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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2．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基于现有文献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的争论，本文探讨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微观动态效率及其临界条件。我们认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微观效率应该是动态的，而市场化水平以及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同步性则构成了影响不同所有制企业微观动态效率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不同步性将导致国有企业效率的降低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差异的扩大;反之，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同步性则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微观动态效率差异的缩小。进而本文利用Malmquist指数计算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后，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模型上述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和随后的稳健性分析很好地证明了我们的猜想。这就意味着:市场化对于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动态的，其在长期将有利于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那么，在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的基础上稳步推行产权改革，保证二者的同步性，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市场竞争体系便成为缩小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国有企业微观动态效率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微观动态效率;所有制;市场化水平;国有企业;现代市场体系

一、引言

对于国有企业效率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其争论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延续而偃旗息鼓。与之相反，对于上述命题的讨论却因为近年来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坚持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研究结论认为国有企业在产权安排上的固有缺陷，将导致其在市场环境下面临“生存困境”和进一步的“增长拖累”［1］，因此，在与其它所有制企业相比时，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总是偏低［2-3］。坚持国有企业高效率的研究结论认为产权改革已经使国有企业初步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故而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得到了大大的缓解，那么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在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并逐步超过了非国有企业［4-6］。

抛开国有企业效率与否的争论，我们发现不管是“低效论”还是“高效论”均承认了产权改革对于国有企业效率提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即:随着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虽然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一方面，上述研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另一方面，上述研究却未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微观效率的动态特征、微观动态效率差异的非线性关系和影响因素(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与产权改革的同步性，市场化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之间关系)进行很好的说明，从而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方向。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评述，并提出我们的研究命题;第三部分介绍相应的实证方法、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在计算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市场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及其差异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述评、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说的提出

鉴于计划经济后期国有经济的拙劣表现①，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进一步的“增长拖累”［1，8-11］。究其原因，从微观效率来说，由于广泛存在的“软预算约束”［12］、“隐性契约”［13］、“政策性负担”［14］和“代理成本”［15］，使得国有企业面临着“生存困境”和进一步的低效率;从宏观效率来说，“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会导致国有企业努力程度先天不足，从而引起对于公共服务的“挤出”，最终导致国有企业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的“增长拖累”［1，11］②。那么，完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造，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便成为摆脱国有企业低效，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正是因为如此，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制度变迁领域的两大重要特征。

产权改革(改制)对于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是明显的，也得到了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证实［19-20］。例如，白重恩等［19］利用1998～2003年全国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改制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改制虽然显著的提高了国有企业效益，但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但与同时期的国际经验相比社会成本还不是很大。另外，改制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社会效益的提升还较为明显。李楠、乔榛［20］基于1996～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改制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绩效自2003年以后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好转，改制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是显著的。于是，在产权改革的实践大幅提升了国有企业效率的前提下，近来的经验研究［4-6］在计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得出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不存在着显著差异的结论。其中，马荣［5］基于2003～2008年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利用Malmquist指数计算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占据绝对优势，其技术进步率较高，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由此，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激励便成为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TFP的有力途径。

产权改革所带来的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固然可喜，但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学者［3，21，22］却坚持认为:在与外资、私营等其它类型的企业相比时，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较低。例如，谢千里等［21］和林青松、李实［22］均认为，改制虽然大幅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绩效，但在与其他产权形式的企业比较中，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仍然较低。刘小玄［3］利用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的普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转轨经济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于产业绩效存在着明显的负效应，国有企业通常与垄断、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紧密相连。无独有偶，不仅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中国有企业占优劣势，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代理成本较高)和创新效率均远远低于非国有企业［23-24］。其中，李寿喜［23］便以2000～2004年的电子行业(其政府管制少，竞争较为充分)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混合产权的代理成本，并进一步大于个人产权的代理成本，除此之外，企业的规模越大，不同类型企业的代理成本差异越小。吴延兵［24］认为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其短期化现象严重，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上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但却不能实现创新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匹配，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着“双重效率”(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据此作者基于1998～2003年连续6年中国31个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行业数据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存在，且生产效率损失小于创新效率损失③。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对于国有企业效率高低与否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论。“低效论”以国有企业在产权安排方面的固有缺陷，将导致其面临严重的“软预算约束”和“代理成本”，于是产权改革虽然大幅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但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偏低。“高效论”同样肯定了改制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利用近年来的相关数据核算得出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近年来已经超过了非国有企业。二者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抛开争论本身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高效论”和“低效论”的共同点:“高效论”和“低效论”均承认产权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的积极作用，即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小。然而，尽管近年来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在不断缩小，但在改革前期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确实在不断增大④。基于上述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微观效率的争论和我们先前关于国有企业宏观动态效率的研究［26-29］⑤，可以发现一个更加合理的推论便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微观效率可能也是动态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微观动态效率的差异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且与改革进程中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市场化水平)紧密相连。其原因如图1所示:

