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侯孝贤——风柜来的人

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

——侯孝贤

你、我、他(她)——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透过罗大佑那嘶哑而颓废的沉吟低唱，我们都不知所措地跌落在了那个无头无绪的世纪末。在那段岁月里，我们都尽情地享受着青春乍始的迷茫与冲动，混沌的印象里，有释然的笑语，也有伤情的泪水，那一点一滴的乐与愁，都像是雨过天晴之际那刮得不知所谓的风，年少的人们都在选择一种更加形象、更加便捷的方式，来迎接这种成长，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电影，也会选择同时期的一些台湾电影，其实也就是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记住了一个名字——侯孝贤，一个平凡朴实的台湾电影人。

看侯孝贤的电影，会很自然、很畅快地卸掉那些被陌生感所“武装”的隔阂，平凡、无妄、朴实、汹涌的一些美学感受，也会很轻易地俘虏住观众的心灵感应。有人说他是“静态”美学大师，认为他在拍摄技术上的单方面静态已然臻于化境。也有人极力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他这是一种偏执的执迷与固守，是对现象技术的一种单一性迷信。而观众们并不想了解这些理论，他们关心的只是一些最简洁直接的视觉感受。他们大多数都不喜欢看沉闷而冗长的片子，但是他们却从没有拒绝过侯孝贤，并没有对他的长镜头段落产生什么反感，可见得人们已经接受了这种偏执的视觉习惯，已经被他的那种细腻而沉静的叙事方式所打动。

侯孝贤本是广东梅州人。1948年期间，当时尚不满半岁的侯孝贤就跟随家人由广东梅州迁居到台湾花莲。家里人原来只想客居数年，避一避当时的战乱环境，却不料此后就再也无法重归故土，因此可以说侯孝贤生于广东、长于台湾，是极为典型的“客家”人。

看过《童年往事》应该知道，那就是侯孝贤的切身经历。父亲、母亲的先后病亡，让尚很顽劣的他早早收了脾性，在联考失败后选择了入伍参军。1969年，年满21岁的侯孝贤从部队退役，并且以第一志愿进入了当时的“国立艺专”电影科就读(现已改制成“国立艺术学院”)，开始正式接受电影技艺培训，谱写自己的理想。1972年，侯孝贤以优异的成绩顺利从学校毕业，这一年，他年满25岁。

毕业后的侯孝贤，并没有直接走进电影圈，无所事事地在社会上游晃了一年之后，终于在1973年参与了李行导演的《心有千千结》的拍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接触电影的制作，虽然只是一个跑来跑去的临时场记，但自此他才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电影生涯，并以踏实的个性、努力的姿态在70年代鱼龙混杂的台湾电影界熬出头角。1975年期间，侯孝贤编写了电影剧本《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等，受到了行内的认可，虽然两部剧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同期拍摄，但仍然被“中影”看好，储存做了预备资源，并在1979年拍摄了《早安台北》一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79年后，由于先前《早安台北》的优异成绩，他被行内重视起来，并被破格提拔担任了新片《我踏浪而来》等影片的编剧和副导演，从此后便正式踏入电影圈，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

