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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五章　怎样才算完美父母？

第五章　怎样才算完美父母？

本章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父母真的重要吗？

育儿从艺术向科学的转变……为何育儿专家喜欢把父母吓得半死……枪与游泳池，哪个更危险？……恐惧经济学……养育过度与先天–后天之谜……为何说好学校的作用被你高估了……黑人与白人的成绩之差与“被白人同化”……与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有关的八点和无关的八点。

养儿育女是一门艺术，但世上还有哪门艺术被如此不遗余力地包装成了一门科学？

近几十年，各式各样的育儿专家不断涌现，这些专家之言，即便只想随便听听，可能也听不进去，因为有关育儿的传统观念似乎瞬息万变，有时是不同专家之间莫衷一是，有时则是曝光率最高的几名专家突然异口同声地宣布旧观点是错的，而新观点至少在短时间内，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例如，先有人说母乳喂养是保证孩子身心健康的唯一方式，后又有人说人工喂养才是；先有人说婴儿应该躺着睡，后又有人说婴儿应该趴着睡；食用肝脏这种行为，有人说会中毒，有人说对大脑发育必不可少；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要么丢掉棍棒，放纵孩子，要么揍孩子一顿，然后去坐牢。

在《美式教育：专家、父母和一个世纪以来的育儿经》一书中，安·赫尔伯特记录了育儿专家那些众说纷纭甚至自相矛盾的理论，若非存在混淆视听之处，且多有耸人听闻的效果，他们这些笑谈可能还会博人一笑。在《从0岁开始》系列丛书中，盖瑞·艾卓提倡“望子成龙”的父母采取“婴儿管理策略”，强调早早锻炼婴儿晚上独自睡觉的重要性，艾卓警告称，若不这么做，睡眠不足可能会“对婴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并导致学习障碍。与之相反，支持“父母与孩子同睡”的人则警告称，独自睡觉会不利于婴儿的心理健康，婴儿应该与父母“同床共眠”。那激励手段呢？1983年，T.贝里·布雷泽顿写道，婴儿出生时，“完全有能力了解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布雷泽顿提倡尽早、积极地激励孩子成长，以培养“善于互动”的儿童。然而，100年前，L.埃米特·霍尔特却告诫道，婴儿不是“任人玩弄的对象”，他认为，在婴儿出生后的前两年，“不应揠苗助长，不应施加压力，不应过度激励”，该阶段的大脑发育非常迅速，过度激励可能会造成“巨大损伤”。他还认为除非因为身体不舒服，否则婴儿啼哭时，绝不应抱起来，每天都应该让婴儿哭上15~30分钟：“这是婴儿的锻炼方式。”

典型的育儿专家同其他领域的专家一样，喜欢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专家不喜欢探讨一件事的不同方面，而是喜欢坚定不移地选边站队，因为说话有所保留或措辞微妙的专家常常无法博得公众的关注，要想让自己平淡无奇的理论上升为传统观念，专家必须壮起胆子。为此，成功率最高的方式就是利用公众情绪，因为情绪是理性讨论的敌人，在所有情绪中，一种情绪——恐惧——比其他情绪更具威力。正因如此，超级猎手、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疯牛病、婴儿猝死综合征，把我们吓得战战兢兢，如此一来我们又怎能不对他们言听计从呢？

最容易被专家耸人听闻的言论所蛊惑的就是父母了，恐惧成为他们育儿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毕竟，为人父母要照顾另一条生命，而这条生命呱呱坠地之时，几乎要比其他任何物种刚出世时都更加无助，这令许多父母把养儿育女的太多精力浪费在了担惊受怕上。

问题在于，他们多半是在庸人自扰，但这又并非他们的过错，毕竟辨别事实与谣言并非易事，这对忙碌的父母来说尤其如此。专家喋喋不休的言论——姑且不说来自其他父母的压力——铺天盖地，让他们无暇作独立思考，他们能收集到的事实要么被曲解了，要么被夸大了，要么是断章取义，而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

假设一对父母有个8岁的女儿名叫莫利。她有两个好朋友，分别叫埃米和伊曼尼，都住在附近。莫利的父母知道埃米的父母在家里藏了一把枪，所以不准莫利去她家。因此，莫利经常去伊曼尼家玩，而她家后院有个游泳池。莫利的父母认为自己为了保护女儿做出这一决定非常明智，因此感到很欣慰。

