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详而又焦灼的发现与寻找
——评郭文斌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
◎田 燕
诗歌是对生活多元丰富性的有所发现和对理想生存状态的不懈找寻,是一种实现人类灵魂的安详存在和诗意栖居的最大可能。在尘世喧嚣的倦怠中和对精神家园的憧憬里,郭文斌的文字总是一再给我们带来某种冷静而清凉的惊喜。在新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中,郭文斌坚持了他惯有的“文字养心”理论,将诗歌统筹于郭文斌式的纯净空灵的语境之下,在独特的生活基础上观察、感悟和思索,发掘内心世界潜藏的无穷可能性,以此形成呼唤尊严和高雅的隐性抗争,竭力恢复人在物欲诱惑中始终持有自我节制的能力。这是在沉默压抑、物欲横流的时代为数不多的激越呼唤。
可以说,郭文斌营造的文字世界是润物无声的“渗透”式,而非排江倒海的“淹没”式,诗人“发现”与“寻找”的过程安详宁静而又带有几分无以言说的现代性焦灼,这是面临世俗物欲的诱惑和人间困顿的茫然时无法逾越的必然。
“眼睛”带坏了谁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写于1979年的这首小诗无疑是和“眼睛”有关的经典文学作品之一。在《我被我的眼睛带坏》中,“眼睛”作为主体,成了“发现”的象征,在诗人看来,看到、感受到、联想到的才是真实,即使这些可能是瞬间,却极具穿透力地反映内心一种真实的感觉、思绪。物欲对人心灵的侵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恰成为诗歌的空间。诗人把各种内心状态转变为可感的形象,把思想转变为眼睛的特权,同时在发现事物的时候发现并感悟到自己内心的空间。
诗人并非表情迟钝的看客,而是敏感的先觉者,首先发现他人习焉不察的现象和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却又不愿正视的或美丽或黯淡的风景。即使无法提供生命的典范,但也在持续思考,人应该怎样生存,应该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这也就形成一种特殊的诗人的视角,所以说真正被眼睛“带坏”的应该是这个首先发现世界的人。诗人的发现之旅可以从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时空开始,并且是以诗人看待外界和审视内心的视角。“眼睛”也是诗集的灵魂所在。“谁的眼睛被对面的窗户灼伤”(《月亮》),“给我惹下是非的/除过嘴/更多的是眼睛”(《久埋心中的鸟声被阳光唤醒》),“风口里只有一双/被流言篡改的/眼睛”(《位置》),“据说我就是在这时死的……没有挽歌/只有悄悄睁着的眼睛”(《怀念猫》),将“眼睛”还原到生活化场景中,眼睛就和心灵深处的独特意绪建立了关联。在《我被我的眼睛带坏》组诗中,给庄稼除草的“好心人”想起“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令箭的一夜盛开像是“放出的一窝兔子”,秘密是“除过屏障/还有房子/除过房子/还有黑”,事实上,草依然是草,令箭依然是令箭,秘密还是秘密,其间的区别只在于看待他们的诗人,而得到了不同结果,甚至情绪。“说话的人/为说话的人抬着棺材/走路的人/为走路的人提着鞋子/追赶花朵的人/被花朵追赶”(《广告》),“窥视者被窥视/图谋者被图谋……心疼,是因为时间的碎银已经花光”(《无人赦免》),我们隐约看到一颗忧郁敏感并且对外界有着某种焦灼恐惧的心灵。这种“发现”单纯而不乏复杂经验的涉猎,热情又保持超然冷静,以多种物象透视人心深处的种种永无止境、循环往复的困惑和束缚。
眼睛虽然“带坏”了人类心灵的宁静,但也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思考生命的不同方式,启发人们领悟生活,并且探寻在一切无法忍受的庸常困顿中有意义地生活的可能性。
永远在一起,又永远分开
生活永远在远方,人类的情感是一种生生不息却永远无法触摸的痛。诗人用眼睛发现着整个世界,也装载着整个世界的情感,他们追赶着美丽的风景,用一个单独的生命面对宇宙发出诗情洋溢的感叹。
诗人远离故土,却长时间对故土保持准确的记忆,故土记忆永远留在诗人心中,但不可避免地庄严退场为永远无法抵达和复原的彼岸,这也成为诗人欲罢不能的一贯抒写。故乡的荞是“粮食中的情种”,它“四月下种/五月绽蕾/七月开花/八月招蜂/九月引蝶/十月赴会”,连死“也是情意绵绵”(《荞》),这一系列洋溢生命本色之美的境界,成就了诗人内心一直希冀并眷顾不舍的赞美;米黄色黄昏里的小院,没有人,只有“两棵无名之树”,“背靠夕阳/睡着或醒着”,“比神话轻/比童话重”,古道“已经不是古道”,“亮闪闪的黄土小院/宛若一段米黄绸子”,“纤尘不染”(《小院》),诗人潜意识里把故乡小院拉到足以令我们观察的距离,实际上描述的是诗人久别于当下却又萦绕于内心的故土记忆,捕捉到了正在诗人视野里消逝的事物存在着的永恒意义的东西,体现诗人最后的醒悟和对于永恒家园的确认,这是对出生田园的皈依,也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慕。