侯孝贤以文起家，身上书卷气十足，而他最初也正是以编剧身份逐渐让台湾民众接触并喜欢的，从1979年的《秋莲》、1980年的《天凉好个秋》直到1985年的《青梅竹马》和《童年往事》，他的剧本几乎部部精彩，篇篇优异，赢得了电影界与舆论界上下一致的认同。其中他于1983编写的《小毕的故事》，还曾获得第2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该片独树一帜，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成了他电影作品的一项重要标记。随后他又推出了《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年)，在复述青春与童真的过程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其惯有的长镜头视觉模式，悠长而沉闷，所以并没有人给他下过一个肯定的结论，给予其任何认同语气。他的电影事业一直到1983年才有了转机，随着他拍摄技术的日臻完善，他所参与的作品《儿子的大玩偶》赢得了空前的赞誉，而他所执导的其中第一段，也被舆论界广泛看好。随着影片在影展上连连获取荣誉与声望，侯孝贤的名字也开始随着新电影春天的到来变得异常响亮起来。1984年《风柜来的人》推出后，更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好评，此时舆论界才算是首肯了其固守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一些国际和岛内的奖项，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风柜来的人》所呈现的是一个平静、悠闲的渔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看白戏、赌博、好勇斗狠。终于有一次，他们把事情闹得太大，而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风柜——这个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他们栖息的家，来到了光怪陆离的高雄。来到高雄后，一切都变了，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虑和恐惧。在两种生活状态的切换中，侯孝贤想传达的心绪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孩童和少年时代的那种幻梦般的执迷，是这个时期侯孝贤电影的一大创作特点，即使是一些细琐闲杂的小趣，他都会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距离和角度，去倾注自己的情怀与关注。希望——失望，失望——希望，那种沾染着稚气面对着成长体验的情结，成为他早期作品里最重要的基调。也正如他自己所体验的那样:“莫如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温暖，但带着距离，所以更需要绝对的清醒。”

从《儿子的大玩偶》(1983)中对宠溺娇纵的享受，到《冬冬的假期》(1984)里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与现实的初步领悟，侯孝贤总是在利用着孩子们的视觉与思考，来发掘并且披露现实生活背后的一些创痕与阴影。充满了彷徨与无奈的岁月里，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拙劣地过活，然而孩子们却是无辜的，他们的眼睛中居然也衍生了不知所措的神色。人们都在找寻着奔忙下去的理由，那么又有谁来为孩子们解释清楚，那些他们根本看不太懂的林林总总，究竟都是在为了些什么。

◎对于孩童和少年时代的那种幻梦般的执迷，是80年代侯孝贤电影的一大创作特点。(《风柜来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

《童年往事》(1985)中，这种微妙的情结仍旧在继续着，不同于以往的是这种情结似乎已经有所依托，这种依托的源头，更多是来自于他自己一些成长经历。又是一个冗长的镜头给过来，我们看到那少年(侯孝贤)赤脚站在芒果树下，整个街道非常寂寥。远远传来脚踏车吃力的轮转声，声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脚踏车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树下面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人出来转一圈，一会儿又不见。坐在树上的少年侯孝贤清醒地感受到微热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他突然感到寂寞，好像时空整个凝结在那里……

与侯孝贤一样，我们在《童年往事》里，看到了成长的经历与岁月的创痕。一样感受的是自己幼年时候玩耍过的游戏，蹲在门口等大人回来的经验，吃到一根雪糕的喜悦……这些琐碎的、平淡的，似乎只会吸引小孩子的情节累积起来，渐渐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从《恋恋风尘》(1987)中的相思到相忘，到《尼罗河的女儿》(1987)中的挥霍不羁与突然死亡，我们发现了侯孝贤对于爱情观念的一种决绝与虚妄。而《悲情城市》(1989)的涌现，就已经把他那决绝的哀与乐、生与死的忧患情结，完全地覆盖了他以往电影作品当中那些惯用的童真与爱情的零碎表白。故事中再现了那个幻灭的时代，男与女、大与小、老与少，都混沌在一种从无奈到绝望的状态里生存着。与其说那个令人痛至决绝的城市充满悲情，莫不如说人们对自己命运与前途充满焦虑与绝望，生离——死别，死别——生离，或许在这种伤情的故事里，唯一能令人畅释心胸的画面，也只有那长镜头下的远山近水……

在80年代的台湾电影里，侯孝贤所充当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艺术旗手的角色，更是一个文化的哲人，与人性意义上的省思者。我们在他的电影里，感受到的是一个旧有时代的变迁，以及人生的成长与人性的蜕变，在那个同样经历巨大变革的80年代里，这些共有的错落心态，是他与我们之间构建的心灵桥梁。虽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遭遇，让人们无法去理解电影中那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隐喻，但人性的共通与他那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却远远超越了时代的因素与海峡的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