从。人们在如下问题上尤其愿意听从硬币的安排：

我该提出加薪请求吗？

我该改掉坏习惯吗？

我该在一件有趣的事情上花一大笔钱吗？

我该参加马拉松吗？

我该留大胡子还是小胡子？

我该和男（或女）朋友分手吗？

在最后一个关于浪漫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为约100对情侣的关系结束而负责。（我们在此对被抛弃的一半说抱歉！）换个角度说，正因为抛硬币举动的性质，我们也保住了另外100对可能因抛硬币结果相反而结束关系的情侣。

实验依然在进行，我们依然收集着结果，但我们已经有足够数据，可以得出最初结论了。

有些决定并没有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一个例子是：留胡子。（我们一点也不惊讶。）

有些决定使人的幸福感明显降低，比如提出加薪请求、为有趣的事花大钱、加入马拉松。我们的数据无法显示这些选择为何使人不开心。有可能是因为你提出了加薪却未被批准，因此愤愤不平；抑或为跑马拉松而进行的训练只在理论上吸引人。

而有些改变的确让人们更加开心了，包括最重要的两种放弃：分手和辞职。

我们充分证明了分手、辞职、中断项目普遍来讲能让人更加幸福吗？完全没有。但同时也没有任何数据显示放弃会带来不幸。所以我们希望你在面对下一个艰难抉择时能够想到这点。或者就抛硬币吧。没错，或许根据完全随机的事件而改变生活是个古怪的想法，要放弃为自己做主的权利更是古怪。但是把命运交给硬币，哪怕只是为了一个渺小的决定，至少会防止你陷入“放弃是大忌”的思维模式。

就如之前所述，我们都是偏见的奴隶。或许正是因此我们二人才如此容易放弃。我们都是放弃的“惯犯”，对事情后来的发展也颇为欣慰。

我们二人中的一位——列维特，那个经济学家——从9岁起就认定自己会成为职业高尔夫球手。他没在训练的时候都在幻想自己是下一个杰克·尼克劳斯。他的进步是显著的。17岁时，他已经获得了参加明尼苏达州业余锦标赛的资格。然而在资格赛上，他的对手——一个又矮又胖，长得完全不像运动员的14岁男孩——一直以30~40码的距离领先于他，稳稳地获胜。“如果我连这个孩子都比不过，还哪有可能成为职业公开赛的选手？”他这样想。之前的高尔夫梦就这样一下子破碎了。[注释检讨过去，列维特或许的确放弃得太早了。那个14岁的小胖子是蒂姆•“小胖子”•赫论。在本书撰写之时，她将马上迎来参加职业高尔夫巡回赛的第20个年头，职业总收入超过1800万美元。]

几年后，他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不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学有趣，而是为辞掉那份他无比痛恨的管理咨询工作找掩护。他主攻政治经济学，从公认标准来看，职业进展得不错。只有一个问题：政治经济一点儿都不好玩。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但工作本身却非常枯燥。

这时他有三个选择：

1.无论如何，坚持。

2.彻底放弃经济学，搬到父母家的地下室住。

3.在经济学中找到新的、不那么无聊的方向。

第一个选择是最简单的。再发表几篇论文，我们的英雄差不多就能在顶尖大学经济学系拿到终身教授职称了。这个选择运用的是学术人士口中的“维持现状偏见”，也就是维持现状的选择。无疑，这是“放弃”所面对的最强反对力量。第二个选择有着原始的吸引力，他试过一次，但结果不理想，所以放弃了这条。第三个选择在向他招手。但是有什么他喜欢做的事，同时能重振他的学术职业呢？

的确有：看电视上的《美国警察》节目。这是现代第一档电视真人秀。这节目并不是什么经典，也没有多重大的意义，然而娱乐性却很强，甚至让人上瘾。每周，人们在电视上跟着那些警察去巴尔的摩、坦帕市甚至莫斯科，追捕不守秩序的酒疯子、劫车者、打老婆的人。节目一点儿科学含量都没有，但它的确会让你思考：为什么那么多罪犯和受害者都是醉酒的人？枪支管制真的奏效了吗？毒贩子到底能挣多少钱？更重要的，他们用了多少警力和战术？把很多罪犯关入监狱真的降低了犯罪率，还是鼓励了新的、更疯狂的罪犯顶替他们的位置？