(1)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MAR ∈(0，MAR*) )，诸如价格改革之类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先于产权改革单独进行，产权改革还未充分展开(国有企业适应竞争环境也亟需时日)，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表现为非同步性。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产权方面的固有缺陷，导致其在市场环境下面临生存困境;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则因为其产权安排的优势使其在市场环境下享受“制度红利”。因此，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扩大。

(2)随着市场水平的提高(MAR∈(MAR*，MAR0)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将使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达到了一种不能容忍的地步，并产生了严重的增长拖累。于是，产权改革便在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被自发的催生出来，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表现出同步性。因此，随着产权改革的逐步展开，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开始得到缓解并逐步消除。与之相对应，非国有企业却因为“制度红利”本身的边际效应递减和国有企业的“挤入”而其增速放缓，那么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可供验证的研究命题:

命题1: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由于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非同步性，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扩大;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则表现为同步性，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

注:由于产权改的滞后性和适应市场环境的渐进性等原因，使得国有企业的绩效曲线会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与之相反，非国有企业则在改革初期首先会享受到“制度红利”，但随着国有企业生存困境的缓解，导致其享受到的红利水平将逐渐下降，满足:NSOE/ MAR＞0，2NSOE/MAR2＞0，那么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绩效差异曲线便满足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并在MAR*处达到最大。

三、变量定义、数据选取和估计模型

通过第二部分的相应分析，本文得出了市场化水平，以及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同步性影响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及其差异的内生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命题，为了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本文最终选取的指标如表1所示。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0年，2009年以前市场化指数的数据来源于樊纲等［30］，2010年的市场化指数则利用各指标的三项移动平均计算得出，除此之外的所有数据来源于2003～2010年度的统计年鉴。如表1所示，本文沿用大多数研究文献的做法［5］，选取各地区全年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各地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各地区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分别作为资本和劳动投入核算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将非国有企业定义为私营企业和“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统一核算其全要素生产率。与之同时，笔者还选取了产品销售率和劳均利润率三个指标来反映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以便进行稳健性分析。另外，为了剔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我们还利用2003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产出和资本投入指标进行了平减。最后，笔者根据樊纲等［30］所提供的市场化指数来检验市场化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及其差异的非线性关系。

在明确了选取的指标和数据后，我们需要利用市场化指数来检验市场化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及其差异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但普通的OLS估计却无能为力。鉴于以上缘由和Hansen［31-33］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⑥:

式(1)中，μi为消除截面效应的不可观测效应系数，xit为解释变量，是一个m维的列向量; qi为“门限变量”，它既可以是解释变量xit中的一个回归元，也可以是独立于xit的一个变量;γ为门限值将上述样本分为两组，Ii(γ) = { qi≤γ}为指示函数，当q1i≤γ时，Ii(γ) = 1，否则为0;θ1、θ2、αj和门限值γ分别为待估参数，Controljt为相应的控制变量，eit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1．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第二部分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利用DEAP2．1可以计算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还可以利用T统计值检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如表2和表3所示。

通过表2和表3的分解结果可以发现:

(1)从时间趋势来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4～2006年间持续下降，但从2007年开始增加，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自2004年开始下降后其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表1所示)。同时，尽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显著差异(T统计量为0．548)，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绝对值)却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差异(DIFF)等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差;为了便于比较，DIFF的区域均值为各地区的DIFF的绝对值平均。

(2)从截面趋势来说，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031和1．883，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中部＞西部)。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力要小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值分别为2．779和2．981)，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变化趋势则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1．829和1．401，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1．285和0．955)，总体上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样与非国有企业也不存在着显著差异(T统计量为0．707)。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在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经历了较快幅度的增长，在某些地区和年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已经赶上并甚至超过了非国有企业，二者的差异程度也在逐渐缩小，这一点与近来的研究成果［4-6］相一致，但现有研究却很少探讨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所表现出的这种趋势。联系到我国市场化程度所表现出的“不同步性”(时间上的渐进性和截面上的区域性)，本文认为市场化是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差异不断变小的重要原因。然而市场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残差拟合图却否认了简单关系的存在(如图2和图3所示)。

2．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第一部分所提出的研究命题，我们认为市场化程度可能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及其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故根据樊纲等［30］所提供的市场化数据，本文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来估计上述非线性关系。

在进行面板门限估计前，需要利用“格子搜索法”来搜索门限值。于是，本文首先对市场化指数(MAR)进行升序排列，并忽略前后各约10%的观测值，然后选取不同的市场化指数为门限值逐一对模型进行估计，并获取其残差。进一步，我们通过最小残差平方和原则找到相应的门限估计值后，再利用自助抽样法(Boostrap)模拟似然比(LR)检验统计量及其临界值(本文重复次数为3000次)以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着门限效应。门限效应的具体如表4所示。

