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独自哭泣的秘密角落

这天早晨，我和往常一样，从干草堆上给下边的绵羊扔干草。昨天，孙子埃文参加了我们当地高中的篮球赛，就在比赛结束的鸣笛响起的关键时刻，埃文投进了制胜的一球。赶巧了，我刚好瞥见厩楼[注释]的角落里躺着一个篮球。我们都把它给忘了。它只剩一半的气，旁边的旧篮板和篮圈全挂着蜘蛛网。也不知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和老伴陪着孙子埃文和亚历克斯在这儿打球度过了多少时光。望着瘪掉的篮球，我想，也许——仅仅是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年在谷仓里的传球、运球、投球，才有了埃文绝境四秒的投篮反击。嗯，是的，想到这儿，我已经痛哭流涕。

谷仓还是挺适合掉眼泪的，没人听见，也没人看见。像这样隐秘的宝地还不止一处，我时常躲在这些地方，独自哭泣。这些年来，我定期去谷仓，感怀时光消逝。哭泣的原因，说不清道不明，因为我忆起的，通常都不是多伤感的事，就像儿子和女儿离开我们去组建自己的小家，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哭了。我心里想着，流逝的时光把我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带走了，只给我留下了少年，少年又长成了男人和女人。小男孩和小女孩一“死”就真死了，不像死尸还有生还的可能；死尸经过腐烂分解就会回归生命，而他们的童年，一去不返。

若不是得知许多人也有他们暗自落泪的秘所，我也许不会写这么一章内容。我们都得躲起来哭，不能让人瞧见。绝不能让小辈们知道我们会哭，绝不可表露我们会伤感，否则，孩子们会难过的。

年纪见长，眼泪也愈加收不住。一首老歌就可能让眼泪滚出来，半点儿预告都没有。往昔过时的老照片几乎全是催泪弹。我第一次要找个地方躲着哭是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时她还很年轻。我们住在费城郊区，人已经算少了，但我还是设法在后院找了个僻静地，起码表面上能远离聒噪的人群。这个秘密园地的正中央是个破破烂烂的鸡舍，这鸡舍是之前我用闲置的建筑材料搭建的。我就拿一个桶倒扣在里面，坐在桶上，谁都看不见我，只剩我们养的那些鸡围在我身边“咯咯”地闹，还齐刷刷歪着小脑袋瞅我。这真是它们的专属动作，别的动物可学不来。想起母亲总是唱着歌，我就哭得死去活来。有时咯咯鸡们也会和着我的哭声扯上几嗓子，但我知道，它们那是在唱歌，不是哭，可它们的歌声却帮着抚慰了我。

孙子们还只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发觉更有必要找个可以偷着哭的地方了。有一回，我们像往常一样步行穿过牧场（我们几乎每天都上那儿溜达一阵），不同的是，这回我们漫步经过了被我叫做“骨场”的地方——我自己也把羊的尸体留在那儿给秃鹫吃。那天，“骨场”里的两具羊骨架抓住了男孩们的注意力。

“‘死了’是什么意思？”亚历克斯问。他跪在地上，盯着那两具骨头。他还不到四岁。我被他的问题吓了一跳。我能说什么？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死。”我回答得直截了当，因为话就这样溜出了口。

沉默。我尴尬极了：这样的小小男孩就得开始理解“死亡”的概念。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那些骨头，眼神不太对，然后站起身走开了。他平时的那股欢快劲儿在此刻无影无踪。

我自己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却对死亡有点儿麻木。那时我在读小学，和同班同学共同经历了不少残酷的事，其中一件就是我们必须参加学校的唱诗班，为葬礼演唱。那个年代的天主教葬礼，自始至终都萦绕着格列高利圣咏[注释]，圆润低沉的拉丁挽歌本身就足以让人眼泛泪花。就那样，参加葬礼成了我的例行公事。逝者的亲属朋友总是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哭哭啼啼，我却变得完全不为他们的悲痛所动。我猜，从事殡葬工作的人也和我一般感受。我在想，是不是唱诗班的经历为我提前做好了准备，使我更容易接受心爱的人离世。没错，再多棺材也不能让我热泪盈眶。不像现在，一想到我的两个小孙子，还是这么丁点儿大的小人儿就开始试着理解死亡的意义，我就泪如泉涌。

家乡的小溪边有棵高大的垂柳，我想独自哭泣的时候，可以藏身的另一个秘密角落就在那儿。垂柳的枝干间有个大树杈，我坐在上边，周围的田野尽收眼底，地上的人却完全看不到我。看来，这个地点选得还挺合用。第一次在那哭也是因为我的小男孩。我坐在树杈上，看着儿子在田间奔跑、唤他的小狗：“这儿，达斯提，这儿，达斯提，这儿，达斯提……”他高声呼喊，声音此起彼伏，如此欢乐自在；而这声音，穿过我身边的柳枝，淡淡散去。突然，可怕的念头汹涌袭来，我才意识到他很快就要长大了。小男孩就要没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之后的许多天，我都坐在垂柳上垂泪，耳边依然回响着他的声音，仿佛这树已经把它保存了下来，就像录进了磁带一样。

几年前，老柳树被刮倒了。我当然很难过。我从小就认识它了，那时它生长的这片土地都还不属于我。但接下来的事却让我毫无防备。我们带着十几岁的外孙女贝卡回去看那棵倒下的柳树。她看到老树平卧在地的样子竟一下哭了起来，还跑开去不让人跟着，真让我措手不及。她还太小，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一些可以独自哭泣的秘密角落。

那时，我还不知道小姑娘的心思。贝卡和两个孙子不同，她没在我们膝下长大，只是偶尔来探望我们，可她却十分眷恋我们这片土地。她妈妈已经给她讲了许许多多在那棵柳树下玩耍的故事。后来，她准备去读大学的时候，随口就说她希望她的孩子们也能知晓一处像我们这儿一样的地方，因为在这儿，羊群和小孩都能自由自在地乱跑，哪怕只是跑上一会儿。想想这些，我就又得多掉些眼泪。

但是，有件事我却怎么也不敢回忆，除非我在自己的秘密角落里藏着，因为每忆一次，我都会泪如雨下。那天，我要启程去很远的医院检查身体。全家都围坐在餐桌前讨论我的病，孙子们也能听见。我们竭力轻描淡写，可他们还是好骗。临行前夜，我们相互道别，一家人继续假装我没什么大病，过几天就能平安回来。我再三交代家人，我俩不在家可别忘了给鸡喂食喂水，还有……第二天早晨，我和卡罗装好行李，准备驱车三小时去克利夫兰诊所。刚要出发，我们就听到路的那头传来了熟悉的“隆隆”声——是埃文。他从他的父母家开着四轮车赶了过来，开了差不多两英里地。他要来再告一次别，他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他还只是个少年，凡事都得靠父母，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没几样，更别说能自己独立了。可他有四轮车，他能独自开着来向我作最终的告别。

我们动身出发，他就在我们身后跟着，一直跟到公路边。他最远也只能送到这儿了。他在尽其所能陪伴我到最后一刻。后视镜里，他的神色那样孤苦，让我难以承受。我不敢哭，否则卡罗会挺不住。我咬紧牙关，直到下巴生疼。那个定格在后视镜里开着四轮车的小男孩，从此便铭刻在了我的脑海，这份记忆总能让我老泪纵横。第二天，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荒谬透顶的消息：我可能要死了。但我的脑海里竟浮现出那个总能让我流泪的画面，我比往常更加想念我的小男孩。我答应过他，我们还要在谷仓里打一场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