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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摘要:新常态下，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这些新环境能否迫使企业从依靠投资转而向依靠创新发展?“低成本”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主要的创新模式，但是由于近年要素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不再具有优势，而且国内技术前沿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模仿和山寨式创新难以维持，需要营造企业自主创新环境。本文针对目前阻碍自主创新的金融市场、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管制等环境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从抓新机遇、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负面清单”管理以及培育互联网领先市场角度给出了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企业创新;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互联网领先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陷入“挤泡沫”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两难境地，致使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持续负面影响，从外部迫使中国经济出现减速。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与中国经济原有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有关，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因素促使中国经济必须减速运行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提出“结构性减速”的概念框架对此加以分析和描述(袁富华，201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而这种减速又是我们适应这种新形势主动采取调整政策的结果。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之后多次提及并在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系统论述，概括了“新常态”的九个方面特征，指出“新常态”意味着发展新机遇和新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会出现风险和挑战。

应对“新常态”挑战的不二法门是创新，而企业是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和最重要的实践者。企业首先要在微观结构上完成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013年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为:技术创新决策主体、研发投入主体、科研组织主体和成果应用主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是在国家创新体系顶层设计中，明确了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创新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定位，进一步理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4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也指出:“发挥好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突出成果导向，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普惠性政策和引导性为主的方式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可见，在新常态下，企业创新不仅具有其自身发展的迫切性，而且也具有引领经济全局的关键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是:经济新常态下，我们的企业是否具有适应能力，外部环境的改变是否可能最终迫使企业通过重视创新来解决发展的瓶颈和难题?更具体地说，经济增速的放缓，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从而传统类型的市场需求的减少，能否迫使企业的发展从依靠资本转向依靠创新，彻底摆脱“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魔咒?这就是本文要关注和分析的核心主题。

二、文献评述

创新是近年来国内外最热门的词语之一。尤其是最近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行，创新在国内语境里有了新的活力和思想。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最早提出创新的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概括创新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阐述了创新是一个过程，是在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过程中，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1］。弗里曼(C．Freeman)［2］进一步对熊彼特的创新内涵概括为: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运用到经济中去的尝试。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解释创新有如下方面内容: (1)创新意味着破坏。所谓“创造性破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动态机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过程，从“创造性破坏”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2)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熊彼特有关经济增长的论述，认为经济增长是通过内生的新产品、新方法来实现的。创新行动主导了经济处于增长阶段。(3)创新主要由企业家完成。在微观意义下，熊彼特提出创新活动主要由企业完成，而企业创新的动力来自资本逐利性以及企业家精神。显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追赶发达国家，习惯于利用政府干预和制度设计来促进本国的创新进程。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这样做是为了克服创新行动中的两种竞争劣势。第一种劣势与技术有关(技术劣势)。具体表现在，后发国家企业与主流国家的技术和研发来源相隔离，与世界科学和创新中心相隔离，工程、技术技能和研发落后，并且周围的产业和技术基础设施远未发展。第二种劣势则与市场有关，后发国家企业往往与主流国际市场相隔离［3］。那么，政府的干预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呢?学界存在着争论。以Lall［4］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每一种要素市场都可能失灵，因而需要政府纠正性的干预。他们举例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证明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即所谓的“发展型国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由此肯定发展中国家积极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Mazzoleni和Nelson［5］也强调了政府干预对创新追赶的重要性和实际作用。张小蒂和李风华［6］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产品市场容量不足以支持新兴产业的快速扩张，或者该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极强的外溢效果时，政府的刺激和培植就更有必要性。李树培［7］通过模型推演得出结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和产业政策干预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打破技术创新“比较优势陷阱”。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会受到现实情况的挑战，不仅效果不彰，反而是政府支持的产业体制阻碍了后发企业创新能力的追赶。比如，Ernst［8］以韩国为例的研究表明，政府对大企业持续扶持，形成的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导致了狭窄的产业基础和极端的专业化模式，造成大企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损失较大。Nolan［9］以中国航空、石油和石化产业企业为例分析，认为政府培育“国家队”的努力明显失败。Cai和Tylecote［10］通过对中国移动通信制造企业的调查，发现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管理者选拨不利于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Etzkowitz和Brisolla［11］的观点则较为折中，认为政府干预需要选好时机和策略。陈华［12］研究认为，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受政府保护而缺乏自主创新动力，是造成企业自主创新不足主要原因。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的因素。Debasis和Ranjan［13］认为，发展中国家大致会从知识产权的弱保护阶段向强保护阶段过渡。Kwan和Lai［14］、Iwaisako和Futagami［15］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使得创新成果被模仿的概率降低，创新回报增加，企业创新的动力增强，因而企业会投入更多的研发进行创新。但也有研究显示，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可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比如，Shapiro［16］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削弱创新，因为这种保护会增加国际知识转换的障碍和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成本，从而抑制了技术模仿，不利于全球的创新。同样，Merges和Nelson［17］在研究创新激励问题上，得出强保护会对后续创新不利的结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国内学者余长林和王瑞芳［18］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过紧或过松的知识产权保护都不适宜。董雪兵和史晋川［19］则认为应该按照行业制定不同程度的保护政策。现实情况是，虽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初始阶段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模仿学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能力的提高，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更强烈了，二是发展中国家自身也有了保护的要求。中国目前就正在经历这个转变过程，即从弱保护向强保护阶段过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后，那些不重视自主创新的企业，在侵权会受到严厉惩罚的压力下，就不得不重视自主创新。

