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房地产中介欺骗你的概率——探索声名大噪的青年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的奇思妙想
史蒂芬·都伯纳
《纽约时报杂志》
6月，中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史蒂芬·列维特，美国最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至少由其前辈组成的评审团是这么认为的——开着一辆年头已久的绿色雪佛兰骑士，在芝加哥南区的一处红灯前停了下来。车的仪表盘上布满尘灰，车窗也关不严实，高速行驶时还会闷声作响。
晌午时分的街道十分静谧。
加油站，还有那嵌着胶合板窗户的砖混建筑，看上去一眼望不到头。
一个流浪汉，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夹克衫，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红色棒球帽，走了过来。他手里拿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无家可归，求人施舍点钱财。
经济学家没有锁门，也没有把车往前挪，也没有翻身找零钱，他就瞪眼看着，无动于衷。
过了一会儿，流浪汉走开了。
“他耳机不错，”经济学家一边说，一边透过后视镜，不舍地看着那名流浪汉，“起码比我的好。不过除此之外，看起来他没有多少财产了。”
史蒂芬·列维特看待事物的方式往往与众不同，甚至也与一般的经济学家相左，这无可厚非，全看你对经济学家有何看法。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总是对各类货币话题滔滔不绝。但是，你要问列维特对某些常规经济问题有何看法，他大概会撩开额前的刘海，表示一无所知。
“我早就放弃了不懂装懂的做法，”他说，“对于经济学领域，我所知甚少。我对数学不在行，对计量经济学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做理论研究。如果你问我股市是涨是跌，经济是兴是衰，通货紧缩是喜是忧，或是税务问题，我要敢说自己对这些话题中的任意一个有半点了解，那我就是完全在骗你。”
如列维特所见，经济学这门学科，拥有各种寻找答案的有效工具，但耐人寻味的问题却寥寥无几。而他的一大专长，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如果说毒贩子能大发其财，为何他们还和自己母亲住在一起？枪和游泳池，哪个危险系数更高？在过去的10年里，造成犯罪率骤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房地产中介是否真的把为客户谋求最佳利益放在了心上？为何黑人父母喜欢给孩子取有碍其职业前途的名字？教师是否会为了达标，在高标准测验中作弊？相扑是否是一项腐败的运动？以及流浪汉为什么买得起50美元的耳机？
许多人——包括他的不少同行——或许并不承认列维特的研究和经济学沾边。但他所做的，却将这门所谓死气沉沉的学科去繁就简，提炼至其最根本的宗旨：阐明人们如何才能如愿以偿，或满足需求。有别于多数学者的是，他并不避讳使用个人的观察结果和兴趣所向，
也不避讳秘闻野史和趣闻逸事，但他对微积分却是避之而唯恐不及。
他是直觉主义者，他翻阅大量数据，去寻找前人未曾发现的故事。
他推测出的测评方式，可以测评资深经济学家口中的不可测效应。
不过，最让他乐此不疲的话题——虽然他声称自己从未染指过这些勾当——是诈骗、腐败和犯罪。
相反的，他对流浪汉的耳机没多久就兴味索然了。
“或许，”他过了一会儿说，“这仅仅是证明了我这人太过散漫，连自己想要的耳机都没买。”
列维特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研究课题是些细枝末节的人。但事实证明，他是个才智过人的研究者，也是个眼光独到的思想家，因此才并未在经济学的边缘领域徘徊不前，相反，他向其他经济学家证明了经济学工具可以有效用于分析现实世界。
“列维特被奉为神人，是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最有才华的人之一，”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科林·卡默勒说道，“他代表着所有经济学研究生初入校园时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但他们的灵感火花却常常被没完没了的数学作业消耗殆尽，尽管数学也是一种用以分析事物的智力推理方式。”
列维特是个亲民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领域也正处于大众化推广期，以至于名牌学府的经济学系招收了大批本科生。在人们眼中，经济学完美结合了学术声誉（毕竟诺贝尔设有经济学奖）与进入金融行业、飞黄腾达所需的实习训练（除非你像列维特一样，选择留在学术界）。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股市行情的热情不减，对艾伦·格林斯潘的关注度居高不下，因此经济学在现实世界中的曝光度也越来越高。
然而，学术思潮的强弱变化引起了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微观经济学的风头逐渐赶上了宏观经济学；实证派开始胜过规范派；行为经济学家开始质疑“经济人”这一概念；各式各样的青年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研究世俗的课题并借鉴相邻学科——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乃至神经学——以避免让经济学一味地依赖于数学模型。
列维特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如鱼得水，但无论他在哪里都是个另类。他的思维变幻无常，没有人可以束缚住他——克林顿的经纪团队曾为他提供过一个职位；布什的竞选团队曾联系过他，想邀请他做犯罪顾问——但他依然能获得广泛的赞誉。
“史蒂芬并非名副其实的行为经济学家，但他们却乐于接纳他为他们的一员，”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商学院经济学教师奥斯坦·古尔斯比称，“他并非传统的价格理论家，然而芝加哥的同行却愿意争取他。他并非典型的剑桥人，”——虽然列维特先后上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但他们欢迎他回归。”
当然，也有人批评他。得克萨斯大学的知名劳动经济学家丹尼尔·哈默梅什为本科生讲过列维特的论文——《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的影响》。
“我仔细读过这篇论文的草稿、正式印刷版，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漏洞，”哈默梅什说，“但话说回来，我却一个字都不信。包括他关于相扑力士的理论——除非你是体重500磅的日本人，否则就没什么意义。”
但年仅36岁的列维特已经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全美最负盛名的经济学系——的终身教授。（他入职仅两年便获得了终身教职。）他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担任编辑；美国经济学会也刚刚为他颁发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该奖章两年颁发一次，用以表彰美国最杰出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
他是个成果颇丰、涉猎广泛的作家。但那篇论证堕胎率上升与犯罪率下降关系的论文所引发的争议却超过了其他所有论文所引起的争议总和。列维特与来自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共同作者约翰·多诺霍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犯罪率的暴跌有一半可以归功于“罗诉韦德案”。他们的逻辑是：有证据表明，最有可能选择堕胎的女性——穷困潦倒、未婚先孕的黑人或未成年妈妈——所怀的孩子一旦出世，会成为犯罪概率最高的群体。但由于这些胎儿并未出世，到了他们本应在犯罪界大展拳脚的时候，犯罪率却开始下降。在谈话中，列维特以三段论将这一理论概括如下：“意外怀孕生育导致犯罪率居高不下，而堕胎减少了意外怀孕的生育率，因此，堕胎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列维特发表过多篇有关犯罪与刑罚的文章，他在研究生时期写过的一篇论文至今仍然经常被引用。他提出的问题看似简单：扩充警力是否能减少犯罪？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可以，但这无从证明，因为警员人数往往会随着犯罪率的上升而增加，警察的效率难以衡量。
列维特需要一种可以排除犯罪率与警力扩充之间关系的途径。最终，他从政界找到了突破口：他发现谋求连任的市长和州长往往会增加警力。通过计算此种情况下的警力扩充对犯罪率的影响，他得以证实增加警力确实可以打击暴力犯罪。
这篇论文后来遭到了质疑，因为另一名研究生发现其中有一处严重的计算错误，但这无碍列维特彰显其聪明才智，他开始被奉为去繁就简、以巧取胜的大师。这宛如一出滑稽剧，他看着所有工程师没头苍蝇一般鼓捣一台坏掉的机器，却发现谁也没想起先把插头插上。
警察有助于打击犯罪的观点没有让列维特树敌，但堕胎减少犯罪的观点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那篇发表于2001年、有关堕胎的论文中，他与多诺霍警告称他们的发现不应被视作“认可堕胎或呼吁国家对女性决定进行干预的言论”。他们提出，“为最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儿童提供更好的环境”，或许对打击犯罪有同样有效的作用。
