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所罗门王和大卫·李·罗斯有什么共同点？
说谎的人往往会对诱因做出与常人不同的反应。如何利用这点抓住坏蛋呢？这需要理解诱因的基本作用方式，以及了解不同的人对诱因的不同反映。魔鬼智库中的一些工具或许在你的一生中只会起到一两次作用，而这便是此类工具之一。然而它具有力度和某种程度的优雅，能诱惑罪恶者无意间以行为暴露罪行。
所罗门王建立了耶路撒冷第一圣殿，他超凡的智慧为世人所熟知。
大卫·李·罗斯是范·海伦摇滚乐队的主唱，以酷爱耍大牌为世人所知。
这两个男人究竟能有多少共同点？这里列举了几个可能性：
1.他们都是犹太人。
2.他们都有很多女人。
3.他们都是最流行的歌曲的词作者。
4.他们都涉足博弈论。
其实上述四条都是事实。下面的内容可以证明。
1.大卫·李·罗斯于1954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内森是一名眼科医生。（大卫是在准备犹太成年礼期间学会唱歌的。）所罗门王约公元前1000年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大卫也是国王。
2.大卫·李·罗斯“和每个内裤里装了两条腿的漂亮女孩都发生过关系”。他曾说：“我还和一个截肢的女孩睡过。”据《圣经》记载，所罗门王“爱过很多异国女子”，包括“700个妻子、王妃和300个嫔妃”。
3.大卫·李·罗斯为大多数范·海伦乐队的歌曲填词，包括一首排行榜冠军歌曲《跳跃》（Jump）。所罗门王被认为曾撰写圣书《箴言》、《雅歌》和《传道书》的部分或全部。民谣歌手皮特·西格在他的歌曲《变变变》（Turn！Turn！Turn！）中引用了《传道书》的几个段落当作歌词。而这首歌在1965年被飞鸟乐队翻唱后成了排行榜冠军歌曲。[注释所罗门三和大卫还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取名都喜欢用单一祈使动词。]
4.关于二人的两个最著名的故事都与一个巧妙的策略思考有关。每个希望掌握魔鬼式思考的人都应该学习。
年轻的所罗门王刚刚继承王位，他迫切地想证明自己的判断力。机会很快就来了。一天两个妓女对簿公堂。她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并且在几天内先后生下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女人告诉国王：另一个女人的儿子死了，她“半夜起来从我身边偷走了我的儿子，还把死婴放到了我的怀里”。另一个女人辩驳道：“不是这样的！活的就是我的儿子，死的才是她的。”
很显然，其中一个女人在说谎，不过是哪一个呢？所罗门王又将如何判断谁才是活着的孩子的母亲呢？
“拿我的剑来，”国王说，“把这个孩子分成两半，一人拿去一半。”
第一个女人祈求国王不要伤害孩子，并同意让第二个女人把孩子抱走。
然而第二个女人赞同国王的解决方式：“这孩子咱俩谁都别想要，就把他分了吧。”
所罗门王立刻做出了判决：“把完整的孩子还给第一个女人，她才是孩子的母亲。”《圣经》里写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到了这个判决，看到这个国王拥有上帝的智慧，可以主持公道。
所罗门王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呢？
他认为一个残忍到赞同分割孩子的女人也能残忍地偷走别人的孩子。而亲生的母亲是宁可把孩子拱手让人也不愿看到他死去的。所罗门王设了一个陷阱，等着罪恶与清白自行呈现出面貌。
相比之下，大卫·李·罗斯也许更聪明。20世纪80年代初期，范·海伦成了史上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众所周知，他们总是在巡演的途中尽情狂欢。《滚石》杂志写道：“不论他们在哪里落脚，盛大、喧闹的狂欢都会跟随。”
乐队的巡演合同总是带有53页的附文，详细说明了技术、安保的每个细节，还有对食物和饮品的要求。在偶数日里，乐队必须吃烤牛肉、炸鸡或烤宽面，配抱子甘蓝、花椰菜或菠菜。在奇数日里，他们要吃牛排或中餐，配豆角、豌豆或胡萝卜。晚餐绝不能用塑料或纸盘盛装，进餐时也不得使用塑料餐具。
