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真相在问题的根源

直视本因会令人不安，甚至会引起恐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回避本因……不过当直面本因时，你至少知道你在与真正的问题做斗争，而不是在和影子打仗。

面对人们已经研究过的问题并找出新的解决途径，需要思考者真正具有独创精神。

为什么能做到这点的人少之又少？或许因为，我们多数人在寻找答案时都倾向于最接近、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很难说这是后天形成的习惯，还是祖先遗留的基因所致。

在穴居人时代，知道某棵灌木上的果子是否能吃攸关性命。最临近的原因通常是最重要的。即便在今天，最临近的原因也常常能够完美地解释问题。如果你三岁大的孩子号啕大哭，而五岁大的孩子带着坏笑站在一旁，手里还握着一把塑料锤子，那么这锤子和哭泣多少有点关系——这会是个不错的猜测。

不过社会关注的大问题——犯罪、疾病、政治机能失调等——要复杂得多。它们的根本原因通常不那么直接、明显或易被感知。于是我们往往投资数百亿资金去治疗症状而不是为问题除根，问题得不到解决时，我们只能望洋兴叹。魔鬼式思考，意味着你要竭力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它。

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思考一下贫困与饥饿的问题：它们是由什么导致的？一个讨巧的答案是，金钱和食物的匮乏。因此理论上讲，向饱受贫困、饥饿问题困挠的地区空运大量金钱和食物就能解决问题了。

政府和救援组织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为何这些地方的贫困、饥饿问题还得不到解决呢？

因为贫困只是个症状，根源是缺乏基于可靠政治、社会及法律体制的有效经济体系。即便有一飞机的钞票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类似地，食物匮乏也往往不是饥饿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他的要作《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指出：“饥饿是人们吃不到足够食物的表现，而不是没有足够食物的表现。”在那些政治和经济体制只为满足腐败的少数人的国家里，最需要食物的人民往往得不到它。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扔掉的食物占已购食物的百分比达到了惊人的40%。

但是，解决腐败问题可比空运食物要难得多。所以即便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你也有可能依然停滞不前。不过你在本章中将看到，偶尔天时地利人和，那时你将得到极大的回报。

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我们推究了美国暴力犯罪率浮动的原因。1960年，犯罪率忽然上升。到了1980年，凶杀率已然是过去的两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接下来的几年里，犯罪率居高不下。然而从90年代初期起，犯罪率开始持续下降。

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很多种解释，我们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对数种解

释做了实证审评。下面是两组解释，其中一组对降低犯罪率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另一组没有影响，你能对号入座吗？

两组都挺有理，不是吗？没错，不过当你卯足劲儿仔细分析数据后便会发现，几乎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数据说明了什么呢？

A组因素尽管看似合乎逻辑，但并没有促使犯罪率下降。或许这会让你大吃一惊。枪杀案减少？你会想，那一定与新的、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有关，直到你分析了数据才发现，那些用枪作案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枪支管控法的影响。

你或许认为20世纪90年代快速增长的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历史数据显示，经济周期与暴力犯罪的关系非常弱。实际上，在2007年经济大衰退开始时，一大批权威人士就警告人们，长期以来令人欣慰的暴力犯罪缓解期即将结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07~2010年，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几年里，凶杀率下降了16%。难以置信，现如今的凶杀率比1960年时还低。

同时，B组因素——更多的警察、更多人被关进监狱以及可卡因市场的衰落——的确推动了犯罪率下降。不过我们加总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后发现，它们依然无法充分解释犯罪率的下降。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让我们再仔细看看B组因素。它们触及犯罪的根本原因了吗？并没有。把这些因素称作“时效因素”似乎更说得通。雇用更多警察，抓更多犯人入狱，固然会降低罪犯的“短期供应”，然而“长期供应”问题怎么解决？

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我们指出了一个遗漏因素：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这个观点有些刺耳，却很容易理解。堕胎率的上升意味着因意外怀孕而出生的孩子数量会减少，也就是说在犯罪率高的不良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减少了。