但根据数据统计，他们的决定并不明智。美国平均每年每11000个住宅游泳池就会溺死一名儿童。（美国全国有600万个游泳池，即每年约有550名10岁以下儿童溺死。）与之相对，每100多万支枪，也仅会造成一名儿童因枪击致死。（据估算，美国约有2亿支枪，即每年约有175名10岁以下儿童因枪击致死。）在游泳池溺死的概率（1/11000）与因枪击致死的概率（超过1/1000000）相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莫利在伊曼尼家游泳时溺死的概率远高于在埃米家被枪击致死的概率。

但我们多数人都像莫利的父母一样，非常不善于评估风险。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彼得·桑德曼自诩“风险通报顾问”。2004年初，美国因发现一例疯牛病而掀起了反食牛肉热潮，他当时就指出了这一点。

“基本事实是，”桑德曼告诉《纽约时报》，“令人们担惊受怕的风险和真正夺人性命的风险差别很大。”

桑德曼对比了疯牛病（极其可怕却十分罕见）和普通家庭厨房里经食物传染的病原体（极其常见，却不知何故并不可怕）。

“你可以控制的风险不容易令你大惊失色，而你无法控制的风险则不然，”桑德曼说，“就疯牛病而言，我感觉这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我无法分辨我吃的肉里是否有朊病毒，因为看不出来，也闻不出来。但自家厨房里的污垢却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清洗海绵，可以擦洗地板。”

桑德曼的“控制”原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多数人怕坐飞机，却不怕开车。他们的逻辑是：由于汽车是我控制的，生命掌握在我自己手里；而飞机不是我控制的，我要受各种外部因素的摆布。

那么乘飞机与自驾车，我们究竟应该更怕哪种交通方式？

或许首先应该思考一个较为基本的问题：我们怕的究竟是什么？一定是怕死。但对死亡的恐惧需要缩小范围。当然，人人都知道自己免不了一死，对此我们或许只会偶尔担心一下。但假如有人告诉你，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你有10%的死亡概率，你的担心程度恐怕会高出不少，甚至可能会改变生活方式。而假如有人告诉你，你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内有10%的死亡概率，你很可能会惊慌失措。因此，引起恐惧的是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所以要想衡量对死亡的恐惧，最合理的方式是以小时计。

假如你准备出门旅行，可选择自驾车或乘飞机，你或许要参考一下自驾车与乘飞机的每小时死亡率。诚然，美国每年因车祸死亡的人数（约40000人）远超过因空难死亡的人数（不到1000人）。但多数人乘车时间要比乘飞机时间长得多，这一点也不假。（每年因划船事故死亡的人数也高于空难死亡人数，这一点与游泳池及枪支的对比都说明，水的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了多数人的认知。）然而，自驾车与乘飞机的每小时死亡率不相上下，这两种交通工具的致死率（实际上也可称为安全率）相差无几。

但当下发生的危险最易滋生恐惧，因此专家才会利用这一点。当今世界，人们对长远的事情越来越缺乏耐心，导致恐惧具有强大而立竿见影的效果。假设你是名政府官员，有两种已被证实会致人死亡的威胁，恐怖袭击和心脏疾病，你需要申请资金，对抗其中一种威胁，你认为国会议员会为哪一项拨款？任何人因恐怖袭击而死亡的概率都远低于因食用高脂肪食物而死于血管阻塞、心脏病发的概率；但恐怖袭击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而死于心脏病发却是一种常见疾病；恐怖主义活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而炸薯条导致的心脏病致死则不然。与控制系数同等重要的，是彼得·桑德曼提出的可怕系数，死于恐怖袭击（或疯牛病）被认为是可怕至极，但死于心脏病却并不可怕。

桑德曼是个立场不定的专家，前一日他可能还在帮环保组织揭露某种公共卫生危害，后一日他便会帮助某个快餐企业总裁的客户摆平大肠杆菌暴发造成的影响。桑德曼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风险=危害+愤怒。对于遇到汉堡用肉变质问题的总裁来说，桑德曼要做的是“平息愤怒”，而对于环保组织来说，他要做的则是“激起愤怒”。

要注意，桑德曼处理的是愤怒这一部分，而非危害本身。他承认在他的风险公式中，愤怒与危害的地位并不均等。

“危害性高而愤怒值低，就是人们反应平淡，”他说，“危险性低而愤怒值高，则是人们反应过激。”