在冗长附文的第40页里是对零食的要求。他们指定了薯片、坚果、蝴蝶饼和M&M豆，旁边还特别声明：绝对不要棕色的。[注释本章与上一章都提到了M&M豆的不寻常用法，这纯属巧合。我们并未向生产M&M豆是马氏公司收取产品植入或代言费用，虽然现在想来我们有点后悔。]
这到底是为什么？要求吃坚果和薯片并不算挑剔，那么为什么跟棕色M&M豆过不去呢？乐队成员与棕色M&M豆有过不愉快吗？乐队有虐待倾向，喜欢让可怜的供餐公司一颗颗地挑M&M豆吗？
当M&M豆的条款泄露给媒体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摇滚乐团无度放纵、耍大牌的典型。多年后罗斯说：“人们觉得我们为所欲为，肆意凌虐别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范·海伦的演唱会现场总是盛大而华丽：庞大的舞台，震撼的音效，炫目的灯光。所有设备都需要构架和电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但他们演出的很多场地都是落后的。“范·海伦的制作规模庞大、思维超前，而有的场地根本不具备能容纳那些制作道具的通道和装卸平台。”罗斯回忆道。
因此他们才需要制定53页的附文。罗斯说：“大多数摇滚乐团的合同就像一本画册，而我们的像本居民电话簿那么厚。”里面有对每个细节的逐点说明，以保证主办方在每个场地都能提供足够的空间，拥有相应的承重能力和供电能力。范·海伦要确定没人会被倒塌的舞台和短路的灯柱夺去生命。
可是乐团每到一个新城市又要如何确定当地主办方读了附文并做足了安全措施呢？
提示：棕色M&M豆。罗斯到达场地后会立刻去后台检查那碗M&M豆。如果他看到了棕色的巧克力豆，便知道主办方没有认真阅读附文，那么他们就要认真地检查每个重要设备是否安装妥当。
如果看到了棕色M&M豆，他们会把化妆间折腾得乱七八糟。这只会被看作摇滚巨星的荒唐举动，他们设的陷阱便不会暴露。不过我们怀疑他其实也挺享受破坏过程的。
所以说，大卫·李·罗斯和所罗门王都实践了博弈论，也都颇有成效——浅显地说，就是以推测对手下一步棋的方式来打败对手的艺术。
经济学家曾一度认为博弈论会主宰世界，能够帮助勾画或预测重要事件的结果。然而事实证明博弈论远没有预想的那般有效和有趣。在多数情况下，世界过于复杂，博弈论无法施展它的魔法。然而魔鬼式思考意味着简单思考，就如所罗门王和大卫·李·罗斯所展现的简单博弈论实践就能带来奇效。
虽然两件事的背景没有可比性，但二人却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无人认罪时，如何分辨罪恶与清白。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此时出现了“混同均衡”——所罗门事件中的两个母亲和范·海伦巡演的主办方——它们需要被打破，形成“分离均衡”。
说谎的人往往会对诱因做出与常人不同的反应。如何利用这点抓住坏蛋呢？这需要理解诱因的基本作用方式（上一章已经讲过），以及了解不同的人对诱因的不同反映（本章会讲到）。魔鬼智库中的一些工具或许在你的一生中只会起到一两次作用，而这便是此类工具之一。然而它具有力度和某种程度的优雅，能诱惑罪恶者无意间以行为暴露罪行。
这招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翻遍了史书和教科书，想寻找一个恰当的名称，却无功而返。所以就让我们编一个吧。为了向所罗门王致敬，我们就用一个失传已久的谚语吧：教你的花园自除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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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被指控犯了罪。警察说你偷东西、打人或者酒驾横穿公园，并压扁了所见的每个人。