考虑到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历史背景——没什么比这个问题在道德和政治角度更令人为难的了——这个观点必然会使堕胎反对者和支持者同样难堪。我们冒着引来口水战的危险坚持这一观点。

有趣的是，我们的观点并没有惹来多少恐吓信。为什么？我们的猜测是，读者足够聪明，能够理解我们只把堕胎看作犯罪率降低的一个因素，而非本因。那么本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太多儿童在不良环境中成长，最后诱使他们走向犯罪的道路。而随着堕胎合法化后第一代人的逐渐成长，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也越来越少。

直视本因会令人不安，甚至会引起恐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回避本因。讨论警察、监狱和枪支管控法案，可比讨论如何做合格的父母要容易多了。但你若要就犯罪问题进行有价值的讨论，那么合理的切入点便是慈爱、优秀的父母和家庭环境，他们能给孩子提供安全、充实的生活的机会。

这或许不会是简单的一场讨论。不过当直面本因时，你至少知道你在与真正的问题做斗争，而不是在和影子打仗。

为了了解一个问题的本因而回溯至一代或两代人之前，这种做法或许令人望而生畏。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一代不过转瞬之间。

假设你是德国一家工厂的工人。你下班后和朋友坐在啤酒馆里，为各自的经济状况闷闷不乐。国家经济在繁荣增长，然而你和城镇里的其他人好像都在原地踏步。可是其他几个城镇的居民生活状况都有了很大提升。这是为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必须回到16世纪。1517年，一位名叫马丁·路德的德国年轻教士列出了95条针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论纲。他认为其中尤其令人厌恶的便是出售赎罪券——教堂宽恕大额捐赠者犯下的罪恶，以此集聚金钱。（你可以想象路德在今天会谴责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享受的税收待遇。）

路德的大胆举动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那时德国由一千多个独立邦国组成，每个邦国都有自己的王子或公爵。他们其中一些人拥护路德和新教，而另一些人则继续保持着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忠诚。这种分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经常伴随着大规模杀戮。1555年，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出台了。《奥格斯堡和约》允许德国所有王子自由选择各自领地范围内的宗教信仰。如果一个天主教家庭住在选择了新教信仰的领地内，此合约允许该家庭自由迁移到天主教地区，反之亦然。

就这样，德国变成了一幅宗教拼凑图。天主教在东南和西北部依然有很多信众，而中部及东北部则成了新教的天下，有些地区则两种信仰杂处。

历史快速翻过460年，今天，一位名叫约尔格·史班库赫的年轻经济学家发现，如果将现代德国地图叠放在16世纪的德国地图上，那些宗教区块依然基本重合。那时的新教地区现在依然以新教为主要教派，那时的天主教地区依然以天主教为主要教派（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接受不少无神论影响）。几世纪前王子的选择在今天依然发挥着效应。

或许这还不够令人称奇，毕竟德国是个沐浴在传统中的国家。然而史班库赫在摆弄地图时发现了的确令他惊讶的事。现代德国的宗教区块与有趣的经济区块也有重合：新教地区人民的收入高于天主教地区的。也没高出太多，大约是1%，但这差异很明显。如果当年你所居住地区的王子选择了天主教，那么今天你很有可能比选择新教的地区的人挣钱少。

如何解释这种收入区分呢？当然会有符合现代观念的理由。或许高收入者接受的教育更多，婚姻更美满，抑或住得离大城市近，更有可能获得高薪工作。

不过史班库赫在分析了相关数据后发现，上述因素没能解释收入的差异。只有一个因素可以，那就是宗教。他得出结论：新教地区的居民比天主教地区的收入高，仅仅因为他们是新教徒！

这又是为什么？是否存在宗教上的任人唯亲？信新教的老板把好工作给了新教徒？明显不是。实际上，数据显示新教徒的小时工资并不比天主教徒高，而他们依然有更高的总体收入。那么史班库赫又是如何解释两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呢？