那么为何游泳池不及枪恐怖呢？小孩被邻居家的枪射击而死，这样的事情令人不寒而栗，骇人听闻，简而言之，令人愤怒，但游泳池却不会引起愤怒，原因之一在于它为人们所熟悉。多数人乘车时间长于乘飞机时间，与之同理，多数人在游泳池里游泳的时间也长于开枪射击的时间。儿童溺死仅需30秒，且常常悄无声息，仅仅几英寸深的水就可以让婴儿溺死，但与此同时，防止儿童溺水的方法却相当简单：有成人照看，游泳池旁竖起围栏，后门锁好以防幼儿趁大人不注意溜出去。

假如所有家长都能依此行事，每年或许可以挽救400名儿童，这一数字高于近期宣传最广的两项发明：更安全的婴儿床和儿童汽车座椅。数据显示，儿童汽车座椅充其量只是装装样子，让儿童坐在后座自然要比坐在前座被大人抱着安全，因为一旦遭遇车祸，坐在前座的儿童基本会被弹射出去。但此处所指的安全措施是指不能让儿童坐在前座，也不是将他们绑在200美元的儿童座椅上。尽管如此，许多家长仍然会夸大儿童汽车座椅的好处，甚至为了正确安装座椅，不惜跑到警察局或消防站。

儿童安全领域的新技术，多与上市的新产品有关，这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儿童汽车座椅的年销量为近500万套。）这些产品往往意在应对人们越来越严重的恐慌情绪，而引起他们恐慌的事物，用彼得·桑德曼的话来说，就是愤怒值大于危险性。本来只需做好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一些悲剧发生的事情，却被一些夸大其辞的广告宣传弄得本末倒置：儿童安全包装（每年约挽救50条生命）、阻燃材质睡衣（每年约挽救10条生命）、让儿童远离汽车安全气囊（自安全气囊问世以来，每年仅有不到5名儿童因此丧命）以及童装安全拉绳（每年约挽救2条生命）。

你可能会说，就算是家长被专家和商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又有什么关系？无论这些措施是微不足道还是控制过度，即便只能保护1名儿童的安全，难道我们不都应该给予支持吗？它们给父母带来了便利，让我们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思考如何在培育孩子心智问题上有更多良方，不是吗？

有关育儿的传统观念近来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它起因于一个简单的问题：父母对孩子的智力成长究竟有多大影响？

几十年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已有大量研究——包括对自出生起便分开长大的双胞胎所进行的研究——证明，儿童的性格与能力约有50%是由基因决定的。

那么如果说先天因素决定了孩子一半的命运走向，那另一半由何决定呢？想必应该是后天培养——“小小莫扎特”系列录音带、教会布道、参观博物馆、拥抱，甚至是必要的惩戒，这些正是育儿之道的全部内容。但另有一项著名研究——科罗拉多州领养项目——跟踪了245名被收养儿童的生活，发现儿童的性格特征与养父母之间几乎毫无关联，这该作何解释？还有研究表明，孩子是否上过托儿所、是否是单亲家庭、母亲工作与否对儿童性格并无太大影响，这又要作何解释？

1998年的一本书《教养的假说》探讨了先天与后天的区别，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教材作家朱迪思·里奇·哈里斯，该书对父母养育过度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它有两个小标题：“儿童为何会走上不同的成长道路”和“父母的作用比你所知的要小而同龄人的影响更大”。哈里斯用不失温和的措辞提出，父母自以为对子女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信念是一种“文化迷思”。哈里斯认为，父母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不及儿童每天与朋友和同学相处所受到的耳濡目染的影响。

哈里斯丢下的这枚重磅炸弹令人难以置信——她既无博士学位，也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只是一名普通的奶奶——这既令人惊讶，又引人愤慨。

“公众又要说‘又来这一套’，这也无可厚非，”一名评论家写道，“上一年我们听到的是家庭纽带是关键，接着就变成了出生顺序。接着呢，又变成了真正的关键在于激励。人生中的头五年是最重要的时期；不对，应该是头三年；不对，一切都取决于第一年。还是算了吧：基因决定一切！”

不过哈里斯的理论也受到了相当多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其中之一便是心理学家和畅销书作家史蒂芬·平克。他在自己的著作《空白的石板》中，称哈里斯的观点“惊世骇俗”（没有任何贬义成分）。

“接受传统心理治疗的患者总是要浪费50分钟的时间，回忆童年苦涩，学会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父母的教育无方，”平克写道，“许多自传对主角成年后的成败功过，总是会从其童年时代寻觅根源。‘育儿专家’令女性觉得自己要是离家去工作或有天晚上没有读《晚安，月亮》[注释《晚安，月亮》美国睡前儿童读物]，简直就是禽兽般的母亲，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需要反思。”