尽管如此，这一话题还是触了众怒：保守派义愤填膺，因为堕胎居然可以被当作是打击犯罪的工具；自由派也大为震惊，因为贫困的黑人妇女受到了区别对待；经济学家质疑称列维特的研究方法并不合理。毕竟，三段论可以指鹿为马：凡猫皆有一死；苏格拉底已死；所以苏格拉底是猫。
“我认为他在诸多领域都聪明绝顶，对反向因果关系尤为关注，”来自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撰文批评这篇堕胎论文的经济学家特德·乔伊斯称，“但这一次，他要么对此弃而不顾，要么就是推理不够完善。”
随着新闻媒体对堕胎与犯罪理论展开铺天盖地的报道，列维特遭到了直接的抨击，他被斥为空想家（保守派和自由派对此口径一致）、优生论者、种族主义者和十恶不赦之人。
在现实中，他似乎和这些形象都不沾边。他对政治兴趣寥寥，更不喜欢道德说教；他是个亲切和善、行事低调、镇定自若、自信却不自大的人；他是一位为人尊敬的教师和同事；他是个备受追捧的合作者；由于涉猎广泛，他常常同经济学领域以外的学者合作——这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罕见的事。
“不知话该不该这样说，但史蒂芬确实是个骗子，这么说毫无恶意，”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素德·文卡特斯说，“他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小丑，他会让你以为他的创意是你想出来的。”
文卡特斯与列维特合著了《对贩毒团伙财务状况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他们发现普通的街头毒贩仍然与母亲同住，因为他们到手的工资少得可怜。文章以分析企业的方式分析了某贩毒团伙的财务活动，这种事情前人未曾涉足过。
“这一课题缺乏关注度，”列维特在该文章的一个版本中不带感情色彩地写道，“原因之一或许是鲜有经济学家参与过黑帮研究。”
列维特说话有些口齿不清，像个孩子。他外表看起来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领尖有纽扣的方格衬衫、俗不可耐的卡其布裤子、编织皮带、舒适的平底鞋。他的袖珍台历印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标识。
“真希望他一年里的发型能超过三种，”妻子珍妮特说，“也希望他换掉那副15年前买的眼镜，那副眼镜买的时候就过时了。”
他在高中时还是个高尔夫球高手，但现在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因此，他自嘲是“世上最弱不禁风的人”，甚至会跑遍整个屋子找珍妮特开罐子。
换言之，无论是外表还是举止，都看不出他是个好事者。他会告诉你，他所做的无非夜以继日地伏案研究稀奇古怪、堆积如山的数据。他会告诉你，他愿意无偿做这些研究（据说他的年薪为20多万美元），而且你往往会信他。或许挑拨是非并非他的本意，但他的所作所为最终还是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尤其令他乐此不疲的，是抓坏人。在一篇论文中，他设计了一套算法，可以查出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内有作弊情形的教师。
“相较于普通考场，作弊考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有规律可循的异常之处，”列维特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布赖恩·雅各布在二人合著的《抓住作弊教师》一文中写道，“例如，作弊考场的考生在作弊当年的考试成绩会出现过大的进步幅度，但在其后一年，没了作弊带来的优势，他们的成绩仅有小幅提高，甚至可能出现倒退。”
列维特使用的是芝加哥学校的考试成绩数据，这些数据其他研究者也可以用。他发现，教师的作弊方式有很多：脸皮够厚（且智商堪忧）的教师可能会直接向学生公布正确答案，或者他们也可能在考试结束后擦掉学生的错误答案，填上正确答案；狡猾老练的作弊者会注意避免出现太过显眼的雷同答案串，但列维特棋高一着。
“分析可疑答案串的第一步，是估算每名儿童回答每个问题时选择某个选项的概率，”他写道，“估算的方法就是使用多元罗吉特模型，并将学生的往届成绩、人口统计学数据和社会经济特征作为解释变量。”
因此，通过测量任意数量的因素——每道题目的难度、考生答对难题却答错简单题目的次数、某一考场内某些答卷答案的相关程度，列维特查出了在他看来存在作弊情形的教师。（或许同样可贵的一点是，他也识别出了真正的优秀教师。）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并未质疑列维特的发现，反而邀请他到学校里组织重考。结果，作弊的教师遭到了解雇。
此外还有他即将发表的《了解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可以解释犯罪率下降的四个因素和七个无关因素》一文。列维特称，这次犯罪率下降完全归功于警力扩充、入狱率增加、快克热潮的衰退和“罗诉韦德案”。
他认为，有一个因素很可能毫无影响，即鲁道夫·朱利亚尼和威廉·布拉顿在纽约所鼓吹的新型治安策略。
“我想，”列维特说，“这么说的人差不多只有我一个。”
他出身于一个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庭，家中不乏功成名就之人，但他们的成就或许有些不同寻常：他的父亲是医疗研究人员，被誉为肠胃胀气领域的泰斗；（他本人自嘲是“让放屁上了台面、让肠胃气进了课堂的人”。）列维特的一位伯祖父罗伯特·梅创作了《红鼻驯鹿鲁道夫》一书；而他的另一位伯祖父约翰尼·马克斯后来创作了同名歌曲。
在哈佛大学，列维特在毕业论文中写了纯种马养殖，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至今仍对赛马乐此不疲，他说他认为赛马是一项腐败的运动，还设计了一套可以利用这种腐败的下注系统——具体细节他却不愿透露。）他做了两年的管理顾问，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班以高强度的数学训练而闻名。列维特在本科时期只修过一门数学课程，而且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他第一次上研究生课程，便向邻座的同学问起了黑板上的一则公式：直上直下的导数符号和曲线形的导数符号有什么区别？
“你麻烦大了。”对方告知他。
“人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时和他是同学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奥斯坦·古尔斯比回忆道，“他们会说：‘这人没有前途。’”
列维特为自己设计了独特的课程计划。其他研究生为了取得好成绩，熬夜写作业，他则熬夜做研究、写论文。
“我的观点是，想在这一行出人头地就得写出优秀的论文，”他说，“所以我就开始写了。”
有时他从一个问题开始写起，有时是一组数据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花了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将数年的国会选举结果录入自己的电脑，（如今，互联网上有海量的信息随时可供查阅，列维特抱怨说他根本没法儿让自己的学生去手动录入数据。）起因仅仅是他对现任议员往往能连任的原因隐约感到好奇。
接着他碰巧看到了一部政治学著作，作者宣称金钱可以收买选举，无他。
“他们想解释的是，选举结果是由竞选开支决定的，”他回忆道，
“却完全忽视了一点，捐赠者只会赞助他们认为确有获胜把握的候选人，而现任者只有在面临落选之虞时才会加大开支。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就是其中的因果关系，但回想起来，这显然是谬误的。”
至少对列维特来说，显然如此。不到五分钟，他便构思好了自己要写的论文。
“从头到尾，”他说，“我都想好了。”
但问题在于，光凭他手上的数据，无从分辨候选人孰优孰劣。因此，也就难以剔除金钱的影响。和警力/犯罪比率之谜一样，他必须对数据稍加处理。
由于他亲自录入了这些数据，他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同样两名候选人常常会多次对垒。列维特只分析此类选举的数据，得出了真实的结果。他的结论是，竞选开支的实际影响仅为公认影响的1/10。
彼时，他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研究生，却把这篇论文寄给了《政治经济学杂志》——一名教授告诉他，这么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论文最终发表在了这本期刊上。他在三年内完成了博士学业，但据他说，由于他重研究轻学业，学院完全“不知其人”，他是个“真正无足轻重的人”。随后，他便遇到了如今他口中所谓的事业转折点。
他接受了研究员学会的面试。这所久负盛名的哈佛大学知识分子俱乐部旨在资助青年学者完成自己的研究，资助期为三年，不负担任何义务。列维特自觉毫无机会，首先，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在席间负责面试他的可是研究员前辈们，是一批世界闻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担心自己第一次见面聊不上几句就会冷场。
与之相反，他口若悬河，无论谈起什么话题——大脑、蚂蚁还是哲学，他都能凑巧想起自己读过的某些精辟观点。他才思泉涌，展现出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最好一面。他告诉他们，有整整两年夏天的时间，他都在明尼苏达州赌马，而他们居然吃了这一套！
最后，其中一人令人不安地说：“我看不出你的研究有什么统一主题，你能解释一下吗？”
列维特懵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统一主题是什么，甚至连自己有没有都不知道。
