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苦难中的精神狂欢
◎徐安辉
青年作家郭文斌,凭着厚实的乡村生活体验及对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乡民生命形式的深切关怀和理解,所创作的乡村小说,用纯熟的乡土语言,以新的视角,在对乡村日常琐事的还原描述中,透现出被遮蔽的乡村生活本真,及许多有生命力、启示性的东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学和禅意,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西海固人民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独特审美空间。其新作《三年》(《雨花》2002年第11期“本期文眼”)就是他描摹乡村生活小说这种独特审美情趣和追求的例证。
“烧三年纸”是西海固地区古老的风俗。《三年》即以此为题材,着重叙写了“拓纸”、“迎纸火”、“上坟”、“烧纸”等几个场面,及由此牵涉的人事。主要人物是两个儿童,并通过他们(明明和阳阳)的所见所思所想,把对死者的祭奠活动和对生者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的揭示,有机而巧妙地交融起来,在儿童的意识世界里呈现出乡村生活的纯粹,揭开了西海固人面对严酷惨烈生存环境,遭遇艰难困苦命运时的精神真相。
苦难作为一种存在,贯穿在人的整个生存过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正如叔本华所说:“欲求与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对西海固人民来说,由于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制约,更要承受物质生活极端贫困所带来的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三年》中,许多看来几乎无事且富戏谑性的细节无不揭示出他们生活的真实景况,如吃饼干是“你两片”“我才半片”,吃蜜枣也是三个、一个半的可怜数量。看到往火堆里扔献饭,自己辛辛苦苦拓了两天的纸钱,一火烧了,明明和阳阳就有一种可惜的心疼,这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心酸的生存艰难。但更多的时候是把生活贫困与精神狂欢交融在一起,因为作者的目的并非要表现他们的生存苦难,而是要探寻西海固生命力中的核。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贫穷枯寂的土地上世代生息繁衍,其人生艰难、无奈,可却是坦然地活着?事实上,西海固人并非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所说的是“在苦熬”,尽管困难仍然与生相伴,但他们的内心同样有着面对生活时的超然与平静,“在缺少人类起码生存条件”的环境中,他们不自觉地寻求一种能超越不可为的现实,从而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自在解脱的生命支柱。贫穷既带给了他们人生的苦难,也孕育了不自知的精神狂欢,并使他们生存的艰难、命运的坎坷得到了消解。为了强化这一本质的发现,作者设置了烧三年纸的悲哀氛围,以求得以凸现,同时又选择了最为熟稔和擅长的儿童视角的叙述方式。儿童视角的选择及其心理的在场,不仅是一个叙述策略,它更体现为人物的乐观、智慧和平等思想,且富有喜剧色彩。作者对他们吃一块瘦肉的细腻展露,揭示的是他们不在乎到底吃了多少肉,而在于吃的过程的精神享受,只可意会不可道破的快感。在大人们跪迎纸火的肃穆中,他们却为着放鞭炮而欢快,啪啪啪啪啪啪啪……的鞭炮声,把他们带到了“美日巴”的“不知如何收场”的狂欢境界。纸火成了与死无关的东西,反倒觉得把院子打扮得新郎官、春天一样,而他们则像“两只叫春的燕子在纸火中穿梭”,盼着这纸天天烧下去。
狂欢和希望并存,苦难孪生了狂欢,也孪生了希望。希望使生命有了色彩,也使他们对艰难困苦无所畏惧,并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这便是生活馈赠于西海固人民的全部事实。烧纸比过年热闹,就期待着“爹啥时给我奶奶烧三年”,甚至天天烧纸,过和共产主义差不多的日子。娘说的:“如果你们做好事,你爷爷就会把钱偷偷地装在你的兜里,如果你们学坏,他老人家不但不给你钱,还要把你兜里的钱悄悄拿走,让你一辈子受穷,娶不上媳妇,盖不起新房,过不上好日子。”这既是娘的快乐生存哲学,更使阳阳和明明像一架印钞机般拓纸的动力,要像雷锋那样偷着做好事。看到炮手庄庄和改娃有享受肉菜的权利,就幻想着庄庄爷爷死了,改娃爷爷死了,去报名当炮手,而且把庄里要死的老头子算了个遍,“放完鞭炮,正儿八经地坐在他们家上房炕上吃肉菜了。吃完一年吃两年,吃完两年吃三年,直吃得嘴角流油,肠子撑破肚皮儿”。阳阳宁可相信拓的纸钱是真的,不仅可以拿去称盐倒油,而且钱子钱孙用之不竭。小说结尾阳阳的设想,实际上蕴含了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生命过程中对未来的幻想和希望,无疑是他们自由自在及精神狂欢的内在根源。
阳阳作为精神狂欢的言说对象,本质上是他纯真原朴的童心使然。在他没有受到世俗尘埃蒙翳的纯真的生命意识里,既没有世俗人生的卑陋琐碎,更没有衣冠社会的虚伪做作,一切都是生命中最常态自然、本真原初的体验。他的“我要女子娃的骚板子”与庄庄爷爷的所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内涵,丝毫感觉不到卑俗下流,倒觉得是对美好的期望。相对于成人世界,他感受不到死的悲哀和恐惧,所以就希望天天烧纸,这人死那人死,更希望自己明天就死。他未受传统文化劣质熏染的心灵,无法诠释成人世界的行为,只是以朴素天真的直感对待身边的一切。他不明白为什么纸只烧三年就到头了,更无法理解纸火“是骂人眼睛”的深刻含义,纸火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东西,还下跪叩头迎个屁。同样放了炮,同样是接引生,为何会上没定,就不能吃肉菜,而爷爷的舅家奶奶的娘家人吃的更是与其他客人不同。尤其想不通的是和自己差不多同样年龄的回缠,却像模像样地坐在房炕上,让人端吃端喝,说了句不平的话,倒挨了爹的一脚踢,并要和明明联合起来对付舅家,关于“媳妇”的争论,等等。在这些看似“无知”的细节描写背后,凸现的却是他生命的自然健康和纯真,既与文本中又与文本外的世俗社会的成人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其成为美好人性的象征。
(黄河文学网2006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