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语言不仅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系统，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样的交际目的，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可能获得比较相近的交际效果，也可能获得非常不同的交际效果。交际主体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位、交际意图、交际环境与对象的不同，尽可能运用合适的语言形式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这就是修辞。

在现代汉语中，修辞是一个多义词。分别指称“修辞行为”、“修辞规律”、“修辞理论”。如：

①在人类史上空前的“9·11”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大厦遭到飞机撞击的恐怖事件以后，美国政府表示了无比的愤怒和回击恐怖分子的决心。总统布什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电视讲话，不过，有一次，他居然把美国即将展开的对全球恐怖分子的回击说成是又一场“十字军”战争。这种说法，显然是修辞上的严重错误。所谓“十字军”战争是一种宗教清洗另一种宗教的战争，而把恐怖分子与美国的战争定性为“宗教战争”（即所谓“圣战”）正是恐怖分子求之不得的事情，这将可能为恐怖分子争取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同情与支持。布什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此作了更正。

②古人云“不学《诗》，无以言”，在当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则可以说，不懂修辞，无以言。

③作为一个修辞学者，只有语言学的知识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在这里，“修辞”的含义是有所差别的，例①的“修辞”指的是一种行为，例②的“修辞”指的是一种规律，例③的“修辞”则指的是一种理论。

“修辞”首先是一种行为，是一种为了特定目的，而努力有效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行为。在一切有效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们的修辞行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即修辞规律。而对修辞规律进行自觉地探索，就形成了修辞理论。

（二）修辞的意义

任何为了一定的目的运用语言的交际行为都是一种修辞行为。文学作品需要修辞，著书撰文需要修辞，但是，并非只有书面才有修辞，并非文学作品才有修辞，更不能说只有比喻夸张才是修辞。修辞不仅表现在词句的层面，作品的层面，而是贯穿于言语交际的全部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可以说渗透到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的层面：文学创作，以修辞作品来表现人类的审美理想；商务合同，以修辞策略来调整交际双方的经济利益；外交公告，以修辞行为来调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法律条文，以修辞设计来实现对社会制度的设计……

现代修辞学就是努力探寻修辞行为的种种规律，努力提高修辞行为的有效性的一门学科。

二、修辞的原则

（一）码本共通原则

码本共通原则是一切修辞活动所应当遵守的前提。

一项言语行为的实施至少牵涉发话者、受话者、话语，即使是一篇自我秘藏的日记，也有它心目中的“受话者”——日后的自己或日后的别人。发话者说话，需要根据与自己所处语言共同体的语言交际规范（语音与文字规范、词语规范、语法规范）和知识背景来编码，然后才能“说出”（写出），受话者听话也需要根据同一套语言交际规范和知识背景来解码，然后才可能理解对方的话语与交际意图。言语交际的简单过程可如图示：

在这里，发话者编码和受话者解码时所依赖的那套语言规则和知识背景就是同一个语言共同体的码本。一种言语交际活动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关键在于“编码”与“解码”所使用的“码本”是共享的。当然，人们各自拥有的“码本”之间并非天然地绝对地一致，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也还是可以就具体的言语行为而设法把“码本”调整为相对相通的——也就是在此时、此地、此题上，实现“码本共通”。

言语信息的沟通量与话语“码本”的共通程度成正比。

“说对方听得懂的话”是修辞行为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使你是在记一篇只准备给自己看的日记，如果字迹混乱得无法辨认，日记的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编码与解码的码本的差异有时比较明显，容易引起注意，如语种的差异、地区方言的差异；有时则常常被人忽视，如社会方言的差异。例如“政治问题”，在一部分人的码本中，是比民事或刑事上“违法”更严重的问题，而在另一部分人的码本里，政治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忽视了这种差异，把对“刑事犯罪”的打击说成是“政治斗争”，便可能导致交际失败。

（二）角色认同原则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一个说话人还是一个听话人，他有他的年龄，有他的性别，有他的民族，有他的国家，有他的父亲、母亲……乃至各种亲友，有他的居住地，有他的信仰、爱好……乃至忌讳，有他种种社会身份。任何修辞行为一开始，就包含了一个以什么社会角色说话和对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说话的问题。一种有效的修辞行为，不但需要行为主体确立以什么社会角色说话和对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说话，而且更重要的是，行为主体对交际双方的这种角色定位还应该获得交际对象的认同。

（三）合作原则

完整的修辞行为包括发话与受话两端，尽管在不少情况下，受话者不在现场或只是一个潜在的对象。修辞行为的有效实施，需要发话者与受话者的合作。双方需要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遵守的原则。

合作原则就是修辞行为中假定双方都在遵守的一系列会话准则，而这一系列准则的核心就是“诚信”与“关联”。

“诚信”准则要求说话人自己确认并且认为听话人也能确认：双方说的话都是自认为是真实的，即使其中有不确定的因素，但在整体价值上，其真实性是可以接受的。

“关联”准则要求双方说的话与话题是有关联的，那些表面似乎没有关联的话语，其中也存在联系。否则，交际就很可能中断。

（四）得体原则

修辞行为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它是否合乎语体的规范，是否符合言语交际环境的规定，是否符合社会交往的礼仪，是否符合文化的习俗，是否符合双方的审美倾向。

用戏曲语体撰写科技论文是不得体的，用新闻语体表达广告内容也是违反规范的；在悼辞中使用歇后语、插科打诨是不合适的，对一位海外来的游客使用“同志”作为泛尊称也是不恰当的。

（五）收效原则

修辞是追求言语的有效性的行为。收效原则是言语交际中修辞层面的最高原则。任何修辞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意图，都要寻求一定的效果，如果遵守了修辞中的“得体”、“合作”等等一系列原则但却没有收到应有的交际效果，这个修辞行为就不能说是最理想的。反之，如果在言语交际中，部分地忽略、放弃或者是违背了“得体”、“合作”等等一系列原则，但却获得了预期的交际效果，这个修辞行为就不能说是失败的。

（六）共存原则

修辞行为只是人类行为中的一种，而人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共处”。任何修辞行为如果妨碍了人类的共存，妨碍了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那么，即便在某一具体的修辞行为的层面上是有效的，它也是非法的。

三、制约修辞的因素

制约修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修辞行为的一般性过程而言，修辞的各项原则，如“码本共通原则”、“角色认同原则”、“合作原则”、“得体原则”、“收效原则”等等都是制约修辞的因素；但是，如果就具体的修辞行为而言，制约修辞的外部因素有“角色定位”、“交际意图”、“交际环境”等，内部因素则有“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等。

（一）角色定位

任何人在说话的时候首先都要确定自己是以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以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说话；同时，还要确定是对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说话。角色定位的核心问题是话语权的问题，任何角色都有一个相应的话语权，没有话语权而说的话是不恰当的，而有了相应的话语权却放弃不用也是不恰当的。

我们村委会决定了，必须在三天内把集资款缴齐，谁再不服从决定，我就叫民兵把他绑起来。

“村委会”的被授权人有权发布村委会的决定，但这位被授权人却并没有权力“叫民兵”把谁“绑起来”。

这一类话语往往也违背了角色的规定，不恰当地使用了话语权。言语行为中的表态，尤其是比较正式的表态，如果没有得到授权，就不能使用别人的名义。

全国人大今天进行了分组讨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小组发言中认为：学习了总理刚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感到深受鼓舞……（报）

如果人大闭幕后，任何一位国民说“学习了总理刚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感到深受鼓舞”，在修辞上都没有问题。但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作为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面对刚刚作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所应该作的是“审议”而非“学习”，即使这位代表平时的职级远远低于总理，但选民推举他为代表就是要他代表人民去“审议”的。忽视了自己的角色的转换，必然导致修辞行为的失效。

（二）交际意图

任何言语交际都有一定的意图，或为宣泄情感，或为请求帮助，或为说明事实等等。而交际的意图有主要意图，又可能同时包括次要意图；有直接意图，又可能同时包括间接意图；有表面的意图，也可能包括隐蔽的根本意图。如在“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后，被美国怀疑为恐怖分子庇护者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立即发表声明：

其直接交际意图，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显示对恐怖主义的“痛恨”；其间接交际意图则是试图表明这一次的恐怖袭击与“我们”毫无关系，不要想当然地把“我们”列为报复目标。

（三）交际环境

言语交际的环境又称“语境”。语境是言语交际中生成、实现并制约言语行为的相关因素的总和。

语境包括语流语境、现场语境、背景语境。

语流语境，主要由上下文构成的语境，它是直接制约修辞的语境。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可能具有相反的意义。如：

乙的同一句“正好，我刚刚买了一套房子”在①句中是对对方请求的肯定；而在②句中则成为对对方请求的否定。

现场语境，指的是修辞行为发生时，交际主体的心理活动和现场所感知的种种相关的非语言因素。如时间、空间、角色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情绪等等。

背景语境，指修辞行为发生时交际主体的知识储存中的相关部分以及对对方相关知识的假定。这小到可以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大到可以是某种历史文化的传统。如：

在一个刚刚发生了“不团结，背后搞小动作”的语境中，这是一个“呼吁”和“请求”，力争“团结”的修辞行为；而在没有人“不团结，背后搞小动作”的语境中，这却演变成了诱发猜忌、诱发“不团结，搞小动作”的修辞行为。再如伊斯兰教教义规定“不食不洁之物”，如果不了解什么是伊斯兰教义中的“不洁之物”，就可能使自己的一个礼貌的“请求”被误认为是一种“挑衅”和“侮辱”。

1．有人认为修辞就是对语言的“美化”，有人认为修辞就是对语辞的“调整”。你的意见呢？

2．有人认为语境可以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其中，语言语境就是上下文，其他都是非语言语境，你同意吗？为什么？

3．受话者可以从语境中获得的信息，发话者一般就不必再在话语中提供，这一规则在实际交际时是否还有什么限制呢？

一种修辞行为在交际中应该是以规范的语言为基础的，没有规范的语言，也就难以借助语言信息来正确地传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实现修辞行为的有效性。

一、语言规范及其常见问题

语言的规范指的是在运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语言系统的各种要素的时候，来自语言体系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是保持整个语言系统相对稳定的需要，也是得到语言共同体内绝大多数成员认可的。没有特别的理由都应当遵循，不应随便加以破坏。其中，词语的规范和语法的规范主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其标准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语音的规范和文字的规范是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语言制度的规范，其标准是明确的。

（一）语音的规范

语音规范的首要要求是执行国家语言制度中的语音制度。具体要注意的是：

一是应该说中文的时候不要说外语。在某些正式的中外交流场合，为了贯彻“对等原则”和保持严肃风格，即使能说外语，也应当使用自己的语言。

二是应该说普通话的时候不要说方言。普通话是全民族的共同语，为了保证信息沟通的广泛，不但应当尽可能说普通话，而且应当说尽可能标准的普通话。如：

这是一位南方某地的地方领导向来访者介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时候的一段话。他本来要说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机遇”，结果由于方言问题，听者听成了“一靠警察，二靠妓女”。

当然，在非正式的场合或者出于某些特别的需要，方言也不应该一概予以排斥。在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的时候，首任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在特区政府宣誓时使用普通话，而在特区政府成立庆典上则以广东话发表演说。前者显示了特区政府与祖国的关系，后者则表达了特区政府将“维持香港一贯生活方式”的信息。

三是不要读错字音、写错拼音。

（二）文字的规范

文字规范的首要要求是执行国家的文字制度。具体要注意的是：

一是使用简化字，没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不要使用繁体字。繁体字的使用应该限制在古籍的出版等一些有限的范围。此外，还要避免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

二是使用规范的简体字，不要使用已经被明确废止的《汉字第二次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如“鸡旦（蛋）”、“午（舞）蹈”中的“旦”和“午”等都是不规范的简化字。

三是努力降低错别字。错字就是把笔画写错，别字就是把甲字写成乙字。

社会用字中的错别字可说是屡见不鲜，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我国电视连续剧字幕的错别字，有时仅仅短短的一集电视剧，就可能出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错别字。

四是尽量不用方言字。粤方言中的方言字向粤方言区以外的地区蔓延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如“家具”写成“家俬”。

（三）词语的规范

词语规范意味着要正确地使用词语。而在实际中经常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不明词义而误用。例如“府上”是敬辞，用来称对方的家；有些人却称自己的家为“府上”。

二是生造词语。当前，生造词语最大的源头来自网络语言。网络的诞生给予公众以空前广阔的话语空间，授予公众以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不过，因此，也出现了话语权的滥用，其表现之一就是任意生造词语，对汉语词汇系统的稳定性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如：

三是乱用外来词语。外来词语使用上的混乱与网络语言的混乱一样，也是现代汉语词语规范上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不必要地重译通行的词语。如：

（2）过度起用旧译外来词。如：

（3）用外语字母随意组成半汉语词。如：

更为还有那个憨态可掬的小企鹅QQ仔，也已成为当今卡通家族中不可被忽视的重要一员。（报）

（四）语法的规范

常见的语法问题，有成分残缺、搭配不当、位置失调、错用关联词语等（详见第三节“选词与造句”）。

二、语体及其分类

语言的规范尤其是其中词语的规范和语法的规范离不开语体的制约。不同的语体对语言规范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别。

任何言语交际行为都有一定的参与者、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方式、一定的话题、一定的场合，由此而带来语言材料使用上的一系列特点。这种特点由于人们不断重复而逐渐体制化，凝固成在使用这类言语行为时一种选择语言材料应当尽力遵守的规范。这种体制化的规范性要求就是语体。

语体就是言语交际中由于场合、话题、方式、目的、角色的不同而形成的使用语言材料的体制化的规范性要求。

言语行为的场合，有私人空间（如起居室）、公共空间（如商厦）的不同，有管制度高（如法庭）的与管制度低（如街头）的不同，有固定（如教室）的与非固定（如旅途）的不同。

言语行为的话题，有个人的、公共的、国家的不同，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生活等不同。

言语行为的方式，有口头、书面、电子版面等方面的不同。

言语行为的目的，有阐述、指令、承诺、表达、宣告等不同。

言语行为的角色，有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不同，有代表个人、群体、组织机构的不同；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又有国别相同与否、血缘相近与否、职务相应与否、年龄长幼如何、关系亲疏如何、职业的差别如何等不同。

言语交际离不开一定的语体，受到语体的制约。适应语体，是保证言语行为的有效性的原则之一。

（二）语体的分类

语体是一个纷繁而又相对比较稳定的系统。语体可以分为许多层次，每一个层次又可以分出不同的项目。

对语体分类的角度并非一个，由不同的角度自可以分出不同的面貌。如果以思维基础来说，可分得理性语言（最典型的如“科技语言”）与非理性语言（最典型的如“巫术语言”）的对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日常语言”。依语言因素的凝固化（或者说是体制化、规范化）高低区分，则首先可以把语体区分为“口头语体”、“文艺语体”、“书卷语体”三类。

