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 译后记

译后记

去年春天,我接到了来自果麦文化的翻译芥川龙之介选集的邀约。这邀请不期而至,却正契合了我多年的愿望。在纯文学作品出版殊为不易的今天,译者与心仪作品的邂逅实在是需要机遇,所以尽管当时我的精力并非最佳,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说起来,芥川龙之介一直是国人最喜爱的日本文学家之一,国内已有多个选译本,更难得地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社)。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芥川的整个创作生涯,就会发现以往的选译本随意性较强而系统性偏弱。前辈们有的因为时代限制等原因,只能翻译手头可得的很少量作品,有的则是将自己在全集中所译作品另行出版为单行本,并不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来全面介绍芥川各时期的代表作。至于芥川全集,则由于规模庞大,良莠混杂,显然更适合学术研究之用。

因此,我们在选题之初,就希望做一个充满诚意而贴心的版本。也就是说,我们期许的是一个包含芥川龙之介各时期代表作、全面呈现他的文艺思想和内心世界、同时又能使读者获得最大审美享受和最多信息量的译本。

首先,在篇目遴选和书的体例方面,经过好几轮斟酌,我们选取了28篇芥川的代表作,全面涵盖了他才气纵横的前期、古今并陈的中期和痛切告白的晚年作品。选材时我们不仅考虑作品的知名度和艺术成就,也注意它所反映的主题是否已多次重复,并尽量降低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障碍感,使阅读顺畅而愉悦。在书的体例上,由我撰写了一万余字的导读、加了百余条注释和9则解说。导读梳理了芥川的创作脉络,尽可能生动立体地表现了他的生涯与内心世界,其中或许有一些主观见解,但都是在严谨研读先行文献之后,怀着深切的理解与敬重之心写就的。对于注释和解说,我们的宗旨是尽量少写,一旦写出就是必要的和有含量的。以前我看前辈译家如周作人的译作时,就很喜欢看他的注释,有时候笔锋闲闲一荡,略说些人事掌故,给文章添了不少味道。因此,在翻译本书时,我也尽力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毛利先生》中出现了一个戏称“腰便大道”,意思是小职员来来往往的街道,特指日本东京皇宫到丸之内、大手町之间的街道,这一名称缘起于文学研究家马场孤蝶的雅谑,而它变得广为人知,还多亏了本篇《毛利先生》的助力。再如《地狱变》中的堀川大人,前辈译本中写作“堀川大公”,由于中国和日本都并不把尊贵的人称为“大公”,我以前还有点纳闷,不知他到底是皇室亲王还是地方诸侯。后来查找这位大人,才知道日本史上有好几位“堀川大人”,均为摄关家藤原氏的显贵,原来“堀川大人”这一称呼的含义就是他的身份大概是权倾天下的摄政大臣。至于那数则解说,则是在文章背景复杂、靠注释不足以说明的情况下斟酌添加的,比如《大石内藏助的一天》取材于日本家喻户晓的元禄赤穗事件,但中国读者就需要先了解这一大背景。无论注释还是解说,都并不把观点强加于读者,只是为了提供知识上的参考,帮助大家尽可能地接近日本本国读者所能获得的趣味。

其次,在翻译过程中,我把“美感”放在第一位,力求反映出芥川在文辞技巧上的用心。在同时代作家中,芥川可说是最重视形式之美,写作时字斟句酌,恪尽推敲琢磨之劳。他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又兼通西洋文艺,这使他能够自如地驱使多种文体和文风,或古雅端凝,或哀婉流丽,或庄谐并用,或圆润清澄。著者如此用心,译者也须努力回应原作,尝试不同的遣词风格,如《蜜橘》等现代文中字句追求平易自然,历史小说尤其是中国古典题材中,文辞则不妨稍存古意。例如《秋山图》中,“已罹龟玉之毁”“此图乃是白眉翘楚”“拊掌一笑”等句中,“亀玉の毀れ”“白眉”“掌を拊って一笑した”等皆是芥川原句,显示出他高深的汉文造诣,所以虽然这些词句在现代汉语中并非常用,还是决意保留以存原作神韵。相应的,文章整体格调既雅,其他用语也须和谐,比如“食案”不宜写成“饭桌”“手札”也不可换作“介绍信”。总体而言,芥川的文风偏向典雅,所以文中或许存在读来略费思量之处,但文艺欣赏本是一种审美活动,辞采华赡是芥川文学的独特魅力之一,相信有心的读者自会细细涵咏。