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打了个圆场，巧妙地总结了他对列维特研究主题的看法。
没错，列维特忙不迭地说，这就是我的主题。
另一个人又提出了另一个出题。
你说得对，列维特说，这也是我的主题。
于是他们就像群狗争骨一般你一言我一语，直到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打断了他们。如果说有哪位知识分子能被列维特奉为英雄，那他一定是诺齐克。
“史蒂芬，你多大了？”他问道。
“26岁。”
诺齐克对其他同僚说：“他才26岁。为什么一定要有统一的主题呢？没准儿他是那种天赋异禀、无须统一主题的人。他会自由选择问题，然后寻找答案，这没什么关系。”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却有个著名的统一主题——自由市场之真理，且其研究倾向偏保守。因此，这里似乎并非最适合列维特的地方。在他看来，芝加哥崇尚理论研究、深层思想和宏观伟略，而他擅长的却是经验主义、另辟蹊径和“哗众取宠却终归不现实的想法”。
但芝加哥也接纳了加里·贝克尔，在列维特看来，贝克尔是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贝克尔很早便开始利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稀奇古怪的课题，尤其是家庭和犯罪。其后很久，这种做法才风行起来。多年来，贝克尔一直受到妖魔化的待遇——单单是“儿童的价格”这一说法就会引来铺天盖地的讨伐。
“有人认为我的研究荒唐透顶、无关紧要或者压根不属于经济学范畴，他们对我的事业指指点点。”贝克尔说道。
但芝加哥支持他。他坚持不懈，终于在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成了史蒂芬·列维特的楷模。
贝克尔告诉列维特，芝加哥能为他提供不错的环境。
“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你的研究成果，”他说，“但我们都认为你的研究很有意思，而且会支持你研究下去。”
列维特不久就发现，芝加哥给予他的支持不仅限于学术范畴。他受聘后第一年，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德鲁，安德鲁满周岁后不久的一天，便发低烧病倒了。医生诊断他为耳部感染，第二天早上，他开始出现呕吐症状，列维特夫妇便送他去了医院。几天后，他便因肺炎球菌性脑膜炎而夭折。
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和丧子之痛，列维特缺席了自己所教的一门本科课程，替他代课的正是加里·贝克尔——年近古稀的诺贝尔奖得主。另一名同事D.盖尔·约翰逊寄了一份悼念函，其中的内容列维特至今仍记忆犹新。
列维特与年逾花甲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逊开始经常交谈，列维特得知，约翰逊的女儿是最早从中国领养女儿的美国人之一。不久之后，列维特夫妇也领养了一个女儿，为她取名为阿曼达。除了阿曼达，他们此后又育有一女一子，女儿现在快满三岁了。但安德鲁的夭折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将安德鲁的肝脏捐给了一个小姑娘，同她的家人结为了挚友。（他们还捐献了他的心脏，但接受移植的婴儿没有活下来。）列维特是个研究实际问题的学者，所以长子之死会影响他的研究，这不足为奇。
他和珍妮特加入了一个为丧子父母设立的互助小组。列维特惊讶地发现，儿童溺死在游泳池里的事件竟然如此之多。报纸上不会刊登这类死亡事件，只会刊登玩枪走火等原因造成的儿童死亡事件。
列维特心生好奇，他去查了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以悲伤哀婉的文风讲述有悖常理的现象，如今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闻名之处：“假如你家中有一把枪，院子里有一座游泳池，儿童溺死在游泳池的概率几乎要百倍于被枪击致死的概率。”
为了忘却丧子之痛，列维特培养了一个爱好：修缮并出售奥克帕克的老房子。奥克帕克正是他所居住的地方，受到这一经历的启发，他写了另一篇有关房地产市场的论文。作为一篇有关价格理论的轻松小品文，这是他迄今为止最符合芝加哥作风的论文，证明了芝加哥大学留给他的烙印或许不亚于他留给这所学校的烙印。但列维特毕竟是列维特，这篇文章也触及了腐败现象。
在购买老房子、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发现卖方中介总是在言辞委婉地劝他出低价。这似乎有些反常：难道中介不应该为卖家谋求最佳利益吗？然后他又仔细思考了中介的角色，同其他行业的许多“专家”（他想到的是汽车修理工和股票经纪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房地产中介对本行的了解程度远高于外行人，最终房主在劝说之下，相信中介所提供的信息。因此，如果中介拿到较低的报价，却说这或许就是房主能等到的最高价了，房主往往会信以为真。但列维特发现，关键在于“即便房子售价高一点，多出来的利润中仅有很小一部分是归中介所有的”。同进行挤油交易赚取佣金的股票经纪人和捞取高额利息的赌马经纪人一样，房地产中介一心只想做成这单买卖，不管价格高低。因此，他会怂恿房主赶快廉价出手。
接下来列维特只需测定这一影响的大小。他再次另辟蹊径，研究了伊利诺伊州库克郡50000多所房屋的销售数据，对比了房地产中介私有房屋的销售数据及其经手的客户房屋的销售数据。他发现，中介的私有房屋在市场上挂牌出售的时间要长10天左右，售价要高出2%。
某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列维特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位于芝加哥大学一栋哥特式大楼的深处，天花板满是污痕，窗框周围的灰泥已经开始剥落。他刚刚从斯坦福大学休假回来，办公桌上一片狼藉：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期刊、一只绿色奶瓶和一只小小的橙色河马挤压玩具。
当天下午是与学生会面的时间，列维特喝了一瓶激浪，语气温和。有的学生是来领研究作业的，有的则是来征求建议的，有一名学生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本科论文：《经济低潮期应届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列维特告诉她，作为毕业论文，这篇文章算不错了。但她现在想发表这篇文章。
“你的文风太学生气，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说，“关键是，你要自圆其说，要有铺垫，有各种手法，你想让读者顺着特定思路思考，这样他们看到结论的时候，就能理解且相信这些结论。但你同样也需要坦白承认自己的缺点，将缺点表现出来，而不是遮遮掩掩，这样读者反而不会那么严苛。”
坦白承认自己的缺点。还有哪个荣誉加身的学者能像史蒂芬·列维特一样，如此坦然地承认自身的缺点？他自称不懂经济学，也不懂数学，在满是宏才伟略者的学术界，他只是个研究小问题的人。
据他的朋友说，列维特的自谦之词虽是实话，但也是经过算计的。在本就竞争激烈的学术界，经济学家是最剑拔弩张的一群人，而且还常引以为傲。作为一个写论文研究《智者为王》（列维特认为参赛选手歧视拉丁裔和老年对手，而非黑人或女性）和相扑（为了尽量提高比赛排名，相扑力士常常会串谋假摔）的人，他最好还是不要再有傲慢之举了。
也有可能这根本不是自谦，而是自我鞭笞。或许史蒂芬·列维特的真正愿望是不再研究“荒唐”“琐碎”和“肤浅”的课题，让事业更进一步。
他认为他有关黑人名字的新文章会有重大发现，他想知道所取名字带有鲜明的黑人色彩，是否会构成经济上的劣势，他的答案——与近年来的其他研究相左——是否定的。但接下来，他遇到了更为重大的问题：黑人文化是种族不平等的原因，还是后果？对于经济学家乃至列维特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所言的“将文化量化”。他发现这一课题争议颇多、盘根错节，或许难以攻克却又令人跃跃欲试。
当晚他开车回奥克帕克的家，随着那辆雪佛兰骑士隆隆作响地行驶在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上，他顺从地谈起了自己的未来。弃文从商加入对冲基金或弃文从政进入政府工作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不过他可能会开一家专门查作弊教师的公司作为副业）。据说，他是所有大学经济学系求贤纳士的头号对象。但安德鲁去世时，他和珍妮特种下了一棵树，如今这棵树已经蔚然成荫，无法移植。看得出来，他可能会长留芝加哥了。
他说，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去攻克某些重要问题。
比如，“偷税漏税、洗钱，我想设计一套工具，帮助我们逮捕恐怖分子，我是说，这是我的目标。我还不太清楚要怎么下手，但只要有合适的数据，我毫不怀疑我一定能找到答案。”
一名经济学家，却想着抓恐怖分子，这听起来可能很荒唐。但假如你是芝加哥的中学教师，有一天被叫到办公室里得知，不好意思，那个戴高度近视镜的瘦小男子设计的算法发现你作弊了，所以你被解雇了，这听起来一定也很荒唐。史蒂芬·列维特或许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却相信一点：教师、罪犯和房地产中介会撒谎，政客乃至中情局分析师也会撒谎，但数字不会。
《纽约时报杂志》“魔鬼经济学”专栏文选
被骗了？
2006年1月8日
在“为何三K党和房地产中介是一路货色？”这一章中，我们想以生动的方式阐释信息不对称这一经济学概念，即交易双方中有一方所掌握的信息多于另一方。房地产中介所掌握的信息通常多于其客户，这大概是有目共睹的事，但三K党的情况或许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我们认为，三K党的讳莫如深——礼仪、自创语言、暗号，等等——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现象，这有助于实现其恐吓黑人等族群的图谋。
