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PART 2 高贵的业余者
每次革命都会以一些高尚而抽象的理念作为口号，Web2.0革命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数字革命的理念是由那些“高贵的业余者”引领的。
第一次听到“高贵的业余者”是在2004年，当时我和奥莱利传媒公司的一位朋友正共进午餐。他摇了摇咖啡杯，对我说：“这些‘高贵的业余者’将实现‘专家统治’，由数字革命产生的Web2.0时代将带来‘令人叹为观止’的民主影响，它将永远改变这个世界。”
我本想回答：“不是专家统治，而是傻瓜专政。”他谈到的“高贵的业余者”的理想听起来像是硅谷的一则笑话，一堆华而不实的废话。
实际上，“高贵的业余者”的理想不是笑谈。它正中Web 2.0文化革命的下怀，并威胁到我们的知识传统和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用数字技术武装起来的业余者就像卢梭所说的高“贵的野蛮人”，他们企图用无知代替经验，用浪漫主义的幻想代替启蒙运动以来的智慧和常识。
让我们从数字世界的核心定义开始吧。“业余者”一词的传统含义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指不以喜爱的领域或专业为职业，只是把它们当成一种兴趣和爱好的人。业余者也可以被称为门外汉或外行。萧伯纳曾说，“地狱充满了业余音乐家”，但那是在Web2.0以前。今天，萧伯纳所说的“地狱”就是通过宽带联系在一起的网络世界，在那里，博主和播主将主导一切。
《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对“业余者”的定义比较常用和客观：
1．喜欢某种事物的人；对某种事物有品位的人。
2．将艺术或游戏等活动当成消遣的人；不计报酬的参与者、表演者（相对于专业者），也可称为外行（贬义）。
当然，《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概括了奥莱利传媒公司那位朋友所提出的“专家统治”的意思。这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有4000页，分为上下两册，是16位词典编纂权威、许多专业研究员和顾问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一本客观公正、尊重事实的词典，肯定不会提出“2加2等于5”。
如今，网络所崇尚和盛赞的是业余者而不是专家。我们长期信赖的参考书——《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和《大英百科全书》——被维基百科和其他由用户生成的资源所取代。业余者取代了专业人才，门外汉取代了词典编纂专家，从未受过教育的平民取代了哈佛教授。
维基百科自称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编辑的百科全书”。它遵循“民主”原则，也从不向两万名志愿者“编辑”支付一分钱。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严格地挑选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不同，维基百科允许任何人在其网站上添加和编辑条目内容。
难道，民主体制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拥有发言权难道不是理想的民主观念吗？这不是让美国更具魅力之处吗？（尽管我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美国生活了，还娶了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妻子，我们全家都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作为一位典型的移民企业家，我最开始就是冲着美国有更多的经济和文化自由而来的。）
尽管对于选举制度来说，民主确实具有很大意义，但极端民主却无助于知识、智慧和创新的产生。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优秀的人受奖励。无论是医生或记者，还是环境学家或时装设计师，只有在接受长期培训之后，才能胜任专业工作。在《国富论》一书中，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告诉我们，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取得的最有革命意义的成就：
劳动生产力中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21世纪，劳动分工不但没有造成工厂里和生产线上的雇员失业，反而要求他们集中在一个领域获取知识和培训、积累经验，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增长才能。所有的雇员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提高专业能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作者卡尔·马克思向他的读者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一个世外桃源般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早上打猎，下午钓鱼，晚上饲养牲口，晚饭后评论时事”。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同时成为猎人、渔夫、牧场主和评论员，我们能精通所有这些活动（包括狩猎、捕鱼、饲养和评论）吗？在一个人人都是业余者的世界里，是不会有专家的。
