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北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主要机遇与矛盾

1．湖北发展现阶段面临的主要机遇

在21世纪头二十年这个重要机遇期里，湖北发展面临许多国际国内的良好机遇，其中最直接、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两点。

从国际方面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推进，全球新一轮产业调整加速进行，这为我省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二者的结合便形成了国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向。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的。2002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00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外资转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个地区，仅广东和江苏两省就占了将近一半。外资转移的产业结构以电子、信息和汽车为主。比如，江苏2002年电子信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达30亿美元，形成了从昆山至南京的200公里信息产业带，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570多亿元。由于本田、丰田、尼桑等跨国公司生产基地转至广州，使广州可能形成一个上千亿元产值的汽车产业基地。

国际产业之所以加速向中国转移，除了我国具有生产要素便宜、产业配套条件较好、市场空间巨大等原因，还是由国际产业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愈演愈烈的格局决定的。由于国际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商品价格一再下跌，迫使企业转换竞争方式，由原来依靠扩大市场份额提高收益，转而依靠降低成本实现收益提高并加强竞争力。这样一种竞争方式的选择，就意味着将制造业基地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在第一轮转移过程中，我国沿海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在新的一轮转移中，由于湖北等中部地区所具有的区位和低成本优势，将获得新的机遇。

在国内竞争国际化、全面竞争立体化、规模竞争垄断化的形势下，为谋求新的竞争优势，不仅国外大企业将打破国界，实现市场、资金、人才、技术的最佳组合，国内的企业，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大企业、大集团，出于降低商务成本，提升自己在全球、全国竞争地位的考虑，也必将打破地区界限，实行产业转移，把制造基地放到配套能力强、物流运输快、投资成本低、人力资源多的地方。又由于国内外大企业在进行转移扩张过程中，大多实行成本接近、市场接近、资源接近的战略，而湖北在这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优势，是承接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理想之地。

从国内形势看，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全国新战略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我们“中部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由于不同区域政策的明显差别，在总体上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从东到西的较大落差。从1991年到1999年，东、中、西部的GDP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分别由55．01%、28．62%和16．31%变为58．71%、27．53%和13．76%，中、西部分别下降1．09和2．55个百分点。2002年，中部八省人口占全国的33．16%，GDP占28．95%，人均GDP、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7．3%、82．7%和92．57%。这些都表明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区幅员广阔，人口占全国的62．45%，如果只有东部的快速发展，而中西部长期落后，就会影响和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所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对区域经济提出了新要求，又为中部地区加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也决定了其在全国发展战略格局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对于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在全国范围的顺畅流动和有效配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及主要初级产品生产和输出基地，这种综合资源优势是支撑全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对于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所以说，全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又离不开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必须看到，机遇具有阶段性，先人一步，乘势而上，就能突破常规，率先发展，否则，就可能被别人甩在身后，贻误多年。机遇又有普遍性，大家都在抓机遇，我们要善于打造自己的独特优势，展开“错位竞争”，让自己的“特殊性”从大家的“普遍性”中脱颖而出，形成“亮点”。机遇还具有挑战性，用好机遇，如虎添翼，用不好机遇，反而骑虎难下，成为一种负担。机遇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只要我们能抢抓新的历史机遇，就一定能重振湖北老工业基地雄风。

2．湖北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

在新的发展阶段，湖北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有外部的，比如，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我省的一些产业和企业将受到冲击；国家投资重点西移，有可能使我们中部成为投资的“凹陷”区等。但困难主要的是在我们内部，内部的困难虽然有许多方面，而最集中地体现在湖北现代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失衡。

一是经济增长与全国不平衡。湖北是国家重要的老工农业基地，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从GDP总量上看，1978年在全国排名第6位，后来位次一再后退，自“九五”以后，位次一直保留在第9位。从“九五”以来，湖北经济增速呈逐年减缓之势，1996—2002年增速依次为13．2%、13%、10．3%、8．3%、9．3%、9．1%、9．1%，2002年的增长率比“九五”前期的1996年下降了4．1个百分点，增幅在全国的位次由上年的第15位下降到第25位。东部发达省份得改革开放的先机，不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都显出了明显的优势。从经济增长上看，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GDP分别增长了51．46倍、59．06倍、48．7倍、33．24倍和37．9倍，而同期湖北的GDP只增长了9．06倍。从经济结构的变化看，湖北与广东、江苏和浙江相比，虽然都演变为“二三一”结构，但我省的二、三产业比重均低于沿海三省，而第一产业则大大高于他们。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不仅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中部地区的“老大”地位不保。“九五”以来，经济总量在中部由第1位开始退居第2位。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贸易与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相比，也从第1位退到2001年的第2位。从宏观经济效益看，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1年只有5%，仅高于河南省4．7%的水平，比其他省份都低。更重要的是，中部省份近年来发展势头看好，在经济增长、投资增长、民营经济增长等方面都超过了我们。

