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多样性与自我的深度

——郭文斌《陪木子李到平凉》论析

◎李社教

西部作家郭文斌的小说温情、敏感、细腻，虽然因此少了一些阳刚之气，但其温婉与沉静并不指向软弱，而是指向对生命、自我和人生哲理的理解，并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显现出内在精神的深度。有论者认为，郭文斌“小说里没有时代感没有历史感。但这种历史感缺失是因为作家本人的主动放弃，他更愿意表现一种原始的、本色的、本真的东西。”^[1]这概括了郭文斌小说的一般特点。而《陪木子李到平凉》则显然是一个例外，其内在精神的深度恰恰与其所讲述的历史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在《陪木子李到平凉》中，被讲述的历史故事有三个，一是“我”（北隐）的一段“情史”，二是震湖形成的自然历史，三是官堡形成的人文历史。第一个故事是纽结，后两个故事是前者的展开和延伸，三者错综辉映，建构和深化着“北隐”的内在精神。

对那玉红的单向性的“情史”，是北隐个人化的历史，与其生命关联和精神关联最为深切。首先，它唤醒了北隐的性爱意识，激活了北隐的感性生命力，使北隐完成了由懵懂无知到情窦初开的心理跃进与转折。在此过程中，北隐的外在行为虽然有些出格（如逃学、跟踪、守候，等等），但其内在心智却由此走向成熟。在北隐的自我的构建中，这显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次，它唤醒了北隐的社会意识，促使北隐生长出改变自己的动力，并促成了他的一系列正常或乖谬地改变自身处境、夸张自身社会身份的行为（如立志考大学、找有地位的人电话聊天、让县委宣传部长来自己住宿的房间等），由此，小说中与历史感密切关联的时代感也随之隐约显露。再次，它唤醒了北隐的历史意识，正是在那红玉的身上，北隐“体会到更多的随和和经历一切之后的安详和平和”，这是在北隐的感悟中，能将震湖（自然景观）和官堡（人文景观）与那红玉的意向重叠的根本原因。简言之，北隐对那玉红的“单向性”的“情史”，不仅是浪漫感伤的爱情故事，不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无“目标”的眷恋，它决定了北隐的人生历程，同时在叙事者对“情史”的俯视性叙述和“我”对那红玉的仰视中，构建着北隐的心灵之旅。

与上述“情史”相较，震湖形成的自然历史与北隐的内在精神的关联虽然较为隐晦，不那么直接和明显，但它在北隐构建自我中的意义是不能忽略的。对于北隐而言，震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景观，震湖形成的历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亦即它们已不再是一种外在于北隐的存在，而是内化于北隐的精神结构之中，影响着北隐对生命的体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认，也影响着北隐的情感体验方式与道德判断方式。首先，“震湖是在举世罕见的民国九年海原大地震时形成的”，“那一刻，这里的山在走，湖就尾随着走的山炒豆子一样一个个跳了出来。再造用的是八点五度里氏的火力。那一刻，这片土地上，有二十三万人像庄稼一样被收割，其中有我的祖父，有我的众多亲人。”自然的灾变将震湖形成的历史与北隐家族的劫难史连接在一起，由此与北隐发生了更为深致的精神关联。所以当北隐“坐在湖岸上，看着周围茂密的芦苇，看着深不可测的湖水，我没有想到这些，没有想到我的祖父现在何处，没有想到那个扔石子的人是带着如何的表情做那个‘扔’，请原谅，我想到的是那玉红，想到的是她的那双眼睛”的时候，就有了“我是多么的大逆不道”的自责，这种“大逆不道”的自责表明，像眼睛一样的震湖其实就像眼睛一样时刻盯着北隐，它在北隐的内心世界中，增加了某种极为沉重的东西。或许，在仅属于个人的生命历史与情感世界中，自然的与种族的历史重负其实永远在场，这恐怕是北隐唯一的一次不对木子李“指鹿为马”、“正大综艺”的深层原因。其次，“想想看，在暴烈的阳光下，在连绵不绝的噼噼啪啪冒着火星的灼人眼睛的黄土丘陵群带里，镶嵌着那么一些眼睛一样的湖泊，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致。”北隐想到的是那红玉、那红玉的眼睛，这在表层意义上是“情史”的延续，而在深层意蕴中却在把震湖形成的历史和那红玉的命运叠合起来。岁月隐去了包孕于震湖的恐惧、惨烈、死亡、神秘，叙事者隐去了那红玉人生的艰难、辛酸和自杀的原因，使小说的基调平淡、温软，使北隐眼中的震湖和那红玉如“眼睛”一样“安详和平和”，但始终无法隐去北隐在震湖形成的历史和那红玉的命运中领悟到的真谛——“无常”。