确实需要反思吗？你会对自己说，父母肯定有影响。另外，即便同龄人对儿童影响很大，难道不是父母选择了子女的同龄人圈子吗？这难道不就是父母为了选择合适的小区、学校和朋友圈子而殚精竭虑的原因吗？

尽管如此，父母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个好问题，这一问题也错综复杂。要确定父母的影响，需要衡量儿童的哪一方面呢？性格？学校成绩？品行？创新能力？成年后的工资？显然，影响儿童表现的因素众多：基因、家庭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学校、歧视、运气、疾病，等等。那这些因素的权重又该如何划分呢？

为论证起见，假设有两个男孩，一名白人，一名黑人。

白人男孩在芝加哥郊区长大，父母博学多识，经常参与学校改革。他的父亲在制造业工作，待遇不错，经常带他去野外远足，母亲是家庭主妇，打算以后重回大学校园，攻读教育学学士学位。这名男孩生活幸福，在学校也表现不错，老师认为他可能是个真正的数学天才。父母经常给予他鼓励，他跳级升学时，他们倍感骄傲。他还有个手足情深的弟弟，同样天资聪颖。平时，一家人还会在家里办文学沙龙。

黑人男孩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比奇市，两岁便被母亲遗弃，父亲有份不错的销售工作，但酗酒成性，经常有家庭暴力行为。11岁那年，一天晚上，男孩正在装饰一颗桌面圣诞树，他父亲却在厨房里殴打女朋友，他下手凶狠，她的牙齿被打落，飞到男孩的圣诞树下，男孩心里有数，知道自己不能劝解。在学校，他在各方面都不用功，不久之后，便开始携枪贩毒、抢劫，他总是在父亲喝完酒回家前上床睡觉，然后在父亲起床之前离开家。他父亲最终因强奸罪锒铛入狱，他也不得不在年仅12岁时，便自食其力。

即便是不支持养育过度的人，也知道第二名男孩毫无出头机会，而第一名男孩前程似锦。第二名男孩还要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他能有多大概率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而第一名男孩的成功道路已经铺平，又会有多大的概率马失前蹄？两名男孩的命运走向，又有多少取决于其父母呢？

关于怎样才算完美父母这个问题，人们可以提出层出不穷的理论。但本书作者不会这么做，原因有二：一是我们两人都不敢自称是育儿专家（虽然我们两人加起来共有6名5岁以下的子女）；二是相比于育儿理论，我们更相信数据体现出来的规律。

虽然儿童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如性格或创造力——不易用数据衡量，但学校成绩却可以。而且，多数家长都认为教育是儿童成长的核心所在，因此研究一组发人深省的学校数据，是合理可行的切入点。

这组数据与择校有关，多数人都对这一问题抱有两极分化的态度，或支持或反对。择校权的忠实支持者认为，他们既然纳了税，就有权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反对者则担心择校权会让差生留在差学校。不过，似乎所有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只要能选对学校，就一定能大放异彩，前提是这些学校要有合理的院系设置、课外活动、友好氛围和安全环境。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很早便开放了择校权，这是因为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和多数城市学区一样，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过高。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于1954年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判决，裁定学校应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但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内的不少黑人学生仍然在几乎全由黑人构成的学校上学。因此，1980年，美国司法部和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决定携手促进芝加哥学校的种族融合，规定入学新生可以申请学区内的几乎任何一所高中。

除了历史悠久这一点，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择校项目之所以适合研究，还有几点原因：该系统提供了海量数据——芝加哥拥有全国第三大学校系统，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以及大量的可选择学校（60多所高中）和灵活的择校机制；录取率非常高，系统内约半数学生选择不上所在小区的学校；芝加哥公立学校的这一项目——至少对研究来说——最无巧不成书的一点是择校的规则。

可以料到，向芝加哥所有新生开放所有学校可能会引起混乱。成绩优异、毕业率高的学校收到的申请数量会严重超额，因此不可能顺应每个学生的请求。

为公平起见，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采取抽签制，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大福音。假设有2名学生各项数据完全相同，且均想申请一所条件更好的新学校，但抽签的结果，一名学生去了新学校，另一名只能继续留在旧学校。现在设想一下，有成千上万的学生都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统计结果就变成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自然实验，这想必并非芝加哥学校官员设计抽签制的初衷。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抽签制恰好提供了衡量择校权——或好学校——实际能有多大作用的绝佳渠道。

