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吟》，是一部较完整地反映军内“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悲剧。悲剧问题，是个文学理论问题，也是个艺术实践问题。作为一次悲剧艺术实践,《将军吟》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曲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艺术经验。作者一九七六年“冒死写于文家市”，这就表明,当“四人帮”还在横行、“文化大革命”仍作为喜剧续演着的时候，他就反其道而行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这幕政治悲剧作。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小说，它以空军某兵团司令彭其受迫害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三位将军的不同命运，歌颂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原则性和斗争性，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彭其是跟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打日本打老蒋的老将军，因他在党委会上说空军“靠搞卫生出名，是华而不实、形式主义”，说吴法宪“不懂军事，不能当司令”，在“文革”初期就被扣上“反党”帽子，身陷囹圄，妻离子散，险些丧命。但他在困境申仍千方百计保护战友，他苦口婆心地劝教那些“造反”的人们，他用表面关押实际保护的办法使战友不吃眼前亏。他受尽折磨，终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到北京去了。另一位将军陈镜泉与彭其是老同乡老战友，造反派逼他领导批斗彭其，他只得违心去做，面对复杂局面他“心如刀绞”。他丢掉一条胳膊，又丧妻多病，一生坎坷而忠心一片。还有一位老革命胡连生，则是爱憎分明，火暴如雷。他反对神化领袖，说毛主席是人不是菩萨。在所谓“公审大会”上，他破口大骂造反派“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他更受到了非人的对待。小说中三个将军的女儿，沉静的彭湘湘，泼辣的陈小炮，“色彩和芳香还在神秘莫测之中”的李小芽，在斗争中也都成长了起来。而“造反派”头头范子愚夫妇和反面人物邬中夫妇、江醉章之流，毕竟没有逃脱了可耻的下场。
作品评价
作为诞生在灰暗土壤里的一棵生命树，《将军吟》的出现，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
它的出现本身，它的成功与缺憾，贡献与不足，都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探讨。面对这一充满了悲剧情感，同时也充满了自我剖析精神的作品，你无法保持局外人的镇静，无法掩藏自己的灵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死去的文本，它在毫不妥协地把我们提升到自我证明的人生状态后告知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及艺术秉赋。这一切皆来自思想的芦苇对于混沌世界的困惑，对于铁一样真实坚硬的意识形态生活的怀疑和抗拒，来自个体存在与群体活动的对峙与较量。
作品魅力
《将军吟》讲了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生活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从正面表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而给历史留下一面镜子，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深度超过了正常的历史理解力与想象力。与正面的时代生活相比，作者的笔端显然更多而且频繁地沉溺在个人生活的世界里，显然更倾向于个人的情感反应与心理态度，在谁也说不明白的非理性的颠狂、盲目、任意、破坏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时代成为了一个沉重的阴影，成为了一个“魔鬼”:是什么“魔鬼”跑进来作怪使一个堂堂的集团军司令竟失去了掌握小小会场的权利？是什么“魔鬼”的凭附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属于自己使生活失去了基本的秩序？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那场加勒比的飓风，时代在这里变得神奇并富有“魔力”。
对这种魔力作者无力索解也无须索解，解决人与历史的尴尬也许是人类社会永远的责任，能够发现这种境遇并表现出来昭之芸芸众生，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已经近乎一种刻意与苛求了。
在这个意义上，《将军吟》已经让新时期之初一连串的艺术动作相形失色了，莫应丰在1976 年的思考令当今所有进行文学操作的人都感到了沉重的失语。然而，作品的深度并不仅限于此，与社会批判双重进行的是对构成基本社会单位的个体生存活动的审视与分析，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上，拷问了自我的灵魂，通过对个体诸生相诸心态的陈列，让我们看到了潜伏在每个人心中并相机出来表演的“魔鬼”：原始本能的恶欲。贪婪、自私、破坏正是这些阴暗不安的成份，才使得人在更多的时候失去掌握自己的机会而去听从冥冥之中的魔鬼的笛音。
可悲的不是人无力抵抗“魔鬼”的诱惑，而是根本不肯倾听自我心灵的回声，根本不去营造自己的意志之墙来阻碍“魔鬼”的出入。