可是证据并不确凿。法官也无法确定真相，所以她想出了一个颇具创造力的办法。她下令要你把手臂放入一大缸沸水中，如果能毫发无伤，便是清白的，会马上释放你；如果你的手臂被烫伤了，你便是有罪的，将被关进监狱。
中世纪的欧洲就把这方案执行了几百年。如果法庭无法判定嫌疑人有罪，案子会被转交给天主教神父，而神父会用滚烫的铁块或沸水进行神明裁判。背后的理念是：上帝知道真相，他会奇迹般使清白者免于受伤。
你会如何评价中世纪的这种定罪方式？
1.野蛮
2.荒谬
3.出奇奏效
回答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下相关的诱因。想象一个生活在1000年前英国北部的牧羊人，名叫亚当。他是另一个牧羊人拉尔夫的邻居。二人关系不好。亚当怀疑拉尔夫曾经偷过他的几只羊，而拉尔夫到处宣称亚当往羊毛捆中掺了石头以在市场上卖高价。两个人也常常争吵。
一天早晨，拉尔夫的整个羊群都死了，显然是被毒死的。他立刻归罪于亚当。亚当的确有灭掉拉尔夫羊群的动机——对方羊毛产量的减少意味着自己的羊毛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不过肯定还有其他可能性。或许羊群死于疾病或自然中毒，或许是另一个对手下的毒，抑或拉尔夫自己投毒以陷害亚当入狱或赔偿。
被交上法庭的证据远不足以定罪。拉尔夫说他看见亚当前一天晚上在死掉的羊群旁鬼鬼祟祟。然而鉴于两个对手恶语相向，法官怀疑拉尔夫也在撒谎。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法官，你要如何确定亚当是否有罪？再继续想象一百个这样的案子、一百个亚当站在你面前，每个案子中的证据都不确凿，而你又不想让罪人逍遥法外。你该如何找出清白的人呢？
让你的花园自除杂草吧。
法官给了每个亚当两个选择：认罪或者把自己交给神明裁判。从现代观点来看，很难想象神明裁判是有效的辨别善恶的方式。那么事实呢？让我们看下数据。研究吉十赛法律和海盗经济等课题的经济学家彼得·里森研究了这个数据。匈牙利教堂有一组13世纪的数据，包括308例进入神明裁判环节的案子。其中100例在施行前被撤回，这就剩下了208个人被神父招入教堂，他们爬上神坛并从远处目睹了其他人被迫抓住火红铁块的受刑场面。
那么这208人中有多少人被烧成重伤？全部？别忘了我们是在说火红的铁块。207还是206？
真正的数字是78。这意味着130人，几乎三分之二接受神明裁判的被告，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因此被释放。
如果这130个案子不是奇迹的话，那要如何解释呢？
彼得·里森认为他找到了答案：神父的道具。也就是说神父对刑罚器具做了手脚，既让神明裁判看似奏效，又要保证被告不会被烧伤。这并不难，因为神父掌控着全部过程。或许行刑前他把铁块换成了凉的，或者往一坛沸水中倒入了一盆凉水。
为什么神父要这样做？或许他只是动了恻隐之心，抑或他接受了贿赂？
里森看到了另一种解释。让我们回想一下那50个法庭无法定罪的亚当。我们假设其中有些人有罪而有些是清白的。就如之前所述，有罪和无罪的人往往对同样的诱因有着不同的反应。在这个背景下，清白的亚当和罪恶的亚当分别在想些什么呢？
罪恶的亚当想的或许是：上帝知道我有罪，所以如果我接受了神明裁判，就会被烫得很惨。那时我不但会入狱或赔偿，而且余生都将生活在伤痛中。所以或许我应该去自首，从而避免神明裁判。
清白的亚当又会想些什么呢？上帝知道我是无罪的，所以我要接受神明裁判。上帝永远不会让这炙热的诅咒伤害到我。
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在神明裁判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里森写道：“这便形成了一个分离均衡，只有清白的人愿意接受裁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00例裁判被撤销：这些例子中的被告认罪了，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里，有罪的被告有可能为了避免忍受额外的烧伤之苦而接受定罪。
