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大理石墓地也可以是果园
成长过程中，我们把公墓叫作“大理石果园”。起初一两回我还认为，这个叫法很滑稽，后来才发觉，“果园”这个词用在墓地身上还真贴切。许多公墓都林木葱茏，可不就是绝妙的小树林嘛。几年前，我们这儿的公墓刚动工的时候（至少是在郊区），别说农民，就连城里人都没几个觉得自己会花钱花时间买来奇花异草，在房前屋后种上一圈；但是，每个人都赞成把逝者的家园打造成不折不扣的植物园。另外，逝者的家园向来被尊为神圣的地方，永远都不会被骚扰。这样，它们还会变成长期的保护区，里边不仅有罕见的观赏植物，也有奇特的本地野生草木。植物们要是不在那儿，就会在别处遭受农业和工业的摧残。
我陪温德尔·贝里散步那次就看到了一个公墓保护环境最戏剧性的例子。当时，我们经过他常去闲逛的地方，去看一个很小却很有年月的拓荒者公墓。它已经被废弃了。温德尔把我带到那儿去有他的原因，但他没说，也没必要。这个连一英亩都不到的微型公墓，单独从一块垦种了一百多年的田地里突出来。它真的很“突出”，足足高出周围的田地五英尺，活像一个墓碑成林的孤岛。周围的田地土壤都遭到了侵蚀，孤岛却由于受到“保护”而幸免于难。我没留意孤岛上是否长了什么稀有的本地植物，因为当时我觉得没这个可能。但可以肯定，公墓保护下来的土壤是块处女地，里边有许多微生物。对此，周围裸露的底土[注释]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儿。这块地也许还一直特别肥沃，因为在这个公墓下葬的逝者，很有可能都只是躺在木质的棺材里，这样尸体腐烂后就都会分解成腐殖质回归土壤。不像今天，死人被装箱密封在墓穴里，想分解回归都不容易。
受到保护的处女地，罕见或奇异的景观植物以及偶尔的本地先锋物种[注释]可以联手把公墓变成一块磁铁，吸引来大批野生物，把原本毫无生气的石墓碑林当作它们的庇护所。墓地再也不单纯是墓地，成了庇护所也成了花园。再费点儿心思，兴许还能带来实际收益，成为大有裨益的花园，地下多么死气沉沉，地上的花园就有多么生机勃勃。
那花园里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前不久的事就很能说明问题。离我家几英里的橡树山公墓里长着许多老铁杉。铁杉树并不是这片地区土生土长的树种，所以它们才会在许多年前被人种到这里来——人们总是用格外特别的东西来缅怀先人。既然是引进的，它们在这儿的数量就不太多，可以一次结出大量种子的老铁杉就更少见了。2009年的冬天，观鸟人发现，铁杉树上有许多白翅交嘴雀[注释]，这种鸟在这样靠南的地方可不常见。它们以铁杉种子为食，通常情况下，它们栖息于美国以北盛产铁杉种子的加拿大森林里，它们就在那儿筑巢安家，觅食繁衍。它们的嘴侧交，可以轻松地从球果中嗑出种子。鸟类学家们认为，白翅交嘴雀到南方来是为了觅食，因为加拿大的铁杉结出的球果有点儿供不应求。有好一阵，人们为一睹橡树山的奇观，就像那些观鸟者一样，从四面八方（有的甚至从其他州）赶来。这情景还颇为新鲜。观察白翅交嘴雀可有趣了，它们不像其他大多数鸟儿那样怕人，可能它们在遥远的北方家乡就见不着什么人，所以也就不会怕人。铁杉林枝叶掩映，小雀儿倩影难寻，可是只要球果“哗啦啦”落地，它们就会成群地飞扑下来抢食。这时，我就可以径直走到离它们不过十英尺的地方，它们也很少会飞走，顶多并齐了小脚蹦开个几英尺。
这件事带给我的欣慰异乎寻常，因为这勃勃的生机下长眠着我昔日的旧相识和老朋友，还有我祖祖辈辈的先人。有意无意间，随着公墓变身为美丽的植物园，活着的人更愿意到这儿来与故人相伴，永生之歌绵绵不绝，共舞之步曼妙不歇。某种意义上说，公墓已经变成了永恒花园。
