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旧痕与心灵的幻象

——郭文斌《陪木子李到平凉》论析

◎李兴阳

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郭文斌短篇小说集《大年》中，《陪木子李到平凉》是格式颇为特别的篇章。在小说正题的上方，郭文斌出人意料地写下了这样几行字：“思考题：1.那玉红于我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又为什么让我在那个胡同口看到她？2.那玉红于木子李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又为什么让他从我口里听到她？”以诗行方式排列的这些文字，并不合小说通常的范式，它像是作者给自己拟定的创作精神指向，又像是给读者预备的读解路径。不论其用意何在，这些笼罩在小说正题之上显得有点“突兀”和“霸道”的“思考题”，把注意的焦点都倾注在那玉红、“我”（北隐，下同，不再一一加注）及木子李等几个人物之间的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上。小说的外在叙事形式，恰恰因了特别格式的有意遮蔽而处在“不见”的黯然境地之中。

“寻访”，其实是本文昭然“可见”的外在叙事形式。作家“我”与同道石书棋陪同北京来的编辑木子李去一个叫平凉的地方，寻访一座古旧而“雄伟”的“官堡”和一位“高傲而冷美”的女人那玉红。顺着“寻访”的踪迹，平凉如海的黄土丘陵，眼睛一样的震湖，防匪的官堡，便如卷轴的画那样在小说的叙事空间依序展开。“我”与那玉红的情缘故事，土匪与压寨夫人的故事，还有古堡的传奇故事，就在木子李的好奇追问与“我”的感伤讲述里，依次呈现在平凉山水卷轴的不同画幅中。历史，不论是民族的还是个人的，不论是宏大的还是私人化的，其留在北方苍凉大地上的旧痕与人们心灵深处的记忆，在这里相互映照，最终融为一体，就如“我”所产生的幻觉那样，“我觉得那堡子不是别的，正是那玉红，或者说，那玉红本身就是一座堡子。”至此，“寻访”的表象后面已然显露出精神探索的叙事用心。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带客人“寻访”当地风物，向客人讲述自己的情感故事，不过是一件极为寻常的人际交往事件，其用意也不过是试图以此获得进入某种特定序列的权力。但在小说叙述者的讲述中，探求“关系”之“真”的叙事意念，使“寻访”变成了探询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精神事件”。

在这样的“精神事件”中，“我”与那玉红的“关系”之“真”，显然居于优先反观自问的位置，即使在“思考题”的设置中，与它有关的题号也被规定为“1”。在小说叙述者温情而又感伤的讲述中，那玉红虽然居于近乎“偶像”的位置，她的身世、人生际遇及自杀之谜也备受“寻访”者们特别是“我”的关注，但她并不是“思考”的主要对象，其内在精神也因处于被讲述、被“猜测”的位置而不能自由地袒露，这使那玉红在与“我”的相互关系中，处于不对等的位置。就如“思考题1”所规定的那样，叙述者要思考的是那玉红于“我”有什么意义，而不是“我”于那玉红有什么意义，其重心不是那玉红，而是“我”，是“我”的内在精神构成，亦即“我”的“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形成，如黑格尔所言，是依赖他者的，是唯他者意识为前提的，“自我”离开了“外界的刺激”给予的“推动”，也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的活动。“我”的“自我”所依赖的他者，最重要的就是那玉红；获得“推动”力的“外界的刺激”，最重要的也是那玉红。若以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考量，那玉红就是“我”的“自我”赖以形成的心灵镜像。

“我”首先是以一个“欲望的主体”出现在小说的叙事空间。在拉康看来，“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要”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要，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要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小说中，“我”的欲望就是在与那玉红的关系中产生的，“我”的欲望就是对那玉红的欲望，而这种欲望首先与“性”及由此而生的“爱”有关。这一点，贯穿在“我”与那玉红相互关系的始终。