那么我们的牧羊人亚当呢？让我们假设他没有毒死拉尔夫的羊群，而是被拉尔夫陷害的。亚当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在他站到教堂的沸水锅之前，神父恐怕已经看出了他的清白，所以他会相应地对器具做手脚。
别忘了还有78个人的确被烧伤，付了赔偿金，并入狱。这些人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是：（1）神父认为这些人有罪；（2）神父至少要在表面上维护神明裁判的威信，否则它就失去了分辨善恶的效应，所以这些人被牺牲了。
我们还要注意，如果被告不相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又惩恶扬善的上帝，那么这种威胁效应也不会产生。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大多相信上帝的存在。
于是这个奇怪的故事生出了一个最奇怪的枝节：如果中世纪神父的确对神明裁判做了手脚，那么这就使神父成了那时唯一不相信全能上帝的人，即便相信，他也对自己干预神明裁判以维护公正的神权充满信心。
如果你能学着建起自除杂草的花园，那么你也将能够时不时地扮演上帝了。
假设你的公司每年要招聘几百名新员工。招聘费时费钱，尤其是员工流动率很高的行业，比如说零售业每年的员工流动率大约在50%，而在快餐店则达到了100%。
所以毫不意外地，公司会尽量简化申请过程。现在申请者只需20分钟就能在舒适的家中上网填完申请表。好消息，不是吗？
或许不是。如此简单的申请过程可能会吸引对这份工作并不太感兴趣的申请者。他们从纸面上看似不错，但即便被录用也不会干很久。
那么如果雇主故意把申请过程设计得无比烦琐呢？比如需要60~90分钟才能完成申请，以排除浅尝辄止者呢？
我们向几家公司推荐过这种做法，然而没有一家采纳。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如果我们把申请表弄得过长，申请人就会减少。”而这恰恰就是重点：你能立刻排除很可能面试迟到的人，或是几周后就会辞职的人。
高等院校对折磨申请者却没有丝毫的不安。想想一名高中生若要报考不错的大学需要投入多少精力。工作申请者被录用后会拿到工资，而大学申请者却是要向学校付钱的。想到这点，两者申请过程的差别就显得尤其惊人了。
不过这的确解释了为何大学文凭依旧那么吃香。（在美国，四年制大学文凭持有者的薪水要比只有高中文凭的人高75%。）一张大学文凭对于招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它说明了这个人有意愿也有能力完成各式各样冗长、复杂的任务，而且作为新员工，他不会一遇到小挫折便逃之夭夭。
如果无法让每个工作申请人像申请大学时一样努力，那么有没有一种快速、机智又廉价的方法能够在第一时间排除不合格的申请者呢？
美捷步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上一章中讲到的网络鞋店美捷步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经营方式，他们的客服是成功的关键。所以尽管这只是个时薪11美元的工作，他们依然希望每个员工都能彻底忠于公司的精神。因此公司给出了这样的待遇：每个通过筛选、被录用并接受了几周培训的新员工，都可以选择辞职，更甚，辞职者还能拿到培训期间的工资和额外的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2000美元的津贴——只因辞职！他们只需接受离职意见调查，并同意永远放弃在美捷步工作的资格。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什么样的公司会给辞职的新员工发2000美元？！
聪明的公司。“这就把员工实实在在地放到了这样一个立场中：你是更在乎钱，还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本身？”公司首席执行官谢家华说道，“如果他们更在乎获取好赚的钱，那或许不适合我们的公司。”