语体的第一层对立是口语语体、文艺语体、书卷语体。

由语言是否凝固化，或者说词汇、句法、话题是否可以随意变化，距“生活语言”的远近，可以确定口语语体同书卷语体的对立。

口语语体是书卷语体的源头，书卷语体是口语语体的加工。两者的最初的差异是由于信息载体不同造成的，“口语”首先是“说”出来的，借助的是声音符号，而“书卷”首先是“写”下来的，借助的是文字符号。但是，一旦形成了“口语语体”和“书卷语体”，语体的各自特点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口语语体”既可由声音来传达，也可用文字来传达；反过来，“书卷语体”也一样。只不过只有当它们与其脱胎而来的信息载体结合时，才“如鱼得水”，特别自然。

在口语语体和书卷语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语体——文艺语体，如果把语言比作水，那么口语语体是到了沸点的“气态”，书卷语体是到了冰点的“固态”，而文艺语体则是在沸点与冰点之间的“液态”。文体语体就其渊源而言，既有口语语体的遗传因素（如“民歌”等），又有书卷语体的基因（如“史书”等）；就作品而言，常包含着丰富的口语的因素，也包含着大量的书面语的因素。

口语语体是日常口语交流中形成的语体，是日常口头说话规范性要求的综合。其根本特点是“活脱”：话题广泛，语句零碎。日常生活中，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无所不谈，而且话题很容易一下子大幅度跳开，即俗语所谓“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口语语体的规范性表现为：要求极其充分地注意现场语境中时间、地点、环境甚至天气等等信息和其他非语言表达手段（如手势、身段、眼神、表情等等）的表意作用和限制；要求注意语音上的对立（区别意义）和联系（声音上口），注意尽量使用通俗化程度高的词语，少用文言和其他意义不够明确的词语，注意使用短句、结构不完整的句子，少用字数过多的长句和结构层次过于复杂的复句。

如有两个熟人的这么一段对话：

甲　哎，老王，你好！今天我要问你若干问题。问题一是：上次你说你儿子今年要进中学，可是他能进什么中学还不知道，现在应该已经定下来了，他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你能告诉我吗？

乙　我要谢谢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他已经进了民进中学。

甲　原来他进了民进中学，可是因为外语附中质量更好，所以你为什么不让他进外语附中呢？

乙　你不了解现在中学的收费情况，因为外语附中的收费太高，已经超出了我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进外语附中学习，因此，我的孩子也就没有进外语附中，而是进了民进中学。

甲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进外语附中一年到底需要缴多少钱呢？

乙　我的孩子如果要进外语附中，需要缴纳各种费用：学费、杂费、书费、校服费，还有赞助费等等，其中仅仅赞助费一项一次性就要缴纳人民币5万元整。

甲　这样的收费标准的确太高了，这种收费标准不但与我们城市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而且，与我们个人的税后收入水平也不相符。

乙　既然你提到了我们个人的税后收入问题，所以，我也想问你若干问题。问题一，你这次加工资一共加了人民币多少元？

作为随意性的口语谈话，这后面一段对话显然是不得体的，尽管它在语法上并没有毛病，在表意上也没有不适当地增加或减少信息。

口语语体按其“活脱”的程度（同时在交际形式上表现为参加交际者的单纯与否）而分，可有三类：谈话体、讨论体、演讲体。

书卷语体是社会事务性交流中形成的语体，它既是文字写作的历史产物，又是口语语体的历史积淀。其根本特点是“凝固”，语言的规范化要求最高，抽象化程度较高，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则最低。书卷语体的规范性表现为：要求词汇以术语为核心，注意词语的用法前后统一，注意词语没有歧义；要求句法严谨，注意多用长句、整句；要求脱离具体语境也不会发生误解。

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商局长的任免须征求国家工商总局的意见（通知）

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商局长的任免须征得国家工商总局的同意（通知）

①、②两句，只有一两个字的差别，涵义却迥然不同。为了强化市场经济秩序，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各地工商管理部门执法的独立性，国务院决定强化国家工商总局对各省市自治区工商局长的人事任免的制约。最初是规定①，即“各省市自治区任免工商局长”必须“征求”国家工商总局的“意见”，但如果“征求”是“征求”了，却并不采纳其“意见”，那么，国家工商总局的制约作用还是不能有效发挥。于是，在其后的通知中，这条规定被修改为②，即“须征得国家工商总局的同意”。

书卷语体按其“凝固程度”，可分为三类：宣传体、应用体、科学体。

文艺语体是语言艺术创作中形成的语体，它是口语语体与书卷语体的中介，其根本特点是“丰富”：它几乎“实际上运用了所有语体的手段和方法”，但在整体上又不同于其他任何语体。文艺语体的规范性表现为：要求以口语词和通用词为基础，句法多变却比口语语体要凝练；要求整体安排仿佛书卷语体注意逻辑性，对书卷语体的词汇和句式的使用并不排斥，但有一定的限制；要求具有丰富的语言形象与生动的语言节奏；注意运用与开掘标点、文字、词语、句式、语调、造型等等语言上的各种可能性。

我生长在水乡，水使我感到亲切，如果我的性格里有明快的成分，那是水给我的，那澄明透澈的水，浅绿的水。

清早起碇，沐着袭人的凉意，上面是层云飘忽的高空，下面是一江粼粼的清流，天连水，水连天，交接处挡着一道屏风似的山影。——这的确是屏，不像山，动人的是那色彩，浓蓝夹翠紫，深深浅浅像用极细极细的工笔在淡青绢本上点出来的。（柯灵《桐庐行》）

文艺语体按言语特点上与生活语言距离的远近，可分为三类：对白体、散文体、诗歌体。

（1）谈话体、讨论体、演说体

口语语体的两极是谈话体和演说体，其中介则是讨论体。

谈话体是口语语体的基础。口语语体的特点是活脱，这一特点在谈话体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谈话体中又分为非正式的（如一般会话、闲谈）和正式的（如医务人员诊疗时的医务体、营业员与顾客之间的买卖体等）两类。

演说体是口语语体中最为正式化、规范化的一种，已开始向文艺语体和书卷语体过渡。它在语音上保留着口语语体的一般特点，但在言语表达的计划性（话题的确定性、语句的有组织性）等方面已明显接近文艺语体和书卷语体。其中又有即兴演说式与照本宣科式等差别。

讨论体介于谈话体与演说体之间，有一定的中心话题，但言语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很多。

（2）宣传体、应用体、科学体

书卷语体的两极是宣传体和科学体。而应用体在言语的“凝固性”上仿佛科学体的“融解”又仿佛宣传体的“冻结”。

宣传体即宣传鼓动体，是书面语体中“书面性”最弱的一种，它以宣传某种思想观点、传播新近变动的事实为主要目的，在讲究真实性与逻辑性上，距科学体很近，但在讲求鼓动性与感染力上又接近文艺语体。其中又可分为广告、新闻、评论三类。

应用体在通俗性上甚于科学体，而规范化上又强于宣传体。其中可分公文和大众应用文两类。

科学体是最典型的书面体，严谨是其最重要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语义单一（使用单义性强的术语、符号，并构成了一个系统）和语句整一（句式单纯且连贯，多长句、复句），其中又可分为技术体（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性文献）、法律体（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及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文本）、理论体（主要包括社会科学文献）三种。

（3）对白体、散文体、诗歌体

文艺语体的内部划分首先一个问题便是：三分、四分抑或其他？西方和俄罗斯等，传统上是分为三类：抒情类、叙事类和戏剧类。而我们则历来分为四类：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近来又有分为两类的：韵文和散文。我们认为，就言语特点之差异的大小来看，四分法中“散文和小说”之间的差异，是明显地小于它们分别同戏剧与诗歌的差别的；而二分法又略嫌粗疏了一点。第二个问题是：三分，首先是谁和谁的对立？我们认为：戏剧体、散文体、诗歌体的关系就表达目的与功能而言，首先是以叙事为主要目的的散文体同以抒情为主要目的的诗歌体对立；就言语对生活语言的远近而言，首先是对白为主的戏剧同最为讲究形式美的诗歌的对立。但考虑到散文体最典型地体现了作为口语语体同书面语体之中介的文艺语体的特点，因此，将散文体而非对白体看作中介之中的中介似乎更妥当。

对白体的基本要求是口语化和动作化。它具有精炼然而朗朗上口、动听易懂的特点，如老舍先生的那些话剧，确确实实是“嘎崩儿脆的大白话”；它还要求语言有动作性，充分揭示出人物内心富有个性的心理动作的发展变化和由此而引起的形体动作变化以及他人在其作用下心理动作、外部动作和语言动作的变化发展。对白体内部又可分为话剧、影视剧等。

诗歌体的基本特征是韵律化和情感化。无论是抒情诗、自由诗还是歌谣，无论是长诗、套曲还是小令，都蕴涵着强烈的情感，即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尽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但是内心的情感律动是与外在的韵律相结合的，这种外在的韵律通常又是依靠分行、押韵等形式凸现的。

散文体是对白体与诗歌体的中介，如果说作为书卷语体同口语语体之中介的文艺语体的主要特点是丰富，那么这种特点主要并非体现在诗歌体和对白体身上，而是体现在二者的中介——散文体之中。散文体比任何一种语体都能容纳其他各种语体的手段。散文体包括了两大类：文学散文和小说。

语体的分类可以图示：

（三）语体的功能

当我们确切地了解并认可了某种语体的特点，便能自觉地根据其规定性确定自己信息交流中的思维结构。

发送信息（说、写）时需遵循语体的准则。明代赵南星说过这么一个笑话：

一秀才买柴，曰：“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因过来二字明白，担到面前。问曰：“其价几何？”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秀才曰：“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荷担去了。

这买柴秀才便是不顾语体的准则，将书卷语体语言充作了谈话体。

在接受言语信息时，语体的规定性同样不可忽视。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认为：“各种文学体裁不是不同的语言类型，而是不同的期待类型”，“同样的语句，在不同体裁中，可产生不同的意义”。其原因就出自读者的“期待类型”不同。这里虽然只强调了“发送者—信息—接受者”这样一个语言信息活动中接受者一方的作用，但这种观点还是具有启发性的。即语体不仅具有暗示作者（说者）如何选择言语表达方式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以一定的标记，向读者提供信号：“这是A语体，应该用对待A语体的态度去阅读理解。”例如“巴黎大而世界小”（钱钟书《围城》）是一句极其精警的小说语言，假如谁要以阅读地理教材的态度来对待它，那势必以为扦格难通。

1．语言须合乎规范，修辞能不能突破规范？为什么？

2．有人认为，不同的语体遵守语法规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同意吗？为什么？

3．近年来外来词语引进的数量和速度是空前的，有人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学界不必也无法对此进行控制，你的看法呢？

一、词语的选择

（一）词语选择的原则

准确和得体是词语选择的基本原则。

用词准确是保证言语表达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如：

原句：但这种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学者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鲁迅手稿选集》）

改句：但这种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鲁迅手稿选集》）

文中的主旨是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用“原始人”与“文艺家”而非“学者”比较，当然更准确。

“准确”要求最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字字清晰，而是要根据表达的需要，该清晰则清晰，该模糊则模糊；该具体则具体，该概括则概括；该形象则形象，该抽象则抽象；该平实则平实，该独创则独创。

用词得体是保证言语接受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如：

某公盛邀甲乙丙一聚。某甲、某乙如约欣然而至，然某丙久候不见。某公心中郁闷，不由说道：“唉，该来的还不来。”某甲自忖：“莫非我不该来？”于是起身告退。某公焦躁，复又感叹：“不该走的倒走了。”某乙闻言，以为某甲不该走而自己该走，悻然而辞。

说话不得体，违反言语环境的规定，导致别人的误解，正是某公好心未得好报的主要原因。

“得体”要求根据语体的规范用词，根据语言环境的规定用词，根据交际对象的身份和接受心理用词。诗歌应该高度重视词语语音的选择，所谓“诗的不可译性”指的主要就是语音上的难以再现；论文应该高度重视词语理性意义的选择，一种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一个词语的认识的深化过程；而社交场合则应高度重视词语感情色彩的选择，其重要性有时甚至可以超过理性意义的选择。

（二）词语意义的选择

选择词语首先要准确认识词语的涵义。如在社交领域中，“家母”是“我的母亲”，“先父”是“我的已去世的父亲”，“令堂、令尊”是对“你的母亲、父亲”的尊称，而言语交际中却仍可经常见到“你的家母”、“我的令堂”、“包先生的先父”等不恰当说法。再如：

“请示报告”是一个常见的词组，但是，在公文语言中却是不规范的，因为它包括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一是“报告”，简单地向上级汇报；二是“请示”，不但是向上级的汇报，而且还要求上级对报告的内容作出批复。

选择词语还要注意，词语的每一次运用都是一个对词语的外延和内涵的界定过程。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在科技语体、应用语体中，不少词语需要重新经过界定才能有效地实现交际功能。如我国的法律法规的冠名有“×××法”、“×××决议”、“×××决定”、“×××规定”、“×××条例”、“×××方法”、“×××方案”、“×××办法”、“×××通知”、“×××规则”、“×××细则”、“×××意见”、“×××解释”，其中，法律效力不同的文本往往采用相同的冠名，而法律效力相当的文本却又往往采用不同的冠名，这种冠名上的紊乱表现了法制设计过程中对语言设计的不应有的忽视。

有时，词语意义的选择显得很准确，但从言语行为的效果上看，却并不理想。如：

原文：　　听到这里，周总理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我很拥护你。

毛主席也笑了。他用柔和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们拥护你。（徐迟《地质之光》，《人民文学》1977年第10期）

改句：　　听到这里，周总理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我很支持你。毛主席也笑了。他用柔和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们支持你。（徐迟《地质之光》，初中《语文》第四册）

改句把原文的“拥护”改为“支持”，表面上是更符合人物之间“上级对下级”的关系，但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在地质科学的问题上，作为我国地质学泰斗的“地质部长”李四光，比国家的任何领导都更有权威，“拥护”正可以反映对这种学术地位的尊重，而“支持”则简单地将之混同于普通的上下级讨论。

（三）词语色彩的选择

词语的意义除了理性意义以外，还包括各种附加色彩，如语体色彩、感情色彩、时代色彩、地方色彩等等。其中语体色彩既有书面语与口语的不同，又有各种各种具体语域的不同（如宗教语体、军事语体、商务语体、学术语体等等）；而地方色彩可作南北方言的区分，进而可作粤方言与吴方言、闽方言等等的区分，更进而可作香港与广东方言的区分……而同一个词语又可能同时包括几种色彩，如既有文言色彩，又有贬义，还有宗教意味等。如，汉语中关于“死亡”的同义词语有几百个，其中有庄重、幽默、讽刺、委婉种种差别，有指帝王、臣下、领袖、民众种种区别，有年龄、原因、地区、民族种种分别：