“我喜欢那玉红，却从来没有想过‘目标’，或者说是‘结果’，只是喜欢。”“我”虽然以这类柏拉图式的话语来矫饰自己潜隐的欲望，但在“喜欢”的背后，本然的欲望及其所要求的“目标”或“结果”始终没有离开过“想”，也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显露的机会。“我”在初次见到那玉红时，就被这位“穿着一身邮电服的大姑娘”的性别特征所吸引，“一看，我的眼睛就再放不下。老实说，长了那么大，我还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姑娘。那是一种霸道的漂亮，或者说漂亮得有些霸道。胸脯高挺，身体水直，像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军统特务。”在谈到这一段文字时，评论家牛玉秋女士说，郭文斌“写那玉红的那种美，他说像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军统特务，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我们小时候在几乎无性别的年代里，看到电影中军统女特务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感觉全都出来了。”这虽然谈的是小说修辞问题，但在“比喻与历史语境”的密切联系中，牛玉秋女士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小说修辞后面的历史内容与心理意识。就“我”的“小时候”而言，那个“几乎无性别的年代”正是盛行禁欲主义的“文革”时期，性禁忌使对女特务的“性丑化”成为传达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一种电影修辞手段，而高度类型化的“性丑化”恰恰突出了“胸脯高挺，身体水直”等女性性别特征，其“视觉冲击力”也正源自对性欲望和性幻想的刺激。由此可以推论，“小时候”观赏电影所体验到的“视觉冲击力”，使“我”的性欲望和性幻想与“军统女特务”这类“银幕镜像”纽结在一起，沉潜在内心的深处，成为认同异性他者的一种结构。意在灌输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电影修辞手段，就这样颇为意外地改变了“我”乃至同代人的“性感”方式。

当偶然遇见的那玉红与“军统女特务”这类“银幕幻象”具有相似点并相互映照时，亦即拉康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在“偶遇”的场合发生纽结时，被压抑的性欲望和潜藏的性幻想受到不可遏制的激发，对那玉红的跟踪、窥视、梦淫、接近、寻访、夸饰和唱《白牡丹令》，等等，就成为“我”舒张压抑、变相满足性欲望和实现性幻想的途径或方式。其中，“跟踪”及其并发的“窥视”最先发生并被从中学生的“我”一直到成为作家的“我”长期坚持，最后以“寻访”这种颇为矫饰而又合法的方式终结。“我”在跟踪和窥视中不断趋近欲望，却不能满足欲望，这种欲望受到外在的戒律，被压缩凝聚成为无意识，转换为梦境。如果说，跟踪和窥视更多地将欲望显露在外在行为上，而寻访又将之予以伪装使其变得隐蔽，那么，梦境则将潜意识深处的本能欲望暴露无遗。

在“我”跟踪并窥视那玉红的同时，“我常常做一个梦，梦见自己一夜间长大，手上举着一把毛主席亲自给我的三八大盖，从众人堆里找到那玉红，顶着她的后脑勺，把她押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任我处置。要不就是有许多人找那玉红谈对象，她就是看不上，她只看上我。大家说他还够不着你的奶子。那玉红说，我就喜欢他够不着我的奶子的样子，我只要他够着我的腰就行了。”在这段具有戏谑意味的叙述里，梦境有两种，其一具有极强的性虐待与性暴力倾向，其一则是性变态心理的袒露。就前者而言，其在戏谑中透露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暴力话语对“我”的性暴力幻想的植入及后者对前者的移用。“那时”的“我”只不过是尚未成年的中学生，梦境中的拿着三八大盖寻找、拘押和处置自己的欲望对象这类性暴力行为，显然不可能来自实际经验，只可能来自于有关战争的“历史讲述”，其中又以战争电影的“银幕镜像”为压抑中的性暴力幻想所移用的主要资源。移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暴力话语，不仅是弥补经验与想象的匮乏，更主要的是将性暴力幻想置于代表菲勒斯（phallus）的权力话语中，使其合法化。所谓菲勒斯，在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原有的生理学内涵，成为一个“超验的能指”，决定着一切秩序的意义。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既是一套表达终极所指和权威真理的意义系统，又是一套由确凿的词语构成的话语系统，即如伊格尔顿所说，“拉康所写的象征秩序实际上是现代阶级社会中家长式的性别和社会秩序，围绕着阳具的‘抽象表现符号’而构成，并受到父亲体现的法律所支配。”在“我”的性暴力梦境中，用以实施暴力的“三八大盖”是“毛主席亲自给我的”，而在“我”这一代人所认同的象征秩序中，“毛主席”就是权威真理的最高体现者，这就使受社会道德法权压制的性暴力得到了突破限制的最高许可，从而获得了实施的合法性。由此，梦境便有了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仅在于显露了“我”的本然欲望的强烈，也不在于揭示了“我”这一代人所认同的象征秩序中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还在于昭示了“我”试图与权力话语达成共谋的心路，即要获得匮乏的满足，就需获得权力话语的允诺，而只有把自己纳入特定的权力话语中，才能以权力话语赋予的力量去实现自我的欲求。