在Web2.0时代，人们的梦想是成为高贵的业余者。自2001年6月以来，维基百科中有关“业余者”的条目被人修改了不下50次，业余者被说成既是“名家”，又是“行家”：
在电脑编程、开放源代码、天文学和鸟类学领域，业余者所作出的贡献等于甚至超过了专业人员。对很多人来说，称呼他为业余者不仅不包含任何负面意义，甚至还是一种褒奖。
尽管维基百科的条目中没有用“高贵”一词，但只要你识字，就能体会这段话对业余者的推崇，维基百科的“编辑”以自己是业余者为荣。那问题出在哪里？马歇尔·波最近说：
这绝对不是专业知识，这只是常识……当你在维基百科上查阅核反应堆时，你很难得到一条百科全书式的解释，人们只是将他们知道的一点点东西以及其他有关的常识编入词条，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引述它、不依赖它的原因。你也不能引述、依赖它。
维基百科的“编辑”热中于知识共有公用。但常言道：浅学误人。维基百科上面往往就是“2加2等于5”之类的知识。
在2006年7月的《纽约客》中，斯泰西·希夫写道：“维基百科可能是世界上最具野心的自费出版社。”在这个“自费出版社”里，那些无酬的业余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带薪的专业人才。维基百科号称占有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宝库，但它的读者似乎热中于权威缺失。
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曾以自负的口吻评论维基百科的“编辑”：“我在意的是正确性，我不在乎他是高中生还是哈佛教授。”对他来说，一个高中生与一位哈佛教授似乎是一样的。2007年3月，《纽约客》杂志报道了一位名叫“Essjay”的维基百科“编辑”，斯泰西·希夫采访了这位热心的“编辑”，发现他拔高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以拔高后的身份编辑了数千条信息。Essjay不像他档案里所宣称的那样，是拥有4个学位的神学教授。实际上，他是肯塔基州一所中学的高中毕 业生，名叫瑞安·乔丹，没有任何专业证书和学术背景。当面 对这位“编辑”（Essjay不仅是维基百科的条目编辑，还是维基百科的高层行政人员，同时还是威尔士参与创办的另一家公司的员工）撒下的弥天大谎时，威尔士毫无歉意地告诉《纽约客》：“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假名，我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威尔士本人也是亚拉巴马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辍学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威尔士怎么知道谁是正确的呢？通常，人们需要专家的建议才能做出定义和判断。
威尔士告诉《纽约客》的希夫：“我是一个重视启发和开导的人。”但同时，他的性格也有相反的一面——他是一位反对开化、轻信浪漫主义的人，他引诱我们成为“高贵的业余者”。吉米·威尔士到底是谁？在亚拉巴马州汉斯威尔市的一所单室学校[1]接受教育的威尔士，在玩Zork、Myst、Scepter of Goth等多用户网络游戏时发现了网络的奥秘。而后，作为亚拉巴马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威尔士深受艾恩·兰德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影响，后者是一位批判传统、崇尚自我实现的哲学家。
在20世纪90年代疯狂的西方式网络经济浪潮中，威尔士与别人合办了一家名叫Bomis的网站。Bomis网被《大西洋月刊》称为“网络界的花花公子”，它利用点对点技术将有关帕梅拉·安德森和安娜·库尔尼科娃等人的网页链接在一起。在玩网络游戏和创办Bormis网的经历中，威尔士认识到网络的奥秘和分布式技术的价值。2000年1月，他雇用了哲学博士拉里·桑格，旨在建立一种资源开放式的网络百科全书。这个项目发展成后来的Nupedia网——一个将专家和学者撰写的文章汇总起来的免费百科全书。很多专家接受并支持Nupedia网，但很多技术空想家则持反对态度，因为遴选编辑的严格标准违背了这些空想家坚持的“民主”原则。所以，一年后，威尔士和桑格添加了维基技术，于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社区上添加内容，不再需要权威的事先许可。那次实验的成功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维基百科，任何热情的匿名志愿者都可以将他的知识添加到人类的“智慧库”中。
