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直面死亡

起初，我以为只是年纪大了，体力一天不如一天，这种变化细微而缓慢。终于，就连走到谷仓的这点路我都得停下来歇好几回。医生们发现，我的右肺周围有积液。开始，他们觉得可能是肺炎，但没确诊明显的症状。于是，他们又检查我的心脏和动脉血管。对一个贪吃了一辈子黄油和奶油的老头来说，检查结果还不错。这听起来像是好消息，但如果我的心脏没问题，那就只剩下另一种可怕的可能——癌症。他们检查了我的双肺。也没问题。接着，又进一步检查了右肺周围的胸膜腔。最初也没见那儿有癌症的迹象，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医生们仍没排除癌症的可能。接着是肺周的活组织检查。从这个手续（没人再用“手术”这个词了）醒来，我就凝视着卡罗的脸。啊，那双眼睛！那张我注视过多少次的面庞，曾经总是写满欢乐。可现在，她却不得不告诉我这个坏消息；那一脸的忧伤，比我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更令我痛心。或许，我可以否认自己得了癌症，但我却无法否认她的满脸神伤。主刀的外科医生面带遗憾，却也不失信心：“如果你相信自己够幸运，我们通常还是有办法的。”

就这样，我开始与癌症作斗争。听起来有点儿夸大其词，其实我就在那儿闲坐着，医生们和护士们全权负责所有战斗。我要先说些细节烦一烦你了，因为如果我是读者，我就希望能先读读这样的前情介绍。这段磨人的经历没我设想的那么糟。第一件事就是要排出肺周的积液。外科医生从我的胁部插入一根胸膜导管，护士们教会我们具体的操作，每隔几天就把多余的液体导出体外。我们心里都明白，这要坚持做上很长一段时间。医生说（故作随意状），他有一个病人插着导管生活了两年。哦。后来这个病人康复了，对吗？沉默。这还用问？我可没那么傻。他死了。

最初护工们会来我们家，确保我们会正确使用导管排液，但卡罗通读指南后也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的操作。我记得我们俩对排液都很乐观，尽管还没任何好转的迹象，我们也总是说，这很快就要结束了。果不其然，化疗开始没多久，那些液体就干了。才短短几个月我就能拔导管了，还是在诊室里拔的，不疼，也不用打麻药睡着——就“啪”一下，真的。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做苦工的奴隶被摘掉了镣铐。我甚至有了勇气相信，我会好的。

化疗前，要从我屁股正上方的骨头里抽骨髓采样，看看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到那儿。采样只需几秒钟，疼痛也非常短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结果显示阴性。放疗就不必做了。

化疗持续了六个月，每月一天。跟许多病人比，我算好过的。我原本还以为自己快死了，不由把一切都夸大了往坏处想，而事实上，化疗也没那么恐怖。就像我说的，恐惧，才是最糟糕的。第一次化疗刚开始，护士就在她的迷你演讲里安慰我：“不舒服都是道听途说，其实没那么难受。”她说得对，几乎一点儿都不疼。接受化疗后的第一天晚上是会发烧、恶心，但那也比得流感好受。护士让我带回家止呕的药，我一粒也没吃。两片泰诺[注释]就把烧给退了。我的头发没掉，我的胃口却没了，可饮食又十分必要，因为还得保持体力、限制减重。我从没想过吃东西都能变成煎熬，但硬把食物塞下去还真是种折磨。不过另一方面，戒掉晚上的波旁威士忌却一点儿也不难，甚至一想起它，我就要吐了。于是，我的体重轻了，胆固醇低了，最后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开玩笑说，受这些问题困扰的朋友，不妨化疗试试。化疗后的第三周，恶心的感觉会逐渐消失，所以到下一次治疗前，我会有大约一周的时间接近常态。如你所料，如果没食欲就算是化疗最让我痛苦的事，显然我也没想到先前那个令我恐惧的痛苦竟会是它。就连浑身无力也没让我觉得有多难挨。当你身体虚弱得走不了路的时候，起身坐着都是奢侈。而我不只是坐着，我还坐着写作。

每次化疗会持续五小时左右。我喜欢独自在单人病房里接受化疗，但后来也习惯了到那些大病房去。那里人多的时候，一间病房会有十几个病人同时化疗。刚开始，赤身裸体地暴露在众人面前还让我很不好意思，但我逐渐学着跟其他病人聊聊天，或者静静地看着他们，坐上几小时也没那么乏味了。细细观察，病房里也有许多故事。共同抗癌使我们结成了战斗情谊，这也成了我们集结的口号。但最重要的，还是我这个幸运儿在化疗时能有体贴的妻女陪着。她们硬是干坐在那儿熬过了几小时，可活泼积极的样子让人感觉好像我们都在等着宣布好消息，仿佛我会拿个普利策奖[注释]什么的。护士们对病人总是关怀备至，脾气又好。有她们在，心情舒畅多了。我总是靠开玩笑来掩饰我的恐惧，而她们开起玩笑来，个个游刃有余。