影响企业创新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产权制度。Aghion et al．［20］研究发现，机构所有权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影响; Lin et al．［21］以中国企业的数据为例，得出私有企业和合资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高的研发投资倾向的结论。国内学者同样非常关注产权制度对创新的影响。周黎安和罗凯［22］实证分析认为，非国有企业的规模与创新呈现正相关，而国有企业没有出现相似情况。安同良等［23］研究显示，外资企业的R＆D强度最高，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港澳台公司的R＆D强度次之，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R＆D强度最低。吴延兵［24］研究还表明，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和提高创新效率，不具有排他性的模糊的产权结构对技术创新和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李后建［25］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测算，发现国有企业具有较大比例的创新行为，但是国有企业的创新强度不高，意味着现有的产权激励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推动国有企业的创新力度。

上述文献对企业创新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本文则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尤其是结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改革和优化企业的创新环境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

三、企业创新的经济环境变化和制约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增速降低和结构再平衡的新局面，企业创新面临的环境不容乐观。例如，从2000－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来看，2006年以后其占比从快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从2007年的20．1%跌至2011年的18．7%)，2012年高技术企业只占全部企业的0．3%①。高技术企业在整个产业贡献极低，表明尚未形成适宜企业创新的环境。

(一)“低成本”创新环境的变化及带来的发展困境

“低成本”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主要企业创新模式，但这种模式难以持续。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应该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因此，中国可以也必须以比发达国家更加低廉的成本来实现技术创新［26］。故此，以前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廉价成本的创新具有可行性。由于中国具有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等特点，欠缺发达国家自主研发的要素禀赋优势，国内企业能够进入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的产品如果需要更新换代，大多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方式，或通过对世界前沿技术模仿的手段，或者通过在国内市场实践中积累知识的方式，实现企业的“低成本”创新［27］。为了实现“低成本”创新，现实中需要企业从发达国家购买专利或技术，也可进口高技术商品和设备。以高技术产品进口数量为观测角度，分析“低成本”创新在中国发展的速度发现，1985－2012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贸易额虽然在逐步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2010年以后下降更为明显，增长率从2011年的12．25%下降到2012年的9．42%②，反映了中国企业“低成本”创新正在减弱。

“低成本”创新在国内还表现为“山寨”产品众多。山寨企业依靠成本的优势和信息不对称，面对巨大的市场规模，通过仿制畅销、知名产品，填补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在取得成功后又逐渐增添创新元素，最终可能获得成功。但是，随着全球化消费市场的进一步趋同，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速度呈几何级数上涨，利用信息不对称在中国本土寻觅商机已经难上加难，山寨式创新成功几率还会降低。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等成功转型企业更加难以复制。