在维基百科这次崇尚集体智慧的实验中，高中生拥有与常春藤盟校的学者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同等重要的发言权。这个思路启发了吉米·威尔士，这位被《时代》杂志评为2006年度影响世界100人之一的人物坚信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造就的，只有在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才能发现天才。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他的自由主义观。对威尔士而言，人们的声誉和资历都毫无价值。在他的观念中，每个人都应享有同等重要的发言权，这种天生的权利不依赖于个人的头衔、知识、智商或学术成就。
2001年1月，吉米·威尔士和拉里·桑格创办了维基百科。“捧捧场吧，”拉里·桑格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去维基百科上写点东西吧，这只需要花费你5～10分钟。”如今，成千上万的业余“维基百科迷”热中于给威尔士和桑格“捧场”，这是两位创始人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在这样一个业余者尽情狂欢的世界里，学富五车反倒不如才疏学浅。
身居剑桥的威廉·康诺利博士是英国极地考察团的一名气候研究员，也是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专家，他出版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学术著作。最近，康诺利博士与维基百科的一名“编辑”在维基百科有关全球变暖的条目上产生了争论。康诺利博士希望纠正条目中错误的部分，但引来了网民的责难，他们指责他“固执己见、容不得别人的观点”。
康诺利坚持的是事实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他却受到了维基百科的惩罚，被限制每天只能修改一次条目。康诺利想反抗，但维基百科的仲裁委员会从不考虑他的专家地位，对这位研究全球变暖问题的国际专家与另一位匿名“编辑”施以同样的尊重，并认为他们的可信度也是一样的。但世人皆知，另一位“编辑”很可能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付薪代言人。
维基百科这类网站冷落权威专家的行为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让人心寒的。得梅因[2]的一名普通工人难道会比一位权威的物理学家更了解弦理论？一名汽车修理工难道比一位专业的遗传学家更懂遗传性疾病？一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难道比一位生物学博士更能讲清人类的起源？
不幸的是，在Web2.0革命的影响下，这样的荒谬事件比比皆是。我们在授予业余者权力的同时，削弱了贡献传统智慧（比如《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专家的权力，这样的专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丽·居里和萧伯纳。无论是文学大师还是科学巨匠，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最聪明的人”，是因为他们敢于力排众议、打破常规并将自己辛苦钻研的成果贡献给人类。
削弱专家的作用，提倡用户自由生成内容，必然会威胁人类核心的传统文化。维基百科的信息虽然不可靠，但由于拥有上百万的业余“编辑”，它的浏览量排在了全球第17位；大英百科全书网虽然有10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4000名专家“助阵”，但它的浏览量只排在第5128位。
向自由开战——如果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相当艰难的。比如，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目前雇用了100多名专业编辑和校对人员，还要为4000多名对它有贡献的专家支付报酬。相反，维基百科不需为任何内容付费，它的带薪雇员也非常少。拥有232年历史的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在2001年和2002年实行了一系列痛苦的裁员政策，它在美国的300名雇员中有一半被解雇。由于维基百科的冲击，肯定还会有下一次的裁员。
浏览业余者生成的内容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常言道：“有得必有失。”我们得到的是被大思想家和大作家刘易斯·芒福德称做的“智力衰退、知识枯竭和无知状态的统治”。今天，编辑、技术人员和文化把关人——他们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能够帮助我们分辨轻重、优劣，告诉我们哪些值得信赖、哪些值得花时间而哪些可以忽略。但网络降低了这些专业人员——编辑、学者和出版商——的作用，让他们失去了工作。然而，并非只有他们是网络的受害者，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浏览维基百科、博客和其他用户自由生成内容的网民。网络几乎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我们必然会成为错误信息传播的受害者。威廉·康诺利博士可以分清哪些是“夜蝙蝠”（受人尊重的、倡导资源开放的先驱埃里克·雷蒙德用来形容维基百科群体的用语）的胡言乱语而哪些是正确的知识。但可悲的是，普通的网民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只能假定所有的信息都是值得信赖的。
