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杨慧玲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74）
摘要：应该在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这个大背景中，考察中国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而不能割断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来做抽象的分析，不能笼统地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以“反垄断”为借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国有企业面对的是国际垄断力量的挑战与竞争，国有企业改革既要为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竞争环境，也要保证自身“做大做强”，与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竞争。目前，在外资垄断已经笼罩中国市场的紧迫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只会强化国际国内垄断势力，而不可能换来自由竞争的“理想”状态。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私有化；垄断资本主义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紧接着，作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和试点，上海推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方案。一击石激起千层浪，在“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背景下，基于之前“国有企业垄断论”的铺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将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解读为“国退民进”，说得更为直接，即国有企业私有化，试图以此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乃至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一、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讨论及实践之历史回顾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也始终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纵观30多年来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存在两种基本观点。
1．1990年代中后期有关“私有化”与“反私有化”的争论
19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私营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外资企业进入，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局面已经形成。而习惯在计划经济“温室”中生存的国有企业，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凸显出政企不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病。针对这种情况，理论界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应该进行适应市场机制的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方面达成了共识；另一方面在如何市场化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主张私有化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当时最为典型的是搬出所谓“科斯定理”，作为推动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民营化”的注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具体体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因此，他们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对占相当大比重的国有经济实行非国有化。他们提出国有企业只适合存在于垄断性行业，必须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让位”于非公有制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腾出空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驳斥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指出市场经济总是同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两者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私有制并不等于产权清晰，它不仅不是企业走向市场化的灵丹妙药，也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他们并认为企业财产权强调的是与企业法人制度相结合的控制权和经营权，而不是所谓的企业法人所有权，后者只能侵蚀国家所有权，最终改变国有企业的性质。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他们认为，对国有企业存在的不同问题必须历史地分析，在这个前提下对症下药，并主张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将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相对分离，明确反对私有化。
与上述争论同步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则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对中小型国有企业，更多地倾向于非国有化的方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则在维护其公有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着力于从经营机制上推进其市场化水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抓大放小”，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具体实施中采取“有进有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特别是1998～2000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提高效率，最终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
党的“十六”大针对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强调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国有资产监管。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改革实质上进行的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深化。
经过30多年的持续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李荣融总结的，“国有经济比重趋于下降，但总量不断扩大”；“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有企业数量明显下降，实力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国有经济分布范围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高”。［1］
显然，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来看，与当初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和初衷是相吻合的，那就是改变了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机制、经营效率低下的弊病，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用事实证明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夯实了经济基础。同时，国有经济在很多领域的经营范围都进行了收缩甚至退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宽松的发展环境，支持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照这样的逻辑，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续沿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路进行下去，摸索出一条监管严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克服目前比较突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漏洞和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第二阶段的理论争论又回到了原点。
2．2010年代理论界有关“私有化”与“反私有化”的再度交锋
正当国有企业步入稳定的发展轨道之时，理论界又一次掀起了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讨论。而且，随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这种事关国有企业未来命运的争论日益白热化。从争论的实质看，这一时期的争论，仍然跳不开“私有化”与“反私有化”两种对立思想的交锋。