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变化迫使企业需要摆脱“低成本”创新，转而自主创新。近年来，先发国家从战略利益角度出发有意趋向于防御性的技术政策，通过制定产业安全保护政策、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及提高规模经济壁垒，使创新活动沿着使用特定资源不易被模仿的路径进行，阻碍最新技术向追赶国转移以谋求垄断利润［28］。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资本的日益深化和产业关联度的提高使得技术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增强，没有形成完整价值链的模仿创新无法有效支撑后续的持续发展，只有通过内生优势才能实现关键领域整体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29］。虽然国内各界高度重视企业的自主创新，但是能够自主研发的企业群体仍然稀缺。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紧密相关。

(二)企业创新环境的若干新旧制约

根据彭博社发布的2015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名列22位，名次前于大部分追赶国。《2014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世界排名第19位，其他金砖国家均排在30位以外。巴西、印度分别居第38位、第39位，俄罗斯和南非分别居33位和36位。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要素资源开始变得相对丰富，一方面为企业创新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随着资本边际收益率逼近发达国家，资本—劳动比率的提升会促使追赶国利用新的资本要素优势，进而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使要素禀赋结构更加接近于目标国［30］。在这个意义上，随着技术位置大幅前移，自主创新能够为追赶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升级提供必要的内生优势，有助于工业绩效的显著改善。

但是在我国，资本丰裕后，却未能给企业创新带来优势。汪伟和潘孝挺［31］研究发现，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具有抑制作用。中小企业是最具有创新潜力的群体，但目前普遍存在着自有资金不足的现象，难以进行不确定性大的创新活动。在内源融资不足的境况下，如不能转向外源融资，别说是进行企业创新，有可能维持生产经营都成问题。积累的资本没有形成对企业投入的原因可能如下:一是金融市场不完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市场存在行政垄断现象，使得金融为实体经济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服务困难。国有大银行的垄断地位造成了加成率高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融资;经济增长的降速，中小企业盈利状况恶化，使得融资风险上升，难以获得融资;银行经过制度规范，进一步提高了风险管控意识，而银行避险意识过高也进一步使企业融资变难。二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占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进一步挤掉本应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三是信贷规模和贷存比指标控制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从而影响企业融资。四是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使银行资金来源成本提升，进而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32］。

目前，我国企业还未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知识转化率较低。知识创新者需要与企业对接，形成合作创新机制，这有利于克服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脱节问题［33］。如果把知识看做一个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中买卖双方是信息不对称的。在知识市场上，知识创新者作为新技术的供给者对其创新成果具有较为完全的信息，但不了解市场需求;企业作为新技术的需求者，了解市场，但不了解新技术的效果，所以难以促成创新成果的交易。根据《2014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的统计，2013年中国产学合作的论文共计4734篇，略低于德国的4800篇，全球居第3位，但只占本国论文的1．1%，远低于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说明尽管中国加强了高校、科研机构研究成果向企业的扩散和应用，但知识创新者与企业联系不紧密，对创新知识转化极为不利。

我国的人力资本环境也不利于创新。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目前已过快速提高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9－2020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从2979万上升到3550万，而到2015年的规模已到3350万，未来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增幅空间非常小;毛入学率方面，2009年高等教育为24．2%，2015年已达36．0%，到2020年仅是40%，后五年增幅仅为4%。可见，2009－2015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以及入学率增长最快的时段，而2015年以后降速非常明显。再从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等指标看也会发现，中国劳动力高素质化教育增长快速增长期已过。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显然会制约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需求环境看，我国短时间内消费市场难有大幅提升，对企业创新形不成有效刺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13亿人口，而7亿生活在农村，大量农村人口暂时难以城镇化，制约了中国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偏低，自1978年以来，全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低位，2010年最低下探到48．2%，之后略有上升，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低发展中国家。大众消费层次普遍较低，结构不合理，对传统产品的需求正在减少，虽然对创新性、个性化的产品需求开始增加，但是不具规模，难以形成中小企业产品创新环境。

