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艺术与低俗中喘息的台湾武侠功夫电影

台湾电影自发展以来，似乎很少有武侠电影出现，虽说1963年之前也有几部闽南语武侠片问世，但始终无法形成气候。60年代从香港抽身而退的胡金铨，该算是台湾武侠片至尊掌门人。正是他于1967年，为台湾联邦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龙门客栈》，缔造了当时令人不敢预期的高票房，所以华语电影历史上才有了台湾武侠电影这一门类。但随后武侠电影并没有成为台湾电影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连胡金铨也屡屡与韩国人合作，寻求继续拍摄的机会，但心思与目的，却早已不在台湾市场。

台湾电影环境与当局政策息息相关，台湾武侠电影的发展命运也无法逃脱其桎梏。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国民党当局就曾以“败坏社会风气”为罪名，在1930年颁布条令，禁止一切武侠电影的拍摄。这一禁令不仅让内地电影工业在自己的商业探索路途中受挫，而且也将武侠片这个吸引观众眼球的不二法宝，径直推给了发展中的香港电影工业。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离内地来到台湾后，在文化政策上依然奉行着原有的条例，唯独的变数就是更变本加厉了起来，不仅在电影工业前面加了一道“文化局”的门槛，而且也以更为严厉的法规，束缚台湾电影的文化题材，以避免从前上海电影界左翼势力崛起并壮大的状况再度发生。武侠电影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仍旧是个禁忌，究竟是无人敢拍还是无人来拍，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细细给予考证。

1967年胡金铨拍完《大醉侠》掀起邵氏的“彩色武侠世纪”之后，随即就在自己的电影制作成本以及制作习惯等环节上与邵老板闹开了矛盾，后来不可开交之时，就假借受台湾电影人沙荣峰的邀请而离开了邵氏电影机构，去往台湾寻求发展。胡金铨在台湾拍摄武侠电影，事实上只是个偶然。从香港回到台湾的他并不知道台湾电影有着这样那样的忌讳，几乎是不做考虑之后就向“文化局”打了招呼，等待通过审查，没曾想，居然惹出了一系列的麻烦。胡金铨最初送交的剧本，是在香港邵氏影业没有得到重视的一部武侠志怪类剧本，情节改编自《聊斋志异》，其实就是他生平最后拍摄的那部《阴阳法王》。结果当局直接给他泼了冷水，令其修改，原因不只是当局曾有神怪武侠片的禁令一说，而且还在剧本里扯出了政治麻烦。

国民党撤到台湾，建立临时政权之后，一向对自己风雨飘摇的政治威信担忧，对一些文学剧本中的影射嘲讽，更是小心翼翼不敢造次，生怕揭了自己的短，揭到自己的痛处。胡金铨剧本中的“法王”，原本是一方地府的阎罗王，不曾想被人强占了地府，沦为孤魂野鬼，上告无路，翻身无门，也只好找了一块三不管的地界落草为寇，掠来无数孤魂野鬼为其当奴才，掌管他们的生死，逐渐入了魔道。文化部门在审查过程中，揪纠出了这一点，指出“法王”的遭遇有很多影射当局的地方，更涉嫌越界辱其为丧家之鬼，所以当即退回原本，责令胡金铨不许再有造次之举。

胡金铨吃了哑巴亏，也没敢言语，在征询了几位台湾电影前辈的意见之后，改了路数，再次报上武侠题材的本子，却以写实、写史为名，让文化部门又陷入两难。后来，在指出写实武侠与神怪武侠并不类同的前提下，通过了《龙门客栈》的剧本。

《龙门客栈》创造了当时的票房神话，在台港两地同时创下销售纪录，当时的情况是连映了一个月后，隔周又重映一个月，票房不仅为当年港台“国语片”之冠，更超过西片之首。但其火爆的现象以及发展前景并没有得到业内人的重视，也并没有像人们预期那样掀起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电影高潮。60年代末期，台湾电影是刚刚崛起的琼瑶文艺电影的天下，电影人纷纷效仿拍摄这种简单的“三厅戏”，花一笔很小的投资，就能收入多多，而相比之下投入要相当庞大、而且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的武侠电影则是电影人根本就不屑为之的;再者台湾并没有香港如邵氏电影机构那样庞大的片场，古装片取景相对困难，而琼瑶文艺片只在室内则可完成，在投资方面可以省掉很大数目。