就“我”而言，梦境中的性暴力是不会在现实中实施的，梦境所暗示的实现自我欲求的另一途径即把自己纳入特定的权力话语中，则成为“我”不断趋近欲望的主要行为方式。亦如拉康所说，欲望具有干扰和震动的力量，“我”在与那玉红的关系中产生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的巨大动力。在此动力的推动下，“我”有了构建“理想自我”的系列行为。

在“我”构建“理想自我”的心路历程中，有两次“立志”至为重要。第一次“立志”时，“我”还是中学生，在偶遇、跟踪、窥视并试图接近“军统女特务”般的那玉红时，“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下，挺着长长的脖子，目中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志向”就是在这时立下的，“我给自己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的是自己将来能够配得上她，能够有资本和她对等。而那时的我觉得自己连想一下她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喜欢了。”受此激励，“我”如愿考上了大学，成了“城里人”，当上了“作家”。第二次“立志”时，“我”已成了作家。再一次偶遇多年不见的那玉红并又多次追踪她后，为了在她面前抬高自己，“我”特意哄来宣传部长，“将部长送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她，她的目光中确实有了几分重新打量的意思。我为此很得意。”临告别时，“我”不仅赢得了那玉红的一声“欢迎再来”，“我甚至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几分依恋和类似于感情的东西。后来，我不止一千次地回想过那个片断，那个生命盛开的片断，不止一千次地陶醉。”于是，“坐在回家的班车上，我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说，一定要把事情做大，做大，献给‘欢迎再来’。”而“我”这次陪掌握发稿权的北京编辑木子李到平凉，寻访古堡和那玉红，其意也正是“要把事情做大”，以成就理想的自我形象。简言之，“我”构建“理想自我”的两次“立志”都与那玉红有关，甚至都直接与那玉红看“我”的“目光”有关。如拉康所言，人的无意识的自我只能在他者的目光中看到自己的欲望目标，“我”就在那玉红看或不看“我”的目光中，不断看到自己新的欲望目标，由此无止境地趋向于理想自我的幻影。即使这个幻影始终是人的本源性的缺失，始终是一个外在的他者，“我”也在它的诱导下，逐渐超离“我”在现实中扮演的乡村孩子、中学生、大学生、城里人、作家、名作家等角色，不停地寻找和塑造着心目中那个理想自我的形象。

