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色调世界理趣与距离

——郭文斌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解读

◎孙纪文

阅读那些有韵味的诗歌常常产生坦然的感觉。如今，这种感觉在阅读郭文斌新出版的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时又一次萌发了。

相比小说集《大年》、散文集《点灯时分》而言，《我被我的眼睛带坏》或许缺少了一点带有宿命式的禅定，但是诗集中那些跳跃的文字却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由于冷色调世界的存在和理趣的存在，使诗歌抒写又一次产生了别样的诗意。

一

诗人笔下的世界是灵性的世界，是自我意念下的世界，也是生存飘动的世界。它是梦境呓语，它是昨日玫瑰；它是夏天暑雨，它是冬月奇寒；它是乡愁别绪，它是爱情思念。但是，我更欣赏诗中把冷色调的世界呈现出来。无论是《在北京看雪》中的舞蹈姿势，还是《被花灯装饰的夜晚》中的油灯；无论是《谁能为我守住千年月光》中的月光，还是《某个元宵的后半夜我从梦中惊醒》的非梦经历，都是冷色调世界的冰山一角。在这样的冷色调世界中，物是人非，好景不长；春江秋月转眼即逝，爱情宣言如明日黄花。冷静之中使我们又一次感悟到眼前这看似认识又熟悉的世界，它不仅仅是温情的，更是冷漠的；它不仅仅是给予者，也是索取者；它不仅仅属于时间，更属于空间。

当然，诗人并没有把冷色调世界的颜色过分涂抹，而是添加了一些中性的颜料。于是，冷色调世界里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变化体现在：诗人笔下的冷色调世界可以变化为超越苦痛的世界。而一首《家书》则可谓是点化这一要旨之作，其中的一段写道：“大荒之年/打工的妹妹/成了老家唯一的庄稼/而我心里的露珠/早已结成火苗/今天/一个游子/什么都不做/只用雨声/书写家书。”诗人以现实的雨声慰藉故乡那贫瘠的土地，以致使冷色调世界成为不是特别无助的世界。

诗人笔下的冷色调世界可以变化为不必过于伤心的世界。冷色常常与伤心相连，但诗人笔下的文字告诉我们，不必久久地陷入伤心之事中而不拔。《中文系的小郭》最有代表性：“晚自习小郭上阅览室看杂志/也看看人/看杂志时很开心/看人时很伤心/很伤心是因为找不见那个红纱巾。”剧中人最终的选择是：“躺在庄子上/逍遥而去。”他超然了。

二

《我被我的眼睛带坏》不排斥理趣的来临。所谓理趣即利用哲理进行诗意盎然的抒写并颇有韵味。组诗《一棵名叫郭文斌的树》中挤满了理趣文字。如《烟花》：“以一千只眼睛/告诉人们/回头一望/是多么美丽。”

我读出两个层面的理趣：一是生活理趣，二是哲学理趣。我更喜欢那些蕴含着生活气息的理趣。如《无援》中写道：“我的手里是一首诗/父亲的手里是一秆庄稼/天不下雨/诗和庄稼/谁安慰谁。”我的回答是：生存第一。写作诗歌从事所谓的艺术活动，自然是高雅的事，但也属于生存之后的事。

诗人追求理趣是有点危险的事。因为古人早已经说过：“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意思是诗歌应该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但我以为，空灵是一种境界，而诗意的隽永有趣也是一种境界。只是不要将理趣写过头了，而成为一种理障。所以表达理趣，用笔必须有度。

三

写诗，包括写作，必须有“度”。这个“度”便是恰到好处。我不敢说这个诗集中完全做到了“有度”，但是我敢说诗人找到另一个武器来替代“有度”，那就是“距离”。

我说的“距离”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距离”。这个“距离”还属于诗人长期积淀成的一种写作观照方式。在《我被我的眼睛带坏》中，这种“距离”不仅使“冷色调的世界”呈现出多面性，也使“理趣”插上了艺术的翅膀。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这部诗集中，是“距离”将“冷色调世界”和“理趣”交织起来，从而让诸多的灵性文字出炉。

（《新消息报》2007年7月24日，

《宁夏大学报》2007年12月10日）

孙纪文　文学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论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