彭其司令员的秘书邬中、门诊部护士刘絮云、“革命家”范子愚、文工团员邹燕这一干小人物之所以纷纷参与到一场罪恶中去不能自拔，就在于他们对社会生活流的主动委身与自觉投靠。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个经常被剧中角色所感动得落泪的话剧演员邹燕，在参与对老红军胡连生的斗争时，良好的本能使她面临惨剧的发生时竟控制不住落下眼泪，但她宁可选择去厕所擦去软弱可耻的眼泪后继续斗争，而不选择听任眼泪流下来，选择自己的良知。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文化大革命”悲剧乃至任何一场历史悲剧的发生与延续，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也许都该担负不可推卸的罪责。
作品遗憾
遗憾的是这一思想在1976 年以后许多年里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中都无法找到回声，只在一部八旬老人写就的<随想录>里才达成共识。这种结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将军吟》最初创作于1976 年3 月至6 月，正值“文革”行将结束的前夕。但是，像“文革”最初的岁月一样，社会意识仍然处于盲目肯定的状态，残缺的感性的迷狂仍然凭附并占据着全体的社会心灵，“革命”胜利后新生活的幸福还像一轮初生的太阳令人陶醉。一切都罩在和平神圣的光圈里，新时代消息杳杳无期。
作者所面对的就是这种近乎绝望的虚无和永恒，除了自己的心灵和眼睛之外，他无所借助也无复依傍。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能够产生上述否定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表达得如此细腻，恐怕不是单凭一种单纯的冒险精神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所谓“写真实”的创作方法所带来的正效应，而应归纳于一种深刻的艺术哲学思想：真正的艺术不应是时代生活的寄生品，不是对传统的重复，而应为时代形象、为传统提供一种可资参照的价值体系；它缘于一种毫不媚俗的独立意志，缘于对表象性质的思维方法的摒弃，缘于艺术家对自我心灵连续不断的倾听与辩析。离开了这些原则，艺术将失去所有的庄严而沦为一种肤浅的风雅形式，成为一张空洞的标签。《将军吟》正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
除此之外，《将军吟》做表达体系、表达机制也基本近于完整而健康，生动如生的人物形象，叙述基调的沉着与抒情，语言风格的清新与朴实，连共时性组接中呈现历时性流动的结构等等，都具有自己个性的特征而较少当时文学习尚的影响。只有在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在宣传部长江醉章的形象上，明显地存留了“反面人物”时代特征，明显地接受了阶级斗争文学意识的影响，这是避免不了的。任何具有独立意志的作家在枝节的细节方面都免不了趋俗，否则就是“超人”了。
但在逻辑上，“超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看来，《将军吟》的缺憾是必然的，是命里注定了的。
作品意义
《将军吟》的创作，其政治意义应该是大于文学本身。为什么要冒险创作这样的作品？莫应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不愿意昧着良心服务于那群国贼，于是整天消极偷懒，能躲则躲，能推则推，能装糊涂的决不自逞聪明。经常串门聊天，哈哈大笑，貌似玩世不恭。年华在虚度，精神痛苦已极，压抑着一腔怒火，不知从哪里喷出来。”又说，“我当过兵，对军队有所了解，知道枪杆子能够影响国家前途。复员以后，我仍旧常与军人接触，对他们心中所想略知一二。那时我几乎把全部希望托付于我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将军们，只要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振臂一挥，士兵们都是干柴，立刻会燃起冲天大火；老百姓也都是烘烤在烈日下的火药，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万恶的‘四人帮’将在一片火海中化成灰烬。这是我的幻想。于是我想为那些可能是未来的救国神灵们立传。”莫应丰说，“我想把它写成一个正直的将军发自内心的悲愤的长诗，籍以抒发他们那一辈人的主流思想，激发人们对自己和人民命运的关注。我宁肯把我寄予希望的对象尽可能写得美一些，把美的灵魂和美的性格当成日出前的晨星”。
作者简介
莫应丰（1938－1989）湖南桃江人。1959年考入湖北艺术学院作曲系，后迫于生计肄业参军，在广州空军部队从事文艺工作。1970年转业回湘，曾担任长沙市工农兵文艺工作室文学组组长，潇湘电影制片厂编剧、省文联党组成员、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风》、《将军吟）、《美神》、《桃源梦》；中短篇小说集《迷糊外传》、《莫应丰中篇小说选》、《麂山之谜》、《黑洞》、《重围》等。其中《将军吟》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竹叶子》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前期小说以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意识，把握时代脉搏的变化，致力于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后期小说着力于开拓文学的新天地，探索人性的奥秘，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思想深刻，锐意创新，是一位有才华的、引人注目的著名小说家。
全文阅读：《将军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