小公司不愿意拍，而以台湾“中影”为龙头的大公司也并不牵这个头。“中影”一直以来都是当局的样板单位，有政治倾向是绝对的，不太可能去带头趟这浑水。再者香港武侠电影源源不断被引进到台湾市场，从台湾本地的现实状况而言，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与香港强大的制作班底去抗衡，干脆就任其自流。所以台湾武侠电影市场从60年代末就开始被香港电影人占据，70年代初期，邵氏电影机构看到台湾武侠电影市场有利可图，则令张彻等武侠电影掌门人率弟子前往拍片，成立制作公司。

自胡金铨以影犯禁，台湾武侠电影开始有自己的热度之后，台湾当局的一部分守旧势力已经感受到了一丝丝恐慌。自古言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武侠文化历来都是国民党当局最为头疼的文化现象，生怕武侠的反社会、背叛政权的行为给人们带来更多消极影响。在1968年6月，也就是在《龙门客栈》引起商业热潮的第二个年头，台湾“监察院”开始呼吁警惕武侠电影的社会负面影响，责令文化部门在一定范畴内规范工业行为，并严申当局在此前在内地曾实行过的武侠电影禁令。结果责令一出，“文化局”马上作出了反应，紧急制定了六条条例，称为“武侠片自律六项原则”。1968年7月，金门率先开始全面禁止放映武侠电影以及相关功夫题材的影片，同时，剧本要被事先送审，审查要严格限制此类行为的呼声也开始受到重视。

1968年颁布的“武侠片自律六项原则”主要限制条例如下:

(1)不分主从、不问善恶、斩尽杀绝，充分表现嗜杀行为者，删!

(2)显示武艺出众、枪法神奇，而草菅人命者，删!

(3)利用武艺而遂图强奸、杀人者，删!

(4)乱刀、乱枪，或以凌迟等残暴手段杀人者，删!

(5)刀枪所及，头飞肢断、肚破肠流、血光四溅、骨肉模糊、惨不忍睹者，删!

(6)其他动作或言语有煽动行为、鼓吹暴力行径、美化犯罪，给人以极度惊骇者，删!

以上法令的颁布，确实给台湾武侠电影的发展造成了禁锢。许多中小电影机构都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越界拍摄，只有一些幕后有强势背景的公司，才敢于涉足武侠电影这个领域，并接连生产，将条例视作废纸。在台湾电影进入到70年代后，当局的约束行为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强硬，而相关的文化禁忌也都在质疑声中相继得到了松动。

古装武侠电影被限制拍摄，但功夫电影则有很多漏洞可以钻。台湾功夫电影的热潮，是由李小龙的电影带动起来的。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在台湾放映之后大获成功，一阵功夫旋风马上席卷了台湾电影界，成为电影人梦寐以求的捞钱法宝;1972年的《精武门》则将这把火越烧越烈，台湾电影人则在《精武门》的故事中看到了摆脱政策禁锢的希望。

《精武门》中李小龙所饰演的陈真，以爱国与民族主义标榜，即便是实施了暴力手段制服敌人，但目标也是一些中国人历来仇视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当局虽然禁止武侠片，以及暴力的功夫片，但对这样爱国的民族主义却是鼓励有加。这样一来，台湾电影人开始找到了政策漏洞，大肆跟风拍摄同类题材的功夫片，并以民族主义、爱国行为作为通过审查的砝码，一时间，银幕上下一派痛揍日本浪人与西洋技击高手的叫好声，即便是暴力血腥也不再被追究。

自此，武侠片中的刀剑，自李小龙出现之后便被拳脚功夫所取代;而台湾武侠片的模式也就此转化为功夫片。不过功夫片在台湾流行后，大量跟风效仿的行为开始猖獗，连一些不入流的武术指导、摄影师也都开始下海导演相似影片，造成市场泛滥。