词语色彩的选择还要注意：一是词语的色彩比词语的理性意义更容易因为社会发展以及强势文本的影响而变化，二是词语色彩使用上的恰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

原句：许多佩服皇帝的臣子常常跪在皇宫外面谄谀地欢呼（《巴金短篇小说集》）

改句：许多崇拜皇帝的臣子常常跪在皇宫外面谄谀地欢呼（《巴金选集》）

“佩服”较为中性，而修订本中的“崇拜”在50年代后三四十年的语境中则往

往含有一定的贬义。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史上，五六十年代一些作家在重版修订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旧作时，用词上的一大改动就是褒贬词语的调整，一些褒贬色彩不明显的纷纷改成了鲜明的，而这种改动，今天看来，不少并未显出其美学上的必要，而仅仅留下社会心理史的痕迹。

（四）词语声音的选择

词语语音的选择可以注意的是语音节奏的创造和语音形象的创造。

语音节奏指的是语言的音色、音高、音长、音强中任何一个要素在一定时间内的有规律的交替出现的现象。

注意音节的配合可以创造出语音的节奏。汉语的两个音节可以形成一个音步，而四个音节就可以形成一个节奏单元。单音节词语造成的节奏干脆而易显单薄，双音节词语造成的节奏较为平实而又不失明快，三音节词语造成的节奏较为活泼而不够稳定，四音节词语由于既有内部自身的节奏，又有外部组合的节奏，最富于装饰性的延宕富丽，但又易显板滞。因而，文风平实往往多用双音节，而希望节奏富于个性的往往在一串四音节词语后变为奇数音节，在使用三音节词语时成双作对，在运用单音节词语时以复叠加强，如：

笔记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笔精墨妙，挥洒自如，以简御繁，有余不尽，可惜五四后几成绝响。（柯灵《促膝闲话钟书君》）

六月里，后花园更热闹起来了，蝴蝶飞，蜻蜓飞，螳螂跳，蚂蚱跳。大红的外国柿子都红了，茄子青的青，紫的紫，溜明湛亮，又肥又胖，每一棵茄秧上都结着三四个、四五个。（萧红《后花园》）

注意声调的协调可以创造出语音的节奏。古代汉语的声调抑扬依赖的是语音声调平仄的对立和变化，尤其是格律诗，非常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之类的协调。现代汉语也可以追求语音的声调美，但应该注意：一是普通话有普通话的抑扬，不能简单地以“平仄”来衡量，如“京华烟云”以“平仄”分析，全是平声，没有抑扬变化，而以普通话语音来看，则是平声中有“阴阳阴阳”的变化；二是语音抑扬的变化可以适当注意，但不必处处讲究，一切以朗朗上口为宜。

注意韵脚的和谐也可以创造出语音的节奏。“没有韵脚……诗就会分散。韵脚使你回到上一行，回想起上一行，使叙述一个思想的所有诗行共同行动。”（马雅可夫斯基《怎样写诗》）当然，白话文韵脚和谐的依据也应该是当代的活的语言，而不必去考究古人的韵书。

语音形象的创造可以运用象声词等多种方法。如：

二、句子的关联

（一）句子成分之间的关联

句子成分之间的关联既要注意句子的主干搭配，又要注意中心语与修饰语的配合。常见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情况。

（1）句子成分残缺，该有的成分给遗漏了或者不完整。如：

①赵强因为投资失败受到领导的指责，也受到了老婆的责怪，迫使他离开了原单位。

③《边城》是一部作家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极其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湘西的宁静和优美、湘西生活的欢乐与痛苦、湘西人民的希冀和无奈，堪称中国乡土文学的杰作。

例①主语残缺，“迫使”的主语是什么交代不清。例②谓语残缺。除非是要反映艺术心理上的感觉挪移，“香味”不能看见。如果是法庭证词，这里就必须补上“闻到”之类的谓语动词。例③宾语残缺。这是由于定语“一部……无奈”过长而造成“是”后缺了相应的宾语——“小说”。

（2）句子成分的搭配不当也是常见的现象。

①在消费者协会的主持下，这家旅行社道歉了旅客，并赔款了旅客。

②根据老师的要求，我们已经阅读并完成了《红楼梦》的上册和读后感。

动宾式合成词以往多数不能带宾语，虽然近年来对这类合成词带宾语的限制越来越少，但例①的“道歉旅客”与“赔款旅客”依然显得动宾搭配不当。例②把“阅读……上册”与“完成……读后感”两个动宾结构不恰当地捏在了一起。

（二）分句之间的关联

分句之间的关联要注意分句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必要使用关联词，如果要用的话，又该怎么用。如：

①孙灵是一位工程师，而且是一个孝子，他的孩子们也都很有出息。

②虽然万海的家境贫寒，几乎连买书和本子的钱都没有，他从不轻言放弃，没有书就借，没有本子就在地上练，终于考取了中学。

例①是不需要关联词的时候硬加了一个。“工程师”和“孝子”两件事可以并列但却没有递进关系，“而且”这个关联词应该去掉。例②则是使用成对的关联词的时候漏了一个，有“虽然”却忘了“但是”。

③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因为筹委会的同志们都很重视，因此，做得很有条理。

这两例的关联词都不配套。例③“因此”前面不能用“因为”，例④“不管”应该换成“尽管”或者“虽然”。

关联词的使用还应该注意：其一，汉语比较讲究句子关系之间的意合性，在日常口语或文艺语体中，即使存在并列、递进、承接等等关系，也不一定要用关联词。事实上，在言语交际中，某些话语之间究竟是并列的还是递进的，有时说话人并不一定想加以强调，而听话人对此也同样并不一定想搞清楚。其二，在强调事物的逻辑关系的语体，如法律语体中，该用的关联词就不能随便省略。其三，成对使用的关联词如果一定要省略其中一个的话，那么，一般是省略前一个。如：

三、语序的调整

适当调整语序可以突出重点，可以照顾语句的连贯，还可以协调语音、化长句为短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

（一）词语中语素位置的调整

词语中语素位置的调整常见于双音节或四音节的词语。当语序变换以后语义基本没有变化的，调整往往是为了语音上的协调。如：

语序变换以后语义发生变化的，调整往往是为了体现语义上的重点。如：“老马识途”、“小鸟依人”、“大笔如椽”、“老态龙钟”都是指一种状态，如果要指具有这种状态的事物，就须倒换为“识途老马”、“依人小鸟”、“如椽大笔”、“龙钟老态”。

有时，还可以临时性地改变语序的位置，以语义关系上的临时组合表现对事物关联的新鲜认识。如：

“我真糊涂，忘了现在的你不比从前的你了，以后老朋友说话也得分个界限”。……鸿渐道“给你结婚说得那么可怕，真是众叛亲离了。”辛楣笑道：“不是众叛亲离，而是你们要离亲叛众。”（钱钟书《围城》）

“众叛亲离”语义重点在“大家”抛弃“他”，而“离亲叛众”语义重点则是“他”抛弃“大家”。

（二）句子中成分位置的调整

主谓成分倒置以突出谓语。如：

　　 ②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国际歌》）

同位复指成分外提，既可以使句子主干紧凑一些，又可以强化复指的成分，很多时候与表达强烈的情绪有关。如：

施事成分的后置和受事成分的前移在口语中特别容易出现。

偏正成分语序的变易可以是把状语跟被它修饰的动词分离，也可以是把定语跟被它修饰的名词分离。其作用或者是为了改变原先的修饰语在句子中的分量，加以特别强调，或者是为了让语句的节奏变得摇曳多姿。如：

（5）①他只知在千仞深渊之上攀登，他只管在无限风光之间攀登。

　　 ②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②我仍然感到，我只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曹禺《王昭君》）

（三）复句中分句位置的调整

主要是条件复句、因果复句的调整。

　　 ②叶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歌词《叶子》）

（8）①总之，倘是咬人的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

　　 ②总之，倘是咬人的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①句是常规的复句，但改为②句以后，语句强调的重心和分量都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语句的连贯性也得到了加强。

语序的调整应该说明的是：其一，书面语的语序调整与口语的语序调整原因往往并不一样。书面语的交际一般是一个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按部就班的信息发布过程，而口语交际由于语音信号的即时性，则常常表现为心理“焦虑”的释放过程，需要把心中最强烈的东西先说出来，其他可以随后补充。因而，口语中施事与受事的位置就显得特别灵活。其二，语序变化的结果，并不是削弱句子的一个部分而强化另一个部分，而往往是这个语句各个部分在信息流中都因此而得到了强化。如例（8）是个条件复句，语序变换以后，“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移到句末，因为处在通常的句子焦点的位置而得到强化；而“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则因为枝蔓的后退同样得到了强调。

四、句子的歧义

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这是句子修辞一般的要求。但是，词语大多是多义的，语言组合中的句法结构、层次关系、语义关系也有不少是多义的。多义的语言单位用在句子中，如果语言环境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使意义单一化，那就出现歧义了。

（一）歧义的类型

歧义有的主要由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造成，有的主要由多义词造成，还有的由语言组合造成。语言组合的歧义中又分语法组合的歧义和语义组合的歧义。

语音的歧义主要是由词语的同音引起的。如：

我们要建设一个fǎzhì社会。（法制社会：有法律制度的社会／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

“法制”与“法治”的涵义不同，“献身”与“现身”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每组词语各自双方读音完全相同，口语中容易引起歧义。

一些无法直接用语音表达的标点符号在口语中也会造成歧义。如：

我不大喜欢shànghǎi de zǎochen。（上海的早晨／《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是一个地方的早晨；而“《上海的早晨》”则是一本书。

有些句子在口语中是比较明确的，写在书面上则出现了歧义。如：

他开抽屉拿5块钱出来给我。（拿出5块钱来／拿5块钱〔走〕出来）

单纯的词语歧义主要与多义词和同形词有关。如：

3．语法组合的歧义

（1）词类不同或者词和结构同形造成的歧义。如：

这有什么来头？（“来历”，名词／“来的意义”，“头”字结构）

你怎么没有背书？（动宾结构，背诵念过的书／名词，在票据背后的签字或盖章）

（2）结构关系不同的歧义。如：

我们打算试验改良品种。（试验（并）改良品种／试验改良（的）品种）

开会吧，学生家长都到齐了。（学生（的）家长／学生（和）家长）

结构关系的歧义以偏正与动宾的交叉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偏正与联合的交叉、偏正与同位的交叉、偏正与主谓的交叉以及联合与主谓的交叉等。类似的例子如：

（3）层次难以切分引起的歧义。其中，多重偏正结构的层次切分造成的歧义特别常见。如：

开展中国医学研究（中国医学（的）研究／中国（的）医学研究）

警方首先控制了案件知情人张书海的妻子王鱼（张书海的妻子案件知情人王鱼／案件知情人张书海他的妻子王鱼）

4．语义组合的歧义

（1）语义关系含糊引起的歧义。这种含糊常常是施事和受事的关系不清。如：

这个人谁都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施事，“不认识任何人”；也可能是受事，“任何人都不认识他”）

（2）反身代词引起的歧义。反身代词“自己”既可接受近距离的约束，又可接受远距离的约束，而且还可接受主语的照应。当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时，语义关系也可能发生混乱：

老赵认为老钱知道老孙为自己申诉。（老孙为老孙自己申诉／老孙为老钱申诉／老孙为老赵申诉）。

老师告诉小赵要注意自己的读音。（小赵要注意小赵自己的读音／小赵要注意老师的读音）

（3）语气和口气表达不清引起的歧义。如：

我只买了两斤糖果。（我买了东西〔其他人没有买〕／我只买了东西〔没有做其他事情〕／我只买了糖果〔没有买其他东西〕／我只买了两斤糖果〔没有买更多的糖果〕）

除了总经理，他最担心的就是董事长。（总经理和他担心董事长／他担心董事长和总经理）

（二）歧义的消除

1．依靠语音和文字条件消除歧义

语音和文字是不同的代码，利用代码的转换可以消除一些歧义。

口语里由于同音造成的歧义用文字写出来常常可以消除。如“他的病是liángxìng的”，不管写成“良性”还是“凉性”都清楚明白。而“我不大喜欢shànghǎi de zǎochen”，在书面，根据有没有书名号就可以明确指的是一般性的“上海的早晨”还是一本叫作《上海的早晨》的著作。

书面的部分歧义也可以用语音来消除。语音的声韵调和停顿都可能用来消除歧义。“柏林”读为bǒlín指的是德国首都，读为bǎi lín则指的是柏树林。“背着他”中的“背”，读为bēi指的是“把他背在身上”；读为bèi则指的是“瞒着他”。

有的书面歧义可用是否读轻声来消除：如“我想起来了”，其中“起来”读为qǐlǎi，表示的是“起床”；而读为轻声的qilɑi的话，则表示“想到”。

语气或口气的歧义在口语中往往可以用重读的方法消除。如前面所举例句“我只买了两斤糖果”的4种语义：

就可以分别用重读“我”、“买”、“糖果”、“两斤”来分化。

2．利用词语和句式条件消除歧义

改换词语是消除歧义的常用方式。如：

改变句式或调换位置也是消除歧义的常用方式。如：

上面是中国证券分析师常说的一句话，可是，它却存在重大的歧义，其一是指“可适当吸纳房地产股中跌幅过大的”，其二是指“房地产股跌幅过大，可适当吸纳”，要消除歧义就应当适当变换。再如：

3．利用上下文和其他语境条件消除歧义

言语交际中的大多数歧义都是利用上下文和其他语境条件消除的。

（1）上下文是消除歧义最简单的方法。如：

②（大前年结婚，）她是去年生的小孩。（“她”是一位已成年人。无歧义）

③她是去年生的小孩（现在已经会说话了）。（“她”是一位婴儿。无歧义）

（2）交际现场的语境也是消除歧义的基本方法之一。如例句“鸡不吃了”，如果面对一盘烤鸡或面对一窝病鸡，语义立刻就会显豁起来。再如：

这则新闻的标题具有多种歧义的可能。“揭露造假急先锋”整体上可理解为偏正结构“揭露造假／急先锋”，又可理解为动宾结构“揭露／造假急先锋”。而全句可以是“揭露造假急先锋”复指“《财经》和胡舒立”；也可以是“造假急先锋”复指“《财经》和胡舒立”。这样，这个标题就有了3种理解