我喜欢到公墓去。首先，那里通常不用特殊批准就能自由出入；其次，它们几乎总是那么静谧，我可以一个人在那儿静静心，休息休息。我会在那儿把割草机够不着的边边角角都仔细检查一番，还有篱笆和围墙底下，也许都藏着稀有的草原植物。我经常到古老的墓地去追踪某些家族的历史，或者，寻找刻有民俗艺术图样的老墓碑。墓碑不仅承载历史，也记录传说。我们这儿的公墓里埋着一个女人，据说她是被谋杀的，但又没人因此被指控。故事传开来，说她的身影会浮现在墓碑上，缠住杀人嫌疑犯。我当然得去一探究竟。果然，在打火机摇曳的火光中，花岗岩墓碑上的岩石纹路很像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的轮廓。只要充分发挥想象力，那个身影就更真切，连她的头发都在风中张牙舞爪。这个“障碍错觉”（我的一个邻居喜欢这么叫它）神乎其神，乃至人们为了“一睹芳容”蜂拥而至，结果由于人实在太多，那块墓碑为免遭恣意破坏而不得不迁到别处。真可惜。墓碑和它的传说不过是在发挥墓地应有的作用；它们使生者因为逝者而相聚，有关逝者的记忆也因为这样的相聚而常聚常新，成为一种永垂不朽的回忆，而这种不朽的回忆对谋杀案的受害者来说也许更该延续。
成就不朽还有一个更切实际的办法，那就是为死去的人塑造雕像。希腊人把这个主意变成了艺术制造产业。米开朗基罗就使大卫成为了不朽[注释]，而大卫却从没真正存在过。我们橡树山公墓最高的塑像让大卫·哈普斯特成为了不朽，这可是一个真人。他是个拓荒的农民，曾经从俄亥俄州赶着牛羊出发到很远的城市去，比如巴尔的摩和费城。这个成功的牛仔后来被誉为“世界羊毛之王”。为了在墓地给自己竖起好几层楼高的雕像，他卖掉了自己的一个农场，反正他有的是农场。只要你知道那是他的雕像，一英里外都能看见“他”。我每次路过都会向“他”挥手，因为哈普斯特和我一样，是个非常固执的农夫。他为了哄妻子开心，最终同意晚年时接受洗礼。人们说牧师不得不把他浸入水中三次才施完礼，因为前两次他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都骂了脏话。
今天，雕像也有了现代化的形式：把照片永久地压印在墓碑上。有一次，我带孙子们去橡树山公墓，想让他们认识认识自己的祖先。我们经过一个年轻人的墓碑，那个人他们刚巧认识。石碑上镶嵌的照片很华丽，照片里的她栩栩如生地注视着我们——她可不就在那儿么，几乎跟真人一样。男孩们看到照片不但没感到安慰，反而慌张了起来，坚持马上离开墓地。
时下，人们因为渴望不朽，在墓碑表面装上了某种电子设备。科技手段高明到像我这样单纯的作家是完全看不懂的。他们告诉我，到墓地来的人只要用手机或者类似的装置启动设备，墓碑屏幕上立马就会蹦出墓主人的生平事迹、照片以及其他值得纪念的相关资料。
我就纳闷了，我的孙子们看到墓碑上同班同学的照片都吓得直哆嗦，如果还用千奇百怪的方法延续心爱的人的生命岂不更加徒劳而恐怖吗？这些努力不仅不会给生者带去真正的慰藉，还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它们根本无法让人得到想要的满足。这就像——我敢打赌，那些阔佬真肯花钱这么干——制造出同逝者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让它像那个心爱的人生前一样继续活下去。想象一下，我开车经过老房子，然后看到妈妈在给花园除草——鸡皮疙瘩洒落一地。
“嗨，妈妈，最近好吗？”
“我—不—是—妈—妈。我—是—机—器—人。”
她的程序，我是说它的程序必须得设置成是那样回答，否则真假难辨就麻烦了。到时候，真正的活人都必须借助智能手机来判断大街上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到底是代替死人的机器人还是活人。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个个“离世村”，或者“公墓村”，专供机器人生活——我的意思是，它们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维持机器人的生活得斥巨资，就算阔佬们把收入的90%都拿来交税，社会也仍然负担不起。