但三K党并非这个故事的主角，主角名叫史丹森·肯尼迪，佛罗里达州白人，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自幼便立志消除种族和社会不公平现象。肯尼迪所参与的斗争领域不胜枚举——工会主义、投票权等，但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向三K党宣战。在其著作《揭秘三K党》（1954年初版名为《与三K党同行》）中，肯尼迪讲述了自己冒着巨大的人身危险，化名潜入三K党在亚特兰大市的主要支部、被任命为“K骑士”（三K党的暴力制裁者）并亲身参与多次骇人事件的经历。
肯尼迪如何处置他所收集到的信息呢？他发疯似的四处散播这些信息：发给州检察官、人权组织，甚至还发给了德鲁·皮尔森和《超人历险》制作人这样的广播业者，他们在节目中公开播出了三K党此前一直秘而不宣的活动。肯尼迪洞悉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并一手倾覆了这种不对称。这样一来，他对阻止战后三K党在美国死灰复燃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肯尼迪因其积极的活动为人称颂，他的朋友伍迪·格思里[注释]为他写过一首歌，佛罗里达州圣约翰斯郡最近宣布了史丹森·肯尼迪日。89岁高龄的肯尼迪仍然住在该郡，大约两年前，我们在这里采访了他。以这些采访、《揭秘三K党》和不少史籍与报刊文章为依据，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真实经历。
肯尼迪的故事固然精彩，但是真是假？
这一令人不安的问题也曾困扰过另一位佛罗里达州作家本·格林，他于1992年开始撰写一部关于哈里·T.穆尔的著作，穆尔是一名黑人民权倡导者，1951年被杀，史丹森·肯尼迪一度参与过该书的创作。尽管格林对肯尼迪潜入三K党的经历寥有兴趣，他最终还是查看了肯尼迪的大量档案，它们保存在纽约和亚特兰大的图书馆里。
这些文件记录了一个人格外丰富多彩的一生。他做过诗人、民俗学家、爆料记者和工会活动家，等等。但格林却失望地发现，肯尼迪个人资料中所记录的生平似乎与他在《揭秘三K党》中所讲述的故事有很大出入。
在《揭秘三K党》中，肯尼迪伪装成百科全书推销员约翰·S.珀金斯，在一次卧底演习中，拜谒了佐治亚州前任州长——著名三K党支持者。为了讨好他，肯尼迪主动提出帮忙散播仇恨言论。但肯尼迪档案里有一份文件表明，肯尼迪确曾见过这位前州长，但并非以卧底身份见他。相反，他采访他是为了当时所写的一本书，而且这份文件也没有提到任何仇恨言论。
仔细查阅肯尼迪的档案似乎可以反复看出一点：他通过正当渠道对三K党领袖及支持者进行了采访，改过背景和内容后，又写进了《揭秘三K党》一书中。同理，这些档案也证明，肯尼迪以记者的身份报道了三K党的公共活动，却在书中将这些活动改写为卧底行动。肯尼迪还收集了大量有关三K党及其他他所加入的仇恨团体的资料，但他本人的档案表明，其中多数团体他都是通过信函来往参加的。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和《揭秘三K党》所讲述的一样，肯尼迪亲自潜入了三K党在亚特兰大的支部呢？
他的档案包含交给反诽谤联盟的一系列备忘录，该联盟是接受肯尼迪汇报的几个民权组织之一。其中有些备忘录是他写的，有些是一个化名为约翰·布朗的人写的。约翰·布朗是一名工会工人，曾在三K党内担任过头目，但后来洗心革面，主动提出承担打入三K党内部的任务。
“这名工人会代我加入三K党，”肯尼迪在1946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相信他值得信赖。”
在肯尼迪随后的备忘录——肯尼迪在那个年代所写的数百页各类信函——中，他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他收集到的信息中，某些影响最大的信息其实来自约翰·布朗：他声称其中有一份备忘录是“我在三K党内的线人对三K党亚特兰大市1号支部8月12日会议及三K党亚特兰大市297号支部8月15日会议的报告”。约翰·布朗将内幕消息泄露给肯尼迪，肯尼迪再将这些情报转发给反诽谤联盟等组织以及检察官和记者。直到几年后，他写了《揭秘三K党》一书，才让自己化身为西力[注释]式的人物，成为所有行动的主角。
本·格林虽然耗费数月时间钻研肯尼迪的档案，却无法查出约翰·布朗其人的真实身份。格林倒是采访到了前任州检察官丹·杜克，据《揭秘三K党》叙述，他曾与肯尼迪有过密切合作。杜克承认肯尼迪确实“潜入过（三K党的）某些会议”，但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称，肯尼迪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过度渲染。
“那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他告诉格林。
1999年，格林终于出版了有关哈里·T.穆尔的著作《他的时代之前》，其中有条脚注称《揭秘三K党》为“小说”。
认为肯尼迪歪曲事实的并非只有格林一人，在中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历史课的吉姆·克拉克称，肯尼迪“因为很多子虚乌有的事情而在全国家喻户晓”。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出版过4部肯尼迪的著作，但其社长梅雷迪思·巴布如今却称肯尼迪是个“有创业精神的民俗学家”。但除了格林的这条脚注，他们均一直三缄其口。直到《魔鬼经济学》重新提起肯尼迪的英勇事迹，再度引起关注，他们才打破沉默。
为什么？
“说出来就像杀死圣诞老人一样，”格林说，“对我来说，此事最悲哀的一点是，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作为，一定要去胡编乱造、添油加醋，将并不属于自己的功劳据为己有。”
几周前在佛罗里达州，采访者在他家附近，趁吃午饭的时间，拿出他本人档案中的这些文件给他看，并直截了当地问他《揭秘三K党》是否有“捏造或戏说成分”，肯尼迪回答说没有。
“或许我对某些对话的记忆与事实有所偏差，”他回答道，“但除此之外，一切属实。”
追问之下，肯尼迪承认“有时候他借用了另一人所写的报告和参与的活动，一概叙述为同一人的事迹”。事实上，关于这一点，肯尼迪此前至少已经承认过一次了。1992年，国会图书馆美国民俗中心总监佩吉·巴尔杰撰写了专题论文《史丹森·肯尼迪：应用民俗学与文化宣传》，论文依据之一就是她对研究对象的大量采访。在一条尾注中，巴尔杰写道，“肯尼迪将其本人的卧底经历与约翰·布朗叙述的经历合二为一，创作了1954年的《与三K党同行》。”
我们写进《魔鬼经济学》的故事缺乏可靠依据，对此我们自然并不乐见，而且这本书原本就意在颠覆传统观念，而非助长这些观念的传播，关于史丹森·肯尼迪，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他因潜入三K党而建立起的名声。
还有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主张重数据而轻典故，因为数据的真实性要高于人言。但史丹森·肯尼迪的故事就是各种趣闻逸事——几十年来，无论被引用过多少次，这些逸事都是由同一人出于自私的目的讲述出来的。
或许肯尼迪终其一生为正义而战，这是唯一重要的一点。或许，用佩吉·巴尔杰的话来说，要实现“文化宣传”的目标，需要用到“应用民俗学”，而非史籍或新闻报道常用的平铺直叙风格。有一点不假，那就是肯尼迪无疑是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大师。
直到数据戳穿了他。
为什么投票？
2005年11月6日
在某些大学的经济学系，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但多半是杜撰的逸事，讲的是两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在投票站偶遇的事情。
“你来这里做什么？”一人问道。
“我妻子逼我来的。”另一人回答道。
前一名经济学家赞同地点点头说：“我也是。”
两人尴尬了一会儿后，其中一人想出了对策：“你要是答应我绝不告诉任何人你在这里见过我，我也绝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见过你。”
他们握了握手，完成了投票任务后便匆匆逃走了。
为什么经济学家在投票站被人撞见会觉得难为情？因为投票需要付出代价——费时费力且会造成经济损失，但除了隐约觉得自己尽了“公民义务”之外，投票不会带来任何明显回报。经济学家帕特里夏·芬克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理性的个体应该放弃投票。”
你手中的一票能左右选举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这一点得到了经济学家凯西·马利根和查尔斯·亨特的证明，他们分析了1898年以来的56000多场国会选举和州立法选举，尽管媒体十分关注胜负难分的选举，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国会选举票数差额的中位数为22%，而州立法选举的差额中位数为25%。再势均力敌的选举，也几乎从未出现过一票决定胜负的情况。马利根和亨特所分析的40000多场州立法选举包括近10亿张选票，其中仅有7次选举出现了一票定胜负的情况，另有两次选举打成了平手。在16000多场国会选举中，参与的选民更多，但100年间仅有一次选举——1910年布法罗市的一次选举——出现了一票定胜负的局面。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选举越是胜负难分，选民能左右结果的概率就越低——最生动的例子当然就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诚然，那次选举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少数几位选民，但这几位选民却是肯尼迪、奥康纳、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托马斯。而且左右选举结果的是他们身穿法袍所投的票，而非他们在所住选区投出的选票。[注释]
