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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石破天惊地提出“道”的概念，并提醒人们：这里所说的“道”，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理!

那个时候，天地之间还很空旷，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孤单而寂寞。先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思考便是茶余饭后的一件大事。这个“道”，像是一个诠释宇宙的密码，让后人揣摩了几千年。以凡人的目光来理解，道应该是指世界的变化和规律。所以老庄的思想精髓就是顺应自然，不强加妄为，即无为。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无为而治”，又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为而为，即在顺乎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为。老子的无为而冶，也称为圣人之治，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说，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主观偏见，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这里我们倒是见到了老子那朴素的民主思想。

根据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世界：“小国寡民。使有阡陌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车舟，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理想世界当然无法实现，后人也多以“消极”之说来曲解无为思想。但是圣人终归是圣人，其智慧的光芒穿透寰宇，为历史尘埃所不能阻挡。以史为鉴，多少前朝兴亡事，无不证明了老子思想的宝贵。世道沉浮，王朝更替，也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统治者无为，则百姓有为；统治者有为，则百姓倒霉。

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文治武功似乎彪炳千秋。但我们去关注一下当时的百姓民生，则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且不说焚书坑儒用暴力消灭了六国文化，摧残了社会的文明成果，只看那万里长城与三百里阿房宫，就让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血泪成河!“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的暴政激化了社会矛盾，到了秦二世的手里就土崩瓦解了。究竟有为还是无为，百姓心里有谱。万里长城虽然威武，但怎能掩盖孟姜女的眼泪？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应当像煮小鱼一样，不能随意去搅扰它，否则小鱼就残碎了；同样，统治百姓，就不能经常去劳民伤财，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到民不聊生之时，你的统治也不长了，秦王朝的灭亡就是历史教训。

到了汉朝就不一样了，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的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朝得到发扬光大，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汉武帝凭借强大经济和技术条件，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把匈奴赶到欧洲去了。“犯我天威，虽远必诛”——这是大汉时代的豪言壮语。大道无为，无所不为。这种高妙的辩证法则，非庸人所能理解。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被后人继承发扬。《管子》中的无为而治是指好的政治家应该尽量尊重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制度安排，尊重民间的习俗，尊重事实。在战国的末年和西汉的初年发展成为黄老之学，并且它变成了一套政治实践，影响很大。西汉初年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个无为而治。此时有个著名的人物曹参，他是西汉著名的贤相，在随刘邦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功勋卓著。汉初封为平阳侯，萧何死后，调往朝中为丞相，主管国政。他就是个无为而治理论的奉行者，有一个故事就是：

曹参做了相国之后，整天在家饮酒，不问政事，大臣们到他那里请示政务，也被他拉去饮酒，大醉方归!惠帝不安，宣曹参进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曹参答道：“请问陛下，你与先帝比谁英明?”惠帝回答：“我当然不如先帝。”曹参又问：“我与萧臣相比较，你看谁英明?”惠帝说：“你似乎不如萧相国。”曹参说：“是呀!你不如先帝，我不如萧相国，先帝和相国制定的法令规章，我们只要继续推行，不就很好吗?”惠帝这才明白曹参整日饮酒的用意，对他的做法也很赞赏!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流传下来的故事有传奇性。曹参当时肯定有一些很了不起的想法和做法。胡适对这一段历史特别推崇，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看汉初，国家的官员特别的少，军队的人数特别的少，没有警察，税收也少，整个国家上下和睦。当然他讲得很简单，但是有这么一点特征。汉初能够这样，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系，经过几百年战国到秦的大乱，刚刚稳定，人心思定，国家也经不起大的动荡，有这么一个背景，无为而治才能推行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给我们今人的启示是要尊重已有的东西，不要将自己主观的东西强加到已有的自然事物上，否则，于己则劳心劳力，于事则事与愿违。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把政与刑的作用和德与礼的作用加以比较，认为德礼对于治理国家是最有效的，因为政、刑只能使人民不犯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从内心归服。三国时期，刘备摔自己的孩子阿斗的故事就是个以德服人的典型：

当阳长坂之战是曹操、刘备两军的一次遭遇战，骁将赵云担当保护刘备家小重任。由于曹军来势凶猛，刘备虽冲出包围，家小却陷入曹军围困之中，赵云拼死刺杀，七进七出终于寻得刘备之子阿斗，赵云冲破曹军围堵，追上刘备，交还其子。刘备接子，掷之于地，愠而骂之：“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抱起阿斗，连连泣拜：“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

当然这个故事，在今日人们对之褒贬不一。受到人们的贬斥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摔阿斗只不过是刘备收买人心的一个伎俩。不管事实如何，孔子说的以道德礼教来引导人民，免除苛政刑法是人们所希望的。要以德治国，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在道德上做出表率。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端正的意思。管理成败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思想正，作风正，行为正，从而实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只要管理者带头端正自己的思想、作风、行为，那么，谁敢不正呢?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