当网络信息都由业余者编写时，我们要分辨对错就更困难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媒介的民主化最终会导致我们每一个人同时成为业余评论家和编辑。由于越来越多的网络信息未经编辑、修改和核实，我们不得不对任何信息都持批判态度。（难怪2007年2月，米德尔伯里学院历史系禁止学生将维基百科作为论文的注释来源。）免费的信息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劳而获，最终，我们将为甄别和使用这些信息付出最昂贵的代价——时间。
市民记者
业余者的狂欢不仅体现在维基百科。“市民记者”——博客世界里的业余政论家、记者、作家、讲解员和评论家——也举起了Web2.0时代高贵的业余者的旗帜。实际上，市民新闻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非专业记者报道的新闻”；哥伦比亚大学 新闻研究院院长尼古拉斯·莱曼在《纽约客》里将“市民记者”解释为：从事类似新闻报道工作但未被新闻机构雇用的人。专业记者一般是通过教育或通过报道和编辑受其他专家关注的第一手新闻的经验来提升其专业技能。相反，市民记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或训练，他们很可能将观点当成事实，将谣言当成报道，将传闻当成信息。在博客世界里，发布个人的新闻是免费的、容易的，也不受道德约束和编辑阻挠。
拥有电脑和宽带的市民并不等同于一名专业记者，正如拥有厨房的人并不会自动成为专业厨师，但成千上万的市民记者却认为这是可能的。2006年6月，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项目（Pew Intem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的调查显示：在1200万美国博主中，有34%的人认为他们从事的是新闻报道工 作。从1996年至2006年，有数千万的匿名无酬“记者”涌进 网络，他们没有经验，也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只知道不加分辨地将更多的信息塞进网络。
大多数市民记者渴望像马特·德拉吉[3]一样一举成名——这些匿名的网络作者不是为了报道新闻，而是传播谣言、夸大政 治丑闻、发布公众人物的照片或者撰写类似“UFO亲历记”或“9.11阴谋论”这样的虚幻故事。德拉吉曾写道：“网络使13岁的电脑迷——比如我——拥有了与CEO或国会发言人同样的发言权。人人都变得平等了。”他成了市民记者运动的形象大使，海报上他胸佩中古十字架，一只手举着代表业余主义的徽章，另一只手挥舞着宝剑。
400万的“德拉吉”支持者热中于业余主义，他们将自己视为精神和道德领域的战士。他们宣称，缺乏教育和资历并没有阻碍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和热情，市民记者比传统记者更能避免偏见、减少挑剔和接近真实。但事实不是这样。
例如：2005年美国南部地区受到卡特里娜飓风的重创，有关损失的最初报道都来自市民记者，他们用自己的摄像机和照相机拍下了灾难现场，并将视频和照片上传到博客。但是，事后这些报道被证明是在以讹传讹——夸大了死亡人数、编造大型体育馆内的强奸案和群体暴力事件。传统媒体最后戳穿了这些谎言。那些最准确和最客观的报道还是来自传统媒体的记者，他们通过亲自采访新奥尔良市的警察、救援工人、工程兵、市民以及受害者等重要人物，将客观事实和高清晰的照片展示在公众面前。
市民记者不具备报道真实新闻的资源和条件。他们不仅缺乏专业技能和培训，而且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CEO和政治人物可以拒绝一位市民记者的采访，但他们绝不会拒绝回答《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突发事件的提问。
丹·吉尔摩是市民记者中的一位领军人物，曾写过《我们的媒体：民治、民享的草根媒体》。他认为新闻应该是和普通民众的对话，而不是希望大众像接受真理一样去盲目接受的演讲。但是，一个记者的责任就是把信息传递给大众，而不是与大众对话。
如果你想和一位记者对话，那就邀请他去酒吧喝几杯。2006年秋天我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我邀请了《旧金山纪事报》的商业副总编阿尔·萨拉切维奇与我共进晚餐。
晚餐吃了一半，我们开始讨论业余新闻，我问他：“你认为博主和专业记者有什么区别？”
我本以为萨拉切维奇会重点讲述新闻质量问题，比如由于缺乏获取信息的多种渠道以及博学编辑的专业指导，业余记者对2005年伦敦爆炸案和卡特里娜飓风的报道达不到真正记者的水平。尽管萨拉切维奇可能同意我以上的说法，但他关注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在美国，博主不会因为他们的业余工作进监狱，”他告诉 我，“那就是专业记者和业余记者的差别。”