但文中紧接着介绍：胡舒立，《财经》杂志主编，《财经》杂志在创刊号就提出了谁该为琼民源的造假案负责，2000年揭露了基金黑幕，2001年又连续揭露中科创庄家吕梁、亿安科技操纵者、“第一牛股”银广夏陷阱。则此文标题只能理解为①：“《财经》和胡舒立是揭露造假急先锋”。

（三）歧义的利用

句子的歧义并非就是修辞的缺陷。由于交际目的的不同，在许多场合下，存在一些歧义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有时，反而还可以有意识地去创造一些歧义。修辞学上的双关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对于歧义现象的巧妙利用。再如：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破”，可解释为“突破”，即“超出”；又可解释为“破损”，即“读烂”；还可解释为“一语道破”的“破”，即“领悟”。“破”字的歧义不仅没有妨碍诗的主旨，反而增添了诗的意趣。

“处”是个多义词，一般指的是“空间”，但在诗词中又可解释为“时间”，对这两个例子中的“处”，人们的解释多半是后者，即“时间”。但“明月夜”是时间，而“短松冈”分明则是空间；“凭栏处”的“栏”是空间，而“潇潇雨歇”的“歇”却显然表示了时间。由此而论，这里的“处”既不单是时间，又不单是空间，时空两义仿佛在左右摆动，“诗意”因此而显得更为圆融丰厚。

1．用词的准确性是否意味着词语使用上的唯一性？

2．语句的运用也有节奏问题，你是否思考过如何利用长句与短句、整句与散句的变化调节语流节奏？

3．有人认为现代汉语修辞也要注意语音的平仄变化，你的看法呢？

修辞格又称辞格、修辞方式，是为了提高修辞行为的效果而运用的组织语言材料的策略性方法。

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双关、映衬、拈连、仿拟等修辞格侧重语义变化，是追求语言形象上的创造的策略；对偶、排比、回环、顶真、反复等修辞格侧重语形的呼应变化，是追求语句组织上的创造的策略。

比喻就是打比方，是用某一事物或情境来比况不同类的另一事物或情境。

比喻是扩大话语的意义空间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运用比喻，可以用浅显的、具体的比喻深奥的、抽象的，也可以用抽象的、深奥的比喻具体的、浅显的。被比的事物与作比的事物应该是不同类的，两者可以在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相似点。两者的距离越远，越能获得意外的效果。

比喻的基本类型是明喻，由此又衍化出暗喻、借喻、博喻、撇喻等。

明喻是最典型的比喻。在结构方式上最为完整：本体（被比的事物）、喻体（作比的事物）、比喻词（“像”、“如”、“若”、“似”、“似的”、“好像”、“一样”等）都出现，有时还可以顺势写出两者的相似点；在语义关系上也最为显豁，一般不容易与其他修辞格混淆。如果用A表示本体，用B表示喻体，那么明喻的基本格式是：A像B。有时也有B像A。如：

①那粉坊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萧红《呼兰河传》）

②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钱钟书《围城》）

例①用“像”作比喻词，用“墙头上的红花”比喻“歌声”，“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就是本体“歌声”与喻体“墙头上的红花”的相似点。例②用喻词“好比”，把“出洋”比作“出痧痘”。

暗喻是本体和喻体都出现而比喻词不出现的比喻。常见的有利用判断关系构成“A是B”，利用修饰关系构成“A的B”，利用并列关系构成“A，B”等。

（1）“A是B”型。如：

（2）“A的B”型。如：

①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会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徐志摩《泰戈尔》）

（3）“A，B”型。如：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北岛《结局或开始——给遇罗克烈士》）

②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鲁迅《由聋而哑》）

借喻是本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而借喻体来代替本体的比喻。在形式上与借代有相似的地方。例如把“家庭”比作“女人的领土”，“眼泪”比作“珍珠”和“露”：

①柔嘉到底是个女人，对于自己管辖的领土比他看得重。（钱钟书《围城》）

②说呵，是什么哀怨，什么寒冷摇撼你的心，如林叶颤抖于月光的摩抚，摇坠了你眼里纯洁的珍珠，悲哀的露？（何其芳《圆月夜》）

表面说的是本体与喻体的不相似，但本体与喻体的这种“不相似”之所以需要撇除，正是以对两者相似性表示认同为前提的。其结构方式为：“A不像（不是）B”。如：

①鸿渐的心不是雨衣材料做的，给她的眼泪浸透了。（钱钟书《围城》）

　我不是花，不能点缀你寂寞的生活。（雁翼《诗的自白》）

博喻是用一连串的喻体描绘同一个本体，或者用一连串相关的喻体描绘一连串相关的本体。其结构方式为：“A像B₁，像B₂，像B₃……”或“A₁像B₁，A₂像B₂，A₃像B₃……”如：

①何等动人的篇章！……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雪岭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②在这绝壁的边沿站着一个丈夫，一个不凡的男子，怪石一般的峥嵘，朝旭一般的美丽，劲瀑似的桀傲，松林似的忧郁。（徐志摩《拜伦》）

比拟就是把物拟作人、把人拟作物或者把甲物拟作乙物来表现。比拟的主要作用是改变叙述对象的属性，以抒发感情表示褒贬，并增加话语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比拟易与比喻混淆，一般来说，比喻离不开用另外的事物（喻体，通常由名词或名词性结构担任）引发想像，而比拟作比时那另外的事物是不出现的，只是用与那另外事物相关的词语（通常是动词、形容词、量词等）来引发想像。

比拟又分拟人和拟物。

拟人就是直接把事物当作人来写。例如：

　黎明摇着棕榈叶，摇着蓝色的光。（杨炼《蓝色狂想曲》）

②这辆车年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钱钟书《围城》）

拟物就是直接把人当作物来写或者把甲物当作乙物来写。例如：

②学生被挂在黑板上两个小时，据说还不是最高纪录。（理由《高山与平原》）

④他无法统计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为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借代就是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而“借用”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的人或事物来“代替”。借代的基本作用是强化事物的特征，提高言语行为的经济性。运用借代，必须注意明确性原则，避免误解。

借代和借喻都是借别的事物来代替本体，其区别是：（1）构成的基础不同：借喻的基础是事物的相似性（即喻体跟本体有某方面相似）；构成借代的基础是事物的相关性（比如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具体和概括的关系等等，但不包括“相似”这种关系）；（2）作用不同：借喻着重在“喻”，用喻体来打比方；借代着重在“代”，干脆用借体称代本体；（3）借喻可以改造为明喻或暗喻，借代却不能。

借代常见的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借代，此外，还有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借代等等。

（一）部分与整体之间一类的借代

其中又有部分代整体、特征代本体、具体代概括、名号代本体等等。如：

③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鲁迅《华盖集续编》）

⑤洗了家伙，到自己屋中坐下一气不出，吸了多少根“黄狮子”。（老舍《骆驼祥子》）

例①以部分的“帆”、“棹”代整体“船”。例②以特征“花白胡子”代“长花白胡子的人”。例③以具体的诗句“桃之夭夭”代“诗歌”。例④以绰号“镇关西”代“人称‘镇关西’的郑屠”。例⑤以品牌“黄狮子”代“黄狮子牌香烟”。

（二）原因与结果一类的借代

其中又有作者代作品、产地代产品、结果代本体等等。

例①以作者“鲁迅”代“鲁迅的著作”。例②以产地“绍兴”代“绍兴特产黄酒”。例③以结果“勒勒裤腰带”代原因“挨饿”。

夸张就是故意“言过其实”，对某些事物的特征、作用、程度、数量等方面加以夸大或缩小。

夸张可以突出对象的特征，渲染主观的感受。运用夸张关键是要让人看到其“假定性”，知道是夸张，而不会误以为是事实。

夸张有尽量往“大”里说的，有极力往“小”里说的，还有在时间上尽量提前的等等。

②只要他发点好心，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红楼梦》）

③活儿我不做了！三颗粮食，收不收有什么关系？（赵树理《三里湾》）

④五官平淡得好像一把热手巾擦脸就可以抹而去之的。（钱钟书《围城》）

例①例②是数量的“夸大”。例③是数量的“缩小”。例④是性状的夸张。例⑤是时间上的“超前”。

双关是让一个词句同时关涉到两个方面。它主要是利用词句的多义、语音的相同（或相近）或语境的相似构成的。

双关的话语语言比较含蓄，语义比较丰富。运用双关常常需要利用语言的歧义，但又要注意双关和一般歧义的区别。

双关可分语义双关、语音双关和语境双关。

（一）语义双关

语义双关是利用词句固有的多义或临时的多义（如比喻性使用）构成的双关。例如：

　青巾一顶，收拾起千古状元袍笏，说甚头衔。（吴恭亨《对联话》）

②匪徒们走上了这几十里的大山脊，他没有想到包马蹄的麻袋片全塌烂掉在路上，露出他们的马脚。（曲波《林海雪原》）

例①“目瞑”多义，既可指“死亡”，也可指“死心”。例②“马脚”既是实指“马的脚”，又指其比喻义“破绽”。

（二）语音双关

谐音双关是利用语音上的相同或相似建立的双关。如：

例①“晴”双关“晴天”和“感情”。例②“书”双关“书本”和“输”。例③“太后”双关“太后”和“太厚”。

（三）语境双关

语境双关是利用语境条件，一句话同时关涉到两个对象的双关。平常所说的“指桑骂槐”就是一种语境双关。例如：

①这里宝玉又说：“不必烫了，我只爱喝冷的。”……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来给黛玉送小手炉儿，黛玉因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哪里就冷死我了呢！”（《红楼梦》）

强英白了她们一眼，挖一勺猪食骂一句：“死东西，哼呀哼的，看把你们自在的！”两头猪抢食吃，她用勺子敲黑猪，骂道：“再叫你这张狂嘴称霸道！”又用勺敲白猪，骂道：“再叫你大白脸耍心眼！”

水莲皱皱眉头没吱声。仁芳气鼓鼓地瞪了强英一眼，刚要发作，水莲向她使个眼色，拉她进堂屋。（辛显令《喜临门》）

例①“难为他费心——哪里就冷死我了呢”表面上只是说“黛玉自己不需要关心”，其实又是借着语境的相似，嘲讽宝钗对宝玉的关心多此一举。例②大嫂强英表面上是对着猪骂，实际上是借语境骂给二嫂水莲和妹妹仁芳听。

映衬是把相关（或相对）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通常是两个，有时也可以是两个以上）放在一起说，相互衬托、相互对比。映衬可以突出表达对象与相似事物的区别，从而更显鲜明，也可以使表达对象相得益彰，扩大意义空间。运用映衬要注意不能影响叙述的脉络发展。

衬托，又叫反衬，是主次分明的一种映衬。就是把相关或相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主次分明地放在一起，以次要的烘托主要的，让主要的更鲜明突出。例如：

①历史对人的造就胜于人对历史的创造。（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

②让我们下定决心，成为我们历史的主人，而不是历史的受害者，把握住我们自己的命运，决不屈服于盲目的疑心与情感。（肯尼迪《在缅因州奥伦诺缅因大学的演讲》）

③四百几十顷，了得！一家人，只要有五亩地，省吃俭用，就饿不着。要是有十五亩，就暖暖和和的啦！要是有五十亩，还不天天做梦都笑醒了？有五百亩哩？了不起的财主啊！可是，人家有四千几百亩哩？骑着马都够一跑的！（秦兆阳《大地》）

例①以“人对历史的创造”衬托“历史对人的造就”，突出历史的作用。例②以“历史的受害者”衬托“历史的主人”，强调人不能被动地应对历史。例③以“五亩地”、“五十亩地”、“五百亩地”的力量渲染“四千几百亩”的了不起。

对衬，又叫对比、对照，是把相互对照、相互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作对比的一种映衬。例如：

①老舍的父亲牺牲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老舍本人竟惨死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毒箭之下；老舍的父亲孤单而受尽痛苦地死在一间小粮店里，老舍本人也同样孤单而受尽痛苦地死在一个小湖的岸边；老舍的父亲的墓冢中没有遗骨，只有一双布袜子，老舍本人的骨灰盒中也同样没有骨灰，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支钢笔……（胡絜青《写在〈正红旗下〉前面》）

②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拈连就是甲乙不同的两个事物连着说时，临时把用在甲事物的词语趁势拈来连用到乙事物上。

拈连可以加强上下文的联系，同时还有“移花接木”之趣。如：

②哼！你别看我耳朵聋——可我的心并不“聋”啊！（郭澄清《大刀记》）

③家是倾了，而“年貌长新”的希望适得其反，连自己的健康也倾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愁”与“醒”，“聋”与“心”、“倾”与“健康”原本都是不便搭配的，但由于前一个主谓结构成功的帮助，在紧随着的相同结构中也获得了合法性。

仿拟就是对现成的固定词组、句子、篇章甚至语体临时性地加以仿照。

仿拟如果有被仿对象引导一下，形成直接对比，效果会比较强烈。没有被仿对象直接对比的，就要求被仿的属于耳熟口滑的语句，如流行歌词、套话、常用成语等等；同时还要最好加上引号。仿拟还要注意在不同媒体的“可融解性”，电视广告中的仿拟易于对少儿语言知识习得造成负面的干扰，应当特别谨慎。

仿拟可分两类：一是被仿出现，二是被仿不出现的。

（一）被仿出现的仿拟

　“哈哈哈！”酒店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鲁迅《阿Q正传》）

②李有才作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③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声，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鲁迅《这个与那个》）

（二）被仿不出现的仿拟

③才不在高，有官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这个衙门，唯我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马屁精，谈笑有心腹，往来无小兵。可以搞特权，结帮亲；无批评之刺耳，唯颂扬之谐音。青云能直上，随风显精神。群众云：臭哉斯人！（《陋官铭》）

例①仿拟成语“机不可失”。例②仿拟成语“百闻不如一见”。例③仿拟古典名篇《陋室铭》。

对偶就是把一对结构相同或者相似、字数相等的词组或句子连接一起来表达相关或相对的意思。

汉语传统的对联都要使用对偶，但对偶的使用却并不限于对联。对偶要求意义关联、形式整齐、结构匀称，对联更须平仄和谐。

运用对偶，既要注意上下句结构上的均衡和语音上的协调，也要注意内容上的对称。

对偶又分正对、反对和串对。

正对是由两个意思相关的对称句子或词组构成的对偶。如：

反对是由两个意思彼此对立的对称句子或词组构成的对偶。如：

串对又叫流水对，是由两个内容连贯或者有递进、因果等关系的对称句子或词组构成的对偶。如：

②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郭沫若《科学的春天》）

排比就是用并列的词组或句子在语形上组织得具有某种相似性（如结构相似、字数相等、话题的关键词语相同）。运用排比可以增加语言的节奏感，也可以加强语言的气势。

排比和对偶比较相似，不过对偶一定是两两相对，而排比通常是多项排列；对偶要求两项之间字数相等，排比如果能满足其他要求，字数的要求就可以放弃。如果是对联，那与排比的差别就更多了。