市场化指数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指数(MAR)搜索到的第1个门限值为4．32，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S1= 483．52)，门限效应的Wald F统计量和似然比(LR)统计量分别为18．3217和5．8813，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而说明第一个门限值(γ^1=4．32)的真实性。紧接着固定第1个门限值，并利用“格子搜索法”继续搜索门限变量，得到的第2个门限估计值为(γ^2= 9．33)，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S2= 383．27) ;门限效应的Wald F和LR统计量分别为9．8413和5．1883，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同时拒绝了只存在1个门限的假设，表明第2个门限估计结果的真实有效。重复以上步骤继续寻找第3个门限值为10．1487，此时对应的Wald F和LR统计量为5．1883和20．3615，不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而拒绝了存在3个门限的原假设。由此我们最终确定的两个门限值分别为4．32和9．3324。

注:括号内为Boostrap仿真得到的P值;＊＊＊、＊＊、*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在确定了具体的门限值之后我们利用Stata 11．0进行面板门限估计，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可以发现:表明模型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R2)在20%～40%左右，模型解释力度良好，F检验和Hausman检验则表明总指数的回归模型选用随机效应较好，二级指标的回归模型选用固定效应较好。另外，总指数(MAR)、政府与市场关系(GOV)、非国有企业的发展(DNSO)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DPRO)的大部分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DEL)和中介组织的发育(DMID)的回归系数则大部分不太显著，这说明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所导致，要素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还不太明显，这与大多数的理论解释相一致。具体的回归结果表明:

(1)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小于4．32)，产权改革尚未充分展开，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表现为非同步性，此时的国有企业由于本身产权结构的缺陷导致其在市场环境下面临“生存困境”(其系数为－0．3412)，而非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安排的优势导致其在市场环境下将面临“制度红利”(其系数为0．5728)，故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差异的扩大:市场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差异(绝对值)增加0．2532个单位。

(2)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位于4．32和9．33之间)，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所面临生存困境和增长拖累使得产权改革被自发的催生出来，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非同步性得到缓解。一方面，产权改革将使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减弱，但由于时滞原因的存在其影响仍旧为负(其系数提高至－0．1015)，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效率的逐渐好转将导致非国有企业享受到的“制度红利”逐渐降低，那么市场化水平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正向作用将开始减弱(具体表现为其系数从0．5728降低至0．4472)。于是，此时市场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正向边际影响将由0．2532降低至0．1314。

(3)随着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大于9．33)，产权改革的充分展开和对于国有企业的“制度红利”使得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表现为同步性。一方面，产权改革的充分展开使得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大大缓解，并能够在市场环境下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公平竞争，于是市场化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系数开始由负转正(系数从－0．1015进一步提高至0．1832) ;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享受到的“制度红利”进一步下降(系数由0．4472下降至0．1457)，那么市场化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差异之间的负向关系(系数由0．1314变为－0．0512)便不难理解。

(4)二级指标中，政府从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提高)将会使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水平的初期面临“生存困境”，其经营绩效也会有一定的下滑(具体系数为－0．3317)，非国有企业则会因为市场和价格机制的引入享受“制度红利”(具体系数为0．3241)，此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成熟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效率差异的扩大。但随着市场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渐适应了市场规则，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得到缓解，非国有企业则因为国有企业的挤入导致其享受到的“制度红利”逐渐下降，那么此时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开始缩小。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产品生产的发育程度的变化趋势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趋势相似，具体机制本文不再详述。

另外，利用劳均利润率和产品销售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与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不同，产品销售率和劳均利润率的门限效应检验只存在一个门限值(分别为6．03和5．87)，模型的解释力度有所下降，但市场化总指数(MAR)、政府与市场关系(GOV)、非国有企业的发展(DNSO)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DPRO)的大部分回归系数同样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具体变化趋势也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相类似，从而表明了模型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性评述