真正让逝者重归现实生活的办法是任其身体腐烂分解。我一直在想，接受这个真相不是更令人欣慰吗？难道看见自己母亲的坟上长出一棵树，你不觉得更欣慰？如果我能和那棵靠母亲的腐殖质滋养而生长的树说话，我一定会感到更加自在和满足。这比和机器人，或者和雕像，甚至和墓碑说话感觉好多了。或者，在母亲身体变成腐殖质的那片草地，想办法让双领鸻筑巢安家，这个主意怎么样？我就和那样的双领鸻说过话，它们还回我话了呢。
我有许多非常喜爱的歌曲，《请将我埋在孤单大草原》就是最爱之一。思考公墓两用的问题使我对葬法本身也特别好奇。到底是谁需要豪华棺材？当我得知墓地两用和简易安葬正是目前世界各地普遍的做法时（也就是说，这是常识），你可以想象落伍的我有多窘。如今，相当多的人选择“绿色葬礼”或者自然安葬，于是就有了非常多的公司来满足这样的需求：逝者可以只包裹裹尸布下葬，也可以选择用柳条、海草这类能快速在土壤中降解的材质制成的棺材下葬。新型丧葬仪式的倡导者还引用了数据来说明传统葬礼的劳民伤财，这些数字具体内容不同，但却告诉了我们，因为丧葬，我们平均每年会用掉9万吨钢质棺材，1.4万吨钢质墓穴，2700吨青铜和红铜棺材，163.6万吨钢筋混凝土，以及约80万加仑的尸体防腐剂（这种液体主要成分是甲醛，对自然界的土壤微生物而言，有毒）。
其实，许多种文化采用的都是简易葬法。正统的犹太教徒不会对尸体作任何防腐处理。伊斯兰教义也提倡用裹尸布简单地埋葬亡者。英国则有“农夫的田间墓地”：农场的一块田地会因为农场多元化经营管理而被预留出来，为那些希望死后直接埋在田里自然分解的人提供实践想法的场所。林地也逐渐被用作自然或生态安葬。人的遗体能为树木提供肥料的想法现在也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辛西娅·比尔是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我有幸通过神奇的互联网认识了她。2004年，她创办了自然葬礼公司（当然，该公司仍在营业），供应自然安葬的必需品。你能想到的东西，这儿应有尽有。但我敢说，也有一些是你想不到的，比如，使用天然材质编制的易降解棺材。辛西娅说，创业初期，谷歌上有52个同类条目，到2012年，就变成了98，000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现在，她在俄勒冈州立大学任教，开设可持续公墓管理课程，为这个方向培养学生与专业人士。“我们想比对和研究全球的信息，将它们整合成一个体系。”她说，“这样，我们就能在公墓实地工作人员和那些能做必要研究的科研人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能让实习生到公墓工作，培养新一代的管理人。无论是普通城市的公园管理处负责修剪草坪的工人，还是自然栖息地的园丁，都可以成为管理人。”她还正在写一本书，她希望将来出版的时候，书名能叫“做一棵树”（Be a Tree）。她在书里阐释了将简易自然的安葬理念融入现代社会时会涉及的种种细节与挑战。
我认为，想要改变当今人们对丧葬的一般认识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文化过程，可辛西娅却不同意。“我倒觉得会来得很快，也就二三十年吧。不说别的，单单经济就会让你不得不变。我们现在这么个葬法，钱包受不了，环境也受不了。宗教信仰也不见得会是障碍。那些想要自然安葬的人通常都有虔诚的信仰。我知道基督徒就不反对自然安葬。我们的大多数来电不是咨询产品信息就是想从圣经地带[注释]购买自然葬产品。”