幸好女儿珍妮一家就住在克利夫兰，这样我才方便安排在克利夫兰诊所的治疗。必要时，治疗前和治疗后的两个晚上我们都可以住在她那儿。克利夫兰诊所的医术众所周知。给我治疗的医生全是超级好人，对病人还特关心，协助他们的护士也一个样。我患的是滤泡性淋巴瘤[注释]，我的主治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说自己快死了，他就温和地斥责了我。他确信他能使癌症得到控制。所有护工都全身心地对待我们，每次化疗前都来看望我，与我交谈，仔细察看我的各种状况。这样的会面不像医疗检查，倒常常有种临时聚会的氛围，信不信就由你喽。一次，医生、护士们了解到我们喜欢幽默，他们就让我们一直大笑，我们有时也能让他们笑个没完。要问从整个癌症事件上学到了什么，我一定会说，幽默永远是最好的药方。它还会传染。如果你很幽默，你的医生、护士就也会对你幽默，这会药品一般有助于身体康复。

好吧，这么说确实夸张了些。治疗癌症其实让我见识了今时今日的医疗水平有多先进。他们向我体内注入了两种液体，其中一种液体含有我叫做“小虫”的东西（因为我老是忘记它的本名）。“小虫”在我的血液里小步疾跑，像一群猎犬追捕兔子那样追杀癌细胞。我无法想象要投入多少脑力、财力，才有了这项研究成果和许多其他的抗癌新技术。癌症不再千篇一律是死亡之吻。听到人们嘲笑公费医疗，我也只能摇摇头，不相信那能行得通。当今社会，人们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可是一笔大账单，一个人再富也无法凭其一己之力付所有的钱。我们每个人都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可就算这样，我也不明白，万一将来活着不死的美梦成真，每个人又该怎么分担支出的费用呢？

克利夫兰诊所不是一般大，像我这种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树林里离群索居的人，在这儿只会感到不安。我们的车驶到其中一栋大楼的入口时，就像停在了一个豪华酒店前。还好有女儿珍妮开车，大城市丝毫吓不到她。车辆成群结队涌来，到处是人，还有各类助手和服务员。他们有的疏导交通，有的帮助病人，必要时提供轮椅，或是指引人们前往各种诊室，教病人使用各式医疗设备。我感觉自己像只老鼠，身边是群大象，他们知道我在脚下就都很小心，生怕踩着我。每天，成百上千的病人蜂拥至此求医问药，而整个系统竟能掌控自如，真是不可思议。入口的工作人员和接待员也很令人诧异。他们帮病人办理入院登记，记录病人医保等信息。我大吃一惊是因为，我曾无知地以为，在这类岗位上工作的人，你知道吧，智力都很一般。可是，等我看到他们如何把接踵而至的病人妥善安置到各自所需的治疗室或医生的诊室时，我才知道，头脑一般的人干这个可坚持不了两个小时。大概就在我第四次到同一张桌子办入院登记的时候（注意，离上一次已经时隔一月），我站在那儿排队，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蛆，身边还围着一群蛆。一个接待员抬起头来喊了一声：“嗨，洛格斯登先生，你今天好吗?”她每周要接待成百上千人，可她居然记得我的名字。“你究竟怎么做到的？”我问她。她只是微笑着说，有些人会比其他人难忘。后来我做了一番调查才知道，这其实是她为单调的工作增添一抹亮色的方式。显然，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而且还练了点儿能把人名和面孔对上号的记忆技巧。她名叫麦卡。敬你，麦卡！你为我黑暗的日子注入了一小束美好的亮光。

化疗前总要验血——我把这叫“放血”。如今，把针头刺入静脉抽血，或者对静脉进行注射都很平常。但老在同一个地方扎针，静脉血管也受不了。所以，对于需要多次静脉注射的病人，通常最后都只能往他们下巴正下方的大静脉里插根导管或开个口给药。如果要频繁打针的话，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可取的，我这种情况看似就没必要了。尽管如此，静脉注射还是成了整个治疗里最让我惊慌失措的环节。卡罗说，那是因为我是个大宝宝。血管的舒张程度随扎针部位的不同而变化，有些护士也总比其他护士扎得好。有些天，我会被护士扎上两次，甚至三次。于是我学乖了，要是护士第一针扎偏，我就装淡定，装无所谓。其实那时候护士和我一样不高兴，不过如果我能保持镇定，还能说说笑，那她一般是第二针就能扎准了。

血一抽好就即刻送去做诊断，有时我还要做X光或身体扫描检查，然后我们才与相关的医生及他们的工作团队会面。医生们工作繁忙，我就做好了长时间闲坐干等的准备。我不是很介意就这样等待，因为如果医生还没来，他们一定是有事要谈所以才迟到。他们对所有病人都一样。

