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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园要素的角度对中西园林艺术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所见报道甚少。在文化界，没有意识的植物更未受到比较史学家们的重视。然而，由于植物是目前国内外提倡的造园的主要要素，因此，本章将作详细比较。

翻开世界造园史，不难发现：园林的起源与人类对植物的利用、栽培联系十分紧密。随着历史的推演，造园的要素不断丰富和发展。园林的规模有大有小，材料有多有少，但都离不开树木花草。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私家园林，虽然植物比重不大，但它仍然是构成园林景象必不可少的要素。连北京的颐和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等皇家宫苑，主体建筑也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自然山水和植物。欧洲造园，不论是花园或林园，顾名思义更是以植物为主要手段。可以说，植物与园林不可分割，离开了树木花草也就不成其为园林艺术了。

早在殷、周时期，就有关于观赏植物的记载了。在我国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诗经》中，305篇里，提到的花花草草，就竟然多达132种（重复者不计）^〔153〕。根据《诗经》等文字记载，至晚在西周时，观赏植物已有栗、梅、竹、柳、杨、榆、栎、桐、梧桐、桑、槐、枫、桂、槠、梓、桧、懋、女贞、茶花、芍药、兰、蕙、菊、荷等种类。人们不仅取其外貌形象之美姿，而且还注意到其象征性的寓意，《论语》中就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图3.1）。《论语》又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社即社木，也就是神木，以松（图3.2）、柏、栗分别为代表三个朝代的神木，则更赋予这三种观赏树木以浓郁的宗教色彩和不同寻常的神圣寓意^〔154〕。

历代帝王大多喜欢栽种植物。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亦敕令不焚种树之书^〔155〕。《西京杂记》卷一提到武帝初修上林苑时，群臣从远方进贡的“名果异树”就有3000余种之多。上林苑无异于一座特大型的植物园。

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成书于永安元年，公元304年）着重介绍南方花卉，记述南方珍异植物的性状。全书共3卷。上卷记草类29种、竹类6种，全书共记载植物约80种。南北朝时期的药物学家陶弘景（452或456—536年）所编《神农本草经集注》已知按植物的形态分为草、木、果、菜、米食5类。这一分类方法在我国药草及植物书籍中沿用了1000多年。

唐武后时宰相王方庆撰有《园庭草木疏》，共21卷。唐朝李德裕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记述了他在东都洛阳城外三十里的平泉庄中各种花木的名色和来历^〔156〕：

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稽山之海棠、榧、桧，剡溪之红桂、厚朴，海峤之香柽、木兰，天目之青神、凤集，钟山之月桂、青飕、杨梅，曲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栾荆、杜鹃，茆山之山桃、侧柏、南烛，宜春之柳柏、红豆、山樱，蓝田之栗、梨、龙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苹洲之重台莲，芙蓉湖之白莲。茅山东溪之芳荪。复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园所有，今并不载。岂若潘赋《闲居》、称郁棣之藻丽，陶归衡宇，喜松菊之犹存？爰列嘉名，书之于石。

己未岁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会稽之百叶木芙蓉、百叶蔷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郍卫，台岭、八公之怪石，巫山、严湍、琅邪台之水石，布于清渠之侧；仙人迹、马迹、鹿迹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是岁又得钟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红桂，嵇山之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东阳之牡桂、紫石楠，九华山药树：天蓼、青枥、黄心栳子、朱杉、龙骨。庚申岁复得宜春之笔树、楠稚子、金荆、红笔、蜜蒙、勾栗木。其草药又得山姜、碧百合。

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的《木篇》、《草篇》和《支植》共记载了木本和草本植物200余种，大部分均为观赏植物，梧桐、桑、椒、棕、榕、檀、槐、漆、枫、桂、槠等。在一些文献中还提到许多具体的栽培技术，如嫁接法、灌浇法、催花法等。另外，唐代无论宫廷和民间都盛行赏花、品花的风习。

宋朝邵博在《邵氏闻见录·李氏仁丰园》中记载道：

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百余种耳，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它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而又远方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故洛中园囿，花木有至千种者。“甘露园”东“李氏园”，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无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缨”、“观德”、“超然”四亭。

可见，此时园林中的花木种类繁多，“花木有至千种者”。而且，观赏植物栽培的园艺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培育出许多珍稀品种如牡丹（图3.3图3.4）、琼花等，也能够引种驯化、移栽异地花木。

宋朝还出现了我国植物园的雏形——“采药圃”。在《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中，有“园林部”，一共7卷（17～23卷），记述北宋至清代的名园很多。司马光（1019—1086年）在一篇《独乐园记》（载十九卷七九O册十二页）中比较具体地记述了该园中的“采药圃”。原文有：“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棋局，径一丈，屈其杪交桐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中可看出两点：其一，这里种了三种药，即草药、蔓药、木药，显然是按形态分为草本、藤本和木本三大类；其二，“辨其名物而揭之”是辨别出这些草药的形态（物）和名称，并表示（揭之）或标示出来。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已经是一个小型药用植物园的雏形了。从文章中知道该园建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当时司马光52岁，距今已是900多年。

宋代洪适（1117—1184）的《盘洲记》还按花色记载了花木种类：

禁苑、洛京、安、蕲、歙之花，广陵之芍药，白有：海桐、玉茗、素馨、文官、末利、山樊、聚仙、安榴、衮绣之球。红有：佛桑、杜鹃、赪桐、丹桂、木槿、山茶、看棠、月季。葩重者：石榴、木蕖。色浅者：海仙、郁李。黄有：木犀、棣棠、蔷薇、踯躅、儿莺、迎春、蜀葵、秋菊。紫有：含笑、玫瑰、木兰、风薇、瑞香为之魁。两两相比，芬馥鼎来。卉则：丽春、剪金、山丹、水仙、银灯、玉簪、红蕉、幽兰，落地之锦，麝香之萱。既赤且白：石竹、鸡冠。涌地幕天：荼 pagenumber_ebook=160,pagenumber_book=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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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

表明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也注重花木的色彩配置。

太平天国年间由政府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从卷九五三到卷九七六共登录了果、树、草、花近300种，卷九九四到卷一○○○共登录了花卉110种。

南宋陈景沂著《全芳备祖》，两集，58卷。前集写花。全书共收录植物近300种，花卉约130种。花厝分“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三部分，记花的产地、品种、典故、诗词等。此书被公认为最早的以植物为对象的类书。

明王象晋编《群芳谱》，30卷。其中《花谱》4卷。卷首“花月令”，记述正月至十二月花的荣谢。“花信”记述二十四候花信。“花异名”记述花之别称。“花神”、“插花”、“卫花”、“雅称”、“瓶插”、“奇偶”、“花忌”、“縻花”、“花毒”记述花的特性。所录花类皆记述花名、特性、种植、取用、典故、诗文，考证详尽明了。

清陈淏子辑《秘传花境》，又名《花境》，6卷。是我国农史界最常用的观赏园艺古籍之一。内容包括卷一“花历新栽”：天文、节气、分栽、移植、扦插、接换、压条、下种、收种、浇洪灌、培壅、整顿。卷二“课花十八法”：课花大略、辨花性情法、种植位置法、接换神奇法、分栽有时法、扦插易生法、移栽转垛法、过贴巧合法、下种及期法、收种贮子法、浇灌得宜法、培壅可否法、治诸虫蠹法、枯树活树法、养花推花法、种盆取景法、养花插瓶法、整顿删科法、花香耐冬法，附录花闻日课、花居款设、花园自供。卷三“花木类考”记述了下列花木：

松、柏、梓、牡丹（附牡丹释名131种）、梅（附梅花释名21种）、山茶（附山茶释名19种）、瑞香、结香、迎春花、樱桃、玉兰、杏花、丁香、辛夷、杜鹃等。卷四“藤蔓类考”：竹、灵芝、凌霄花、真珠兰、茉莉、万年藤、紫藤、葡萄、枸杞、天蓼、棣棠花、蔷薇、木香花、野蔷薇、十姊妹、缫丝花、玫瑰、月季等。卷五“花草类考”：芍药（附芍药释名88种）、瓯兰、惠兰、建兰（附兰花释名35品）、箬兰、泽兰、水仙花、长春花、红豆蔻、荷包牡丹、罂粟、笑靥花、虞美人、蔓青、青鸾花、指甲花、蝴蝶花、紫罗兰、山丹、书带草、翦春罗、洛阳花、石竹花、白鲜花、王母珠、醒头香、蜀葵、锦葵、向日葵、萱花、夜合花、凤仙花、雨久花、荷花、烟花、绵花等。

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内府刻本，100卷。以明王象晋《群芳谱》为底本增补而成，其中卷二十二至五十三为花谱，计187种：

梅花、杏花、桃花、李花、梨花、棠梨花、棠棣花、樱桃花、石榴花、荷花、牡丹、海棠、玉蕊、琼花、山矾、木兰、辛夷、玉兰、雪球、楝花、紫荆、栀子、杜鹃、木槿、扶桑、合欢、木芙蓉、岩桂、山茶、蜡梅、瑞香、迎春、金雀、荼 pagenumber_ebook=161,pagenumber_book=144

、蔷薇、玫瑰、剌縻、月季、木香、棣棠、茉莉、素馨、含笑、指甲花、凌霄、兰蕙、芍药、金灯、金盏、翦春罗、石竹、罂粟、丽春、虞美人、萱花、蜀葵、锦葵、天葵、百合花、山丹、凤仙、金钱、滴滴金、玉簪、秋葵、曼陀罗、蓼花、菊花、鸡冠、水仙、万年花、金莲、茈碧、九花树、万连、金登花、红绶花、优钵昙、迎辇花、金步摇、灵寿花、都胜花、无忧花、瘴川花、那伽花、提罗迦、拘尼陁、洁白象树花、簇蝶花、俱郍卫、木莲、石莲、洛如、太平瑞圣花、七宝花、鹅毛玉凤花、弹花、石蝉花、锦带花、青囊花、旱金花、上元红、泡花、枸那花、水西花、象蹄花、白鹤花、望仙花、金茎花、白菱花、百日红、闽山丹、金钵盂、缫丝花、笑靥花、紫罗兰、紫花儿、红麦花、米筛花、蕾蓓花、闷头花、蝎子花、龙女花、和山花、优昙花、金梅、青鸾花、金缕梅、然蜡、春桂、黄山旌节花、璎珞花、紫云花、贡桃、海罽花、蕊珠花、玉玲花、琐琐花、仙都花、四照花、覆杯花、查葡花、紫铎花、傲云花、山钗花、绛颖花、蜡瓣花、叠雪花、囊环花、美人菊、醉春花、鹅群花、海琼花、宝纲花、紫霞杯、黄花、马蹄兰、地椹花、鸾枝、长乐花、优钵罗花、戎王子、冬瑰花、海红、燕蓊花、玉烛花、杳香花、万蝶花、真珠花、雁爪花、音提花、御带花、玉手炉花、小黄蕖花、兰漆花、满堂春、御仙花、寿春花、散水花、孩儿花、练春红、长十八、波罗花、叠罗花、蓝雀花、翟蛾眉。

清吴其睿所著《植物名实图考》（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分两部分：一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分为谷、蔬、山草、石草、隰草、蔓草、芳草、水草、毒草、果、木类，收罗植物838种，大部分为花卉。内容主要为辑集经史子集中有关植物文献而成，搜罗丰富，包括《洛阳牡丹记》等专著多种。一为《植物名实图考》58卷，收集植物1714种，分12类，除长编中的11类外，又增加了群芳一类。书中所载植物，大半是经作者观察和访问所得。附图精确，择要记载了植物的形色、性味、产地、用途等，对于植物的药用价值以及同物异名或异名同物考订甚详，为研究我国植物的重要资料。

应当说，《秘传花境》、《广群芳谱》和《植物名实图考》等明清的有关植物的典籍所记载的植物比较接近我国明清时期园林中的植物种类。但由于这些典籍并非当时的植物学研究专著，而是从《洛阳牡丹记》等历代经史子集中辑集而成，因此，并不一定能确切反映明清园林植物的真实面貌。比如，《广群芳谱》中的“指甲花”和“凤仙花”应是同一种植物，为同物异名。尽管如此，明清园林中的植物种类包含其中应是无疑的。

从上述古籍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代园林中的草花种类还是很多的。在中国园林中，草花如菊、兰是堪称植物文化的代表种，吟咏与赞赏之词数不胜数。但由于草花极为费工，私人园林要使周年有花，则势必要有专人管理，还需花房等相应设备，特别到晚清，园主经济已大多衰落，不易雇佣花匠等。所以事实上，园林配置上极少栽植花卉，草花品种从国外引进的也多，这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就极低微，传诵的文字也就稀少。基于这些原因，古典园林中除室内外陈设外，极少采用花坛、花境，草花用量也相应很少。即使在园林中使用，也是宿根花卉或是自播性很强的种类，如凤仙花、紫茉莉等。但当时园林中苔藓类植物却如同现代园林中的草坪植物那样普遍，尤以历史较久、空间较小、人的活动不频繁的园林局部生长最多。苔藓类植物象征了清幽，顺应了隐逸文化的需要，所以备受士人的喜爱。

