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此案发生于春秋时期楚国。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其父偷了别人的羊，他便亲自到官府告发。官府抓其父并要处以死刑，直躬请求代父受刑。他说：“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不诛者乎?”楚王听后，下令免去直躬父死刑。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直躬证父”这一著名案件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郁。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连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楚王闻之，乃不诛也。”所谓“直躬”者竟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个楚王侃得头昏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实际上，“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在周礼中就已经出现了。所谓“亲亲、尊尊”乃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天子权力萎缩，诸侯坐大，以致“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提倡“亲亲”原则。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给予的否定态度奠定了“亲亲相隐”原则的理论基础。孔子“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句话也成为了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汉代初期的儒法之争中，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在汉武帝之后的司法实践中逐步采用了儒家思想，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汉律对中国历代法律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汉代儒家思想对中国历代法律体制的影响，儒家在政治上标榜以仁孝治天下，宁可为孝而屈法。正因如此，从汉朝起，代表“孝”的“亲亲相隐”原则开始了其长达2000多年的司法实践。到唐宋，“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相应地在《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唐律疏义·断狱》卷二十九和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中作出了规定。《大明律》虽然比唐律严苛，但是也有“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忍”、“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默许相隐而且鼓励相隐。从汉律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事实上，历朝历代法律规定强迫血亲相证犯罪也是犯罪。以《大清律例》为例，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双亲，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举告属实仍处罚举告者，这种刑事政策，在世界范围里是非常罕见的，为中国所独有。以告发者与被告发者之亲属关系远近来衡量处罚，即关系越远处罚越轻，关系越近处罚越重，这也是儒家“亲亲相隐”司法化的体现。

不过，亲属相隐原则的适用是有其例外情况的。由于亲属相隐的理论基础在于“孝”，而根据儒家理论，封建社会的最高利益自然是臣民对君主的“忠”，那么，当忠和孝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有舍孝而取忠。因此，在“谋反”、“大逆”等罪中，亲属相隐的原则并不被采用。

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应该属于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很难将其理解为一种“权利”，不过，从其表现上看，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的拒证权，而且它在稳定家庭秩序，维护家庭共同利益上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