四、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制约及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若想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制度环境也须相应地从有利于投入要素汇集转向有利于创新要素汇集，需要政府积极简政放权，减少行政管制和干预;积极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意愿，努力营造企业创新氛围。篇幅所限，以下仅就后两项制度环境内容作分析。

(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激励不足

国有企业创新不主动，私营企业创新没资金，合资企业创新外溢少是中国企业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吴延兵［34］曾指出，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对改善创新效率没有丝毫帮助。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来源于国家所有制下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预算软约束。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使得当下对国有企业监督和激励机制难以适用。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主要管理和监督机构，仅对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明确规定，监督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而对企业创新难有所作为。虽然出台细化的科技创新考核制度，例如对考核期内获得重大科技成果的企业予以年度加分奖励，加强对科研型企业开展重大共性基础研究和重大行业标准制定的支持，设立创新引导投资资金等，但由于创新收益权与创新控制权的分离，很难保证创新成果在企业经营者任职期间得到创新收益。而具体到创新者，激励又难以落实到个人，往往形成集体“搭便车”现象，所以在国有企业难以形成创新之风，国企改革需要加大力度，特别在企业创新激励方面，需要政策突破。

(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变化和制约

我国把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到战略高度，更加重视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实质是为了激励创新设立的一种法定垄断制度。在市场条件下寻求行业垄断并获得超额利润是企业维护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的。具有技术高势位的国家通常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垄断，而技术相对匮乏的低技术国家往往采取弱保护政策，利用创新的外部性，促进国内技术扩散和企业的吸收和模仿。美国、日本、瑞士等国在不同阶段也采取过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一方面，在新一轮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背景下，中国深受影响。美国“337条款”的绝大多数案件涉及知识产权，2007－2013年间中国企业遭遇“337条款”调查占全球调查总量的三分之一［35］。另一方面，逐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后，我国知识创新仍然难以达成有效的转化。根据《专利文献引证统计分析报告》统计，以2008－2013年中国发明专利数据为例，高被引专利中实施许可、质押的专利共317件，仅占高被引专利总量的3．4%。其中，专利许可283件，仅占高被引专利总量的3%;专利质押36件，仅占高被引专利总量的0．4%。毋庸置疑，创新在市场转化中才能产生价值。虽然知识产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但是存在创新激励错配、企业识别能力低以及知识市场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等问题，造成了科研成果转化率低、高价值创新不能变现，最终导致知识创新很难成为企业资产。另外，我国的引智能力和政策力度也不够。在知识创新方面，需要加大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充分吸收外国的智力创新。但《2014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关键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申请人中，86%来自国内，而4%来自于美国。同样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发明专利申请人中，仅有50%来自美国，3%来自中国。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权人中，来自国内和美国的分别占70%和7%。而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和中国的分别占48%和2%。显然，中国的专利国际化程度远低于美国。

五、优化企业创新环境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政府正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核心目的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此，应逐步清理并废除妨碍创新创业发展的制度和规定，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一)把握新常态特征促进企业创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不是单一方面的，而是整个发展思路的创新、全方位的创新。我们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伴随着相当规模人口的迁移，将推动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人口空间聚集将成为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巨大推动力。

资源配置向服务业倾斜，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经济发展30多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从之前的工业化前期，发展到如今的工业化后期，劳动力相应地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从劳动生产效率低的第一产业转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第二产业;但随着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迁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大量新的机会。由于服务业门类繁多，多处于低端，具有投资小、运行成本低等特点，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商业模式和企业内部管理上创新即可收获可观利润。而随着现代服务业政策性进入壁垒的降低，也为企业进入创造了条件，为创新营造了有利氛围。

为此，政府应出台更多的制度和政策来推动企业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导向性政策明显改善了企业创新的环境，一系列扶植创新政策也逐渐在金融、贸易以及财税等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出台更多的措施，比如取消原有的鼓励跟踪模仿政策，转向鼓励创新创造;从鼓励数量扩张，转向内涵提升;从鼓励加工制造，转向创意研发等。

(二)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创新

本轮国有企业改革是在面临新问题、产权结构与激励不相容，以及监督管理制度不合理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明确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资本组织形式，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除此之外，改革计划将国有企业按照功能划分，实行国有企业的分类监管体制。