他指出了三个因素：

1.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往往每周工作时间更长。

2.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中个体经营者较多。

3.与天主教徒相比，拥有全职工作的新教徒女性数量更多。

看来史班库赫找到了新教徒勤奋工作的生动证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过这个理论。他提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盛行，部分原因是新教徒信奉脚踏实地工作的观念，把勤奋工作当作神圣使命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切对因经济问题而满腹牢骚、借酒浇愁的工厂工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没有多大意义。对工人来说，大概一切都太晚了，除非他决定振作精神，开始更勤奋地工作。不过至少他可以督促子女向临近城镇的新教徒学习。[注释不过要为天主教说句话：支班库赫最新的研究显示，新教徒中支持纳粹的人数大约是天主教徒的两倍。]

一旦你开始用长镜头看世界，你便会发现很多现代行为的根本原因都可追溯至几个世纪前。

例如，为何有些意大利城市会更愿意参与民事和慈善活动？就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在中世纪时期这些城市是自由的城邦，并不在诺曼人的统治之下。显然这种独立的历史背景让人民对民间机构更有信心。

在脱离殖民统治的一些非洲独立国家，有的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腐败问题猖獗，而有的却没有。这是为什么？两位学者找到了原因，这还要追溯到多年以前。当19世纪欧洲列强开始疯狂地争夺非洲时，他们在地图上重新分割了领土。建立新边界时，他们考虑了两个要素：土地和水。居住在那些区域里的非洲人对殖民主义者来讲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个非洲人长得都差不多。

在切樱桃派时，这种分割方式还有点儿道理。可是分割一块大陆就复杂多了。这些新的殖民地界常常分割了原本庞大而和谐的种族。忽然间，一些种族成员变成了一个全新国家的居民，而另一些成员经常会与相处不太和谐的种族一齐被划分到另一个国家。种族斗争往往被殖民统治压制，然而当欧洲统治者最终返回欧洲以后，那些不和谐种族被迫混居的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战争。

殖民主义的伤痕依然困扰着南美。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发现金矿和银矿的西班牙征服者，曾奴役当地人开采矿山。这带来了怎样的长期影响呢？就如数位经济学家发现的那样，矿区周围的居民直到今天依然较为贫穷，他们的子女接种疫苗或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更少。

还有一个情况也颇为奇怪，反映了奴隶制度深远的历史影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兰·弗赖尔致力于缩小黑人与白人在教育、收入和健康状况方面的差距。不久前，他试着探索为何白人寿命要比黑人长几年。其中一个因素很明显：心脏病，对白人和黑人来说都是史上最致命的疾病，而黑人中心脏病患者明显较多。这是为什么？

弗赖尔分析了各种数据，但没有发现任何能解释这一差别的明显原因，不论是饮食、吸烟，还是贫穷。

后来他发现了一个可能性。弗莱尔偶然间看见了一幅旧画，名叫“一名英国人品尝一名非洲人的汗水”（An Englishman Tastes the Sweat of an African）。它描绘的是非洲西部奴隶贩子舔舐奴隶脸孔的画面。

来源：布朗大学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

他为何要这样做？

一种可能是：他在检查奴隶的健康状况，不希望船上贩卖的其他奴隶感染疾病。弗赖尔想，奴隶贩子是不是在尝奴隶的“咸度”？毕竟汗就是咸味的。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为什么？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能为弗赖尔探索的更宏观的问题带来启示吗？

从非洲到美洲的海上航程颇为漫长，令人饱受折磨。很多奴隶死在途中。脱水是主要原因。弗赖尔思考：什么样的人不易脱水呢？对盐高度敏感的人。也就是说，奴隶要是有能力锁住更多盐分，也就能锁住更多的水，死于“中途航程”的可能性也会更小。所以或许画中的奴隶贩子想找尝起来更咸的奴隶，以确保投资回报。