看几十个小时的《美国警察》能引出学者着迷地研究了10年的问题。（或许坐在沙发里看电视吃玉米片也没有那么糟糕！）就这样，新的职业道路铺好了：犯罪经济学。这是个少有人涉及的领域，而且尽管不如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或劳动经济学重要，它却可以永久地保证这位经济学家不用搬到父母的地下室去。所以他就放弃了当重要经济学家的念头。

本书的第二位作者既放弃过儿时的梦想，也放弃过梦想中的工作。他从幼年起就玩音乐，在大学时帮忙成立了一个摇滚乐队，名叫“右侧肖像”，名字来自冲撞合唱团的专辑《伦敦呼声》里的一首歌。乐队开始很粗糙，后来逐渐进步了。他们状态最好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滚石、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无知无畏的乡村朋客的粗劣混合体。几年后，右侧肖像和爱丽丝塔唱片公司签了合约，就要起航了。

一路走到这里是乐趣无限的。爱丽丝塔唱片的经纪人克里夫·戴维斯是在纽约的一家阴暗小酒吧里发现他们的，莱蒙斯、传声头像等乐队都是在这里发迹的。后来戴维斯邀请乐队到纽约中心区的炫酷办公室，还让艾瑞莎·弗兰克林在电话另一端给这几个男孩讲爱丽丝塔唱片公司的长处。我们正在萌芽的摇滚巨星还和斯普林斯汀本人、快速走红的R.E.M.乐队等音乐英雄们进行了更深入的职业探讨。离儿时梦想近在咫尺是多么让人心醉。然而他放弃了。

走在这条路上的某个时刻，他发现尽管背着吉他在舞台上疯狂跳跃是那么激动人心，但摇滚明星的真实生活却不是他所憧憬的。从外表看，追逐名誉和财富是美妙的，但他和真正得到了这些的人接触时间越长，越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这种生活意味着永远活在路上，没什么独处的时间。这是属于舞台的人生。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坐在安静的屋子里，有个风景不错的小窗，写点故事，然后晚上回到有老婆和孩子的家里。所以他决心做这些。

于是他报考了研究生院，几年来只要刊物愿意刊登，他就会写。后来有如神助般地，《纽约时报》为他提供了一份梦想的工作。作为一个小城镇新闻工作者的儿子来说，这真是撞大运了。在《纽约时报》工作的第一年里，他天天都在掐自己大腿。就这样一年变成了5年，5年变成了……他又放弃了。尽管从事新闻工作使他精神抖擞、受益匪浅，但他发现自己更想自己做主，自己写书，比如这本。

我们俩一起写书时得到的乐趣和幸运是之前无法想象的。

这自然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是否该采纳自己的意见，考虑停下来？写了这三本魔鬼经济学相关的书以后，我们还有更多能分享的内容吗？还有人在乎吗？或许我们应该到魔鬼实验网站听听硬币的意见。如果你今后再没有看到我们的书，你就知道硬币是怎么说的了……

现在全书只剩下最后几页，信息已经很明显：放弃是魔鬼思考的核心。如果这个词依然令你恐惧，那么让我们用“放下”一词代替吧。放下那些折磨着我们的传统认知，放下束缚着我们的人为限制，放下对承认不知道的恐惧，放下指使我们把球踢向球门一角而非中心的习惯性思维，即便踢向中心的命中率更高。

我们还要指出，在哈罗公学给出著名建议的丘吉尔也是史上最伟大的放弃者之一。他参政后不久便陆续退出了各种党派，后来干脆退出了政府。他再次回到政府后又一次退出了党派。而在他没有放弃的时候，其他政客却把他踢出了政治圈。他在政治荒野中驻留了多年，谴责英国对纳粹的妥协，直到失败的政策导致全面战争时才恢复了职位。即便是在最无望的时刻，丘吉尔也没有向希特勒妥协过半步，最后成为“英国最伟大的战争领袖”，如史学家约翰·基根所述。或许就是那一系列的放弃造就了丘吉尔的刚毅，使他能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坚持到底。他已经知道了什么值得放弃、什么值得坚持。

我们已经阐述了我们的观点。你也看到了，并没有什么魔法。我们只是想鼓励你换种方式思考，更彻底、更自由地思考。现在轮到你们了！我们自然希望你能喜欢这本书，但我们更希望它能在哪怕极小的程度上对你有所帮助，使你能够在社会上纠正一些谬误，缓解一些负担，甚至——如果你喜欢的话——多吃一些热狗。祝你好运！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尝试。读到这里，你也是个魔鬼思考者了。让我们一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