尽管如此，仍有数百万人前赴后继地去投票，为什么？以下为三种可能的解释：
1.或许我们就是脑子不灵光，所以误以为我们的投票会影响选举结果。
2.或许我们投票和买彩票的心理是一样的。毕竟，彩票中奖的概率和手中选票左右选举结果的概率基本相等。从理财角度来看，买彩票是不当投资。但买彩票很有意思，成本也较低：花一注彩票的钱，你买到的是幻想如何花掉奖金的权利——和你幻想手中的选票会影响国家政策同理。
3.或许我们已经受到了社会的教化，认同了投票是公民义务的概念，相信人人参加投票，虽对个人无益，但对社会有益。因此，我们不投票就会有负罪感。
也许你会不敢苟同，因为假如人人都像经济学家一样看待投票，选举可能就根本不会存在了。毕竟，没有哪个选民去投票的时候，真的以为自己的一张选票会左右选举结果，不是吗？而且说其选票投了也没有意义，是否有些残忍？
这其实是个滑坡谬误[注释]——看似毫无意义的个人行为积少成多，就会产生可观的影响。接下来举个相反的类似例子，假设你和你8岁的女儿正在植物园里散步，她突然从一棵树上摘了一朵花。
“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忍不住说道。
“为什么？”她问道。
“这个嘛，”你解释道，“因为要是一人摘一朵，树上就一朵花都不剩了。”
“好吧，但是别人没有摘，”她带着异样的眼神说，“只有我摘了。”
过去有更实际的激励政策鼓励人们投票，各个政党为了让选民投上一票，经常发给他们5美元或10美元的现金奖励。有时，奖励是一桶威士忌或一桶面粉。而在1890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国会选举中，奖励是一头活猪。
如今与以往一样，不少人仍然担心选民参选率过低——仅有略超过一半的合格选民参加了上一届总统大选。但将这个问题换个方式反过来问，或许更值得研究：既然个人的选票几乎从无影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投票？
瑞士或许可以给出答案，正是在这里，帕特里夏·芬克发现有一场绝佳的天然实验，能让她准确测量选民的行为。
瑞士人喜欢投票，议会选举、全民公决等各类投票均无例外。但近年来，选民参选率开始下滑（或许这里也停止了发活猪的奖励）。因此，瑞士实施了新的投票方式：邮寄选票。美国的所有选民均须登记，但瑞士并非如此，每名符合参选资格的瑞士公民都会自动收到一张邮寄选票，可填完之后寄回。
对社会学家而言，这种邮寄投票方式的设置有其优点：由于这种方式在各州（瑞士共有26个州，与美国州类似）开始实施的年份不同，以缜密复杂的方式测量不同时段的效果就成为了可能。
瑞士选民不必再冒着大雨长途跋涉去投票，因此投票的成本大幅下降，经济学模型会因此预测，选民参选率会大幅上涨。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完全相反！实际上，选民参选率在多数地区不增反降，尤其是较小的州和各州内较小的社区。这一发现对网上投票支持者或许有重大意义——他们一直认为，网上投票可简化投票程序，从而提高参选率。但瑞士模式表明，结果可能恰好相反。
情况何以至此？为什么投票成本降低，投票人数反而减少了呢？
这要归咎于促使选民投票的因素。如果说单个公民的选票不可能对选举结果有影响，那选民何苦还要投票？瑞士和美国情况相似：
“有一条相当有效的社会规范规定良好公民就应该投票参选，”芬克写道，“只要投票处投票是唯一的渠道，就存在动机（或压力）督促选民去投票处投票，为的只是他们投票的行为能被看到。其动机可能是希望通过做出合作者的姿态来获得社会声望，抑或仅仅是为了避免非正式的惩罚。由于在小社区，人与人之间更加熟悉，谁履行了公民职责、谁没有都会被拿来说长道短。所以，在此类社区遵守社会规范带来的好处尤其多。”
换言之，我们投票确实是出于自身利益——这一结论是经济学家所乐见的，但此处的自身利益并非实际的投票选择所体现出来的自身利益。尽管人们对选民“为了经济利益而投票”议论纷纷，但瑞士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投票选择的影响或许不及社会因素。或许投票带来的最有价值的回报仅仅是去投票处投票的行为能被朋友或同事看到。
当然，除非你是经济学家。
戴尔·厄恩哈特拯救了多少生命？
2006年2月19日
5年前的这个周末，戴尔·厄恩哈特在代托纳500汽车赛最后一圈撞上护墙，当场殒命。作为纳斯卡赛车历史上最成功、最受爱戴、最令人生畏的车手之一，厄恩哈特至今仍然经常有人悼念。（只要看如今的代托纳500汽车赛——纳斯卡赛季首站及最著名的一站，你就能看到赛场到处都挂着他的3号赛车服。）厄恩哈特之死对纳斯卡赛车的影响不亚于“9·11”事件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影响：敲响了一记引起安全措施彻底整改的警钟。
“两三年内接连发生了三四起恶性事故，”纳斯卡精英车手马特·肯塞斯说，“纳斯卡一直在努力改进安全措施，但那件事——厄恩哈特之死——加快了进程。”
赛车显然是高危职业，厄恩哈特之死让他成了纳斯卡三大区——工匠卡车系列、布许系列和奈克斯泰尔杯系列——7年内丧生的第七位车手。
那么2001年他去世后，有多少车手命丧赛场？
一个都没有。在累积600多万英里的比赛——及许多许多英里、危险系数极高的练习赛和排位赛——中，纳斯卡三大区没有一名车手殒命。
与之相对，在同期内，约有185000名汽车司机、乘客和摩托车驾驶员在美国公路上丧命。不过，这185000人死于近15万亿英里的驾驶里程中，折合之后为每8100万英里死亡1人。虽然交通事故是美国3~33岁人口的头号死因，但这一死亡率却较低（而且其中还包含摩托车的数据，摩托车的危险系数远高于汽车或卡车）。一个人要驾驶8100万英里需要多久？假设你一年到头一刻不停地除了开车什么也不做，每天开24小时，时速60英里，你一年可开525600英里。要开8100万英里，你需要连轴转开154年的车。换言之，每年有很多人在美国公路上丧命，并不是因为开车非常危险，而是因为开车的人太多，累积里程太长。
因此，纳斯卡虽然创造了5年内600万英里零死亡纪录，但或许这一纪录实际上并不如乍听起来那般了不起。但话说回来，开赛车的危险系数似乎要远高于开车去超市。纳斯卡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才创造了零死亡纪录？
措施很多，早在厄恩哈特遇难之前，每名车手都要戴头盔，穿防火服、防火鞋和系五点式安全带。厄恩哈特遇难数月后，纳斯卡开始要求车手头盔上加戴头颈固定装置，防止车手的头部在撞车中前冲或左右移动；（同许多遇难赛车手一样，厄恩哈特也遇到了颅底骨折。）赛道旁也竖起了更安全的护墙；纳斯卡还开始积极收集撞车数据。事故数据库（纳斯卡婉言拒绝了我们查看该数据库的请求）的数据有两个主要来源：目前每辆赛车上所安装的黑匣子以及新成立的实地调查小组的工作反馈。这些实地调查人员会在每次比赛之前仔细测量每辆赛车的关键参数，如出现撞车事故，再重新测量事故车辆的参数。
“过去，假如有车出现事故，而车手没有受伤，团队就会把车运走，然后回家。”纳斯卡研究与开发中心负责人加里·纳尔逊说，“但现在，他们会在特定区域测量每辆车，而我们会将这些参数记录下来。比如座椅宽度——这似乎很简单，就是靠枕从左至右的宽度而已。但遇到事故，这些东西会产生弯曲，弯曲程度能让我们算出其中的能量。刚开始，我们以为座椅强度足够高了，但后来发现这些东西的弯曲程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测。因此，我们从头开始，修改了规定。”
这么说虽然有些过于笼统，但纳斯卡车手确实有两大目标：获胜和保命。纳斯卡最近的安全措施似乎大幅降低了死亡概率。那么，车手现在是否更加无所顾忌了呢？既然撞车的代价减少了，经济学家完全有理由认为车手会肆无忌惮地撞车。纳斯卡的安全措施是否在减少死亡率的同时，增加了撞车率？
乍看起来，数据似乎说明答案是肯定的。在去年的奈克斯泰尔杯系列赛中，共有345辆车卷入了撞车事故，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正如马特·肯塞斯所言，2005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附近的劳氏赛道举行的两次杯赛状况尤其惨烈——赛道的新路面导致多辆赛车爆胎，这种反常情况可能拉高了撞车次数。
“在夏洛特，差不多所有人都在两次比赛中撞过车，”他说，“问题在于赛道和轮胎——但如果排除掉这两次比赛，撞车次数很可能没有变化。”
实际上，2004年的撞车次数要少于2003年。厄恩哈特遇难后，总的撞车次数虽略有上升（纳斯卡不肯公布年度撞车数据，但一名官员证实了这一趋势），但上升幅度远远不及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他们的预测依据是纳斯卡的安全措施对车手所追求的目标所产生的影响。
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或许更加有效。首先，纳斯卡增加了对危险驾驶的处罚措施，不仅会对车手处以罚款，还会扣掉其杯赛冠军积分。其次，对锦标赛本身进行了调整。两年前，纳斯卡在原有的36站常规赛季之外，又增加了季后赛。为了进入季后赛——并有机会赢得600多万美元的冠军奖金，车手必须在常规赛季的26站之后达到积分领先。在这前26站中排在20名开外不一定会葬送其争冠希望（每站有43辆车参赛），但恶性撞车事故却有此可能。
因此，纳斯卡减少了危险因素，却增加了经济因素，从而保持了其原有的微妙平衡：保持一定的撞车频率，以取悦车迷，但撞车频率不可太高，以免葬送掉参加这项运动的希望，以及车手的性命。（纳斯卡车迷对撞车的热爱堪比冰球球迷对打架的热爱，看竞速频道剪辑后的纳斯卡车赛重播片段，会发现情节总是大同小异：绿旗、撞车、撞车、撞车、撞车、撞车、方格旗。）
接下来是有关纳斯卡和车手安全最令人惊讶的一项数据，在近5年中，纳斯卡三大区有3000多辆赛车发生过撞车事故，但死亡人数为0。相比之下，美国公路的撞车死亡率为多少？就州际出行而言，每1000次撞车事故平均有5.2名司机死亡。按照这一比率计算，每3000次纳斯卡撞车事故应至少有15名车手死亡——但实际数据为0。当然，州际驾车出行与纳斯卡赛车相去甚远。州际旅行的司机要对付恶劣的天气、醉驾司机和逆行车辆，而代托纳500汽车赛中的车手常常是在首尾相接的路况中以180迈的时速飙车。