二是发展与增长不平衡。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是指经济增长，而发展则包括经济优化、社会进步、生活提高、城乡协调、环境改善等在内的全面发展。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普遍关注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二次大战后，加快重建成为各国首要任务，但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些国家产生了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不足、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在我省发展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投资不足导致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滞后。据统计，2002年全省社会服务、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教育、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仅为10．48%，2002年进一步下降到9．78%，导致全省公共服务的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公共产品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就业已成为影响发展的最大难点。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减少，现在我省每年最多只能创造4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但目前有120万人竞岗，并且每年还要新增30多万就业人口，这还不包括六七百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据有关部门预测，2006年前，我省新增劳动适龄人口每年在100万人左右。现在城镇新增的生活困难人口和农村的贫困人口，除了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和重病患者外，多数人是与失业或严重就业不足有关。

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已成为我省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尽管就业是当前发展的最大难点，但贫富差距扩大和腐败问题也都可能是社会不稳定问题最易爆发的导火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认为，在人均GDP 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但我们看到，在我省的人均GDP已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后，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开始缩小，而且还在扩大。就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说，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2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67元，与1978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0．1倍和23．1倍，在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5∶1，1993年却扩大到3．01∶1，1997年恢复性缩小到2．22∶1，2003年又扩大到2．85∶1，为近十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但这还只是反映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差距，实际上在农民收入中实物占40%，再扣除次年再生产部分，实际用于消费的货币资金只有1400多元，月均110元，而城镇居民月均消费610元，实际收入比为5．55∶1，这还不算社会福利上的差距。有专家估计，城乡平均有20年的收入增长距离。

比城乡收入差距更大得多的是城镇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据有关资料，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左右（世界上最不平等国家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而且居高不下，在城镇20%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7%以上。我省与全国的基尼系数大致相当。

三是农村与城市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方面，而农村严重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则是全方位的，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是一个最突出的矛盾。

由于我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和严格的城乡分割体制，造成了城乡发展的长期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我省目前有36个大中城市和700多个小城镇，涵盖2000多万人，但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三农”问题也很突出，已成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难点。一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波动中重新扩大。如前所述，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差距已扩大到近3倍，实际收入则达到近6倍，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又导致农村消费水平大大低于城市。2002年，湖北城市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4%，而农村市场仅增长4%。目前，占全省2／3的农村人口，仅占全省1／3的消费品市场份额。二是农民就业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我省农业的比重已降到15%以下，但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约50%，而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还不到60%，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在规模将达到600多万人。我们务必清楚地认识到，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是不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三是农村社会发展仍然落后。在教育方面，我省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38%的青壮劳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医疗方面，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86．4%的农村人口完全是自费医疗。2003年底，全省卫生机构床位数14．67万张，农村4．13万张，只占30%，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合格率仅为20%，农民缺医少药状况可见一斑；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基本上处于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无保障状态。若按享受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计算，我省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左右，城市社会保险覆盖率是农村的20多倍。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历史现象。我省自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乃至跨入新的世纪的几年来，从总体上看，区域发展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根据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现在全省大致呈现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武汉市，2003年人均GDP为21280元，第二层级的宜昌、鄂州、荆门、黄石四市，人均GDP　10000元以上，第三层级的襄樊、荆州、十堰、孝感、咸宁、随州及几个直管市，人均GDP只有6000—9000元，第四层级的黄冈、恩施、神农架则更低，人均GDP仅有3000—5000元左右。全省除武汉、宜昌、鄂州、荆门、黄石、潜江外，其他市州人均GDP均低于全省8990元的平均水平，武汉市则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多。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东强西弱的地区差距，还呈一种扩大的趋势。以“东、中、西”的武汉、襄樊和恩施三个地区为例，1995年三地人均GDP的比例为5．24∶3．84∶1，2003年这一差距则扩大到5．77∶2．36∶1。武汉与恩施的差距扩大了0．53倍，与襄樊的差距扩大了1．1倍。三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由1995年的1．21∶1．02∶1，扩大到2003年的1．29∶1．04∶1。

我省的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东中西之间，表现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之间，也表现在区域内部、市县内部，而且这方面的差距还大于地区之间的差距，比如2003年武汉市的人均GDP是黄冈的3．98倍，一个县内，发展好的乡镇往往也是发展慢的乡镇的好几倍。这也是我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地方政府在发展指导思想上应该引起关注的。