我们应该利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契机来促进企业创新:一是国有企业改革要以效益为导向，扩大国有企业创新转型力度，突出效益提升能级，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二是在国有企业分类监管的形式下，针对商业类和公益类进行分类监管和服务，有助于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政策限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解决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预算软约束问题，提升资本效率，把商业类企业做大做强，强化其原发性创新动力;而对公益类企业，则可以在强化服务效率的同时发掘创新机会。三是国有企业根据改革目标，利用好国有资本，积极引入非国有资本，鼓励非国有投资主体通过入股方式参与企业经营和管理，为企业创新带来新机遇。

(三)尊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

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当市场上供给的产品从短缺转向过剩阶段后，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研究降低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门槛，调整损害赔偿标准，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权利人维权机制，合理划分权利人举证责任，企业才能够真正重视起技术创新，加大创新投入并取得合理的回报，为市场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

在中小微企业当中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利于万众创新格局的形成。中小微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低端，面临规模小、产品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偏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诸多困难，迫切需要采取知识产权帮扶措施来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解决中小微企业专利市场信息不对称，设立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培训基地，提高其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持续推进其对知识产权维权的援助工作。

(四)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促进企业创新

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简化审批流程，审批事项逐步向“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社会主体依法自行决定。把禁止和限制进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列入到政府清单，清单之外的领域可以自由进入，这将给予企业极大的经营自由，即“法无禁止即可经营”。“负面清单”管理是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重大改革，是对准入边界的长足拓展，可以大幅缩小政府审批范围，进一步避免行政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为企业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投资和创新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吸引企业探索新工艺、新技术、新市场和新模式。

用“负面清单”模式构建创新体系。把科技资源配置权力由政府转交给市场，由市场决定创新技术、创新手段、创新归属以及创新成果的价值，修复以往的权力错配，这不仅是简化政府审批流程和“简政放权”问题，更是确立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在科技人才管理方面，核心问题不在于简化了多少人才审批程序，而在于由谁来认定人才，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所谓的人才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那么审批程序再快、下放权力再多，对于企业来说也毫无意义。那些唯学历、唯职称，以及现行僵化科研体制下的人才观，是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创新性人才的①《激发科技创新市场活力应明确负面和正面清单》，《解放日报》2015年6月30日。。

(五)培育互联网领先市场加快企业创新步伐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许多方面现已处在全球领先地位。据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测算，2014年中国网民规模6．49亿，手机网民5．5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以2013年美国2．683亿互联网用户计算，中国网民规模是美国的4．2倍。中国在互联网市场上已经初步具备领先市场优势。领先市场不仅适宜于新技术的商业化与发展完善，而且有助于创新在全球扩散。因此，应该继续培育领先市场来促进国内企业创新。

领先市场促进企业创新的最大动力是市场规模能够分摊企业的研发成本;规模经济与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形成价格优势;用户对新产品的渴望和挑剔，迫使企业在理解用户真实需求后持续创新。在市场内企业数量巨大，竞争激烈，容易发掘潜在的全球性需求，并率先提出解决方案。目前，全球正在形成的领先市场包括德国、英国、日本的3G移动商务应用市场;新加坡的港口和航空服务业市场;泰国的医疗服务市场;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的护发护肤品市场等。

培育中国的互联网领先市场推进企业创新应采取如下举措:一是继续加强网络基础建设。组织推进宽带网络光纤化改造，加快提升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能力，大幅提高网速，降低网络资费，提高农村及偏远地区居民网络使用覆盖率，夯实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基础建设，形成各行业、各领域以及各区域都能使用互联网的局面。二是继续降低互联网创新企业的准入门槛，鼓励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上市。基于市场的网络效应较强，初期互联网企业运营到盈利需要较大资本投入，企业虽然有创新亮点，但是缺乏雄厚资金投入和运作也难有所成。降低互联网企业的融资成本是成败关键，目前符合上市条件的互联网企业较少，盈利条件、股东数量、股权结构及发审制度、再融资制度业已成为互联网企业难以上市的主要瓶颈，要打破瓶颈，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新三板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平台。三是提高技术支持能力。聚焦市场共性技术重点突破，弥补技术“市场失灵”;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推进生产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改造和基础数据共享，使高技术真正成为互联网市场的主要创新方向。四是完善市场环境，放开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构架互联网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破除行政壁垒，减少事前准入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网络建设市场，方便不同类型资本进入市场，加强基础服务。利用市场积累的大数据，建立市场数据服务体系，为市场发展、监管和公共服务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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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Household Model Analysis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haviors of “One Household，Two Systems”: Perspective Based on Health and Income

