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当存高远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对有志于从政者来说，首先应树立远大志向。

孔子言志，观点鲜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以自己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告诫弟子，立志贵从少年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又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但是如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从历史上一些成功的政治家情况来看，也符合这一规律。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项羽、刘邦第一次看到秦始皇时，发出的感慨是“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豪言壮语。毛泽东少年时就立下救国救民之大志。17岁时第一次离开韶山给父亲留下的一首诗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投考东山小学的第一篇作文是《言志》。他从国弱民穷之现实，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感慨，抒发救国救民之理想。

立志的关键在“内因”。《论语》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论语·子罕》）

实现远大之志向，需有安贫乐道之精神，孔子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毛泽东曾推崇范仲淹、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物以及魏禧“破产不为家，有似张良之为人”。

立下远大的志向，还需有坚强的毅力，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杨昌济先生对孔子这句话做了如下解释：

“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论语类钞》）

然而每一个人来说，“立志”又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孔子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毛泽东的体会是“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掌握“宇宙之真理”是立志的根本。“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他断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还这样写道：“君于谋道不谋食，系对孜孜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充分表达了其追求真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决心。

孔子论“立志”在强调志同道合的同时，指出因志向不同所造成的认识上的差距在所难免。所谓“德不孤，必石邻”（《论语·里仁》），“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对立志成为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如果有一句话可以奉告的话，那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论语·宪问》）

艰难困苦的考验可以造就伟大的政治家，而要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则要经过千辛万苦的磨炼。春秋时成就了“霸业”的晋文公的经历就具有典型意义。

晋文公在做国君的不长时间里建立霸业，成为一代霸主，他的谋略和才智主要得益于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左传》详细记录了其流亡经过。

当晋文公还是重耳公子时，曾领着一行人离国逃亡，他们途经卫国时，卫文公见他们是些逃亡的人，拒绝接待他们。重耳一行来到了五鹿（今河北省濮阳县南）这个地方。这时，他们饥饿难忍，向一群农夫讨点饭吃。农夫见他们是一些贵族模样的人，便开他们玩笑，给他们盛了一盘泥土。重耳大发脾气，挥起鞭子要打那个人。狐偃赶忙拉住说：“得饭容易得土难，泥巴代表土地，这正是上天把国土赐给你的预兆!”重耳听了，便下车向农夫叩头致谢，并把泥土收下。农夫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说重耳他们是呆子。

重耳一行又走了几十里路，缺粮短草，人困马乏，不能再走了。重耳又累又饿地倒在别人的身上。随行的人挖了些野草，煮了点野草汤，先让重耳喝。这时，介子推拿来了一碗肉汤捧给重耳。重耳吃完了问介子推：“哪儿寻来这么好的东西?”介子推说：“算不了什么，是我大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流着眼泪，说：“这，这怎么说哟，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呀?”介子推说：“但愿公子回国，做一番事业就是了。我并不指望公子报答。”

当重耳到齐国后，受到齐桓公的热情接待。齐桓公送粮送肉，还送给重耳二十辆用四马拉的大车，并把本族的一位姜氏姑娘嫁给重耳。在齐国，重耳产生了安逸思想，他说：“人生安乐如此，还有什么可想的呢?”狐偃看到主人贪图享乐，感到问题严重，便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进取。如今秦国有着‘亲晋’的倾向，应该到那里去争取更大的外援。”重耳却听不进去。姜氏也劝重耳离开齐国，重耳不听。姜氏和狐偃见重耳还是不肯走，便把重耳灌了个酩酊大醉，装上车子，送出齐国。重耳一觉醒来，已经是远离齐国了。他一气之下，操起戈要刺狐偃，还骂道：“你这一番图谋人晋为君，倘不成功的话，我将杀了你，吃了你的肉!”狐偃一边躲他，一边回答说：“倘事情不成，我不知葬身何处，恐怕要转于沟壑，被豺狼吃掉，谁还能和他们去争肉呢?”重耳这才悻悻然上了路。

重耳一行来到曹国（今山东省陶县西北）时却受到冷遇和嘲弄。曹共公是个昏君，朝中做官的三百人，大都是些市井胁肩谄笑的小人。他见重耳来投奔，怕重耳留在曹国不走，不想接待。但他听说重耳肋骨连在一块，便偷看重耳洗澡。

重耳一行又到了郑国，郑文公既不接待，也不杀他们，重耳一行又前往楚国。楚成王以国君礼节欢迎他。楚成王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协助重耳回国，是他插手中原、争霸称雄的好机会。

楚成王在一次宴会上对重耳说：“公子如果回到晋国，怎样报答我呢?”重耳说：“奴隶、宝石和丝绸你有的是，漂亮的雀翎；名贵的象牙和兽皮，本是贵国的特产，流散到晋国去的，只是你享用后剩下的罢了，叫我用什么东西报答你的恩典呢?”楚成王说：“话虽这么说，可总得报答我吧?”重耳回答说：“要是托你的福，我能够回到晋国，楚晋两国和睦相处，将来万一发生晋楚战争，双方军队在中原相遇，我一定指挥军队退避三舍（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算是报答你的恩情。”经过千辛万苦，饱受人间冷暖，重耳逐渐成熟起来，重耳对楚成王“何以报答?”问话的回答，显示了政治家维护国家尊严的机智与机敏。

秦国是重耳流亡生活中的最后一站，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耳返回晋国。

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宪问》），谲就是用诡道、手段。他的这一特点正如楚王所言：“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