同样,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情感的种种纷扰,对于情感,尤其爱情、婚姻,诗人的抒写节制、含蓄,淡淡的忧愁,永远的失落和从未止息的激荡不宁,在诗歌中久久挥之不去。“想你的人就在咫尺/你想的人在梦里”(《钥匙》),“爱情已经像杏子一样黄透”,“最终经不住成熟的重量/随风落地”,小伙子仍在“做着一个竹竿的梦”(《爱情报告》),或许人世的热闹或者相聚即使存在也是短暂,独自在家和不尽的寂寞是人间常态,平和的语气,忧伤而柔和的笔触又与中国诗歌哀而不伤的传统相通。“婚姻是一双鞋/儿子是一条鞋带/只要一上脚/鞋子里尽管有石子/也休想/倒出来”(《风流泪》),诗人纯用生活常见的“鞋”的意象对婚姻和婚姻中“不合脚”的摩擦形成隐喻,语调平静,不动声色地再现处于传统重负和现实失落夹击中的无奈心境和情绪。
此外,诗人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善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开掘。例如,“寻找脚印的人/迷失在脚印中”(《算术》),“舀走幸福的那个人/用的是最浅的勺子”(《地理》),“青草被兔子追赶/兔子被猎人追赶/猎人被故乡追赶/故乡被青草追赶”(《哲学》),这类诗歌与作为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卞之琳、废名等创作的“智慧诗”一脉相承,它们超越了逻辑,讨论主客体之间关系的相对性以及感性与智性的交融,全凭瞬间顿悟来表现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这是宋诗追求“理趣”的回应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某些艺术表达方式暗合。
诗人今夜无家可归
诗人的眼睛除了发现着外部世界,也会关注内心的某种紧张不安和焦灼,透过清浅冲淡的文字表面,传达现实人生的感遇和情怀及自我的迷失和找寻。也许由于他一直坚持文字应该给人以安详和温暖,所以他把生命中最真实的困顿压抑尽可能隐蔽在最后,而这一部分或许最令人无法释怀,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体现生命个体纠缠不清的真实。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路上流浪。”可以说诗人把自己作为抒情主体置身于诗歌中,抒发在失去与周围世界曾经有过的和谐后迷失自我又不懈寻找的心路历程。雪用“洁白的盛宴/等待自己/走失多年的孩子”(《在北京看雪》),在被花灯装饰的夜晚,诗人询问:“广播上说有几个小孩弄丢了/请问/其中可否有郭文斌”,在黑夜“一驾马车/找不见它回家的路”(《天意》),“在这个春天/我再次将自己弄丢”,“明天就是年了/可是我该怎么回家呢”(《广告》),“记不得从何而来/因何所往/眼看着天色一片片黑下来/却总是找不见回家的路”,“事实上/并不是你找不见回家的路/是你压根/就不想回家”(《羊皮筏子》),诗人在追求理想的路途中丢失了自己,被一种内在的困惑茫然纠缠困扰,精神的无所依傍使诗人不知怎么回家,也无家可归,或者说诗人真的“不想回家”了,甚至不知自己在哪里:“父亲落在雪中/母亲落在粮食中/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在《某个元宵的后半夜我从梦中惊醒》中,我们看到一位诗人在深夜披衣而起,朋友从地球“消失”,和妻子持续“冷战”,情人“移主”,“娘肯定记着我但是老家没有电话”,想唱歌却“记不起歌词”,拿起书才记起“眼睛患病”,“打开收音机但凡频道都拒绝表达”,让人感到生活的灰暗和压抑,也把这种真实告诉人们,告诉他们世界上习焉不察的悲哀。诗人长夜不眠的忧心几乎也发自我们的心灵深处,那是无尽的追求和希望,无尽的悲凉和寻觅。《中文系的小郭》这首诗歌里,语言不再有指向意义的所指,其表意功能滑脱。“起床就穿上一身形容词/然后洗掉一身疲惫”,“静静的顿河就从桌框里流出来”,“脱去一身方块字”,“躺在庄子上/逍遥而去”,这些诗句打破惯常的组合,意念的游走使不相干的语象连接,开拓了非常态的语言审美空间。《非梦经历》以一种超现实主义诗歌式的梦态冥想和沉思描写了梦一样的记忆,抒发生存中梦一样的景象,这是对现实生存的特殊把握,仿佛超现实的光亮撕裂生存景象,呈现背后的晦暗,刻画出人们找不到救赎与解脱的焦虑体验。