一些学者明确抛出“私有化”的方案，这一次他们从中国市场经济遇到的现实矛盾和冲突寻找论据，把“垄断”和“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作为攻击国有企业的两大利器，为私有化方案鸣锣开道。首先，面对国有企业绩效显著提高的客观事实，他们否认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本身所取得的成果，转而提出国有企业绩效提高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其次，他们把目前突出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也算到国有企业头上。对上述观点的论证，这些学者采取惯用的手法是，在诸多前提假定条件下，设计精致的模型，输入数据加以演绎推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依然坚持维护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指出国有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倡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确反对私有化。他们认为，生产集中前提下的经济垄断是资本积累作用下生产社会化的客观结果，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国有经济的整体高效已经得到了历史验证。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国有企业垄断论”和“国有企业垄断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观点，他们给予一一驳斥，指出垄断与国有企业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并非主要来源于垄断，国有企业垄断并不构成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所以，他们认为，反垄断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
二、讨论国有企业及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背景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与其他任何经济现象一样，它的发生、发展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有其内在规律性。因此，研究国有企业及其改革，不能割断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而进行抽象的、断章取义的分析。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了它对国有企业的分析仍然是以各种假设为前提，设定抽象的模型，以输入经济数据为幌子，用形式上的实证主义及精确性显示其研究的“科学性”。实质上，因为这样的研究是在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的诸多假定限制条件下进行的，这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分析的片面性和孤立性。所以，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只在符合其各种严格限定的“真空”环境中才具有逻辑合理性。从目前上述范式的研究得出所谓“国有企业垄断论”，并以违背市场效率原则为由指出其不合理性的论证过程来看，他们的研究方法基本抽象掉了我国国有企业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也从来没有将我国对外开放所必须面对的当代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作为参照，而是想当然地依照市场自由主义的生硬教义，将我国国有企业强行放置于19世纪之前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逆历史模拟器中加以判断、引导，因此，其结论的科学性及改革指导意义值得质疑。
1．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包围中是21世纪中国国有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环境
早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垄断阶段。从过去一百多年垄断资本主义的演进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开始，先后经过了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两个阶段，至今已经演进到国际金融垄断阶段。这一客观进程本身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再加上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生产集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尽管与自由竞争的理念相对立，以生产集中为必要条件的垄断却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与趋势，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
因此，当代世界市场经济的代表性特征已经不再是教科书上所宣扬的“自由竞争”，而是生产集中与垄断。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证明并不是凡是垄断，都是低效率的，比如自然垄断就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发达市场经济体施行的反垄断法一般也并不针对自然垄断现象，而主要是反对价格共谋等利用垄断地位干扰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垄断行为。因此，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阶段，有意忽略世界市场的“垄断”特征，对我国市场经济及国有企业进行孤立、抽象的考察与判断，这样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其结论并不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1980年代初，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放任其国内企业的兼并、集中行为，强化了国际垄断势力。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着手强化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其国内企业的兼并和集中行为由过去的严加管制变得相对宽容甚至放任，这有利于规模巨大的垄断组织的形成。跨国公司已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导，垄断边界也由一国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1980年代以后国际兼并风潮造就的一批在各自的行业中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超级行业巨鳄，它们甚至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全球经济。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统计，1990年代以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从1990年的20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0000亿元，即使2000年以后，直接投资规模有所缩小，仍然在6000亿美元以上。［3］
2．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是国际垄断力量的激烈竞争与严峻挑战
中国国有企业是1949年之后，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才奠定的社会主义基业，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始于1980年代，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这说明，我国国有企业一开始与市场经济接轨，就不得不暴露于垄断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而所谓自由放任的“理想”环境早已是昨日黄花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私人垄断组织，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已经与垄断资本相互结合，垄断因素从企业渗透到国家政治之中，国家力量稳定地、常规性地介入社会生产过程，市场力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
资料显示，15家棉花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棉花贸易的90%左右，6家铝业公司的铝土产量占世界的45%以上。［4］2006年世界最大50家石油公司的原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总储量的84%和66%，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81%和71%，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客机占据世界民航机市场的近90%，美国微软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计算机操作软件的绝大部分市场，其Win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长期处于90%以上，英特尔公司则占据了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近80%的市场份额，在高性能计算机即服务器市场中，IBM和HP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更是超过8成。［2］再把视线转移到农业领域，有研究表明，事关农业发展安全和保障的国际种业，其市场集中度呈逐渐上升趋势，比如孟山都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已经从过去的196%上升到23%，世界前四位种业集团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接近二分之一。［5］上述高度集中的生产形成的国际垄断地位，使得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甚至有恃无恐地实施垄断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和挑战。
除此而外，当代资本主义垄断还具有全球化与金融化的特征。不仅垄断资本越出国家范围，利用高度灵活的金融资本，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扩散到全球。而居于中心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也借助其占据支配地位的金融、信用工具，实现了对全球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控制和剩余价值的全球剥削。从形成垄断的过程来看，金融资本已经介入定价机制，随着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市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大的投行如摩根大通、高盛等甚至通过各种手段操控价格的涨跌，这在大宗商品的交易中越来越司空见惯。