到底数据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对于养育过度的父母来说，答案并不令人振奋：在这种情况下，择校权几乎毫无作用。诚然，参加择校抽签的芝加哥学生毕业率高于不参加抽签的学生，这似乎表明择校权确实有一定作用，但这仅仅是假象，证据就是以下的对比数据：中了签、转学去“更好”学校的学生成绩并未高于未中签、留在旧学校的学生。意即，无论是否中签抽到转学到新学校的机会，只要是有意转学离开所在小区学校的学生，毕业率均高出一筹。乍看起来，是转学到新学校让学生占得先机，但这样的先机实际上却与新学校毫无关系，这说明选择转学的学生——和家长——本身便具有更高的智商且在学业方面更有追求。但从统计数据来看，转学对他们的学业并无帮助。

那么留在小区学校的学生是否会因此成绩下滑呢？不会，他们的成绩与计划转学之前不相上下。

不过，芝加哥确实有一批学生的成绩大有改观：上技校或职业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的成绩大幅优于他们在旧有学校环境中的成绩，毕业率也远高于根据其以往成绩做出的预测毕业率。因此，在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择校项目的帮助下，确实有一小部分原本成绩平平的学生学到了实际技能，为未来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似乎并非所有学生都因这一项目而提高了成绩。

择校权真的毫无作用吗？无论是否有养育过度的行为，但凡是有自尊心的父母都不愿相信这点。或许是因为这项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调查仅包含高中生；或许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定型。

“很多升入高中的学生能力尚不足以完成高中学业，”纽约州教育专员理查德·P.米尔斯最近指出，“升入高中的学生中，有太多人的阅读、写作、数学成绩还停留在小学水平。这一问题必须在低年级解决。”

实际上，有学术研究证实了米尔斯的担忧。在研究成年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众所周知，黑人收入明显较低——时，学者发现一旦将黑人的八年级分数较低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便被抵消了。换言之，造成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收入差距的一大原因是二者之间的教育差距，而这一差距早在多年前便可见到端倪。

“缩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考试分数差距，”一项研究的作者写道，“对促进种族平等所起到的作用要超过受到政客响应的任何策略。”

那么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数差距有何起因呢？多年来，人们对此提出了许多理论：贫困、基因构成、“暑期倒退”现象（普遍认为，黑人在学校放假期间的成绩退步幅度更大）、考试或教师态度中存在的种族偏见以及黑人对“被白人同化”的抵制。

在一篇名为《“被白人同化”现象的经济学》的论文中，来自哈佛大学、年纪轻轻的黑人经济学家小罗兰·G.弗赖尔提出，某些黑人学生“面临着强大的遏制因素，阻碍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付出（如教育、芭蕾等），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此被看作是想效仿白人行为的黑人（即“出卖自我”）。在某些街区，一旦被冠以此种标签，即有可能遭受种种迫害，如被社会排挤、遭到殴打甚至惨遭杀害”。弗赖尔引用了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注释卡里姆。阿布杜尔-贾本尔原名卢·艾尔辛多生于1947年，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他与1971年加入伊斯兰]——当时名为卢·艾尔辛多——年轻时的回忆录。他在四年级转学到新学校，发现自己的阅读水平甚至要优于七年级学生：“那些小孩发现这点后，我就成了众矢之的……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次身处全是黑人的环境，而我发现以前学到的正确行为全成了我被迫害的理由。我考试拿了全A，却因此遭到仇视；我讲话规范，却因此被辱骂为流氓。我不得不学会一套新的语言系统，为的只是能回应所收到的恐吓。我举止得体，是个乖孩子，但人身安全却因此受到了威胁。”

弗赖尔也是《理解黑人与白人在入学前两年的考试分数差距》的作者之一，这篇论文引用了一批新的政府数据，这些数据确凿可靠，有助于分析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或许更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数据可以很好地回答所有父母——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其他人种——都想问的问题：对于儿童在上学初期的表现，哪些因素有影响，哪些没有？

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教育部开展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项目，名为“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该项目意在测算2万多名儿童从幼儿园到五年级期间的学业进展，研究对象从全国各地抽取，准确体现了美国小学生的构成结构。

该项目统计了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收集了每名儿童的一般调研信息：种族、性别、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教育水平，等等，但该项研究的调查内容远远不止这些基本信息，还包括对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的采访。采访问题很多，且内容比普通的政府采访更为私密：父母是否打孩子、多久打一次；父母是否带孩子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有多长。

结果，他们得到了一组极其丰富的数据，只要问题能问到点子上，这些数据就能呈现出出人意料的规律。

如何让这样的数据呈现出可信的规律？用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把戏：回归分析法。不，回归分析法并非某种被束之高阁的精神治疗法，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可利用统计技术寻找原本无迹可寻的相关关系，但也并非没有局限性。