五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湖北是经济大省，也是资源大省。我省土地面积较大，资源比较丰富，生态环境优良。问题是面积虽大，但耕地较少；资源虽多，但人均较少；生态虽好，但保护欠佳。我省目前的人均土地面积4．646亩，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耕地面积1．18亩，居全国第21位；人均水资源1731立方米，居全国第17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农用耕地与其他用地不平衡。我省目前的农用地面积有1466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8．9%，但耕地面积只有471．8万公顷，仅占土地总面积的25．3%。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耕地面积也在加速锐减。1997—2003年间，年均减少耕地6．1万公顷，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松滋市的耕地总面积。这一状况严重威胁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二是水资源不平衡。我省地表水资源年均总量约1000亿立方米，为年均自产径流量的6．3倍，使我省成为全国可利用水资源最有潜力的省份。但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按人均计算，占有量为1730立方米，还低于全国平均值，接近国际公认的人均1700立方米的警戒线。从地区分布看，江汉平原是著名的“水袋子”，鄂北岗地则是缺水的“旱包子”。武汉的水资源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第一。三是能源供给与需求不平衡。我省的煤、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的储量少、产量低，煤炭探明储量不足全国的1%，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占全国的0．8%。但我省是人口大省和工业大省，能源需求很大，形成了能源供求的尖锐矛盾，2002年全省能源生产量为4292万吨标煤，而消耗量是6900万吨标煤，因此每年煤消费总量的85%、石油需求总量的86%从省外调入。这一矛盾制约着湖北经济短期扩张和长期发展。四是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不平衡。湖北是冶金工业基地，金属矿产相当不足。目前冶金工业所需铁矿的2／3、铜矿的3／4需从省外调入。同时矿产资源利用率不高，如作为我国重要磷矿产地的宜昌、神农架开采的矿产资源有2／3直接以原料的形式外销，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另外，矿产资源开发力量分散，省、市、县、乡、村都有自己的矿业，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粗放利用。五是生态环境呈整体恶化趋势。由于我省处于工业化阶段，加之环保意识比较淡薄，环境状况仍然令人担忧。总的情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未经处理的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增长。长江水系主要江河湖泊及水库的水质在逐渐变坏，水质较差，符合IV类或V类标准的占61．9%，污染严重为劣V类的占9．5%；农田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设置的安全上限；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加重，生活污水处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生活垃圾产生量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城市环境空气受轻微污染的天数总体平均占21．5%。同时工业污染也比较严重。有专家研究估计，仅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GDP的3%—7%，且在人口达到高峰之前，环境恶化的局面很难根本扭转。

六是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体制机制、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使我省的对外开放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不适应，缺乏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经济外向度低，湖北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2003年，我省GDP　5396亿元，占全国的4．6%，居全国第10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59亿元，占全国的5．2%，居全国第6位；而对外出口仅26．56亿美元，仅占全国出口的0．6%，居全国第15位，占全省GDP的比重也只有4．1%，大大低于全国出口依存度31．1%的水平，更无法与东部开放度高的省份相比。从进出口总额看，我省2003年51．1亿美元，增长了近30%，但在全国所占份额仍然不到1%，居全国第15位，中西部第5位，较上年又后退1位。除沿海十个省市外，排在中西部的吉林、安徽、四川、黑龙江四省之后。

另一方面，外资规模小，缺乏应有的经济拉力。2003年，我省利用外资增长11．6%，达到19．64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外商实际到资近12亿美元，增长了1倍多，占外商直接投资的74．2%，高于全国占69%的水平，成绩不可谓不大。但是与全国新一轮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势头相比，我省利用外资在规模和增长上都是落后的。2003年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全国的2．9%，居全国第10位，在中西部首次落后于江西，居第2位。虽然我省利用外资增长较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大大落后于江苏等发达省份的增幅，与中部几省比较，更显落后。与我省利用外资增长11．6%相比，江西、湖南、河南的增幅则为48．3%、44．4%和33．2%。

与此同时，由于我省利用外资的规模小，所以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低，发挥不出利用外资对全省国民经济发展应有的拉动和支撑作用，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有限。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6．8%，不仅低于全国8%的平均水平，而且远低于江西18．2%的水平。利用外资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外商在制造业上的投资比例较小。2003年制造业上的外商投资达到11．55亿美元，占到外商直接投资额的74．2%，但这主要依赖于东风日产合资项目，该项目实际到资4．3亿美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从2002年度的情况分析，制造业实际到资只占到资总额的40%左右。这样一种投资结构，将不利于提升我省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3．制约湖北发展的主要原因