萨拉切维奇谈到了他的同事兰斯·威廉斯和马克·费纳吕·瓦达，这两位足球记者由于拒绝证实巴里·邦兹[4]向他们透露了大陪审团的秘密证词，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
在萨拉切维奇看来，博客世界就像杂技或魔术牌表演，吸引眼球却没什么实际价值。博主很少被起诉或遭到控告，因为政府和公司几乎不关注博客上的信息。因此，市民记者不像专业记者那样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专业新闻业正好相反。报纸或记者可能被公司起诉，报道错误还可能进监狱。由于目前仍然只有主流报纸及记者才拥有获取资源和报道真相的资金、信誉和渠道，所以萨拉切维奇在后来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诽谤法》可以“豁免”市民记者，却因为主流媒体“揭露了真相”而实施惩罚。是的，揭露事实是需要花钱的，要给律师付钱，付许许多多的钱，因为公司为了生存肯定会不惜血本地与主流媒体打官司。
与这段对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月前我与丹·吉尔摩的谈话，在前面我已提到过这位市民记者。我问他，市民记者能提供哪些主流媒体不能提供的新闻。
吉尔摩的回答体现出了典型的市民记者的自我陶醉。他说，市民记者的价值体现在他们满足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市场需求的能力。
当我要求他举一个例子时，他谈到了丰田的混合动力汽车。市民记者在博客上写满了有关丰田普锐斯汽车的新闻，却将新闻采访的真正难题留给了专业记者。市民记者的责任在于报道人们对普锐斯的反馈。我问他，报道你最喜欢的车型算是新闻吗？吉尔摩回答：
是不是新闻？当然是了。这是一种对话，这样能将每个人知道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当有人发布了错误信息时，就会有人指出并纠正这些错误。
换句话说，专业记者因为揭露真相而进监狱；市民记者却在放心地谈论他们喜欢的汽车。
不幸的是，市民记者的参与使网络泡沫越来越大。尽管博客的浏览量激增，但一流的博主甚至都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采访训练。这些博客新闻实际上是从专业新闻机构的新闻报道中摘录或转载过去的，而这些专业新闻机构正是博客新闻希望取代的。
那些优秀的博主在搜集新闻方面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是毫不奇怪的。毕竟，在网络上复制和粘贴用得着拿学位吗？比如：创建了持左翼立场的DailyKos博客网站的马科斯·莫里塔斯·祖尼加，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前，依靠技术工业和军方的帮助建立了一家政论性博客；持右翼立场的格伦·雷诺兹在倾心于数字肥皂盒（digital soapbox）之前，曾是一位法律教授和业余音乐制作者；德拉吉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在进入数字传媒产业之前，他曾是CBS工作室的一家礼品店的管理者。这些市民记者将博客当成是一种道德召唤而不是由公认的标准约束的职业。他们以缺乏训练、标准和道德约束而自豪，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传媒大亨的“杀手”，就像《圣经》中不墨守成规的大卫战胜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
在第一轮网络革命中，一个网站的价值取决于浏览量。在Web2.0时代，其价值体现在吸引业余者的能力上。2006年8月，我和数字媒体演出经理阿里安娜·赫芬顿（她创立的“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是世界上浏览量最高的博客网站之一）一起聊天。她向我夸耀她的博客能够兼收并蓄，而且计划吸收非主流媒体的声音。与《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专业记者提供单一、权威的报道相比，赫芬顿认为她的博客内容比传统媒体提供的消息更真实，因为那里有更丰富、更多样的业余者的观点。可问题在于，业余者的观点常常扭曲了真相，将音乐变成了噪音。（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赫芬顿打算在自己的博客上增加原创报道。）
《纽约客》的莱曼指出：“社会创造了一种能够生产和分配知识、信息和观点的权威机构。”为什么？因为这让我们知道该相信谁。我们之所以相信权威报刊的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从那些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的新闻机构发布出来之前，已经经过许多经验丰富的编辑和记者的研究、筛选、核实、编辑和校对。如果没有这种筛选机制，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如何能从众多的业余者所发布的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辨明真假？