PENG Jun，QIAO Hui，ZHENG Feng-tian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the current conceptions on labor and health as a whole in the classic rural household model and analyzes the phenomenon“one household，two systems”that exis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ural households that have low income will enlarg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to save investment and consuming unsustainable produce that is not beneficial for healthy production will lead to inverse“one households，two systems”．When income rises to certain degree，rural households can exchange unsustainable produce for income and get health by sustainable produce，which leads to positive“one household，two systems”．The reason is that the rural households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ir own demand and consumers' demand by means of“one household，two systems”． The transfer payment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is implemented by sign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y governments．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void“making it rigidly uniform”policy and design a differentiation contract to maximize ecological benefi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incipal-agent behavior choic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county governments and find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ot only pays reservation utility and effort costs，but also needs to pay risk cost and information r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Later，this paper numerically simulates theoretical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venue sharing coefficient and information rent increase with the output variance，risk aversion degree and cost efficiency parameter．Risk cost increases with the variance of output and risk aversion degree but diminishes with cost efficiency parameter． Under the new normal，the economy faces structural deceleration and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in-book=126,ebook=10vestment and export slow down．Can these new environments urge enterprises to turn to relying 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stead of relying on investment?“Low cost”innovation has been the main innovation model for 30 years since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up．But because the prices of factors rise in recent years，the cost of labor no longer has advantages and domestic technology frontier is close to the leve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o it is hard for simulated and copied innovations to maintain and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nvironment needs to be create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s that hinde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cluding financial market，property right system，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and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sping the new opportunities，promoting SOE reform，managing government's“negative list”and breeding the leading market of Internet． Taking SMS warning service of postal saving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UTAUT model in the service adoption field．After analyz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430 questionnaires on postal saving customers，this paper finds that: performance expectation，effort expect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behavior intention，while facilitie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s on behavior intention，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l．But adjusting effect is partly different．The test results support the adjusting effect of gender on behavior intention，but the adjusting effect on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is just the opposite: which supports the adjusting effect of age on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but the adjusting effect on effort expect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is contrary to the assumption，which supports the adjusting effect of test on social influ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ODI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Firstly，we explain the three role mechanisms of ODI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that is，marginal industrial transfer，industrial relevance and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In empirical part，we conduct analysis by the data of two layers．Firstly，we empirically test the inter-industry upgrading effect of ODI by using 30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3 to 2012．The results show that ODI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each region．Then，we study the segmented sectors inside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secondary industry from 2003 to 2012 and find that ODI has not promote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secondary industry，that is，the intra-industry upgrading effect of ODI has not been indicated．The abov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after reestimating by using surrogate indicators and sys-GMM．

Key words:“One Household，Two Systems”;Rural Household Model; Health; Income Information Asymmetry;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Differentiation Contract China's New Normal; Enterprises' Innovation; Negative List，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Leading Marke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Service Adoption; UTAUT Model; Adjusting Effect ODI; Inter-industry Upgrading; Intra-industry Upgrading; Panel Data

Study on the Transfer Payment differentiation Contract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LI Guo-ping，ZHANG Wen-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The Optimization and reform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 Environ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WANG Yu1，ZHENG Hong-lia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eimenggu University，Hohhot 010021，China; 2．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CASS，Beijing 100836，China)

Study on Service Adoption Behaviors Based on UTAUT Model: A Case on the SMS Service of Postal Saving

ZHANG 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ODI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EN Lin1，2，ZHU Ming-rui1
(1．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作者简介:王宇(1978－)，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产业政策;郑红亮(195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