相关关系仅仅是一个统计学术语，用于表示两个变量是否会共同变动，但假如有上百对变量，难度就增加了。回归分析法这种工具让经济学家得以对海量数据加以梳理，方法就是挑出需重点观察的两个变量，人为地使其他变量保持恒定，然后观察这两个变量如何共同变化。

在理想条件下，经济学家可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一样进行对照实验：设置两个样本，随机选取其中之一加以控制，然后对效果进行测量，但经济学家很少碰到如此理想的实验条件。（正因为如此，芝加哥的择校抽签制成了一次机缘巧合的事件。）经济学家手中的数据通常包含众多变量，且均为随机生成，有的有关联，有的没有，经济学家必须从这些盘根错节的数据中，分辨出哪些因素存在相关关系，哪些因素没有。

就“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而言，或许可以对回归分析法的作用做以下比喻：将这2万名学生分别转化为2万块线路板，每个线路板上均有数量相等的开关，每个开关代表该名儿童一个类别的数据：一年级的数学分数、三年级的数学分数、一年级的阅读分数、三年级的阅读分数、母亲的教育水平、父亲的收入水平、家中藏书数量、小区的相对富裕水平，等等。

这样一来，研究者便可以从这套错综复杂的数据中梳理出一些观点，他可以将有相同特点较多的儿童——开关指向相同的线路板——罗列出来，然后找出唯一一个存在差异的特点。这样他便可以排除其他因素，找出这一个开关对整个杂乱无序的线路板造成的真正影响。这样这个开关——乃至所有开关——的影响便可显露无疑。

假设我们想利用“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回答一个有关育儿和教育的基本问题：家中藏书多是否会让儿童在学校成绩优异？回归分析法无法解答这一问题，但可以解答另一个略有不同的问题：家中藏书多的儿童成绩是否普遍优于家中没有藏书的儿童？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问题一）是因果关系，一个（问题二）是相关关系。回归分析法可以证明相关关系的存在，却无法证明孰因孰果。毕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有多种情况，可能是X导致了Y，可能是Y导致了X，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同时导致了X和Y的产生。

举例来说，“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确实表明，家中藏书多的儿童成绩要优于家中没有藏书的儿童。因此，二者存在相关关系。但考试高分也和其他许多因素相关，假如仅仅对比藏书很多的儿童与没有藏书的儿童，这样的答案或许意义不大，或许一名儿童家中的藏书数量仅能说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我们真正要采取的方法是，对比2名仅有一点不同——在此例中，即家中藏书数量——而其他方面均无差别的儿童，观察这一点因素是否会对其学校成绩产生影响。

应该说，回归分析法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在这点上，它与育儿本身有着诸多相同之处。但深谙此道的分析者可以以此分析出某种相关关系究竟有多大意义，甚至能分析出这种相关关系是否也存在因果性。

那么对于“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分析能揭示有关小学生成绩的什么现象呢？首先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考试分数之差有关。

长久以来，人们发现，早在踏入校门之前，黑人儿童的表现便要逊于白人儿童，而且即便控制了诸多变量，黑人儿童的表现也无法达标。（控制变量大致是指排除其影响，原理类似高尔夫球手之间的让杆。在“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将某名学生与平均水平作对比时，可能会控制该名学生身上任意数目的不利因素。）但这组新数据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控制了仅仅几个变量——包括儿童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以及母亲生第一胎时的年龄——之后，黑人与白人儿童在入学时的差距便被抵消了。

从两方面来讲，这是一项振奋人心的发现，这意味着相对于白人儿童，黑人儿童取得了持续的进步，这也意味着这种差距无论是何性质，都与一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有关。数据显示，黑人儿童在学校的成绩较差，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黑人基因，而是因为黑人儿童出生在低收入、低学历家庭的概率较高。而且，经济社会背景相同的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初入幼儿园时的数学和阅读水平相等。

好消息，对吗？先不要急于下结论。首先，由于黑人儿童出生于低收入、低学历家庭的平均概率较高，差距确实存在：平均而言，黑人儿童的成绩确实略逊一筹。其次，也更糟糕的是，即便控制了父母收入和教育水平这两个变量，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入学后两年间也会再次拉开差距。至一年级期末，黑人儿童的成绩会落后于统计数据相等的白人儿童，这一差距会在二三年级持续扩大。