每年有37000名美国人死于交通事故，或许有人觉得纳斯卡的某些安全规则可以在普通司机中推行，但鉴于美国的行车安全状况相对较好，这样做会在金钱和舒适度方面付出过高的代价。你可能愿意佩戴五点式安全带，而不是常规的三点式腰肩安全带，这样做肯定更加安全；但你是否愿意每次开车去超市都戴头盔、穿防火服呢？
礼品卡经济
2007年1月7日
健身房会员卡、处方药和节假日礼品卡有何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买了又常常不用的东西。
经济学家斯蒂法诺·德拉维尼亚和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在最近发表的《花钱不去健身房》一文中，证明购买健身俱乐部年卡的人所估计的使用时间比实际使用时间要多出70%以上。因此，许多人其实买月卡或日卡更划算。
实证医疗保健研究机构考科蓝合作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研究了不遵医嘱服药的患者。
“得到医嘱要自行服药的人，”报告开头写道，“实际服用量往往还不到处方剂量的一半。”
虽说这一现象的主要问题在于医疗影响，而非经济损失，但美国人的药柜里有数十亿美元的处方药囤积着不用，这也是事实。
至于礼品卡，我们姑且可以说，零售业内部认为它们是储值产品是颇有道理的：礼品卡的储值效果非常好，而且卡内金额往往永远不会流失。据金融服务研究企业宝塔集团估算，2006年共售出800亿美元的礼品卡，其中约有80亿美元永远不会兑现。
“这对消费者的影响，”宝塔集团指出，“要大于借记卡与信用卡诈骗两者的影响总和。”
营销工作室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30%的人在收到礼品卡的一个月内会用掉礼品卡，而据《消费者报告》估算，2005年收到礼品卡的人中，有19%留着卡没用。
鉴于2006年有2/3的假日消费者打算送别人礼品卡，你多半会在近几周收到一张。或许你属于少数的例外，已经用掉或马上就要用掉这张礼品卡。但统计比率说明，这张礼品卡多半会放在你装袜子的抽屉里积灰。
这是否说明礼品卡不是好礼物？答案取决于你问谁，而且还需要先问另一个问题：送礼的初衷是什么？
经济学家或许会认为，礼物是一种传递信号的途径，让一个人可以告诉另一个人，如她：①挂念他；②关心他；③且想给他一些他会珍惜的东西。
当然，收礼者及其与送礼者的关系也多种多样。送礼给本身没钱或没法自己置办东西的人——如儿童——是很容易的。儿童不能自己开车去玩具反斗城，多半也没钱买玩具，所以你送他玩具就是给了他本来得不到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什么礼物都有意义。
换作大人，情况就略微复杂了一些。成年人可以随心所欲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想必也了解自己的喜好。因此，理论上，你想送投其所好但对方又不了解的东西，抑或某些对方羞于启齿、自己不愿买的喜好之物。无论如何，你都是想送对方实际意义大于所花金钱的东西，从而创造价值。
但实际上，我们的礼物大多远远低于这一高标准，这造成了大量的无效投入。1993年，经济学家乔尔·沃德弗格撰文研究了这一问题，这篇论文在经济学界的知名度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其锱铢必较的标题：《圣诞节的无谓损失》。由于礼物“可能与收礼者的喜好不相符合”，沃德弗格认为，很可能“送礼还不如让收礼者用同等数目的金钱自己挑选礼物划算”。他推断出，“节假日送礼这一行为导致礼物损失了10%~33%的价值。”
如果送礼的行为导致了大量价值的损失，何不选择最有效的途径，直接送钱？显然确实有人这么做。沃德弗格这篇论文的一个依据是耶鲁大学研究生所做的一个小调查，在此次调查中，（外）祖父母直接给孩子钱的情况占42%，父母直接给孩子钱的情况占10%，但所有学生都没有碰到过另一半直接给钱的情况。显然，对于某些关系，直接给钱是合适的，但多数情况下，社会禁忌粉碎了经济学家推行这种高效交易的美梦。
既然给钱不妥，买礼物又太浪费，那么送礼品卡——虽不如金钱万能，却也完全不像金钱那般冷冰冰——是否是完美的折中方案？
你肯定会这么想。至少对商家来说，礼品卡简直是喜从天降。试想一下：圣诞节前几周，数百万人到你的店里或网站上，花上数十亿美元，就为了换一张塑料欠条，而且这欠条还有可能永远不会兑换。例如，去年，百思买因礼品卡“损毁”——业内将买了却永远不用的礼品卡称为“损毁”礼品卡——坐收1600万美元的收入。此外，还有零售商所谓的“加价消费”现象：用礼品卡的顾客多数会自己添钱买比礼品卡面值贵的商品。
与此同时，礼品卡对送礼者来说是再省事不过的方法了。但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如果礼品卡对送礼者的好处如此显而易见，它对收礼者就一定会造成伤害：礼品卡易于购买这一点会让收礼者觉得，送礼者对这件礼品没有花太多心思。
归根结底，任何礼物的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送礼者与收礼者是何关系。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罗克最近发表在“边际革命”[注释]的一篇文章对此提出了更加精妙的观点，指出我们每人内心都有很多“面”，包括“狂野的一面”，而且“我们希望别人内心狂野的一面能为我们而痴狂”。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你想取悦我内心偏经济学家思维的一面，请给我钱。如果你想取悦我狂野的一面，（你知道你是什么人！）请发挥一下想象力。”
因此，到明年，你要是想送礼给刻板理性的人，可以考虑给钱；你要是想讨好某人狂野的一面，就得发挥想象力了；而你要是想对百思买、盖璞或蒂芙尼的股东额外意思一下，可以考虑礼品卡。
填补税收缺口
2006年4月2日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美国公民都免不了会操心起国家税务局来，也免不了对其恨之入骨。但多数人憎恨国家税务局的出发点都有误，他们以为税务局是不近人情、心狠手辣的机构，但实际上税务局在这两方面远远未达到应有程度。
首先要记住的是，制定税法的并非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很快就将矛头指向了真正的罪魁祸首：
“在美国，国会通过税法，纳税人均须服从，”其宗旨说明称，“国家税务局的作用是协助绝大多数自愿守法的纳税人履行税法义务，同时确保少数不愿守法之人缴纳法定税款。”
因此，国家税务局就像街头巡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街头巡警队伍。他们负责执行区区几百人代表数亿人制定的法律，而这数亿人中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法律太过复杂、所定税率太高、有失公允。
然而，多数美国人都会说纳税光荣。去年，在一项为国税局监督委员会所做的独立调查中，96%的受访者赞同“依法纳税是每个美国人的公民义务”这一说法，同时有93%的人认为“应对偷税漏税者追究责任”。但话说回来，对于哪些因素促使他们决定如实申报税务及纳税这个问题，62%的人回答是因为“害怕审计”，而68%的人回答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由第三方上报给了国税局。虽然公民义务的说法广为流传，但似乎驱使多数人依法纳税的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那老一套因素。
这些因素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为了找出答案，国税局实施了国家研究计划。这项为期三年的研究随机选取了46000份2001年纳税申报单进行细致审查。（国税局并未详细说明这46000人接受了什么样的审查，但很可能就是那些让国税局背负骂名的刁钻盘问。）研究以此为样本，发现美国存在3450亿美元的税收缺口——应缴税款与实缴税款之差，相当于国税局所收税款的近1/5。这一数额恰好仅比预计的2007年联邦财政赤字少几十亿美元，将男女老幼都计算在内，每名美国人的平均偷税漏税额为1000多美元。
但多数人都没有偷税漏税，仔细观察偷税漏税者和依法纳税者分别为哪些人，你就能看出人们究竟为何纳税。国税局研究的关键数据为“净漏报额百分比”，这项数据统计的是46000份纳税申报单上每一项的漏报税额。例如，在“工资、薪水及补贴”这一类别中，美国人仅漏报了1%的实际收入。而相比之下，“非农业经营收入”——比如餐厅老板或小型施工队的工头等个体户——这一类别则漏报了57%的收入，这一群体漏缴了680亿美元的税款。
为何工薪阶层与餐厅老板之间相差如此之大？很简单，负责将餐厅老板上报给国税局的只有餐厅老板本人；而至于工薪阶层，他们的老板会制作W2表格，将其收入上报给国税局。而且，工薪阶层的所得税会自动从工资单中扣除，但餐厅老板却有一年的时间决定自己是否上税以及上多少税。
这是否说明，一般而言，个体户不如工薪阶层遵纪守法？这倒未必。这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原因促使他们偷税漏税。他们知道国税局要想查出其实际收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查他们的账，而只要看看国税局极低的审计率——去年，国税局仅对0.19%的个体纳税人进行了面对面的审计——他们就可以继续高枕无忧地偷税漏税了。
那么人们究竟为何纳税？是因为纳税理所应当，还是因为他们害怕偷税漏税被抓？看起来显然是后者。优秀的科技（雇主自动上报和扣除员工所得税）和失败的逻辑思维（多数依法纳税者严重高估了自己被审计的可能性）共同保证了这一系统的成功。美国人漏缴了近1/5的税款，这听起来着实堪忧，但据税务经济学家乔尔·斯勒姆罗德估算，美国的纳税率在世界上无疑是排名前列的。