根据徐德嘉先生的调查，苏州古典园林中栽培的植物有：木本植物62科190种，草本植物5科16种，水生植物2科4种；合计69科，210种^〔157〕。在这些植物中，有些种类是从国外引种或现代才开发的新资源。与古代园林中的植物种类相似性极低。可见，在遗存的古典园林中，植物种类已面目全非。

当然，这些从国外引进的种类中，有些种类是在现代以前引入中国园林中的，已驯化成适生种类，在古代园林中普遍应用，如茉莉、素馨、石榴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园主对异国情调的追求。

关于西方古典园林中的植物种类，笔者未能在国内找到相关资料，遂致信（E-mail）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请教。但得到的答复是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名录。只是告知，著名植物学家布雷茨克内德（E.Bretschneider）于1898年写过一本《欧洲在中国的植物学发现史》^〔158〕可资参考。无奈，只能凭现有资料来追溯西方古典园林的植物种类了。

西方古典园林中的植物种类与《圣经》中的植物种类关系密切。在《圣经》中出现的植物种类在西方古典园林中时常出现。时至今日，还有不少城市公园专门辟有“《圣经》中的植物专类园”（图3.5）。

在很早的时代，人们便对《圣经》的植物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如果翻阅一下《圣经》中所提到的动、植物，我们立即就会发现它们主要是那些原产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种类。关于《圣经》中的植物的研究工作，若不首先引证创造植物世界和伊甸园的美丽传说就无从真正开始^〔160〕。《旧约》的《创世纪》记述的伊甸园是：“耶和华神使地上生长各种树木，用以使人悦目，树上结出果实可供人作食物，园中还有生命之树（图3.6）和分别善恶的树。”由于这一点，《圣经》中关于树木的记载要比花卉多。在《圣经》中，记载的树木种类如：雪松（指黎巴嫩雪松）、榉树（古名Keyak）、枣椰、棕榈、金合欢、悬铃木。悬铃木、雪松等种类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就成为园林中的重要材料；稍早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悬铃木就被提蒙^〔161〕种在雅典的市场（agora）上。在《圣经》中，“种植”最多的是能结实的果树。如葡萄、无花果、苹果、石榴、油橄榄、甜橙、佛手柑、杏、扁桃、胡桃等。从喜植果树这一点，可推测当时的庭园似为富有异国情趣的果园。由于芳香庭园能给人以最大的愉悦，也最易引发人们的想象力，因此，在所罗门时代，古代东方的庭园爱好者则重视芳香美，庭园多栽种芳香植物。在《圣经》中，也有多处记述了散发芳香的花卉灌木，如凤仙花、亚香茅（Nard grass）、哪哒、番红花、菖蒲、桂枝、各种乳香木、没药、百合花、肉桂、胶黄芪等。

后来西方的园林中，庭园植物有的就是从旧约时代沿用下来的。果树有石榴、核桃、葡萄、杏、扁桃、无花果、油橄榄、枣椰、阿月浑子、栗树、李、苹果、梨、樱桃、橘等；蔬菜有甜瓜、西瓜、黄瓜等；花卉有郁金香（番红花）、罂粟等；观赏树木有悬铃木、箭杆杨、柳树、茉莉、西洋丁香、连翘、贴梗海棠、合欢、夹竹桃、香桃木、柽柳、黎巴嫩雪松、柏树等。

植物如蔷薇（Rosa canina和R.centifolia）自古代起即已栽培——但大多数芳香植物和草本植物（如鸢尾、薰衣草和罗勒）栽培的目的是生产香料、药草或花环供出售。在古希腊，受欢迎的植物种类是小果类和干果类果树、月桂树、爱神木、常春藤、玫瑰、百合、紫罗兰、鸢尾、藏红花、风信子、水仙、石竹、雏菊、茉乔栾那属植物、迷迭香、鼠尾草、百里香、薄荷、罗勒属植物和芥末，它们也都被罗马人采用。大加图（Cato，Marcus Porcius；公元前234—前149年）的《农书》（De agricultura）和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描述用“周围压条法”（layering by circumposition）繁殖悬铃木、油橄榄、果树、月桂、爱神木和芍药。

庭园植物自古以来多用蔷薇、百合和香堇3种，在罗马则还用其他花卉，如水仙属、银莲花、唐菖蒲、鸢尾属、罂粟、苋菜、银苞菊、马鞭草、蔓形长春花和番红花等等。罗勒（Ocimum basilicum）、牛膝草（甜牛至菜）和瑞香草等，是因其有芳香而种植的。爵床属植物因叶美而受欢迎。培植地锦，是用以覆盖墙面、装饰树木与柱廊厅。园内还栽有乔灌木，特别对遭受过雷击的乔灌木，更视为神物。和希腊一样，在寺庙近旁都种植着被认为神圣的树木。柏树与紫杉虽还未被崇拜，但到处都有种植。

植物是中世纪庭园的主要材料。正如克里斯普所说：“评价中世纪庭园的外貌，最好的方法是调查当时实际栽培的植物名录。”然而，中世纪的植物种类相当有限。中世纪休闲花园中栽培的植物没有详细的名录留存，但在1275年，位于伦墩塔的爱德华一世的花园种植了500株柳树，600株葡萄和100株樱桃树，以及3株榅桲、3株桃树、1夸脱（1夸脱等于1.1365升）百合鳞茎、芍药根茎和几百株红色和白色玫瑰。在1278年，大量的鼠尾草植株折合4先令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劳动力2周或2周以上的劳动报酬。1398年，在巴黎的皇家圣博尔宫（Hotel-de-Saint-Pol）的夏·奥·普莱特花园（Jardin du Champ-au-Platre）内种植了375株观赏藤本、75株葡萄、115株梨树、112株苹果、1000株樱桃、150株李树和8株甜杨梅。有300丛白色和红色玫瑰、300塘百合和300塘鸢尾。这座花园已有格子凉亭、一座迷园、隧道式棚架、许多种类的芳香植物如迷迭香、薰衣草、墙花（wallflowers）^〔162〕、牛至和鼠尾草。树和植物可在交易市场购得，表明贸易已很发达。

从各种文献中，可以知道当时的栽培植物。其最古的实际目录，见于查理曼大帝于812年发布的《教士会法令》，它是关于适宜在宫廷庭园内种植的植物指南，虽称不上是最完备的目录，但几乎已搜集了当时宫廷庭园内栽植的主要植物，其中列举了74种蔬菜和药草、16种果树，而花卉则仅有百合和蔷薇。

中世纪欧洲在南、北园林之间形成的特殊的民族特性主要与使用的植物的主要种类有关。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那不勒斯（Naples），可以有橙树和柠檬、爱神木的大量应用，以及15世纪中期以后成为新时尚的重瓣的鳞茎石竹属植物自土耳其大量引进。柏树在整个意大利和南部法国非常繁盛，但几乎不可能在英国、中欧幸存几个冬季。石榴，虽然勉强耐寒，但不能在北方很好开花，根本不能结果。另一方面葡萄在任何地方均可以作为装饰性藤本栽培，且可生产大量的葡萄果实，即使在伦敦。在法国，某些南方植物被向北引种：先是薰衣草，后来是迷迭香，后者最终于1340年随菲利琶（Philippa）王后到达英格兰。墙花及其祖先，到11世纪时已在摩尔人的西班牙培育出几种颜色，也在某一时候到了英格兰，但人们到14世纪时才了解它，可能直接来自西班牙，与蜀葵（有西班牙玫瑰或冬日玫瑰之称）一起随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Eleanor of Castile）王后于1255年嫁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后。我们从埃莉诺王后于1280年向国外购买最好的苹果接穗就可知她是一位痴迷的园丁，她从西班牙的阿拉贡地区（Aragon）请到了国王的两名园丁。

德国和中欧的花园植物区系有所不同。从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植物便可知道，椴树在早期的突出地位值得注意，还有遍布的冷杉林，在不列颠很少知道，虽然英国把杂交欧洲椴的双亲作为原产，但它似乎是后来才迁移到这里的。美洲石蚕（Teucriumchamaedrys）和秋水仙在德国的普及也是相当突出的。到14世纪，美洲石蚕已经横渡英吉利海峡，成为一种很受欢迎的镶边植物，但是无文字记载；秋水仙也是乡土植物，而几乎无人知道它是一种花园植物。风铃草（Campanula medium），在这里被接受以前，在德国花园中就很有名，毫无疑问，大量的高山植物区系，包括报春花，也是如此。早期出版的最好的《植物标本集》（herbals）是德国的，正是伟大的德国在中世纪末对英国植物学和园艺学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据说意大利在早期，庭园植物的种类特别丰富，外表很像植物园。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也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过去对植物学的兴趣逐渐淡薄，转而注重有效地利用植物的个性美。最显著的表现，是经常使用柏树和伞松。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树冠具有特异的形状；二是因为两者在当地生长普遍。柏树相似于日本的杉树，它迅速向上生长，有垂直的美，是行道树及其他作为列植树的绝好材料。伞松正像它的名称那样，具有圆锥形的树冠，适合作为背景树。这是意大利庭园中最具特色的树种。意大利属亚热带气候和土质，要求园内有常绿树的绿荫，故以月桂、冬青、紫杉、橡树和棕榈等为主，有的作丛栽，有的则以单株种在园内各处。落叶树种多用悬铃木和杨树。此外，还用直接栽种或盆栽的柑橘、油橄榄及柠檬等来作为装饰。也有单一种植的柑橘园、油橄榄园及柠檬园，作为庭园的一部分。修剪树木，则选用欧洲黄杨、冬青、月桂和紫杉等，常作为花坛及园路的围边绿篱。对于栽植在花坛中的花卉，似乎不大重视，如各种报春花、石竹、洋石竹以及芍药等，种类要比树木少得多。

阿尔伯蒂也简单地说到一些造园要素。石榴、山茱萸、玫瑰、桂、柏、杜松、桃金娘、黄杨、橡树、李树以及葡萄之类的攀缘植物，等等。最“不可缺少的是缠满常春藤的笔柏”。他认为，石榴和山茱萸做的绿篱特别美，而攀缘植物，则可以像古代人那样，把它们架在用大理石的科林斯式柱子搭成的棚架上，形成绿廊。

在文艺复兴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观赏植物开始大量引入西方，18—19世纪达到高潮。英国邱园引种植物有5000种以上，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仅兰花一项就收集4000多种，阿诺德树木园引种乔、灌木7000多种。植物志也成为16、17世纪最受欢迎的出版物^〔163〕。

英国最早的庭园学者内克姆（Alexander Neckam）在《自然界的重演》（De Naturis Rerum）中也列举了庭园植物。花卉除百合、蔷薇外，也只有木立琉璃草（天芥菜）、香堇、芍药和水仙等等。14世纪时，野生花卉已广为人工栽培，其品种在加狄纳（Jon Gardener）的《园艺技术》（The Feate of Gardening）一书中有97种，然而，作为芳香花卉的是蔷薇、百合、香堇、丁子香、石竹和长春花等。一般都认为中世纪初期，花卉只是为实用而栽培的，但马克鲁斯（Albertus Magnus）的《论园圃》（De Vegetabilibus）一书中则说，修道院庭园内有花卉，不仅是为了实用目的，也是“为了享受美观和芳香”。当时花卉最常用于祭坛及神龛的装饰。人们头上也时兴戴上花环和花冠，还有不论男女，身上也有戴花环的。制作花环是中世纪妇女的乐事，主要用蔷薇、矢车菊来制作。但是，总的说来，那个时代的种植花卉，主要还不是为了美观，而是偏重于实用。像蔷薇、百合、香堇，现在是观赏植物，在当时却是专供药用或食用的。在乔灌木类中，也是前述的那些占了大部分，还较多地栽植葡萄。此外，则有欧洲黄杨、柏树、女贞、有刺灌木和紫杉等。乔灌木类又大多是孤植的，只有对珍贵的引自外国的植物才用盆栽。盆栽都用涂有青、白色彩色的金属或土制的盆钵，用来装饰庭园。对树木的修剪，始自罗马庭园，也见于中世纪庭园。在中世纪的绘画中，可见到将紫杉、欧洲黄杨修剪成几层堆积形，而没有像罗马庭园里的那些模仿人物或动物的修剪形式。

由于修剪齐整的树篱和灌木是欧洲庭园的显著特征（图3.7），所以我们随处可见诸如锦熟黄杨、欧洲红豆杉、香桃木和日本女贞之类的植物。有几种美丽的药草可以用来构筑树篱，如薰衣草（薰衣草属的植物只有几种，但耐寒的薰衣草或穗状薰衣草和半耐寒的皆宜）和棉薰衣草或神圣亚麻属薰衣草。月桂树适用于构筑简易绿篱。至于庭荫树，一般有欧洲七叶树（图3.8）、英国梧桐、各种枫树和樱桃树，特别是欧洲甜樱桃和日本的大叶早樱。

诚如前述，花卉和植物被广泛用于各种园林类型中，而且大多数植物都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亦即植物的语言（表3.1）。

花卉和植物常被用作宗教的象征。例如，枣椰树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西番莲象征基督教，荷花是佛教的象征，枸橼是犹太教的象征，菩提树是印度教和佛教的象征。特别是在西方花文化中，植物的象征意义往往与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联系在一起。