左翼和右翼的博客都擅长玩弄政治极端主义艺术。与专业报刊将政治评论限制在评论专栏不一样，大多数博客都喜欢撰写缺乏事实根据的、含有激进观点的长篇大论。最吸引读者的往往是那些整天揭露阴谋、煽动情绪、批判传统的博客，很多读者就喜欢看这样的陈词滥调。莱曼写道：“即使是那些最有抱负的博客，也不自觉地充当了让人发泄情绪、阐述个人成见的‘阵地’，这种论坛能够容纳那些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言的有见解的人……容许他们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
《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萨缪尔森将这种“民主化”描述成“有史以来大众自我表现欲最大规模的爆发”，历史上很多政治著作谈到了这种“民主化”的负面影响。市民记者的出现更加剧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从埃德蒙·伯克到汉娜·阿伦特，这些政治思想家都将民主化产生的暴民专政或舆论专政视为政治上的最大噩梦。
196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剧作家阿瑟·米勒写道：“一份优秀的报纸是一个民族的自白。”50年后，当美国网络上浩如烟海的信息夺走了专业报刊的读者时，这种“自白”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对话的内容不再是大家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或外交事务，相反，业余博主关心的内容大都集中在那些琐碎的话题，比如个人喜欢的早餐食物、车型或电视节目。
米勒预想的Web2.0世界是一个被数字技术分裂的、很难互相对话的社会。相反，如今我们通过网络阐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将有相同认识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博主通过网络社区将具有相同偏好的市民记者聚集起来——比如Townhall. com、HotSoup.com、Pajamasmedia.com——在那里，大家互相庆贺。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网络社区中，大家有着相似的观点，进行着熟悉的对话。数字化的自我陶醉和自我封闭是可怕的，我们听到的对话仅仅来自于自己以及与自己相似的一群人。
最近，于尔根·哈贝马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谈到了Web2.0对西方知识界的影响：
网络促进了平等主义的蔓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分散的读者面对的是没有经过筛选的信息。曾经沟通了读者和信息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中越来越失去了创造焦点的权力。
在这个崇尚平等的环境中，任何知识分子——无论是萧伯纳还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或是哈贝马斯自己——都只能拥有与普通民众一样的发言权。
如今，我们不仅能够发布自己撰写的新闻，而且可以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尽管质量可能差了些）。数字化的按需印刷服务的出现，让每个业余小说家都能成为古登堡[5]，只要付点钱，每个人都可以出版自己的著作。比如，Blurb网就向广大网民出售自助出版技术，这项技术可以使没有出版经验的作家、摄影师和博主将他们的网络作品转化成印刷品。Lulu网是另一家提供按需印刷服务的网站，你只要将你的文档上传到这家网站，选择一种封面和装订形式，一本书就马上可以出版。
Blurb网和Lulu网出版图书比较方便，而且费用较低，但也只有脑子不太灵光的读者才会买这样的书。所以，直到今天Lulu网对专业出版社的影响也不大。谁是这些网络出版社的受益者？大型出版社平均每年能够出版4万册新书，就连出版商自己也觉得有点供过于求了。在图书泛滥的时代，我们是否有必要淘汰那些还未出版或者私自出版的小说、历史书和回忆录？2005年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约翰·萨瑟兰说：“一个人要想读完亚马逊网上的电子版小说，要活163次才行。”而且这些电子版小说还都是经过专家挑选、编辑和出版的小说。所以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真的有必要去阅读那些由业余者撰写的、未经专业出版社挑选的网络作品吗？
可塑型图书馆
硅谷的空想家凯文·凯利希望废除所有的书籍以及作家和出版商的知识产权。当然，他所定义的书籍是指印刷品，所谓的废除就是将印刷品数字化后变成开放源代码的免费超文本——就像一个巨型的文艺类维基百科。凯利在2006年5月的一期《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宣言”，他将未来的书籍称为“可塑型图书”，在“可塑型图书馆”里，“每一本书都有电子摘要、脚注、索引，都经过分析、加工、分类、汇总、编码和链接”。凯利并不关心超文本的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七个小矮人。
