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阿贵，赏罚分明

韩非子以前，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以为，“皆未尽善也。”（《韩非子·定法》）在韩非子看来，法是统治者公布的统一法令，它的条文由官府公布，实施办法应该让民众知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难三》）韩非子以为，公开性是法应该具备的性质。依据现有史料来看，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法律不公开的时期。以言代法，法随心出，是与文明程度的低级状态相适应的。从公元前536年郑人铸刑书的情况来看，把法典公布当作一种制度，大概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韩非子从理论上去说明法的公开性，当是这一制度实行了一段时间后的理论升华。

强调法的公正性，是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精华所在。“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有度》）法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会因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而发生变化。一切人都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行事，不因人们才智的高低与勇敢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1．该罚则罚，该赏则赏

守法的就赏，违法的就罚。这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是相对立的。再进一步，就是君主也得守法：“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韩非子·饰邪》）法的公正性，是以平等为先决条件的。战国时期的社会，贵贱的差别与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使“法不阿贵”原则难以真正实行，但韩非子对法的公开性与公正性的主张，是包含着合理因素的。它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体现，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部门赏罚不明，管理就如同一潭死水。在一般用人者身上，赏罚不明，奖惩不当是常有的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制定制度时，奖惩不能结合使用，或者过于严苛，或者过于松散；该奖的时候不奖，该罚的时候不罚；赏罚失度，无论奖励还是惩罚都很过分；奖励手段与奖励目的严重脱节，让人有空子可钻，对惩罚也一样。

历来治军严谨的将领都是非常强调奖赏与处罚的。正所谓军令如山，军中无戏言。三国时，马谡失了街亭，酿成蜀军惨败，诸葛亮终于挥泪斩马谡。事实上，同情马谡的人很多，为马谡求情的人也很多。而且，从全局的角度来说，马谡还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诸葛亮平定南方部落七擒六纵攻心为上的建议就是马谡提出来的，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才严重缺乏，姜维独木难支，如果留下马谡或许有用。但是，诸葛亮最终一意孤行，没有采纳众人的意见。今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马谡到底该不该杀呢?从治军的角度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杀，没有办法。

你只看到了很多人为马谡求情这一面。若是放过了马谡，他日再有将领玩忽职守，导致全军惨败，折损大将与士兵无数，你是诸葛亮，你该怎么办?有了先例，便无法下不为例了。马谡不杀，军纪即乱，此时你再要对别人严格要求，根本就不行了。军纪一乱，部队的战斗力就下降，战斗力一下降，就要打败仗，打败仗可是要付出许多士卒甚至将领的生命的代价的。是马谡一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全军将士的生命重要，诸葛亮是一清二楚的。

军队里的事情讲起来是惊心动魄的。为什么呢?因为将领是要让他的部下上战场的。而上战场就意味着有送命的可能。蝼蚁尚且偷生，岂能白白送死?所以，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的约束，军队是根本没有办法打仗的。

2．赏罚得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奖励，一定要有物质的奖励，没有一个人是不喜欢物质的奖励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但是奖励的作用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精神的奖励更重要。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重视，自己的行为被认为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时，人的主观能动性便能够被充分被激发，潜在的能量才能够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和运用。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皆是很好的例证。

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赏一样，也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受罚的。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怕被惩罚，更不用说是重罚了。军队里重罚的意义已经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处理了，而是对其他人乃至全军的告诫。在特殊的情况下，惩罚与平时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别的地方开小差，也就是一顿臭骂，在战场的最前线，如果临阵脱逃，可能就是就地正法了，根本不可能跟他讲道理，晓以利害。这是形势所逼。重罚的结果不但要使当事人再也不敢犯这样的错误，更要使其他人不敢效仿。用杀鸡儆猴来描述，是再准确不过了。

惩罚与奖励，是促进团队成长的两件法宝。但是在作出惩罚决定时，其先决条件是弄清事实，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才会做到掷地有声，又稳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