为何会有此现象？这是一个难以解答、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普通黑人儿童与普通白人儿童所上的学校并不相同，简而言之，普通黑人儿童所上的学校条件很差。虽然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已经过去了50年之久，但美国许多学校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的政策。“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项目调查了约1000所学校，每所学校抽取20名学生作为样本，其中有35%的学校所抽取的样本中，1名黑人儿童都没有。在“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中，普通白人儿童所上的学校仅有6%的学生为黑人，相反的，普通黑人儿童所上的学校有约60%的学生为黑人。

黑人学校的条件究竟差到什么地步？答案颇耐人寻味，它们在传统的学校指标上均不落下风，就班级规模、教师学历和计算机与学生比率而言，黑人与白人所上学校条件相似。但普通黑人学生所上的学校在某些恶性指标上却远超其他学校，如帮派问题、在校门前流窜的校外人员和家长教师联谊会资金，这些学校的环境确实不利于学习。

因学校差而受影响的并不仅仅是黑人学生，白人儿童也成绩不佳。实际上，同一所条件较差的学校内，一旦控制了学生背景方面的变量，黑人与白人在低年级的考试中就几乎不存在分数之差了。但差学校的所有学生，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成绩均逊于好学校的学生。或许教育家和研究人员不应再执迷于研究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考试分数之差，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之差或许才是更为突出的问题。“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好学校的黑人学生并不逊于同一学校的白人学生，并且要优于差学校的白人学生。

因此，根据这些数据，儿童所上的学校似乎对其学业进展确有显著影响，至少在低年级阶段确实如此。那是否可以说育儿之道也有同样的作用？那些“小小莫扎特”录音带是否有用？长年累月地读《晚安，月亮》呢？搬到郊区住是否值得？父母参加了家长教师联谊会的儿童是否要优于父母从未听说过联谊会的儿童？

“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大量数据表明，儿童的个人情况与学校成绩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令人信服的相关关系。例如，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之后，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成绩显然低于平均水平。与之相反，郊区学生的成绩处于中游水平，而城市学生的成绩则高于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城市人的学历较高，他们所生的子女也更聪明。）平均而言，女生的考试分数要高于男生，亚裔学生的考试分数要高于白人。前文已经证明，来自相似背景和学校的黑人与白人学生分数不相上下。

对回归分析法、传统观念和育儿之道有所了解之后，请看以下列出的16个因素。“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其中8个因素与考试分数呈现出了——或正或负的——高度相关关系，另8个因素似乎毫无影响。诸位大可以猜一下哪些有影响，哪些没影响。请记住，这些结果仅能反映出儿童的低年级考分情况，虽然这种测量方法行之有效，但涉及范围相当有限。而且，童年早期的成绩较差并不一定就预示着未来会收入微薄、创造力匮乏或生活不幸。

父母学历高

家庭完整

父母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最近搬入了条件较好的小区

母亲在生育第一胎时的年龄为30岁或30岁以上

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儿园之前不工作

出生体重低

参加过启智计划[注释启智计划，是没有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于1965年实行的综合教育项目，旨在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早教、卫生、营养和家庭服务]

父母在家讲英语

定期随父母去博物馆

是被收养儿童

经常被打

父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

经常看电视

家中藏书多

几乎每天都听父母读书

以下是与考试分数高度相关的8个因素：

父母学历高

父母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母亲在生育第一胎时的年龄为30岁或30岁以上

出生体重低

父母在家讲英语

是被收养儿童

父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

家中藏书多

以下是无关的8个因素：

家庭完整

父母最近搬入了条件较好的小区

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儿园之前不工作

参加过启智计划

定期随父母去博物馆

经常被打

经常看电视

几乎每天都听父母读书

接下来我们依次成对分析：

有关：父母学历高

无关：家庭完整

拥有高学历父母的儿童通常在学校成绩优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教育水平高的家庭往往很看重教育，或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智商较高的父母往往教育水平也较高，而智商具有高度遗传性。但儿童的家庭是否完整似乎并无影响，前文引用的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对儿童性格并无影响。同理，家庭结构对儿童的学业水平似乎也毫无影响，至少在低年级阶段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说好好的家庭应该说散就散，而是说美国约2000万名单亲家庭儿童应该感到些许慰藉。

有关：父母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无关：父母最近搬入了条件较好的小区

社会经济地位高与考试分数高高度相关，这似乎合情合理。总的来说，社会经济地位是成功的重要表现，这说明此人智商较高且教育水平较高，所以事业有成的父母所养育的子女，获得成功的概率也较高。但搬入条件较好的小区对儿童的学校成绩并无帮助，这可能是因为搬家本身存在负面作用，更有可能是因为，正如换了好鞋不会跳得更高，好房子也无法提高数学或阅读成绩。