现在翻阅台湾电影资料，会发现70年代初期电影产量呈现的是激增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一年数百部的惊人数字，而且大量都是功夫电影。但现实中台湾电影市场却并不多见这些功夫片，当然，更不可能像一些统计中那样出现150部挤在一年的现象。这种现象看起来很矛盾，事实上确实存在。台湾电影高产的时候，大量跟风拍摄功夫片，实际上大多数电影都无法通过审查而被迫停映，所以就纷纷转往东南亚电影市场倾销。此间更有一些小机构根本就不考虑在台湾发行的问题，拍摄后直接送到外埠，如此就造成了现实中台湾电影市场与电影产量统计数字上的差异。

台湾电影市场上功夫片“借尸还魂”的现象，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度重视，并在1973年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给予其限制。当年，蒋经国亲自出面批评电影中色情暴力在台湾社会所引发的消极影响。时任“电影处处长”戚醒波当即发布声明责令全台湾电影业自律，全面整改创作路线，并且明令取缔色情、赌博、残杀、暴力的相关报审影片。同年10月，由“新闻局”发起，“台制”、“中影”等大制作机构纷纷响应的净化道德行业行动拉开序幕，包括功夫片在内的滥俗商业片制作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台湾功夫电影的热潮，是由李小龙的电影带动起来的。(《唐山大兄》、《精武门》)

1973年8月，此前一直受命当局，进行电影剧本以及样片审查的衙门——“文化局”出了漏子，遭到当局裁撤。原因不明，据说被查出多人贪污，而且也都是一些功夫电影制作机构私下走动惹下的祸事。自此，台湾电影审查部门开始由“新闻局”接管，责令全行业在拍摄影片之前提前送交剧本审查。

台湾功夫片生产受到制裁，但仍能倾销东南亚，其粗制滥造的跟风作风也越发剧烈起来。由于价格相对较为低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购买了许多台湾出产的功夫片，更有一些台湾电影机构将自己的功夫片注上香港公司的标识，以便能顺利卖出。其大量对外倾销的行为，在1972年后的两年内达到一个高潮，更在1975年引发了全面的工业危机。1975年，香港媒体统计，在1974年度里，全港卖座最差的影片台湾电影占了十分之九，而且大多都是一些功夫片。而1975年5月，因粗制滥造无法取得上映许可的台湾产功夫片已经达到了130部之多，令人触目惊心。1975年11月，禁止放映并购买台湾功夫电影的国家以及地区达到了8个，台湾功夫电影制作机构终于断了自己最后的后路，遭遇沉重打击，纷纷宣告破产，转作其他生意。

功夫片沉沦，而武侠片也莫不如此。回头说胡金铨，1972年时，他拍摄的另一部武侠电影《侠女》开始在台湾全线放映，但市场反响却并不好，甚至评论界也并未给予多少青睐，可见当时武侠电影在台湾人气已经急转直下，状况并不乐观。直到1975年该片在戛纳获得最高综合技术奖后，才引起台湾电影界的重视。有了国际奖项作为宣传砝码，才有了电影随后的口碑，许多戏院开始重新放映《侠女》一片，大肆给予宣传，直接标明是中国第一部戛纳获奖电影，媒体也上下一通跟风吹嘘，所以才引发了台湾观众再度观看的热潮。同年，他的《忠烈图》也遭遇了同样的商业冷遇，但影片在美国芝加哥影展获得杰出贡献奖之后，才在台湾媒体的宣传攻势里继续尝到甜头。

70年代末，台湾武侠电影已经没有工业可言，仅胡金铨一人苦苦支撑危局。他拍摄电影《空山灵雨》、《山中传奇》，都是选择海外合作的方式，找到韩国制作机构作为伙伴，市场也定向于海外卖埠。这事实上已经是台湾武侠电影的夕阳之作。自此，台湾的武侠片、功夫片在文化政策以及社会变迁的时代浪潮中，步入颓势，被逐渐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