珍妮常把笔记本电脑带在身边，这样我们就可以查阅我的办公邮件，需要即时处理的就赶紧回复，然后再查查我的博客，读读最新的跟帖。能跟上工作进度既让人宽慰，又能让时间好过些。我还可以在等候期间看看电视，自娱自乐。要是在平时，我也不觉得电视有什么可乐的，但那段时间正值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所以他们就上演了一场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最有意思的闹剧。直到今天，我都要感谢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了这么好的笑料伴我度过难关。

即使见了医生和他的团队，得知了验血及扫描、X光检查的结果，我也还不能化疗。我还要在宽敞的大厅里等候更长的时间。那儿的拼图总是被等候的病人或他们的同伴拼来拼去。当然，大厅里也有杂志和报纸可以读。有块地盘上还有音乐家演奏乐曲。真妙。可是，几乎人人都选择用智能手机来消磨时间。我突然想到，这个时代的博物馆门庭冷落、揽客乏术，他们就该把展品摆进大医院和机场里，这些地方的人有的是时间，等候是常态嘛。但接着我又想起来，人们现在用智能手机就能看完博物馆的展览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啊！

终于，一个向来都很和善的护士把我领进了化疗室。护士们也很欢迎卡罗和珍妮的到来。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医院允许一两个家人陪同进入化疗室。有卡罗和珍妮在身旁，我要克服恐惧就容易多了，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女儿总能以绝对专业的精确度理解我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我依赖她们。我容易自动屏蔽药物词汇：描述我病情的专有名词，我的药丸，他们给我的化学药品等，所有废话我通通不愿想。我假装只要不学这些语言文字，我就不必承认我病了。

等我舒舒服服地靠好在病床或填充椅上，化疗第一步就正式开始了。我会先吃一粒药丸或来一针苯海拉明[注释]，它们会让我变得昏昏欲睡，然后再吃两粒止呕药和两片泰诺。他们总会给我准备水或果汁，鼓励我多喝一些。接着就是静脉注射。很快，护士会拿来一袋药液，挂在床边或椅子边带轮子的输液架上。袋子里的液体冰凉。护士们会检查再检查，彼此核对了相关信息之后再同我核对，确保东西百分之百没弄错。这么多病人要接受化疗，她们必须极其谨慎。我想想，去年一年，我至少对她们报过五千次我的生日。

液体从袋子里滴了下来，沿着输液管进入我的身体。我能看着它滴。输液的这只胳膊都变凉了，因为那液体就是凉的。要是觉得冷，那儿也提供毛毯。往往在化疗过程中，苯海拉明就开始见效了。我不仅犯困，还比平时更絮叨。有些病人一化疗，大部分时间都在睡，我就没那种好运了。大部分病人化疗时会看书，而我紧张得连书都看不下去。

第一次化疗时，护士们一直在我身边转，比后来化疗时要留心得多，毕竟初次化疗无从预知病人的个体反应。我的身体接上了各式各样的监测器，监测血压啦，血氧含量啦，诸如此类。护士们不停问我感觉如何，而我，自视身为男性就傻不拉叽地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明已经感觉不舒服了还执意装出一切好极了的样子。第一次化疗期间，我的手臂疼了起来，疼得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便即刻采取了行动，停止输液，让我挪动身体做种种调整，一边也没忘训斥我，怪我没让他们知道哪怕是丁点儿的不适。有好几次我的血压都低得令人担心，他们让我平躺下来才有所好转。我学会了对血氧含量的数据做手脚。他们在我的食指上夹个小东西来测血液中的含氧量。正常的数值应该在97上下，所以只要我暗中吸进大量空气，我就能把测量结果，比方说从94提升到96，这样就过关了。可是我这么做吧，嗯，有点儿疯狂，毕竟测量终归是为了得到准确的数值。另外，我一点儿也别想糊弄住护士们。疯老头儿的脑袋瓜里能想到的那些个歪招怪癖，他们全都见识过了，而且要是你让他们开口讲话，他们可都不比出色的单口相声演员差。

带轮子的输液架对我这样的老农民来说真是超级成功的技术，治疗所需的零星物件，全都杂乱地挂在上边。它还自带电池，不插电也能正常输液，电池又耐用，那些小装置光靠它就能正常运转很长时间。我还可以站起来，把这可移动的输液架当拐杖使，细心地挂好所有的管子，我就能从容地上洗手间去，完全没问题。