由此可见，处于当代世界历史阶段的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市场开放的前提下，并没有“享受”自由竞争的机会，它一开始就被国际生产的高度集中化所包围，被国际垄断集团掌控的“管理价格”及跨国垄断集团的兼并、收购等这些背离自由主义模板的垄断因素所倾轧。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氛围中，仍然以19世纪之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作为参照，来衡量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及产业集中度，并以之为标准，假国有企业以“垄断”之罪名，显然是不公正的。
3．中国国企改革正逐步趋于市场化，而国有企业又必须与具有国际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相抗衡
中国市场经济虽然只发展了短短30几年，但却并不是按照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亦步亦趋而来，这是一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市场化。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需要打破计划传统的禁锢，创造充分竞争的氛围以促进国内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不得不借助与国际垄断资本的交流与竞争，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大系统，引进发达资本主义的资金、管理和技术成就，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本主义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生产力水平。
应该说，为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以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效率的提高，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一阶段，培育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是更为突出和急迫的任务。与引进国外资本竞争一样，19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施行的“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改革，实际上都发挥了注入市场竞争的作用，国有中小企业“退出”竞争领域，为民营经济让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据2009年1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在全国二、三产业中企业法人单位总数为4955万个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比重为71∶929；在2078万亿元企业资产中二者的比重为328∶929；在34万亿实收资本中二者的比重为364∶636；在工业领域从业人员117383万人中，二者的比重为123∶877。其中国有企业在2002年尚有15万多家，到2008年已减至11万家，年均减少8000家以上。这些说明，在二、三产业中，从资产的实力来看，公有经济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就从业人员来看说，公有经济三分之一都不到，即公有经济主体地位已明显地被严重削弱或取代了。”［6］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繁荣，国有企业做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和巨大的自我牺牲。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迈向市场化的档口，适逢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跨入国际金融垄断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以及国有企业自然而然卷入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与新生的非公有制企业一样，不得不面对各式各样、各种层次的国际垄断形式。这些垄断形式既存在以价格共谋破坏市场竞争这种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行为，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与国际金融资本相互勾结，通过在微观层面的并购操作，控制国际产业链及资源和市场的垄断行为。这种来自国际垄断势力的挑战和竞争，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始全面展开。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发展时间短，资金力量较弱等客观因素，其总体实力无法与已经培育发展了上百年的国际垄断势力相抗衡。所以，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既定有生力量，国有大中型企业肩负着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为国家经济提供基础支撑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持续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但是，与10多年前相比较，如今国有企业“大而强”的态势初步形成。从总体上，中国国有企业具备一定能力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抗衡。在2001～2008年间，国企利润总额从28112亿元增加到118435亿元，资产总额也从1792449亿元增加到3730184亿元。在1998～2008年间，国有上市企业的市值占总市值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90%左右，在短短10年内总市值翻了近5倍。［7］
然而，正因为国有企业逐渐强大，竞争力增强，却招来了“国有企业依靠垄断获取超额利润”的指责与非议，针对这种言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给予了坚决的驳斥，并充分证明国有企业是依靠提高经济效益强大起来的，与垄断无关。本文想强调的是：正如上文所讨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再一味搬用自由市场主义理论，以所谓的“垄断阻碍效率”攻击国有企业，首先不符合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其次也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历史条件相脱节。此外，人为地将国有企业一定程度的生产集中做特殊化解读，即默认国际垄断资本及国内私人垄断企业的合理性，而有意攻击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即为垄断，又不对存在于国有企业领域内的垄断现象进行具体分析，而武断地归咎为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所导致，这种以点盖面、片面化的结论，实则是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寻找借口。
三、跨国公司在华垄断态势急迫要求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1．跨国公司凭借各种垄断因素在中国实施产业控制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明显增加，其投资目的已经开始由追求短期利益转向形成产业规模，占领和控制中国市场为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如果不计卢森堡的特例，2003年中国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高达535亿美元。［8］从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情况看，到2012年7月，投资项目从1993年的29个提高到674个，实际投资金额从14亿美元提高到1045亿美元，在此期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华累计投资项目8442个，累计实际投资8019亿美元。［9］
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主要采取间接并购和直接并购的方式，其具体途径包括到国外投资建厂、兼并和收购国外企业以及与外国企业合资等。在中外合资企业模式下，合资企业里中国的原有品牌，即使经营多年，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也大都在一夜之间被跨国公司的品牌所代替，比如洗涤、化妆品行业等，国外品牌的这种垄断使得中国失去了自己产品的灵魂。国外投资基金介入产业并购这种最具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投资模式也已经在中国发挥作用。南孚电池、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和大连电机厂等国内品牌企业都是被国外投资基金收购。摩根控股南孚电池，获利后退出，又把它转卖给了其竞争对手吉列公司。这种金融介入产业投资的模式隐蔽性更强，杀伤力更大。
从并购策略上看，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直接冲向我国制造业领域的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被称为“斩首式收购”，它们热衷于控制市场影响力高的龙头企业和著名商标。它们在中国通过并购形成垄断的企图昭然若揭，比如，德国博世并购我国油嘴油泵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威孚有限公司后，不仅垄断了中国柴油机市场，而且垄断了无锡威孚的原有技术优势，但却迟迟不向中国转移核心技术，导致中国国内市场该行业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并购、控股。跨国公司在对外输出策略上，几乎都是将基础性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开发放在母国，而仅仅将研发链条的低端环节设在东道国，并且对后者也通过独资的形式加以管理；如果非要转让其具有垄断优势的技术，一般都以受方必须接受很多苛刻的条件为前提，以保证跨国公司始终占有市场优势，从而最大化地获取技术垄断利润。