例如，葡萄藤是自然界繁荣多产的最古老象征——也是包括基督教和异教在内的诸多传统中代表精神生活和生命再生的重要象征符号。在《圣经》中，葡萄藤是洪水过后诺亚种下的第一棵植物；《出埃及记》中长满葡萄的枝叶是以色列人到过圣地所见到的第一个标志。从此葡萄藤成为上帝赐予的礼物，因此，在犹太人的宗教仪式中，葡萄酒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基督教中，其象征含义表达得更为明确：“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在《圣约翰福音》中说道。葡萄藤成为再生的精神象征，在圣餐中象征性地——在天主教教义中从字面上看——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

除了葡萄之外，最具象征意义的水果是苹果，它是欢娱享乐、尤其是性交快感的象征——这可能是由于苹果核形似女性外阴的缘故。苹果在整个欧洲都是爱情、婚姻、青春、繁育、春季、长寿和不朽的标志。希腊、凯尔特和北欧神话都将苹果看作众神的圣餐。《圣经·创世纪》中并未明确说出夏娃偷吃的禁果是哪种水果，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此处的禁果应是苹果，因为苹果在当时是欲望的主要象征符号。因此，苹果成为诱惑的化身，在基督教中，猿或巨蛇口中的苹果象征着人类的原罪。在绘画中，手握苹果或伸手去拿苹果有耶稣替人类赎罪的含义（有时艺术家们用石榴、橘子或樱桃来代替）。由于夏娃从可以辨知善恶的智慧树上摘取了苹果，因此苹果也可以象征知识。

另一具有重要象征含义的水果是杏——无论对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是纯洁的象征，同时也可以代表贞女怀胎。杏压榨成的果汁在古代社会与精液相提并论，因此产生了希腊、罗马神话中大地女神西布莉之夫阿提斯的故事，据说他即孕育并诞生于大自然的纯洁之果——杏。在《圣经》中，上帝即将任命亚伦为大祭司时，曾用一根节杖作其标志，杖上奇迹般地开出花朵并结了许多杏。这一故事也表达杏和贞女怀胎的象征含义，因此，中世纪绘画中，圣母与圣子的身边总有杏仁形的光环将其环绕包围。

随着岁月推移，不同的花卉积淀了不同的象征寓意。在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植物有着与其自然特性相适应的特定的象征意义。例如，石榴的象征意义就与它的果实构造有关。它多细胞的组织结构，包藏在多汁果肉中的无数种子及其皮革一样的外皮使石榴又具有许多其他象征含义——宇宙的多元性和一体性、上帝赐予的无尽祝福、包括世俗与教会在内的诸多力量并存但又服从于某一绝对权威的统治。石榴产于古代波斯，罗马人称之为“迦太基苹果”。在地中海地区和中国，石榴的主要象征含义均为生育繁衍、爱和婚姻。由于石榴多种子，因此，在中国，石榴被看做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的菊花是道家思想中至善至美的代表，是秋天宁静与丰收的象征——原因可能在于菊花的花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冬季。奇怪的是中国人还将不能入口的五指香橼列入三大仙果，其实原因就在于五指香橼酷似佛祖的手掌，五指香橼所以也被形象地称作“佛手”。而在基督教中，带刺的血红色玫瑰是耶稣爱与受难的强有力象征。由于此种原因，再加上某些古老的象征含义，玫瑰成为自称有古传秘术的玫瑰十字会的主要标志。玫瑰多层的花瓣象征着获得神秘知识的不同阶段。玫瑰花形饰物（指从上往下看的形状）及哥特传统中的玫瑰均有宇宙之轮的象征意义，暗指创世力量的花朵渐渐开放，使玫瑰成为西方的莲花。

当然，少数植物也有相似或相同的意义。有些花卉的寓意不止一种，同种花卉还由于色彩和品种不同寓意完全不同。例如，西方传统中的典范之花——玫瑰（图3.9）是心灵、宇宙之轮的中心以及神圣、浪漫、肉体情爱的象征符号。白玫瑰代表清白、纯洁和童贞，因此圣母玛利亚叫做“天堂中的玫瑰”。红玫瑰象征着冲动、欲望与肉感之美，与白玫瑰一样，也是完美无瑕的象征。此外，玫瑰还与永生相关，因此罗马玫瑰节期间，人们常将玫瑰花瓣撒于死者的墓上；罗马的皇帝也头戴玫瑰编制的花冠。凡人终有一死，这常用盛开的玫瑰来表示。红玫瑰具有吐出的鲜血、殉难、死亡与再生的象征含义。在罗马神话中，红玫瑰由于自身的颜色而与战神玛尔斯、其妻维纳斯和维纳斯死去的恋人阿多尼斯密不可分。玫瑰是太阳和黎明的标志，同时也与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女神赫卡忒以及风雅、沉思之神息息相关。玫瑰的30个品种传述着自羞愧至骄傲各不相同的情感。再如菊花，红色的菊花意味“热爱”而黄色菊花寓意“脆弱之爱”。这说明即使是色彩和品种上的微妙区别也在植物学上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在中西花文化中，植物均可象征春天、生命、美好、美女、爱、娇嫩、脆弱等，具有花文化的相似性（图3.10）。这种相似性可以在莲花的象征意义上得到最好的体现。没有任何一种花比在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传统中的莲花具有更古老、更丰富的象征意义。

莲花之所以独具重要位置，一是因为其绽放的花瓣极具装饰之美，二是在于莲花被人们比作生命之源的理想中的外阴形象。除此之外，莲花还可以象征诞生与再生以及宇宙中生命的起源、万物的创始之神、太阳和太阳神。同时，莲花还代表着人类精神从心的花苞逐渐成长以及灵魂获得神性，达到尽善尽美境界的内在潜力，在埃及，莲花从污泥中生出，向太阳绽放纯洁无瑕的花瓣，这暗指太阳自身从原始浑浊、潮湿黏腻的泥土中升起，是创世的象征。

在古希腊和意大利等国，莲花作为再生的象征，是葬礼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品。西亚地区具有埃及特色的莲花装饰为爱奥尼亚文化建筑柱顶的造型提供了原始依据。印度教信仰中，守护之神毗瑟孥盘坐于水上生育婆罗贺摩时，一朵神圣的莲花从其肚脐生长出来（成为精神升华的象征）。莲花是人性中神性或某些不朽精神的化身，几乎成为“完美”的同义词。印度绘画中处处可见盘腿安坐于光芒四射的莲花之上的众神或菩萨，象征着内在潜力得到了挖掘。与此类似，中国道教中的“金花”受佛教传统的启发，也成为精神之花绽放的象征。莲花两性的象征含义在印度密教传统中最为盛行，代表男性的花杆和代表女性的花朵完美地组合成为两性精神结合、和谐融洽的象征。大乘佛教中的曼特罗祈文符咒“嘛呢叭呢哞”将其称作“莲花象征意义中的珍宝”。

图3.10　法国凡尔赛庭园中用植物的荣枯分别作为雕塑“春”“冬”的背景

在中国佛教中，莲花是八大祥物之一，这就为莲花增添了更多的象征含义——操行端正、处事沉着、婚姻美满、繁荣昌盛——手持一朵莲花的小男孩则表达了子孙满堂的祝福。莲花也是佛祖的化身，是精神之花盛开，达到涅槃的象征。在中国，古人对荷是钟爱有加，周敦颐（字茂叔）《爱莲说》更把荷花“比德”于君子。文章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莲，花中之君子者也。”周敦颐认为荷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榜样，也就是“敷文化以柔运”的潜移默化的功用。造园植莲，是显示园主的精神境界。

有趣的是，莲花还早已被古埃及、印度、欧洲等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看作圣花。虽然古埃及人的莲是真正的睡莲（图3.11），这个名称现在却被用到了荷花之上，这虽然是错误的，但已被广泛认为是埃及人的圣莲^〔164〕。实际上，荷花原产于东亚和东印度^〔165〕 ^〔166〕。

许多权威人士认为^〔167〕 ^〔168〕，《旧约》“列王纪上”和“历代志下”中提及的“lily work”（希伯来语“shushan”）是按照睡莲的花来造型的。在所罗门庙宇上的这种雕刻的装饰也许是玫瑰花的形状，并且，埃及睡莲的许多花瓣和玫瑰似的花可以很好地用作这种形式。

在古埃及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这类植物的雕刻作品，非常明确地表明睡莲花古时就被如此应用，至少是被埃及人。

建造所罗门庙宇的腓尼基建筑师把柱头做成类似埃及建筑的莲状柱头似乎是非常可能的^〔169〕。而莫法特^〔170〕的新译法“边缘卷曲……像百合的花瓣”不很适用于睡莲，却较适合于真正的百合抑或是郁金香。古兹匹德^〔171〕的版本也把一种新思想引入了这种装饰的概念，译为：“其边缘饰以杯状工艺，像百合的花一样。”

普兰特（Pratt）认为，《旧约》中提及的所有“百合”适用于埃及睡莲。这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大可能，但它可以帮助解释这一事实，在《所罗门之歌》中五次提及“在百合花中用餐”^〔172〕，因为睡莲的种子、根和茎是埃及食物的常用品。极少数花堪与埃及睡莲相媲美。那就是埃及“白睡莲”——“尼罗河新娘”，形似大的白玫瑰，它曾经大量地漂浮在尼罗河水域上，但如今在古流域上已很稀少。它的叶片直径30～51cm。埃及人依旧十分喜爱，美女们将其用作头饰。种子磨成面粉烹制面包，或生食。

白睡莲也被《圣经》注释者认为是连以色列儿童们也认识的另一种可能的睡莲。它是欧洲习见的白色睡莲，但圣地和北非也有分布。它不像这种白色睡莲（埃及睡莲）那样为埃及所特有。另一种古典的埃及睡莲是浅蓝睡莲，叶片直径30～41cm，淡蓝色花的直径7.5～15cm。

莲花总是大量地出现在印度和其他东方的诗和宗教中。印度人相信，原始的伟大精神，Om^〔173〕，在世界创造以前即已存在的大海表面上游荡，并且，“加快进入一朵出奇的金莲的生命，金莲像阳光一样灿烂，漂浮在孤寂的水面上。伟大的神从Om开始——婆罗门（Brahma），造物主（上帝）；毗湿奴（Vishnu）^〔174〕，保护神；湿婆（Siva），破坏神。每一个神安坐一朵金莲。佛陀，发源于毗湿奴，现世时被认为是飘浮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莲花本身覆盖大洋”^〔175〕。坐在他自己的莲花上，婆罗门创造了这个世界^〔176〕。室利（Lakshmi）^〔177〕，印度的爱之女神，斜倚在莲花上，伽摩的瓦（Kamadiva），印度的“丘比特”，在一朵莲花上顺着恒河漂流而下。福多（Fudo），墨丘利的日本替身，穿着莲鞋在天空飞翔

。

希腊神话述说了一个可爱的仙女，被海格立斯（Hercules）遗弃后，飞进尼罗河，她的躯体变成可爱的白色睡莲。这是一朵献给4000年前的埃及人的神圣的花。他们割下它的长茎套在尊贵客人的头上，将芽在他的额上挂下。按古德伊尔（Goodyear）著名的《莲花基本原理》（Grammar of the Lotus）记载，这是公元前3000年的艺术中的一个重要模型，爱奥尼亚柱头的灵感^〔178〕，希腊的回纹饰（相传为象征太阳、吉祥等的标志），“最早的符号和装饰，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庙宇正面被发现，这里，它代表光明和黑暗、死亡与生命、雄性与雌性、善与恶”

。莲是暹罗（Siam，即泰国）的国花。日本人用莲花装饰寺庙，用荷叶包裹食物作为逝者的祭品。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描述了一个神话国，那里的人民全靠莲花生活，生活在一种理想的懒惰状态下，这种食物被假想引进；在后面的故事中，这些人成为北非的一群人，被称作“荷马式的贪图安逸的人”（Homeric lotus-eaters或lotophagi）。奥赛利斯（Osiris），伟大的埃及地狱和执掌死亡之神，被描述为戴着一顶圣莲花之冠。何露丝^〔179〕，寂静之神，像佛陀一样坐在一朵盛开的莲花上，用手指拨弄着嘴唇，主宰寂静

。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道教、佛教、印度教，还是基督教，均把莲花看作圣莲（sacred lotus），这说明了尽管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它们之间有着宗教文化的相似性，即：不管什么样的宗教，都要借大众喜闻乐见的美好事物来传播自己的教义，吸引自己的信徒。而无论何种宗教，都希望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不同的国度，灵活选用当地盛产的莲花种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虽然将荷花和睡莲混为一谈，却有着积极的宗教意义。

然而，由于审美标准、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原因，中西园林中常用的植物种类大异其趣，表现出花文化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表现在：中国主要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花木用于君子比德，花语主要与现实中的人有关，如岁寒三友、花王、花中皇后，就连“十二月花神”^〔180〕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而在西方国家，花木的象征意义绝大多数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和宗教有关^〔181〕。表3.2，3.3列举了一些植物的西方“物主”——天神和圣徒。

