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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1885年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与哥哥鲁迅的经历相似，幼年时期的周作人也曾在“三味书屋”^[1]里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周作人于1901年秋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从这时开始，周作人接触到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初步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并且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为他日后从事翻译工作做了铺垫。1906年秋，周作人考取官费生，和鲁迅一起留学日本。先读东京政法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和英文等西方语文，研读《远征记》等文学经典。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从事了很多的文学活动，他利用课余时间和鲁迅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等，翻译并发表译著多篇，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世界观。1909年，周作人与他的日本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周作人回到故乡，先在浙江省教育司督学半年，后任浙江省省立第五中学教员，并被推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在此期间周作人发表了不少著译。1917年春，经鲁迅推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辑。1918年，周作人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担任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周作人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他曾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参加了“新潮社”^[2]并被推选为主任编辑。他的白话文文风清新淡雅，如话家常，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周作人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五四”前后，周作人不仅翻译西方译著，还发表了大量白话文，抨击落后的封建礼教，并主张用民主科学的新思想重塑国民性。1920年末，周作人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3]，并执笔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并与沈兼士共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任。随着“五四”运动进入尾声，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周作人社会改革的热情受到打击，感到理性的破灭，产生消极避世的思想倾向，加之他在1921年夏秋患肋膜炎，他创作的思想情趣发生了很大转变。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养病期间，周作人创作了一些闲适恬淡、抒情叙事类的小品文和山居杂诗。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2年7月起，他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副教授，9月又兼女高师（后为女师大）教员。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留平四教授”之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1939年元旦，周作人遭受突然的枪击，但因子弹射中纽扣而受轻伤。经过枪击案的冲击后，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受了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请。此后的6年间，周作人又担任了汪精卫政权的其他多项职务，于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周作人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国民政府逮捕，监禁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经多方说情，周作人于1947年12月9日被判10年有期徒刑，但在1949年1月国共和谈的大环境下被释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他翻译了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如《石川啄木诗歌集》等，写了一些回忆鲁迅的专著，如《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并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此书回顾了周作人的一生，记载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和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66年5月，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周作人受到冲击。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突然发病去世，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历程。

散文集：　《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知堂文集》

论文集：　《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回忆录：　《知堂回想录》

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事记》、《狂言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等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啰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遍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麻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吧？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吧。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蓼和白萍，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薛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一位具有重大贡献的作家。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美文”概念，以独树一帜的记叙抒情小品享誉文坛，在现代散文史上开创了闲适言志的艺术流派，其散文有“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按体裁来分，周作人的散文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杂感，二是小品文，三是读书札记。在“五四”运动前后及二十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创作主要是谈论时事，针砭时弊的杂感，这类作品是属于“浮躁凌厉”风格的，如《祖先崇拜》，《碰伤》等。随着“五四”高潮的回落以及大革命^[4]失败，周作人的思想出现了消极避世的状态，提出了“闭户读书论”。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小品文。所选题材大多为日常生活中草木虫鱼之类的小事物，但作者却能用细致的笔触，结合中外文化及文学形式抒写恬淡的生活情趣，这类文章属于“冲淡平和”的一类。在这些文章中，周作人能从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中旁征博引，挥洒自如；语言虽平易朴实，但却能巧妙地在平淡中将知识性、趣味性及生活性融为一体，使读者体味“美文”。周作人的散文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文章要“言志”，虽然大多看似散漫，似与友人闲谈，但其所追求的正是这自然隽永、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风致。在这种“悠闲自在”文风的背后也常常透露出一种孤独寂寞之苦。周作人的读书札记也很有特色，代表作有《我的杂学》等。综观周作人的创作，其小品文创作所展示的美学形态对丰富和繁荣新文学的品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巨大，打破了新文学初期“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故乡的野菜》于1924年4月5日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雨天的书》（1925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故乡的野菜》是周作人一大批“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梁”那样的小品文中颇为著名的一篇。在这篇散文中，作者怀着浓郁的思乡之情和怀旧情愫，以平淡朴实的语言，以品花赏草的闲情逸致，舒徐自在地介绍了浙东地区三种再普通不过的野菜：荠菜，黄花麦菜和紫云英。围绕这三种野菜，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生动活泼的浙东地区民风与民俗画卷。

在本文一开篇，作者就用淡淡的笔墨将浓郁的乡情掩盖起来。先强调对故乡的理解：“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没什么特别的情分，只是因为钓于斯游于斯。”这一障眼法在于引起读者的疑惑，促使他们追问既然没“情分”，又写这篇《故乡的野菜》何为呢？作者的回答是：“正如左邻右舍一样，虽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会想到他。”此意表明写《故乡的野菜》仅仅因为“有时想到他”。但根据后文对野菜和浙东民俗细致的描绘，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对故乡的浓厚情感，并非只是“有时想”而已。此文中这种欲彰弥盖，欲露还藏的写作手法正是周作人冲淡平和的写作风格之一大特色。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的乡愁渐渐显露。听说西单市场上有荠菜卖，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言语之中散发出淡淡的乡愁。接着写了荠菜的采集，作者把采集荠菜这种枯燥无聊的劳作形容成“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从这里可看出作者的心境之平静、闲适，对故乡采荠菜习俗之喜爱，以及对浙东妇女小儿热爱劳动、勤劳质朴之性格的赞美。而其后所引用的小儿儿歌，《西湖游览志》和《清嘉录》中对荠菜的描写，都将荠菜的民俗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体现浙东民俗的历史悠久、深入民心。