身为黑人的弗赖尔向他的哈佛同事——杰出的白人健康经济学家戴维·卡特勒——讲述了这一理论。卡特勒刚开始认为这想法是“完全疯狂”的，然而进一步探索后发现它不无道理。实际上，早先的一些医学研究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虽然引来了不少争论。

弗赖尔开始拼凑这些理论碎片。“你或许认为那些能在如此漫长的航程中生存下来的人身体都不错，因此寿命也应该更长，”他说，“然而这种奇怪的筛选机制决定了你能够在‘中途航程’生还，却躲不过高血压及相关疾病。而盐敏感性的遗传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你的后代，比如美国黑人，患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概率相当大。”

弗赖尔进一步寻找能支撑这一理论的证据。美国黑人患高血压的概率比美国白人大了约50%。这也有可能是饮食和收入的差异所导致的。那么其他国家的黑人患高血压的概率又是怎样的呢？弗赖尔发现，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也是从非洲掳去做奴隶的人的后代——高血压患病率同样很高。但他发现仍然住在非洲的黑人在患病率上与美国白人并无差别。证据依然不够充分，但弗赖尔坚信，奴隶贸易的筛选机制很有可能就是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率更高的根本原因。

你可以想象，弗赖尔的理论没有受到大众认可。很多人讲到遗传种族差异时会感觉不自在。“有人发电子邮件对我说：‘你看不到这里存在的滑坡危害吗？！’‘你看不到这种理论的危害吗？’”

新出炉的医学研究可能会证明，盐敏感性理论根本就是错误的。但倘若它是正确的，哪怕就那么一小部分是正确的，潜在的利益也很巨大。“有解决方法了，”弗赖尔说，“一种能帮助身体排盐的利尿剂。一片普通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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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认为，在拥有强大科学及逻辑基础的医学领域，对于根源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你错了。人体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很大一部分依然未知。1997年，医学史专家罗伊·波特这样说道：“我们生活在科学的年代，但科学并没有消除对健康的幻想；疾病的污名和医药的道德意义依然延续着。”因此，直觉往往被当作偏执，而传统观念则大行其道，即便没有数据可以证明。

思考一下溃疡。它基本上就是在胃里或小肠里长出的一个洞，会引起剧烈疼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还认为已经完全掌握了导致溃疡的原因：遗传，心理压力，或吃了辛辣食品，后两者都会导致胃酸过度分泌。每个吃过一把墨西哥辣椒的人都会认为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医生可以证明，得了出血性溃疡的人精神上都很紧张。（医生也可以轻易指出被枪击的人会大量出血，但这并不说明出血导致了枪击。）

既然知道了导致溃疡的原因，那么针对它的治疗方案自然也就有了。患者被告知要多休息（减缓心理压力），多喝牛奶（舒缓肠胃），以及服用甲胺呋硫或西咪替丁药片（阻止胃酸形成）。

这种治疗方法效果如何？

客气地说：马马虎虎。这种治疗方式的确减轻了患者的疼痛感，然而症状却没有消失。溃疡也不是仅会带来疼痛的小麻烦。一旦引发腹膜炎（胃壁穿孔）或因流血导致并发症，便很容易致命。有些溃疡还需要动大手术。

虽然溃疡患者在标准治疗方案下恢复得并不理想，但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还不错。上千万患者依然需要胃肠病学家和外科医生，制药厂也赚得盆满钵满：甲胺呋硫和西咪替丁成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畅销药，每年盈利10亿美元以上。1994年，全球治疗溃疡药物市场的总市值超过了80亿美元。

有医学研究者曾指出，溃疡及其他胃病，包括胃癌，其根本病因甚至有可能是细菌引发的。但医学界很快指出了这一理论中的明显问题：细菌如何在胃酸里存活？

于是传统溃疡治疗方案继续占领着统治地位。人们没有寻找新疗法的动机——至少那些依赖当时盛行的溃疡治疗方法生存的人没有。

还好世界是多样化的。1981年，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驻院医师巴里·马歇尔正在寻找研究项目。他刚刚被轮岗到皇家珀斯医院肠胃科，那里的一位资深病理学家刚好遇到了一个谜题。马歇尔后来形容道：“我们有20位患者的胃中出现了细菌，而通常胃中胃酸过多，是不会有细菌存活的。”那位资深医生罗宾·沃伦正在寻找能帮助他“找出这个谜题答案”的年轻研究员。