跨国公司抓住我国在高端技术产品及服务业领域的对外依赖性，强制推行其指定的产品和行业标准，对中国本土的认证标准百般抵制，这些标准的垄断比产品、技术的垄断更具有长久、隐形的杀伤力。它用事先确定的、有利于自己的条条框框约束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路线和运作模式，实际上“先入为主”地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套上了枷锁，从而掌握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竞争优势。
2．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形成垄断之势，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威胁
经过多年经营，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已经形成：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的95%以上被美国微软所控制，瑞典利乐公司垄断了中国95%的无菌软包装市场，美国柯达公司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50%的份额，而整个国外跨国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0%，法国米其林公司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而在零售业中，80%以上的大型超市被外资占据，……除此之外，中国的医药、轻工、化工以及机械、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已经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10］“据估计，外资水务占国内水务市场总体比重在10%左右，国有水务公司占60%以上，而全世界水务中，公有企业的占比在90%以上，美国水务中914%是由公有制企业提供的。中国可能已经成为私营企业在水务领域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11］“国内农机市场，尤其是大型农机市场几乎被外资品牌所垄断。约翰迪尔公司进入后，迅速把包括天津拖拉机厂在内的国内两大农机‘排头兵’给收购了。目前国内20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市场基本被约翰迪尔公司垄断。而南方的水田作业所需的小型农机，如水稻收割机，也基本上被日本久保田公司垄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市场定价权实际上早已被外企所拿下。”［12］
在粮食、种业、自来水、高端婴儿奶粉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及人民基本福利的行业，外资垄断已然形成。比如，随着中国粮油原材料大豆等被外资垄断，粮油产业链企业被不断并购。目前四家跨国粮商在全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参股控股66%。由此而定的大豆以及粮油食品的产量和价格主导权、定价权已经初步掌握在外资手中；外资在控制中国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后，种子价格大涨，农民饱尝“一克种子一克金”的苦果。［13］而相对于孟山都214%的世界市场平均占有率，中国12家大型种业公司的中国市场占有率都很少，没有一家年均占有率超过2%，比如，隆平高科年均市场占有率仅为193%，10家种业公司市场销售额之和的年均市场占有率仅为967%。［14］
作为现代工业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资源性商品石油、铁矿石、稀土等的定价权因为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使得我国的进口成本增加，这不仅严重侵蚀下游产业利润，也助推了物价的上涨。而且，国际垄断的程度和形式还在不断升级。比如，不仅国际铁矿石行业由三家巨头形成了横向垄断，而且铁矿石巨头和钢铁巨头又正在走向进一步的纵向融合，世界范围内的“矿钢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日本、韩国钢铁企业早已向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矿山企业渗透。此外，国际矿业巨头也在加快对产业链全过程控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是稀土、钨、锑等稀缺战略性资源的主要出口国，却并未获得相应的市场地位，只能低价出口。
面对如此强大的国际垄断势力，如此设计精致的垄断策略，毋庸置疑，只有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强大，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石油领域，我国备受“垄断”诟病的“三桶油”，才具备一定的实力与外国石油巨头，特别是以埃克森一美孚、壳牌、BP为首的国际大石油公司，以及一些产油国大公司，如俄罗斯石油公司等进行竞争，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尚不及壳牌石油公司一家。另外，中国移动及中国远洋等在内的所谓垄断性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企业规模与国外垄断巨头比较依然相距甚远，［2］有研究显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不掌握资源性商品定价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产业集中度较低，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国有企业必须维持其稳定发展，继续做大做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培育和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实力。
四、国有企业私有化只会强化国内外垄断势力，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完善
国有企业作为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的有生力量，如果被随意“肢解”或者“私有化”，那么，其后果是，除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之外，还会导致垄断加剧，公平竞争严重受阻，具体而言，其后果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跨国公司将会长驱直入，而不是迎来“反对国有企业垄断”所预期的市场充分竞争的“完美”状态，而很可能是“国退洋进”。现阶段，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实力尚无法与国际垄断资本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如果想对强大的国有企业再行肢解和出售，很可能对中国经济“釜底抽薪”，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被实力雄厚、野心已久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造成的垄断局面，表面看是合法合理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全球化作用的结果，而实质是，跨国公司依靠其垄断力量，与我国实力悬殊的企业力量进行不对等竞争的结果。对很多国内企业而言，这场博弈一开始就剥夺了它发展壮大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大中型企业更须健康、稳定发展，而不能以反垄断为名损害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或者避免“以鸡蛋碰石头”的后果，才能为民营企业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保护和安全感。阿根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是典型的反例，它几乎将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卖给了私人，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因此被外国投资者掌控，这是导致阿根廷陷入全面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导致国内权贵垄断资本乘机发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如果被私有化，将可能被国内最具权力的资本收购和兼并，这正好迎合了少数权贵垄断资本的胃口。后者还能借助这个机会，转身成为合法的私人大垄断资本。由此，国内权贵垄断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将在这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盛宴中同流合污，进行一场垄断“大跃进”，其结果必将是强化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势力，迅速而过早地扼杀中国尚需培育和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最终将民营经济逼到墙角。所以，以“反垄断”之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能达到为国内民营经济发展扫清障碍，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初衷与目标。
总之，中国的企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具备与在国际市场上驰骋上百年的巨型跨国公司相竞争的实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它的行为符合市场竞争法则，就没有理由不顾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时代背景，轻易以“垄断”之名对其发展加以限制。
注 释
①国有企业的情况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对其存在的滥用行政权力造成的不合理垄断，应该加以改革，但是，这不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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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贵才
Logic Analysis of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extual Issue, Introspection of "Scientific Abstraction" and Others
Xu Guangwei