①（梅雨潭）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地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朱自清《温州的踪迹》）

回环就是把两个字词相同而排列次序不同的言语片断紧紧连在一起。回环可以给人以循环往复的意趣，还可以构建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或相互对立的关系。如：

②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曹禺《王昭君》）

③我们发展电话，电话发展我们。（上海电话发展总公司广告词）

④膝前有了四个小女儿，老是缠绕不清，等于背上四个小包袱，更觉得家离不了我，我离不了家。（周瘦鹃《迎春时节在羊城》）

顶真，又叫“联珠”，就是在句子与句子之间，或者段落与段落之间，用前一单位末尾的词语或分句作为后一单位的开头来巧妙连接。顶真可以有效地构建事物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或因果关系；还可以使语句的组织更加紧密和顺畅。

①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丰田”汽车广告词）

②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

③打人就要费力气，费力气就要多吃饭，多吃饭就要费钱，费钱就是破坏他的哲学，老张又何尝爱打人呢？（老舍《老张的哲学》）

④咱们做的事越多，老百姓就来得越多，老百姓来得越多，咱们的力量就越大，咱们的力量越大，往后做的事就越多。（欧阳山《高干大》）

反复就是有意重复使用同一词句。

反复可以突出重点，可以抒发强烈的感情，可以标明叙述的层次，增强条理性和节奏感。运用反复要有节制，避免啰嗦感。反复常常与博喻、排比等修辞格综合运用，尤其是多次反复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呆板，在最后一次反复时常常适当运用错综，以求变化。反复又分连续反复和间隔反复。

（一）连续反复

连续反复就是连续重复使用同一词句。例如：

①盐早追在后面大声说：“如何不吃饭呢？如何不吃饭就走呢？哪有这样的道理？”　（韩少功《马桥词典》）

②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的“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

（二）间隔反复

间隔反复就是有规律地间隔性重复同一词句。例如：

①这半年我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鲁迅《“而已”集》）

②听柳青讲故事，给一个挺凶、分数又抠得紧的老师偷偷取个绰号，有意思！挤在叶芸家揉面粉做烧饼的案板上写作业，有意思！陪淑华上门串户地去送她妈给人家洗净的衣服，有意思！钻到松柏巷的天主堂内偷看那除了帽檐是白的外，一身都黑漆漆的嬷嬷，心都紧张得咚咚跳，有意思！跑远点到抚州门外的绳金塔下仰脸看金光闪闪的塔顶，到孺子亭去捉迷藏，花五分钱坐渡船过抚河去三村看桃花，或进到佑民寺去看那又高又大的神秘的菩萨，就更有意思了！（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1．有人认为修辞格就是修辞学的核心，有人认为修辞格的研究没有意义，你如何看？为什么？

2．一个语句是否只能用一种修辞格？

3．分析修辞格的表达作用，一定要联系意图、上下文、语体等等。你能举例说明吗？

对话是言语交际中最基本的一种行为方式。其中，称呼、提问、回答是需要首先进行分析的几个问题。

称呼对方、他人或自己，是对话中的基本的言语行为之一。在言语交际中，称呼可以表示礼貌，但是从本质上说，它首先却并不是表示礼貌，而是为后续言语行为的恰当性提供依据。

对话中的称呼应该“合乎特定人物的社会地位”，但更应该合乎此时此刻语境中的对话双方的关系。在任何一种对话当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说话人首先要确定的少不了“以什么样的身份说话”和“对什么样的角色说话”的问题，不管是“寒暄”，还是“请求”，或是“宣告”，对话中任何言语行为的恰当性都是以彼此关系定位的恰当性为前提的。

在对话中，每一次的称呼，都是对彼此双方关系的一次界定。不同的称呼只反映了称呼人对于对话双方关系的假定，而这种假定并不一定能获得对方的认同和相对的回应。在老舍话剧《茶馆》开场，就是茶馆老板王利发和落魄相士唐铁嘴的对话：

唐铁嘴　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

王利发　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

同样的祈使句，王利发对唐铁嘴的称呼是尊称“×先生”和没有敬意的“你”连用，正表示出王掌柜的“来者都是客”和“赖账茶客不值得尊重”的复杂态度，而他的后续行动正是要赶唐铁嘴出门。与此相反，唐铁嘴对王利发是尊称“王掌柜”并连用敬辞“您”，表示出完全的谦恭，因为他的后续行动就是死皮白脸要赖下来再讨碗茶喝。

在具体的对话中，并不一定每一次都出现称呼语。但不出现称呼语不等于没有进行角色的定位，不过，这时的角色定位借助的是零形式的称呼。零形式反映的往往不是一种毋需客套、不拘形迹的亲密关系，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俯视关系。

在这里，狗子对二春的蛮横，二春的毫不畏缩，大妈对狗子的畏惧和对二春的拦阻都与称呼语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

在言语交际中，称呼是多变的。称呼的变化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变化；而双方关系的变化，也相应地会带来称呼的变化——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关系的变化只是说话人对彼此关系认识的一种变化，或者只是说话人的交际诉求的一种变化。

尊称就是包含尊重之义的对对方或与对方相关者的称呼。根据适用对象、语境的不同，尊称可以分为两类：泛尊称和特指性尊称。

泛尊称指的是适用范围较广、语境限制很少、交际双方具体角色关系比较模糊的一些称呼语。现代汉语的泛尊称主要有：“先生”、“同志”、“师傅”、“老师”、“女士”、“小姐”、“夫人”。

“先生”，一是指老师和具有老师地位的人士，并不限于男女；二是泛尊称一切具有独立人格的男性。作为泛尊称的“先生”适用范围与该语言社区的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国际化程度越高，“先生”作为泛尊称的有效性就越高。对于乡村老农等而言，“先生”就不是一个恰当的称呼。

“同志”，指称对象不分男女，一是指同一政治党派的成员，二是泛尊称同一政治体制中的人士。因此，作为泛尊称，当对方不能认同你的政治观念时，其“尊称”的有效性就受到了影响。

“师傅”，作为特称，指的是技术上的指导者；作为泛尊称，可指城镇所有体力性工作者，如司机、售货员、小摊贩等。

“老师”，作为特称，指的是学校的教学人员；作为泛尊称，可指城镇所有脑力性工作者，如企业管理人员、银行从业人员、医院医护人员、政府公务员等。

“女士”，女性的泛尊称，但在现代汉语中用作面称时语用限制较多。

“小姐”，女性的泛尊称，在现代汉语中既可指称未婚的女性（包括老年女性），又可指称年龄不老的女性（不管婚否）。小姐称呼的恰当性与女性的人格独立化程度有关，商务与文化机构越多，从事高收入的商务与文化活动的女性数量越大，小姐作为泛尊称的恰当性就越高。否则，小姐泛尊称则不易为人接受。

“夫人”，已婚女性的泛尊称。在现代汉语中，语用限制较多，一是要求其本人或其先生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二是使用场合比较正式，三是大多数情况下应连带姓或名使用，如“赵夫人”，否则易与“妻子”的戏称相混。

现代汉语的特指性尊称指的是交际双方角色关系定位比较具体的尊称。这类尊称在为角色关系定位时有两个坐标，一是亲属坐标，就是把交际对象纳入亲属关系网，并且把这种亲属关系的辈分定得越高、离说话人越近就越显得尊重。二是社会地位坐标，把对象的社会地位定得越高就越显得尊重。（参见曲卫国等《礼貌称呼的语用学解释》）

亲属关系的尊称包括“实际亲属”关系尊称、“中介亲属”关系尊称和“类亲属”关系尊称。

“实际亲属”关系尊称指的是这种关系是实际存在的，如称呼自己父系一等血亲男性长辈为“爸爸”、“爹”、“老爸”、“爷”，二等血亲男性长辈为“爷爷”、“公公”，三等血亲男性长辈为“太公”、“太爷爷”等。

“中介亲属”关系尊称指的是不直接使用彼此的亲属关系来称呼，而是用与彼此有关的第三人与对方的关系来称呼，其形式或表现为提高对方的辈分，或表现为拉近双方的距离。如未婚的女性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爷爷”，这依从的是自己兄弟的孩子的称呼；老人称呼孙女的舅舅可以是“大哥”（从媳妇称），也可以是“舅舅”（从孙女称）。

“类亲属”关系尊称指的是并无亲属关系的交际双方使用亲属称谓或者具有“类似长辈”涵义的称谓。使用亲属称谓的如称呼老年人为“爷爷”、“奶奶”，称呼中年人为“大叔”、“大婶”，称成年男女为“叔叔”、“阿姨”。类亲属尊称常常要加年龄或姓氏标记，以示区别，如“张爷爷”、“李家妈妈”、“老妈妈”、“小哥哥”。使用“类似长辈”称谓的如称呼老年人为“老人家”、“老先生”、“老大爷”、“老大妈”以及“×老”、“×公”。“×老”一般用于知识界中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士，可称呼“姓＋老”、“姓＋名的首字＋老”或“名的首字＋老”，如“陈望道”可称之为“陈老”、“陈望老”或“望老”。“×公”为对具有相当知识素养或社会地位的中年以上人士的尊称，如“林公”、“赵公”。

社会地位的尊称指的是使用社会评价比较高的职业、职务、职称以及学历来称呼对方。职业如老师、编辑、记者、会计、医生、律师等；职务如部长、局长、团长、主任、经理等；职称如教授、工程师、主任（医生）等；学历如博士等。

社会地位的尊称的有效性与社会地位的公共评价密切相关。“大学生”的称呼在高中没有普及的农村可能是尊称，在博士成堆的研究院里则一般不能成为尊称；副校长、副教授、副主任、副经理、副部长等等“副”字在一般交际场合中常常略去以表尊重。但事关国体的国家主席、总理的副职的“副”字则不能省略。

现代汉语中的不少尊称是沿用了文言的习惯。如以“兄”称呼自己的平辈或晚辈，以“××先生著席”、“××先生教席”、“××先生教席左右”等间接称呼对方。文言尊称要注意的一是不宜以连姓带名的形式称呼对方，可以是“名（号）＋尊称”或“姓＋尊称”，如“默存先生”、“钟书先生”、“钱先生”，一般尽量不用“钱钟书先生”作面称。二是有些敬辞并不是对对方的称呼，而是对与对方有关的事物的指称。如“令”、“尊”、“贵”等指的是“您的……”的意思，如“令堂”、“令爱”、“尊君”、“尊夫人”、“尊姓”、“贵亲”、“贵昆仲”、“贵校”等等；而“惠”则是“您给予我的……”意思，如“惠函”、“惠正”。因此，“你的令郎”、“他的贵亲”、“我的令尊”、“后学的惠函”一类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谦称是包含谦恭之义的对自己或与自己相关者的称呼。

在现代汉语的口语中，谦称的使用频率较低，一般多在文言色彩比较浓的书信中与尊称结对使用。

谦称中常用的自称有：

谦称中常用的对与自己相关者的他称有：

家×——指称长于自己者，如：家严、家慈、家兄、家姊、家嫂；

小×——指称自己的后代，如小儿、小女、小孙、小侄、小婿。

二、提问与预设

提问是一种请求对方发布信息以补充自己的信息短缺的行为。

提问是一种权力，是一种类似“排球”比赛规则中的发球权的使用。而这种权力的有效性是离不开受话者的确认的。如：

松二爷　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松二爷”的提问权得不到“二德子”的认同，交际只能失败。

对话中，有了回答并不等于就有了恰当的答案。于是，要真正获得答案，常常就需要追问。如：1972年，美国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而美国支持的越南南方阮文绍政权却在和平问题上变得不大听话了。此时，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法拉奇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脑袋，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

法拉奇　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会更乐意与黎德寿共进晚餐，是吗？

基辛格　喜欢。我发现他是一位对他的事业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有时我们还互相开玩笑。我们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去河内大学教国际关系学，他会来哈佛大学讲授马列主义。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

法拉奇　对了，过去。南越人说你们相处时不像亲密的朋友。

法拉奇　我再说一遍。他们说你们相处时不像亲密的朋友。您想说的正与此相反吗，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　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自己的观点，也毋需强求一致。我们说，我和阮文绍像盟友那样互相对待。（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

对于“选择谁”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法拉奇的追问下，基辛格虽然拒绝回答，却最后还是被刨出了根底。

提问并不一定就是有疑而问。人的言语行为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一个言语行为在直接表示某种意义以外，常常还可能表示某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同样，提问这种言语行为，其中也可以包含各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如断言、承诺、祝愿、警告、否定或肯定等等。如：“窗怎么没开？”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包含不同的间接的言语行为：

同样，提问也不一定采用疑问句。如：

法拉奇　……人们不能要求以色列的犹太人再次在世界各地流浪，最后进入集中营。这是不合理的。

法拉奇　不，我们不愿意任何人流浪在世界上，更不愿意你们流浪在世界上。

“这样说来，你们想要我们在世界各地流浪的话”尽管只是陈述，在修辞上却意味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问，于是，受话者不得不为此立刻作出回答。

任何言语行为都不是孤立的，它实施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前提，提问也总是包含一定的前提的，预设就是其中一种语义逻辑上的前提。例如：

不管是肯定的①句，还是否定的②句，其中都预先设定了另一个命题的存在，即“③法国有一个国王。”③句就是①句和②句的预设。如果预设为假，那么，整个关于“法国国王是不是个秃子”的命题就是假的。

对话中，正确运用预设，是提高提问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法庭询问证人：

（3）那个妇女的白衬衫是不是被撕破了？（波鲁鲍夫《预审中询问的科学基础》）

如果事实是那个妇女穿的不是白颜色的衬衫。那么，只有（1）句是客观公正的询问，（2）句就有了诱导的嫌疑，而（3）句则可以说是非法的。

三、回答与话语控制

回答是应对方的请求而输出信息的行为。回答是一种义务，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保持对话的正常进行，受话者都有履行“回答”的义务。

有效的回答是以正确辨别提问的语用意义为前提的。对提问的回答，有两个准则：

（1）预设优先准则——如果不能认同提问中的预设，那就必须优先对预设作出回答。如：

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一个中国吗？（预设：中国不只一个）

答：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常识，教授先生。我来自中国的大陆。

（2）间接言语行为优先准则——对既有直接言语行为，又包含间接言语行为的提问，回答时应当优先考虑间接言语行为。如：

其直接言语行为是“询问”，其间接言语行为则可能有“追查”、“请求”、“警告”等等不同，受话者对此作出相应的回答，才能保证交际的作出进行：

②我立刻来扫。／又不是我弄的，我不干。（应对“请求”）

③我们以后一定注意。／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应对“警告”）

（二）话语控制

回答又是“抢夺发球权的行为”。回答是一种义务。如果觉得没有义务就可以拒绝回答；如果不想单纯地尽这项义务，可以设法“重新控制发球权”。一个不善于回答的人，是不善于控制的人，一个总是拒绝回答的人，是一个滥用控制权的人。