早在东晋时期（公元386年），作为观赏的菊花就由我国经朝鲜传至日本，并于12世纪初成为日本国徽、国旗的图案。荷花、牡丹、兰花、梅花等中国传统名花传入日本、朝鲜的历史也很早。但中国花卉传入西方则是17世纪的事。

1688年，荷兰人来我国经商时将菊花引种到欧洲。18—19世纪，欧、美诸国开始大量地从我国云南、四川等地搜寻杜鹃、山茶、报春等名花，引种栽培繁育。其中，仅试种成功的杜鹃花就有一二百种，又通过杂交育种，培育出花大、色艳、花期长的园艺品种数以千计，充实乃至改变了欧洲原有花园的面貌。从我国引去的报春花也有130多个原种。所以，国外人士说，看到杜鹃花与报春花，就想到“美丽的中国”。

为了考察、引种中国的奇花异卉，西方的不少植物学家、园艺学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特别是传教士对中国植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先后有卜弥格、巴多明、汤执中、韩国英注意采集植物标本，加以分类研究，与欧洲各国同业共同探讨。卜弥格用拉丁文著《中华植物》（Flora Sinensis），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是一本75页的小书，用来呈献匈牙利王利奥波尔（Leopoldus Ignatius）。书中记中国名花约20种，并有珍奇动物，附图23幅，印刷粗陋，但首开研究中国植物的风气。

巴黎学士院驻中国通讯员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年），曾任罗马教廷、葡萄牙、莫斯科公国使节译员，在1723年5月1日致法国学士院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若干属植物，并列举他在中国搜集的标本。

巴黎科学院驻华通讯员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1706—1757年），是法国著名植物学家朱西厄（B.de Jussieu）的学生，来华后为圣彼得堡科学院、伦敦皇家学会采集植物标本，所得新种很多，有柏树、靛青、枣树。并以各种珍贵标本寄往法国。1748年汤执中曾将他在北京附近采集的标本260种托北京—莫斯科之间每三年一次的商队运往俄京，著有《北京植物和其他生物学遗物索引》（Catalogue alphabetique des plantes de Peking et d’autres objets d’histoire naturelle），1882年在莫斯科自然科学学会集刊发表。1754年，在他去世前三年，乾隆为扩充御花园，汤执中进呈菜蔬花卉种子，才得入宫。所著《植物志》（Herbier）直至1882年经弗朗什（Franchet）整理后，在《法国植物学会杂志》29卷发表。

韩国英（Martialus Cibot），是另一位在华法国耶稣会植物学家。他兼任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员。法文《北京教士报告》记载韩国英研究过中国的野蚕、榛、竹、荷、玉兰、秋海棠、茉莉、牡丹、橡、栗、香簟、木棉、草棉、白菜、葡萄、杏、艾、皂荚等。巴黎圣日内维弗学院图书馆藏有他所著的《园艺之研究》抄本，这原是1775年寄赠圣彼得堡斯坦林（Stehlin）的著述，又见《中国事物辑录》（Memoires Concernantes les Chinois）第八册。

英国植物学家E.H.威尔逊先生也是中国植物的探险者。他自1899年起，曾先后四次来到中国，采集花木的种子、球根、插条和苗木总数达3500号，干标本70000号。他在192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花园之母》（China’ Mother of Gardens）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确是花园的母亲，因为一些国家的花园中深深受惠于她所具有的优质首位的植物，从早春开花的连翘、玉兰，夏季的牡丹、蔷薇，到秋天的菊花，显然都是中国贡献给园林的丰富资源，还有现代月季的亲本，温室的杜鹃（图3.12）、樱草，吃的桃子、橘子、柠檬、柚子等都是。老实说来，美国或欧洲的园林中，无不具备中国的代表植物，而这些植物都是乔木、灌木、草本、藤本行列中最好的。”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盛赞中国园艺植物资源的丰富，无与伦比。

据统计，E.H.威尔逊于1899年到1910年间曾从中国采集植物约5000种，其中有翠菊、菊花、报春花、百合、珙桐、杜鹃花、山茶、芍药等。英国人福琼（R.Fortune）、福礼士（R.Forrest）等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多次来中国引种大量观赏植物，爱丁堡植物园现栽有中国观赏植物1500多种，其中云南的杜鹃花300多种（表3.4）。中国的观赏植物对世界观赏园艺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对世界园艺贡献最大的要数中国月季（蔷薇科）了。欧洲的蔷薇，尽管早在公元前600年的希腊时代即有文字记载，而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也培育出了不少品种。但在18世纪以前，欧洲蔷薇不仅花期很短，每年只在仲夏前后开一次花，且颜色单调，主要是红、白两类深浅不一的品种，花朵也不大。无数的园丁辛勤劳动，进行了成千上万次杂交，企图改良欧洲蔷薇的观赏特性，但他们的努力一直付诸东流。因此，欧洲月季界只得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东方。

早在16世纪，中国的月季、蔷薇已开始流入意大利。但直到1780年前后，中国的“月月红”（Slater’s Crimson China）、“月月粉”（Parson’s Pink China）、“中国彩晕”（Park’s Yellow Teascented China）和“中国淡香”（Hume’s Blush Tea-scented China）4个四季开花的品种传入欧洲后，才给当地的月季花带来了突破性的转机。据说，这4个中国珍品由印度孟加拉湾传入欧洲时，英法两国正在交战，为了保护中国月季安全到达目的地，双方竟达成了临时停战协议，并由英国军舰护送，横渡英吉利海峡，送到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妻子约瑟芬的手中，培育在皇后专有的玛尔梅森月季花园中。当时由于该园搜集了欧洲中东的几乎所有的月季花品种，具备杂交育种的有利条件，因此，中国月季花的到达，就迎来了月季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经欧、美月季育种家将中国月季反复与其原有的蔷薇种类杂交，终于如愿以偿，创造了理想的现代月季系统。

可以说，在建筑、山水、植物造园三要素中，原产于中国的植物对西方花园的贡献是最为巨大的。欧美人士引种中国原产的植物时，当然不会以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而主要是依据这些植物的自然特性，看它是否适应引种地的自然环境，看它们的自然观赏特性是否符合欧美人自己的审美需要。很显然，他们要按“是否为我所用”的标准来选择引种中国的植物。这样一来，在西方园林中扎根的中国植物就有多种类型。

第一类是中国的传统名花，这类花木由于在中国久经栽培，栽培与应用等方面已积累比较完整的知识。因此，它们的西渐无疑会或多或少地把相应的栽培技术、用花习俗和有关的历史传说等一同传往，起到了物质和精神文化双重交流的作用，因此，这类花木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最大。例如，在中国栽培极普遍的茉莉花，在传到美国后，同时带去了中国用茉莉花窨茶的技术。早在1932年，怀尔德女士（Mrs.Louise Beebe Wilder）就在她的《香花园》（The Fragrant garden，The Macmillan Company）一书中作了记载。第二类是在中国虽不出名，但本身却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如一叶兰、石斑木、络石、朱砂根等。第三类是资源植物，如各种观赏禾草。据作者对美国南部地区风景园林进行的研究，美国园林中常用的中国原产植物多达146种（表3.5）。

*MP——最普遍；VP——很普遍；P——普遍；SP——稍普遍；NP——不普遍，但建议在园林绿化中推广应用；OMP——在古代园林中最普遍；OVP——在古代园林中很普遍；OP——在古代园林中普遍。

中国周代已有引种的文献记载，这一时期以引种国内野生植物和亚洲植物为主。自西方国家引种园林植物始于汉代，直至今日从未间断。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使中西交流畅通，不少园林植物从中亚、近东等国传入，如胡桃（即核桃），原产波斯北部和俾路支，在阿富汗东部有野生，汉武帝时，上林苑始种胡桃。从西域传入的果树品种有蒲陶和安石榴。葡萄旧称蒲陶或蒲桃，译自伊兰语，是大宛特产，汉使取种，栽于长安。两汉时伊吾、车师、且末、龟兹、焉耆、于阗、康居、大月氏等地都盛栽葡萄。安石榴，张骞出使大夏，得涂林安石榴，归国后移栽中原。涂林是梵语Darim（石榴），安石分指安（今布哈拉）、石（今塔什干）二国，石榴因此得名。东汉至唐，石榴常写作“留”或“若留”。石榴花供观赏，果可解渴、造酒，还可充作杀虫剂，榴木有纹彩，用制几案、枕头。迷迭香是作为香料从西域传入的。

唐、宋两代更是中国引种驯化观赏植物的昌盛时期。如油橄榄、波斯枣、阿月浑子、波斯皂荚、安息香树、菩提树、悉弭（素馨）与白末利（茉莉）等果树、花卉和园林树木均在隋唐时期自波斯引入中国^〔182〕。

明、清两代，从国外引种形成高潮，逐步从日本、美国、东南亚、欧洲等引种观赏乔木、灌木、多年生或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及温室观赏植物。中国现今园林普遍栽培的如南洋杉、花柏、日本扁柏、池杉、落羽杉、雪松、广玉兰（图3.13）、菩提树、印度橡皮树、悬铃木、日本樱花、大叶黄杨、紫叶小檗、石榴、无花果、茉莉、葡萄、洋紫荆、香石竹、君子兰、金鱼草、三色堇、矮牵牛、荷兰菊、郁金香、美人蕉、唐菖蒲、西洋杜鹃、西洋常春藤、现代月季等都是从国外引种成功后推广开来的（图3.14）。

当然，引入的这些洋植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古典园林。如雪松等的不宜古园，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体量太大、冠形太规则不合国画画意。事实是从汉代上林苑开始就广搜各地名木奇卉，到唐代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也曾说过：“凡花木以海为名者悉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广群芳谱·卷三十五》。虽然当时的“海外”不同于现在的认识，当时的海外可能是指两广地区，因当时称两广为岭南道，或称岭海）由此可见，早在唐代对外地引入的花木也是抱着适我者用的态度的，重要的是花木的形、姿要适宜；至于文化内涵则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增加新内容。事实上，不少外来的植物，如石榴、广玉兰、茉莉、葡萄等早已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常用的花木种类。

图3.14　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的弗吉尼亚栎树（扬州苏北人民医院内）

拙政园主厅远香堂南有五株广玉兰，该树属大乔木，日后将会使远香堂受压抑姑且不说，单从广玉兰的历史看，却与拙政园明代园林的园史甚不相配，据考广玉兰原系美洲树种，分布于密西西比河流域（陈植《观赏树木学》），现能见到的大树苏州有3株，最大的在残粒园大厅后，胸径约1m许。据园主吴氏称：该树与此宅系其先祖购置，当时树极小。广玉兰约于清代同治年间引入我国。这样一个外来树种栽植于明代园林的主厅前，总觉不如人意。扬州何园的广玉兰，植于庭园中心，虽然不符合中国的植树风俗，但与四周的西洋风格建筑环境十分相宜。

雪松也是20世纪20年代自喜马拉雅山南麓引进的外来树种，从70年左右的引种现状看，适应性强于马尾松；近30年来推广的火炬松、湿地松适应性也强，但冠形过大，规则的金字塔形和耸直形，都缺乏国画的画意。所以，古典园林中还是不宜选用。

西方对中国植物的贡献更大的是植物学的传入。即使是我国原产的许多传统的观赏植物，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种类是由西方植物学家确定的科学名称。例如：就连隋炀帝执意要看的我国千古名花——琼花，其拉丁学名也是由时任英国皇家植物园暖室部主任的福琼命名的。

中国古代园林植物配置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有关花谱、艺花一类书籍，明代的《群芳谱》、《园冶》、《长物志》中均已论及，清代的《广群芳谱》、《花镜》中有较详细的说明。从这些文学记述和保留至今的园林、古树名木来看，中国古代园林植物配置有如下特点。

1）模拟大自然植物景观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自然山水园，常师法自然，模拟大自然植物景观入园（图3.15）。即使是在面积很小的园林中，也模拟“三五成林”，创造“咫尺山林”的意境。甚至按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描述，在园林中创造“武陵春色”；或者把田园风光搬进园林，设置“稻香村”等。明文征明《王氏拙政园记》记载秫香楼，“‘竹涧’之东，江梅百株，花时香雪灿然，望如瑶林玉树，曰：‘瑶圃’”。明王世贞在《游金陵诸园记》中也提及西园中“堂之背，修竹数千挺”，说明在中国私家园林中，也有成片种植竹木花树的（图3.16）。

2）重视“意”与“匠”的结合

中国古典园林的植物配置重视“意”（文化内容）与“匠”（技术内容）的结合。植物景观配置的意是植物自身的文化内涵、园主（造园者）的宇宙观、人生观、审美观的互相融合，并使之反映在园林空间之中，成为园林景观体系中最有生气的、最能反映天地自然与园主内心世界的一种景观。我们如果把植物材料看做是景观的躯体的话，那么使配置成景的“意”便是景观的灵魂。只有具备了灵魂的躯体，才能具有生气活力。从明·王世贞对弇山园中植物景观的记述，便可略知一二。文章道：“名之曰弇山……其阳，旷朗为平台，可以收全月，左右各植玉兰五株，花时交映如雪山、琼岛，采而入煎，喊之芳脆激齿。堂之北，海棠、棠梨各二株，大可两拱余，繁卉娇艳，种种献媚。……每春时，坐二种棠树下，不酒而醉，长夏，醉而临池，不茗而醒。”（《弇山园记》）文章并未记述豪华的厅堂轩馆，只是写了平台左右配置的两株玉兰，和堂北的四株海棠、棠梨而已。这样简洁的景色居然能“不酒而醉”、“不茗而醒”，正是反映了景观中的生气和灵魂，这便是造园者的文气；是宇宙观、审美观在配置中的综合影响。