不论是从区位、资源等发展的“基本因素”来看，还是从科教、产业等发展的“推进因素”来看，湖北都有着良好的发展条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确实相对落后了。其原因可从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政治、制度与观念等方面去分析。如果将不同层面的原因进行“聚焦”，不难发现，由于改革开放的滞后，导致湖北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上的不足，是其根本的原因。

一是市场主体不发达，工业化水平较低。在计划经济时期，作为矿产及农业资源大省的湖北，被纳入全国经济“一盘棋”，形成了低层次的生产分工定位，即原材料工业及农副产品基地。长期以来，湖北按照低于价值的计划价格为全国提供初级产品，造成了湖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导致了我省的资源利用率和产业水平的低下。换句话说，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性”产业分工是延缓湖北工业化进程的原因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体制转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后，“计划性”的产业分工已不存在，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已成为实现工业化的决定力量。而我省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的问题，多数企业还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独立的产权、决策权和对行为负民事责任的三大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大型国企的改革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发展滞后。2001年，湖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国有经济总产值比重仅为28．7%，创造的利税只占27．9%，而同期浙江省分别为74．8%和74．6%，中部的河南省也达到47%和41%。湖北省民营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2002年私营工业企业户均实收资本446万元，仅为浙江省平均水平的1／5。

由于老工业基地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不发达，使得我省的工业化进程缓慢。2002年，我省工业化水平只有43．6%，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04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低的直接结果，是工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客观经济效益较差乃至社会矛盾日益增多。

二是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水平较低。现代市场经济有五大特征，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制基础。由于我省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许多方面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相适应。就拿政府职能来说，规范的政府职能，要求通过法律得到明确和恰当的界定，要求有民主和透明的政府决策程序，要求使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并有效防止政府官员腐败。政府职能要实现这样的“良性治理”，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湖北的市场化究竟处在什么水平呢？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这五个方面，对1999年各省市区市场化程度进行评估，湖北省市场化指数得分5．53分，排名第15位，比1998年后移了3位。我省不仅远落后于沿海省市，就是在中部地区，我们也居湖南、河南和重庆之后。

湖北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表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枢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缺乏结构转换力；另一方面又制约着经济发展的活力，难以形成湖北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比如从销售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体现资源配置率的重要指标看，2000年湖北省分别为3．7%和43921元／（人·年），两项加权平均的结果，我省工业的资源配置率在全国排名第16位，可见市场化水平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而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带有根本性的。

三是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镇化水平较低。我省是传统农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乡一体化步伐缓慢，城镇化水平低。2002年全省城镇化水平为41．7%，不仅大大低于国际上公认的60%的阶段性标准，而且还低于我省自身的工业化水平。我省目前的工业化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城镇化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工业化处于36%和39%时，其城镇化分别为57%和56%。我省目前的这种城镇化与工业化“逆差”的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城镇化水平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约。首先，它使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既不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又无法实现有效就业，使“三农”问题更加突出。据有关部门测算，“十五”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700万人左右，期间只能转移450万人，尚有250万人不能就业。其次，城镇是吸纳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载体，城镇化水平低，既不利于当前招商引资又不利于长远发展。再次，城镇化进程缓慢，使得农村市场容量狭小，不利于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和扩大内需，拉动我省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在到900美元时就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过剩问题，这与国际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现象相比提前太多，这说明城镇化水平低已严重压缩了我省生产力发展的空间。

四是开放环境欠佳，国际化水平较低。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如何，最终表现在企业的商务成本上。商务成本主要表现为一地的生产要素成本（价格高低）和组织生产要素成本（如政府服务质量）上。从生产要素的价格看，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北还是很有优势的。但关键是政府服务等软环境上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增加了企业投资的商务成本。在服务环境上，“三难”和“三乱”问题比较突出，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在法制环境上，地方立法不尽合法，多头、多层执法问题仍然存在。在政策环境上，存在政策落实力度不够、政策环境缺乏透明度、政策制定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在信用环境上，一方面是不少地方政府信用状况欠佳，存在“前任承诺好，后任执行难；政府承诺好，部门执行难；投资前承诺好，投资后执行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企业信用问题突出。拖欠客户货款、产品假冒伪劣、逃废银行债务严重。在企业的商务活动中，企业合同履约率不足70%。

由于投资环境不优，极大地影响了我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2002年我省的外贸依存度仅为3．2%，大大低于全国23%的平均水平，经济外向度也只有6．35%，远远低于全国44%的平均水平。2003年的产品出口、进出口总额在全国都只居第15位，利用外资也只居第10位。国际化程度低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决策、管理、社会、文化乃至人的观念与国际接轨，不利于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社会和人文氛围，这又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