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独善其身

理想国的蓝图似乎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境，而严峻的现实人生是人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人生选择，成了儒学的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在这方面，孟子也承接了其先师的基本姿态。但与孔子的思想相比，孟子的表达有了一些新的内涵。孔子思想中没有反叛王权的意识，所以他只讲“见”与“隐”、“知”与“愚”，他的话语的侧重点在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而且是被动地适应。他所谓“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之论，也开了后世的“难得糊涂”论之先河。

后代的儒文化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所谓“进”、“退”、“出”、“处”，强调审时度势，待时而动，于是就要讲隐显，讲屈伸，于是就有了所谓潜虬、飞鸿、雾豹、风鹏等等审美的意象，由此可看到孔子思想影响的深远。但“待时而动”毕竟是一种消极等待的人生态度，它也许可以让人保持操守，但不能创造新的生活。人可能在沉默中死去，在等待中丧失活力与生机，而这是孟子所不愿意的。孟子曾与他的学生谈起过当时中国文化史上的几位名人：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

孟子日：“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万章下》）孟子把伯夷、伊尹、柳下惠与他最崇敬的老师放在一起评价，称道他们都是圣贤之人，说他们是“百世之师”。但这几位圣贤立身处世的风格却是大相径庭的：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这真可以说是世间最为清高之人了。而伊尹的处世却正相反，他是一个以先知自命的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这也是一个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他别无选择：“治亦进，乱亦进”。柳下惠的作风又有不同：“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这真是一个天底下最随和的人了。而孔子的处世，孟子认为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他是一个真正能审时度势的人。虽然孟子称其先师为“集大成”者，但真正想集大成的恐怕是孟子本人。显然，在孟子看来，人的个性及处世的态度是可以有差异的，清高也好，进取也好，随和也好，只要不离道义，都应予以积极的肯定。

所以，孟子将其所认同的人生态度概括为很精辟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他强调，穷达都以“不失义”，“不离道”为原则。孟子是有革命思想的，他的上述话语似乎不应被理解为是一种消极适应和等待，他显然想超越所谓“进”、“退”、“出”、“处”的局限，更强调生命个体的主动精神，他主张人应该积极地去改变社会。“兼善天下”是其理想抱负所在，其内涵是“飞鸿”、“风鹏”之类意象所不能表达的。一个人如果事业有成（这可能与天下有道无道没有直接的关联），总要想着对世界有所贡献，就孟子来讲，他想通过宣传他的学说来使天下平治。换句话说，“达”不是孟子追求的终极价值，“兼善天下”才是他的人生意义所在。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机遇也不可能光顾每一个人，他可能一辈子奋斗而终于不能成为一个所谓“成功人士”，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平凡，他甚至还可能沦于贫贱之所或其它的生存困境，不得不面对人生的窘迫。但最低限度他必须对得起自己，不要辱没了自己。这个“善”字，最耐品味：独善其身，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就是人在困境之中对良心和道义的持守，所以，“独善其身”对孟子来讲是人生的底线。他为人生树立了崇高的目标，同时又设置了一条底线。这样的应对人生的态度，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无论这天下有道还是无道，都是值得倡导的。

正如孟子倡导的那样，一个人既要对得起自己，不失人之本性，又要积极进取，树立崇高理想，才能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生与死，是人生最普通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两件事。不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一份，所以生死是极普通的事。但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都只能经历一次，所以它又是最令人关切的大事。因此，生与死的矛盾，成为古往今来诗人和哲学家常常心系魂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