尽管如此，除非你本人也偷漏了1/5或以上的税款，否则你就应该对国税局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国税局太锱铢必较，而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做到锱铢必较。既然国税局放任某些人每年漏缴数千亿美元的税款，凭什么你就应该依法纳税？
国税局本身也想改变这种局面，近几年，虽然预算仅有小幅上涨，国税局的所缴税款和审计率却均有大幅上涨。所有国税局局长的主要任务都是向国会和白宫游说，争取资源，虽然让国税局一分不差地征收政府应收税款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但对多数政客来说，主张增加国税局活跃度也会带来同样显而易见的坏处。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迈克尔·杜卡基斯曾做过这种尝试，但并未成功。
国税局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公众中间强制执行税法，一来这税法本就不得民心，二来公众知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偷税漏税。在此情况下，国税局只能力所能及地进行小修小补，却也能偶尔撞到大运。
20世纪80年代初，华盛顿的国税局研究员约翰·斯奇拉伊看过大量的随机审计结果后，发现有纳税人为了免税而谎报受监护人。这些谎报有的确实是因失误造成的（离婚双方同时将孩子列为受监护人），有的则是荒唐可笑的欺诈行为（斯奇拉伊记得不止一名受监护人的名字为毛毛，这显然是宠物，不是孩子）。
斯奇拉伊认为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纳税人上报受监护人的社保号码。
“最初，这一提议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现年66岁、已经退休去佛罗里达州养老的斯奇拉伊说，“我得到的答复是，这太像《1984》了。”
这一提议在国税局内部就遭到了否决。
然而，几年后，国会强烈要求增加税收，斯奇拉伊的提议又重见天日，被仓促地提交了上去，并于1986年立法实施。据斯奇拉伊回忆，次年4月，税收源源不断地增加，他和老板诧异不已：纳税清单上有700万名受监护人突然之间消失不见，这难以计数的假冒受监护人中有的是真实存在的宠物，有的则是幽灵儿童。斯奇拉伊的灵机一动，带来了每年近30亿美元的收入。
斯奇拉伊的顶头上司认为他这次献计应该得到一点奖励，但他们的上级并不买账。所以斯奇拉伊打电话给他所在州的众议员，才让给他的奖励重回议事日程。最终，他的提议立法实施五年后，当时年薪为80000美元的斯奇拉伊得到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至此，他的提议已经增加了约140亿美元的收入。
这说明国税局理应招人恨的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成立的：假如当初在斯奇拉伊的奖金这件事上没有百般吝啬，国税局一定可以招到不少如今急需的反偷税人才。
休闲工作
2007年5月6日
19世纪末期，钢琴制造业是纽约市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似乎所有思想开明的美国家庭都想让自己的家里乐声袅袅。自动钢琴——完全无须技艺即可弹奏的作曲机器——的问世让这一产业更加繁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钢琴年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00台，其中约有2/3为自动钢琴。
但由于两项新技术——无线电广播和留声机——的出现，钢琴不久被打入冷宫，且至今仍难翻身。去年，美国的钢琴销量仅为76966台，同期内人口翻番，钢琴销量却下降了75%。人们虽然热爱音乐，却显然多数都没有创作音乐的需求。据人口调查局统计，在近12个月的时间里，仅有7.3%的美国成年人弹奏过乐器。
相比之下，按人口调查局的说法，如今有17.5%的成年人“把做饭当乐趣”。此外，虽然现在仅有1%的美国人住在农场里，这一比例相比1920年下降了30%，却有41%的家庭有花园，25%的家庭种菜，13%的家庭种果树。从偏个人的角度讲，本专栏的作者之一有个姐妹开了家生意不错的纱线店，而另一名作者的妻子是针织爱好者，会买上40美元的纱线，然后花上10个小时的时间织围巾。姑且算她的劳动力价值为每小时20美元，则这条围巾的成本至少为140美元——比机织围巾贵100美元左右。
有这么多美国中年人愿意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不必要的粗活中，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正如无线电广播和留声机最终有效地取代了钢琴，科技与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大大减轻了人类自行解决衣食问题的负担。那么针织、园艺和“把做饭当乐趣”又该作何解呢？为何有的粗活变成了爱好，有的却遭到了废弃？（例如，自洗衣机问世以来，我们想不出有哪个人会“把洗衣当乐趣”。）
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一直想计算出人们的休闲时间有多长以及休闲时间做什么，但很少能达成共识，这一是因为究竟什么才算休闲很难定义，二是因为对休闲的测量方式多年来也一直在变。
经济学家通常将我们的日常活动分为三种：市场劳动（带来收入的劳动）、家庭生产（无偿的家务活）和纯休闲活动。那么针织、园艺和烹饪又该如何归类？在家做饭肯定比外出就餐便宜，所以可以算作是家庭生产，那“把做饭当乐趣”的因素又该如何解释？
为了区分这些灰色地带，经济学家瓦莱丽·A.雷米和内维尔·弗朗西斯将家庭活动划分为劳动和休闲两类。在最近的《劳动与休闲的世纪》一文中，他们引用了1985年的一项时间利用情况调查。调查中，人们对各种活动的乐趣进行打分，最低0分，最高10分。针织、园艺和烹饪的得分排在中游，分别为7.7分、7.1分和6.6分。这三项的得分远低于人们最热衷的三项活动——性爱、运动和钓鱼，得分分别为9.3分、9.2分和9.1分，但远高于付账单、打扫房子和洗衣服，得分分别为5.2分、4.9分和4.8分。
但接下来就有些微妙了，雷米和弗朗西斯认为，7.3分或7.3分以上的活动为休闲活动，而7.3分以下的活动为家庭生产。（因此，针织达到了休闲活动的标准，而园艺和烹饪则未达标。）他们因此计算出，如今的人们从事市场劳动的时间少于1900年，但进行家庭生产的时间有所增加。而这一上升趋势主要是男性造成的：1920年，职业男性每周从事家庭生产的平均时间仅有两三个小时，1965年为11个小时，2004年达到了16个小时。
但从事家庭生产的时间有多少其实是休闲时间？这似乎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对于某项活动，有的人觉得是劳动，有的人觉得是休闲？
此处对雷米和弗朗西斯并无不敬之意，但我们或可考虑另一种划分方式：无论有偿还是无偿，别人让你干的活就是劳动，自愿去做的事情就是休闲。假如你是那种有钱请人割草坪却宁愿自己动手的人，试想一下如果邻居提出要按行情花钱雇你割草坪，你会作何反应。你多半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因此，许多人虽然可以请别人干粗活，却宁愿自己动手，到底是为什么？进化生物学家可能会说，自行解决衣食问题和料理周边环境的欲望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与之相反，经济学家可能会说，驱使我们行动的原因远远不止经济因素，而且所幸的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哪些事情想亲自动手。
的确，这些选择或许能充分说明我们的本性和出身。例如，我们两人中的一人（住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在某中西部城市养尊处优地长大成人，到祖父母的农场短住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名作者最近买了一套室内水培植物种植器，其价格约为150美元，至今只结出了约14颗小番茄——如将种子、电费及名义上的劳工费等成本算进来，每个小番茄的平均价格为20美元左右。
我们中的另一人（住在纽约的记者）自幼在小农场长大，经常干播种、施肥和收割等各类农活。因此，他对自己种菜没什么兴趣，但他倒是愿意花上几小时的时间采购食材，为家人朋友做大餐。姑且只算人工费为每小时10美元，这样一顿大餐的成本也要高于在外边吃一顿等量的大餐。
或许有朝一日，纽约的记者会用芝加哥经济学家种的小番茄做一顿饭。加上隔天即达快运的费用，这或许会是近来最贵的一餐饭。当然，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
[1]伍迪·格思里，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歌手。——译者注
[2]西力，伍迪·艾伦的电影《西力传》中的主角。他混迹于各种相去甚远的交际圈中，且能像变色龙一样迅速体现出各个交际圈的特征，甚至产生生理变异。——译者注
[3]2000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大选之一。竞选双方是小布什和阿尔·戈尔，争议焦点在于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双方在该州票数接近，点算方式可能会决定选举结果。经过多轮诉讼，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做出终审，决定禁止重新点算选票，小布什获胜。投票同意禁止重点票数的5名法官分别为肯尼迪、奥康纳、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托马斯。——译者注
[4]滑坡谬误，是一种非形式谬误，使用连串的因果推论，却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因此得到不合理的结论。——译者注
[5]“边际革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罗克和泰勒·考恩合作撰写的经济学博客。——译者注