有关：母亲在生育第一胎时的年龄为30岁或30岁以上

无关：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儿园之前不工作

假如一名妇女30岁之后才要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学校成绩好的概率会较高。这样的母亲往往是想接受高等教育或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她们很可能也比未成年妈妈更想要孩子。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初为人母时年纪较大，就一定是更加称职的母亲，而是说这样的母亲为母子双方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未成年妈妈，即便等到30岁之后再要第二胎，也不具备这种条件。“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她们的第二胎并未优于第一胎。）与此同时，母亲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都辞职在家，似乎毫无帮助。养育过度的父母或许会觉得二者毫无关联这一点令人泄气，如此一来，那些母子课程还有什么意义？但数据表现出来的规律确实如此。

有关：出生体重低

无关：参加过启智计划

低体重儿往往在学校成绩不佳。这或是因为早产对儿童的整体健康有害，或是因为出生体重低预示着父母极有可能会养育不当，毕竟怀孕期间抽烟、喝酒或虐待腹中胎儿的母亲，不会因为孩子出生就幡然悔悟。因此，低体重儿成为贫困儿童的概率较高，因而参加启智计划的概率也较高。启智计划，是联邦政府推行的学前教育计划，但“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启智计划对儿童未来的考试成绩毫无帮助。尽管启智计划广受好评（本书作者之一曾是特许学校[注释]特许学校，是美国的一种公办民营学校，学费低且教学形式灵活，常与启智计划合作的学生），我们也得承认，事实已经一次次地证明，该计划从长期来看，收效甚微，以下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一般而言，参加启智计划的儿童白天虽然不用和自己教育水平低、劳累过度的母亲在一起，却得和别的教育水平低、劳累过度的母亲在一起。（还有一屋子同样贫困的儿童。）实际上，启智计划的教师仅有不到30%有学士学位，且这个岗位收入微薄——启智计划的教师年收入约为21000美元，而公立幼儿园教师的年收入则为40000美元——又难以在短期内招到素质更高的教师。

有关：父母在家讲英语

无关：定期随父母去博物馆

父母讲英语的儿童在学校的成绩要优于父母不讲英语的儿童。这也不足为奇。在“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中，拉美裔学生的成绩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相关关系，拉美裔学生的整体成绩偏低，同时父母不讲英语的比例也较高。（不过，他们往往能在高年级迎头赶上。）那么反面例子又如何？假如父母不仅讲英语，还会在周末带孩子参观博物馆以拓展文化视野，结果会怎样？抱歉。填鸭式的文化教育或许是养育过度的一个基本信条，但“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参观博物馆与考试成绩并不相关。

有关：是被收养儿童

无关：经常被打

被收养与学校考试成绩高度负相关。为什么？研究表明，亲生父母的智商对儿童的学业水平造成的影响远高于养父母的智商，而将自己孩子交予他人收养的母亲智商往往明显低于收养者。被收养儿童成绩平平的另一个原因听起来或许令人反感，它与主张人性自私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有关：想弃养孩子的母亲可能不会像想要孩子的母亲一样认真做产前保健。（区别类似——以下推论可能更加令人反感——你如何对待自家车与租来的过周末的车。）

不过，虽然被收养儿童往往考试成绩不佳，经常被打的儿童则不然。这或许有些出人意料，不是因为打孩子本身难免会造成伤害，而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打孩子是不文明的做法。我们可能会因此认为打孩子的父母在其他方面也不文明，或许事实并非如此，打孩子或许另有内情。请记住，“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这一调查包含对儿童父母的直接采访，因此父母要同政府调查人员促膝而谈，当面承认自己打孩子。这表明，坦白这种行径的父母要么是不文明，要么本性诚实。或许诚实作为正确育儿方式的一部分，影响要大于打孩子这种不当的育儿方式。

有关：父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

无关：经常看电视

父母如果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孩子往往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这很可能表明，与教育行业息息相关的父母才会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但参加联谊会本身并不会提高孩子的成绩。与此同时，“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儿童的考试成绩与看电视的时间并不相关。这虽与传统观念相悖，但看电视显然不会让儿童的大脑变成一团浆糊。（芬兰的教育系统名列全球最佳，多数芬兰儿童7岁才开始上学，但在上学之前，就已经通过看配有芬兰语字幕的美国电视节目自学了识字。）不过，在家里用电脑也不会让孩子成为爱因斯坦：“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使用电脑与学校考试成绩并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