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生及社会现实题材作品影响深远

在70年代末之前的台湾电影，似乎是风花雪月的味道更浓一些，政治帮衬的风气也来去汹汹，唯独就缺少对社会现实题材的描述。在台湾社会大力发展经济的20多年里，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在少数，甚至很多都引发了当时社会以及文化界的强烈反响，诸如老兵孤苦无依的现象、社会女工潮现象、乡土文化矛盾现象、岛内移民被孤立现象、思乡情结加重现象、美式文化波及泛滥现象、原住民进城谋生现象等等。

也许，这一切都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国民党当局所奉行的单一文化统治，实行文化禁锢的强硬政策，以及那高悬在民众头上几十年光景的“戒严”令，该是这种文化逃避现象的始作俑者。在1977年，也就是蒋介石过世的两年整，长期受到禁锢的文化界开始摩拳擦掌，把一系列对文化政策以及政治的怀疑转化为批判的笔墨，这一年，不仅出现了关于乡土文学以及乡土文化现象的大论战，甚至还有了党外势力夹攻当局的现象，国民党的统治陷入到了空前的危机;而台湾大学校园里，也开始流行起了由香港流传进来的《毛泽东传》以及《资本论》等当局严令禁止的著作。

一个政权即将坍塌之前，首先所引发的，就是社会的动荡与不安。而文化界作为一个时代的佐证者，当然会以千奇百怪的视角去相继揭开当局心底的疮疤，例如乡土文学的争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1977年8月，为了回应岛内日渐强烈的乡土文化热潮，台湾《联合报》副刊连续3天刊载彭歌所撰写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严正批评魏天聪、王拓、陈映真等文化人士所极力主张的乡土文学，余光中再以《狼来了》一文乘势追击，台湾文学界立即陷入了一派声势巨大的争论浪潮中。此时，在社会的动荡之下，文化界的视角仍旧只停留在民族主义与本土反思的怀疑里，而与文化界紧密相连的电影工业，也立马从风花雪月的文艺风里过渡到乡土文学的改编潮流中。在乡土文化影响到电影界的同时，不可忽视的另一波势力也已经日渐崛起，那就是开始慢慢流行开来的学生题材及社会现实题材电影。可以说，这些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容易唤起人们共鸣的电影题材，是在国民党当局政治陷入恐慌之后，与乡土文学一起被人们从尘封中解脱出来的时代祭品，它所产生的原动力与生命力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比乡土文学的影响还要深远一些，直接影响了台湾电影此后20多年来的创作重心与视角。

70年代末关于问题少年的大讨论，源于一系列发生在社会现实当中的新闻事件，诸如青少年犯罪以及早恋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影《一个问题学生》(1979)就是阐述这样的命题，但该片当年问世的时候却差点遭到封杀，当局以煽情暴力，亦有部分帮派问题的缘由责令其删改部分情节，这样的措施在舆论界又是掀起了一阵争论之风。但好在它成功了，在1979年台湾电影市场上充当了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黑马，此后不仅关于学生问题的新闻报道成为社会的主流，而电影界也在导演徐进良的《拒绝联考的小子》(1979)、林清介的《一个问题学生》(1980)等影片获得成功之后，陆续上马类似影片，遂将学生题材推向高峰，在随后的5年里居然掀起了一股跟风拍摄的热潮。《后进》、《年轻人的心声》、《不妥协的一代》在短时间之内声名鹊起。而林清介则陆续以《学生之爱》(1981)、《同班同学》(1981)赚来利益，随后更是牵引着《男女合班》、《台北甜心》、《毕业班》、《男生女生实验班》、《少男少女十七八》等效仿之作相继面世。学生类型片的崛起，直接影响了台湾电影工业开始普及小成本电影的制作风潮，同样也吸引了大量的独立电影人、新晋导演进来，令他们有了拍摄电影的机会。比如陈坤厚就是在此时执导了《我踏浪而来》(1980)，而侯孝贤则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就是溜溜的她》(1981)以及《风儿踢踏踩》(1982)。新电影人以积极的姿态迎接着自己的年代到来，台湾新电影运动也从萌芽阶段开始慢慢步入成熟期。