第三段介绍黄花麦果。从它的生态特性写起，有板有眼，煞是可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借用儿歌赞美黄花麦果，“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小孩吃黄花麦果时要关起门来吃，恐馋着了其他的小孩，可见黄花麦果很是美味且受小孩喜爱。接着写黄花麦果用来做供饼，“名曰茧果”。说到茧果，作者便又开始回忆起来，对于儿时美味不复得时的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段提到扫墓，第四段就自然而然地写到扫墓时要吃的紫云英。然而，作者这次既不写采集的乐趣，也不写生态特性了，而是直接写了紫云英的用途：可作肥料，可食用而且味美；再写它的美丽：“如铺着的华美的地毯”，“状若蝴蝶，又如鸡雏”；以及紫云英的药用价值：可治痢疾，而且紫云英还可做花环供小孩玩，可做上坟船的装饰。关于治痢疾这种无稽可考的治病偏方，还有紫云英做上坟船的标志性装饰，若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哪里能知晓和精通呢？作者虽不提故乡二字，但浓浓的乡情跃然纸上。

作为一篇优美的叙事性抒情散文，在《故乡的野菜》中作者写景状物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叙事，说明，传说，典籍，民谚，儿歌，对比等，虽然语言平实，但因为这些艺术手法的恰到好处的运用，使所状之物跃然纸上，形象生动；也使整篇文章笔调清新活泼，舒缓自然，读来如与友人闲谈，看似“拉拉杂杂，散漫无边”，但却脉络鲜明，详略适宜，让读者深感浙东民风、民俗之厚重。其中对比的巧妙运用，既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又暗含着作者对故乡之物、故乡之俗的无限怀念。而对《西湖游览志》、《清嘉录》、浙东儿歌、《日本俳句大典》等典故的运用也显得信手拈来，生动活泼，既使文章融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又为原本是俗趣的“浙东事”增添了不少的雅趣，这正是学者式散文的一大亮点。当然，文章中这些游刃有余的旁征博引与作者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故乡的野菜》以小品文的文体写自己家乡的风土人物，表达普天下人皆有之的故乡之情，正是契合了作者本人在《平民的文学》中所提倡的平民文学的要求：“第一，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这两个条件，《故乡的野菜》都符合了，因而这篇“平和冲淡”的小品文也被视为是“平民文学”的代表。

《乌篷船》是一篇以书信体的形式向友人介绍故乡风物乌篷船的小品文，收录在1927年9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泽泻集》中。它发表于1926年11月，正是中国社会处于飘摇动荡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五四”文化阵营的退隐者，周作人尽管心中感到“十分气闷”，却没有于绝望处逢生，而只是通过书写一些清淡闲适的文字，“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乌篷船》这样不合时宜的闲适小品文。这篇散文是作者以书信的格式，向将去浙东旅行的朋友介绍自己故乡的风情。正文共三节，通篇笼罩着一种超然世外的悠闲情趣。作者听说朋友子荣要到自己的故乡浙江绍兴去，便书信一封向朋友介绍故乡最有特色的乌篷船。全文开篇，作者言明故乡最有特色的便是乌篷船，这也点出了文章主题。于是，作者便开始向朋友介绍船的种类、形状、材料、结构和用途。在介绍乌篷船时，作者详尽介绍了“三明瓦”的好处，并对其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描述。然后，又写了怎样坐船以及“到乡下去看戏”等种种“理想的行乐法”。在谈到游历家乡景色时，作者特别强调要耐着性子，从容不迫，“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心境。从表面上看，这里作者是在写游山玩水，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却透露出作者对人生的处世态度。在作者看来，在人生路途上，每个人大可不必行色匆匆，心急火燎；其实心平气和、淡泊恬适才应该是处世的最佳态度。作者以平和冲淡的格调、朴素自然的笔墨，紧紧扣住乌篷船这一典型事物，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透露出闲适隐逸的情思。如果说舒徐自在、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小品文独有的魅力，那么这篇《乌篷船》则是这特有风格的绝好体现。

1．《故乡的野菜》中有一句为：“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请谈谈这句话包含了作家怎样的心理感受。

2．《故乡的野菜》中作家说“这一层我是很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请谈谈为什么“欣幸”？

3．《故乡的野菜》中开篇提到作家认为“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通读全文后请谈谈这句话是作家的真情实感吗？

4．《乌篷船》一文名为“乌篷船”，但作家却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行船中赏景行乐之窍门，请分析作家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

1．结合作品分析周作人散文的文体特征。

2．结合《故乡的野菜》分析周作人散文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特点。

3．结合作品分析周作人在散文上的艺术成就。

4．《乌篷船》中的收信人“子荣”和写信人“岂明”都曾是作者的笔名，请分析作家这种写作方式的意义。

5．请比较《故乡的野菜》和《乌篷船》在表现手法上的异同。

[1]“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私塾。鲁迅年少时在这里求学，塾师是寿镜吾老先生。三味书屋本是寿家的书房，寿镜吾老先生在此坐馆教书长达60年。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提到了“三味书屋”。

[2]1918年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等人在北大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该刊追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是当时全国主张文学革命的著名刊物之一，影响广泛。

[3]“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由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王统照等12人发起。1921年成立于北京。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作家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它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主办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还编印《文学研究会丛书》，收创作和俄国、东欧、北欧等国的翻译作品，对新文学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