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因盗贼过多而忧虑，他向孔子请教该怎么办。孔子的回答，不是让他怎样去对付盗贼，而是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这是说如果你季康子自己不贪图财物，那么，即使悬赏奖励偷盗，老百姓也不会偷盗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上行下效，统治者心术不正，被统治者盗窃行为就必然多；二是管理者，必先“足民”，使民无所不足，也就无盗窃之必要。而“子之不欲”，正是保证“足民”的前提。

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孔子才作出了如下的论断：“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意思是管理者讲求礼仪，被管理者没有人敢不尊敬他的；管理者讲求道义，办事公正，被管理者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的；管理者讲求信用，那么，被管理者决不会不动真情，不讲真话的。

由此可见，管理者要先“正己”，才能以德服人，这是孔子为政思想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我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的时候，讲过一个“仁者无敌”的故事：

梁惠王说：“晋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这是您老先生所知道的。到了我这一代，东面战败于齐国，连我的大儿子也阵亡；西面丧失了七百里疆土给秦国；南面受辱于楚国。我对此深感耻辱，愿意替死者来洗刷所有的仇恨，怎样才能办到呢?”

孟子答道：“国家不在大，只要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能称王天下。大王如果能对民众施行仁政、减少刑罚、薄敛赋税，督促百姓深耕土壤、清除杂草；青壮年在空闲时修习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里用这些来侍奉父兄，出外用这些来侍奉尊长，这样做好了，就能使他们拿着木棒也足以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侵夺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农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以致父母挨冻受饿，妻离子散，兄弟背井离乡。那些国家的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和大王对抗?所以说仁者是无敌的，大王采取仁政吧，希望大王不要犹豫。”

不仅治国，企业管理也同样需要“仁”的品德，要想员工所想，急员工所急，这样才能让人心归依。联系到今天的商业社会，前一个阶段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染坊》，主人公陈敬亭睿智洒脱的经商之道曾引来不少人的赞誉。其实陈敬亭在用人方面也是颇有神来之笔的。

在陈敬亭那个年代由于经济环境不太好，技术人员流动频繁，人心不稳。恰好陈的厂子有两个普通工人因为工伤分别没有左胳膊和右胳膊。怎么处理这两个人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有人主张给点钱打发了，因为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行业惯例。出人意料的是陈敬亭没有把这两人打发走，而是用他们看大门。这可是企业的门面呀!结果这一招不得了，这件事情在工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工人们普遍觉得这样的老板连残疾人都不放弃，何况那些手脚齐全、技术过硬的工人，跟着这样的老板干有保障，技术工人频繁跳槽的问题解决了。那两个工人自然感恩戴德，工作十二分的努力。

陈敬亭的故事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很多成长期的企业由于业务的不稳定性必然带来人员的不稳定性。面对同行的挖角、员工的另寻高枝，怎样留住人才是令很多企业老板头痛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碰到的很多老板往往在工资上做文章，但工资的增长是有限度的，也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在成长型的企业里由于发展的需要似乎永远面对资金瓶颈。陈敬亭用两个人带活一盘棋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在很多时候职工最需要的并不是钱。美国的量子型领导力理论创始人沃伦·布兰克说过，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要有心甘情愿的追随者。领导者应当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取得追随者上。领导者要经常问自己：我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他们与我保持一致，然后集中心思去取得这些人的支持。

依我们中国的传统，管理者就是要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仁德之人。

庄子是无为而治思想的发挥者，他认为天和地虽然很大，不过它们的运动和变化却是均衡的；万物虽然纷杂，不过它们各得其所归根结底却是同一的；百姓虽然众多，不过他们的主宰却都是国君。国君管理天下要一切都出自无为，即听任自然、顺其自然。只有无为才能求得大道。他举了个例子：

黄帝在赤水的北岸游玩，登上昆仑山巅向南观望，不久返回而失落玄珠。派才智超群的智去寻找未能找到，派善于明察的离朱去寻找未能找到，派善于闻声辩言的诟去寻找也未能找到。于是让无智、无视、无闻的象罔去寻找，而象罔找回了玄珠。黄帝说：“奇怪啊!象罔方才能够找到吗?”