作者问答
问：你们是怎么合作的？——瑞安
答：简而言之，一拍即合。我们两人各有所长，列维特是学术研究者，而都伯纳是作家。这并不是说列维特不写东西，他还是会动笔的，而都伯纳也做研究。但假如你守在他们身后观察他们一天的工作（列维特在芝加哥，而都伯纳在纽约），你会发现列维特这一天里多半在往电脑里录入数据，而都伯纳则多半在打字。话虽如此，我们每天的合作是何性质取决于所研究材料是何性质。我们频繁地互通邮件，老是在通电话，气得妻子直翻白眼。总而言之，我们就像棒球队里的投球手和接球手，而非足球队里的右边锋和左边锋。
问：能否告诉我们有哪些课题你们研究过了，却因数据没有体现出任何规律或课题本身太具争议等原因而没有写出来？我想听听哪些题材在编辑环节被淘汰掉了。——米基
答：如果你以为我们会因为某些话题太具争议而避之不谈，你显然对我们缺乏了解。或许看了我们的《魔鬼经济学2》，你就会相信这一点，这部书写到了卖淫者、恐怖分子、全球变暖引起的恐慌和唯利是图的肿瘤科医生。确实有不计其数的研究项目，我们找不到对应数据，或研究结果缺乏趣味性。每10个研究思路中，仅有2个能写成学术论文，仅有1个有足够的趣味性，可以写进此类书中。有读者以为我们有问必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缺点在于有意思的话题（目前为止）都遭到了淘汰，优点在于读者知道我们所讲的故事有数据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持一己之见或异想天开的说法。
问：我没读过《魔鬼经济学》，是否差人一等？
答：不幸的是，确实如此。独立测试表明，读过《魔鬼经济学》的人口气更香，体态更佳，所怀的梦想更有意思。此外，女性读者分娩时不会感到疼痛，男性读者会发现自己的精子活性更高。
问：向普罗大众展示新的世界观与在深谙经济学及其分析手法之人中间引起热议，两者中你们更在意哪个？——克里斯托弗·鲁西
答：实际上，答案显然是“两者都在意”，但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肯定是前者。解释经济学原理的书籍千千万，读者甚众，多为大学阅读书目，但这些书籍解释了何为经济学，而非如何以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待世界。虽然后一目标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即便是你的死对头，你也不愿意他遭此厄运，但实际上，只要你所研究的话题是普通读者所热衷的事情，这一目标也还过得去，比如相扑。
问：你们觉得本书的成功有多少可以归功于所选书名？
答：列维特的姐姐琳达·吉恩斯想出了这个书名，她是家族里真正才华横溢的天才。这一书名究竟有多重要无从判断，但我们猜想应该是非常重要。话说回来，正如书中所写，给孩子所取的名字对孩子的人生道路并无明显影响，那对书名，我们是否也可以作此推测呢？或许不可以，书和人性质有别。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商业项目虽然名字乍听起来有损形象，最终却大获成功。你真的以为《奥普拉脱口秀》的初代制片商轻易接受了这个名字？那ESPN（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呢？
问：可否对某些棒球数据进行特定时间段的比对或不同年龄组的比对，证明棒球手有使用类固醇的强烈嫌疑？——约瑟夫·罗洛
答：我们查过相关数据，想寻找使用类固醇的证据，纳特·希尔弗（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FiveThirtyEight.com的所有人）等著名棒球统计学家也曾有此尝试。经证明，很难找到类似教师作弊、相扑力士假摔那样的确凿证据。至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类固醇对棒球选手的效果并不显著。当然，使用类固醇能让他们变得高大强壮，但很多力量型击球手在初出茅庐时，虽然骨瘦如柴，却也能击出本垒打。
问：跟我们讲讲你们守旧派/学术界的同僚对《魔鬼经济学》的批评。——J.普莱恩
答：列维特的学术界同僚往往会有两种反应：多数经济学家是以经济学家的思维看待这件事的：《魔鬼经济学》的成功很可能会促使更多学生选修经济学课程，而由于短期内，经济学教师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工资会有所上涨，这让经济学家感到高兴。另有一批经济学家认定，既然列维特写的书都有人看，他们写的书肯定也有人看。因此，经济学家所著的“通俗”书籍虽连番上市，但质量参差不齐。此外，难免还有少数几名经济学家觉得他告诉了外界，经济学家的行当并非难以企及或错综复杂，因而破坏了经济学界的秘密约定，他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了。
问：2019年的油价会是每加仑多少钱？这样的油价会对我们的文化有何影响？——迈克·托马斯
答：经济学家和其他行当的人一样，并不善于预测未来。但2019年的油价（经通胀调整后）多半会与2009年的油价相差无几，即便石油资源终会枯竭（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枯竭之日也不会很快来临。由于经济学家认为开车有负外部性，我们一直在主张增加汽油税。或许政府有朝一日能高明远识，实施这一主张。
问：主教与职业网球运动员有何共同之处？——斯坦
答：舒适的鞋、与众不同的头饰和广受爱戴。
问：在本书所探讨的案例中，哪一个在公众/政界中引起的议论最多？——里克·格罗夫斯
答：堕胎合法化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诸多议论。有政府援引了街头毒贩工资低是驱使年轻人走上正途的原因这一说法。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本书中带来最大变革的一部分很可能要算是我们对房地产中介的探讨。通行的固定佣金制、全业务中介制正在逐渐瓦解。连白宫也参与进来，出台了《房地产成交程序法》，想以此提高中介与客户之间的透明度。
问：在你们看来，既然铸造一美分硬币的成本远高于其面值，美国铸币局为何还在铸造一美分硬币？——达奇
答：别跟我们提这茬儿了！都伯纳现在已经成了著名美分币激进分子，碰到愿意听他一言的人——包括《一小时访谈》[注释]——就会告诉他们，美分币是深受喜爱的工艺品，但终究应该让其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硬币的铸造耗费了大量时间与资源，其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就是来自锌产业的游说团体。你们可知道，现代美分币的原料有97.5%都是锌？保持美分币流通的最大原因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且对其怀有念旧情绪，但这些理由并不充分。都伯纳劝自己的子女无论如何也不要用美分币，必要的时候可以弃之了事，他因此被称为反美人士。
问：经济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但为什么鲜有经济学家涉足政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从教、投身私营部门、做顾问或进财政部工作，还是因为他们认为从政有失体面？——尼尔
答：你提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推选过经济学家出身的首脑，但在美国，经济学家却不适合进入政治体系，为什么？一种说法是，他们习惯了理性思考，喜欢讲出数据体现的事实。任何美国政治观察家都知道，理性和不加修饰的数据在竞选中都是禁忌。政客（想必还有选民）更为关注的是以情动人和花言巧语，话虽如此，某几届政府（如奥巴马政府）对经济学家的重视远远胜过其他政府。
问：都伯纳和列维特扳手腕，谁能赢？高尔夫呢？网球呢？下棋呢？——凯文
答：扳手腕的话，都伯纳肯定会赢；列维特能赢高尔夫；网球和下棋会难分难解。（他们保龄球都打得不错。）
问：有人买书是因为书本身有意思，写得好。有人买书则是因为别人都在读这本书。在你们看来，《魔鬼经济学》的成功有多少可以归功于后者，而非前者？——欧几里得
答：我们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书既为书——所讲的不仅仅是故事和信息，而且是人们喜欢同别人谈论的故事和信息——就有额外的因素会驱使人们去读人人都在读的书。我们的看法是，图书宣传的手法多种多样（广告、评论、访谈，等等），但作用都不及好口碑。
问：你们喜欢什么（休闲）读物？——罗柏
答：列维特承认自己的阅读喜好和另类少女相似，尤其喜欢《暮光之城》系列和《哈利·波特》；都伯纳的嗜好是体育和（传统的纸质版）报纸。
问：《魔鬼经济学》里的许多故事和结论虽然很有意思，但书里似乎没有清晰易懂的方法或原则可以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高管用于管理生意。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保留本意的前提下）将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为有意探究商业“隐秘一面”的管理人员写一本手册？——德鲁
答：德鲁，你有没有考虑过做作家代理人？（另外，我们很欣赏你褒贬合一的能力。）事实是这样的，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们的出版商最初将《魔鬼经济学》定位为商业图书，这勾起了读者的某些期望——当然，一有可信的商人读过此书，这些期望就几乎全部落空了。你说的没错，我们并未设计任何可供盈利的方法。话虽如此，近几年，列维特在商业领域做过不少研究，我们觉得说不定以后确实会写一本好书，来探究商业的“隐秘一面”。
问：全中国的茶叶总值多少？——戴夫·F
答：约15亿美元。但试想一下，要是茶叶也像大麻一样成为违禁商品，其价值该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