那弯曲的细菌很像弯曲杆菌，与鸡群接触的人有可能会感染这种细菌。那么这些人体内的细菌是弯曲杆菌吗？又会导致何种疾病呢？为何这种细菌集中出现在肠胃病人中呢？

其实巴里·马歇尔非常熟悉弯曲杆菌，因为他的父亲曾是鸡肉包装厂的冷藏工程师，而他的母亲是一名护士。“我们一家常常会探讨医学中哪些理论是正确的，”他对知名医学记者诺曼·斯旺说，“我妈妈会依据民间流传说法来理解事物，而我会说，‘这太老套了，根本没有根据’。‘是没有根据，巴里，但是人们几百年来都是这样做的呀。’”

马歇尔对于新接手的谜题很是兴奋。他从沃伦医生的病人身上采样，在实验室里培养这种细菌。数月的努力均告失败。然而在一次意外之后——细菌在培养皿中多放了三天——最终培养成功了。那不是弯曲杆菌，而是之前未曾发现过的一种细菌，后来被叫作幽门螺杆菌。

“后来我们又在很多病人身上采样，培养了这种细菌，”马歇尔回忆道，“于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哪种抗生素可以杀死这些细菌了。’我们发现了它在胃中是如何存活的，还可以在试管中对其任意摆布，做各种有用的实验……我们并不是在寻找导致溃疡的原因，我们只是想知道这些细菌究竟是什么，若能发表这个研究成果会很有趣。”

马歇尔和沃伦继续在胃病患者中寻找这种细菌，不多时便有惊人的发现：13个溃疡患者中，每个人都带有这种弯曲的细菌！有没有可能这种幽门螺杆菌就是导致溃疡的病根呢？

回到实验室里，马歇尔试图让老鼠和猪感染上幽门螺杆菌，看看它们会不会得溃疡。然而它们没有。“于是我说，得在人身上试试。”

马歇尔决定，就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他还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和沃伦医生。首先他为自己做了胃组织切片检查，以确保胃中还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完全没有。然后他吞下了从一个病人身上培养出的一组细菌。马歇尔觉得会有两种可能性：

1.他会患溃疡。“那就‘老天保佑’，猜测被证实。”

2.他不会患溃疡。“如果什么也没发生，那之前两年的研究也就付之东流了。”

估计巴里·马歇尔是史上唯一一个决心患溃疡的人。他认为即便患了溃疡，也得几年后才会出现病症。

然而吞下细菌短短5天后，马歇尔就开始阵发呕吐。老天保佑！10天后，他又为自己做了胃组织切片检查，“胃里面长满了幽门螺杆菌”。马歇尔已经患上了胃炎，看上去离得溃疡也不远了。后来他服用了抗生素以杀灭细菌。他和沃伦的研究证明了幽门螺杆菌是溃疡的真正病根——日后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它也是胃癌的病根。这一发现令人震惊。

自然，这种理论又经过了大量实验证明，也饱受了医学界的巨大阻力。马歇尔遭受了各式各样的嘲笑和忽视。“我们真的要相信一个声称自己发现了新细菌还将其吞入肚中的澳大利亚呆子找到了溃疡的病根吗？”没有任何一个市值80亿美元的产业在自己存在的意义受到挑战时还能兴高采烈的。这真让他们胃里不舒服！现在，得了溃疡不再需要长期就医、服用甲胺呋硫，或者动手术了；一片廉价的抗生素就解决了一切。

这一理论经过了很多年才彻底站住脚，因为传统观念是很难扫除的。即便是在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溃疡与压力或辛辣食物有关。幸好现在的医生知识体系更全面了。医学界最终不得不承认，当其他人仅仅在治疗溃疡症状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找到了病根。2005年，他们二人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溃疡的发现虽惊人，但不过是一场刚刚开始的从对症下药转向去除病根的革命中的一小步。