但是，真正的无为并不只是无智、无视、无闻，抛开世俗的财富人伦。

据说，尧在华巡视，华地守护封疆的人说：“啊，圣人!请让我为圣人祝愿吧。祝愿圣人长寿。”尧说：“用不着。”“祝愿圣人富有。”尧说：“用不着。”“祝愿圣人多男儿。”尧说：“用不着。”守护封疆的人说：“寿延、富有和多男儿，这是人们都想得到的。你偏偏不希望得到，是为什么呢?”尧说：“多个男孩子就多了一层忧惧，多财物就多出了麻烦，寿命长就会多受些困辱。这三个方面都无助于培养无为的观念和德行，所以我谢绝你对我的祝愿。”

守护封疆的人说：“起初我把你看作圣人呢，如今竟然是个君子。苍天让万民降生人间，必定会授给他一定的差事。男孩子多而授给他们的差事也就一定很多，有什么可忧惧的!富有了就把财物分给众人，有什么麻烦的!圣人总是像鹌鹑一样随遇而安、居无常处，像待哺的雏鸟一样觅食无心，就像鸟儿在空中飞行不留下一点踪迹；天下太平，就跟万物一同昌盛；天下纷乱，就修身养性趋就闲暇；寿延千年而厌恶活在世上，便离开人世而升天成仙；驾驭那朵朵白云，去到天与地交接的地方；寿延、富有、多男儿所导致的多辱、多事、多惧都不会降临于我，身体也不会遭殃；那么还会有什么屈辱呢!”守护封疆的人离开了尧，尧却跟在他的后面，说：“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守护封疆的人说：“你还是回去吧!”

故事中守护封疆的小人物却给了我们比尧这个大人物更多的启发，现实生活中，人必然有亲人、财物、寿命等问题伴随，君子能做到看淡这些事物，超然物外，而圣人却能幽游其中，随遇而安。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者，应该亲历于事物中，却能游刃有余，让事物自身井井有条地运行。

《列子·杨朱篇》记载：杨朱进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就同在手掌上玩东西一样容易。梁王说：“先生有一妻一妾都管不好，三亩大的菜园都除不净草，却说治理天下就同在手掌上玩东西一样容易，为什么呢?”杨朱答道：“您见到过那牧羊的人吗?成百只羊合为一群，让一个五尺高的小孩拿着鞭子跟着羊群，想叫羊向东羊就向东，想叫羊向西羊就向西。如果尧牵着一只羊，舜拿着鞭子跟着羊，羊就不容易往前走了。而且我听说过：能吞没船只的大鱼不到支流中游玩，鸿鹊在高空飞翔不落在池塘上，为什么?它们的志向极其远大。黄钟大吕这样的音乐不能给繁杂凑合起来的舞蹈伴奏，为什么?它们的音律很有条理，准备做大事的不做小事，要成就大事的不成就小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中可以稍窥杨朱的政治思想，五尺小孩能管百只羊群，而圣人尧、舜却连一头羊也管不好，为什么?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而且尧、舜没有给羊自身发挥的空间。杨朱提倡人各尽其才，管理者自身有管理的才能，就不必拘泥于计较他能否扫屋种菜的小事，而管理之道，也是要让被管理者自由发挥，就如五尺男孩只是拿着鞭子跟着羊。

杨朱和弟子在宋国边境的一个小客栈里休息，发现店主的两个老婆长相与身份地位相差极大，忍不住向店主人问是什么原因，主人回答说：“长得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所以举止傲慢，可是我却不认为她漂亮，所以我让她干粗活；另一个认为自己不美丽，凡事都很谦虚，我却不认为她丑，所以就让她管钱财。”

这个故事让我们不禁想到了现代的管理者：他们用人能像这位旅店的老板一样公私分明吗?有很多管理者，一看见艳丽出众的女孩子，不管她才能如何，都要尽收门下，给其最轻松的工作和最优厚的待遇，留着养眼呀。而能干、谦逊，但长相平凡的员工，却让其干粗活，工资也低。这样的老板，真的让人很寒心。你要用华而不实的东西，你就全部去用吧，看以后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谁来帮你做?

以貌取人的管理者，最终会伤透下属的心，长期下去，务实之人定然会悄然离去，而花瓶也不可能为你带来效益，最终你就等着关门吧。到时候，不但江山没了，美人也弃你如敝屣，赔了夫人又折兵呀。

高效的管理，必须摆脱这种以貌取人的传统方式，对人才的甄别，应从本质上去认识。这样，你才不会错失千里马，朽木当块宝。不守规矩的“特殊”员工，会影响你们整体的战斗力。

兵家对治国的具体运作非常娴熟，其中一条就是“令出必行”。

《左传》记载：孙武去见吴王阖闾，与他谈论带兵打仗之事，说得头头是道。吴王心想：“纸上谈兵管什么用，让我来考考他。”便出了个难题，让孙武替他操练姬妃宫女。孙武挑选了100个宫女，让吴王的两个宠姬担任队长。

孙武将列队操练的要领讲得清清楚楚，但正式喊口令时，这些女人笑作一堆，乱作一团，谁也不听他的。孙武再次讲解了要领，并要两个队长以身作则。但他一喊口令，宫女们还是满不在乎，两个当队长的宠姬更是笑弯了腰。孙武严厉地说道：“这里是演武场，不是王宫；你们现在是军人，不是宫女；我的口令就是军令，不是玩笑。你们不按口令操练，两个队长带头不听指挥，这就是公然违反军法，理当斩首!”说完，便叫武士将两个宠姬杀了。