3）重视植物同园林其他要素的关系

我国园林中的花木配置，根据场合、具体条件，积极处理好与山水、建筑两大造园要素间的关系。无论山石、水体、园路和建筑物，都以植物衬托，甚至以植物命名，如万松岭、樱桃沟、桃花溪、海棠坞、梅影坡、芙蓉石等，加强了景点的植物气氛。以植物命名的建筑物如藕香榭、玉兰堂、枇杷院（图3.17）、万菊亭、十八曼陀罗馆等，建筑物是固定不变的，而植物是随季节、年代变化的，这就加强了园林景物中静与动的对比。

山有土、石之别，花木配置亦有区别。土山的效果，除自然缀石外，主要是由植物配置而衬托出山林气氛的。尤其是可以远观的山，其峰峦气候实际上是由树木助成。因此，花木配置是山势，尤其是土山形势的重要补充手段。土山山麓种植，乔、灌比例小，即以地被植物为主，适当配以小乔木，目的在于遮挡平视观察线，着重表现隆起的山势，用植物衬托点石、盘道，不使看到山冈全体，造成幽深莫测的婉转山径。山腰则可增加高大乔木的比例。山顶则多植乔木，适当搭配灌木，目的在于平视可见层层树干，增加山林景深，仰视则枝丫相交，浓荫蔽日；俯视则石骨嶙峋，虬根盘礴，四周树冠低临脚下（多由灌木组成），这便衬托出山颠岭上、林莽之间的景象效果。土山本身一般不作主要观赏对象，而以山林空间经营为重。为突出季相，山林植被以落叶树木为主，当然也必须间以常绿树种，以免冬景萧条。

石山怪石嶙峋，土少导致花木亦少，而重在表现叠石之美。一般掇石为山时，都在适当之处留有花台，用以点缀竹木花草，但一般要求“山大于木”。峭壁悬崖，峰峦之间，模仿自然点缀屈曲斜倚之树木，披垂纤细虬枝之藤萝，则具深山幽谷之意境。体量稍小，表现抽象形式美的叠石或独立石峰，也常缀以植物，但多是攀援花木。即如《园冶》所说“蔷薇未架，不妨凭石”，这对于花木来说，叠石起到花架的作用；对于叠石来说，植物点缀青绿朱紫，增助生气，还可遮挡叠石不足之处，而起到藏拙和补足气势的作用。例如扬州瘦西湖独立石峰上以及个园夏山之巅的紫藤就是一例，阴湿的自然石阶及叠石、盘根等处，为模拟苍石有时亦置以苔藓地衣，标志着园林植物配置者艺术修养之深。

水面配置植物，以保持必要的湖光天色、倒影鲛宫的景象观赏为原则。在不妨碍美丽倒影的水面上，可配置些以花取胜的水生植物（常用荷花、睡莲），但应团散不一（常将荷花缸栽后置入水中，以防肆意蔓延），配色协调。园林里较大的湖池溪湾，可随形布置水生植物蒲草、芦苇，高低参差，自成野趣。渊潭之处，关键在于竹木浓荫的笼罩；而瀑布岩崖，则宜配植松、枫、藤蔓之类，宛若山崖植被。水中藻类的配置，是取得幽深静谧的有力手段，且常可结合蓄养鱼类，兼收综合功效。

在我国园林中，建筑的经营与植物配置之间是协调统一的。植物是融通自然空间与建筑空间最为灵活、生动的手段。园林创作通过花木与建筑两者空间、体形的组合，调和建筑与其所在山水环境——在建筑空间及山水空间普遍配置花草树木，从而把整个园林景象统一在花红柳绿的植物空间当中，使人工与自然在共同的主题思想下得到和谐。

私家园林建筑比重较大，花木配置起烘托、陪衬作用。树种的选择应与建筑风格相协调，树形、色泽都要考虑。我国古建筑十之八九的屋角起翘，外观庄严，平面又多均衡对称，因此宜用硕大乔木，而水阁游廊则配以榆、柳、芭蕉等。在色彩方面，北方蓝天白云的日子多，古建筑黄瓦红墙，多用松柏及白皮松，对比性很强，酌量用些槐、榆，也觉高直雄伟，衬在粉墙黛瓦下，颜色很是醒目。庭园栽植，一般选用桂花、玉兰、茶花、丁香、紫薇等花灌木，花时满院清香；或间植中国梧桐与盘槐，亦觉青葱可爱。园林中花木配置的方式，一般有孤植、丛栽、群林、带植、花池、草地、蔓生等方法。但园林空间里多以数种配置方法组合，使景观丰富而自然。但大多不成行列，具有独特姿态的树种常单植作为景点。具有铺装的地面，常留有各种植畦，花台更是普遍，其上点以山石，配置花木。粉墙前亦常安置湖石、修竹、天竺、梅花等，淡雅宜人；或干脆以粉墙为纸，以松、竹、梅“岁寒三友”或是梅、兰、竹、菊“四君子”等为绘画题材，再缀以山石，作所谓“画题式”配置，亦与门、窗、花墙相结合，构成植物框景。

总之，花木配置诚如古人所云：“其余异品奇葩，不能详述，总由此而推广之。”“多方巧搭”，方能“不愧名园”。当然，花木亦可盆栽、瓶插，这样可在建筑园林中随意点放，引花卉于室内，而起到建筑空间与自然的媒介作用。

4）中国士人的植物配置

（1）按诗格取裁植物景观

明代陆绍珩《醉古堂剑扫》中说“栽花种草全凭诗格取裁”，清·沈复《浮生六记》中也有“栽花取势”的论点。意思是说种植花草树木应符合诗情、要包涵文气，也就是说园林中配置植物，要有文化气息，要立“意”。凡气度恢宏、位置重要的主建筑前，宜用“比德”内涵的植物，以示庄重；幽静雅逸的较小空间，宜按“诗格取裁”，并用与建筑用途相近的植物种类，使形成主题性景点；山水大空间则要形成自然性景观，照顾到画意、季相等。所谓“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独秀。……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文震亨《长物志》）

在中国园林中，按“诗格取裁”，真正能体现出文化传统的植物景观很多，如：苏州怡园南雪亭，按杜甫“南雪不到地，青崖粘未消”的诗意，植梅数本于亭周。狮子林暗香疏影楼，顾名思义是从林逋《山园小梅》诗中集句而命名的景点。因此，梅花是配植时的主栽树。园中植梅，以梅为景，应时赏梅，诗文赞梅，已成为我国文人的雅举，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拙政园兰雪堂取李白“春风洒兰雪”句意而命名。兰是指玉兰。与兰雪堂同样以玉兰为主景的是拙政园中部的玉兰堂，玉兰堂是园中由园墙分隔成的封闭式的小庭院。院中筑树坛栽玉兰。其他如海棠春坞、芙蓉榭、嘉实亭、听松风处、桂花馥郁、网狮园的小山丛桂轩、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沧浪亭的清香馆、怡园的金粟亭、拙政园的秫香楼、听雨轩、留听阁等均是按诗格取裁的植物景观。

（2）采用诗格与“比德”兼备的配置形式

诗画相依，诗情并茂，诗与“比德”融合一体是必然的联系。园林中这种互相结合而反映在景观上的也很多，如拙政园远香堂，根据荷花的“比德”属性，命名该主建筑为远香堂，这里虽以荷花之清高为首选，但咏荷之诗又何止百千，所以两者是互通与兼备的。再如得真亭，在拙政园中部，一方亭面北，前有隙地种植桧柏（圆柏）四株，此四株圆柏便成此亭之主景。园主以此作为寄寓心志之所系，用柏树经霜不凋的坚强性格以自勉，因取左太冲《招隐》诗中名句“崝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而命名此亭为“得真”。并悬“松柏有本性，金石见盟心”对联于墙上。采用植物的“比德”属性而作为配置中的意，是与园主的修养有关的。

（3）按画理取裁植物景观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的创作方法丰富了造园艺术，丰富了植物配置的艺术。在山水画的表现方法指导下，运用造园技艺，在适宜的地点营造城市山林。如拙政园中部岛山上的丛林、留园西部的枫林都与画理十分相符。株距无一相等，在不等中有共性，即树大者距离宽，反之则小，中间较稀，周缘较密。因树冠大小、高低不同，所以俯仰之状也处处可见，主客之势更是一目了然。留园西部山头之枫林是著名的赏秋之景，其主体身份不言自明；拙政园岛山上的林丛，主次尤为分明，春梅、秋橘是主景，樟、朴遮荫为辅佐，柏树常绿是冬景，四时运迈、天地互济，景色如画、画中有诗，是画意也是真景，是人工却富天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高低层次配合恰当，樟、朴高居上层空间，槭、合欢等位于中层，梅、橘等则在林丛的外缘和下层，书带草、迎春、黄金条等铺地悬崖，立体组合良好，空间效果佳妙，颇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趣味。“植树不宜峰尖”、“远树无根”这两句画诀，也是布置山林景观必须遵循的。峰尖不栽树，一是突出峰峦丘壑之胜，使山景雄奇；二是峰尖植树有悖常理，对假山来说更避免了工程的复杂性，保证了山体的安全。这类景观在耦园、狮子林中就可验证。

中国古代画论对四时山景论述尤为精妙，宋代韩拙《山水画全集·论林木》提出：“木有四时，春英夏荫，秋毛冬骨。”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又作了更为精深的描写：“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又可在扬州四季假山的植物布置上找到范例。而“岁寒三友”、“竹石图”等，则是中国园林中常用的“画题式”植物配置方式。

5）中国民间的植树风俗

受科学水平的限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人在从事生平大事之一的造园的同时，更希望图祥瑞、谋吉利。朱熹在《诗经集传》中称“比、兴”，“状物抒情，多有寓意。所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通过比拟联想的方法，把园主图祥瑞的心态，与某一园景相比拟，或者倒过来说，把某一园景比拟或象征为园主的心态和思想感情，而最易比拟联想的莫过于植物。因植物极富文化内涵，又有良好的观赏功能，采用植物作为“比、兴”的材料是很适宜的。所以常在配置植物时寻找植物的某些特点，应用于园景。具体手法有：

（1）选用有吉祥内涵的植物。据古籍所记某些种类的吉祥含义，将其配置园中趋吉避凶！如晋·嵇康《养生论》中说：“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栽植合欢和萱草可以消除忿怒，忘却忧愁，故常在居室、书房附近配置。紫荆是兄弟和睦之象征，多子女之家必栽。栽植石榴祝愿多子多福，这在民间广为流传。松柏除了用于“比德”坚强外，也用于状兴式栽种配置。

（2）取植物名词的谐音和解字栽种植物。取植物名词的谐音以比喻某种祥瑞，即所谓“口彩”性的配置在民间应用极广。如“玉堂富贵”的配置：取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同栽于庭院中，或某一局部，其中除牡丹是取义外，均取花名中的一字谐音。“松柏同春”、“松鹤延年”也是常用的口彩。与此类同的是“前榉后朴”的配置，即大门前，或照壁前，或轿厅前，对植榉树，后院、后门旁则种朴树，取意：前门植榉，祝愿子孙读书能中举，达到科举取士的目的；后门植朴，朴、仆同音，后门有仆人伺候。

与上述相反的则又因植物的字音，与“口彩”相反，故被排斥于园景之外。例如：银杏别名白果（苏州人通常称白果，不称银杏），白果者白白无成果之谐音，故家园中便不愿栽种。

解字是中国文化一个独特有趣的现象。在花木配置时，中国古代有根据解字，评判吉凶，来种植庭园树木的。如《作庭记》载：“当门中心处植木者，忌。盖成‘闲’字故也。方圆地之中心，如若有树，其家主常困苦。盖方圆中有木，成‘困’字之故。丈，方圆地中心，若建家屋居之，其家主遭囚禁。盖方圆中有人者，成‘囚’字之故。即使细至如此之事，也当小心留意。”文中所解“闲”、“困”、“囚”三字，即解字之典型表现。

（3）按风水习俗栽种。据《作庭记》记载：

人家居所之四方，须植以树，以为四神具足之地。经云，居家以东有流水为青龙，若无流水，植柳九棵，以代青龙。以西有大道为白虎，若无大道，植楸七棵，以代白虎。以南（前）有汗池为朱雀，若无淤池，植桂九棵，以代朱雀。以北（后）有丘陵为玄武，若无丘陵，植榆三棵，以代玄武。如此为之，以为四神相应之地。居者官位福禄皆备，无病长寿。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外，无论何树植以何方，皆随人意。但古人云，东植花树，西植红叶之树。如若有池，岛上宜植松、柳；钓殿之旁，以植诸如枫类可成夏凉荫之树为佳。