其实，那玉红的目光，不仅仅是那玉红的。社会道德法权、社会舆论、邻里同事等所构成的宏大而精细的系统，它就像目光一样时刻凝视着人的行为。在这种凝视中，人的本我力量只有循着它所允许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部分欲望，也就是说人必须与这些权力话语妥协，才能得到他人的肯定。如福柯所说，“要获得进入特定序列的权力，就必须以屈从为代价：必须进入赋予权力的话语，受这种话语的控制。”“我”的两次“立志”及为此而付诸的种种努力，已使“我”成功地获得了“进入特定序列的权力”，获得了这一权力系统的承认，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为了获得这种“改变”，“我”确实如福柯所说，付出了“屈从”的代价，成了他人目光下异化的自我。譬如，“我”借权力话语给予的“高考”这条社会通道，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当了“作家”，但社会地位依然不够高，出差到那玉红工作的宾馆住宿，只能住西楼，“我为自己住到西楼感到极没面子。西楼（专供平民住的）是个标签，它强制地体现着你的身份和地位。”于是，“我”以西楼房间里没有电话为借口，“没事就到楼层服务台打电话。尽量找那些有地位的人聊天，尽量把事情说得十分重大”，借此在那玉红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份。对这类“过度屈从”，“我”有所察觉，也有所不满，批评自己“是多么虚伪”，但总体上看，“我”对于自我的“屈从”缺乏必要的反观自省，对自我的异化也就显得有些浑然不觉。

比较起来，在“屈从”之外，“我”对于自我的虚幻性则有较为清醒的体认。如拉康所说，人是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人的一生就是持续不断地认同于某个特性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而自我的形成及其内容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直接和可靠，其第一步就是建立在“镜像”这样一个虚妄的基础上的，在以后的发展中，自我也不会有更牢靠更真实的根据，这不能不导致虚幻，导致异化。在“我”的自我的形成过程中，内在的空无、缺失使“我”把自己的欲望寄托依附在作为幻想对象的那玉红身上，随着生命过程不断往前流转，那玉红始终处在“我”执迷的妄念中，主体捕捉不到，使得“我”的渴望无法实现，内心的空缺无法被填满。当“意料之外”的“死亡”取消了那玉红的现实存在时，她才作为空无得以确立，成为“我”心中缺失的象征。对此，“我”借木子李《岸边的日记》中的两段文字作了极为形象的阐释：“我们被一条河拦住，河水汤汤，车子不敢贸然开下去，我和北隐下河，脱鞋，试水深浅……”“站在此岸，用青草擦鞋时，我突然看到，河水以一种少见的从容向远方流去……”其实，这两段文字所隐喻的意义只有一句话：那玉红在河的那边，我在河的这边，而横亘的河流是难以逾越的。同样的意思，在预备送给那玉红的诗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达：“如果说/你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却为何/兀自凋零/如果说/你不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却为何，要落在我/晚点的目光里。”相互质疑相互否定的诗句，极为深致地揭示出那玉红与“我”之间的“在”而“不属于”的精神关系。

概言之，在“我”的自我的形成过程中，那玉红具有向内与向外两个指向与功用。向内，那玉红催动了“我”的欲望的产生，“我”的欲望就是对那玉红的欲望，“我”从欲望出发将妄念中的那玉红形象据为“自我”，最终导致虚幻。向外，“我”对那玉红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动力，由此有了构建理想自我的种种行为，但最终导致“屈从”和“异化”。“我”对自我的虚幻性，有清醒的体认；对自我的屈从和异化，则缺乏必要的自觉。因此，“我”对自我精神成长的审视，还处在未完成的追问中。

在郭文斌以“我”为叙述者的短篇小说中，《陪木子李到平凉》是与作者最为切近的篇章。在“纪实”体式与情爱故事的表象背后，作者通过“我”所倾力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精神成长”的故事，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关于心灵的故事，历史的旧痕与心灵的幻象在这里凝聚为可以不断“寻访”的梦境。评论家牛玉秋女士说，郭文斌的小说是一种“有多种可能性的小说，因为我们看小说，好多小说都是这样，他提供的是一种在因果链条上的一种或是两种可能性，而郭文斌的小说他是有多种可能性，这种多种可能性首先是来自人性之谜，在这本集子中不论上下，其实都是一致的。”《陪木子李到平凉》也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本文所选择的仅是其中的一个津渡。从这个津渡出发，有可能趟过精神之河，逼近郭文斌心灵的彼岸。

（《作品与争鸣》2006年第6期）