场上顿时肃静，宫女们吓得谁也不敢出声，当孙武再喊口令时，她们步调整齐，动作划一，真正成了训练有素的军人。孙武派人请吴王来检阅，吴王正为失去两个宠姬而惋惜，没有心思来看宫女操练，只是派人告诉孙武：“先生的带兵之道我已领教，由你指挥的军队一定纪律严明，能打胜仗。”孙武没有说什么废话，而是从立信出发，换得了军纪森严、令出必行的效果。

做人难，做个优秀的管理者更难。正所谓“慈不掌兵”，管理者就应该坚持正确的原则，而不应该优柔寡断。这是治国和为政的一个公认法则。

韩非子以前，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以为，“皆未尽善也。”（《韩非子·定法》）在韩非子看来，法是统治者公布的统一法令，它的条文由官府公布，实施办法应该让民众知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难三》）韩非子以为，公开性是法应该具备的性质。依据现有史料来看，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法律不公开的时期。以言代法，法随心出，是与文明程度的低级状态相适应的。从公元前536年郑人铸刑书的情况来看，把法典公布当作一种制度，大概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韩非子从理论上去说明法的公开性，当是这一制度实行了一段时间后的理论升华。

强调法的公正性，是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精华所在。“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有度》）法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会因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而发生变化。一切人都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行事，不因人们才智的高低与勇敢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1．该罚则罚，该赏则赏

守法的就赏，违法的就罚。这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是相对立的。再进一步，就是君主也得守法：“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韩非子·饰邪》）法的公正性，是以平等为先决条件的。战国时期的社会，贵贱的差别与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使“法不阿贵”原则难以真正实行，但韩非子对法的公开性与公正性的主张，是包含着合理因素的。它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体现，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部门赏罚不明，管理就如同一潭死水。在一般用人者身上，赏罚不明，奖惩不当是常有的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制定制度时，奖惩不能结合使用，或者过于严苛，或者过于松散；该奖的时候不奖，该罚的时候不罚；赏罚失度，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很过分；奖励手段与奖励目的严重脱节，让人有空子可钻，对惩罚也一样。

历来治军严谨的将领都是非常强调奖赏与处罚的。正所谓军令如山，军中无戏言。三国时，马谡失了街亭，酿成蜀军惨败，诸葛亮终于挥泪斩马谡。事实上，同情马谡的人很多，为马谡求情的人也很多。而且，从全局的角度来说，马谡还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诸葛亮平定南方部落七擒六纵攻心为上的建议就是马谡提出来的，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才严重缺乏，姜维独木难支，如果留下马谡或许有用。但是，诸葛亮最终一意孤行，没有采纳众人的意见。今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马谡到底该不该杀呢?从治军的角度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杀，没有办法。

你只看到了很多人为马谡求情这一面。若是放过了马谡，他日再有将领玩忽职守，导致全军惨败，折损大将与士兵无数，你是诸葛亮，你该怎么办?有了先例，便无法下不为例了。马谡不杀，军纪即乱，此时你再要对别人严格要求，根本就不行了。军纪一乱，部队的战斗力就下降，战斗力一下降，就要打败仗，打败仗可是要付出许多士卒甚至将领的生命的代价的。是马谡一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全军将士的生命重要，诸葛亮是一清二楚的。

军队里的事情讲起来是惊心动魄的。为什么呢?因为将领是要让他的部下上战场的。而上战场就意味着有送命的可能。蝼蚁尚且偷生，岂能白白送死?所以，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的约束，军队是根本没有办法打仗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奖励，一定要有物质的奖励，没有一个人是不喜欢物质的奖励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但是奖励的作用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精神的奖励更重要。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重视，自己的行为被认为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时，人的主观能动性便能够被充分被激发，潜在的能量才能够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和运用。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皆是很好的例证。

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赏一样，也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受罚的。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怕被惩罚，更不用说是重罚了。军队里重罚的意义已经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处理了，而是对其他人乃至全军的告诫。在特殊的情况下，惩罚与平时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别的地方开小差，也就是一顿臭骂，在战场的最前线，如果临阵脱逃，可能就是就地正法了，根本不可能跟他讲道理，晓以利害。这是形势所逼。重罚的结果不但要使当事人再也不敢犯这样的错误，更要使其他人不敢效仿。用杀鸡儆猴来描述，是再准确不过了。

惩罚与奖励，是促进团队成长的两件法宝。但是在作出惩罚决定时，其先决条件是弄清事实，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才会做到掷地有声，又稳又准。