凯利说：“经过数字化的图书，既可以按页拆分，也可以摘录成一页。这些摘录经过再加工可以变成新的图书。”在凯利看来，数字化等同于将图书按页、按行拆分，将这些拆分后的部分按照不同的方式粘贴在一起就可以变成无限多本图书。这样，“一个汇聚了不同作者和不同观点的网络社区”就会出现。在我看来，凯利的宣言正好预示了文化的终结。
对任何一位真心维护图书完整和尊重作者权利的人来说，凯利的幻想都是令人震惊的。如果人们将拉斯科利尼科夫杀死当铺老板的情节删除后，《罪与罚》还是原来意义上的《罪与罚》吗？人们是否容许我将《白鲸记》中亚哈发现白鲸的时间改为行程之初？如果有人将洛克和康德著作中的段落篇章添加到《理想国》中，这本书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吗？图书不是可以任意组合和重编的“玩具”。
凯利设想的Web2.0版的图书可能是高贵的业余者的终点。如果他的设想得以实现，个人的作品可以在网络上任意传播，作家就再也不能从他们的创作活动中得到报酬，最后可能沦为依靠发表演说或出售附录为生的人。
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像德拉吉一样的业余作家及其撰写的业余文章，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文豪则被淘汰了。由于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商业出版模式，凯利的可塑型图书馆最终将沦为大众垃圾站——那里将生产一堆未经编辑、不能阅读的超文本垃圾。书店和出版社将退出历史舞台，留给我们的读物只有我们自己的故事。
在音乐行业，与凯文·凯利持相同态度的是摇滚歌星贝克。就像凯利、吉米·威尔士及其他Web2.0的幻想家一样，贝克也支持“高贵的业余者”。贝克的主要设想是：允许歌迷将他的歌改编成适合歌迷自己的音乐——允许他们设计适合自己的光碟封面、自己创作歌词、创造属于自己的“电子协奏曲”。贝克允许业余的封面设计师、歌词作家和录音技师来代替自己的专业团队。他告诉《连线》杂志：
我很乐意发一张歌迷可以用iTunes软件直接编辑和加 工的唱片。几年前，我们在网站上实施了一项歌曲加工计划，我们上传了一首歌，网友可以把它加工成自己的音乐。网友加工过的音乐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多样性上都是令人惊叹的。我找到了一种能让歌迷与我进行真正互动的方法，他们不仅“再创作”音乐，而且像玩电子游戏一样演奏它们。
同样，广受欢迎的多伦多裸体淑女合唱团也发起了音乐“再创作”大赛，允许歌迷从他们的新专辑中下载音乐，经过再次加工和编辑，变成新版音乐，乐队会从中挑选最好的收藏在CD里。这就像一位专业厨师，自己不做饭，却把原料提供给用餐者，让他们自己去做；也像外科医生，自己不动手术，却把手术刀递给一位门外汉，说一番鼓励的话，然后让门外汉去“开膛破肚”。
作为一位非专业的音乐迷，我简直不敢想象约翰·巴赫会让歌迷去再创作《勃兰登堡协奏曲》，更不敢想象莫扎特会允许听众重写他的歌剧和协奏曲。你能想象用你的声音唱出来的鲍勃·迪伦的《路上的血迹》吗？一旦业余创作者将他们加工过的音乐发布在YouTube网上，我们将很难从成千上万首歌曲中找到最有价值的那几首。
Web2.0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文化，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如何集中精力和安排有限的时间。业余者创造的文化不只是书籍和音乐。如今，成千上万的业余电台广播员和播主——可能会变成无数个霍华德·斯特恩和拉什·林博斯[6]——利用自己的电脑创作和发布播客音乐。最近非常流行的是视频博客，拥有摄像头和麦克风的网民都可以成为YouTube网和Bebo网上的视频明星。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人预言将出现“维基电视”，业余者可以推荐和提交电视节目，最终汇总成大家喜欢的电视节目。
广播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人们只要朝摄像头和麦克风喊几句并点一下鼠标，他们的“音容笑貌”就会传遍整个网络。问题是，这些视频值得我们观看吗？
人手一个面卷饼
业余者的狂欢最终会威胁到设计、时装和广告行业。在2006年10月的《快速公司》杂志里，设计师乔·迪菲（迪菲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认为，设计艺术的民主化应该而且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设计师。乔·迪菲说：“参与设计的人越多，对设计艺术的兴趣和需求就越大。”为了确保质量，高档服装、豪华轿车和高端电子设备不仅需要设计和工程技术，还需要非凡的技艺和宝贵的经验。我认为迪菲所言的“参与式设计”并不能推进真正的革新。设计杰作果真那么容易？今天，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普拉达的衣服。但是，如果迪菲的设想成为现实，将来我们每个人都会穿着自己设计的假普拉达。