官堡及其有关的历史，与北隐内在精神的关联同样较为隐晦，但它在北隐构建自我中的意义也同样是不能被忽略的。官堡是历史留下的陈迹，它的本意是用来防匪的，但在战乱时期，它的身份和功能却多有变化，或者是弱小者用以藏身的避难所，或者是强梁大盗据以危害四方黎民的巢穴；在和平年代，它完全失却了旧有的身份与功能，成了与牛羊荒草相伴的废墟，供人凭吊的苍凉古迹。对北隐而言，官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旧痕，发生在官堡中的历史暴力故事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奇闻轶事，它们在北隐自我的构建中，有着颇为复杂的心理意义。具体而言，其意义至少有如下几点。

首先，官堡不仅仅是北隐童年时期放牧和玩耍的场所，也是他想象历史的凭借。“小时放牛时，每次坐在堡墙上，看着浮萍一样漂在山的黄色波浪上面的官堡，想到备受匪乱之苦的先人，我的后背就发凉，就觉得阴冷的匪气，像烟雾一样笼罩着这片大地，就觉得共产党真伟大。”这表明，与官堡相伴长大的北隐，在官堡放牧的时候，也就是他想象历史的时候，并由此形成了他特定的历史观念及相应的情感体验。童年北隐在历史想象中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最主要的就是对历史的恐惧与感恩，由此显示出北隐已然形成了对历史的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其次，在与官堡有关的奇闻轶事中，北隐感悟到了历史暴力与生命激情之间某种隐秘的内在关联。官堡的历史主要是血与火的暴力历史，但就是在历史的暴力中，也有爱绽放出生命的美丽。譬如，有自然之母对弱小者的大爱，那从震湖里翻腾而起降雨解救村人的大鱼，就是自然之爱的精灵；再譬如，不顾自身安危下山偷水以救村人的私塾先生，同样是一位人间的至爱者。即使是杀人越货的土匪，也时不时显露出爱的温情，譬如土匪郭栓子就在解放军到来的前一个月，“把自己漂亮的压寨夫人偷偷送回娘家”，以使她能够活下来。生命的激情，可以将生命导向对他者乃至自身的仇恨与毁灭，也可以将生命导向对另一个生命乃至世间一切的爱与创造，历史就在生命激情喷发的多种可能性中变换自己的颜色。

再次，在北隐自我意识的深处，又一次地把承载着斑驳的历史信息而又归于宁静的官堡和那红玉融合在一起。“下山后，回头再看山顶的堡子，又一种奇怪地感觉莫名其妙地从我心里冒了出来，我觉得那堡子不是别的，正是那玉红，或者说，那玉红本身就是一座堡子。这样想时，记忆中的那玉红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堡子，包括目光。我不知道，这些堡子，和那玉红的身体的山水是什么关系，和她生命的山水又是什么关系，和那个看到这一切的‘看’又是什么关系。最后，我隐约听到了雨点一样的枪声，我同样搞不清楚，它和那玉红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想来，那身邮电绿，那声‘等一下’，那声‘欢迎再来’也是一种堡子的感觉，包括我的心，包括我。”在这段幻觉描写的文字里，官堡所沉淀的历史已经渗透到北隐个人的生命历史中，在某种意义上官堡已内化为他的心灵之堡；那红玉也不再是情欲的对象而被升华到形而上的哲理层面，和官堡一起唤起了北隐无意识深处的归宿感。

概言之，不论是与天灾有关的震湖故事，还是与人祸有关的官堡故事，它们虽然先于北隐而发生也先于北隐而存在，但它们就像北隐对那玉红的“情史”一样，都已在北隐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深深刻痕，成为北隐的自我的构成部分。笼罩北隐于其中的历史，最终内化为北隐个人生命中的历史，使北隐的自我精神获得了历史的深度。或许是这篇小说的叙事意图有些游移，或许是小说的禅思倾向过于浓厚分散了审视自我的目光，小说借助于“历史讲述”所进行的自我审视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即使如此，《陪木子李到平凉》依然还是郭文斌小说中自我审视意味最强的篇章。

（《作品与争鸣》2006年第6期）

【注释】

[1]张胜友等：《郭文斌短篇小说精选〈大年〉作品研讨会发言（北京）》，《黄河文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