传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次奉命担任某地方的官吏。当他到任以后，却时常弹琴自娱，不管政事，可是他所管辖的地方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民兴业旺。这使那位卸任的官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每天即使起早摸黑，从早忙到晚，也没有把地方治好。于是他请教子贡：“为什么你能治理得这么好?”子贡回答说：“你只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所以十分辛苦；而我却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完成任务。”

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懂得放权，利用其他人的力量，这样于己于事都有好处。如果喜欢把一切事揽在身上，事必躬亲，管这管那，从来不放心把一件事交给手下人去做，这样，使得自己整天忙忙碌碌，却还可能将事情弄糟。而懂得放权，还能将自身的价值提高。

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道：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200元。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400元。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800元。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

店主说：“不。”

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个数呢?”

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这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人，自己能力不一定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

老子说：“燥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天下的事理，心浮气躁则不能静心观察，细致判断；心浮气躁就会盲目决策导致失败；虚心察理，才能成功。刚烈者多浮躁，浮躁则气不顺。只有清静平和才能心气畅顺。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空城计”。故事讲的是蜀将马谡失守街亭之后，魏将司马懿率大兵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迎敌，但沉着镇定，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司马懿怀疑诸葛亮设有埋伏，引兵退去。

这是一个令人叫绝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已久而不衰，那是因为人们实在太佩服诸葛亮的智慧了。

谁都有可能碰到危机。诸葛亮也会挥泪斩马谡。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有静气才能很好地运用智慧。大事，有时就是危机。而冷静，是应对危机的第一要素。冷静让你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平心静气，冷静思考，不至于盲动。曹操在孙权送来关羽人头的时候，看破孙权嫁祸他人的计策，没有表示高兴，而是厚葬关羽。刘备攻打孙权而不攻打曹操，曹操坐收渔人之利，这是他冷静的结果。

没有冷静，你就会暴躁。暴躁的结果是招来最大的危机。没有冷静，就不能有缜密的思维，也就不可能得出对待危机的正确结论。在危机面前你就会惊慌失措。刘备在得知关羽被东吴杀害之后，不听诸葛亮的劝阻，执意举兵征讨东吴，被火烧连营，丧命白帝城，这是他不冷静的结果。

面对危机，还需要机智。机智，就是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试想，《空城计》里的诸葛亮，如果只有冷静而没有化解危机的办法，司马懿能够退兵？机智，就是在危机面前能够找出危机的症结在哪里，能够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危机，有天灾，也有人祸。唐山大地震，就是天灾。但，人所面临的危机更多的是人祸。

为避免危机，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妨从以下五方面去身体力行：

一是德字当头。即，在日常与人相处时，要德字当先。以德去感化人，以德去感召人，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危机，即使有了危机也能化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以德待人，整日阴、损、坏、毒，招来的必定是危机。

二是以诚待人。即，待人应诚实，切忌沽名钓誉，甚至口蜜腹剑，哪怕你说的话再甜再美，到头来你也少不了祸事临头。

三是兼听则明。即，大事当前，你一定要争取朋友，认真听取朋友的意见，尽可能地团结别人，那么你就会化解危机。

四是知人善任。知，就是了解，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去发挥他们的特长。大事面前，你要知己知彼，善于任用专长不同的贤人、能人去解决矛盾。这样你就可以克服危机了。

五是宽厚包容。不苛求别人。即使是给你制造危机的人，只要有可能，你也要宽容他。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的宽容也许会换来他的转化，那你的一生就会少了些危机。

人能够常常保守着空灵的心性，就能用客观的态度，去考察周围工作事物中的原理，那精细微妙的管理窍门就蕴涵在其中。最科学和实用的管理之道就在你正在的工作之中。每临大事而沉着，不被混乱弄得头晕眼花，面对危机而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样才有利于静心观察，冷静分析，认真解决。只要你抛去浮躁、急功近利的心，使自己融入企业整体的工作之中，管理的奥秘就会向你自然呈现，管理的方法也会源源不断向你涌来。

他是一个行将暮年的老人，做了一辈子木匠活，他的名声早已远播。他不想终其一生而积攒的手艺与身俱灭，希望能将技艺留下。只可惜他膝下无子，他就打算收个徒弟。两个年轻人得知此事，兴冲冲赶来拜师学艺。他看着两个后生也没有多言语，只是拿出两把斧头交给他们，让他们用半天的时间多砍些柴回来。两个年轻人心领神会，知道这是老人在考验他们。其中一个接过斧子，进山去了。另一个接过斧子，并没有急于上山砍柴，而是把斧子整个检查了一番。他发觉斧把不牢固、斧刃很钝，就先找东西把斧把加固好了，然后又寻了块磨刀石开始认真地磨起斧子来。这样，花了半个时辰，他感觉斧子合手了、斧刃变得很锋利了，这才奔上山去。半天下来，先上山的年轻人虽然用了很多的时间，但因为斧子很钝，结果收效甚微；而后上山的年轻人虽然用的时间不如前面那个年轻人多，但因为斧子锋利而且顺手，结果半天下来收获反而比先去的那个还多。