槐宜植于门旁。大臣门旁植槐，名之槐门^〔183〕者，乃大臣怀柔^〔184〕百姓、奉仕帝王之官吏故也。门前植柳，有其缘由。然据云，门柳须植于门第相当或其权贵之门前。此虽不成定制但若非人之家，植以门柳^〔185〕，则甚为不当。

尽管《作庭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一本造园学专著（成书于公元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叶），但它所阐述和记载的造园理论和技巧明显地反映出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深刻影响，因此，《作庭记》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造园艺术发展过程的珍贵资料。^〔186〕

6）中国园林植物配置的程式

在漫长的园林建设中，形成了中国园林植物配置的程式，如栽梅绕屋、堤弯宜柳、槐荫当庭、移竹当窗、悬葛垂萝等，都反映出中国园林植物配置的特有风格。

各种花木具有不同的生物学习性，园林配置时必须各得其所，布置有方，满足各自的生态要求。就艺术方面来说，则要考虑植物的造型和色彩特点、人赋品格特点（详在下章述及）及其所在环境的情趣和构图关系。关于这方面，《秘传花镜》早有典型性总结。书中“种植位置法”一节写道：“……如园中地广，多植果木松篁；地隘，只宜花草药苗。设若左有茂林，右必留旷野以疏之；前有芳塘，后须筑台榭以实之；外有曲径，内当垒奇石以遂之。花之喜阳者，引东旭而纳西晖；花之喜阴者，植北囿而领南熏。其中色、相配合之巧，又不可不论也。如牡丹、芍药之姿艳，宜玉砌雕台，佐以嶙峋怪石，修篁远映。梅花、蜡瓣之标清，宜疏篱竹坞，曲栏暖阁，红白间植，古干横施。水仙、瓯兰之品逸，宜磁半绮石，置之卧室幽窗，可以朝夕领其芳馥。桃花夭冶，宜别墅山隈，小桥溪畔，横参翠柳，斜映明霞。杏花繁灼，宜屋角墙头，疏林广榭。梨之韵，李之洁，宜闲庭旷囿，朝晖夕蔼；或泛醇醪，供清茗以延佳客。榴之红，葵之灿，宜粉壁绿窗，夜月晓风，时闻异香，拂尘尾以消长夏。荷之肤妍，宜水阁南轩，使熏风送麝，晓露擎珠。菊之操介，宜茅舍清斋，使带露餐英，临流泛蕊。海棠韵娇，宜雕墙峻宇，障以碧纱，烧以银烛；或凭栏或欹枕其中。木犀香胜，宜崇台广厦，挹以凉思，坐以皓魄；或手谈，或啸咏其下。紫荆荣而久。松、柏骨苍，宜峭壁奇峰。藤萝掩映，梧竹致清，宜深院孤亭，好鸟闲关。至若芦花舒雪，枫叶飘丹，宜重楼远眺。棣堂丛金，蔷薇障锦，宜重屏高架，其余异品奇葩，不能详述，总由此而推广之。因其之高下，随其花之时候，皆可点缀姿容，以补园林之不足。使四时有不谢之花，方不愧名园二字，大为主人生色。”

中国园林正是这样从景象整体出发，根据不同花种的性情，来考虑植物配置的。

7）重视古树名木

古藤老树在园林创作中更具独特的造景价值，一般在设计之初即将其作为既定条件来考虑。在适当的环境里，诸如小天井、月台、路口、庭院等处，以台、座、栏、篱为衬托，作相对独立的陈设式布置，构成独立的观赏对象。如果建筑布局与其发生位置上的矛盾，则宁肯修改建筑方案。这是因为“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这固然是因为“十年树木”——树木生长需要较长时间，新植树木见效缓慢，利用原有大树可以立见成效，还在于此举（建筑让古树）可以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即使枯干朽木，也不轻易挖去，而是采用特殊的手法，如缠以紫藤、凌霄，便可“枯木逢春”，蔚然成景（图3.18）。

西方对于园林中的植物有两种态度：一是花园的目的即是栽培植物；另一个是把植物用作造园的材料之一。第一种态度可追溯到园林史的早期，绿洲花园和柱廊园是栽培植物的基本场所，但即使在古希腊，另一用途也很重要，在大多数国家中，花园设计的发展，都把花园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花园中的植物。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把树木栽作圣林、庭荫树或林荫道的记载。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斯（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记载，那时的庭园中有种满百合、蔷薇和罂粟等花卉的花坛。用植物绿篱组成的迷宫也始于罗马时期，还有柱廊上缠着藤蔓的绿廊，希腊语称林荫道小院（xystus）。当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最多的形式还是药草园、果园和菜园。中世纪起出现花结园。

在文艺复兴花园中，植物绝大多数都用于建筑的附属或延伸，以此与周围的景观相连结。石作、常绿树木和流水，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三大造园要素，它们是使别墅与大自然融合的主要手段。16世纪意大利园林树木多以常绿树为主，沿着园路和园墙密植，并修剪成绿廊或绿墙，台地上还布满以黄杨或柏树修剪成一方块一方块的绿色植坛。意大利绿篱，通常高大、紧实、匀称，植物是欧洲柏树（Cupressus macrocarpa）和欧洲栎（Quercus ilex），经常作为雕塑和喷泉的背景，偶尔也用于色彩鲜艳的花卉的背景。意大利园林跟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很不一样，园林里往往有整形树丛（bosco）。在埃斯特别墅，常绿柏树（Cupressus sempervirens）经常与伞松（Umbrella pine, Stone pine）对比形成一个美丽的轮廓。巴洛克时期，花园里盛行辟林荫路，两侧等距离地种植行道树。其中笔直的中轴路，一头通主建筑物，一头通大自然，把二者连接起来。在道路的交叉点，或者设雕像，或者设喷泉，作为林荫路的分节对景，标志出路网的几何性，很严谨的几何性。

勒诺特将树木修剪整形发展到极点。他将树木配置成高墙、长步廊、圆天棚形或列柱状。一言以蔽之就是给庭园真正雕刻出纪念性建筑物的特征。这样的组成，华丽无比，是一座与用石为主体的宫殿完全协调的巨大绿宫。路易十四喜欢橙树，在凡尔赛宫庭园专门辟有橙园（图3.19）。橙园成为西方园林中的一个重要植物景观（图3.20）。这一时期，还发展了绣花花圃。

18世纪以后的英国，出现以开阔的草地、自然栽植的树丛、蜿蜒的小径为特征的英国自然风景园。在英国公园中，自然状态的树木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的植株成群，满足图画式的景观构成需要。在斯陀园，树木不仅是骨架和构造，而且是整个设计中的一个元素。

总而言之，除英国外，西方园林植物配置同中国古代园林植物配置迥然不同。西方花园中，很少见到我国园林中常见的自然生长、姿态随意的树木花草。西欧具有代表性的法国园林和意大利园林中的植物配置多为规则式，或将植物修剪成几何图形。在那里花草均按人的设计，图案化地种在花坛中，树木也要经过人为的加工，有的被修剪成方块、圆锥、球形等几何形状，有的被剪成某些动物的形状，叫绿色雕刻；有的被修剪成拱门、廊道或者连续拱券，称之为“绿色建筑”（图3.21，图3.22），而用绿色常绿树剪成各种高矮不一的绿墙更是常见。植物有其自身的形态，自己的生长规律，用外力使它变成人们所要求的形状，是人力胜自然的典型（参见2.3.1）。

尽管植物在西方园林中的应用形式多种多样，但有较重要的文化意义，较具代表性的是树木修剪、植物迷宫、整形树丛、花结园、绿廊、绣花花圃，以及专门种植植物的草本园和植物园。

树木整形术或树木修剪术（Topiary或Opus Topiarum）是将树木修剪成人工装饰形状的技术。自古以来，西方花园里就盛行修剪树木。它不仅是西方园林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园艺操作技术，也是一种基本的装饰性和象征性的艺术。这种艺术在欧洲最早起源于古罗马。

罗马时代园林中的乔灌木常经过修剪后用作花坛的边缘、绿篱或其他装饰。据恺撒的友人老普林尼说，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宠臣卡尔怀那于公元1世纪时发明了这种技术，并开始向本国人传授这种方法。关于Opus Topiarum这词，似乎是起源于从事这项技术的人所称的Topierii。还有西赛罗对管理庭园的人，是使用Topiarius这个词的，似乎园艺师的技术主要就是完成修剪树木。于是，Opus Topiarius就自然而然成为修剪树木之意的词了。在加图（Marcus Poraius Cato）、瓦罗（Marcus Trenteus Varro）和考勒米拉等的共和时代，修剪树木还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帝政时代，因越来越趋向于盛大的别墅生活，这种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最初的树木整形术可能就是简单地将矮生黄杨边缘加以修饰，也就是现在的绿篱（图3.23）。也有将绿篱用作内部区划。后来有用绿篱来代替围墙的，使用的树木有女贞、有刺灌木、玫瑰和紫杉等。意大利从古罗马时代，就在庭园内设置野外剧场，这种剧场一般以草坪为舞台，用修剪树围做背景，构成绿色剧场（图3.24，图3.25）。随后发展为按园林风景需要修剪为锥体形、柱形与螺旋形，再从其他几何图形的简单形式逐渐发展到表现所有者及设计者名字的文字、人物及动物形状，进而修剪出狩猎及船队情景的复杂形状。经中世纪而到文艺复兴，修剪树木的传统始终不衰。在18世纪，这种整形术被称作树木的理发艺术。但是从业者则更喜欢称之为树木石工和树木雕塑艺术。在石雕价廉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法国的皇家花园里并不普遍，而在植物繁茂、石工昂贵的英国和荷兰比较普及。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曾在英国盛极一时。

适于修剪造型的树种，有欧洲黄杨、柏树、红豆杉类以及迷迭香、冬青等常绿树。意大利耐修剪的树种不少，往往从根到梢，都可以修剪成各种样子。现存的实例大部分是经修剪的紫杉，因它生长速度慢，一旦成形便永远不变。也有用水蜡树、欧洲黄杨和迷迭香等作为修剪树木的。树木以修剪成孔雀形最为流行。现今仍有几个保存完好的具有数世纪悠久历史的样板，比较极端的，如1495年鲁西莱尔（Giovanni Rucellai）在佛罗伦斯的别墅里作的绿色雕塑，有“圆球、廊子、庙宇、花盆、缸、猿、猴、牛、熊、巨人、人、女人、战士、竖琴、哲学家、教皇、红衣主教……”，真是洋洋大观。

丛林（bosco），原则上是指将神话中的树林归化（世俗化）并构成园林的一部分的造园思想。与秘园相似，它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是如此著名，并与秘园一样，它总体上避免了园林的理性几何型。

一座丛林一般是一个常绿冬青的树林，浓荫蔽日，神秘莫测，树干的形状不断变幻。最著名的例子是佛罗伦萨附近的冈伯拉伊阿别墅紧靠住宅的丛林。卢卡的伯纳迪尼别墅（Villa Bernardini，约1590年）的丛林，及其一连串几乎不规则的开放空间，成为后来法国式丛林的原型。

法国园林中的丛林（bosquet）是一个装饰性树林，茂密而郁闭，或是有园路穿越的灌木丛。它起初是几何形（星形，圆形），但到17世纪末，在形状上也蜿蜒曲折。自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丛林在整个欧洲的大型花园中特别流行，一些被设计成迷宫，而另一些则在中央有一个封闭空间，在此建造草坪、规则式水池、喷泉或更加精致的设施（像凡尔赛庭园中的那些丛林一样，图3.26）。较大的这类空间称“厅”（salles）；较小的叫“室”（cabinets），因此，salles de verdure叫做“绿色空间”或“绿厅”。有一类丛林，树木散植，不形成郁闭的空间，视线通透，叫开放式丛林（bosquet decouverte）。

在凡尔赛庭园里，勒诺特式的丛林是种植着修剪整齐的树木的方形地区。丛林有“草坪滚球场”、“间隔丛林”、“星形丛林”和“梅花形丛林”4种。滚球场是草坪，位于丛林中心，场中央设置喷泉。围绕草坪的是树木、栅栏和水盘，不加其他装饰。“间隔丛林”和“星形丛林”都设置无数圆形的小空地，两旁都有道路，但“星形丛林”的道路是星形的。“梅花形丛林”是指在草坪上呈V字形栽植的树木。

花结园（Knot Garden）是用矮生绿篱构成复杂图形的花坛而精心设计的整形式花园。它始于中世纪，盛行于中世纪以后，特别是在英国非常流行。花结有开结（open knot）和闭结（closed knot）两类：开结是用矮生且可修剪的欧洲黄杨、迷迭香、海索草、百里香及其他植物修剪成线条状而成；其图案样式，有表现混合的几何形、简单形和表现野兽、鸟、图徽及其他形状；在其间隙的空地上填满了多种颜色的土壤，如园路上不铺草坪时，就铺上粗砂。闭结，是在花坛上用植物排成的线形之间，种上一色的花卉，看上去好像由各种彩带组成。在16—17世纪英国出版的许多园艺书中，附有中世纪的花结图。正如有些人所说，在缺乏装饰性花坛的中世纪庭园里，这种用植物的绿色线条构成的几何形，是完全必要的，所以它出现在中世纪，也绝非偶然。