也许她是对的。我还年轻的时候，火葬对天主教徒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可现在却被普遍接受了。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火葬很“自然”，因为焚烧后留下的骨灰常常可以根据逝者的遗愿被直接撒在某个花园、农场或者某个水域里。有时，骨灰会简单地盛在一个瓮里，或者直接撒在地上，埋在心爱的人身边。
制作木乃伊是最早用来减缓尸体腐烂分解的一个方法。第一批木乃伊是自然风干的产物——干燥的气候下，分解被自然地延缓。考古学家们推测，土葬也许正因如此才应运而生——为了避免在非常干燥的气候下，地面上会横七竖八地堆积大量干尸，人们想到了土葬，一试，果真实用。
中世纪（以及许多更古老的文明）的修道会里，修士也许觉得，制作木乃伊太麻烦，还不如任肉身腐烂然后只保存骨头来得可行。于是，一间又一间的房子都被整个用来储存遗骨。我试着在今天想象那种传统。说不定我也能这样纪念母亲：在电视机前放把椅子，让她的遗骨舒舒服服地坐那儿——这画面倒可以嘲讽看电视还要收费。
中世纪时保存遗骨就像今天保存机器人一样不容易。给你说说教皇[注释]福尔摩苏斯[注释]那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吧。那是在九世纪末，他看上去已经是个很不错的人了，但还是被卷入了当时的政坛风波——彼时的梵蒂冈（Vatican）完全就是个政治实体。他还是主教[注释]的时候，“反福派”实际上就已经把这个可怜人的圣职免了去。等到“亲福派”掌权后，他又重获支持，被选举为教皇。
在他死后，他的政敌再次掌权，从坟墓里挖出他的尸体，
把他身着教皇礼服的尸骨支撑在教皇法座上讲行审判，还撤销了他颁布的所有谕令，最后把他投尸台伯河。（这些可没一句是我瞎编的。）
历史上把这次审判称为“僵尸会议”[注释]。有个修士把福尔摩苏斯的尸体从河里打捞上来，体面地安葬了他。故事因此又有了下文。“亲福派”恢复执政后，再次把这具可怜的尸体推到了大众视野的中心——他们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以最高殊荣对其予以厚葬，并宣布福尔摩苏斯生前颁布的全部教令都有效。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当另一派重获大权后，他们竟然再次挖出他的尸骨，还砍掉了他的头！老福尔摩苏斯虽然没真正永垂不朽，但我看也差不多了。我巴不得好莱坞赶紧发现这个故事，好让他更加不朽。
与此同时，我继续畅想着未来的公墓，到处都是水果树和坚果类果树，还有观赏植物（它们有一些结出的果实也能吃），或者，还有些节日的装饰，比如松果和苦甜藤。公墓入口会有个农民市场，专卖墓地果园富余的果实。墓地里总有些树会因为太老而需要撤换掉，这时，老树们就能作为燃料，或者用来做木工艺品。我想象着自己的一大家子一边捡着从祖母坟地的树上掉落的山核桃，一边回味她用它们做出的美味馅饼。墓地中心是个气象站，只有在这样自然的环境中，才能测出精确的地区气温，飞机场和屋顶可都办不到。我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安葬逝者，但我们用最简易的方式将他们安葬，这样能让他们快速分解。火化遗体得到的骨灰可以撒在地上，也可以浅埋于地下，反正都能给土壤增肥。如果真有一只双领鸻在你母亲的坟头上筑巢，我说，让她以这种方式不朽，难道不是好上百千万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