在精练词句的同时,我还有意识地引入一些异域色彩的审美观念。比如在色彩名词中,日本古代常用“棣棠色(像棣棠花一样的金黄色)”“丁香色(煮丁香花苞染成的浅黄褐色)”“桧皮色(桧柏树皮一样的赤褐色)”等词语,翻译时我没有直接意译,而是原文引入并加注。这是因为,这些词语并非单纯表示颜色,它们其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洋溢着古典的诗情。就像我们传统的“胭脂色”“湘妃色”“秋香色”“藕荷色”,单单几个词似乎就使人看到一个精致的香闺,如果把它们换成“暗红色”“粉红色”“浅黄绿色”“浅紫红色”,则顿时意蕴全失。记得在古典文学课上第一次学到“棣棠色”时,对于那蔷薇科的金黄小花,我还全无知识,可是后来我发现它竟然很常见,甚至我居处的楼下都长着一丛丛的棣棠,每次看到那明亮生动的金黄小花,我就会想起有个民族自古爱惜它的颜色。

此外,平安时代女子在穿多重衣装时颜色上有固定搭配,日语称之为“袭”,我把它译为了“叠色”,比如春天穿的“樱花叠色”,一般认为是以紫红为里袍、以白色为外褂,秋天穿的“荻叠色”,则是以天蓝色为里,以暗红色为表。在《地狱变》中,良秀的女儿被烧死在一个春夜里,她穿的便是“樱花叠色”的礼服,《竹林中》中的女子穿的“荻叠色”衣裳,事件自是发生在满地落叶的秋日。体会到著者在细处的用心,那遥远的平安时代的风声月色仿佛也与我们贴近了许多。

回顾翻译过程,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它不时地唤起了我当年修读日本古典文学时的记忆,犹如暌违多年的故人,不经意间于此时重见,令人惊喜交加。例如《六宫小姐》中“昔年枕君臂(手枕のすきまの風もさむかりき、身はならはしのものにざりける)”的那首和歌,记得在日研中心时张龙妹老师讲解“手枕”一词,说这是男女情浓之时以爱侣的手臂为枕,是一个十分旖旎的场景,但由于中国有“曲肱为枕”一词,因此在和歌翻译中常被误为枕自己之臂。时隔多年,在翻译芥川的契机下,我又得以重温那一心向学的单纯时光,不禁十分感慨。再如《大石内藏助的一天》中两位花魁娘子“夕雾”和“浮桥”,自然令人想到《源氏物语》里的,“岛原”“撞木町”“浮官人”等,也让人想起江户时代那活色生香的浮世风月。在时时遇到故人之外,新知也不在少数,像《枯野抄》中的《花屋日记》《烟草与魔鬼》中“四无用”的打油诗、内藤丈草的俳句等等都是这次翻译的新收获。虽然查找资料颇费心力,但幸而如今书籍丰富、资讯发达,总能满载而归。总之,在迄今为止的译书生涯中,这是我最多品味到“悠然心会”之感的一次翻译经历。

我着手翻译这部书稿,是在去岁仲春,到了提笔写后记之时,则又是一个“百草千花寒食路”的一年春好处。去年此时我正值孕期,而现在幼子已逾半岁,回顾这一年时光,感慨良多,芥川书稿注定与我人生中最特别的一段时期交融在一起。许多次深夜工作时,遥望楼下灯火依稀,天空寒星闪烁,仿佛能听到人生盛年在缓缓流走的声响,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那也许是我与芥川最接近的时刻吧。

在本书终于付梓之际,感谢我的恩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张龙妹教授,在翻译中先生给了我很多指教与建议,还赠予我一套先生亲自校译的《今昔物语集》,尤其是当起初我因身体原因而心存踌躇时,先生笑言“勤奋的妈妈是最好的胎教”,勉励我振作,才终有本书的面世。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曹曼学妹给我许多有益的启发,她对芥川文学的理解和真诚敬业的态度都令我敬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和纵容,使我得以在这个特别时期依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在我因不得不卧床而心生懊恼时,我的爱人并未责我草率,而是帮我录入手稿,还故作赞语以宽我心怀;擅写古诗词的老父亲每见文中译诗,必会点评“不合韵”,而后大笔一挥,替我“斧正”,那情景现在想来还让人忍俊不禁,也是我翻译本书过程中最温馨的回忆。

赵玉皎

于2015年春光韶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