在英国，花结是都铎时代庭园的主要装饰物，佳例可见于“汉普墩”等园。初期的传统形式最为出色，后来勒诺特及其他法国造园家的影响占了统治地位，用华丽复杂的图案代替了简单的图案，更多地采用了多彩的砂砾园路和花园的饰边图案。花坛处理上，这种低级庸俗的格调，直到引进了风景式庭园之后，才开始改变。

绿廊（arbour），也可翻译成植物凉亭（图3.27）、游廊。但在中世纪的西欧，这些词并没有现在的含义。当时的所谓“凉亭”，仅是一种在庭园内用栅墙围地，其内铺种草坪和树木。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静谧的环境。关于中世纪凉亭的最古老的绘画有3种：①《波利菲鲁斯梦想》（Dream of Poliphilus）；②薄伽丘的《十日谈》的抄本；③《蔷薇故事》的佛兰德斯语抄本。其中，②和③图画中显示的是木条结构，再用常春藤、蔷薇编成绿廊，可见，在中世纪绘画中的园亭，应该是绿廊的形式。1586年出版的《园艺师的迷宫》（Gardener’s Labyrinth）描述了3种类型的凉亭，这是近代的结构。后来凉亭伸展得很长，出现了游廊（gallery）或绿色隧道（即绿廊）。这是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庭园所具有的特征，像修道院的回廊一样，游廊将庭园的三面全部围起来，或是把庭园纵横切成4个区域。根据当时的情况，它有各种形式，有中部开窗的和不开窗的；有高的，也有低的；有一棵树的，也有几棵树的；有直线形的，也有曲线形的（图3.28）。

5）花坛、花圃与花境

花坛始于中世纪初期，也可作为切花栽培用地。花坛有两种：第一种为中世纪所特有的花坛，边缘用砖或木围成，高度为两英尺（0.61米）或稍高一点，在上面铺草坪，再种花卉；第二种在花坛上直接密植花卉，这就与近代庭园的花坛相像（图3.29）。第一种花坛称为“高位花坛”，可代替长凳；它主要有几种形式：①围在庭园墙周围的；②以庭园墙为靠背，用砖砌成的短台；③孤立在庭园中央的。第二种花坛，初为长方形，15世纪以后成为正方形，其后数年也有采用圆形或曲线形的。长方形的花坛，大体像近代的菜园那样成行列状排列，或有时在中央花坛的周围排成图案。正方形的花坛排列成棋盘格。曲线形轮廓的花坛，出现于中世纪以后，这比棋盘形效果更好。整个中世纪的花坛，都在地上堆土而成，直至17世纪末都采用这种方式。堆土高度是12～60cm或稍低。花坛边用砖砌成，高不到30cm。在竖桩上钉上横板作栅栏，也有在花坛边上用石竹和欧洲黄杨，人工材料有铅、板、骨架、瓷砖、石等。

英国庭园在建造花坛时，有很多关于花坛的形式及其排列。图案形式很简单，都画成相似正方形，也很容易改变成合适的长方形、八角形和圆形等。也可作为蔷薇园及狭窄园地的设计图案。在花坛中央设置日晷或喷泉。由于花坛在欧式庭园中地位重要，所以还必须慎重选用花坛植物。花坛里也可以铺上一层彩色的砾石、砖灰、碎煤、沙子、或者大理石粉。

花圃（Parterre），是花园的一种，尤指在与住宅相连的区域内规则的装饰设计方式。在17世纪，它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有不少公认的类型和式样。

绣花花圃：由法国莫莱家庭发明，以自由流畅的植物形状作为设计图案。用修剪的黄杨构成，以彩色土作底色，有时则用草坪作基调。在18世纪，绣花花圃成为皇家和贵族府邸花园的一种特征。1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衰微，而被严格以几何形图案设计的花卉和草坪所替代。它们在法国大革命（1789年）后完全消失，直到19世纪后期复兴（图3.30，图3.31）。

英国式花圃（Parterres ál’anglaise）是用草坪切块构成的花圃，或在相间的无图案的草坪中央布置一座雕塑，在英国叫做地图式，有切割图案的草坪花圃叫切割草坪花圃（gazon coupé）。这类花圃比绣花花圃容易建植和养护，因此，从17世纪末起越来越流行。

勒诺特设计的优质的花圃有“刺绣花圃”、“间隔花圃”、“英国花圃”、“区划花圃”、“柑橘花圃”和“水花圃”等6种。刺绣花圃是将欧洲黄杨作列队状种植，呈刺绣图样，是最美的花坛。在路易十三时代，坛中种植花卉和草坪。“间隔花圃”是4个对称的部分，即旋涡形图样，由草地、装饰花结、花卉种植地等组合而成。“英国花圃”是由布满草坪或修剪出形状的草坪组成，在其周围有高0.5～0.6m宽的小径，外侧围以栽植花卉地，这是最不引人注目的花圃。“区划花圃”与其他花圃不同，全部是由对称形、修剪过的欧洲黄杨组成，没有容纳草地及刺绣物的余地。“柑橘花圃”与“英国花圃”相似，所不同的是种植柑橘及其他灌木类。“水花圃”是由环绕草坪、绿荫树和花床的泉水集合而成的。

花圃是一种艺术创作，往往有象征意义。在法国维兰德里（Villandry）城堡下的一座花园（建于1532年，1906年被修复）里有游乐性、装饰性和药草3个花圃，全由植坛组成。装饰性花圃叫“爱情花圃”，有4块植坛，分别称“温柔的爱”、“热烈的爱”、“不贞的爱”和“悲惨的爱”，用黄杨树的图案象征，分别为平静的心、躁动的心、折角的信笺和匕首。

19世纪初，在苏格兰设计师、作家卢顿（J.C.Loudon，1783—1843年）的倡议下，在英国出现了草本花境（Herbaceous border），企图复兴17世纪的园艺实践，约翰·帕金逊（John Parkinson）的《乐园》（paradisus，1629年）被认为是种植设计的源泉。这为西方园林提供了一种新的花坛类型。花境通常靠墙设置，花境内种植多年生草本花卉。但在现代西方园林中，往往在绿篱镶边的规则式花坛里混播多年生草本花卉，外形规整，草花则五彩缤纷，是花坛与花境相结合的产物。1860年代末期，还在英国花园中出现了地毯式花坛（carpet bedding），由矮生的或铺地的观叶植物制作的几何形花坛构成。这些植物可以整形成像地毯那样形状一致的表面，再加入矮生的多浆植物和一些辅助的花卉形成特殊效果。开始都是几何图形，但随着1875年在克莱瑟尔宫（Crystal Palace）的蝴蝶形花坛取得成功后，各种动物图案和象征图形成为十分普遍的流行图案。

草本园是专门种植草本植物的实用性花园，其最早的类型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菜园（图3.32）。“草本植物（Herb）”一词用来表示草本药用植物、食用植物、芳香植物、染色植物等已有数百年历史。这个词的含义，在中世纪比现在更为广泛，它包括厨房用的蔬菜园和治疗用的药草园。在中世纪初期，栽培植物是为了实用，有轻视观赏的倾向。修道院内的草本园，由于是专供僧侣们食用而设置的，所以拥有相当宽广和优越的场所。即使在城郭内，蔬菜和药草也是武士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为了防备产生一旦被敌人包围的紧急情况，只能利用狭窄的地区设置草本园。中世纪以后，实用的草本园依旧是庭园的一部分，但已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并逐渐由花园取代之。

从最早的记载来看，“草本”都与宗教有关。在古代波斯，封闭的花园中栽满了芳香植物和药用植物，供教堂或“伊甸园”举行宗教仪式之用。从风格上看，欧洲寺庙花园沿袭着东方传统风格——安宁，与世隔绝。在这样的花园里，出于装饰和实用的目的，将狭窄的小道分隔出许多小的种植区，不同疗效的植物种在不同的种植区内，以避免新手采收时弄混。

宗教和学术机构均对植物及其药用价值进行研究，它们的草花园采用图案形式，植物栽在相互分离的种植区，并有小道通向每个种植区，这样既有利于栽培管理，也有利于植物学家、医生、艺术家进行研究。第一个有详细记载的这类研究性草本园——“药物园”，1545年建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随后，荷兰的莱登（Leyden，1587年）、英国的牛津（1621年）相继建造这种用于研究的花园。到17世纪末，这样的草本园已遍布整个欧洲。

随着殖民探险者和植物收集者带回不同种类的植物，越来越多的来自异域的草本植物，不断扩充着非常庞大的花园收集。殖民者在给当地带去植物的同时也带去了欧洲的传统园艺：北美第一个植物园1728年建于费城附近，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至今仍能见到欧洲传统风格的草本园。

与此同时，人们继续在私家花园的观赏植物中间随意地种植百草，既有装饰作用又可以食用。但是，学术机构管理良好的规则式百草园，对于富人和土地拥有者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其劳动密集的特征既是财富的象征，同时又能获得大自然的回报——渊博的学识和审美享受。

当今百草园艺的复兴始于艾莉诺·罗德（Eleanour Sinclair Rohde，1882—1950年），她于1920—193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有关草本植物的文章和书籍促使人们对草本花园的学术性、华丽和乡村传统等特征感兴趣。在东方，百草的种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药用功能，中国和日本的私家花园里，人们并不重视百草的观赏价值。但在西方，人们更注重其装饰效果和食用功能，从窗台到草花花坛，在现代小型花园中被大大缩小了的规则图案的种植床里，像观赏植物一样到处都种有百草。除了罗勒、薰衣草等传统的种类，一些非常少见的草本植物，如泽芹和飞蓬，也正在重新得到重视。现代草本园不仅流行着传统花园的形式、图案，同时，也非常重视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持久的观赏价值（图3.33）。

植物园是从栽培药用植物开始的。其祖先出现在中世纪^〔187〕。1535年德国维滕贝格（Wittenberg）大学一位青年学者科尔多斯（Valerius Cordus）撰写了一本关于药草的书籍——药谱（Dispensatory），他就像李时珍那样澄清了希腊药学权威迪奥斯科里德斯（A.D.Dioscorides）多年来给该学科造成的混乱。该书出版以后，也是过了10年，意大利的帕多瓦（Padua）城诞生了第一座药用植物园，这说明植物学（古代的本草学）的发展与植物园的建立多少是有互动作用的。帕多瓦城位于意大利北部亚旦亚海边名城威尼斯以西，历史古迹很多，该城的帕多瓦大学是1222年建立的古老大学，由于有药学系，为满足教学的需要，在1545年建立了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帕多瓦药用植物园。至今仍可供参观。以后欧洲各国陆续建立植物园。在1550年意大利建立起佛罗伦萨植物园，1587年在北欧芬兰的莱顿（Leiden）建立了植物园，1635年法国巴黎植物园建成，1638年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建成植物园，1670年英国爱丁堡建成植物园，至于规模宏大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是1759年初建，后经1841年扩建后才有如今的园貌。所以，从16世纪初的药用植物园转为17世纪的普通植物园，风起云涌般先后在欧洲各国大城市纷纷兴起。据统计16世纪建立7处，17世纪建立10处，18世纪10处，在这300年中欧洲共建27处。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植物园的萌芽时期。但是到了19世纪，世界各国兴建的植物园有96处，达到前300年的3.5倍，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可以说是植物园的发展时期。20世纪已结束，20世纪虽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但二战以后植物园的建设仍旧十分迅猛，总数已经超过1000座，可以说进入了植物园发展的辉煌时期（图3.34）。

在西语中，有关“迷宫”的术语有3个：maze，labyrinth和Irrgarten。一些作者把术语“maze”专指绿篱迷宫，而把“labyrinth”留给古代作家所描述的构造性迷宫（建筑上的迷宫），或用作泛指任何使人混淆的路径布置的一般术语，或指迷惑存在之处。也有学者认为，由于maze和labyrinth两个术语缺少明确的定义，也就可以互用，如欧洲关于园林的权威著作——《牛津园林指南》^〔188〕一书便是如此。由于Irrgarten与另两个俗语相比内容较为复杂，我们不妨将其中文名称译为“迷园”。克恩（H.Kern）在其关于迷宫的研究中，就其真实意义将迷宫与迷园作了区别。真正的迷宫由一条最后通向中心点的单一的曲径构成，而迷园显然也是由一条曲径组成，但人们在寻求最终通向中心的路径时极易迷失方向。虽然迷宫有复杂的路径，但其结果是确定的^〔189〕。

植物迷宫始于罗马时期。在中世纪的寺院和教会的彩色大理石地面上，嵌有迷宫的图案；在外面的草坪上，也描绘有迷宫的形状。植物迷园也是当时所常用的形式，如英国亨利二世在牛津郡的伍德斯特克所造的迷园，由于它是为隐蔽“美丽的罗莎蒙德凉亭”（Fair Rosamond’s Bower）而建造的，所以很著名。再如法国查理五世时代在巴黎的圣保罗教堂的庭园里，建造了迷园式的德达罗斯宫（Maison de Dedale）。