对这个故事稍作分析我们会发现：收获甚少的那位年轻人应该说看到了时间的重量，意识到了时间与砍柴数量的相关性。但他忽略了生活中一些浅显的，甚至近于常识性的道理。因为我们往往因急于求成而闭塞了我们的思维，只看到了时间而忽视了效率。在生活中，有时时间并不等于效率。他的失误更主要源于他的急功近利心。因为急切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其他思想完全处在遮蔽状态中，这也就是生活中人们常说的“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我们能够接到指令后，像另一个小伙子那样，并不是急于立即去实施它，而是先观察一番，思考一下，分清主次轻重，安排好先后次序，事情或许会变得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作为管理者面对工作要保持沉静之心，这也是作为管理者的基本素质之一。保持沉静之心对于管理者的意义，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助于管理者能客观的分析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故事中的第二个年轻人用冷静代替了冲动，看到了问题的全部（所获柴数量，客观上主要取决于斧子的锋利程度和时间的长短）。从而采取了正确的处理方法：先磨斧子，后砍柴。

另一个方面，它有助于管理者发现企业中各员工的长处和缺点以及各自处理问题的特点。根据每人的特点进行合理的分工，从而使团队成员间齐心协力，企业得以充分的发展。

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意思是说：处理困难要从容易的入手，实现远大要从细微的做起。以对待大事的态度处理小事，以对待复杂的态度处理简单，要用合乎道的运行所生发的德去消解细微的怨艾纠结。处理难事要从轻易处人手，宏观目标要由微观构想去实现。

“图难于其易”。这是提醒人们处理艰难的事情，需先从细易处着手。面临着细易的事情，却不可掉以轻心。“图难”，这是一种慎重的态度，缜密的思考，细心而为之。对任何人而言，无论行事还是求学，它都是不移的至理。这也是一种朴素辩证法的方法论，暗合着对立统一的法则，隐含着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法则。

事物还没有露出明显破坏性倾向时，容易防患于未然；坏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时，容易把它消除掉；危害还不严重时，容易找到补救的措施；灾祸还没有到来之前就要防备；事物还没有混乱之前就要把他理顺。

这就是老子所说要慎于开始，任何事情在开始时处理事半功倍，也容易避免不幸的发生。灾祸临头了再躲、再避、再处理，已来不及了，事物已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这是提醒人们处理艰难的事情，应当从细易处着手。面临着细易的事情，却不可轻心。这是一种慎重的态度，缜密的思考，细心而为之。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万丈高楼，焚于星火。最难的事总是从最简易的事开始，最棘手的问题总是萌于最好处理的事物。等千里之堤决口之后，再去堵漏洞就难了，而在堤溃之前堵塞蚁穴却易于反掌；等到火势烧到了楼顶，再去叫消防队来灭火就晚了，而在火星刚成时将它灭掉却不费吹灰之力。但在实际当中，因为“身在此山中”而无法看清周围的迷障，有时处理面临的事物的时候，尤其是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常常是眼不见睫，等到危机降临了再去补救，都已经是五月端午贴门联——晚了半年啦，哪里还来得及?读一读下面古代的这则《扁鹊见蔡桓公》寓言故事，对我们管理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处理那些藏而不露或藏而微露的事物，或许有些启发。

扁鹊是春秋时的名医，是诸侯要人的座上宾。一天，他去见蔡桓公，两人站着谈了一会话，扁鹊就发现蔡桓公的身体有点不对劲，马上对他说：“君侯有病，目前还在表里，如不及时医治的话，恐怕会向深处恶化。”

桓公大笑着说：“我哪有什么病。”那样子完全是一副金刚不坏的神情。

扁鹊出去以后，蔡桓公俏皮地说：“医生就是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用这种方法来炫耀医术高明。”

过了10天，扁鹊又见到蔡桓公，说：“君侯的病已经发展到皮肤下的肌肉了，如不马上治疗病情就会加深。”

一见面又是说病，桓公老大不高兴。

又过了10天，扁鹊又去找蔡桓公说：“君侯的病已深入了肠胃，如不马上着手医治，病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

蔡桓公怪扁鹊太多事，把脸一沉不搭理他。

再过10天，扁鹊一见到蔡桓公转身就跑了。蔡桓公觉得十分纳闷，特地派人去问他何以逃跑，扁鹊说：“病在皮肤用热水烫烫，用外药敷就行；病在肌肉用金针和石针，也不难根治；病在肠胃喝几付清火退热的汤药，也可以慢慢把病治好；病情已恶化到了骨髓，这只能有老天才能妙手回春，人力对它就无可奈何了。蔡桓公的病已经深入骨髓，他再找我也无能为力了。”