谢家华认为所有拿了那2000美元的员工都是从长远角度考虑会使公司损失超过2000美元的人。业界数据显示，替代一个员工的成本是4000美元，而且最近一项对2500家公司的调查显示：一个不优秀的员工会降低公司的效率和士气，给公司带来超过25000美元的亏损。所以美捷步决定仅预先支付2000美元，让不合格的员工在扎根前自行除名。直到本文撰写之时，接受这2000美元的新员工只占不到1%。
美捷步的淘汰机制与中世纪神父、大卫·李·罗斯和所罗门王有所不同。美捷步的操作是彻底透明的，没有任何欺骗因素，而其他几个例子都以欺骗为手段——使一方在不知自己被操纵的情形下暴露自己。美捷步的故事或许在道德上显得更胜一筹，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利用“骗局”乐趣更大。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秘密子弹加工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巴勒斯坦的统治。英国被战争折腾得精疲力竭，不愿再为仲裁顽固对峙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耗费心力。
对于在巴勒斯坦居住的犹太人而言，英国一旦撤离，和阿拉伯邻居的战争便在所难免了。于是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开始储备武器。枪支的供应并不短缺，他们可以从欧洲等国走私，而子弹却极缺，因为英国统治时期制造子弹是违法的。所以哈加纳决定在雷霍沃特附近的基布兹山顶农场建造一个秘密子弹加工工厂，距特拉维夫市15英里。工厂代号：阿亚隆研究所。
基布兹有个柑橘园、一个蔬菜园和一个面包房。研究所就建在洗衣店的地下。洗衣店的作用是掩盖生产子弹的噪声，也为员工提供了一个掩护身份：工人每天要去洗衣店报到，然后把一个巨大的洗衣机推到一旁，通过秘密楼梯进入地下工厂。用着从波兰走私来的设备，研究所就这样开始生产斯特恩式轻型机关枪所需的9毫米口径子弹了。
子弹工厂极为神秘，在那里工作的妇女甚至不能对丈夫吐露实情。行动不但要对阿拉伯人保密，还要对英国人保密。在那里驻扎的英国士兵尤其喜欢到基布兹洗衣房洗衣服，这使保密工作更为困难。这些英国士兵还会来此和工人聊天，一些基布兹人作为犹太旅成员在“二战”中曾与英国人并肩作战。
有一次事情差点败露。他们正在往楼下运送造子弹机器时，一位英国军官出现了。“伙计们把他带到了食堂并奉上了啤酒，我们最终才得以安放机器并封住了入口。”当时的一位工厂管理人回忆道。
他们还是被吓坏了。如果英国人抵抗住了啤酒的诱惑，研究所很可能会被迫关闭，而组织者会被抓入大牢。他们必须为下一次的突然造访做好防备。
据说解决的方法在啤酒中。英国军官抱怨基布兹的啤酒不够凉，他们喜欢喝冰镇的。急于讨好他的犹太朋友们建议：下次您过来之前先打个电话，我们会提前为您准备好冰镇啤酒。解决了！冰镇啤酒方法神奇地奏效，至少基布兹的传说中是这么说的，英国军官再也没有突然造访过。后来工厂制造了200多万颗子弹，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中派上了用场。基布兹人满足了英国人的小小需求，成就了自己更大的目标。
教花园自除杂草的方式有很多（或者说制造分离均衡的方式）。地下子弹工厂和美捷步都挂出了诱饵——冰镇啤酒和2000美元——以使“杂草”自行消失。神明裁判倚赖的是无所不能之神的威胁。而大卫·李·罗斯和所罗门王则为了得到真相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声誉——罗斯扮演着比现实中夸张的摆谱混蛋，而所罗门王佯装成尽快断案而屠杀婴儿的嗜血暴君。
这些诱惑人们自行归类的方式不但用途广泛，还能让你赚一大笔钱。看看下面这封电子邮件吧：
敬爱的先生或女士，最高机密：
我是尼日利亚拉格斯能源管理协会的官员。我正在寻找一个可靠、诚实、值得信赖的合作者，并从工商业联合会的名录上找到了您的信息。
我和我的同事在城市供电承包项目的批准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无法走账的资金，现在由我们安全保管。