继林清介之后，徐进良该算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生电影潮流的排头兵，他所拍摄的如《年轻人的心声》、《拒绝联考的小子》、《不妥协的一代》等均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影片内容均很叛逆，不再像以往台湾电影那般醇醇静静，可谓是开启了一个时代之风气。此后20年来，台湾电影一直紧盯着社会青少年问题不放，例如80年代期间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柯一正的《我们的天空》，90年代徐小明的《少年吔，安啦!》、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陈以文的《果酱》、陈国富的《只要为你活一天》，新世纪的《爱情灵药》、《恶女列传》等，无一不是继承了台湾电影在70年代末所缔造的这种青少年社会反思的传统。

以7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的后影响来看，学生电影的崛起仍旧只是一个侧面，更值得说道的却是当时曾经引发无数争议的社会写实电影类型。所谓社会写实，事实是指70年代末的一系列根据真实社会犯罪实例改编的电影。虽说当时最初的用意是在于发掘更多角度做电影类型的尝试，却不想一下子又为浮躁的台湾电影人当作了法宝，陆续跟风拍摄，大量牵涉黄、赌、毒的边缘故事，掀起一股电影界的黑色狂潮，这样的现象在当年曾一度被指责为台湾电影市场走向没落的三大罪魁之一，事实上台湾电影界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作风才是其间的罪魁祸首。

1978年12月，导演欧阳俊与朱延平宣布，将当时在社会上争议最大的案例，也就是回头浪子马沙的故事，作为题材改编为电影，特引其名曰《错误的第一步》。该片大胆地开启了台湾电影界的先河，走进了监狱与妓女频繁出入的西门町红灯区，并将其作为背景大肆渲染。影片一经推出，果然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理而陆续走进电影院。自此，台湾电影立即陷入了一个盲目跟风拍摄的怪圈，纷纷拍摄这种涉黑题材的社会写实电影，并由此陆续将视野投入到了地下赌场、黑帮、妓院等社会禁区，发展出赌片、犯罪新闻片、帮派电影以及女性暴力犯罪等诸多电影类型，其影响力长达10年之久，一直在80年代后期才得以刹车。但在90年代台湾新一代电影人以及新电影前辈们所涉猎的题材里，仍旧还可以看到这种题材电影为其带来的影响，诸如90年代期间颇有影响力的电影佳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只要为你活一天》、《青少年哪吒》等电影均能与这种案例直接挂钩。

但回头说到电影《错误的第一步》，就不得不说起这个文化闹剧的前因后果。为什么要将其称为闹剧?这其中原因并不是后来习惯搞笑胡闹的朱延平人为地将这部电影拍摄成了一场闹剧，而是这个题材以及人物事实本身就是一场人为策划的闹剧。前面讲到，在1979年徐进良导演曾拍摄了《拒绝联考的小子》，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事实上影片中的主人公吴祥辉确有其人，就是他在联考制度盛行期间拒绝参加联考，并出版了自述体小说《拒绝联考的小子》，引起轰动，而吴祥辉则以叛逆青年的形象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声名大噪。

后来，没有参加联考的吴祥辉进入了媒体，到一家报社做了新闻记者。随后不久，他就陆续发表了一个非常具有蛊惑力的长篇新闻报道，以正在监狱服刑的西门汀妓女户保镖马沙悔过自新的故事为主要线索，缔造了当年最轰动的新闻焦点。后来吴祥辉将这个报道结集出版，书名就定为《错误的第一步》，结果又是大获成功，政府甚至还出面表彰了书中主人公马沙，赞扬他浪子回头、不为命运屈服的优良品质。随后欧阳俊与朱延平将这个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请马沙亲自主演片中主人公。

影片反响很强烈，大家欢欣雀跃，却有谁能想到其后那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事情在影片公映后发生了不小的波澜，经过“新闻局”调查，以及知情人接连举报，证明了原本的新闻报道根本就是纯粹的虚构，并没有真实事件。而本文的作者，也就是当年那因没有参加联考而声明大噪的吴祥辉，则因此被报社炒了鱿鱼，离开了新闻媒体，而我们一直讲述着的主人公马沙，则也因为行为失检受到了重罚，遭到监狱自律评议会的罚分处分。

《拒绝联考的小子》与《错误的第一步》，两部在当时极为轰动的影片，幕后其实罗列着很多复杂的故事，虽说一部是问题学生题材电影的开山之石，另一部则是社会反思题材的开山之斧，却不得不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失去了它们原本应该具有的传播价值。也许，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会在一堆老片中翻到它们的影子，记住了这两个电影中不同身份却息息相关的主人公——问题学生吴祥辉、回头浪子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