Abstract: The objective for Karl Marx to writ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make history become logic，and achieve the scientific narrative effect of unification of action science and historical science as well as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 Misunderstanding is caused thereof, i.e. the third chapter of Introduction is considered as the specified place to produce the proposition of from abstraction up to concrete ；f urthermore, it is mistaken for elucidation of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which covers the real mean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methodology——eluc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exts. The method to restore the truth is not to return to the texts, or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logic structure issue relevant to text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o grasp the overall logic development and find out the organic connections between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testification .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 explored in Introduction actually determined the subsequent dire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Das Kapital, i.e. the subjective process initiated by objective critique. Settlement of scientific narrative makes the logic of Introduction be reconsidered during new period and realizes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ve application.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is a necessary key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open logic and keep accurate. Effective use of debts could achieve the mutual benefit and reciprocity between creditor countries and debtor countries; however, inappropriate use of debts and failure to turn debts into capital will instead lead to economy recession, declination of the country s living standards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failure to repay the debts with interests on time. Greek did not use the foreign debts to develop production and trade but to directly improve salary and social benefits, which caused declination of the overall GDP and GDP per capita, balance of payment deficit, and inability to repay debts with interests on time. In order to repay the foreign debts, the Greek government executed the deflationary policies, which led to declination of people s living standards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Greek's general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Greek's failure to repay debts with interests on time also caused the economical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reditor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ist and Keynesian economic theories, economic growth is a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This involves continuous changes of the productivity regime and the demand regime, and the coher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forms a certain growth model.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has progressively formed an investment—led model since the late 1990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which hinges on u p th e relative pace ogf r otwe cthh n ological change vis— a —vis the tendency of over—accumulation. From 2008 to present, this model has been increasingly undermined by policy—making that is shown in the policy direction of demand rebalancing and restructuring . Whether or not such policy orientation is to produce a coherent, more desirable growth model requires careful stud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wid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 we should inspect China 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ir reform, rather than put aside the concre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o make abstract analysis, and we should not take the free contention market as a hypothesis in general terms and should not privatiz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the excuse of anti-monopoly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and compet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monopoly power, and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all not only creat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market economy but also make themselves become bigger and stronger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urrently, under the urgent condition of Chinese market having been enveloped by foreign monopoly only stability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he fundamental assurance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economical safety.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uld only strengthen the monopoly power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rather than achieve the ideal status of free competition.
Confrontation Initiated by Greek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alysis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Yang Huichang Sun Han
Anatomy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Die Lo
Worldwid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 and Reform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Yang Huiling
作者简介：杨慧玲（1971－），女，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YJA790167）
收稿日期：2015－04－20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5）07－059－07
定稿日期：2015－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