但是我们决定把这1030万美元转出尼日利亚，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位可靠、诚实又不贪婪的国外合作者协助我们转走这笔钱。我们同意拿出总资金的30%作为您的报酬。
如果您有能力无误地处理这项事宜，我们便对这笔交易充满信心。请保守这个最高机密，不要向任何渠道提及我们，以免危及我们的职业。
若感兴趣请立刻通过当前电子邮箱联系我，以得到更多细节并进行更便利的沟通。
你收到过类似的邮件吗？当然。或许此时此刻正有一封在钻进你收件箱的路上呢，不是来自政府官员就是来自亿万富翁的寡妇。在每个故事中，主人公都拥有需要从官僚或不合作的银行中解冻的千百万美元。
然后你就派上用场了。如果你提供了你的账户信息（或许还要寄去从指定银行拿到的几张印有信头的空白信纸），那个寡妇、王子或政府官员就能在一切处理稳妥前安全地把钱存放在你的账户中了。你有可能还需要去一趟非洲，办理一些敏感手续，或许你还需要预付数千块钱的手续费。当然事后你会得到丰厚的奖赏。
你被诱惑了吗？希望没有。这铁定是个骗局，它的不同版本已流传了几个世纪。先前还有一个西班牙囚犯版本。骗子佯装成被剥夺财产、误判入狱的富翁，丰厚的奖金等待着将为他保释的英雄。过去这些骗局是通过邮政或面对面的途径施展的，而今天大多都存在于网络上。
这类骗局有个总称：预付金诈骗，但更常被叫作尼日利亚信件或419诈骗，名字来源于尼日利亚刑法中的一节内容。尽管很多地方都有预付金诈骗，但尼日利亚好像是“震心”：涉及尼日利亚的此类邮件多于涉及其他地区的邮件总和。这种关联众所周知，以至于当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尼日利亚”后，出现的自动加载搜索结果很可能就是“尼日利亚骗局”。
科马克·赫尔利思考了这个问题。赫尔利是微软研究院的计算机科学家，他一直对诈骗分子如何滥用科技深感兴趣。他之前在惠普工作时最大的顾虑之一，便是性能日益强大的台式打印机会被用来打印伪钞。
赫尔利以前并没有关注尼日利亚骗局，不过后来不同角度的评价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人提到骗子可以赚千万乃至几十亿美元（具体数据很难找到，不过美国特工处专门为此设置了任务小组，可见骗子的威力；加州有一位受害者被骗走500万美元）。而另外一个人则说这些尼日利亚骗子是多么愚蠢，编出这些荒诞而又漏洞百出的信件。
赫尔利好奇为何这两种事实可以同时存在。如果的确骗子如此愚蠢，信件荒谬得如此明显，为什么他们还能得手呢？他说：“当你看到明显的矛盾时就会开始刨根问底，试图找到能解释这一切的理由。”
他开始从骗子的角度思考骗局。对于任何准备诈骗的人来说，网络真是个神奇的礼物。你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大量邮箱地址，瞬间寄出千百万封诱饵信。所以联系潜在受害者的成本是极低的。
不过把潜在受害者转换成实际受害者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通常包括大量的邮件交流，抑或需要电话沟通，最后还需要办理银行手续。
假如每寄出1万封邮件会得到100名上钩者的回复，那些把邮件丢入垃圾桶的9900人并没有浪费你一分钱，而现在你可以“重点培养”那100个人了。而这里每当有人变聪明、因害怕退缩或仅仅是失去兴趣时，你的潜在利润就会降低。
这100个人中最后有几个会真正付钱呢？假设有一个。另外的99个都是统计学中的假阳性错误。美国警方做出反应的95%的防盗警报都属于假阳性错误，相当于每年3600万例，使警方损失近20亿美元。而在医学界，我们则更加重视假阴性错误，比如未被查出的致命疾病，然而假阳性错误也是巨大的问题。一项研究发现，在前列腺、肝脏、结直肠和卵巢癌症的定期检查者中，假阳性错误率高得惊人（男性60%，女性49%）。一个组织甚至呼吁取消健康女性的卵巢常规检查，因为它根本就不怎么奏效，而假阳性错误诊断“让太多的女性接受了没必要的伤害，比如大手术”。
印象中最近一次最具破坏性的假阳性错误就发生在科马克·赫尔利所从事的电脑安全领域。2010年，迈克菲杀毒软件在大多数运行微软的视窗系统中发现了一个恶意文件。它及时地做出反应，根据用户的设置删除或隔离了这个文件。可是有一个问题：这并非恶意文件，而是视窗系统的启动文件。杀毒软件错误地攻击了健康文件，“使千百万台电脑陷入了无止境的重启循环。”赫尔利说。
