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年代台湾电影与“解严”

台湾在蒋介石统治的时期，为了冻结“宪法”的任期限制，订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台湾施行长达数十年的“戒严”、党禁(禁止组织新政党)、报禁(禁止创刊新报纸)。这个情况一直到蒋经国晚期，才有所改变。当年台湾的经济环境经过约20年的建设，已经达到小康阶段，因此有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希望社会更加开放，摆脱战后“戒严”的严肃环境，并要求获取本土人士更大的参政权。

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解严”政策;1987年6月，“立法院”三读完成“国安法”，作为“解严”准备;7月7日，“国安法施行细则”与“解严案”通过;15日，“解严”法令正式开始生效，自1949年5月实施、禁锢了台湾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令终于解除。当局与民间都将开始面对没有“戒严”法的日子，相关的许许多多政策都需检讨，台湾正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自1949年后，分流38年的中国电影也将开始合流的工作，只是合流的过程非常缓慢，其命运如何亦尚未可知。

解除“戒严”之后，国民党于9月21日核准赴大陆探亲草案，台北市片商公会于9月10日提议废止所谓“戡乱时期”的影片“处理办法”和电影事业及赴大陆“电影从业人员审定办法”，目的在解决近年来台港两地赴大陆拍片的问题。结果，片商公会的意见未获答复，“新闻局”的无声无息，使得摩拳擦掌的业界惶惶不知应对。1987年9月，林青霞探询赴大陆拍片的可能性，“新闻局”暗示大陆政策尚未改变。10月，香港导演严浩以其在大陆出外景之影片《似水流年》申请参加金马影展，最后组委会以时间不及为由婉拒，整个电影政策似乎并未因“解严”而松动。

1987年12月，“中影”以“特赦令”申请检查，其中有大陆风光画面，“新闻局”也给予破例通过，从此电影开始允许出现大陆风光，但不可有演员在内。隔年4月，信华公司以引进片《末代皇帝》申请发行并获准，结果形成外国公司可以赴大陆拍摄，而台湾制片业者则不许可的奇怪现象，整个开放过程就这样斜斜地进展了一小步。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分别接见徐枫、林青霞，奖励她们“深明大义”，婉拒赴大陆之邀请。

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在瞻前顾后、戒慎恐惧心理下，电影相关法令也未敢越雷池半步。一直到了1989年5月，“行政院”终于宣布废止“动员戡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解决了电影业大陆政策的基本问题;隔周后，“新闻局”公布“现阶段电影事业、广播电视事业、广播电视节目供应事业赴大陆地区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实施要项”，赴大陆拍片与内地电影人合作的计划，终于在“解严”两年后实现。

1988年蒋经国逝世，自此国民党内部开始爆发政治混乱，而民主势力也越发受宠，文化“宪令”都相继被“解禁”。而此时，台湾电影在受到新电影时期的人文影响之后，虽说在市场上萎靡不振，但在当局强权统治瓦解的新社会中，新电影出身的作者导演们却已经能将触角伸向过去不敢问津的禁忌题材，回顾与探讨台湾现代社会与历史的诸多话题。如《刀瘟》(叶鸿伟导演，1989)、《香蕉天堂》(王童导演，1989)、《童党万岁》(余为彦导演，1989)、《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导演，1991)等。

王童在1987年完成《稻草人》，1989年完成《香蕉天堂》，以不同于侯孝贤的美学方式，同样记述台湾历史经验。《香蕉天堂》巧妙地运用了1949年从内地来台的难民常用假名字、假身份的事实，勾勒出一个啼笑皆非的动人故事，显示出当时历史的荒谬与个人身世命运的错乱;在近乎诙谐的语调中，呈现出一种更大的、屈服于命运的无奈。

其他新电影导演也在1985年后陆续完成作品，例如柯一正以《我们的天空》再度向台湾的联考制度开炮，而万仁的《超级市民》则对台湾社会的百般丑态极尽黑色嘲讽，张毅的《我这样过了一生》更对台湾女工大潮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突破，莫过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这部电影以一个“流氓”世家各成员经历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的历程，具体入微地反映了台湾人的时代遭遇以及所经历的时代悲痛。该片不但获得了台湾民众的青睐，同时也打动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们，一举荣获了当年的金狮大奖，使得侯孝贤借此成为国际瞩目的作者导演。影片由于触及当局一直禁止讨论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以原住民为原型，并使用了大量的闽南语对白，一度被“新闻局”以及当局严令禁止放映。但影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之后，在强大的社会效应与舆论抨击面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宪令”松动，破例专门为这部电影开会进行讨论。结果，引出了一个颇为荒谬同时也是不得已为之的一个解释，讨论结果被申报的内容是:“影片获得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大奖，有较强海外政宣效能，对台湾政权在国际上的地位与认同，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于是，犯禁的《悲情城市》忽然又成为了功勋电影，在全台湾“解禁”放映，并延长了一倍的放映档期，不无尴尬地创造了当时的一个纪录。

◎王童在“解禁”后完成的作品《稻草人》(1987)与《香蕉天堂》(1989)。

如果一定要将“解严”前后混乱不堪的电影环境加以划分，那么我们会看到:1987年“解严”前，台湾电影基本是走在两极的道路上，一边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号、事实上却是在鼓吹国民党民族功德的政宣影片，加上社会写实跟风为主，另一边则是新电影导演们的最后突围。而“解严”之后，电影生产不但没有受到“破禁”的刺激，反而却面临崩盘瓦解，除了短暂的色情洪流冲过之外，台湾电影仅剩下了少数几位作者型导演仍在坚守阵地，高傲而孤寂地在电影创作路上蹒跚而行。

说到80年代末“解严”后的电影环境，事实上更多地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动荡的影响。自1989年股市暴起暴落，而1990年鸿源机构发生经营危机之后，接着就是扫黑行动开始，泡沫经济逐渐消亡，股市于瞬间跌停，台湾电影产业也受到牵连而一路下滑;直到1994年，年产量终于滑落至仅剩28部，创下1960年以来的新低。

80年代就这样惨淡地结束了，留给90年代一个惨淡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