后来人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并不是躲过人体护卫系统、侵略胃部的独犯。近年来，乐于探索的科学家们在强大的新型电脑的帮助下，通过基因测序认识到，人体消化道中住有上万种微生物。它们有的有益，有的有害，有的性质不稳定，还有很大一部分尚未显露出本性。

我们每个人体内究竟有多少种微生物呢？根据某种估算，人体内微生物细胞的数量是人体细胞的10倍，要以万亿或者千万亿来计算。生物学家乔纳森·艾森称之为“微生物云”。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微生物细胞是人体最大的组织，其中可能潜藏着大量人体健康或疾病的根源。

在全球的实验室中，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探索这一微生物群体中的成员——大多是遗传性的——与癌症、多发性硬化、糖尿病，乃至肥胖症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千百年来困扰着人类的疾病，或许只是由某个微生物组织的功能失常导致的，而它一直欢乐地游移在肠道中，这听上去是不是太荒诞了？

或许是吧——不过对于那些治疗溃疡的医生和制药厂老板来说，巴里·马歇尔所说的竟然是真相这件事也同样荒诞。

当然，我们还处于微生物探索的早期。消化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未知领域，就像大海的底部和火星的表面。不过研究已经有所收获。不少医生已经通过给病人体内输入健康肠道细菌治愈了肠道疾病。

这些健康细菌来自何处，又是怎样输入到病人肠道里的呢？在继续讲解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两点注意事项：

1.如果你正在吃饭，或许需要先停下一会儿。

2.如果你在此书撰写很多年之后才读到它（假设那时人类还存在，而且还会读书），那么下面这个方式或许会显得野蛮、原始。其实我们正希望如此，因为这意味着疗法的价值已被证实，而治疗手段也得到了提升。

那么如何为病人提供所需的健康肠道细菌呢？

澳大利亚胃肠病学家托马斯·波洛狄等医生从巴里·马歇尔的溃疡研究中得到灵感，找到了一个答案：人类的粪便。是的，对于肠道细菌被感染、破坏，或缺乏此类细菌的病人来说，富含微生物的健康人的排泄物或许就是良药。来自“捐献者”的粪便被掺入盐水混合物里，用荷兰一位胃肠病学家的话说——看起来就像一杯巧克力牛奶。然后将这种液体输入患者肠道——通常用灌肠的方式。近年来，医生发现，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它能治好抗生素无法抵抗的感染。在一项小的研究中，波洛狄宣布他用这种方法治愈了溃疡性结肠炎——如他所说，这是“先前无法医治的疾病”。

波洛狄的研究不仅仅限于肠道疾病。他声称自己还成功地利用粪便治愈过多发性硬化和帕金森。尽管波洛狄谨慎地说这尚需更多研究，但病根在肠道的疾病真可谓数不胜数。

对于波洛狄和一小部分相信粪便功效的志同道合的同行来说，他们站在了医学新纪元的开端。波洛狄认为粪便疗法的益处“可以媲美抗生素的发现”。但首先，他们要接受很多质疑。

“我们得到的反馈和当时巴里·马歇尔的类似，”波洛狄说，“刚开始时我被排挤。即便是现在，我的同事依然回避这个话题，或是不想在会议中碰见我。虽然一切正在改变。我刚刚收到一系列国内外不错的会议演讲邀请。但负面声音一直存在。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听上去不那么像用大便治疗的疗法，情况会好很多。”

没错。你可以想象，患者在听到“粪便植入”，或者学术论文中的叫法“粪便微生物移植”后，会产生抵触心理。一些医生给它起的俗名（“换屎”）也不会让人感觉舒服点儿。不过波洛狄在采用这项疗法多年后，终于想到了一个稍微悦耳点的名字。

“是的，”他说，“我们称之为‘灌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