那么尼日利亚骗子要如何使假阳性错误降到最低呢？
赫尔利用他的数学和电脑知识思考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了潜在受害者最有价值的特征：易轻信他人。还有什么人会仅凭一封关于非法财产的古怪邮件就把几千、几万块钱寄给远方的陌生人？
尼日利亚骗子如何仅凭邮件地址来判断什么人容易上当呢？他们不能。容易轻信他人是一种无法被观察到的特征，但是赫尔利发现骗子能够邀请轻信者自动现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他们寄出如此荒唐的信，里面还包含着出名的“尼日利亚”字眼，只有最易轻信别人的人才会当真。任何有一丁点儿理智和经验的人都会立刻删除这样的邮件。赫尔利说：“骗子想找没听说过这个骗局的人。任何一个看到邮件没笑趴下的人都是他们想找的诈骗对象。”
赫尔利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是这样写的：“这种邮件更多是为排除不可骗的人——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吸引可骗的人……不提到‘尼日利亚’字眼、用听上去更可信的语言一定会吸引更多人回复，也会带来更多最终上当的人，但这样会降低骗子的总收入……那些最初相信但后来清醒过来的人和在最后关头放弃的人，恰恰是骗子们最想避免的、最昂贵的假阳性错误。”
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尼日利亚骗子真愚蠢，那么或许你就如赫尔利那样已经被说服，这种愚蠢是我们都希望拥有的。他们发出的荒唐邮件是绝妙的，让庞大的花园自行清除了杂草。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是小偷和恶棍。你可能会钦佩他们的方式，却不会赞美他们的使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游戏方式，又能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赫尔利相信有这样的办法。他赞许地指出，有一个小型“骗子诱饵”网络社区就在忙着给这些尼日利亚骗子发邮件交流，浪费骗子的时间。“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显摆。”赫尔利说。而他希望通过自动化手段来增强这种做法的效力。他说：“我们需要做一个能与人交谈的自动聊天程序。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心理治疗自动聊天程序。你需要做一个能拴住骗子的东西，让他上钩。不需要让他回信20个来回，但若每次都能浪费他一点精力就很好了。”
换言之，赫尔利希望看到一个会装笨的聪明程序，以此打败同样以装笨来寻找轻信者（若不是笨蛋）的聪明骗子。
赫尔利的聊天机器人会使骗子的系统假阳性错误泛滥，使他们无从找到真正的受骗者。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为骗子的花园播种上亿棵杂草。
我们也认为在坏蛋攻击好人之前先打击一下坏蛋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在2009年出版的《魔鬼经济学》一书中，我们描写了与英国某大型银行的一位防诈骗官员共同创立的一套系统。它可以分析由千百万银行客户产生的数万亿数据点，由此筛出潜在的恐怖分子。系统创立的启发来自美国“9·11”事件中恐怖分子的不规则账户动态。这些关键动态包括：
•他们会先存入一大笔钱然后定时领取，却没有固定的进项。
•他们的账户中没有正常的生活消费，比如房租、水电费、保险费等。
•他们中有些人常打出或收到国际汇款，而金额必然低于申报额。
类似的指向标远远不足以识别恐怖分子或是哪怕一个小小的罪犯。但是有了开始，并不断从英国银行数据中提炼新标尺，我们便能够调紧系统的套索了。