没有过5天，蔡桓公全身发热，高烧不退，疼痛难当，他再也俏皮不起来了，差人四处寻找扁鹊，而扁鹊此时已逃到了秦国。

又挨过了5天，蔡桓公就一命呜呼了。

良医总不等到病入骨髓才治病，聪明人不会到大祸临头才提防。每个人都不喜欢有病，更不愿别人说自己有病；但每个人都不愿意生大病，都愿意在病小的时候去医治它。而更多的人往往是患了大病以后才后悔没有及早医治，与蔡桓公也没什么区别。

企业和团队也会患病，如果医治不及时同样也会酿成大祸。作为管理者就应该像扁鹊一样明察秋毫，及早发现病灶，对症下药，除去病根，恢复和保持企业和团队的健康肌体。管理应慎于开始，“图难于易”。无论是市场变动的企业运营策略，还是团队内部的协调，甚至是每一名员工的工作状况，管理者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面对变化适时应对，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方能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生于小，多起于少。处理问题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实现远大要从细微的地方人手。天下的难事，一定从简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从细微的部分开端。因此，有“道”的管理者始终不贪图大贡献，所以才能做成大事。那些轻易发出诺言的，必定很少能够兑现的，轻诺寡信指的就是这种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势必遭受很多困难。因此，有道的管理者总是把小的事情放大，细细端量，认真解决。正因为他谨小慎微，看重困难，所以就没有困难了。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就在于船夫细察与驶船相关的一切事物。管理者啊，在你前行的路上做个细察一切的船夫吧，这样会让你一路走好。

我们做事情，要尽可能借助他人的力量，不要事事都自己亲自去做。当领导的人更应如此。事事劳动自己，从表面看，你很努力，也很勤奋，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但殊不知，领导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如果不懂得放权，事事都要自己亲自动手，你会被日常事务缠身，忙而没有效率，这是领导之大忌。

那么，该如何提高效能呢?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各尽其职，事不躬亲，即领导者要做领导者的事。

领导者要学会“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

孔子说过：“君子不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政者不是道具，而应该是用道具的人。

梁国有一个君王，很想把国家治理好。于是他每日勤于政事，首先，他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违反了，将要受严厉的处罚。他制定的法律多如牛毛，连人们在大路上走路的姿势都作了严格规定，搞得写法律的竹简充斥宫中，人们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

其次，他又精心选派了一大批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负责，各司其职，严格规定了领导和服从的制度。他还不满意，自己每天都要到各处巡查，监督各级官吏履行职责的情况。官吏稍有违背之处，他就大发雷霆，动辄撤职。他这样认真负责地管理国家，可是效果并不如意，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老百姓生活极其艰苦，盗匪迭起，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梁王十分苦恼，却毫无办法。

后来，梁王听说杨朱满腹经纶，就来向杨朱请来讨教治政方法。

杨朱说，治理国家就好像把圆球放在手上玩耍一般容易，何必那么费心费力?

梁王心里很不服气，说：“你有一妻一妾都管不好，几亩大的田地连草都除不干净，却说治理天下像玩球似的，究竟是什么道理?”

杨朱说：“你看见过放羊的情景吗?很多羊在一起的时候，让一个小孩拿着鞭子守护着，要羊向东，羊群就向东；要羊向西，羊群就向西。可是，如果让尧帝来把每只羊都牵上，还让舜帝拿着长长的鞭子跟在后面，羊反而不好放了。而且我还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能吞下大船的鱼不在支流中浮游，鸿鹄只在高天上飞，不落在低矮的屋檐上。为什么?因为它们志向高远。黄钟大吕这样的乐器不和靡靡之音合奏，为什么?因为那是高亢的乐律。所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今天君王你身居高位，想成就大业，可是事无巨细，什么小事都管，结果往往做出越俎代庖的事来，使本来应该管的事反而没有管好，你说这样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梁王听后，低下头来，若有所思。

领导的工作重点是把握宏观决策，具体实施应该放手让下属去完成。如果在别人做事的过程中，领导老是怕他出错，千叮咛万嘱咐，那就会让别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会让他认为领导不相信他的能力，从心里对领导产生反感，进而影响他做事的积极性。

领导者要做领导者的事，乍听起来，这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其实却不然。实践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许多领导者常常“不务正业”，专干别人干的事。比如，本来属于身边工作人员的事，他亲自代劳；本来分工由别的领导者负责的事，他也插手；本来是下级和职能部门范围内的事，他也包办。这样一来，尽管他“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累得焦头烂额，但效能却很低。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其一是自我约束。自我约束的第一个意思是，将精力用于抓大事，尽量不为那些琐碎的小事而浪费过多的精力，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古罗马的法典中有这样的规定：“行政长官不宜过问琐事。”我国古代也有“君逸臣劳”、“明主治吏不治民”、“大臣不理碎务”的说法。可是做起来也有处理得不好的。诸葛亮虽然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所称道，但他却有事必躬亲的毛病，连核对登记册这样的具体事都要亲自动手，“流汗竟日，不亦劳乎?”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们现代的领导者应当从中受到启示，学会抓大事。