控制会话可以是消解问题。如：

控制会话也可以是把问题还给对方。如，一位西方记者询问中国一位以写“文革”悲剧而著名的作家：“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民饱受其苦，不过，因此也造就了一批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优秀作品和作家，那么，对你来说，文革是好还是坏？”而这位作家的回答则是：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千百万无辜的各国人民蒙受其苦，不过，因此也造就了一大批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优秀作家和作品，那么，你说，“二战”是好还是坏？

1．有人认为“称呼”体现了礼貌原则，你看呢？

2．“同志”曾经是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泛尊称，现在还能有效承担起泛尊称的功能吗？

3．“预设”不仅存在于提问中，你能说说其他预设吗？

幽默是一个多义词。

狭义的幽默，特指最富审美价值的一种智力的闪电和生活的领悟，也是一种善于自嘲又勇于讽他的人生态度及其表现。一般的幽默，指的是有意味的可笑性。而修辞的幽默，指的就是语言上的诉诸理智的“可笑性”。

语言符号在话语中的组合方式，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常规的，一类是超常规的。语言幽默的创造，源于语言符号超常规的组合方式与认识主体的特殊的心理活动过程的结合。其具体规律可分析为岔断律、倒置律、转移律、干涉律、降格律、升格律。

语言幽默的规律之一是：言语的逻辑发展突然中断、心理期待猛地扑空，随之又滑到一个并非预期然而又非毫不相干的终点，便可以造成一种“恍然大悟”式的“笑”。其形式主要包括：衬跌、起跌、顿跌、歇后等。

“衬跌”是在不断有规律地列举之后，突然转向的一种语句结构方式。它分为“衬”和“跌”前后两部分，在“衬”的部分，是列举相关联的多种事物；当这种由列举而累积起来的印象在读者心理上逐渐加强时，忽然一“跌”，使读者的心理期待一下子滑到了出乎意料之外而终在情理之中的终点。“笑”便由此而生。其结构公式可用“A1、A2、……An，－A（或B）”来表示。其中“A1、A2、……An”为由一组整齐并列的分句列举的诸事物；而末一分句则突然转向了与之相反的事物“－A”或字面相关而内容迥异的事物“B”上去了。如：

①祠堂门前一圈人，正在谈打冤家的事。这似乎是端正形象的好机会。

“鸡头峰嘛，这个，当然啰，可以不炸的。”他显出知书识礼的公允，老腔老板地分析：“炸不掉，躲得开的。不过话说回来，说回来，鸡巴寨（他也学着把鸡尾寨改成鸡巴寨了）明火执仗打上门来，欺人太甚！小事就不要争了，不争——”闭眼拖起长长的尾音，接着恶狠狠地扫了众人一眼，“但我们要争口气！争个不受欺！”

打冤家的正义性，被他用新的方式又豪迈地解说了一遍。众人没怎么在意他那番道理，只觉得那恶狠狠的扫视还是很感人的。他眯着眼睛，看出了这一点，更兴奋了。把衣襟嚓地撕开，抡起一把山锄，朝地上狠狠砸着一个洞，吼着：“报仇！老子的命——就在今天了！”

他勇猛地扎了扎腰带，勇猛地在祠堂冲进冲出，又勇猛地上了一趟茅房，弄得众人都肃然。最后，发现今天没有吹牛角，并没有什么事可干，就回家熬包谷粥去了。（韩少功《爸爸爸》）

②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至郊区一中学任音乐教师……六二年精简人事时该曹又自愿申请去小学任音乐、图画、体育和珠算教员。……六五年又调住y自治州z市任小学教员。六六年被英姿飒爽、屹立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革命小将揪出，任老牌牛鬼蛇神。（王蒙《杂色》）

例①“勇猛地扎了扎腰带”——摩拳擦掌；“勇猛地在祠堂冲进冲出”——跃跃欲试，情不可耐；随之一个“勇猛”——却是“上了一趟茅房”。由列举“勇猛”之举而累积起的心理期待顿时“翻车”倒为谑笑。例②前面三“任”（郊区中学教员……郊区小学教员……市区小学教员）都是在通常意义上的任职，末尾一“任”却“跌”到了一个毫不正常却确实如此的“职务”——“老牌牛鬼蛇神”。言语的可笑凸现了事理的荒唐。

如果说“衬跌”在形式上具有顺次排比层递的特点，那么“起跌”则近似对照。它先提出一种或是瞬间印象的、或是常规的、或是顺乎上文文脉的说法，随即以“不”字否定之，进而揭出一种形式上与前文不同（或相反、或相关）而方向却一致的更为精确、周到、深刻的说法。其结构公式为“A，不，－A”。这样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心理效果，先诱导读者在作者规定的心理轨道上前进，陡然一折，使读者的心理期待扑空，进而却又引导读者兜了一个圈以后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又回到原来的心理轨道上。

①鸿渐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瞧不起先生那样利害。（钱钟书《围城》）

②（鸿渐）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现在万里回乡，祖国的人海里，泡沫也没起一个——不，承那王主任笔下吹嘘，自己也被吹成一个大肥皂泡，未破时五光十色，经不起人的一搠就不知去向。（钱钟书《围城》）

这前一例在“跌”之前，“上司瞧不起下属”原与前两句（古代中国人对蛮夷、近代西洋人对东方）是一致的，都是地位“高”的瞧不起“低”的；而“跌”之后的“学生瞧不起先生”却是地位“低”的瞧不起“高”的。在这里，跌句“下属瞧不起上司”既极为警策地揭示了上司与下属关系中除“上鄙视下”的一面外，还存在着也许更为强烈的“下鄙视上”的一面；同时，又使文脉由地位高的瞧不起低的极其圆融地转成了“学生瞧不起先生”这种位卑瞧不起位高者的心理现象。后一例由“泡沫没起一个——不，也变成一个肥皂泡”，而“终于不知去向”，也别具谐趣。

在鲁迅的杂文中，这类言语现象也时有所见：

③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④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所谓“顿跌”是指在言语交际（主要是口语表达）中，有意把意思连贯的一句话分开来，先说一半，停“顿”一下，暗示语义将向某个方向发展，使听者产生误会，随后再把这后半句说出来，造成恍然大悟的“笑”。其结构公式为“A1……（B）……A2”。“A1”指叙述的前半句话，由于停顿，给人以向“B”发展的假象，随即续上“A2”。

“顿跌”的“顿”可以只是一种语流的临时停顿。如：

他说：“今天我要讲很长的话——”全体与会者一愣，不少人发出叹息。可是他紧接着说：“大家是不欢迎的。”听众活跃，鼓掌。代表：“所以，我只准备讲三分钟。”又是一阵鼓掌。（吕叔湘《“要”字两解》）

这里，“‘今天我要讲很长的话’，作为独立的一句，‘要’字表示说话人的意志；作为复合句的第一分句，‘要’字表示假设，等于‘要是’。发言的人故意说半句就停下来，造成误会，然后说出后半句，解除误会，使听众皆大欢喜，超出一般。”

②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在说“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后故意搁一下，逗起听众许多没来由的猜想，结果续上后半句，却是出奇地简单——“不学”。

“顿跌”如果在“顿”的时候由旁人插上一句话，把听者逼上通向歧路，那么，造成的“期待扑空”也就分外强烈。

“大烟”是毒品，“白面”也是毒品，暮三而朝四，朝三而暮四。一来二去，短短数言，生动地揭示了一个嗜毒如命、病入膏肓者的形象；而其中由王利发“垫”上那么一句，造成了一种类似精美的相声小段的喜剧效果，也更加强了对那自戕自蔽、麻木不仁的唐铁嘴的讽刺。

“歇后”，在形式上分为“引语”与“说明语”两部分。“引语”一出，造成悬念；“说明语”随即翻出，产生突变，心理紧张便从“笑”中得到了宣泄。如：

①凤姐儿笑道：“外头已经四更多了，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曹雪芹《红楼梦》）

②罗秀英急得来手心拍手背，不得不拖着哭腔央求这油盐不进的四季豆男人：“你这么远道跑进城里来，红不说白不说，横竖是脱下裤子

“聋子放炮仗”造成一个悬念；“散了”字面是指耳聋者放炮仗不闻声音只见形体之变——“散了”，而正意却是借来指宴席该散了。“脱下裤子打老虎”这引语由于形象很为奇特，故而所激起的探究性心理反应也更强烈，正意“又不要脸（对应‘脱裤子’）又不要命（对应‘打老虎’）”一出，谐趣顿生。

汉语的歇后语数以万计，然而，幽默色彩的浓淡并不一致。其因主要有：

其一，“引语”部分的形象自身愈具有不协调性，造成的悬念便愈强，“翻”出的“说明语”谐趣也愈浓。“汽锤砸钢件——硬碰硬”明显地不及“张飞卖豆腐——货不硬人硬”可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汽锤砸钢件”本身是件非常一般化的事情，而“张飞卖豆腐”可就别有味道了。同理，基本意义相同的“飞蛾投火——自取灭亡”与“老鼠给猫刮胡子——找死”比较而言，后者谐趣明显地远胜前者。

其二，“引语”与“说明语”的关系愈是尖新，便愈富谐味。“老鼠给猫刮胡子——找死”可笑，但“老鼠给猫刮胡子——拼命地巴结”似乎更为滑稽。“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可乐，但模仿并“改良”后的“资料室搬家——净是输（书）”却味如嚼蜡。“卫生口罩——嘴上一套”尽管用的是常用语词，但揭示的语义关系却是新鲜的，因而又是有趣的。

其三，“俗”的比“文”的更可乐。“土豆下山——滚蛋”、“阴天打伞——多此一举”，谐味平平；而它们的同义结构“屎克郎搬家——滚蛋”、“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却确实很有谐趣。

其四，“引语”愈含蓄，“说明语”给人的“顿悟”性也愈强烈。“神仙放屁——神气”、“瞎子救火——瞎扑打”当然也就不及“土地爷放屁——神气”、“瞎子打老婆——打着一顿是一顿”可乐了。

语言幽默的具体规律之二是：在语流中，先肯定A，随之在与前面相近的语言形式中“装”入新的内容，变成否定A，造成类似“贼被偷”情景的语义逻辑发展方向之颠倒。它所造成的，主要的也是一种“心理期待扑空”式的“笑”。主要包括这么几种具体的形式：倒构、倒序、倒引等。

所谓“倒构”，即倒换结构。指的是对上文中的某个关键语词，在不动字面地改变其内在语法结构关系后，在下文中表现出一种新的、甚至与原词针锋相对的意义。其式为：“AB→（－）AB”。例如：

这里借助话语整体，把上文的偏正结构“孝顺的儿子”倒换其语法结构，成了动宾关系“孝顺着儿子”。语同而义迁，颇为可笑。

如果说“倒构”是字面全不改动，只是暗中倒换其内在的语法关系；那么，“倒序”则是字数和所用字不变，但将上文中的词句，倒换个次序后，在下文中挪作他用。“倒序”之中最为典型者是“倒字”，即将上文中的双音词（词组）中两个字的次序在下文中颠倒一下，借以反映出一种全新的情景关系，其式为“AB→BA”。

好几个拿了介绍信来见的人，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松年自己在欧洲一个小国读过书，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钱钟书《围城》）

这天下午吃的是什么，糊糊涂老婆的说法和满喜的说法就不太一致——照糊糊涂老婆常有理说是“每个人两个黄蒸，汤面管饱”，照满喜的说法是“每个人两个黄蒸，面汤管饱”。字数一样，只是把“汤面”改说成“面汤”。（赵树理《三里湾》）

“讲学”乃学者之事，“学讲”则为学生之业，次序换一换，地位迥异。“汤面”是“有汤的面”，而“面汤”只是“下面的汤”，二者在价值和充饥之功效上亦不可等而同之，它们所表现的慷慨与吝啬的两种态度更是针锋相对的。

“倒序”之中还有一类并非颠倒一下两个字的次序，而是颠倒几个词甚至句子的顺序。如唐朝诗人李涉有一首诗：

宋朝有位诗人一天出游，信步走进一座佛寺，遇到一个和尚，谈了一阵，觉得这个和尚很俗气，就告辞了。那和尚请他题首诗留个纪念，诗人一挥而就。诗曰：

同样四句诗，头一句跟末一句倒了个个儿，意思大不相同。

“倒引”是对引用方法的变异使用。即否定性地引用对方的言语，以其人之语还治其人之身。鲁迅杂文中的“引用”多属这一类。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刀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逃的辩护》）

学生请愿是“为反动派所利用”，被军警镇压是“自行失足落水”云云，都是当时官方的说法，这些字眼躲在官方文告、新闻中还煞有介事，但一经“倒引”，其荒唐可笑便如揭了帽的阿Q，那“亮”、那“光”、那“癞”全都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倒引”的运用，并不限于政论文字，在戏剧、小说中也颇为常见。例如老舍《茶馆》：

吴祥子　逃兵，是吧？有些块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宋恩子　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

“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出之于逃兵老陈之口，说的是凭自己的身手，满可以教训教训敲诈勒索的特务；可紧接着，这句话从特务宋恩子口中吐出，回掷向老陈，同样的字眼，被倒置成了特务凭借武力而发出的反威胁。出乎意料的言语对答颇具俳谐；但这段话语所表现的并不是善战胜恶，而是恶压倒了善，形式的可笑与情境的可悲奇特地融和，形成了“含泪的微笑”。

语言幽默的具体规律之三是：在话语中，语词的言语意义离开、转移了它的语言意义；造成了主体语言经验、审美观念同现实话语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滑稽诙谐之趣。其中有转移基本意义的，如反语、飞白、断词等；有转移附加意义的，如易色、降用等；也有转移语法意义的，如转类等。

字面上说的是A，实际上指的却是它的反面－A。这正如赵朴初《反听曲》所描写的：

“反语”，在结构上一是“A＝不A”，即字面上的话，只要加上“不”字便为其真意所在。例如：

二是“A＝－A”，即字面为A，正意却为其反义词语，仅仅在字面前加“不”并说不通。如：

“哈，”李宝成忽然成了爱说话的老头，他笑着答道：“可不是，咱福都享够了，这回该分给咱二亩地，叫咱也去受受苦吧。咱这个老光棍，还清闲自在了几十年，要是再分给一个老婆，叫咱也受受女人的罪才更好呢。哈……”（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福都享够了”意为“罪都熬够了”，“受受女人的罪”亦即“享享女人的福”。

