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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可能有些狂妄，在2005年之前，我是不看宁夏作家的作品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精力太有限了，名著都读不完呢，哪有时间读其他作家的书。有时实在需要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也是挑一些国内当红作家的作品翻翻。如果不是郭文斌，我的这种固执己见可能还要继续下去。2005年，有读者不断地给哈若蕙编审和我强烈推荐郭文斌的小说，哈老师让我找来郭文斌的作品看看。谁想一读，我就被迷住了。不夸张地说，在郭文斌的文字中，我得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阅读享受。为此，我成了出版郭文斌小说集的坚决支持者，也主动要求具体编辑这本书。果然，短篇小说集《大年》得到了读者和文学界的热烈欢迎，其反响及相关评论哈若蕙编审在郭文斌的散文集《点灯时分·后记》中有过记述。

因为《大年》热销，次年，社里又以精品书的形式推出了他的散文集《点灯时分》，从书市征订情况看，同样大受欢迎。之后，对郭文斌作品的跟踪阅读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前不久，在《银川晚报》上读到记者对企业家白云同志的访谈，当记者问到她最爱读什么书时，白云说她特别喜欢读的一本书是宁夏本土作家郭文斌创作的《大年》。她说在读《大年》时，能够使自己烦乱的心平静下来，心中会升起一种清凉和安详，有种难言的“大受用”。她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种难得的启迪意义，它能够把人对这个世界一闪而过的许多念头、思绪以及稍纵即逝的情感、体验都捕捉住，即使你的心锁已经尘封、锈蚀，你也会从一篇短章，一句心语中，找到那共鸣的部分。有时甚至会是一个字眼，都会突然开启你心灵的枷锁，拨动你的心弦，让你的灵魂为之震颤起来，从而高扬起生命的风帆。《大年》就是这样一本书。我想，关于《大年》，应该有无数像白云同志这样的知音。作为一名编辑，自己编辑的书在走进书市、课堂、床头的基础上，被像白云这些弄潮商海的其他领域，在我们看来无暇读书的读者作为自己最喜欢的书读出如此切肤的体会来，我的开心是自不待言的。可以坦诚地告诉读者，我对郭文斌文字的情有独钟，除了选题的需要外，更多的也是为了这样一种“大受用”。

在网上不时搜索郭文斌，我发现，《大年》和《点灯时分》的热度未降，他又在不动声色地给我们制造着一个个“意外”，仅我的收藏夹内就有：被新浪网读书频道评为中国边远地区十位实力派作家；《永远的堡子》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腊月，怀念一种花》被收进《百年中国经典散文》，被央视国际频道推荐为“影响过我的文章”；短篇《陪木子李到平凉》在《北京文学》组织的“2006年上半年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活动中被评为“最佳短篇小说”；散文《一片荞地》被《散文·海外版》以“特别推荐”栏目推出，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优秀散文排行榜”上榜作品。特别是刊自《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国内几家权威选刊全部转载，作为唯一的一个短篇获得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紧接着又摘得2003至2006年度“小说选刊奖”短篇第一名，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排行榜短篇第二名，在《北京文学》组织的“2006年下半年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活动中再次被评为“最佳短篇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专家和读者对它的偏爱。

读完《吉祥如意》，我和作者有过一次聊天，我说我感觉这个短篇更像一首诗，几年前曾在《人民日报》等报刊看过你的诗，这几年怎么不见了？他说在几种文体中，其实他最喜欢的是诗，因为诗是心灵的胞弟。也正因为如此，写得多，发得少。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是私密家产，能够拿出去发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是“诗”了。这种观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当我看完他同意拿出来发表的诗稿后，我在心里说，郭文斌是一个异数，他的身上有太多的“不可捉摸”，太多的“意外”。就在我还没有把他完全从小说家、散文家转换到诗人时，一天，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昨晚郭文斌在知塘书吧讲《论语》，真是棒极了，好多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过了几天，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录播时，我想，这是郭文斌吗？这是《大年》和《点灯时分》的作者吗？他怎么又干起这个活儿来了呢？后来一打听，他的初衷是为了支持银川的第一家书吧开张，才应宁夏电视台经济频道邀请去讲。匪夷所思的是，他没有讲《大年》，没有讲《点灯时分》，没有讲他的作家“走红”史，却去讲《论语》。

过了不多时，《于丹〈论语〉心得》上市，我的心里就“哎”了一声，当时自己怎么就没有抓住郭文斌的讲稿去做一本书呢？集中看了于丹的书后，就我浅陋的个人判断，觉得还没有郭文斌讲得“到位”呢，于是我就建议把他关于《论语》的讲稿作为“跋”收在诗集中。他想了想说，也可以，只是放在后面有些屈了孔夫子老人家，要说他才是真正的诗人呢。

看完讲稿，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诗集署名为《我被我的眼睛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