这套索必须设置得很紧。假如我们的系统推断银行客户与恐怖组织的关联的准确度能达到99%，那这或许听起来不错，除非你思考了这类情景中1%假阳性错误的代价。
英国恐怖分子并不多，让我们假设一共500人。具有99%准确度的系统能够正确指认495名恐怖分子，但也会错误地指认数据中总人数的1%。英国总人口中大约有5000万成年人，也就是50万清白的人会被错误地指控与恐怖组织有瓜葛。这会发生什么？你可以尽管去夸耀1%的假阳性错误率有多低，看看尼日利亚骗子们面对的是什么比例！但这无法减少你面前好多气愤的人（还很可能有好多法律诉讼）。
所以系统的准确率必须要接近99.999%才行。我们为此也不断在系统中添加指向标。有的只是人口特征方面的（英国已知的恐怖分子大多是年轻的男性，到目前为止也大多是穆斯林）。还有行为方面的，例如，潜在恐怖分子很少会在周五下午从自动提款机上提款，因为那是穆斯林祷告仪式时间。
其中有一个因素在运算中作用尤其强大，那就是人寿保险。一个“预备恐怖分子”几乎从来不会从自己存取款的银行买保险，即便他已经有了妻子和小孩。为什么呢？我们在那本书里解释过：保险条款中说明，被保人若涉足自杀炸弹等恐怖行为则有可能使保险自动作废，因此他们的钱就浪费了。
经过几年的调整后，这套运算系统在庞大的银行数据库中开始运行。为了不影响正常业务，它每晚在银行的超级计算机上运行。系统表现得不错，生成了相对来讲不算长的一列人名，我们很确定里面至少有五六个恐怖分子嫌疑人。银行交给我们的是蜡封的信封，里面装着名单——由于隐私法的保护，我们看不到人名，然后我们要把这封信转交给英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管理人。一切都像在拍《007》。
这名单上的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很想告诉你，但是我们不能，不是为了保守国家机密，而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尽管英国政府看似对我们提供的名单很满意，但并不想带着我们一起敲嫌疑人的大门。
这看似就是故事的结局了，然而一切还没有结束。
在《魔鬼经济学2》中，我们不光描述了这个运算系统的来龙去脉，还提出未来的恐怖分子应该如何避免被识别：去银行买保险。我们指出，与我们合作的银行“提供每月只需付几块钱的新客户保险”。我们还为此策略打了广告：地球变冷、爱国的妓女以及当人肉炸弹的人为何该买人寿保险。
在去英国促销新书之行中，我们发现英国公众并不感激我们对发现潜在恐怖分子的出谋划策。一位报社评论人写道：“我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把秘密告诉恐怖分子。”广播和电视主持人就没那么客气了。他们让我们说清楚，什么样的白痴会花功夫做这样一个陷阱，然后再详细说明避开陷阱的方法？显然我们比尼日利亚骗子还愚蠢，比大卫·李·罗斯还自负，比所罗门王还嗜血。
我们吞吞吐吐，我们支支吾吾，我们百般找借口；有时我们把头低下，深深地埋在忏悔中。不过我们心里在笑。每次因愚蠢被炮轰，我们都会更加高兴。为什么呢？
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明白，从几千万人中找出几个坏人是件难事。如果能骗坏人自动现行，我们的成功概率还大些。我们的人寿保险骗局——是的，它一直都是个骗局——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你认识的人里会有人从银行买保险吗？没有。我们也没有。很多银行的确销售保险，但大多数客户只用银行处理与钱有关的业务。如果人们想买保险会去找保险经纪人，或者直接找保险公司。
所以当这两个美国傻子在英国媒体中因支招如何发现潜在恐怖分子时，什么样的人会忽然跑去银行买保险呢？想要遮掩自己行踪的人。而我们的系统早已准备就绪，仔细地观察着。我们向此章中描写过的伟大头脑学习，设计了陷阱，等待着罪恶者自投罗网。用所罗门王的话说，这促使他们“中了自己的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