三是“A＝所谓A”，即对字面上的话，也是否定的，但既不能简单地以加“不”字来理解，又不能单纯地换上其反义词来解释，而需要加上“所谓”，细心体味才能领会其真意，其因在于这里是用被嘲弄者的观点说话。例如：

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这里的“伟绩”和“武功”为罪行和血债之义，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不伟大的业绩”“渺小的行为”和“无功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不幸”更不可简单地解释成“不是不幸，而是荣幸”。其原因就在于鲁迅先生选用的这几个词语都是仿拟“中国军人”和“八国联军”的立场态度而言的，借以既讽刺了那“屠戮妇婴的中国军人”和“惩创学生的八国联军”，更抨击了屠杀刘和珍等三位女大学生的刽子手。

一般认为，所谓“飞白”，即“明知其错故意仿效”，即记录或援用他人的语言错误去讽刺或取笑。其实，“记录或援用他人”的语言错误只是“飞白”的一个方面，除此而外，也有作者（说者）自己有意识地写错（说错）一些话以求文字滑稽之美的。就使用的语言因素而言，“飞白”又可分为语音飞白、文字飞白、词语飞白、语法飞白和逻辑飞白。

语音飞白利用的是各种不准确的语音如口吃、咬舌、方音。这在口语交际活动中较为常见。如：

宝玉黛玉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曹雪芹《红楼梦》）

“我看啦，唵，”停了一会，结果是蒋自己说出了，“这个很是严重的。这个是，哎，这个是，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我们应该，这个是，把英、法鼓动起来，要他们出来这个是干涉。要是他们不动的话，哎！这个是，这个是，他们的利益就要受侵害的……唵？唔？这个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啦！这个是，哎，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是这样宣传啦。唔！唵？”（郭沫若《洪波曲》）

前面一个例子中的“爱”是“二”音咬舌的结果。后面一个例子则是记录、模仿或故意使用过多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口头语：短短不到150字的一段话，蒋介石竟说出了3个“哎”，两个“唔”，3个“唵”，10个“这个是”，冗音烦语，一旁听来，的确可笑。

文字飞白利用的是文字使用上的错误。其中或字音字形都错，或仅仅字形用错，前者由口中读出即成语音飞白，后者则一般见于书面交际活动中。例如：

一九五三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音乐方面颇有资产阶级才能。所作的歌曲在该院举办的音乐会上上演，日益走上无标题的牙（疑是邪之误）路。（王蒙《杂色》）

鲜长道：“本鲜长什么事都可以饼公办里。你们的苦处，本鲜是知道的。……上次你们请怨……这总是依你们的请球的了。”（张天翼《蜜蜂》）

前一例中的“牙”和后一例中的“鲜”（县）、“怨”（愿）是字形字音都错了的；而后一例的“饼”（秉）、“里”（理）、“球”（求）则纯然是一种文字上的飞白。

词语飞白利用的是用词上的错误。例如：

地主刘石甫在太原混了几天，学了一套官“腔”：“我们的中央军‘进行’到我们的‘原籍’来了……我们的国民党又都‘秩序’了……大家要‘严重’的听！”（赵树理《灵泉洞》）

在赵树理的笔下，“进发”、“家乡”、“恢复统治”和“严肃”，分别被飞白成“进行”、“原籍”、“秩序”和“严重”，极其有力地暴露了土财主的食“官”不化、无知可笑。

语法飞白则利用的是语法关系上的错误：

老包把眼镜放到那张条桌的抽屉里，嘴里小心地试探着说：“你已经留过两次留级，怎么又……”（张天翼《包氏父子》）

“断词”（有人称之为“断词取义”，有人称之为“断取”）指的是这样一种修辞格；形式上用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固定词组（或比较稳固的短句）；表义上却是有意识地把这个词或词组切“断”，只抓住其中一部分颜色、动感、字形等特征明显而有较强刺激力的字眼，不及其余，变格使用，以求得幽默新鲜之功效。例如：

卯卯知道自己长得“帅”，走在街上，他从不放过从橱窗里欣赏自己的机会。一般说来，头发是“波涛滚滚”的，裤线是“罗马11点”，皮鞋是“蓝光闪过之后”。卯卯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有些青年一样，熟知父辈所不屑一顾的实用美术知识。（张抗抗《飞走了，鸽子……》）

“波涛滚滚”、“罗马11点”、“蓝光闪过之后”是三部电影的名字，用在这里，分别描写“头发是波浪型的”、“裤线笔直笔直”、“皮鞋闪着蓝光”的情况，新鲜而生动。把影片名中的信息联系割断，只取那些刺激性最强的一部分，舍弃整个专名的特定涵义，也舍弃了其中“涛”、“罗马”、“点”、“过以后”等等能量欠强的信息。三个片名的断法又各有不同：“波浪滚滚”是把整个片名切为四个孤立的符号，采用各个字符的形象联想意义，而不是整体上的意义；“罗马11点”则舍弃了“罗马”和“点”，即使对“11”也仅仅采用其字形特征给人的联想；“蓝光闪过之后”则只取“蓝光闪”，其余则基本“作废”——如果说在表义上还不无用处的话，那么，“……过之后”似乎起了一个补足“闪”的作用，给人以“蓝光闪闪”之感。

下面一个例子借用了一句珠算口诀“一退六二五”（旧制1斤等于十六两，以一除以十六得0．0625），而舍弃了“一”、“六二五”的基本意义，仅取“退”字；随后又以“退”取代与之近音的“推”。这样“一退六二五”除了其中一个“退”字用来表“推”义外，整个一句口诀仅仅起了一种暗示性的附加色彩作用——“干净、干脆”（这种“干净、干脆”形象色彩的形成又源于珠算口诀的毋庸置疑、打算盘时的干脆利落和“一”、“六二五”这几个数字字形的简单明了的综合暗示）。因而，“一推六二五”在这里就成了“推得一干二净”的代用语：

周杨氏还是有气无力地说：“大姐那边，我一天没说上十万八千回？阿泉也跟文雄说得差点儿没翻了脸！陈家的老的、小的，只是一退六二五，说他们做买卖的素来不结交官府……”（欧阳山《三家巷》）

“易色”即变易词语的附加意义即“色彩”，如感情色彩（倪宝元《修辞》）、时代色彩、语体色彩等等。

其一，褒词贬用，贬词褒用。如：

（李梅亭教授等赶往三闾大学赴任时，途遇一年轻寡妇及其男仆，便“搭讪”了起来）到了南城，那寡妇主仆两人和他们五人住在一个旅馆里。依李梅亭的意思，孙小姐与寡妇同室，阿福单睡一间。孙小姐的口气里决不肯和那寡妇作伴，李梅亭却再三示意，余钱无多，旅馆费可省则省。寡妇也没请李梅亭批准，就主仆俩开了一个房间。大家看了奇怪，李梅亭尤其义愤填胸，背后咕了好一阵：“男女有别，尊卑有分。”（钱钟书《围城》）

假道学李梅亭“想吊膀子揩油”不着，反见那“意中人”寡妇与男仆在胡搞，禁不住妒火中烧。一个“义愤填胸”，词汇意义上的褒赞被移作了修辞意义上的贬斥，“李教授”那满脸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之态也暴露无遗。这是以褒词代贬词。也有以贬词作褒用：

“……也不知是谁把我存下的破袜子都给补了。”小侯举起几双补好的破袜子说，“今天大部分人都在这儿，是谁干的，自己坦白吧！”（张天民《院士》）

“坦白”之理性意义为“如实说出”，其感情色彩却是贬义的，指交代错误甚至罪行。贬词褒用，谐趣自出。

其二，变易语词的时代色彩。这可以是以当代的语词去写古代的事物，如：

由此传说，我想到，当年在战乱中，我们那位不善于从政的李白老人，从庐山上下来，稀里糊涂“站错了队”，被唐肃宗流放夜郎，他途经三峡时，仍以诗人的豪迈情趣，去“登巫山最高峰”。（玛拉沁夫《神女峰遐想》）

以当代的政治术语去写古代的政治生活，不但有趣，而且对“文革”中一碰就“站错了队”也不无讽刺。此外，还有以古代语词挪作描写当代生活的，这比之于以纯粹的今人言语去写古代生活较难产生谐趣。因为，纯粹现代的概念、语词不可能出现在古代；而历史有继承性，古代的东西、古人的语言仍有很大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因此，以古语写今事便较易自然地为人们所接受。而越是“自然”，也就越不容易产生谐趣。

其三，变用语词的语体色彩。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以公文、商业等语体色彩浓厚的语词描写人的情感，非但诙谐，且常常因此揭露了人的情感的异化而颇为警心醒目：

汪太太说：“我们正在怪你（指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引者注），为什么办学校挑这个鬼地方，人都闷得死的。”

“闷死了我可不偿命哪！偿旁人的命，我勉强可以。汪太太的命，宝贵得很，我偿不起。汪先生，是不是？”上司如此幽默，大家奉公尽职，敬笑两声或一声不等。（钱钟书《围城》）

有不少语词，其基本义素相同，但在分量上却有轻重、大小之别。利用这一因素“降级使用”词语，也是转移语义而求诙谐的一个法子。例如：

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钱钟书《围城》）

“瞻仰”本来只适用于庄重严肃的伟大事物，这里降而用之，巧妙地表现了鸿渐对未婚妻“敬而远之”的隔膜心情。又如：

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钱钟书《围城》）

“转类”即转移词类、词性。“转类”而富有谐味者多见于名词用如动词，如下面的“国”：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去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友邦惊诧”论》）

语言幽默的具体规律之四是：言语的组合违拗了语言体系对语言组合的规定性，一个语词两种意义的冲突或者两个语词之间的矛盾，造成语言审美经验同现实言语之间的干涉，并进一步在新的层次、新的语言信息解码原则上统一了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饶有意味的谐趣。其中，一个言语单位的意义表里矛盾的，有双关、闪避等；前后两个言语单位的意义互相矛盾的，有精警、杂混、精细等。

“闪避”是以非常宽泛抽象、模糊不清的回答来否定对方的问题（吴士文《修辞讲话》）。如陕北老汉回答国民党军队的“毛泽东在哪里”的拷问时，昂然回答：“毛主席在陕北”；雷锋在为大嫂做了好事，大嫂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时，俏皮地回答“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都是这样。形式上“说了等于没说”，从中却蕴涵了风趣调笑或奚落调侃的意味：

在一次社交晚会上，一个附庸风雅的贵夫人问一位著名作家：“请您告诉我，怎样开始写作最好？”“啊，夫人，”作家恳切地答道“通常是由左往右写。”（外国幽默）

这种修辞现象，相声中很是常见，如传统相声《相面》中，那位自命不凡的算命先生“未卜先知”：“……你哥准是男的对不对？……你哥哥准比你岁数大，对不对？……不过怎么大也超不过你父亲的岁数。”“能掐会算”，“算”出的是自欺欺人的“真言”。再如相声《婚姻与迷信》中，当一个说到“婚姻自由自主，自己搞对象，任何人不能干涉”时，另一个便加上一句：“搞对象一定要本人出席，派代表不行”，尽管这一句在结构上和信息量上全属冗余，但却颇能引起欢快的笑声。

“精警”就是将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或者判断巧妙地连在一起，以表达复杂的思想。它看似扦格难通，其实却别有意味。“精警”可以存在于主谓结构内部，如：

然而，“冲突”更为直接而强烈，因而谐趣也更浓的是偏正结构内部“偏”与“正”的矛盾和并列结构内部“甲”与“乙”的冲突。例如：

近年时事颠倒，竟有全非而以为是者，口撰数语以嘲之：京官穷的如此之阔，外官贪的如此之廉，鸦片断的如此之多，私铸禁的如此之广，武官败的如此之胜，大吏私的如此之公。（程世爵《笑林广记》）

“穷”与“阔”、“贪”与“廉”、“断”与“多”、“禁”与“广”、“败”与“胜”、“私”与“公”本来都是绝然相反的，可是，清人程世爵以后者修饰前者，巧妙地揭示了那些“京官”、“外官”……之辈，“舌锋犀利，造语亦苛”。这是偏正结构内的矛盾而造成的“精警”，下例则为并列结构内的矛盾而形成的“精警”：

舒婷是一位朦胧诗人，可是在这里“心也许很小很小／世界却很大很大……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大”却风趣而又精警揭示了“小”与“大”的辩证关系，朦胧而又清晰地表现了诗人对心灵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深思。

“杂混”，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不和谐地并列，由于违反语词组合的形式逻辑而显得不伦不类。这一现象是滑稽的，假如以此来揭示笔下所描写的人物的糊涂、无知，或者以此调侃他人言行之不妥，则不仅形式是滑稽的，而且内容也是有意味而具幽默之趣的。例如：

甲　我研究的不是一门儿，是全门儿。我一个人研究的包括他们所有的各门，我这叫综合科学。

甲　这么说吧，我所研究的是包罗万象。自从混沌初分，河马献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阴阳金木水火土……

乙　现在是原子时代，人类都飞上天空去了，到宇宙空间去了。人家研究原子、核子、电子、离子……

这是以“我”将“原子”、“电子”与“饺子”、“包子”杂混而自供“我”之无知可笑。而以下则都是以不和谐并列来调侃讽刺他人：

①苏小姐那面电话挂上，鸿渐才想起他在礼貌上该取消今天的晚饭，改期请客的。要不要跟苏小姐再通个电话，托她告诉唐小姐晚饭改期？可是心里实在不愿意。正考虑着，效成带跳带跑，尖了嗓子一路上来道：“亲爱的蜜斯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你爱吃什么东西？’‘我爱吃大饼、油条、五香豆、鼻涕干、臭咸鲞’——”鸿渐大喝一声拖住，截断了他代开的食单，吓得他讨饶。（钱钟书《围城》）

出幅盖指金陵所饶有者；对幅以忠诚喜杀，绝代公者，犹今俗语作绝代事云尔。（吴恭亨《对联话》）

在“大饼”、“油条”、“五香豆”、“臭咸鲞”中混入一个“鼻涕干”既是效成对方鸿渐的嘲弄，也是作家对整个生活状态的讽刺。“驴子”、“臭虫”、“候补道”，风马牛不相及，“候补道台大人”与“臭虫先生”、“驴子老爷”齐驾并辔，其“威势”亦可见一斑。

“杂混”还常常用于文章标题——尤其是杂文标题，往往用似乎不相关事物的并列，引人注目；正文再从容剖析“不相干事物”的“相干”处，发人深省。鲁迅先生对此特别擅长，如《战士与苍蝇》、《文学与出汗》、《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