当然这些复杂隐曲的心态,大体从诗句背后的意绪中悟出,并非直接的倾诉,虽然这些诗句在表面呈现的闲适之中隐藏着还是一种欲说还休的落寞与凄迷。这些真实的存在感受因涉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评价而具有生命自省的意义。
诗歌是最后的方式
诗歌的真实生命力在于以最坦白的方式来言说内心,诗歌有时触摸的是心灵最为伤痛的地方。从小说集《大年》、散文集《点灯时分》再到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郭文斌最终选择了用诗歌来敞开心扉表达真实。心灵是生命个体最深入的部位,眼睛是心灵找寻的外化,而诗歌最能充分而直接显示诗人的内在的品格和追求,所以,诗是最后的方式,是人类至尊至爱的、能够在现实处境给人以慰藉、也是发掘现代都市人生存和个体生命内心最后的、并且是最熨帖的方式。
在诗歌这种形式中,诗人把真实的个人力量毫无保留地自然流露。诗人多次使用与“渴”、“寒冷”有关的诗句来表述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感受。“你冷/是因为/你盖着被子”(《语文》),“喜欢石头/是因为石头/不怕寒冷”,“车站很渴”是因为“站台上/总有一朵冬天的花/在等待雨”(《风流泪》),“我好像有点渴/可是很快我就忘了”(《非梦经历》),这是一种被困住被束缚的力量,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渴望,渴望温暖,渴望自由,渴望突围,渴望拯救,而情感却消耗在渴望之中,求而不得。“手被手占着/脚被脚占着/眼睛被眼睛占着/你用什么把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睛/拯救”(《拯救》),这里透露的是一种人生追求的困境,高扬而不能高扬的焦虑,其所问的也是诗人自己,我们很容易认为需要拯救的是那些“找钥匙的异乡人”、找不见路的“马车”、没有了“庄稼”的“游子”,“被花朵追赶”的人,“被眼睛占着”的眼睛,实际上也包括诗人自己,然后再是他们。
诗歌中大量提及各种“疾病”:“肾阳虚”、“眼睛患病”、“脚疼”,爱情也是一种“病”,其实都是心灵疾患。诗人内心走向封闭,对局部病态的失望暂时取代对人类整体病态的失望,在众人面前,诗人可能是救赎者,即使这种救赎脆弱而艰难。而在此时,诗人自己也在等待超验的情感降临,等待被治疗、被救赎。充当这一身份的可能是“郎中”,是“医生”,是“一个叫水的名字”或飞走了的“小水鸟”,但事实上,“谁也拯救不了我/因为它们/都是液体/而我/早已漏底”(《风流泪》)。诗人决绝地清醒着,是排斥了表面的喧嚣之后更为沉稳的焦灼,在道德和信念面前,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人的欲望无以宣泄,人的心灵备受束缚,人在新的环境中受到新的扭曲而产生了种种不可疗救的病态。
诗集除了《比思念更轻》《齐肩软枕》《爱情报告》和《非梦经历》四辑外,还有一篇颇具道家禅宗理趣的自序《怀念一位高士》和一篇倡言儒家向善求仁克己的“代跋”《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而在道家与儒家之间游弋的是郭文斌式的诗情。代跋中诗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并又告诉人如何解救,而且是以一种超脱的方式、高贵的境界和安详的神态去操作,这显然是对序言中和诗歌中疾病与治疗的一种回应,当然这种治疗是治标又治本的,亦即自我节制、回归一种形而上意义的诗情生存,人的心灵才不会被“带坏”。
诗有语境,在玄秘与安详之间,郭文斌以自己的风格给诗寻找了一个郭文斌语境。从书名到内容再到版式设计,这本诗集无疑是成功的。色彩是在表达某种本质的东西,在继《大年》昂扬喜庆的红色和《点灯时分》纯净雅致的白色之后,《我被我的眼睛带坏》选择神秘冷静的黑色作为封面主体色,宛如印象派画家把玫瑰色的天空画入作品,诗集封面也嵌入几点妩媚妖娆的玫瑰红作为生命底色的偶尔点缀,两种互补色之间的混合和反衬,就像黑暗吞噬着巨大的空间而微弱的一丝亮色颤抖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是否也透射着情感空间某种深重的压抑感?这与内心的真实或诗集题目本身形成一种对应和契合。
规避流行的轰响与喧哗,坚持朝向灵魂高贵的存在尺度,郭文斌一直在用安详明朗的写作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黑暗与光明之间的辽阔地带,这是心灵富有责任和信念并拥有新的可能性的最佳诠释。面对世俗的潮流,有责任感的诗人们依然在追寻安详的路上站在了高处,坚守着精神的高地而拒绝撤退。
(《现代生活报》2007年8月8日,《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