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理论来源

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段话已高度概括了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其中，“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主要是讲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1．科学发展观是对人类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或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观理论缺陷及实践负效应的否定

传统的发展观，即经济增长发展观或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观，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现代化的实现标志。它具体表现为对GDP，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片面追求，或者说追求GDP的增长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和动力。这种发展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二十年盛行各国。盛行结果，虽然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对外贸易，也能提高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水平，但由于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追求过高的积累率，往往忽视生态环境和人民福利两大问题，导致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益短缺，人民实际福利水平下降，以及经济结构比例失调，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于困境。

单纯追求GDP增长观的实践负效应，源于该理论的先天缺陷。这就是，GDP作为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并不辨识和区别交易过程中是增加社会财富（正作用）还是减少社会财富（逆作用）。因而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所谓损害发展的“虚数”，从自然部分看有六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二是自然资源的退化与配比的不均衡；三是长期生态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损失；四是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五是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六是物质、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损失。人文部分的“虚数”也有六个方面：一是由于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所导致的支出；二是由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三是由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四是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状况导致的损失；五是由于人口数量失控所导致的损失；六是由于管理不善（包括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显然，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更不待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不去掉上述自然部分和人文部分损害发展的“虚数”，就不能真正体现消耗及环境的质量，也不能代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质量的真正提高。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以借鉴采用绿色GDP（即扣除自然部分、人文部分损害发展“虚数”后的GDP）的方法，这就避免了传统GDP理论的缺陷，避免了传统GDP理论在实践中的负效应。

2．科学发展观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发展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自由”发展观等合理内核的吸收和创新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这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观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发展观，即发展经济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自由”发展观的吸收和创新上。

首先，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

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我国发展经济学家均主张区别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这两个概念。认为：经济增长仅仅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output）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在内的变化。可以说，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区别以及联系有三：一是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狭，偏重于数量，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宽，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二是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标。三是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般而言，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但有经济增长不一定有经济发展。该发展观还指出了以GDP为尺度衡量经济增长的不足之处，强调这个尺度不能反映收入的分配状况，特别是不能说明产出中的产品和劳务的种类，也不能说明由于使用这些产品和劳务获得的社会福利的大小，更不能说明增长过程中由于环境污染、城市化和人口膨胀所付出的社会的代价。^[5]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力争和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又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坚持科技含量多、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和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这就区别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界限，追求的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其次，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形成“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继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发展观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十余年间酝酿、形成的可持续发展观，堪称人类现代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它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较之传统的唯GDP的发展观是一次飞跃。这种推进和飞跃表现在：第一，从发展观的发展主线来看，摒弃了唯经济增长中心论，从以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主要内容到以协调“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个基本关系为主要内容。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在于正确地规范两大基本关系：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协同进化是人类文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自律互律以及当代的发展不危及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等，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内部条件。第二，从发展观的追求目标来看，从追求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到追求发展、公平、合作、协调四位一体的多极性综合目标。“发展”目标，指不断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对于物质、能量、信息、文化的需求；“公平”目标，指代际之间应体现公平的原则去使用和管理属于全人类的资源和环境，每代人都要以公正的原则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协调”目标，指创造“自然─社会─经济”支持系统适宜的外部条件，不断地优化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人类生活在一种更严格、更有序、更健康、更愉悦的环境中。正因如此，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完成了对传统发展思维定势的突破，最终形成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背景的国家和人们的基本共识。基于这种认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我国在1992年6月巴西世界首脑会议上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之后，又在全世界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适合本国发展的行动纲领，并在1996年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确立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两大战略之一。由此可见，我们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十五大确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吸收了可持续发展观合理内核的精华。

再次，科学发展观借鉴吸收了世界当代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新的以人为本发展观的主题思想。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提出以人为本，首先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时，世界当代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有启示。当代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在探讨和确定发展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时，应该排除各种异化现象，回复到人类发展的自由上。这种人类“自由”发展观基本内容包括：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Dennis Goulet）认为，（人类）发展至少有三个基本含义：生存、自尊和自由。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时断言：“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增长，而在于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6]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针对唯GDP为中心发展观，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人的“实质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人类“自由”发展观，基本要点有三：第一，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最终要实现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与重要手段的人的“实质自由”。第二，人的“实质自由”指“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能力与能够识字和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以及各种政治权利。第三，认为GDP增长与人民的福利没有必然关系，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追求GDP的增长，其最终目的是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森“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VNDP）根据阿玛蒂亚·森等的人类“自由”发展理念，提出了人类发展概念，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从1990年起，它每年发行一次《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和评估。这种人类发展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和人的能力运用两个方面。大致可以说，从丹尼斯·古雷特教授关于发展的三个核心含义到阿玛蒂亚·森以人的“实质自由”发展，再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都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即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发展人的各种能力。人的各种能力包括：拥有充分收入与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等等。当然，人的各种能力的提高需要有社会总产品的增加，需要有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这些能力的扩大是相当有限的，但有了经济增长，不等于会自动导致人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也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且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质的内在的要求，同时也吸收了人类发展观或人类“自由”发展观的合理内核。

3．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以贯之的发展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中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我党三代领导人的著作中均有精辟的明晰的论述。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发表的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并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两个文明一齐抓，提出鼓励部分先富，然后共同富裕的先富带后富发展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提出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等重要战略。这些说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包括发展观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随着社会主义大国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的进一步深化。

第一，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以贯之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特征，是特别重视人的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归要到底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要靠人的发展来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等代表性著作中，总是把“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著作的文稿中，若就“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两种提法比较，后者明显多于前者，而且是结论式的用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一文中对历史发展作出考察后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唯一的“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7─1848）中更是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形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既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作人类发展的理想目标，又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生成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第3卷（1894）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并向更高社会过渡的主线中，就分析了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变位和工人全面流动性与劳动者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承认劳动变位，从而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不仅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目标特征的高度概括，而且也是对“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最精辟、最科学的概括。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发展思想，也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

第二，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归纳，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观的论述，内涵丰富，突出特点至少有三：一是加快发展；二是部分先富，先富带后富；三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前两个特点，是从当时我国的发展实际出发的。首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经济发展的严重落后。要推动整个社会跨越式前进，首先就必须从经济领域突破，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理应放在整个发展的优先位置。其次，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要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就必须启动允许和鼓励部分（地区、人）先富的利益机制，也是一种发展机制。后一个特点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推进到一定阶段，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较快，而对精神文明有所忽视，即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出发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发展经济、建设物质文明这样一个单一的发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样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之一，这就要求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来考虑如何使两个文明建设协调起来，来考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国情的变化，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它具体表现在：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新发展观总结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粗放发展的教训，指出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多，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为此，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更要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转移到主要依靠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二是强调三个文明相互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新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关于两个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思想，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指出三个文明相互交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格局。并且指出，同时推动三个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满足人民现实的需要，又要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三是强调区域平衡、城乡兼顾的协调发展。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也是长期的特征。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随着沿海战略实施后东部的率先发展，城市的率先发展，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乡村之间差距还在扩大。新发展观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的新情况出发，遵循邓小平关于上个世纪末沿海将反过来支持内地发展的构想，把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包括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以及最近提出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都是践行新发展观，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四是强调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这个发展中大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能否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不仅关系到自身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事关世界可持续发展全局。新发展观在“发展是硬道理”思想指导下，顺应时代要求和历史趋势，强调社会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要求坚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