自我约束的第二个意思是要求领导者不直接干预下一级领导者的工作。三国时期杨颐就主张“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南宋思想家陈亮也主张，对下属既然“与其位”，就应“勿夺其职”，就是不要抢下级的活干。这样，上上下下都把自己分内的事干好，全局工作也就干好了。

其二，只做最重要的事。领导者应当只做那些非做不可的工作，可做可不做的工作则应尽量排除，或交托他人去办。美国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伯纳姆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管理专家。他在其名著《提高生产率》中提出，领导者在处理任何工作前，首先要问自己，这件事能不能取消它?能不能与别的工作合并?能不能用更简便的东西代替?这样一来，工作头绪就大大减少了，时间就节省了，效率就提高了，主动权也就操在自己的手里，不至于总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三是大胆向下属授权。领导者揽权太多，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插手，即使分身有术，也会忙不过来。如果大胆将权力授予能干的下属，既减轻了自己的工作，也调动了下属的积极性，何乐而不为?

印度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天生有一股特殊的文人气质，不知迷死了多少女人。

某天，一个女子来敲他的门，她说：“让我做你的妻子吧!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哲学家虽然也很中意她，但仍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

事后，哲学家用他一贯研究学问的精神，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所在，分别条列下来，才发现，好坏均等，真不知该如何抉择?于是，他陷入长期的苦恼之中，无论他又找出了什么新的理由，都只是徒增选择的困难。

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人若在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历过的那一个。不结婚的处境我是清楚的，但结婚会是个怎样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对!我该答应那个女人的央求。

哲学家来到女人的家中，问女人的父亲说：“你的女儿呢?请你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

女人的父亲冷漠回答：“你来晚了10年，我女儿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了!”

哲学家听了，整个人几乎崩溃，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最后换来的竟然是一场悔恨。尔后二年，哲学家抑郁成疾，临死前，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人火堆，只留下一段对人生的批注：

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人生哲学是“不后悔”。

“不犹豫”和“不后悔”，看起来是矛盾的：决策太快，就可能做出后悔之事；为了将来不后悔，就需要小心谨慎。这种心态，使很多人变得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会让你丧失很多机会，有时可能给一个机构甚至一个国家带来灾难，而与优柔寡断相反就是果断。果敢决断是领导的一个基本素质之一，决断力是领导和统驭的根基，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能力。

正确的决断能使社会各类资源达到最佳组合，从而产生绝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我国古代很多人都是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让其丧失了大好前程，最典型的就要数项羽了。

秦朝末年，群雄纷争，刘邦和项羽是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楚怀王命令项羽、刘邦兵分两路进攻秦军。临行时楚怀王与二人约定：“先入关者为王”。刘邦乘秦军前线被项羽击溃、秦朝内讧之机，捷足先登，进入咸阳，但他自知羽翼未丰，于是驻军灞上，以等待项羽。

一个月后，项羽率40万大军开进关中，驻守鸿门。他见刘邦早到一步，勃然大怒，扬言要灭掉刘邦。刘邦得知后，马上派部下张良把项羽的伯父项伯请来，设宴款待，托他向项羽说情。

第二天，刘邦带着樊哙、张良等100多名部下，亲赴鸿门向项羽致歉。项羽毫无城府，听刘邦一解释，一腔怒气顿时化作烟消云散，还设宴招待刘邦。

项羽有个谋士叫范增，他早已看出刘邦的野心，料定刘邦早晚要和项羽争夺天下，多次告诫项羽：“此人不除，必留祸患。”他数次怂恿项羽杀了刘邦，但项羽对此一直不以为然。如今，刘邦自己送上门来，范增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酒席间，他曾多次暗示项羽动手，项羽始终对他不睬不理，无奈，他只好另想办法。他找来项庄假装舞剑，明以助酒兴为由，实则命其伺机刺杀刘邦。谁料，范增的用心被项伯识破，他怕惹出事来，便拔出剑来与项庄对舞，以保护刘邦。这时，酒宴的气氛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机敏的刘邦见事不妙，当机立断，在张良、樊哙策划下，假装上厕所，趁机逃离了项羽营地，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项羽优柔寡断，错失良机，为自己后来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就是这个道理。就如下棋一样，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刘邦当机立断，逃离了险地；项羽当断不断，给自己埋下了祸根，最终在垓下投江自刎，为后世英雄留下了无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