鉴于现有文献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及其差异的争论，本文根据近年来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不断缩小的事实，抓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领域的两大重大特征—“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讨论了市场化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及其差异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认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微观效率应该是动态的，而市场化水平则构成了影响不同所有制企业微观动态效率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由于产权结构的固有缺陷，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环境下面临“生存困境”，与之相对应，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却会对非国有企业产生“制度红利”，那么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扩大;但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产权改革的充分展开使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的“制度红利”也因为国有企业的“挤入”而逐渐下降，于是，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另外，我们在通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计算出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证实了上述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最后，本文还利用劳均利润率和产品销售率两个指标对市场化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及其差异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结论同样也较为稳健。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依赖于特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传统国有企业绩效的低下可以归因于特定制度环境改变后(市场化改革)其“生存能力”的丧失，而非国有企业绩效的大幅提高则得益于其产权安排和市场的完美结合。于是，市场化水平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及其差异的影响是非线性和动态的。市场化水平虽然在短期内会对国有企业效率形成一定的冲击(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的单独进行)，但在长期内却会对国有企业效率产生正面影响(归因于“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同步进行)。具体来说，二级指标的检验结果则证明近年来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与政府从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息息相关，要素市场由于其发育程度较为滞后，故还未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及其差异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这就意味着: (1)国有制企业微观效率的提升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差异的减小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同步进行，当二者不同步时，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较差，此时其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差异也较大，与之相对应，二者同步进行时，国有企业的效率以及其与非国有企业效率则较为理想; (2)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效率的评价有赖于特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脱离当时具体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单纯借鉴西方成熟的产权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抽象地探讨“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其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3)既然国有企业效率的评价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制度环境，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具有“自生能力”的现代国有企业便是完全可能的，其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还有利于非国有企业享受其“增长溢出”(国有企业的外部性)效应。而这在产业升级困难，持续经济增长受到严峻威胁的今天，显得更加珍贵。据此引申出来的政策建议便是:“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需要同步进行，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现代市场竞争体系与具有现代法人特征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才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发挥国有企业的“增长溢出”效应并最终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良性互动发展的根本途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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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李勇，宋培，张鹏，王满仓．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政府最有行为:对于中国近代(1840)以来长期经济增长轨迹的解读［J］．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 :108—138．

［30］樊纲，王晓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1］Hansen，B．E．，1996，“Inference When a Nuisance Parameter Is Not Identified Under the Null Hypothesis”，Econometrica，64(2) :413—430．

［32］Hansen，B．E．，1999，“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ournal of E-conometrics，93(2) :345—386．

［33］Hansen，B．E．，2000，“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d Estimation”，Econometrica，68(3) :575—603．

［34］赖俊平．市场竞争程度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分布变化［J］．产业经济研究，2012(1) :1—8．

①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林毅夫等［7-8］认为:受到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进入的行业通常是自己不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行业，那么在资源配置由价格决定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将不具有“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那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总体上对于宏观经济的“增长拖累”将成为必然，这一点和“生存困境”的逻辑相似。但与“生存困境”逻辑相比，“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自生能力－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却不能将“隐性契约”、“代理成本”、和“软预算约束”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故本文没有选择这一研究框架进行评述。

②据张杰［16］的估计，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在1985～1996年的12年间占GDP的比重达到了9．7%，其峰值在1993年更是高达18．81%。于是，在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和经营绩效低下的情况下，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最终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由于政府或人民成为这些坏账的最终买单者，“准财政赤字”便成为一种必然［17］。另外，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虽然显著地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但国有企业的效率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大量的廉价租金的获取反而使国有企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其经营风险也开始逐渐向金融领域转嫁，并在国有银行内部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即“增长拖累”［18］。

③但这个研究结论却引起部分研究学者［25］的争议。

④这也与“高效论”和“低效率”的讨论相一致:“低效论”的经验证据多基于2004年以前，“高效论”的经验证据则基于2004年以后。

⑤对于这一点，李勇等［26-28］指出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仍然是动态的，其效率与否与特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相关。进一步，李勇等［29］还从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最优政府行为三个方面对近代以来经济增长轨迹进行了梳理，指出国有企业不仅存在着“增长拖累”，还存在着“增长溢出”效应。

⑥简单起见，本文只给出了存在一个门限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

⑦而这也得到了近来研究文献［34］的支持。

Level of the Market，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Enterprise's Micro Dynamic Efficiency——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anel Threshold Model

Li Yong1，Wei Jie2，Wang Mancang2
(1．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cent controversial on the enterprise's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ownership，this paper discusses SOE's dynamic and micro efficiency and their critical value．We believe the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ownership is dynamic，what's more，we agree the key influential factor is the synchronization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nd the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That is to say，when the level of the market is low，the gap between SOE and NSOE(None Stated-owned Enterprise ) goes up as the level of market increases．However，as the evolution of the market，the gap goes nearer when the level of market climbs up．Apart from it，we firstly uses Malmquist index to calculate different enterprise's TFP，and then test our proposition by panel threshold model，the result and the robust analysis proves our ideas．Therefore，we believes the mature of the market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to improve the SOE's efficiency in the long run，which means that deepening the reform further，guarantee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the two and create a modern market-oriented economy is the key important thing to narrowing the gap of SOE and NSOE's efficiency．

Key words: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ownership; level of the market; SOE; modern market system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072160)和陕西省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3KRM01)的科研资助。

作者简介:李勇(1985—　)，男，四川南充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产权结构、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魏婕(1986—　)，女，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王满仓(1963—　)，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导师，研究方向为产权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