有时候，由于输液软管被别着，或者由于其他多种技术之神才知道的不明原因，药液会停止往下滴，小装置会“嘟嘟”响，当然，我也开始惊慌失措。也许，我的身体已经停止了正常运转，死亡迫在眉睫。可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这东西和以前同我打过交道的机器一样，没人摸得透它们的倔脾气，不论什么事，它都会时不时“嘟”几下。然后，护士马上会过来处理妥当。有时，“嘟嘟”声不过是提醒护士，一段输液快结束了，她需要加快滴液的速度。我的手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装置，必要时，我就按它来叫护士。“嘟”声听多了，我也不怕了。

我得讲个故事。第一次手术（或者说“手续”）前，医生想弄清我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呢，自然是被麻醉得睡着了。但睡着前有个阶段，病人会是半睡半醒的迷糊状态，而且还变得非常健谈，尤其像我这种本来就爱饶舌的人，话就更多了。所以，那次手续前，我觉得自己必须告诉满屋子的医生、护士和勤杂工，我写了本书，名叫《神圣的粪便》(Holy Shit)，而且那时的我，觉得这本书超级好笑。向所有人宣告完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没多久，我就睡着了。当然，我也彻底忘了这段小插曲。大约一个月后，我又在手术室里了，要做第二次“手续”。我看了看周围的人，想展示展示我并不害怕。这次装镇定，我最漫不经心了。端着这副架子，我对他们说，有些人看着眼熟。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会觉得那个样子让我比较酷。但有位医生可不管我酷不酷，故意从房间那头大声说了句话，所有人都能听见。“是啊，你就是那个写了本屎书的家伙。”哄堂大笑。再醒来，这便成了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诊所里面和周边不只有各种店铺，还有各式餐馆，这样，我坐那儿数药滴的时候，卡罗和珍妮就可以时不时出去透透气。有时，我在化疗过程中就能吃点儿东西。不知什么奇怪的原因，我竟有点迷上了巧克力奶。

每过半小时，输液的速度就会增加，所以后半袋会比前半袋滴得快。再没什么能比静脉滴注的速度慢了。只要它能每秒滴四滴而不是每秒滴两滴，我的心情都能好起来，神奇吧！第一袋输完，我还要挂上另一袋不同的药液接着输，步骤和第一袋一模一样。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什么叫“时间静止”。好在不管怎样，一期治疗总会结束。身体再虚弱，我都能走出大楼上车。实在不行，我也愿爬。

有时候，特别是前两期治疗结束后，我们回到珍妮家，我感觉很好，享受珍妮做的美味大餐都没问题。（每次化疗后，持续的恶心通常要等到大约第二天才开始。）我又一次感觉，自己能和家人待在一起是多么幸运。我可以对女儿珍妮和外孙女贝卡多加了解，而卡罗也能在家人的陪伴中得到安慰。她与珍妮和贝卡可以好好地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传统文化说，有个慈爱的上帝在天堂注视着我们，但是有人不相信；我喜欢对这样的人说，我就是证据，这样的上帝或许真的存在。

虽然我的身体状况看似在好转，体内的癌细胞也在减少，但我仍要面对这个严峻的事实：我的确正面临着死亡。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死亡，但现在它真真切切地来到了我面前，不再只是假设。很久以前，我还没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我不怕死。经过多年的深思，又经历了我在前面的章节里讲述的这一切，现在的我坚信，各种有关死后来世的宗教信仰都不过是无稽之谈。我不想批评或者贬低持有这些信仰的人——我知道许多濒死之人都从中得到了抚慰——但我的思想不在那个频道上，那种慰籍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我已经发现了另一种看待这个过程的方法。我一旦死了，那我就是死了。不省人事。我不想去天上什么奇怪的地方，也不想在那儿还能看到或感知到生前的世界，因为那里面还生活着我爱的每一个人，我免不了会为他们牵挂。死，忘却生前的一切人情世故，并不可怕。这样想才有种欣慰。我尝试向有信仰的人解释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听着听着，表情就变了，绝望又微妙，然后他们就开始设法避开我。

然而，平静接受已然的死亡状态只是完成了一半的战斗，我还不能坦然面对死亡的过程。与亲朋好友诀别，感受看着他们看着我死的痛苦，这一切，我都还无法做到心如止水。但是，虚弱、恶心、食欲不振、性欲减退、视听能力下降、没完没了地看医生，都使“死”这件事不再像我年轻时感觉的那样恐怖。大自然自有办法让人们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我开始理解祖父说的话。他说，对于那些和他一样有幸活到九十多岁的人而言，死亡真是种解脱。我也明白了那段时间他时常对我说的，要想理性又乐观地看待死亡这整件事，“活一天乐一天”的心态就不错。那样生活确实能给人带来某种乐天知命的释然。在年轻人眼里，未来才是全部，可未来在很多时候会让人心生恐惧，因为未来的一切都不可预知。就老年人而言，他们却只有今天，明天也许又会生变什么的，但他们只要专注于当下这个唯一真正存在的时刻，就能得到一种满足。人应当学会珍惜当下的点点滴滴，这才是老少皆宜的幸福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