尽管阿尔伯蒂在其《论建筑》^〔190〕中没有提到迷宫，但在文艺复兴式庭园中，它是不可缺少的附属物。菲拉雷特（Filarete，约1400—1469年）^〔191〕是第一个在设计方案中采用迷宫的建筑师（在其《建筑论说》（Trattato di Architettura）^〔192〕一书中提及），其中，他在佐加里亚（Zogalia）国王的王家公园中为一座迷宫设计了方案。

虽然自古典时代起就常有文献^〔193〕提到“人们会在迷宫中迷路”，有关迷宫的真正的描述出现得很迟。真实提及的最早的著名例子是在15世纪30年代由丰塔纳（Giovanni Fontana）撰写的抄本中，但正如巴蒂斯蒂（Battisti）^〔194〕已正确指出的一样（与克恩^〔195〕相反），丰塔纳的方案不是关于园林的。只是到了16世纪，术语“迷园／迷宫”差不多才可互换并且才真正确立。它的复杂而又弯弯曲曲的设计的表面上的非本质的特性，与下述事实联系在一起：反复造成从若干路径中选择正道的难题，玩弄运气游戏，特意把所有的组成部分计划成呼吁时代精神；这正是这一时期享乐主义者庭园中给追求休闲者的完美乐趣，他们发现迷宫的无法预言性是无限销魂夺魄的。约于1540年，查理五世在塞维利亚（Seville）^〔196〕设计了一座迷园，这座迷园的某些部分的营造方案很有可能是由洛马诺（Giulio Romano）设计的，他死于1546年。应当记住，与茶宫的迷园的重要性和用途两者相关的是，从伊莎贝拉·埃斯特（Isabella d’Este）时代起，一种音乐和诗歌的传统已经存在于蒙托瓦的公爵的庭园中，在这种传统里，“迷宫之爱”的形象频繁地反复出现；茶宫本身实质上试图作为康扎加（Federico Conzaga）和布斯凯蒂（Isabella Boschetti）之爱的典礼，因而，这里的迷园就成了一种象征性游戏的场所，在迷园里，幸运和不幸，高兴和痛苦，全都在表达“爱”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另一座迷园于1607年在蒙托瓦建成，离茶宫南面不远，规模巨大，正如伯塔佐罗所述：“……正是如此大的尺度才使得人们必须顺路径走2英里多才能到达中心，但是，如果你偏离正确的路径，路程就会增加很多。道路宽得足以让马和马车通行……”^〔197〕

然而，并非所有的迷宫都采用迷园的形式，1560年利戈里奥为埃斯特别墅的花园设计了4座迷宫，虽然只完成两座，但它们是整形式设计的优秀例子；概念独到，技艺精巧，即使是在组织结构上也惹人注目，每一个元素都是天才的作品。

法国园林中的迷宫也很普遍，如果人们想起迷宫的形象作为装饰主题经常出现在法国哥特式大教堂的地面上时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然而，其宗教的重要性——作为罪孽深重的世界的一种表现，在迷宫中只有一条指引我们走向纯洁和正义的路径——在这一时期伟大的法国园林中被转化为一种几乎只是提供娱乐的世俗设施。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凡尔赛宫的迷宫，由查理·佩洛尔特（Charles Perrault）于1667年建成，1774年被破坏。它由39组作品构成——一个喷泉和雕塑组群表现了《伊索寓言》中的情节——由总长度为750m的用绿篱镶边的路径相连。

此后，迷宫也出现在德国园林中。一尊16世纪中期的德国木雕描绘了一座极端复杂的迷园，克恩将其看作这一类型的模式。几十年后被劳立斯（D.Loris）复制在他的关于园林的规范中，他在这一规范中收录了23种左右的迷宫方案。

在都铎王朝时的英国，迷宫以矮灌木和草本迷宫的形式最早出现，就像1563年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所描述的一样。绿篱迷宫似乎是17世纪成长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普墩宫中建于1690年的迷宫。

然而，到这一时期为止，迷宫的理论概念已经被托马斯·希尔、维里斯（Joham Verdeman de Vries）、普克（Hans Puec）和彼托尼（Lelio Pittoni）所讨论，而且，到了16世纪末，里西奥（Agostino del Riccio）为一座皇家花园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建议，该方案应包含4个迷宫，每个迷宫带有8个洞穴，里面装有自动开关、喷泉和水力游戏，每个迷宫以一座大型迷园的形式建成：“如果你不希望迷失自己”，里西奥告诫道，“你必须象闲逛的处女的情人那样去做；他带着一团绳，把它的一头系到迷宫的起点，以便他能够从迷宫的中心顺原路返回，从而逃避死亡；如果你每次都这样做，你就能找到每一座迷宫的出路。”这一游戏，丧失了迷宫的象征意义，成为提修斯^〔198〕和Ariadne神话以及强调迷宫之爱的明确的出处。

从许多依旧存在的有关迷宫的图画中不难看出，迷宫是文艺复兴花园的一种固有特征。这些绘画作品中，最卓越和最典型的无疑是1550—1560年代的一幅，现陈列于汉普墩宫，它描绘了一座岛上的迷宫，情人们在其高篱后面拥抱，沿着迷宫的曲径相互追逐，游戏和传统的象征性与爱的迷宫联系在一起。

正如埃斯特别墅中的4座迷宫一样，迷宫与水力游戏和精心制作的图解方案一起为园林设计的深奥寓意作出了贡献。尽管其思想可远溯到几千年前（在埃及和希腊克里特岛就有建筑上的迷宫），但没有一个古代作家给绿篱迷宫精确描述，因此，绿篱迷宫的发展是很近的事（图3.35）。尽管植物迷宫始于罗马时期，但它成为花园设计的普遍特征的主要时期是16、17世纪的欧洲，这一时期的迷宫依旧存在于欧洲的园林中（表3.6）。

*本表根据Penelope Hobhouse & Patrick Taylor：The Gardens of Europe编制。

〔153〕周武忠.花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83

〔154〕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33

〔155〕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种树等书得以幸免。《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156〕陈植，张公驰.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0-11

〔157〕徐德嘉.古典园林植物景观配置.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153

〔158〕E Bretschneider.1898.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K.F.Koehler’s Antiquarium，Leipzig

〔159〕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经和圣经注解常引用装饰性和象征性的版画。本图复制的3幅漂亮的木刻画取自一本古代德文版典型的圣歌注解本，Hohberg于1680年的Psalter Davids（大卫诗篇），配有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圣经植物的植物插图。在更近的时期，已表明这3种植物中有两种其实不是圣经植物，Cercis siliquastrum，一直被认为是犹大上吊的树，在《圣经》的文句中没有提到。Passiflora incarnata，西番莲的一种，尽管在圣经时代还是未知的一种美洲植物，却因为在它那奇异的花上想象出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图像的象征意义，所以自1610年以来它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圣经植物。亚当的苹果（Malus assyria）既非一种真正的苹果，也不是旧约中有关“苹果”的植物——旧约中的“苹果”应为埃及无花果（Ficus sycomorus）。

〔160〕Harold N Moldenke，Alma L.Moldenke.Plants of the Bible.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52：1

〔161〕Timon，约公元前320—约前230，希腊怀疑派哲学家和文学家。

〔162〕常生在墙上的一种黄色草花；开橙色或棕色芳香花簇的春季园艺植物。

〔163〕［美］埃伦·C.杜布斯著；陆建华，刘源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7-72

〔165〕Harris W T Allen F S，［editors］，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917

〔166〕Post G E，Flora of Syria，Palestine，and Sinai.1932，1（2）：683

〔168〕Smith J.Bible plants，their history，with a review of the opinions of various writers regarding their identification.1878：265

〔169〕Smith W.［editor］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comprising its antiquities，biography，geography，and natural history.1876：1033

〔170〕Moffatt，James（1870—1944年），苏格兰圣经学家和翻译家，独自译出著名的现代《圣经》译本。

〔171〕Goodspeed，Edgar J（ohnson）（1871—1962年），美国圣经学者、语言学家，修订标准版《圣经》的编译者之一。曾任芝加哥大学古典语言和圣经教授、《新约》研究系主任。

〔172〕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中文版《新旧约全书》将“feeding among the lilies”译为“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而原文中本无“群羊”一词。若将此去掉，笔者以为也可如此译。

〔173〕Om，印度教和印度其他宗教的咒语。据说其法力超过其他一切经咒。由阿、乌、姆三个音组成，表示空、天、地三界；也表示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还表示印度古典经籍的《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三部《吠陀》。这样，就包罗宇宙的精华。印度教信徒在祈祷、诵经和禅思的开头和终结时，都要发此咒语，后来，佛教和耆那教的礼仪也普遍使用。6世纪以后的经文抄本或铭文都以此字发端。

〔174〕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据说他守护并保存世界，匡复诸法。

〔176〕Skinner C M.Myths and legends of flowers，trees，fruits，and plants in all ages and in all climes.pages.1911：302

〔177〕印度教所信奉的女神。主财富和吉祥，为毗湿奴之妻。

〔179〕Horus，埃及语又称何尔或哈尔。古埃及宗教所奉之神，其形象似隼，太阳和月亮是它的双目。

〔180〕清俞樾《十二月花神议》载，十二月花神为：正月梅花何逊；二月兰花屈原；三月桃花刘晨、阮肇；四月牡丹花李白；五月榴花孔绍安；六月莲花王俭；七月鸡冠花陈后主；八月桂花谷诜；九月菊花陶渊明；十月芙蓉花石曼卿；十一月山茶花汤若士；十二月蜡梅花苏东坡、黄庭坚；总领群花者为迦叶尊者。又指：正月梅花寿阳公主；二月杏花蔡文姬；三月桃花息夫人；四月蔷薇花丽娟；五月榴花魏安德王妃李氏；六月莲花晁采；七月玉簪花汉武帝李夫人；八月桂花唐太宗妃子徐氏；九月菊花晋武帝左贵嫔；十月芙蓉花飞鸾轻凤；十一月茶花杨太真；十二月水仙花梁玉清；总领群花之神为魏夫人。

〔181〕Fu Changyi.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Flower Culture and that in the West.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LA，M.A.Graduation Thesis.December，2000

〔183〕槐门——中国古代外朝三槐，三公位于其下，后成三公的代称，其家亦称槐门。
　　古代槐多植于门庭，以取其吉兆。《相宅经纂》：“中门有槐，富贵三世”；《花镜·槐》“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荫，一取三槐吉兆，期许子孙三公之意。”门庭植槐，遂成一习俗。白居易有“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之诗句。

〔184〕“怀”即“槐”的谐音，表示怀柔之意。《艺文类聚·槐》：“周官，面三槐三公位焉。”自注：“槐之言怀也。”

〔185〕门柳，门前之柳。门柳之说，反映的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雅习。晋人陶渊明弃官归田，门前植五柳，自号五柳先生，为后人所仰慕和仿效，即所谓彭泽家风。王安石有“移柳”诗：“移柳当门何啻五，穿松作径适成三。临流遇兴还能赋，自比渊明或未惭。”辛弃疾词《洞仙歌》中有：“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作庭记》文中所言“门前植柳，有其缘由”的“缘由”，似即在于此。

〔186〕张十庆.《作庭记》译注与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3

〔187〕植物园的起源与伊斯兰教有关，且由主任医师领导。在西班牙，这些医生有穆斯林、犹太教和基督教，有大量的译自阿拉伯语的相关文献，包括Ibn Wafid（999—1075年）论植物的著作，和Ibn Bassal（约1080年）论造园的详尽专著。一座大型花园（仍被叫做Huerta del Rey）在西班牙托莱多（Toledo）旁边由Ibn Wafid为最近的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al-Ma’mun培植，并由Ibn Bassal继续到1085年基督教的征服。Ibn Bassal移居到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并建立了另一座花园，大量种植他在摩洛哥（Morocco）和波斯之间经由西西里和埃及的广大的植物探险获得的植物种类。第三次植物的科学采集约在1200年形成于Guadix。1333年，在Doctor Gualtherus的建议下，威尼斯培植了一个植物学性质的花园，另一位意大利人，Florence的Angelo，在查理四世皇帝（1349—1378年）的邀请下把这一思想带到了布拉格（Prague）。在伦敦东部的Stepney，Henry Daniel有一座私园，他自夸有252种不同的草本植物，其中差不多有100种似乎是外国的。到1250年，由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创立的Montpellier医学学校建立了一座药物园，并演变成为1593年的植物园。

〔188〕Geoffrey and Susan Jellicoe，Patrick Goode & Michael Lancaster.The Oxford Companion to Garden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89〕H Kern Labirinti.Forme e interpretazioni.5000anni di presenza di un archetipo.Manuale e filo conduttore（Milan，1981）.但最理想的应当参考修订的德文版（Munich，1982）。

〔190〕Leon Battista Alberti，De re aedificatoria，Book 9，chapter 4（1447—1452年）.该书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的圣经”之称。

〔191〕意大利建筑师、雕塑家、作家，主要以其所著的《建筑论说》（描写理想的文艺复兴城市布局）一书而闻名。

〔192〕Antonio Filarete，Trattato di architettura，Book 15，f.121（1460～1465年）

〔194〕E Battisti，G Saccaro Battisti.Le machine cifrate di Giovanni Fontana（Milan，1984），p61

〔198〕Theseus，［希神］雅典王子，曾进入克里特迷宫斩妖除怪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