而且，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正在帮助业余者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如采用业余者创作的免费广告，于是，我们对业余者的作用的判断就更加模糊了。2006年7月，沃尔玛的社会网络中 心邀请了一批高中生，让他们为阿肯色州的这个零售巨人（即 沃尔码）设计个性化视频广告。在索尼公司的赞助下，沃尔玛有线商业电视将从这些充满“学生风格”的业余广告中挑选出最好的。这是网民的狂欢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即使这只是公司的一种市场营销策略。公司逐渐认识到，业余者的广告不仅更便宜，而且顾客也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广告，因为在顾客看来，这些广告比较自然、朴实，看上去比专业广告公司设计的广告更“真实”。
除了沃尔玛，还有很多公司采用了类似的用户生成的营销策略，比如耐克、万事达、丰田、欧莱雅、雀巢和美国运通公司等。吸引了近1亿名观众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超级碗[7]比赛，是广告行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也是展现最有创意和最具规模的商业广告的舞台。在2007年的超级碗比赛中，菲多利、雪佛兰、钻石食品3家公司和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共同评选出由业余者制作的32秒广告。这些用户生成的超级碗广告有复杂的“经济价值”。比如，参加角逐的一则广告后来被菲多利公司用做多力多滋玉米薯片的广告。据美国广告协会的统计，制作32秒广告的平均成本是38.1万美元。然而，菲多利只需给最后胜出的5名选手每人1万美元的奖励，剩下的33.1万美元则被它据为己有。这33.1万美元没有支付给专业摄影师、编剧、演员和营销公司，它被公司拿走了——33.1万美元的“经济价值”被创造出来。
亚特兰大的ViTrue公司拉开了用户生成广告的序幕。此后，网民开始创作、生产和上传他们自己的视频广告。ViTrue公司最早的用户之一是发展迅速的莫氏西南烧烤店，后者最近采用的一则名为“人手一个莫氏面卷饼”的广告也是由非专业人员制作的（如果制作者的广告被选中，那么他就可以终生免费享用莫氏面卷饼）。
这些牵动了我们神经的广告运动减少了传统广告公司的工作岗位，使那些原本受雇的天才设计师失去工作。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和创意向沃尔玛或万事达换来的仅仅是 免费的“面卷饼”。
如果我们想成为一名医生、律师、音乐家、记者或工程师，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培训和参加不计其数的资格考试，最后还要为了保住一份工作而拼命干活，甚至加班加点。一位专业作家为了让经验丰富的编辑、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认可自己的作品，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撰写和修改他的稿件，这样的作品才是值得人们花时间去关注的。电影从业者必须忍受高强度的工作、混乱的作息时间和巨大的压力带来的折磨，才能创作出一部成本低同时收益和上座率俱佳的电影。业余者真的能够超越这些专业人员并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吗？
Instapundit网的博主格伦·雷诺兹宣称，我们即将迈入业余者的世纪。他认为技术将赋予个人极大的权力，这些权力过去只有“国家、超级英雄和上帝”才能拥有。他认为所有的事物——从业余新闻、音乐作品到药品、纳米技术和太空旅行——中都凝聚着“上帝般的聪明才智”。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业余者的随意“创作”将会侵蚀我们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这听起来耸人听闻吗？请继续读下去。
【注释】
[1]单室学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澳大利亚乡村常见的学校，只有一个教室，所有学生都在同一教室学习。——编者注
[2]美国衣阿华州首府。——编者注
[3]1967年出生，美国著名博主，拥有知名博客“德拉吉报道”。“德拉吉报道”于1998年1月17日第一个报道了莱温斯基事件，并以此一举成名。——编者注
[4]1964年出生，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被公认为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编者注
[5]约翰内斯·古登堡，约1400年～1468年，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译者注
[6]霍华德·斯特恩和拉什·林博斯均为美国著名电台主持人。——编者注
[7]美国橄榄球联合会和国家橄榄球联合会之间的冠军争夺赛称为超级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