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使用到数据时，有时必须极为精确，如在科学论文中交代药物的用量等；有时又必须含混一点，如诗歌中交代时间往往是“一天”、“星星缀满了天幕”……而不用“××年×月×日×时×分×秒”。假如在应该用模糊的数据以表示大略的数量时，故意地用非常精细的数字来表达（吴士文《修辞讲话》），那么，这就将产生喜剧效果。例如：

游山并不能使国王觉得有趣；加上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更使他扫兴而还。那夜他很生气，说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的舒展。（鲁迅《铸剑》）

撒娇、坐在膝上扭并不是什么体操运动，无须精确计算多少回，倘若无意追求滑稽效果，是完全可以写作“扭了半天”或“扭了好多回”，“精细”地描写出“扭了七十多回”则极为生动地凸现了国王及其妃子的可笑。像这样通常用概数的时候却用了精细的数据是滑稽的，而如以下数例那样，在约数后加上一个精细的尾数便更可笑。

旅游者来到一座历史博物馆参观，讲解员指着一件出土文物说：“据专家们考证，它已有四十万零八年的历史了”。旅游者很惊奇，赶忙请教，“那你是如何把年代测定得如此准确的呢？”讲解员应声而答：“先生，这很简单。我来到此地工作已经八年，当我刚来时，他们告诉我这件文物已有四十万年的历史了。”（外国幽默故事）

考古学家考证出某文物已有“四十万年”历史，那是一个约数，其误差是以万计的，而讲解员根据听说这个说法已有八年而加上去成“四十万零八年”，当然是很可笑的。

“精细”可以与夸张相融合。通常我们看到数量上的夸张，是以“假定它是真”的态度接受下来，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杜甫）……壮美而非滑稽；可是，假如这夸张与精细结合，极言的概数后缀以一具体细小的数字，如“白发三千零二丈”、“黛色参天二千零一尺五寸”，“假定它是真”与“它确实是真”便发生了冲突，出现了“它是假定的真，却偏要成为确实的真”的喜剧情景。再如：

在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日这十二天中，为龚鼎的事找丁一说情的：一百九十九点五人次（前女演员没有点名，但有此意，以零点五计算之）。来电话说项人次：三十三。来信说项人次：二十七。确实是爱护丁一、怕他捅娄子而来的：五十三，占百分之二十七。受龚鼎委托而来的：二十，占百分之十。直接受李书记委托而来的：一，占百分之零点五。受李书记委托的人的委托而来的，或间接受委托而来的：六十三，占百分之三十二。受丁一的老婆委托来劝“死老汉”的：八，占百分之四。未受任何人的委托，也与丁一素无来往甚至不大相识，但听说了此事，自动为李书记效劳而来的：四十六，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他百分之四属于情况不明者。（王蒙《说客盈门》）

文中为了开除一个连续四个月不请假不上班又拒不接受教育的合同工，竟有二三百人前来充当“说客”求情，这无疑是夸张的，而这一夸张的人数竟以极为精确的数字道出，其可笑性和对这可笑现象的调侃之意无疑是加浓了许多。“精细”的喜剧性既然产生于“概数”与“精确数”的矛盾冲突之中，那么，使用这种方式时，反差越大，冲突越强，谐味也越浓。

语言幽默的具体规律之五是：利用言语形式，混淆崇高和鄙俗、庄严和油滑、精神和身体、人和生物的区别，使崇高者鄙俗化、庄严者油滑化……人为地降低所要表述的事物（或人）的精神层次，废除其尊严，从而达到宣泄自我内心被压抑的情绪的作用。

前面所举“杂混”等都不无“降格”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比较明显地因“降格”而生幽默可笑之感的修辞手段则主要是比喻、比拟、借代、绰号、夸张等。

比喻的幽默主要在于：

其一，用比喻强化事物（本体）自身的明显缺陷，放大它的不和谐。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上了霜。（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其二，故意地用低贱的、卑俗的喻体描绘本来尊贵的、崇高的事物，使崇高的本体因喻体的作用而鄙俗化。

爱情好比小偷，春天就是窝主。不记得是哪位文豪说的，真有意思……（小楂《最初的流星》）

其三，用技术的、专业的术语描写情感生活（“易色”）。

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亚剌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任何数目后加个零号便进了一位，所以这零号也跟着那数目而意义重大了。（钱钟书《猫》）

其四，利用一连串的比喻，把本体与喻体的部分相似转化成全部相等。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也应该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钱钟书《围城》）

并非所有的比拟都是幽默的，但在言语交际中把人拟成鄙琐的物，或者将鄙劣的物煞有介事地拟成人或其他高大的形象，那么，就很可能有趣可乐。例如，“一打”在静态中是个计物的数量词，指十二个，可是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却被移作指称“总长”大人：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

“总长”的显赫官仪之下，顿时使人觉得掩藏的不过是一堆无生命的物件。一个“打”字，生动地揭出了一幕滑稽的场景。用数量词将人拟成物、以物拟成人或此物拟成彼物以造成喜剧效果，这是常见的，但更常见的是用动词和形容词。

会客室里没有一个人是我面熟的，我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等人认领。（王安忆《命运交响曲》）

他气极了，跑过去照牛后腿就是一拳。那牛挨了一拳，对他瞪了瞪眼，心里有点糊涂：一不是挡路，二没有偷吃，是叫自己走吧，绳子它是拴在木桩子上的。于是那牛抱着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自己挤了挤眼睛，就算了。（欧阳山《黑女儿和他的牛》）

前例“认领”一词，使“我”仿佛变成谁丢失的物件，当时的情景是尴尬的，而语言的诙谐则强化了这一场面的滑稽性。后一例中，生动地以拟人手法描写了牛被挨打后的反应，但运用同一修辞手法，后半段写“那牛抱着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由于使我们不仅联想到人类活动的一般特征，而且还看到了生活中的某一类“和事佬”的生活态度（这一态度平时我们往往由于与之距离太近而不便、不能嘲笑；而一旦突然“发现”牛也有如此心境，便可借此而调笑一番了），因此，明显地要比前半段风趣别致得多。

借代往往能起到将尊贵的形象“装”进鄙琐的外壳之中的作用，这时，它便可造成一种滑稽与可笑，尤其是将活生生的人的形象硬“装”入僵硬的物的外壳之中，更是如此。如：

卖茶蛋的胖女人不再打哈欠，好像一下子睡醒了似的。吸引她的，是小伙子身上的羊皮西装，真派！少说也得一百五十块钱一件儿！她不觉在心里愤愤叹口气。

“您坐这儿。”“羊皮西装”眼疾手快，“啪”地将手里的西装包杵到一只空凳子上。（蒋韵《老人星》）

同样是借代，把穿羊皮西装的人直接说成“羊皮西装”是可乐的，但用“红领巾”借代戴红领巾的少年则一般并不具有浓厚的谐趣，其因也就在于前者的形象在静态中就是一般化的，纯然是物的，而后者的形象在静态中却通常积淀了一种崇高的象征意义，因而产生的更多的是壮美和优美，而非谐味。

给人起绰号多半需要运用比喻、借代、双关等修辞手法，因而，它造成幽默效果的机理也与比喻等相同，当由此而凸现表达对象的粗鄙陋误，将对象“降”到俗物蠢货的地位时，便也能帮助我们宣泄出奚落调侃的情绪。“农村圣手”赵树理小说的诙谐风格，在相当程度上正来自于此。如在《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的父亲刘修德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得了“二孔明”、“二诸葛”的外号；一年春天大旱，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大家抢着种地，他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算，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是端午，他历年在端午这天不做什么，等到初六倒是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勉强种上了，结果苗还没出了一半，于是，落下个笑柄，被人称为“不宜栽种”。而小芹的母亲于福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因此而被人称为“三仙姑”；又由于一次她正跳大神，装模作样哼得带劲，偷眼见女儿小芹只顾看自己而忘了把饭捞出来，趁求神的金旺他爹出去小便，赶紧偷空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结果得了一个“米烂了”的雅号。二孔明和三仙姑都竭力反对二黑与小芹的婚事，三仙姑贪财礼要小芹嫁给吴先生作填房，装神弄鬼地在家里唱什么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二诸葛在区上听到区长支持二黑自由恋爱，急得连声请区长“恩典恩典”，说是“命相不对”。当二黑与小芹终于结合后：

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在这些称呼当中，作为绰号的“二诸葛”和“三仙姑”，显然比本名“刘修德”和“于福老婆”要诙谐一些；而同样是绰号，与某一件荒唐的事儿连在一起，明白地显示出人物的自作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境遇的“不宜栽种”、“命相不对”和“米烂了”、“前世姻缘”则又比习俗化、行当化了的“二诸葛”和“三仙姑”要滑稽得多。

巧妙地运用绰号，正如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说：“在这里，你再也用不着加上什么去，说你身上怎么样，嘴唇怎么样，只一笔，就勾勒了你，从头顶一直到脚跟。”

夸张，即故意言过其实。就整体而言，它的风格效果主要是壮美，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等夸张名句，意境开阔而雄浑，风格壮丽而崇高，都与幽默距离甚远。夸张而致谐美者，除了数量夸张与精细手法融合，造成“假定的真偏想成为确实的真”的喜剧情景以外，还有：

一是时间上超前夸张，如：

老残拉他坐下，倒了一杯给他。他欢喜的支着牙，连说不敢，其实酒杯子早已送到嘴边去了。（刘鹗《老残游记》）

嘴里连说“不敢”，酒杯却“早”已送到嘴边，这是以时间的超前来突现人物言与行的矛盾；而后一例则是拟《红楼梦》“丹唇未启笑先闻”而造成的时间上的夸张。

二是以夸张暴露人事、生活的缺陷，使得这种原先并不引人注目的缺陷变得非常明显、非常的不合适。如拖拉、性急都是一种缺陷，而这些缺陷的严重程度与可笑程度通常是成正比的：

每个人都有他办事的效率。四个乌龟在一起打扑克，突然发现啤酒喝光了。大家凑了一些钱，请最年轻的乌龟去买啤酒。两天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

三是缩小性夸张。极力把对象往小里说，使其形象变得非常渺小。如：

袁天成说：“不行！满喜你也请回去歇歇吧！活儿我不做了！三颗粮食，收不收有什么关系？”（赵树理《三里湾》）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元］无名氏《醉太平·讥贪小利者》）

语言幽默的具体规律之六是由言语的机智挥洒，表现出“自我”的优越性，宣泄出受压抑的情感，实现对“自我”的心理肯定；而这种肯定，即便在欣赏他人的言语活动时也能因“自居心理”的作用而获得。

具体形式又有两类：

一为言语活动的技巧化。这类修辞方式为数甚多，如顶真、贯口、绕口令、小辙儿等等。情感色彩的变化与语流节奏的快慢很有关联，一支抒情的小曲，节奏放得很慢，便极易产生凝滞哀婉的效果，而即便是一首哀乐，如果节奏改得很快，反倒很可能表现出一种欢快的情调。顶真、贯口、绕口令、小辙儿的共同特点便是在加快语流的速度中强化言语的技巧性，快速的语流本身已经呈现出欢乐的基调，而技巧的强化则更使人们获得了美的享受和愉悦。

一为言语形象的新颖化。诸如曲解、仿拟以及比喻、夸张等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只要能创造出新鲜别致的言语形象，一般都可能获得风趣活泼的情致。

贯口本来是相声术语，指的是在口语表述时，“口快如刀，如水之流”，滔滔不绝，一气呵成，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这里，关键是快速和流畅，二者缺一，谐趣顿失。如：

公是大，婆是大，伯伯姆姆且坐下。两个老的休得骂，且听媳妇来禀话：你儿媳妇也不村，你儿媳妇也不诈。从小生来性刚直，话儿说了心无挂。公婆不必苦憎姺，十分不然休了罢。也不愁，也不怕，搭搭凤子回去罢。也不招，也不嫁，不搭脂粉不妆画。上下穿件缟素衣，侍奉双亲过了吧。记得几个古贤人，张良、蒯文通说话，陆贾、萧何快掉文，子建、杨修也不亚，苏秦、张仪说六国，晏婴、管仲说五霸，六计陈平、李佐本，十二甘罗并子夏，这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住罢！（［明］洪楩编刊《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

快速不停顿地说出极长的一段话来是有趣的，如果快速说出的这段话与同类名词的排比连接结合，节奏强化，调笑味儿也就更浓。如侯宝林改编的相声《菜单子》中的一段贯口，一口气报出了二百七十三个菜名，不仅给人以流利如珠，目不暇接之感，而且还给人以知识的享受，特别富于情趣。

在一个语段中，大量运用同音或近音的字，以使语句绕口难说，一不小心就说岔了，这是绕口令，是一种常见的颇为有趣的文字游戏。如：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说错了，固然可笑；极其流利、快速无误地朗诵出，更是别具意趣，令人击节。

曲艺中称语言声韵的韵为辙。明清以来，北方艺人从北京音系中归纳出十三个大致相近的韵部，称为“十三道大辙”，此外又把卷舌韵母er和十三辙的儿化韵归纳为“小辙儿”。小辙儿的运用与一般的押韵并不相同，后者用字讲究变化，意义也讲究变化，押韵所起到的作用是潜在的，是与作品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语音形式上的特异是服务于并消融于作品内容的，所以不容易为人注意，也不容易产生谐趣；小辙儿则不然，它的文字形式都是“儿”，句韵一片er、ar声，本身一般并无实在意义，与内容关系不大，装饰性相当突出，故而较易产生风趣调皮之感，一般庄诗媚词，都不运用小辙儿，而在曲艺中却时常作为调笑增谐的手段。如：

这段曲词，如果去掉所有的小辙儿“儿”，对于全段词句的理性意义并无影响，但俏皮劲儿却将大受损伤。同样，一首庄重的诗词，倘若故意地加上小辙儿，那么风格色彩也会立即发生变化，显得不伦不类。

“曲解”是借助谐音、多义等条件，下定义式地对词语作借题发挥的解释，创造一种尖新的语义关系。如：

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口袋得服从了！“妇者，服也”……只见她毫不置辩，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她确乎是“服也”了。（朱自清《航船中的文明》）

为接续上祖宗的香火，喜凤母女不计较钱财，甚至也不大计较他同赵巧英的瓜葛。年轻时光，谁个又没有过一番风流？乱（恋）爱乱爱！男人女人，卷到一个被筒子里，也乱了，也爱了！年盛的后生们，还不是拽上谁家炕头，是谁家的汉！（郑义《老井》）

1．有人认为幽默是一种“技式”，有人认为是一种风格，有人认为只是一种能力，还有人认为是一种生活态度，说说你对幽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